沈醉回憶錄 · 王耀武謹言慎行 龐鏡塘循規蹈矩
我剛從重慶戰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戰犯管理所時，編在第二組。學習組長是第六十六軍軍長宋瑞珂，生活組長是第十軍軍長覃道善，同組的有十二兵團司令黃維、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軍軍長韓浚、第七十九軍軍長方靖等十來個人。我只認識王耀武。「八一三」上海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師長，率部在上海附近的羅店前線抗拒日軍。我那時是軍事委員會派往羅店、瀏河前線的隨軍情報組組長，經常帶著組員到前線各駐點調查、了解情況，每天向上海和南京發報兩三次。
王耀武的師部駐在前線一個小村內，他與戴笠一向很好，知道我們在前線的目的，是為蔣老先生搜集情報，所以非常客氣。當時所有在羅、瀏前線作戰的師部都給情報組裝了軍用電話，每天把他們打勝仗的消息告訴我。我馬上派員前去實地看過，才敢上報，怕受他們欺騙。遇到重大事情我們親自去調查，經常在王的師部和他的副師長李天霞一道吃飯、聊天，所以和王熟識。在戰犯管理所他看到我後，很高興給我介紹與其他的人認識。第二天，吃過早飯之後，他忽然回到組內來傳達當天上午的學習內容。我很奇怪，他和我們一樣是第二組的成員，怎麼由他傳達學習項目？我因初到不便多問，但由於好奇心，下午我就打聽到了。原來學習小組長之上還有一個學習委員，直接由管理所負責人領導，王耀武就是學習委員。但他平日還是在小組內與我們一道學習，每天學習完畢，由他召集各學習組長開一次碰頭會，各組長向他匯報學習情況，由他匯集以後去向管理所的領導匯報。
王耀武（左）和鄭洞國（右）
我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相信他，他是不是能如實地去反映情況呢？很快，這個問題就得到了答案。他的確是認真負責如實地反映問題，不僅得到領導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學」的信任。這裡得插進一句，為什麼在戰犯管理所的戰犯彼此都稱呼為「同學」呢？這可能是由於要提高戰犯們的自尊心，讓身居獄中的戰犯忘記自己是在坐牢，像在什麼訓練班學習。因為按照舊的老習慣，監獄裡犯人們都彼此稱呼為「難友」，以示是患難中結識的朋友。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共管轄下的監獄中，禁止再稱難友而改稱「同犯」，意即同是犯了罪的人。戰犯管理所成立後，讓戰犯們互相稱呼為「同學」，雖然還沒有得到自由，這也算是一種「安慰」吧！
在舊社會中的王耀武，是拔尖兒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與發財的本領。他是黃埔第三期畢業生。黃埔一、二期學生中，胡宗南這樣突出的人也是少數，像他這樣身兼一省的軍事、政治要職的第三期學生，還沒有第二個。他原先是上海泰康餅乾公司一個學徒，由於手笨嘴笨，不討人喜歡，經常受人欺負打罵，他便憤而去廣東投考黃埔軍校。畢業後，他慢慢地領會了一套升官發財之道，爬得很快，特別是當他爬到了師長一級的高位能經常與蔣老先生接近時，他就比一般人都能得到蔣的重視，主要是蔣身邊的人他都有一套拉攏收買的巧妙方法。
王耀武送禮與一般人不同，能當著許多人甚至蔣老先生的面，送人家東西而不被人發覺。他在抗戰時期，許多人生活困難時，他往往利用他駐守的防地大搞走私等活動，賺了不少的錢，對直接領導他的上司身邊所有的人都去進行收買。其方法之妙，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當時一支派克自來水筆或一隻瑞士的高級手錶，是人人求之而不可得的貴重物品。他每次去參加什麼高級會議或去晉見什麼大官時，身邊總是帶上幾支派克金筆和高級手錶。他要送東西給對方時，往往當著許多人的面，向這人借自來水筆與手錶，說是自己忘記帶，等到散會或臨走時，便把自己帶去的還給別人。為了怕對方發覺不是自己的而拒收時，他會把上面貼的一張很小的「王耀武敬贈」的字條讓對方看一下，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地收下了。
據他告訴我，即使當蔣老先生、何應欽等在一起開會時，他的這一戲法也一樣在這些人面前玩弄過。所以這些人身邊的親信除了會給他說好話外，最方便的是他送去的文件很快便可批下來。他在上海泰康公司當學徒受氣的事，他一直沒有忘記，等到他發了財之後，便把這個公司買下來，由小徒弟變成了大老闆，這是他認為最得意的一件事。由於當官而經商，發的橫財不少，所以生活也很考究。他自己常說，太多享受也給自己帶來了想像不到的麻煩。
1947年萊蕪戰役中，他指揮的六萬多人被殲。不久，濟南告急，他在共軍將濟南層層包圍之下，還帶著一個副官化裝為小商販逃了出來。他是山東人，地形熟，語言方便，他知道若向前方逃跑，不容易通過共軍的防線，只有向相反的方向逃才能逃到青島或煙臺等城市；再想法從海上逃難到別處。
用進口手紙解大便露出破綻
當他一路無阻逃到離濟南相當遠的一個小鎮時，因為要解大便，他的副官便從身上掏出經常帶在身邊、他用慣了的外國進口的手紙。當地老百姓解大便時，一般是用一根小樹枝，甚至用一塊瓦片或土塊擦一下，很少用手紙，也從沒有看到過有人會用那樣雪白柔軟的紙去擦屁股，都暗地感到驚異。當然，這種事很快就引起了當地解放軍的注意，便把他和副官分開，加以盤查，破綻便露出來，於是他就被作為高級戰俘而送入了監獄。後來三野在蘇州成立解放軍官訓練團時，他被送到那裡去集中管訓。
當時各野戰軍對待戰俘，在管理和待遇上有些不同，以陳毅、粟裕領導的第三野戰軍區待遇最好，用的名稱也很使戰俘們滿意，它和解放軍軍官訓練團只少一個軍字，稱為「解放軍官訓練團」。待遇與解放軍戰士一樣。最差的是林彪領導的四野，他把俘虜到的國民黨高級軍官如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與幾個軍長都送到最冷的佳木斯，嚴厲看管。而華東的三野則輕鬆得多，開始時王耀武並不老實，他還是利用身邊帶的一些錢，以及僅有的手錶、金筆一類東西，繼續搞他那一套收買拉攏手法。
有一次，他在理髮時，由於他一向很大方，那位解放軍的理髮員便悄悄地告訴他，那個解放軍官訓練團不久要搬到濟南去了。王得到這個消息，馬上做好搬家準備，並把這消息告訴了一些熟人，當然很快就傳開了。這一下可把訓練團的領導嚇壞了，因為把這1000多名俘虜軍官長途轉移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作，事前是絕對保守秘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這麼多的人要是在路上暴動起來，問題就很嚴重了。所以馬上追查，一直追查到了王耀武頭上，他不得不如實說出這一消息的來源。當局除了對那個理髮員嚴加處分外，對王耀武也進行了一次嚴重的批評，雖然沒有對他處分，也使他嚇壞了。
領導上警告他，一定要老老實實接受教育改造，不能再把過去那一套拉攏收買的辦法使出來；並且特別提醒他，千萬不要忘記，1934年，他擔任陸軍補充第一旅旅長時期，在江西與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第十軍團作戰，軍團領導人、紅軍著名將領方誌敏和第十軍團二十一師師長鬍天陶都是被他活捉後處死的。這樣大的一筆血債雖然不要償還，但總不能忘得乾乾淨淨。他聽了這一番話後，十分害怕，如果因他泄露解放軍官訓練團搬遷的消息，而連過去這一件大血債也一起清算，肯定必死無疑。他幾乎有好多天寢食不安，天天在提心弔膽地等待對他的審訊。可是，一直到從蘇州平安地遷移到了濟南，一路上沒有發生過什麼問題，也再沒有人找他談話，他才慢慢地安下心來。從此以後，他便決心痛改，領導上對他也很稱讚，認為他真正做到了「錯而能改」。
有人想搞垮王耀武取而代之
1956年，從濟南解放軍官訓練團挑選被俘的高級軍政人員時，他自然也被挑選到北京戰犯管理所來進行「加速改造」。由於他已表現得很老實，北京戰犯管理所的領導便指定他當了學習委員。儘管他處處謹言慎行，不敢亂說亂動，也從來不發半句牢騷而越來越得到幹部們的信任和同學們的尊敬，但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這麼多聚在一起，總有不少人對他這個委員眼紅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但由於他事事謹慎，從不亂反映問題或欺上壓下，找不到推翻他的毛病。最後，還是有人不斷向所領導和管理人員反映，說他白天裝得老老實實，夜晚睡著做夢時，經常咬牙切齒地痛罵什麼「俺操他」、「奶奶熊」等，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間的憤懣，在夜間控制不住而發泄出來，說他是外裝老實，內心仇恨共產黨，不是表里如一。
儘管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個人去反映，領導上還是信任他，沒有半點撤換他的意思。有個別急於想取而代之的人，竟當面去質問管理所的領導，得到的答覆也很使他們失望，一是從來沒有發現王耀武弄虛作假欺騙領導；二是始終如一任勞任怨，勤勤懇懇，沒有理由撤換他；三是夜間說夢話，並不能說明他罵人是罵共產黨，也可能是種生理上的習慣，加上管理所的幹部沒有聽到他在夢中罵過人，因此一直沒有調換他。
我和他在戰犯管理所相處的時候，我曾問過他，你這麼謹慎的人，為什麼1947年2月間山東萊蕪戰役中會打那麼大的敗仗？他說這完全是李仙洲指揮失當，那麼多的軍隊鑽進了被解放軍包圍了的吐絲口，就像《三國演義》中孟獲鑽進了葫蘆谷一樣，進不得、退不能，弄得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靠空投能維持幾天，結果全軍覆沒。
左起：康澤、沈醉、王耀武、王耀武之侄
他說：「我一生中被蔣老先生罵得狗血淋頭的也是那一次。戰爭失敗後，蔣親自飛到濟南，事先不告訴我，怕我靠不住。他到了濟南在空軍基地叫人打電話找我去，我還以為是南京派了什麼高級人員來了。等我趕到機場，一看是他氣哼哼地站在那裡，我的兩條腿便一直哆嗦，我怕他當時槍斃我或把我帶回南京處分。結果，他只瞪大眼睛狠狠地痛罵了我一頓。現在想起來我都有點害怕。只要他嘴裡多說出兩個字『槍斃』，我就會一命嗚呼了。」
龐鏡塘與人爭論「C.C.系」來源
由於王耀武得到了戰犯管理所對他的信任，所以，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戰犯中就有他。這對他來說既是好事，又是壞事。因為他過去做生意賺的錢太多，而且大部分是由他妻子帶去香港，他特赦後，一再希望妻子回來，結果出他意料，她竟和他的一個副官一口氣跑到南美洲去歡度晚年而置他於不顧了。王得訊一氣之下，馬上手腳發抖，幾乎當場死去，雖經搶救，也變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遲點出來，也可能還多活上十來年呢！
北京戰犯管理所除了在各學習小組長之上有一個學習委員，還在各組的生活小組長之上設有一個專負責生活的生活委員。此人姓龐名鏡塘，也是從山東濟南解放軍官訓練團挑選到北京戰犯管理所的。他是被俘虜的國民黨黨官中級別最高、資格最老的一個。
龐鏡塘不僅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而且是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負責山東黨務工作。剛解放時，有許多解放軍的領導人弄不清楚，以為各省市國民黨黨部的書記長是當地國民黨的最高負責人，甚至到成立戰犯管理所時，也把幾個省市的國民黨的書記長挑選出來。實際上，國民黨各省市的最高負責人是主任委員，書記長是主任委員領導下的高級幕僚，等於部隊的參謀長、機關的秘書長。有些省是由省主席兼主任委員，書記長的權力雖然大一點，但重大事件還得請示主任委員。20多個省與直轄市解放後，雖有不少書記長被俘，而省的主任委員被俘的只有龐鏡塘和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曾擴情兩人。
龐是國民黨內最有實力的C.C.系的骨幹分子之一。在戰犯管理所中，許多國民黨的高級軍政人員常常說：C.C.是指的陳果夫和陳立夫兩兄弟的小組織。只有龐鏡塘一人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他不止一次和人辯論說：C.C.兩字，應當是指1927年8月，蔣介石被迫下野後，南京的中央政權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把持，並勾結李烈鈞等組織了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把持國民黨；蔣介石在去日本之前，除秘密指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朱紹良，把大批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密切聯繫好作為他「東山再起」的實力外，還秘密指使陳果夫等，把留在上海和江浙的國民黨中上層骨幹組織起來，成立一個「中央俱樂部」以反對南京的「中央特別委員會」。這個俱樂部的房子，便是龐鏡塘在上海的公館，因為中央俱樂部的英文譯名為：「CENTRALCLUB」，所以簡稱為C.C.。
1927年12月，蔣介石由日本回國復職後，南京的特別委員會垮台，蔣介石便自己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由副部長陳果夫負實際責任。到1929年，陳果夫的胞弟陳立夫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也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央黨部的秘書長，二陳在國民黨內的勢力才越加擴展，把過去國民黨內的所謂「蔣家天下丁家黨」——指丁惟汾，一變而為「蔣家天下陳家黨」。由於陳的英文是CHEN，有人便把二陳指為C.C.。而中央俱樂部除二陳有相當雄厚的實力外，國民黨實力派中還有張勵生與朱家驊也是中央俱樂部的重要負責人，朱家驊還曾取代陳果夫當過中央組織部長。他這一番話，雖能使得一些人相信，不過反對他這一說法的還是大有人在。為了這個問題，在戰犯們閒聊時是發生過多次爭論的。
被咒罵，比作認賊作父的石敬瑭
龐鏡塘的父親是清末的大官，所以家產不少，除上海、南京、濟南有大公館外，北京絨線胡同也有一所大院。他是大少爺出身，吃喝玩樂、詩書字畫無一不精，由於他是黨棍子，知道階級鬥爭的厲害，所以他在濟南解放被活捉後既沒有像許多高級將領一樣準備自殺，也沒有敢隱瞞身份，而且，在被俘後，還處處小心翼翼，一般人對他的評語是「循規蹈矩」。他從不背地裡發牢騷，所以被指定當了負責生活的委員。他和王耀武兩人有一間小房子作為他們的工作室，各組學習組長與生活組長有事開會或碰頭，便在這個房間內，別的戰犯在他們不開會時，也可以去這裡與他們聊天或反映情況。
龐鏡塘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所以這個房間的桌上放有墨盒毛筆，他平日和人接觸，總是先笑一笑之後才用不流利的北京話和人攀談，很少看到他發脾氣。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幾年中，只發現他生氣過兩次。一次是不知道是誰在他桌上寫了幾個字，他看了氣得跳了起來，並且向管理所領導反映要查對筆跡，看是誰寫的，非要處分這個人不可。原來在他桌上寫的是這樣幾個字：「前有石敬瑭，現有龐鏡塘，現鏡塘想學前敬瑭，可惜學不像！」他大發雷霆，請求追查；同時，我也發現他一個人伏在桌上淚痕滿面。
當時我曾勸慰他不用計較，他哽哽咽咽地小聲說：「我是一心一意為同學們服務，而卻有人把我比作認賊作父的兒皇帝石敬瑭，怎麼不傷心！」他一再請求領導上給他做主，一定要核對筆跡，看是誰這樣惡毒地咒罵他，可是沒有得到管理人員的支持。他們感到要100多人寫字對筆跡，這樣大規模地興師動眾，沒有必要，以後留心慢慢地查查就行了，結果不了了之。但他一直耿耿於懷。
還有一次，不知道是誰，把他種在他工作室里的兩盆山鬍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開水，等他發現這些東西蔫了的時候，已無法起死回生了。為此，他也發過一次大脾氣，說幹這種缺德事的人太可恨了。監獄中這一點點盎然生氣都被燙死，真是沒良心的人才做得出來。他知道我過去當過偵緝大隊長和稽查處長一類偵探機關的領導，便請我給他「破案」。
我說早不幹這行了，這種案也不必去破它，而要反躬自問有什麼地方使同學不滿才是要緊的問題。他聽了我的話琢磨了好久，才恍然大悟，認為他確有些地方得罪人。特別是一到冬天，每一個大的寢室內（可住十人左右）都是把取暖火爐生在房內，小寢室（可住四五人）的火爐是生在胡同走道上，生在房內的火爐是由房內的人輪流負責在半夜起來添煤和經常看看是否滅熄了，如果爐火不旺，一定要用一根鐵棍去通通。管理所為防萬一，所有通火鐵棍、鐵鏟等都只有一套，交由龐鏡塘保管，用時去找他要，絕對不準留在房內。一是要輪流用，二是防止發生意外。有些人怕半夜起來麻煩，一借去就不還。龐便一等用完就拿走，有些人對他這種一點不肯與人方便的做法反感很大。
還有時在分配日用品等方面，也有人對他有意見，認為他不公平。這些瑣碎小事，過去這些大官們連想也不會去想，今天卻斤斤計較。因此，他這個生活委員就為這些小事得罪不少的人。
他平日很少和別人談知心話，這可能是由於他膽小的緣故吧！有一次，他在別人談在台灣的家眷時，不留心說出他的妻子是台灣的「國大」代表。當別人進一步想打聽她的情況時，他馬上改口談別的事。可是不難看出，他內心裡是非常苦悶的。有時一個人坐在他那間工作室里，既不看書報，也不寫東西，而一坐就是默默無言地坐很久很久。
我每次給他理髮時，他總是特別提醒我，留心不要碰掉他腦門頂上稀稀疏疏幾根灰白頭髮。我常開玩笑地說，沒有這幾根頭髮，禿禿的腦門，就更像一位大學教授了。他每天對鏡理髮時，總是那麼小心翼翼。許多人都笑他是「惜發如金」，他往往也笑著回答：「我看它比金子更寶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