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失人和靈官掃台 缺地利將軍送終

管理所的領導人也估計到戰犯們在一起愛談過去，也從來不禁止，即使有人去匯報了，也只在集合講話時告訴大家，少談過去，多談現在，以及認真學文件等一套官樣文章。而私下閒談之風，可以說直到戰犯管理所宣布結束時止，也沒有中斷過。 戰犯們幾乎每個人都有不少「過五關、斬六將、誅顏良、斬文丑」的得意事，否則怎麼能爬到那種高高的職位。不過幾年間經常談，別人也漸漸聽厭了，所以有時也把自己「走麥城」時的不體面的事談了出來。我認為這些是值得把它多寫出來一些的，也是當時我聽起來十分感興趣的。 樹倒猢猻散，王陵基狼狽出逃 曾任江西、四川兩省主席的四川老牌軍閥王陵基，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他不但愛談過去得意的事和倒霉的事，連他被女人把兩肩咬得流血的風流往事也愛大談特談。這個人的一生真可寫成一部長篇小說。他是清末舉人，文學有相當深的根基，被清廷送往日本學軍事。回國後，在四川武備學堂當教官，四川大軍閥劉湘便是他的得意門生。不過劉湘的官運比他亨通罷了。到後來，這位老師反而成了自己學生的部下。 劉湘統治重慶、璧山等地區時，他便擔任重慶衛戍司令。他常常說：「巴壁虎」地盤開始不大，可慢慢地發展起來，他是出了不少氣力的（重慶舊稱巴縣，劉湘占有重慶、璧山時，四川人都叫他為「巴壁虎」。川中習俗稱四腳蛇為「巴壁虎」，而劉湘鎮巴縣、璧山為一方之虎，故名）。王陵基在劉部之中一向驕傲自大，看不起人，再加上他在北洋軍閥時有過什麼將軍頭銜，一般人把他列入四川八大將領之一。他很不高興，認為他的資格比別人都要高些。他愛殺人，特別是他擔任重慶衛戍司令期間，殺人最多。任劉湘部第三師師長駐在萬縣時，也殺過不少人。所以，重慶和萬縣老百姓都背地裡叫他「王靈官」，意思是罵他凶神惡煞。 王陵基 王陵基在重慶任衛戍司令時，有天坐著八人抬的大轎上街巡查，看到幾個中學女生牽了一條狗正迎面而來，狗的頸上掛了一塊「王靈官」的木牌。他一怒之下，便叫隨從的馬弁（衛士）用駁殼槍插進這幾個女學生的下身，直到這幾個女學生下身流血，痛得在地上亂滾，他才叫住手。這說明其人之殘酷。他平時見客，總是軍服整齊，腰杆筆挺地端坐著，使人望而生畏。據他自己告訴我，那種裝模作樣的日子並不好受，因為別人不便和他聊天。當了戰犯以後，他認為那種臭架子放下了，反而感到輕鬆得多。 1948年4月間，他由江西省主席調任四川省主席，據他自己說，這是蔣老先生為了想把四川再次作為他的根據地和大後方，像抗日戰爭時期一樣，還可以依靠這天府之國和天險，和共產黨周旋十年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可以一統天下。把他調任四川省主席，主要因他是四川人，在四川方面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由他主川，可謂「得人和」。結果卻恰恰相反，因為他一向驕傲，看不起人，他到四川接任主席的當天，就有人在大街上貼標語反對他。 四川軍閥中夠省主席資格的人有好幾個，早就想登上這一寶座。王很清楚，這些人肯定在暗中和他搗亂；再加上不久張群就接替朱紹良，當上了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成了他的頂頭上司，他一向不看重這位「華陽相國」（張群是四川華陽縣人，當過行政院長，所以一般人尊稱他為華陽相國），兩人之間矛盾很多。蔣老先生原意是以為用他回川，在人事上一定可以處理得好，結果恰恰相反。他到四川一年多，弄得到處樹敵。 等到1949年12月1日，蔣介石、閻錫山、張群、顧祝同等從重慶逃到成都，還想設立臨時指揮部，由胡宗南的殘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軍的三面包圍夾擊，再從容逃往西昌，以待國際變化。 王陵基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很感慨地說：「誰也沒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亂成一團，蔣介石等都先後飛走了。我一看不對，便在12月12日那天也悄悄離開成都，蔣臨走前撥給我幾萬兩黃金，我也無法處理。除了拿1000多兩存在一個親戚家中外，便準備先逃到西昌，再設法去台灣。我到邛崍縣的時候，聽說李文兵團已向解放軍投誠，我怕李文把我拿去當禮品，便連夜隻身逃走，連終日跟在我身邊的一個副官我也甩掉。因兩個人在一起，被盤問起來容易出破綻。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視眼鏡也摘下來丟掉。結果，被解放軍擋住，我說是縣政府辦文墨的小職員，叫戴正名。意思是等待時機才正式拿出我的名字來。他們看我年紀大，又是深度近視，走不動路，便不注意我，我便趁機溜走，在洪雅一處鄉下，找到一個小廟暫時住了下來。 我記得那個廟叫仙鶴寺。快到過春節了，廟裡的和尚問我會不會寫春聯，我一時興起，便給他們寫了一副，上聯是『仙鶴飛來定卜地靈人傑』，下聯是『神威浩蕩信能國泰民安』。我還把一線翻身希望寄託到菩薩身上呢！沒想到春聯貼出去，附近許多居民看我的字寫得好，都找來寫春聯；我怕被人發覺，又溜走了。 我從洪雅搭便船去嘉定，還到樂山老家門口和我家開設在樂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綢緞店去看了一下。因我鬍子很長，又穿得很破舊，許多熟人迎面而來都沒有認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賓一個親戚家住下來，才被人懷疑。我又趕忙從宜賓乘船準備去重慶，在江安時被我過去任第三師師長時一個老部下發覺。他一檢舉我，我知道再也無法隱瞞，就自己坦白承認是王陵基。擔任檢查的解放軍很高興，非常客氣地把我護送到重慶。 在船上，我聽到很多老百姓都在議論，說：『王靈官被搜查出來了！』還有不少人說：『這傢伙一回四川當主席，我們就看出國民黨要完蛋了。四川戲到煞角（結束）時，總是要叫靈官出來掃一掃台，表示戲演完了。沒有想到這次掃的是這麼大的戲台，王靈官也夠神氣了！』」 王陵基這段話剛一講完，急性子徐遠舉便指著宋希濂、鍾彬說：「四川老百姓不但早說過王靈官回川掃台，許多人還說你們兩人是給國民黨送（宋）終（鍾）來的呢！真太湊巧，想不到『掃台』和『送終』的都湊在一起了！」那好！我們就聽聽他們是怎樣給國民政府送終的吧！ 忽聞楚歌，宋希濂一敗塗地 國民黨名將宋希濂，是黃埔一期學生中年紀較輕的一個，是蔣老先生的得意門生，曾派去日本留學，30歲左右，就晉升到了拱衛南京的三十六師師長。多年來，他隨蔣南征北戰，曾屢建功勳，被人稱為青年得志的將軍；但一談到他最後為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而送終時，也是感慨萬千。他說：「1949年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國民黨對大陸統治完蛋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我父親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屢屢打敗仗，弄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雖然，我那年才42歲，不但兩鬢開始花白，頭髮也脫掉不少，幾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當年石達開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時，是決心一死的。感到將來當俘虜，是多麼可恥！當解放軍正四面把我包圍著、自知已走投無路時，便抽出手槍，朝著腦袋。正要開槍時，我的警衛團一個親信排長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槍支奪去，抱著我哭了起來。一會兒工夫，解放軍就過來了。開始，他們在清查誰是宋希濂的時候，我的部下沒有一個人做聲。最後是一個叫王尚述的蘇北人，他是解放軍1948年9月間派遣打入我在衡陽辦的軍政幹部學校，後被人發覺，許多人都主張槍斃他，我看他很年輕有為，認為只要肯認錯悔改就行了，並把他留在幹校工作。正當解放軍認不出我的時候，他忽然走過來向我敬禮，並說解放軍優待俘虜，對高級將領會更加優待，要我不用擔心，我當然只好承認我是宋希濂了。」 在談到他和鍾彬兩人在一起，便成為送終兵團時，他有點氣憤，他說：「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組成十四兵團的。歸我統率的有六個軍和一些地方部隊，總數是14萬多人。我原來是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蔣介石知道我和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鬧矛盾，並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邊區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調任我當主任，我也希望能『得地利，挽天時，講人和』以挽救失敗殘局。我擔任綏靖主任後，又把兩個軍組成一個第二十兵團，由第二軍軍長陳克非為兵團司令，同時保舉曾任二十六軍軍長及廣州第四編練司令的鐘彬為十四兵團司令，實際上我是指揮兩個兵團。說這兩個兵團是給國民黨在大陸的送終兵團，真有點冤枉！」 宋希濂和沈醉 「到現在，我還記得，1949年11月間，蔣老先生派蔣經國拿著他的親筆信，到川湘邊境的彭水西邊武隆縣江口鎮和我會晤時，我向他分析了在川東戰場上失敗的四個重要原因，主要是共軍實力雄厚，鬥志旺盛；我指揮的六個軍，大多殘破或新編，戰力脆弱，指揮官缺乏信心；鄂西山地糧食少，官兵常吃不飽；加上天氣寒冷，大多數士兵無棉衣，吃不飽再加穿不暖，又遇到這種地形，怎麼打仗？當時蔣經國先生除同意我的意見外，還說這次與共軍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是20年來國民黨沒有搞好政治，也沒有領導好軍隊，只有徹底改造，才能產生偉大的新生力量。當然，這不是短時期能辦得到的，我是希望知道當前打算怎麼辦？他說：『正在把胡宗南的第一軍調來，希望撐持一個時期。』我表示：『我只有一句話，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那次，他自己來和帶老先生的親筆信來，不但沒有使我們產生新的希望，而是使我們感到失望。但最後我們還是拚死抵抗，正如鍾彬所說：『現在還有什麼辦法？我們絕不會投降，只有打光算了！』就是這樣，我們邊打邊逃，明知是死路一條，也還是朝死路走去。」 「有一天，解放軍追我們追得很急，快到大渡河邊時，跟隨我的警衛中有一個士兵，忽然自言自語地念著：『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他這一念不打緊，我聽了卻打了一個冷戰，立即感到這真是一個不祥之兆。雖不是故意指我，但卻與我的處境完全相似，不能不使我想到當年楚霸王自刎於烏江和石達開在大渡河的被擒了。」這位一向自負的名將，談到這裡時，還感到羞容滿面，大家只好勸他不要再談下去了。 宋希濂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是一個文武兼全的人，而且生性耿直，愛打抱不平，湖南騾子脾氣很重。他無事時，便背誦唐宋詩詞，一口氣能背出上百首，《長恨歌》與《琵琶行》等長詩，他都記得很清楚。我曾注意到他，每次背誦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的時候，眼眶往往紅潤欲淚，因為他也是統率過14萬人，被俘地點也在四川，這怎能不使他感愧交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