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所有權 · 第二篇論文 給布朗基先生的一封信（一）
先生：
在重新繼續我的「關於政治和所有權的探討」的工作以前，為了使某些有地位的人感到滿意並為了秩序的關係，我應當給您做一番坦白和直爽的解釋，這樣做是適當的。在一個約束得很嚴的國家中，誰也不許攻擊社會的外表形式和它的制度的基礎，除非他已經得到這樣做的權利——第一根據他的德性，第二根據他的才能，第三根據他的意向的純潔性。任何要想發表一篇關於國家組織的論文而無法滿足這三重條件的人就不得不去取得一位具有必要資格的負責保護人的贊同。
但是我們法國人是享有出版自由的。這個重要的權利——這柄可以把有德性的公民提升到立法者的地位並使作惡的公民成為一個破壞分子的思想寶劍——把我們從一切初步的法律責任中解放出來；但它沒有給我們解除我們公開交代情感和思想的內部義務。我在一個重要問題上曾經充分利用了憲章授與我們的權利。先生，今天我是來把我的良心交給您判斷，把我淺薄的見識提出來供您敏銳的辨別力加以推究的。您曾經以一種和愛的精神——我大約曾經說過是以一種袒護作者的心情——批評過一篇著作，這篇著作提倡的是一種您以為有責任加以譴責的學說。「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您的報告中說，「對於那位作者的各項結論只能就它所喜愛的加以接受。」先生，我大膽地希望，在您閱讀了這封信之後，如果您的小心和謹慎依然限制著您的話，您的正直卻會使您對我說句公道話的。
那些在他們的人身尊嚴上和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人，在他們的地位上也應當是平等的，——我在一篇標題為《什麼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的論文中所主張並闡述的，就是這樣一個論題。
甚至在個人錢財上的社會地位平等的觀念，在各個時代都曾像一種模糊的預兆那樣包圍著人類的想像力。詩人在他們的讚美詩中歌唱它；哲學家在他們的烏托邦中夢想它；傳教士提倡它，但只是為了靈魂的世界。被這個觀念支配著的人民對它從未有過信心，並且使民政當局感到煩擾的，莫過於有關黃金時代和阿斯特萊王朝的那些傳說了。可是，一年以前，這個觀念獲得了科學上的說明，這個說明還沒有受到令人滿意的反駁，並且，請允許我補充一句，它將永遠不會受到這種反駁。由於它略微帶有憤激的語氣，由於它的推理方法——這種方法不同於一般所承認的權威人士採用的方法，——以及由於它的結論的重要和新奇，這個說明是能夠引起某種的恐慌的；並且，就一般公眾來說，如果它不是——像您先生說得這麼好的那樣——一封密封的、僅僅投遞給有學問的人的信件，它就會是有危險性的。當我看到您能透過它的那層形上學的衣裳而辨認出作者的聰明的先見時，我感到愉快，並且我為此而向您致謝。但願上帝允許我的那些完全是和平的意向永遠不使我被當作叛逆犯而受到訴究！
像扔到一個蛇堆里去的石塊那樣，關於所有權的第一篇論文引起了強烈的仇恨，並且喚起了許多人的激昂情緒。但是，如果說某些人希望作者和他的著作受到公開的譴責，其他的一些人卻只是從作者和他的著作那裡找到了關於社會的一些根本問題的解決辦法；少數的人甚至把他們所獲得的新的看法用來作為一些邪惡的理論研究的基礎。我們不能期望，一種抽象地集合在一起的並且更加抽象地表達出來的歸納的體系，在它的整體和它的各個部分都能得到同樣確切的領會。
要在正義中而不要再在仁慈和自我犧牲（它們本質上是沒有拘束力的）中去尋找平等的規律；要把職能上的平等放在人身平等的基礎之上；要確定交換的絕對原理；要通過集體的力量去消除個人稟賦上的不平等；要在所有權和盜竊之間劃一個等號；要更改繼承法而不必去摧毀那個原理；要在一種絕對的社團體系中維持人類的人格並從共產主義的鎖鏈下把自由拯救出來；要把君主的和民主的兩種政體綜合起來；要推翻分權制；要把行政權給與國家而使立法成為一門具體的、固定的和絕對的科學——一系列多麼似是而非的理論啊！如果我不能說那是怎樣的一條真理的鎖鏈的話，那就是怎樣的一連串的謬見啊！但是我不打算在這裡談起占有權的學說。我不討論教條。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證明我的見解是正當的，並且指出在我那樣寫的時候，我不僅是行使一種權利，而且是履行一種義務。
是的，我攻擊了所有權並且還要加以攻擊；但是，先生，在您因為我服從了我的良心和說明了絲毫不爽的真理而要我公開認罪以前，我請求您垂顧一下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件；看看我們的議會議員、長官、哲學家、大臣、教授和政論家；考查他們在所有權問題上的做法；和我一起計算一下每天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對所有權所加的限制；丈量一下那些已經造成的缺口；估計一下今後社會還想要造成的缺口；總括一下所有的學說中關於所有權所包含的相同內容；查一查歷史，然後告訴我，在半個世紀之後，這個古老的所有權還能剩下些什麼；如果您能答應我這些要求，那麼，在您因此而覺察到我擁有這樣多的同謀者的時候，您會立刻宣告我是無罪的。
那個大家所歡迎的並且甚至被認為過於溫和的公用徵收法是什麼呢①？一種彰明昭著地侵犯所有權的行為。據說，社會對於被剝奪財產的人是給與賠償的；但社會是否會把傳統的聯想、詩意的美景和伴隨著財產的家庭自豪感歸還給他呢？拿伯和桑－叔西的磨坊主會對法國的法律像對他們的國王的任性舉動那樣，提出抗議：「這是我們祖先的田地，」他們會叫喊說，「我們不願把它出賣！」在古人中間，個人的拒絕曾經限制過國家的權力，羅馬法曾屈服於公民的意志，並且有一個皇帝——康莫德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為了尊重那些拒絕退讓的占用人的權利而放棄了把公民廣場向外擴展的計劃。所有權是一種實在的權利，是及物權（jusinre），——事物所固有的一種權利，並且它的原理在於人的意志向外的表達。人在他親手造成的那些物件上留下他的痕跡，蓋上他自己的性格的戳記。人的這種塑造力，像現代的法學家所說的那樣，就是蓋在物件上的並使這物件成為神聖的戳記。無論是誰違反了所有人的意志而把手放到這物件上去，那就是侵犯這所有人的人格。可是，當一個行政委員會認為應當宣告公共利益需要這個物件時，那麼所有權就必須屈從於公眾的意志。不久以後，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耕種的方法和享受的條件就將受到規定；將任命一些農業和工廠的稽查員；財產將從笨拙的人的手中拿走而託付給一些比較能幹的勞動者；並且將設置一個生產總監的職位。在不到兩年以前，我曾看見一個地主摧毀了一片廣達五百英畝以上的森林。如果公益機關曾經加以干涉的話，這片在周圍數英里以內僅有的森林可能到現在還依然存在。
①在眾議院1841年1月5日的會議上，杜福爾[1]先生提議根據公共利益修改徵收法案。
[1]阿爾芒·杜福爾（1798—1881），法國律師和政治家，任多屆內閣閣員，並兩度擔任法國首相。——譯者
但是，有人說，以公共利益為根據的徵用只是一種反而可以證實那個原理的例外，並且給那個權利帶來了有利的證據。很好！可是我們將從一個例外轉到另一個例外，再從這另一個轉到第三個，這樣下去，從例外到例外，直到我們把那條規則變成一個純粹抽象的觀念為止。
先生，您以為贊成倒換公債的草案的人有多少呢？我敢說，除了公債持有人之外，全都贊成。可是，這個所謂倒換是一次大規模的沒收，在這件事情上是不給任何賠償的。公債和不動產頗多類似之處；所有人十分安全地依靠著這種不動產的息金，並且它所具有的價值在於政府將按照規定的利率償付它的息金直至公債持有人要求償還債款時為止的那個默示的保證。因為，如果收入會減少的話，它的利益就將低於房租或地租了；後兩者的租額可以隨著市場的漲落而上升或下降；並且在那種場合，資本家還有什麼貪圖去把他的金錢存放給國家呢？所以當你強迫公債持有人忍受息金的減低時，你就使他完全喪失被減少的數額；並且，既然由於倒換的結果，不可能有一種同等有利的投資，你就貶低了他的財產的價值。
要使這樣的一種措施能夠公正地實行，那就必須使它一般化；這就是說，那條加以規定的法律必須同時規定全國各處的存款或押款的利息以及房租或地租都減到百分之三。這個對於所有各種收益同時實行減低的辦法，執行起來絲毫不見得比那已經提出的倒換措施更加困難；並且它另外還可以提供一舉而對所有反對這樣做的意見占得先機的優點，同時它可以給土地稅保證得到一個公平的稅額。請看！如果在倒換的時候，一項不動產可以產生一千法郎的收入，在新法生效之後，它所產生的收入就只有六百法郎了。現在，如果承認稅額是每項地產所產生的收入的一個可以除淨的分數，例如收入的四分之一，這就很清楚，一方面地主不願為了減輕所負擔的稅額而低估他的財產的價值，因為房租和地租是由資本的價值確定的，而後者則是根據稅額來估計的，所以貶低他的不動產的價值就會減少他的收益。另一方面，同樣顯然的是，上述的地主不能為了增加他們的超過法定範圍的收益而過高估計他們的地產的價值，因為租戶和佃戶會根據他們的老租約提出抗議的。
先生，如此長期要求實行的倒換公債的措施遲早一定會發生這樣的結果；不然的話，我們如今所討論的財政上的措施就會是一個顯然不公平的措施，除非故意把它當作一種手段。後面的動機似乎是最可取的動機；因為，雖然利害有關的各方面發生吵鬧，對於某些權利的存在著彰明昭著的侵犯，可是公眾的心理已經決定要使它自己的願望得到滿足，並且不會因為被認為負有打擊所有權的罪名而受到影響，正如不會因聽到公債持有人的埋怨而受到影響一樣。在這種場合，本能的正義感證明了法律上的公平是假的。
當去年討論從殖民地運來的糖和本地糖的問題時，誰沒有聽到眾議院陷於那種難分難解的混亂狀態呢？他們不是聽憑這兩種工業自己去解決嗎？本地的工廠主被殖民者弄得破產了。如果要維持甜菜，就必須對甘蔗徵收稅金。為了保護一個人的財產，就有必要去侵犯另一個人的財產。這個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特點恰好就是最沒有受到注意的事項；也就是說，無論是這種辦法或是那種辦法，都必須侵犯到所有權。為了保持市場上的平衡，他們不是對兩種工業都徵收比例稅嗎？他們對於每一種不同的糖規定了一個最高限價；並且由於這個最高限價是不相同的，他們就從兩方面打擊了財產——一方面，干涉了貿易自由；另一方面，忽視了所有人之間的平等。他們不是通過給與工廠主一種賠償而禁止了甜菜嗎？他們犧牲了納稅人的財產。最後，他們不是正像種植不同種類的菸葉那樣，寧可由國家花錢來種植那兩種不同的糖類作物嗎？就製糖工業來說，他們廢除了所有權。這個最後的辦法既然是最合乎社會性的，就必然是最好的；但如果所有權是文明的必要基礎的話，那麼怎樣去解釋這種根深柢固的對立情況呢？①
①《什麼是所有權？》第4章第9個論題。
他們有了為公共利益而剝奪公民的權力，但是還不滿足，還要為了私人利益而去剝奪公民。在一個很長時期內，人們鬧著要修改關於抵押的法律；為了各種債權的利益，甚至是為了債務人自己的利益，人們要求一種可以使不動產的沒收過程變得和商業上簽發拒絕償付證明書同樣迅速、同樣簡便和同樣有效的訴訟程序。眾議院在今年1841年年初曾經討論了這個草案，並且那個法案幾乎是一致同意通過的。沒有再比產生這個改革的動機更加正確、更加合理、更加顯然合乎哲理的了。
1．以前，小所有人在債務已經到期而自覺無法清償時，不得不在擺脫了他的債務之後，用他剩餘下來的全部財物去支付法律上的費用。今後，沒收處分的迅速解決可以使他不致整個破產。2．清償方法上的困難妨礙了信貸，並且妨礙了向農業方面的投資。現在，不信任的原因既已不再存在，資本家將找到新的市場，農業將得到迅速的發展，首先享受到新法的利益的是農民。3．最後，極不公正並且荒謬的是，根據一紙拒絕償付的證明書，一個窮困的工廠主將在二十四小時內眼看著他的事業停頓、他的工作停止、他的貨品被扣押、他的機器被拍賣、最後他自己被送入監獄，而沒收一塊小得極為可憐的地產卻有時需要兩年的時間。先生，這些和其他一些論據是您在這一學院年度最初的幾次演講中清楚地陳述過的。
但是，當您在說明這些卓越的論據時，先生，您有沒有自問一下我們的抵押制度的這種轉變會產生怎樣的趨向呢？……會使地產貨幣化，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會使土地被積聚在皮包里；會使農業勞動者和土地分離，人和大自然分離；會使他成為大地上面的一個流浪者；會把家庭情感、民族自豪感和愛國心的最後一絲痕跡都從他心中連根拔除；會使他愈來愈孤立；會使他對於四周的一切感到無動於衷；會把他的愛好集中在唯一的對象——金錢上面；並且最後，通過高利貸的詐欺的活動，會讓金融貴族的代言人來壟斷土地，而金融貴族則是我們已經開始痛苦地感到其有害影響的工業封建主義的得力助手。因此，勞動者受制於不從事勞動者的隸屬關係，已被廢除的等級的復辟，以及貴族和平民的劃分，就會一點一點地得到實現；因此，由於賦與資本家以財產的新特權，中小所有人的特權就會逐步消滅，並且整個自由的和誠實的勞動階級也就會隨著趨於消滅。當然，這並不是我的廢除所有權的計劃。我決不是要使土地動產化，而是，如果可能的話，想使連純粹是智力上的職能都固定起來，以便社會實現大自然的意向，而大自然是把我們最初的財物、即土地給了我們的。因為，如果生產工具或生產資本是勞動者的標記的話，那麼這也是他的立腳點、他的依靠、他的家鄉，並且像讚美詩的作者所說的那樣，是他的活動和休息的場所。①
①Tucognovistisessionemmeamerresurrectionemmeam。《舊約詩篇》第139篇。（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
讓我們更加仔細地研究一下最後那件關於法院拍賣和抵押法案的不可避免的和快要到來的後果。競爭制度正在毀滅我們，它的必然的表現是一種掠奪的和暴虐的政治；在這種制度之下，農民為了彌補他的損失，將永遠需要資本，並將被迫借債。他的債務是否能夠清償既然總是由未定的將來決定的，他將在期望中感到失望，並將因期限的到來而驚惶失措。因為在空間和時間上，還有什麼比一筆債款的到期更迅速、更出乎意外、更侷促的呢？這個問句是我向所有那些被這無情的奈美西斯女神①所追逐的、甚至在睡夢中都被煩擾著的人提出的。現在，在新法之下，沒收一個債務人的財產將執行得比以前快一百倍；所以掠奪行為的確鑿無疑也就要高出一百倍，並且自由勞動者從他現在的地位轉變到被束縛於土地上的農奴地位將要提早一百倍。過去，執行扣押所需要的漫長時間遏止了放高利貸者的貪慾，它給與債務人一個自行恢復的機會，在他和他的債權人之間促成一種和解的辦法，和解的結果最後可能是債務全部免除。現在，對於債務人不利的判決就無法挽回了：他只能得到幾天的寬延時間。
①奈美西斯，主管報應、復仇等事的希臘女神。——譯者
並且，這件像用一根頭髮懸掛在不幸農民頭上的這把達謨克利斯的寶劍的新生支枝似的法案所保證的是什麼樣的利益呢？據說，扣押費用將減低得很多；但是所借出的資本的過重的利息是不是能減輕一些呢？因為，使農民窮困並且導致他的財產被沒收的，歸根到柢就是利息。要使這個法案符合於它的原理，要使這個法案確實吸收它本身為之而制定的正義精神，它就必須在簡化沒收程序的同時，降低金錢的法定利率。不然的話，有關抵押的改革只不過是給小所有人設置的陷阱——一種立法上的騙術罷了。
借錢出較低的利息！但是像我們剛才所見到的那樣，那就是限制所有權。在這裡，先生，您得給您自己進行辯護。在您那些博學的演講中，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您為議院的鹵莽而嘆息，這些議院事先沒有研究並且對於那個問題沒有深入地了解，就差不多一致通過維持法蘭西銀行的章程和特權。要知道，這些特權、這些章程、議院的這個決議案，只是說明了這一點——就是貨幣在市場上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的利率並不太高，通常為這利率的一倍的兌換、貼現和發行的條件一點也不太嚴重。政府就是這樣想的。由國家支給薪金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布朗基先生，卻持有相反的主張，企圖通過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論據來說明有進行一次改革的必要。那麼，關於財產的利息，誰了解得最清楚呢，——是國家呢，還是布朗基先生呢？
如果按照現行的利率的半數可以借到款項的話，所有各種財產的收益也就會立即減去一半。例如，當建築一所房屋的代價比租賃一所房屋的費用為低，當開墾一塊田地的費用比買進一塊未經開墾的土地的費用較小時，競爭的結果不可避免地是房租和地租的下跌，因為降低流動資本的利息的最妥善的辦法就是增加這種資本的數額。但是，生產物的增加增大著有效資本的總數，因而就會發生提高工資並終於取消利息的傾向，這是政治經濟學上的一條定律。所以，所有人對於維持銀行的章程和特權是感到興趣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改革會妨礙收益權；所以，那些參議員和眾議員比布朗基教授知道得更多。
但是，就是這些議會議員，——每當一種改革的平衡作用呈現在他們智力的範圍之內時，他們對於他們的特權是這樣的關心——在他們投票通過關於法院拍賣的法律案的前幾天，他們做了些什麼呢？他們組織了一次反對所有權的陰謀！他們的調整工廠中童工的法案無疑是可以防止工廠主迫使童工每天從事若干小時以上的勞動的；但是這個法案既沒有強制工廠主增加童工的工資，也沒有強制他增加童工的父親的工資。今天，為了健康的關係，我們減少了窮人的生活費；明天就會有必要規定他們的最低工資來保障他們。但是規定他們的最低工資，就是強制所有人，就是強制工廠主把工人當作夥友而加以雇用，這就是干涉自由並且使互助保險成為有強制性的。一旦走上了這條道路，我們將永遠不再停止。漸漸地，政府將做起工廠主、委託商和零售商來了。它將成為唯一的所有人。為什麼無論在什麼時代，國家的大臣們總不願去干預工資的問題呢？為什麼他們總是不願去過問老闆和工人之間的糾紛呢？因為他們懂得所有權具有碰不得和嫉妒的本質，並且，當他們把它當作一切文明的要素時，他們覺得要進行干預，那就是動搖社會的基礎。私有制的可悲的處境，是在於非侵犯正義就不能完成善舉！①
①最近，沙皇尼古拉強制他帝國內所有的工廠主在他們的廠中維持一些收容患病工人的小型醫院，費用由他們自己負擔，——每個醫院中的病床數要和工廠的勞工人數成正比。「你們因人的勞動而得到利益，」沙皇可能向他的所有人說過，「所以你們應該對人的生命負責。」布朗基先生說過，這樣的一種措施在法國是辦不到的。這將是一種對於所有權的攻擊——即使在俄羅斯、西蒂亞或在哥薩克人之間也難以想像的事情；可是在我們之間，在文明的最年長的幾輩之間！……我深怕這種年齡上的特性歸根到柢可以證明是一種衰老的徵象。
並且，先生，這種必然會強使國家承擔的不可避免的後果不只是空想。甚至現在，對立法權力機關所要求的就不再僅僅是規定各工廠的廠規，而且要求國家自己去開辦工廠。不妨聽聽千百萬人從各方面發出來的要求建立勞動組織、開辦國營工廠的呼聲！整個工人階級激動起來了；他們有自己的報紙、自己的機構、自己的代表。如今，為了保障工人的勞動權利，為了維持生產和銷售之間的平衡，為了協調工廠主起見，人們提倡——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補救辦法——單一的領導、一個全國性的工廠審查委員會、一個龐大的製造公司。因為，先生，這一切都是包含在國營工廠的觀念中的。關於這個問題，我願舉出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的看法來作為佐證，他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位進步的學者、一個熱心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而且還是所有權的官方的辯護人。②
②布朗基先生的教程，1840年11月27日的演講。
那位可尊敬的大學教授於是提出了下列建議：
1．制止勞動者不斷從鄉村遷入城市。
可是，如果要使鄉下人留居在農村，就必須使他在那裡的生活過得去：如果要對所有的人都公正，農村的無產者應當得到和城市的無產者同樣好的待遇。所以既需要在工廠中進行改革，也需要在農村中進行改革；並且當政府進入工廠時，政府也應當拿起耕犁來！在這種逐漸的侵入過程中，獨立的耕種、專屬的土地、財產等等結果將變成怎樣呢？
2．對於每種職業，確定一個適中的、可以隨時隨地變動的並以某種資料為根據的工資。
這個措施的目的是保證勞動者的生計，保證所有人的利潤，同時迫使後者，如果不是為了別的理由，那就是為了謹慎起見，犧牲他們一部分的收入。可是我說，歸根結柢，這一部分是會增多起來的，直到在無產者和所有人能夠得到平等的享受為止。因為像我們已經屢次有機會指出的那樣，資本家的利息——換句話說就是不勞動者的收益——由於勞動者的力量、產品和交換的增多而趨向於不斷減低，並通過經常的縮減而趨於消滅。因而在布朗基先生所主張的社會中，平等不是最初就獲得實現，而是有可能存在；因為，雖然所有權表面上似乎是工業封建制，它不再是專屬和併吞的一個要素，而只是一種分割的特權，但它不久就將由於無產階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而過渡到絕對的平等——其絕對程度至少是像這個世界上任何絕對事物所能達到的那樣。
為了簡潔起見，我把那位教授所列舉的許多理由略而不提，這些理由是他為了支持他稱之為他的烏托邦的社會（據我看來，他這樣稱呼是過於謙遜了）而舉出來的。它們只能用來毫無疑問地證明，在所有那些使大家聽得厭煩的激進主義的江湖派中，沒有一個人能在思想的深刻和清晰方面及得上那位大膽的布朗基先生的。
3．國營工廠只應當在普通工業不振的期間開工！在這樣的時期，它們應當像龐大的堤閘那樣打開來宣洩勞動群眾的巨流。
但是，先生，私營工業的停頓是生產過剩和缺乏銷售市場的後果。所以，如果生產在國營工廠中繼續進行的話，危機怎能結束呢？無疑地，要通過商品普遍跌價，以及歸根到柢，要通過把私營工廠改變為國營工廠才能加以結束。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資金來支付工人的工資；可是怎樣去得到這筆資金呢？通過捐稅。那麼，在什麼上面去徵收捐稅呢？在財產上去徵收。這樣，您就是要所有人的工業，為了反對它自己並用它自己的錢去維持另一種它無法與之競爭的工業。您認為，在這種致命的循環中，利潤的可能性——簡單點說也就是所有權——結果將變成怎樣呢？
感謝上帝！地位的平等已在公立學校中進行講授；讓我們不要再害怕革命吧。如果所有權的最堅決的敵人希望消滅它的話，他就不能採用一種更為聰明和更為有效的辦法了。所以，大臣們、議會議員們、經濟學家們，鼓起勇氣來吧！趕快抓住這光榮的主動權吧；讓那些從科學和權力的高處發出的平等的口號在人民中間反覆加以背誦吧；讓它們震撼無產者的心胸，使特權的最後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中產生驚恐情緒吧！
有利於迫使所有人去支持國營工廠和公營製造廠的社會趨勢十分強烈，以致幾年以來，在選舉改革的名義下，這種趨勢已特別成為當代的問題了。人民把這個選舉改革緊握不放，好像它是一個誘餌似的，並且有如此許多野心家或者在要求它或者加以譴責，它到底是什麼呢？它就是承認廣大群眾在稅收的定額上和在法律的制定上有發言權；這些法律的宗旨差不多總是在於保護一些物質上的利益，它們或多或少地牽涉到一切稅收或工資的問題。可是，早就受到了他們的報紙、劇本①和歌曲②的教育的人民如今已經懂得，要使捐稅得到公允的分擔，它應該是累進制的，並且主要應當由富人來擔負，——就是應當從奢侈品上去徵收，等等。您可以確信，一旦人民成為議院中的多數，他們少不了要應用這些教訓的。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公共工程部。國營工廠將繼之而來；結果所有人的收入超過工人工資的部分很快將被存到國家的勞動者的金庫中去。您難道看不到，在這個進程中，所有權就會像過去的貴族那樣，逐漸變成一種名義上的稱號，一種在本質上純粹是榮譽性的稱號嗎？
①在《馬札尼埃羅》一劇中，那波利的漁民在樓廂內觀眾的鼓掌聲中，要求對奢侈品徵收捐稅。
②播種田地吧，無產者；
將來前來收割的卻是那個不勞而食者。
或者是選舉改革將不能滿足人們對它的期望，將使無數擁護它的人感到失望，或者是它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把我們現在所享受的絕對權利改變為占有權的結果；那就是，如果現在的選舉人是由財產產生的話，在改革完成之後，公民，就是生產者，將成為占有人。①因此，激進派說得很對，據他們看來，選舉改革不過是一種手段；但是當他們對於結局保持緘默時，他們就表現出或者是完全的無知或者就是一種不必要的隱諱。不應當對人民和有權勢的人有所隱秘或保留。在發表自己的見解時，誰採取躲躲閃閃和不老實的態度，誰就是使自己蒙受恥辱，也就是不尊重他的同仁。人民在有所行動之前，需要知道全部的真實情況。誰敢玩弄他們，誰就會遭到不幸！因為人民是輕信的，但他們是堅強的。所以讓我們告訴他們：提出的這項改革只是一種手段——一種屢次試用過的並且到現在為止並未生效的手段，——但選舉改革的合理目標是財產的平等；這個平等本身不過是一種新的手段，它具有更高的和最終的目標，那就是挽救社會，重振道德和宗教，以及復興詩詞和文藝。
①「在某些國家中，某些政治權利的享受是由財產的數量來決定的。但是在這些同樣的國家中，就行使這些權利所必具的資格而言，與其說財產是具有賦予性的，還不如說它是表明性的。與其說它是這些資格的原因，還不如說它是這些資格的可以揣測的憑證。」（勞西：《刑法論》）
勞西先生的說法不能由歷史加以證實。財產是行使選舉權的根據，不是一種資格的推定——一種直至最近才流行的、極端荒謬的觀念——，而是一種忠實於現行秩序的保證。選舉團體是那些希望維持財產的人為了反對那些不希望維持財產的人而結成的同盟。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有成千種文件、甚至是官方的文件來證明這一點。至於其餘的事情，現行制度不過是地方自治制的繼續，這種地方自治制在中古時代的產生是與封建制度有關的——一種壓迫性的、惡作劇的、充滿著偏狹感情和卑鄙手段的制度。
如果再進一步地強調我們這個時代的傾向平等的趨勢，是會使讀者感到不耐的。此外，有很多人對現今的時代加以非難說，在他們看來，把全國人民大眾的、科學的和有代表意義的趨勢暴露出來是得不到絲毫好處的。他們迅速地承認那些從觀察中得出的推論的確切性，把他們自己局限於對事實作出籠統的非難，並且絕對否認它們是正當的。「從過去十年間人們的言行來看，」他們說，「難怪這個平等的氣氛要使我們陶醉了！……你們不看見社會正在瓦解，我們正在為一時的迷戀精神所支配麼？」
所有這些重生的希望不過是死亡的預兆；你們的勝利之歌像是臨死時的祈禱！你們的號角的響聲宣告了一個垂死者的洗罪儀式。文明正在崩潰中毀滅：你們這些最低下的人還會再墮落（Imus，imusprcipites）！
這樣的人否認上帝。我可以滿足於這樣的答覆：1830年的精神是維持那已被違犯的憲章的後果；這個憲章是從1789年的革命中產生出來的；1789年的革命意味著三級會議的抗議權和市鎮的自治權；這些市鎮隱含著封建制，後者又隱含著侵略、羅馬法、基督教等等。
但是有必要作更進一步的觀察。我們必須徹底了解古代制度的最主要部分，深入到社會的深處並揭露平等的這一瀰漫於全社會的不可摧毀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正義的上帝灌輸到我們的靈魂中來的，並自動地在我們的一切工作中表現出來。
勞動是和人並存的；它既然是生存的條件，所以它是一種義務：「在你汗流滿面的時候，你才有麵包吃。」勞動不僅是一種義務，它是一種使命：「上帝把人安置在果園中叫他去加以整頓。」我還要補充說：勞動是平等的起因和方法。
把兩個人拋棄在一個荒島上，一個是身材高大、強壯和活潑的；另一個是孱弱、膽小和喜歡呆在家裡的。後者就將餓死；而另一個則是老練的獵人、熟練的漁夫和不知疲倦的農夫，他能供應自己以充足的糧食。在這種為讓·雅克①所如此心愛的自然狀態中，可以想像有多麼大的不平等！但是讓這兩個人會聚在一起並互相團結起來：第二個人就立刻會去料理炊事，負責管理家務，並且注意糧食、床鋪和衣服；只要那個比較強壯的人不濫用他的優越地位去奴役並虐待他的同伴，他們的社會地位將完全是平等的。這樣，通過勞力的交換，那些自然上的不平等就互相抵銷，各人的才幹就能結合起來，力量也就可以得到平衡。只有在窮人和貴族之中才能發見強暴和懶惰。政治經濟學的哲理就在於此，人類的親如手足的友誼的奧妙之處也在於此。這就是智慧（Hicestsapientia）讓我們從假設的純自然狀態進入到文明狀態中來吧。
①按這就是盧梭的名字，作者表示同他熟識，不呼其姓。——譯者
我願意和經濟學家們一起假定，通過出租生產工具而從事生產的地主，在社會建立起來時每英畝可耕的土地可以得到若干蒲式耳的穀子。在勞動力薄弱和產品種類不多的期間，比起勞動者來，地主是有權勢的；他所得到的東西比一個老實人所能得到的部分多十倍、一百倍。但是假使勞動由於發明的增多而增加了它的享受品和需用品，並且假使所有人要想享受新產品，他就不得不一天一天減少他的收入；並且既然原先的產品在價值上與其說趨向上升，不如說漸趨下跌，——由於不斷增加的新產品可以作為原先的產品的補充——結果就是不勞動的所有人趨於窮困的速度，同公眾繁榮的增加來得一樣快。「收入」（先生，我喜歡援用您的詞句，因為對於經濟學上的這些基本原理，要舉出太好的根據是不可能的，並且因為我自己不能把它們說明得更好），「收入，」您曾經說，「由於資本的增加而趨於消滅。一個今天擁有兩萬鎊收入的人，就不如五十年前擁有同樣數額的收入的人那樣富有了。一切財產將成為不勞動者的負擔並將必然轉入能幹和勤勞的人的手中去的時代正在到來①……」
①12月22日的講演。
要想過所有人那樣的生活，或要想消費而不從事生產，那就必須依賴別人的勞動而生活；換句話說，就必須殘害勞動者。所以隨著工業的發達，各種各樣屬於主要必需品的資本的所有人也就以同等的速度增加他們的田租，並在這方面比那些為了鞏固所有權而主張減低利息的經濟學家更關心自己的特權；而這些資本所有人的做法就是以上述的原理為根據的。但是那個罪行是無用的：勞動和生產在增加；不久，所有人將被迫去勞動，並且所有權就會消失。
所有人是一個對於生產工具握有絕對控制權、自己不去使用這個工具而要求享有它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人。為了這個目的，他就把它出租；並且我們剛才曾經看到，勞動者就因這個租約而得到一種交換的力量，這個力量是遲早會消滅收益權的。首先，所有人不得不允許給與勞動者一部分的產品，因為不然的話，勞動者就不能活下去。不久，後者通過他本行的發展，找到一種方法，可以收回他給與所有人的那些產品的一大部分；所以，最後，享受的物品不斷增多，而不勞動的人的收入卻始終沒有變動，於是所有人在耗盡了他的財源之後，就開始想到要自己去勞動了。生產者的勝利就這樣確定了。勞動開始使天平傾向於它自己的那方面，並且由商業來導致平衡。
人的本能是不會發生差錯的；正如在自由狀態下職能的交換必然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一樣，商業——或者就是與職能交換相同的產品交換——是平等的新起因。在所有人不從事勞動的期間，無論他的收入小到怎樣，他總還享受著一種特權；勞動者的福利可能與他相等，但地位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可是所有人一旦成為生產者，——因為他只能把他的特殊產品和他的租戶或受委託人進行交換——這個租戶、這個被剝削的人，如果不遭到強暴的對待，遲早將從所有人那裡獲得利益，並將迫使所有人在他們各自的產品交換中把靠資本得到的利息歸還給他。因此，在用一種不公平來清算另一種不公平的時候，締約的兩造當事人就變成是平等的了。所以當自由占優勢時，勞動和交換可以導致財產的平等；服務的相互性可以消除特權。所以歷代的和一切國家的專制君王要掌握商業的控制權；他們希望使他們臣屬的勞動不致成為暴君貪婪的障礙物。
直到這時為止，一切是按照自然的順序發生的；沒有預謀，沒有巧計。整個進程只是被必然的規律所支配。所有人和勞動者不過順從著他們的欲望行事。因此收益權的行使、對生產者進行掠奪的技巧——在這文明的第一階段——是由肉體上的虐待、殘殺和戰爭來決定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就進行著一個反對資本家的巨大而複雜的陰謀。被剝削者利用商業這一工具來對付剝削者所用的武器，——這個商業的工具是一個奇妙的發明，起初就被贊成所有權的道德學家所譴責，但無疑地也被勞動的天才和無產者的米涅瓦女神①所鼓舞。
①見本書第449頁譯者注。——譯者
弊害的主要原因在於所有各種資本所具有的積累作用和固定性——使那被傲慢的不勞動者所奴役和卑視的勞動者不能獲得資本的那種固定性。人們感到有必要分割財富並使它成為流動的，使它便於攜帶，使它從占有人的手中轉移到工人的手中去。勞動者發明了貨幣。後來，這個發明由於兌換券和銀行而得到新生和發展。因為所有這些事物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並且是從同一的心理出發的。第一個想出用貝殼、寶石或一定分量的金屬來代表一種價值的觀念的人，就是銀行的真正發明者。實際上，一塊錢幣是什麼呢？它是一張銘刻在堅固而耐久的物質上的、帶有購買其自身的價格的兌換券。遭受到壓迫的平等就可以利用這種手段來嘲笑所有人所做的那些努力，並且公正的天平秤第一次在商人的店鋪中獲得了校正。那個圈套是巧妙地安排好的，它的目的完成得很徹底，因此在不勞動者的手中，錢幣就僅僅變成一種容易消散的資財、一種虛假的象徵、一種財富的影子。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兼淵博的哲學家是把下面一句話作為座右銘的守財奴：「當一個金幣被交換的時候，它消失了。」所以我們可以說：「當不動產被變換成貨幣時，它就算完了。」這可以解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事實，就是那些貴族——不從事生產的地主——曾經到處被經營工商業的平民所剝奪。在義大利諸共和國形成時尤其是有這樣的情況，它們是在中古時代從封建主的窮困中誕生的。我不打算追述因這個問題而想起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只能複述歷史家的證言，並以改變的形式陳述當今經濟學上的論證。
如今擁有土地並從事工業的貴族的最大敵人，即平均財富的不斷的提倡者，就是銀行家。通過他，廣闊的草原被分割開來，高山變更了它們的位置，公共廣場上生長出森林來，這個半球為了另一個半球而從事生產，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有它的用益權。通過銀行這一工具，不斷地產生新的財富，利用這種工具（它早就成為自私心所不可缺少的了），可以把擱呆的資本從不肯輕易放棄權利的所有人的手中奪走。銀行家立刻成為最有權勢的財富創造者，同時又是人造的和大自然的產品的主要分配者。可是，由於那種最奇怪的矛盾現象，這同一的銀行家就是那個永遠由財魔所授意的贏利、利息及重利的最無情的徵收員。銀行家所執行的職務的重要性使我們忍受著他所徵收的捐稅，雖然心裡不是沒有埋怨。可是，既然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能避免它的天定使命，既然一切存在著的東西都不能規避它為此而存在的那個目的，所以銀行家（現代的克利蘇斯）總有一天會變成平等的恢復者。在追隨您的腳步時，先生，我已經舉出了理由；就是資本愈增多，利潤就愈減少，因為資本的增加——要求更多的勞動者，如果沒有勞動者，它是不能生產的——將永遠造成工資的提高。由此可知，身為今天財富的吸引筒的銀行是註定要做人類的管帳員的。
錢財平等這句話，好像是談起了我們這個塵世所不了解的另一個世界時的情況那樣，使人們感到激動。有些人，激進派也好，溫和派也好，一提到這個觀念，他們就充滿著憤怒。那就讓這些愚蠢的貴族取消那些由於互助的遠見而創辦的商業公司和保險公司吧。因為所有這些完全出於自發的和不受任何要求平等的意願拘束的社會實際情況，都是平等的本能的合法成果。
當立法者制訂一條法律時，他其實不是在製造法律，——他不是在創造法律；他是在敘述法律。在從事關於公民道德、民事和政治關係的立法工作中，他並不表示任何武斷的意見；他說明概括的觀念，——就是支配著他所考慮的問題的較高的原理；總之，他是法律的宣告者而不是它的發明人。所以，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在他們之間通過雙方訂約而組成了一個工業的或保險的社團時，他們認識到他們過去在自私和獨立不羈的謬誤精神的支配下孤立起來的利益，都是通過它們的內在本質並通過它們相互的牽連關係而緊密地聯繫著的。他們實際上並不是用一種出於私願的行為把自己約束起來的：他們宣誓從今以後要遵照一種早已存在的、到現在為止一向被他們所忽視的社會法則。並且這是由下列事實所證明了的：就是同樣這些人只要能夠避免聯合在一起，他們就不會聯合起來。在他們能夠被引導去把他們的利益結合起來以前，他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競爭和孤立的危險性；所以有關禍害的經驗是使他們發生交際的唯一的事情。
現在我要說，為了在人與人之間樹立平等，確實必須把保險、農業和商業的社團所依據的原則加以普遍化。我說，競爭、利害關係的孤立狀態、壟斷、特權、資本的積累、獨占的享受、職能的居於從屬地位、個體生產、利潤或收益的權利、人剝削人，或者把這種種情況匯總在一個名稱之下，就是所有權，乃是苦難和罪惡的主要原因。並且，因為已經得出了這個打擊所有權和反所有權的結論，我就成為一個遭人痛恨的惡人；激進派和保守派同樣指責我是應該受到迫害的人物；許多大學把它們的譴責像驟雨似的淋潑在我的身上，最尊貴的人把我當作瘋子；那些僅僅說我是傻子的人是太寬大了。唉，除非為了履行一種義務而說老實話的作家是多麼不幸啊！如果他指望得到友伴的誇獎；如果他以為貪婪和自私在對他表示欽佩的時候就不給它們自己打算；如果他忽略了把他自己用三層厚的老面皮裹起來的話，——那麼他就會像他該當的那樣，在他的自私的事業中遭到失敗。不公正的批評、重大的挫折、對於他的錯誤野心所感到的失望，是會把他殺死的。
但是，如果不許我再在這個關於社會平衡的有意義的問題上發表我個人的見解的話，至少要讓我說明我的老師們的思想，並闡述那些以政府名義提倡的學說。
先生，雖然您為了您的學院，對錢財平等的學說發表了強烈的批評，我卻從來不想反駁您並與您相對抗。在傾聽您的意見時，我深深地自慚形穢，不容許我參加這樣的討論。因此，——如果必須說明的話，——無論您的語言與我的語言不同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卻相信同樣的原理；我們所有的意見是共同的。先生，我不打算藉此來暗示：您擁有一種（用學院中的用語來說）秘密傳授的學說和一種公開傳授的學說，——您內心是相信平等的，您只是出於審慎的動機和由於命令才為所有權進行辯護的。我不致於那樣鹵莽地把您看做是我的革命計劃的同事，並且，我對您十分尊敬，決不能疑心您有什麼虛偽。我不過是要說，嚴格的調查研究和辛勤的、形上學的理論研究所艱苦地給我指明的真理，在您這方面是由您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深刻了解和長期的經驗啟示給您的。如果說我是經過長時期的思考並且幾乎是違反了我的願望而得到了我對於平等的信念的話，那麼，先生，您的這個信念卻是以全部忠誠的熱忱——以全部自發的天才——謹守不渝的。所以您在工藝學院的演講教程是一種對於所有權和錢財不平等的不斷的鬥爭；所以您的最為博學的研究、您的最為巧妙的分析以及您的無數的觀察結果，總是歸結為一種關於進步和平等的公式；最後，所以您最受欽佩和讚揚的時刻，是在您被科學的翅膀帶起來達到崇高真理的那些感悟的時刻；這些真理使平民的心起著熱情的衝動，同時使懷有邪惡意向的人因恐怖而發抖。有多少次，從我如飢如渴地聆聽著您的雄辯話語的座位上，我內心默默地感謝上蒼使您免去聖保羅對於他同代的那些哲學家所下的判斷，——「他們知道了真理，可是沒有把它宣布出來」！有多少次，當我在您的每次演講中找到了給我自己辯護的理由時，我感到快樂！不，不；我既不希望也不要求得到任何不是經您自己講過的事理。我向您的為數眾多的聽眾請求；如果在詮釋您的理論時我曲解了您的意思，讓他們來證明我是虛偽的吧。
作為薩依的一個門徒，在您的心目中，還有什麼比那些海關——或者像您正確地稱之為由壟斷機構樹立在國與國之間的柵欄——更加反社會的呢？關稅壁壘制度強迫我們在法國要付四十個蘇的代價才能買到在英國或比國只要用十五個蘇就可買到的東西，還有什麼比這種制度更加可惱、更加不公正或者更加荒謬的呢？您曾經說過，①阻礙各種工業的專門化從而阻止文明的發展的，就是海關；使成百萬的公民貧窮而使一百壟斷者發財致富的，就是海關；在豐產的年景中造成饑荒的，由於禁止互易而使勞動不能從事生產的，以及把生產窒息在死亡的擁抱中的，就是海關。使各國互相嫉妒、互相敵對的，就是海關；歷代的五分之四的戰爭根本上都是海關造成的。並且在您的熱忱達到頂點時，您曾高呼說：「是的，如果為了結束這種可恨的制度，有必要使我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話，我只要求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感謝上帝認為我配得上殉道，就可以愉快地跳到那個裂口中去！」
①1841年1月15日的講演。
於是，在那個莊嚴的時刻，我心裡想：「如果在法國的每一個省都任命一位這樣的教授，革命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先生，通過這種主張商業自由的宏偉學說，您就使得軍事上的榮譽成為不可能了，——您就使外交機關無事可做了；在您完全廢止利潤的同時，您甚至消除了征服的意願。的確，如果敘利亞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可以自由選擇他們的主人，願意同誰交換產品就可同誰交換的話，那麼由誰來收回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里亞和聖讓達克，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問題僅僅在於由我們還是由英國人去提高東方文化——教導埃及和敘利亞來學習歐洲的技藝，使它們懂得製造機器、挖掘運河和建築鐵路，那麼為什麼歐洲要對這小小的蘇丹和它年老的巴夏自尋煩惱呢？因為如果在民族獨立上再加上貿易自由的話，那麼這兩個國家的外國勢力此後就只能通過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或學徒與職工之間的自願交往的關係來發揮它的作用。
在歐洲的列強中，獨有法國愉快地接受了使東方文明化的任務，開始了一種在其性質上完全是使徒式的侵入行為，——高尚的思想使我們的國家變得這樣的歡樂和自豪！但是外交上的爭勝、民族的自私心、英國人的貪婪和俄國人的野心妨礙了它的前程。為了要實現一種計劃了很久的霸占行為，就有必要去壓倒一個過於寬大的同盟國：神聖同盟的強盜們組成了一個聯盟來反對不怕威嚇和無可責備的法國。因此，在聽到了這個有名的條約的消息時，在我們之中就出現了對所有權原理的異口同聲的詛咒；那時這個原理是在舊的政治體系的虛偽公式之下起著作用的。所有權的喪鐘好像是從敘利亞那方面響起來的；從阿爾卑斯山脈到海洋，從來因河到庇里牛斯山脈，人民的良心激動起來了。整個法蘭西唱著戰歌，那個同盟在聽到下列令人發抖的喊聲時驚慌失色了：「起來對想做舊世界的所有人的專制君王作戰！起來對發出虛偽誓言的、吞噬印度的、毒害中國的、虐待愛爾蘭的英國人——法國的永恆敵人——作戰！起來對那些陰謀反對自由和平等的同盟國作戰！作戰！作戰！對所有權作戰！」
天意使那些國家的解放推遲了。法國將不用軍隊而用以身作則的榜樣來戰勝。全世界的理智還沒有了解這個偉大的等式，這個等式從廢除奴隸制開始，在貴族及王權的廢墟上前進，最後必須歸結為權利和錢財的平等。但是這個真理像出身平等的真理那樣成為眾所共知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大家好像已經懂得東方問題不過是一個海關的問題。那麼，難道輿論真的很難使這個觀念普遍化，並終於了解到，如果海關的取消牽涉到國家所有權的廢止的話，它也就必然牽涉到個人所有權的廢止嗎？
事實上，如果我們取消海關，這個行為本身就宣告各國之間的聯盟；它們之間的連帶關係就得到確認，同時也就是宣告它們之間的平等。如果我們取消海關，那麼聯合的原則從政府達到省、從省達到城市並從城市達到工廠的過程就不會太慢了。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作家和藝術家的特權將變成怎樣呢？發明、創作、改革、改進執照和專利證還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們的議會議員在制定一條把海關打開一個寬大裂口的法律的同時，又制定一條著作權法律的話，他們事實上就自相矛盾，就是用一隻手來推翻他們用另一隻手建設起來的東西。如果沒有海關，著作權就不存在了，我們那些挨餓的作家的希望也就消失了。因為，您一定不會同善良的傅立葉的意見一樣，期望著作權將有利於一個法國作家而在中國友生效力；並且也不會期望拉馬丁的一首短詩，由於享有在全世界出售的專賣權而給它的作家帶來成百萬的金錢！詩人的作品是他生活在那裡的地方所特有的；在其他任何地方，他的作品的翻版，既然沒有市價，就應當是免費和免稅的。可是怎麼啦！難道各國有必要為了那些詩句、塑像和藥酒的緣故而把它們自己放在互相監視的情況下嗎？那麼我們永遠將要有國產稅、城市通行稅、進口稅和通過國境稅，以及最後是海關了；並且，作為對獨占的一種反作用，還會有走私。
走私！這個詞使我想起所有權的一種最可怕的形式。「走私，」您說過，①先生，「是一種從政治上創造出來的罪行；它是天然的自由權的行使，在某些場合由君主的意志界說為一種犯罪行為。走私者是一個豪俠的人，一個剛強的人，他高興地忙著為他的鄰居用很低的代價買進一件珠寶、一條圍巾或者任何其他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國內的專賣使得這些物品變得非常昂貴。」然後，您在寫了一篇關於走私者的很有詩意的專論之後，又補充了這個憂鬱的結論，——說走私者是屬於曼德林②家族的，他的家應該在帆槳並用的划船上！
①1841年1月15日的演講。
②曼德林，十八世紀法國有名的盜首。——譯者
但是，先生，您沒有叫人注意以所有權的名義用這種方法進行的可怕的剝削行為。
據說，——我舉出這個傳說不過是作為一個設想和一種例證，因為我對它並不置信，——據說當今的財政大臣的錢財是靠走私得來的。據說斯特拉斯堡的許曼先生從法國運出大量的糖，為此他得到了政府所答應給予的出口獎勵金；然後，他把這批糖私運回來，重新再輸出，得到了第二次的出口獎勵金，並且照樣的反覆做下去。請注意，先生，我不是把這段話當作事實來陳述的：我不過是照原話複述人家的傳說，不加肯定或者甚至還對它並不相信。我唯一的打算是想用一個例子來把這個觀念在思想上確定下來。如果我相信一位大臣犯了這樣的罪行，也就是說，如果我鑿鑿可據地親身知道他做過這樣的勾當，我一定要向眾議院告發財政大臣許曼先生，大聲疾呼地要求把他逐出內閣。
對於許曼先生來說無疑是捏造的事件，對於那些和他一樣富有、在榮譽上不比他低的其他的人來說卻是真實的。由那些吃人肉的人大規模地組織起來的走私，是他們輕率的犧牲者冒著艱難困苦和生命危險為了少數巴夏的利益而進行的。懶惰的所有人拿出他的商品來出售；實際的走私者，則把他的自由、名譽和生命作孤注一擲。如果事情獲得成功，勇敢的僕人就可以得到他的那趟旅行的費用；利潤則落進那個懦怯的人的腰包。如果厄運或叛賣把這可惡的運貨的工具送到海關官員的手中，走私的主使人所受的損失不久就可從另一次比較幸運的航行中得到補償。那個被宣告為壞人的代理人則被扔進監獄去同強盜作伴；與此同時，他的光榮的保護人——一個審查員、選舉人、議會議員或大臣——卻正在制訂關於沒收、專賣和海關的法案！
在這封信的開頭，我曾表示將在我的筆下毫不放鬆地抨擊所有權，我唯一的目的是舉出一般的互相攻訐來向公眾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我不能不斥責這樣一種可憎的剝削方式，並且我相信這段短短的題外之言是會被原諒的。我希望所有權不會因走私所受的損害而進行報復。
反對所有權的密謀是普遍的；它是彰明昭著的；它占據了所有的人的思想，激勵了我們的一切法律；它是一切理論的根源。這裡，無產階級在街上追逐所有權，那裡，立法者對它設置了一道禁令；如今，一位拿了報酬來給它辯護的政治經濟學或工業立法的教授①，以重重的打擊在暗中破壞它；另一個時候，一個學院把它交付討論②，或者查考它的廢止過程的發展情況③。今天，沒有一種思想、沒有一種見解、沒有一個宗派不在夢想把所有權控制起來。誰也不肯坦白承認這一點，因為誰也沒有對它有所領會；簡直沒有什麼人能夠自發地抓住這個原因與後果、原理與推論的整體，而我是試圖根據這個整體來說明所有權不久就將消失的；另一方面，一般對於這種權利所具有的觀念過於分歧並且界說得太不嚴密，以致不容易很快就認可相反的學說。因此，在文學和哲學的中下級階層，正如在普通人民中間那樣，都以為廢除了所有權就誰也不能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了；誰也不能保有專屬於自己的東西了；在家庭和自由的廢墟上將建立起一種專橫的共產制了！——這是一些在某一個時期內還能起著支持那種特權的作用的妄想。
①布朗基先生和沃洛夫斯基先生。
②那個學院——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的四年級所提出的命題：「按照現代社團的觀念，勞動組織對於工人階級會產生什麼影響？」
③貝桑松學院提出的命題：「關於子女平分遺產的立法迄今在法國經濟上和道德上所產生的後果以及將來在這些方面可能產生的後果。」
但是，在確切地界說所有權的觀念以前，在從種種學說的矛盾中找出那個應當成為新權利基礎的共同要素以前，讓我們匆匆地注視一下所有權在歷史上的不同階段所遭遇到的變遷。各國的政治體制就是這些國家的信條的表現。這些體制的易變性、它們的變革和毀滅，都是一些重大的經驗，給我們指出了種種觀念的價值，並且可以從那些變化無窮的風俗習慣中逐漸找出絕對的、永恆的和不變的真理。現在我們將要看到，各種政治制度必然地趨向於使地位平等起來，並且違背了這個趨勢就會滅亡；無論何時何地，境遇的平等（像權利的平等一樣）一向是社會的宗旨，不論是平民階級力圖利用所有權去取得政權，或者是他們——已經成為統治者——利用政權去推翻所有權。總之，根據社會的進步，我們將看到，正義的實現在於消滅個人所有權。
為了簡潔起見，我不擬提起宗教史和基督教神學的記述：這個主題值得另寫一篇單獨的論文，我打算以後再來談這個問題。摩西和耶穌基督曾在高利貸和不平等①的名稱之下排斥各種盈利和利息。教會本身在其最純潔的教義中始終是譴責所有權的；當我不僅攻擊教會當局而且還攻擊它對正義的不忠實時，我這樣做是為了宗教的光榮。我要引起一個斷然的答覆並給基督教的勝利鋪平道路，儘管它現在已成為無數攻擊的對象了。我希望有一個辯解者立即起來，根據《聖經》古代基督教著作家的著述、教會法典以及教皇主持的會議和他們的憲章，來說明教會一向總是維護平等的學說的，並把教會在教規中的自相矛盾之處歸諸於暫時的必要性。這樣的一種努力既可以給宗教運動效勞，也可以給平等運動效勞。遲早我們一定會知道基督教是否能夠在教會中或在教會之外得到革新，這個教會是否接受對它所施的憎恨自由和反對進步的責備。在這以前，我們將暫時不加判斷，安心於把歷史的教訓放在傳教士的面前。
①IIL∈BM∈ξíα——較大的所有權。《聖經》拉丁文本把它譯成貪婪（Avaritia）。
當萊克古斯著手給斯巴達制訂法律時，他發見這個共和國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呢？在這一點上，所有歷史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人民和貴族失和。那個城市處於混亂的狀態，並分裂成為兩派——窮人的一派和富人的一派。社會幾乎還沒有擺脫英雄時代的野蠻狀態，就很快地衰微下去了。當時的無產階級反對所有權，而所有權又反過來壓迫無產階級。萊克古斯怎麼辦呢？他所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是有關一般安全的措施，我們現今的立法者一想到這種措施就要發抖的。他免除一切的債務；然後，他反覆地採用說服和強制的方法勸導貴族放棄他們的特權，把平等重新建立起來。總之，萊克古斯在看到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調和自由、平等和法律時，他就把所有權從拉棲代孟的境內驅逐出去。我當然不希望法國去模仿斯巴達的榜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希臘立法者中最老的那個立法者由於徹底了解人民的本性和需要，因而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評價他在行使絕對權力時所廢止的那些債務是否合法；他曾把當時的立法制度進行比較，一個神諭曾經宣揚他的智慧，——我說，值得注意的是，萊克古斯居然斷定所有權與自由制度是不相容的，並且他居然認為他有責任通過一次摧毀錢財的一切差別的政變來開始他的立法工作。
萊克古斯完全懂得，由所有權所產生的奢侈、愛好享受和錢財上的不平等，都是社會的禍根；不幸的是，他用來維持他的共和國的方法是由政治經濟學上捏造的觀念和對於人心的膚淺的了解所提示給他的。因此，這位立法者錯誤地把財富和所有權相混淆，後者又和他力圖排斥的無數邪惡一起重新進入那個城市；這一次斯巴達就徹底地腐化了。
「財富的輸入，」巴斯托雷先生說，「是他們所經歷到的不幸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法律對於這些不幸採取了異乎尋常的預防方法，其中最好的就是反覆進行傾向於克服慾念的道德教育。」
一切預防方法中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預先使欲望得到滿足。占有是對於貪慾的至高無上的救藥，一種對於斯巴達來說是危險性最小的救藥，因為在那裡，錢財差不多是平等的，地位也都差不多是相同的。大體上，持齋和戒酒是適度行為的不良教師。
「當時有一條法律，」巴斯托雷先生又說，「禁止富有的人穿著比窮人較好的衣服、吃較為優美的食品並擁有較為優雅的家具、花瓶、地毯、精緻的房屋」等等。所以萊克古斯希望採用使財富成為無用的方法來維持平等。如果他按照他的軍事紀律把工業組織起來，並教育人民用自己的勞力來獲得他白費氣力地企圖使他們不得享受的東西，那他就會比原來聰明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公民由於享有中肯的思想和愉快的情感，除了由那位立法者努力給他啟發的欲望——對名譽和光榮的愛好、才幹和德性的優勝——之外，就不會再有其他的欲望了。
「婦女們不許佩戴金飾和各種裝飾品。」荒謬！萊克古斯死後，他的制度就敗壞了；紀元前四百年間，過去的樸素精神就已經一點痕跡也不留了。奢侈和對於黃金的渴望早就在斯巴達人中間有了發展，其強烈的程度，根據他們那種被迫的窮苦生活和不嫻於工藝的情況來看，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歷史家責備坡舍尼亞斯、萊桑德、亞吉西老斯和其他一些人由於把戰爭中獲得的財富運入國內而敗壞了他們祖國的道德。那是一種誹謗。拉棲代孟人的窮苦一旦同波斯人的奢侈和雅典人的風雅相接觸，斯巴達人的道德就必然立刻敗壞。所以，萊克古斯在試圖強制人們過一種徒有其表的、自以為榮的樸素生活來啟發寬厚和謙遜的精神時，鑄了大錯。
「萊克古斯對於懶惰並不感到害怕！當雅典（在這個地方，懶惰是禁止的）的一個公民被認為有罪而被判處刑罰的期間，有一個偶然在那裡的拉棲代孟人請求去訪問那個由於行使了自由人的權利而被處罰的雅典人……萊克古斯的實行了幾百年的原理之一，是自由人不應當從事營利的職業……婦女們厭惡家務勞動；她們不像其他的希臘人那樣自己紡績羊毛（據荷馬的記載，她們不是這樣做的！）；她們讓奴隸為她們縫製衣服。」（巴斯托雷：《法制史》。）
能有什麼事比這更矛盾的嗎？萊克古斯在公民中間剝奪所有權，把所有權的最惡劣的形式——用暴力得來的所有權——作為維持生計的基礎。由於這樣，一個不從事實業的懶惰城市變成一個貪婪盛行的地方，那有什麼奇怪呢？斯巴達人由於聽憑自己的粗鄙習性的擺布，比較容易受到奢侈和亞洲式的放蕩淫樂的引誘。當軍事上的成就把羅馬人帶到義大利境外的時候，他們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法布里西烏斯的寓言的作者所不能解釋的事情。使道德敗壞的不是技藝的培養，而是由他們懶惰的和奢華的富裕所引起的墮落。財產的本性是使台達留斯的勤奮和菲迪亞斯的才幹有助於它自己的荒唐的怪想和可恥的歡樂。毀滅斯巴達人的是所有權而不是財富。
當梭倫出現的時候，雅典共和國中由財產所造成的無政府狀態已達到了頂點。「阿提卡的居民關於政體的意見頗多分歧。住在山嶽地區的人（窮人）喜歡平民政治的體制；住在平原上的人（中產階級）喜歡寡頭政治；住在沿海地帶的人則喜歡寡頭和民主的混合制。由於錢財的不平等，也發生了一些其他的爭執。窮富相互之間的對立狀況變得十分緊張，以致單獨一個人的政權似乎是唯一可以防止當時威脅著共和國的安全的革命的辦法。」（巴斯托雷：《法制史》。）
貧富之間的爭吵好像成為平民政治的生活狀態了，而在君主政治下，它們是難得發生的，因為一個很穩固的權力可以消除爭論。亞里士多德曾經注意到這一點。對受制於土地法或過重捐稅的財富的壓迫；下層階級對上層階級的憎恨（上層階級永遠有被控誹謗罪因而被判處沒收財產的危險），——這些就是雅典政治的特色，它們特別使亞里士多德感到厭惡，並使他贊成一種有限度的君主政體。如果亞里士多德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他是會擁護立憲政體的。但是儘管對這位斯塔吉拉①人懷有崇高的敬意，一個為了所有人的生活而犧牲無產者的生活的政府，和一個為了支持無產者而劫奪所有人的政府同樣是不合理的；它們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會得到自由人的支持，更不會得到哲學家的支持。
①斯塔吉拉，亞里士多德的誕生地。——譯者
梭倫仿效了萊克古斯的榜樣。他用廢除債務——就是破產——來慶祝他的立法工作的開始。換句話說，梭倫把政府機構當作鐘錶那樣使用，上發條時按利率的多寡調整時間的長短。因此，當彈簧鬆弛和鏈條脫開的時候，共和國就不免要或是復滅或是用第二次破產來恢復自己的力量。所有的古人都採用了這種獨特的政策。在占領了巴比倫之後，尼赫邁——猶太民族的領袖——廢除了債務；萊克古斯廢除了債務；梭倫廢除了債務；羅馬人民在把那些國王趕走以後直到那些皇帝即位為止，一直為了爭取廢除債務而同元老院進行鬥爭。後來，在共和國快要滅亡的時候以及在帝國建立以後經過很長一段時期，農業被拋棄了，並由於過高的利率，各省人口都減少了，因而那些皇帝就把土地無償地贈送給任何願意耕種的人，——這就是說，他們廢除了債務。除了走到另一極端的萊克古斯之外，誰也不曾覺察到，重要的問題不在於用一次政變來使債務人免除債務負擔，而在於防止將來負債。相反地，最民主的政府則始終是專門以個人所有權為基礎的；因此，所有這些共和國的社會因素是公民之間的鬥爭。
梭倫曾經通令調查所有的錢財，根據結果調整了政治上的權利，給與大的所有人以較大的勢力，建立了權力的平衡，——總之，把紛爭的最積極的因素規定在憲法中；仿佛他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立法者，而是人民的最大的敵人似的。事實上，把平等的政治權利給與地位不平等的人們，豈不是鹵莽到極點了嗎？如果一個製造商在把他的全體工人結合在一個合股公司里的時候，把諮詢權和審議權給與其中的每一個人——就是說使他們全都成為工廠的主人，——那麼，這個主人地位的平等會保證使工資不平等的情況繼續下去嗎？那就是用最簡單的說法表述的梭倫的整個政治體系。
「在給與所有權一種公正的優勢時，」巴斯托雷先生說，「梭倫盡其所能地補救他最初的職務上的行為，——債務的廢除……。他認為他是依靠治安才能在既得權利和天然的公平方面作出這種重大的犧牲的。但是，侵犯個人所有權和書面契約的行為，是公法的一篇不好的序言。」
事實上，這樣的侵犯行為總是受到很大的懲罰的。在1789和1793年，貴族和教士的財產被沒收，聰明的無產者發了財；如今，這些人成為貴族之後，正在使我們對於我們祖先的劫掠行為付出昂貴的代價。那麼現在該怎樣辦呢？我們不應該侵犯權利，而應該恢復權利。現在，如果剝奪某一個人的財產而把它贈給別人，並且事情就到此為止，那是一種侵犯正義的行為。我們應當逐步降低利率，組織實業，使勞動者和他們的職能結合起來，並對巨額的錢財進行一次調查登記，其目的不是為了給與特權，而是為了讓我們可以採用給與它們的所有人一筆終身年金的辦法來贖買這些錢財。我們應當大規模地應用集體生產的原則，給予政府以支配一切資本的優越地位，使每個生產者負起責任來，廢除海關，把各行各業轉變為一種公共的職能。這樣，巨額的錢財就可不必通過沒收或暴力而歸於消失；個人占有制就可不必經過共產制而自動地在共和國的監督之下建立起來；並且地位的平等將不再單純由公民的意志來決定了。
在從事寫述羅馬人的作者中，包胥埃和孟德斯鳩在第一流的行列中占有卓越的地位；前者通常被認為是哲學史的創始人，而後者則被認為是法學和政治學方面的最淵博的作家。但是應當指出，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由於都沾染著他們同時代的和他們職位上的偏見，完全沒有能夠說明羅馬人的興衰的原因。
只要包胥埃限於作一些描述，他總是值得欽佩的：例如，除其他一些篇章外，他給我們描述了波斯戰爭以前的希臘情況，這段文章好像曾使台萊馬克斯得到了啟發；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對比，這從包胥埃以來已經作過二十次了；關於古羅馬的風俗和特性的敘述；最後是結束《論世界史》的那篇高超的結論。但是，當這位著名的歷史家在論述原因時，他的理論是有錯誤的。
「護民官始終是贊成把略取的土地或由出賣這些土地所得的收入分給公民的。元老院則堅決反對那些使國家遭受損失的法案，要把土地的代價撥歸國庫。」
這樣，按照包胥埃的說法，受到內戰的最早的和最大的禍害的，乃是人民；這些快餓死的人民要求把他們流血略取的土地分給他們去耕種。那些買了土地來把它們交給奴隸的貴族，對於正義和公共利益卻較為重視。對人們的見解的影響是多麼渺小呀！如果把西塞羅和格拉古兄弟所扮演的角色調換過來，那麼，不是由護民官的叫嚷而是由那偉大演說家的雄辯喚起其同情心的包胥埃，就會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目光來看待土地法了。這時他就會懂得：國庫的利益不過是一種藉口；當略得的土地提出拍賣時，貴族趕快買進，以便從這些土地的收益中得到好處，——而且他們確信遲早可以收回付出的代價，以換取他們供給共和國的糧食，或者換取群眾只能向他們購買的生活必需品，而這些群眾有時是由於所提供的勞務、有時是由於窮困而獲得國家的酬勞或貼補的。因為一個國家並不從事積蓄；相反地，公家的資財總是回到人民的手中去的。所以，如果某一部分人是主要必需品的唯一出賣者，那麼結果就是，國庫在他們的手中來回經過時，就會把不動產在那裡存儲和積累起來。
當米尼聶烏斯給人民講述他的關於四肢和胃的寓言時，如果有人對這個講故事的人說，胃把它無償地接受的營養物質無償地給與四肢，而那些貴族卻只肯在支付現金的條件下才把東西給與平民，只肯在高利貸的條件下才借錢給平民，那麼，他無疑地會使那個詭計多端的元老啞口無言，並且會把人民從一個巨大的負擔下拯救出來。元老院的元老只是他們自己的系統的元老。至於普通人民，他們都被當作一種血統不純的族類，可以加以剝削，可以向他們徵收捐稅，可以聽憑主人的高興和安排而使他們從事勞動。
按一般的情況說，包胥埃對人民是不怎麼關懷的。他的君主政治的和神學的本能，只知道權力、順從和在慈善的名義下的施捨。這種不幸的氣質經常使他把徵象誤認為原因；他那深受讚揚的淵博知識是從他的作家那裡抄襲得來的，畢竟沒有什麼了不起。例如，當他說「共和國的紛爭以及最後它的崩潰是由公民的嫉妒和他們的發展到了不可容忍的極點的對於自由的愛好所造成」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不禁要問他這種嫉妒是什麼造成的呢！——什麼東西使人民激發起對於自由的極端的不能容忍的愛好呢？如果回答說，這是由於道德的敗壞，由於不顧過去的窮困，由於放蕩、奢侈和階級嫉妒，由於格拉古兄弟的反叛性格等等，那是不中用的。為什麼道德會敗壞呢，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那些永恆的紛爭是從哪裡產生的呢？
在羅馬，像在所有其他的地方一樣，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紛爭並不是直接由對財富的欲望造成的（就一般的情況來說，人們並不垂涎他們認為不應當得到的東西），而是由於平民的一種天然的本能，這種本能使他們到共和國的憲法中去尋求他們的苦難的原因。這就是我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我們不是要求變更我們的公共經濟，而是要求來一次選舉上的改革。羅馬人民希望恢復社會契約制度，他們要求改革，請求修訂法律和設置新的官職。那些絲毫不感到不滿的貴族則反對任何革新。財富總是保守的。可是人民克服了元老院的抵抗；選舉權得到了很大的擴展；平民的權利得到了增加，——他們有了自己的代表、自己的護民官和自己的執政官；但是縱然有了這些改革，共和國沒有能夠得救。當一切政治上的應變方法已經用盡，當內戰使人民陷於枯竭，當羅馬那些皇帝把他們染有鮮血的外衣脫下來掩蓋那正在毀滅帝國的毒瘤時，——由於積累的財產始終受到尊重，並且因為戰火永遠不熄，所以那個國家就不得不在火焰中滅亡。皇權是一種妥協的辦法，它保護富人的財產，並從非洲和西西里運進小麥來養活無產者；它是一個雙重的謬誤，因為它靠多血症摧毀了貴族，並用飢餓摧毀了平民。最後只剩下一個真正的所有人——皇帝，每一個公民都變成他的臣屬、諂媚者、幫閒或奴隸；並且當這個所有人崩潰的時候，那些從他桌子底下拾取麵包碎屑的、當他放聲笑謔時陪著他歡笑的人也就隨著滅亡了。
孟德斯鳩在探索羅馬衰亡的原因時，所得的成就並不比包胥埃的更好；事實上，我們可以說，這位審判長只是發展了那個主教的觀念。如果羅馬人在他們的征略行動中較有節制，對他們的同盟軍較為公正，對戰敗者較為人道；如果貴族的貪心比較小一些，皇帝的不法行為比較少一些，人民的猛烈性格比較差一些，各階級的腐化程度淺一些；如果……等等——帝國的尊嚴也許可以得到保全，羅馬也許可以保持世界的王座！這就是從孟德斯鳩的學說中所能推斷出來的全部內容。但是歷史的真實情況不在這裡；世界的命運不是由這樣一些不重要的原因決定的。人們的熱情，像時間的偶然性和氣候的變化那樣，可以用來維持那種推動人類前進並產生一切歷史變革的力量；但是那種熱情不能說明這些力量。帕斯卡所說的一粒沙子只能造成一個人的死亡，如果先前的行動沒有規定那些由這個死亡作為先導的事件的話。
孟德斯鳩博覽群書；他精通羅馬的歷史，十分熟悉他所講到的民族，清楚地知道為什麼他們能夠戰勝敵人並統治世界。在閱讀他的文章的時候，我們讚美羅馬人，但是我們並不喜歡他們；我們看到他們的勝利而並不感到高興，我們看到他們的衰亡而並不感到悲哀。孟德斯鳩的著作像所有法國作家的著作那樣，是精巧地組織起來的，——生氣勃勃，妙語聯珠，並且充滿著有見識的解說。他令人喜悅，使人感到興趣並獲得教益，但是沒有能發人深思；他不是用深奧的思想來取勝的；他不是用高超的理智或懇切的情感來提高思想的。如果我們要在他的著作中尋求古代的知識、原始社會的特徵或者關於其風俗和偏見直到共和國末期還存在的英雄時代的記述，那是徒勞的。維哥在描述具有可怕特徵的羅馬人時，把他們說成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指出：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受原先存在的思想和習慣的支配的，他們可以說是受他們所沒有意識到的一位地位較高的神靈的慫恿的；羅馬人的殘忍引起孟德斯鳩的反感，但是沒有得到解釋。所以，作為一個作家，孟德斯鳩給法國文學帶來了較大的光榮；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敵不過維哥。
在羅馬，財產原來是國有的，不是私人的。努馬是通過分配那些由羅墨路斯掠得的土地而建立個人財產的始作俑者。努馬所實行的這次分配的實數多少？對於個人規定了哪些條件，國家保留了哪些權力？什麼也沒有說明。存在著錢財的不平等，共和國根本放棄它對公民財產的優越的支配權——這就是努馬的分派土地的初步結果，公正地說，他可以被當作是羅馬曆次革命的發起人。正是他規定了對於台爾米努斯神——私有財產的保護者和義大利最古老的神之一——的崇拜。正是努馬，他把財產放在朱匹忒的保護之下；他摹仿伊特魯里亞人，希望使土地測量員充當祭司；他給地籍工作創製了一套禮拜儀式，給劃定地界的工作規定了供奉的儀式，——總之，他造成了一種財產的宗教。①如果這個神聖的國王沒有忘掉一件主要的事情，即確定每個公民能夠占有的數量和根據什麼條件他才能夠占有，那麼，所有這些異想天開的想法就會利多於弊。因為，既然財產的本質是通過附加和利潤而不斷增加，既然出租人將利用各種機會來應用財產所固有的這條原則，那麼由此就可以推斷，財產利用它們的天然潛力和保護著它們的宗教外貌而趨向於互相兼併，錢財有無限度地增減的趨勢，——一種必然導致人民破產和共和國崩潰的過程。羅馬的歷史不過是這條規律的產物。
①同樣的或類似的風俗在各國都曾有過。除其他一些著作外，可參考米歇萊所著《法國法律的起源》和格林姆所著《德國法律的古制》。
塔爾昆王族剛被逐出羅馬，君主政體剛被廢除，等級之間便立刻開始爭吵。公元前494年，平民脫離其他的階層到聖山去，這就導致了護民官職位的設立。那些平民感到不滿意的是什麼呢？他們所不滿意的是：他們窮困，他們由於償付所有人——高利貸者（faeneratoribus）——的利息而弄得精疲力盡；為了貴族的利益而管理國事的共和國絲毫不給人民做事；平民被交給他們的債權人隨意處置，這些債權人可以出賣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子女，並且他們既沒有爐灶又沒有家，他們維持生計的要求遭到拒絕，同時利率則保持在它的最高點等等。有五個世紀之久，元老院的唯一政策就是迴避這些合理的控訴；雖然有護民官的毅力，雖然有格拉古兄弟的雄辯，雖然有馬里烏斯的暴力和凱撒的勝利，這種可惡的政策竟然大獲成功。元老院一味拖宕；護民官提出的措施可能是好的，但它們是不合時宜的。大家一致承認應當要有所作為；但首先人民必須重新開始履行他們的責任，因為元老院不能對暴力讓步，並且武力只能根據法律來行使。如果人民由於尊重法治而採納這個美麗的勸告，那麼元老院就憑空製造困難；改革的措施被擱置起來，它也就此沒有下文。相反地，如果無產者的要求變得過於迫切的話，元老院就來一次對外宣戰以維持羅馬貴族，那些鄰邦也就被剝奪了自由。
但是，戰爭的陰謀不過使平民流於窮困的過程停止一下。從被征服的國家沒收得來的土地立即被列為國家的地產，即作為國有土地（agerpublicus），並且這樣的土地是為了國庫的利益而進行耕種的；或者，像常常發生的情形那樣，它們被拍賣出去。它們之中沒有一塊是給與無產者的。這些無產者和貴族及騎士不同，他們不能依靠勝利而得到用來買進這些土地的款項。戰爭從來沒有使兵士發過財：大規模的掠奪一向都是將軍們幹的事。奧什羅和其他二十個將軍的先鋒隊在我們的軍隊中是聞名的，但是從來沒有聽說有一個士兵發了財。在羅馬，最司空見慣的控訴是：侵占公款、勒索、挪用款項、掠奪，這些行為在外省是由軍隊帶領發生的，還有是在其他的公職上發生的。所有這些控告都是由於法官的舞弊、受賄或者由於原告放棄訴追而沉寂下來的。到了最後，罪犯總是被允許平安地去享受他的贓物；他的兒子只是由於他父親的罪行而受到更多的尊敬。並且事實上也不能不是這樣。如果每一個議會議員、上議院議員或公職人員可以被傳喚去說明他的錢財的來源的話，我們將產生什麼結果呢？
「貴族們擅自獨占地享受國有土地，並且像封建主那樣，把他們土地中的某些部分贈送給他們的下屬——贈與人隨意可以收回的一種完全不穩固的讓與物。相反地，平民則僅有權享受留給他們公用的一小塊牧場：一種極不公平的情況，因為，由於這樣的結果，窮人所擔負的捐稅——戶口捐（census）——就比富人來得重。事實上，貴族總是豁免他們本應繳納的作為國有土地出讓的代價和憑證的什一稅的，並且，在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公民的財產才被課稅（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這樣相信），貴族的占有物卻是不納稅的。」（拉布賴：《財產史》。）
為了徹底了解上面這段引文，我們必須知道，只有公民的地產——就是說，無論是在努馬分地時買到的或是後來從財務總管手中賣出來的與公共土地無關的地產——被當作財產，對於這些財產，徵收一種捐稅、即戶口捐。相反地，由於公共土地的租讓而得到的地產（須付一筆輕微的租金）則被叫做占有物。因此，在羅馬人中間，有一種所有權和一種占有權約束著全部地產的管理。現在，無產者的願望是什麼呢？他們認為應當利用公共的土地而顯然不是私人的財產來把占有權利——單純的占有權——擴展到他們身上。總之，無產者要求成為他們在征戰中得來的土地的租戶。貴族由於他們的貪婪始終不願同意這個要求。他們在儘量買進這種土地之後，還想方設法取得其餘的土地作為占有物。在這些土地上，他們使用奴隸進行耕作。由於富人的競爭，人民既買不到土地，又租賃不起土地，因為——用他們自己的雙手去耕種——他們不能保證提供一筆與土地在奴隸耕種下所產生的收益相等的租金，所以人民永遠得不到占有物和財產。
內戰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群眾的痛苦。「人民投軍到野心家的麾下，以便用武力得到法律所拒絕給他們的東西——財產。一塊殖民地就是得勝的兵團的酬報。但它已經不再是國有土地了；整個義大利都處於那些兵團的任意處置之下了。國有土地幾乎完全消失了……但是禍害的根源——積累起來的財產——卻比以前更有力了。」（拉布賴：《財產史》。）
我所援引的作者沒有給我們說明，為什麼內戰之後的分割土地的過程並沒有制止積累起來的財產的併吞現象；這個遺漏是容易補充的。從事耕種所必需的東西不僅僅是土地；流動資本也是必要的，——牲口、工具、馬具、一所房屋、一筆墊款等等。從獨裁者手裡得到報酬並被解散出來的殖民者從哪裡去得到這些東西呢？從高利貸者的錢袋中；也就是說，從貴族的錢袋中；最後，由於高利迅速增加和地產被扣押，所有這些土地終於都回到貴族手中。薩魯斯在他關於卡提利納的密謀的陳述中，告訴我們這個事實。那些參加密謀的人都是蘇拉部下的老兵，他們從他那裡得到了座落在阿爾卑斯山脈以南的高盧地區、托斯卡那地區和那半島上的其他地區的土地，作為他們效勞的報酬。自從這些從債務中解放出來的殖民者離開了他們的隊伍並開始從事耕種起不到二十年，他們就已經被高利貸弄得焦頭爛額，差不多破產了。由債權人的勒索所造成的窮困就是這次密謀的起因。這次密謀幾乎煽動了整個義大利，並且如果有一個比較卓越的領袖和比較充足的財力，本來是可能成功的。在羅馬，人民群眾是贊助密謀者的——平民都贊成卡提利納的密謀（CunctaplebesCatilinIinceptaprobabat）；同盟者對於貴族的強盜行為都感到厭惡；從阿洛勃羅奇人（薩瓦的居民）那裡來的代表為了他們債台高築的同胞到羅馬來向元老院提起上告；總之，反對大所有人的控訴是具有普遍性的。「我們請求人們和天神們前來作證」，卡提利納的兵士、即沒有奴隸的羅馬公民說，「證明我們拿起武器來既不是為了反對祖國，也不是為了攻擊任何人，而是為了保衛我們的生命和自由。我們大部分人悲慘、窮困，失去了故鄉，由於高利貸者的強暴和殘忍，我們都被剝奪了名譽和錢財，我們沒有權利，沒有財產，沒有自由。」
卡提利納的壞名聲，以及他的兇狠的計策、他的同謀者的魯莽、幾個人的叛變、西塞羅的策略、伽圖的發怒和元老院所造成的恐怖，破壞了這個計劃。這個計劃作為向富人進軍的先例，本來是可以拯救共和國並給與世界以和平的。但是羅馬躲避不了它的命運；它的放縱的漫遊還沒有達到終點。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通過突然的、意外的轉變而避免應受的懲罰。要知道，那個「永恆的都市」的長期不斷的罪行是不能單憑屠殺幾百個貴族就了結的。卡提利納阻礙了神所安排的報應，所以他的密謀失敗了。
大的所有人藉助高利貸、田租和種種利潤來併吞小的所有人的行為在帝國各處都是常事。最誠實的公民都以高額的利率來投放他們的金錢。①伽圖、西塞羅、布魯土斯，所有以節儉聞名的斯多噶派，儉樸的人（virifrugi），——塞奈卡，有德性的老師，——都在外省以高利貸的名義徵收巨額租稅；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國的一些最後的保衛者、即豪邁的龐培家族，都是放高利貸的貴族和對窮人的壓迫者。但是僅僅殺死了一些人的法爾薩魯斯戰役沒有觸動那些制度，大批產業的併吞行為一天比一天活躍了。從基督教開始存在時起，神父們一直是竭力反對這種侵占的。他們的著作充滿著對這高利貸的罪行的憤激咒罵，可是基督教徒在這種罪行上並不總是無辜的。聖西普里安就控訴過他同時代的某些主教，因為他們專心致力於可恥的、買賣證券的交易，放棄了他們的教堂，到各省去用詭計和欺騙手段取得土地所有權，同時出借金錢，利上滾利。在這種累積財產的狂熱中，為什麼公共土地的占有就沒有像私有財產那樣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呢？
①百分之五十、六十和八十。——布朗基的教程。
按照法律，國有土地是不能出讓的，因而占有權總是可以收回的；但是執政官的指令把這種占有權無限止地延續下去，所以貴族的占有物終於變成絕對的財產，雖然占有物這一名稱對它們是依然適用的。這種由元老院的貪婪所促成的轉變之所以能順利實現，完全是由於那種最可悲的、最輕率的政策。提貝留斯·格拉古想把每個公民占有的國有土地限制在五百英畝之內，如果在他那個時候曾把這個占有的數額按照每戶所能耕種的畝數確定下來，並在租予土地時明文規定，占有人必須自己耕種，不得出租，那麼帝國就決不會被大地產弄得滿目荒蕪了；並且這種占有不但不能增加財產，卻反而把財產兼併掉。在那個時候，地位和錢財的平等的建立和維持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取決於國有土地的較為公允的分割和占有權的較為明智的分配。
我強調這一點，它是極關重要的，因為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考察這種個人占有的歷史，我在我的第一篇論文中曾經在很多地方提到過這種占有，而我的讀者似乎還沒有什麼人懂得這一點。羅馬共和國——它確實具有完全支配它的土地和對占有人規定條件的權力——是比以後的任何國家都較為接近於自由與平等的。如果元老院是明智和公正的，——如果那次向聖山隱退的時候，不是由米納尼烏斯·阿格里巴來扮演那出可笑的滑稽戲，而是由每個公民在得到他一份占有時起來做一次放棄取得所有權的嚴正聲明，——那麼，以占有物的平等和勞動義務為基礎的共和國在獲得它的財富時，就不致於發生道德上的退化；法布里西烏斯就可不必去控制擅長技藝的人而享受到技藝的好處；古代羅馬人的征服就會成為散播文明的手段，而不是像它們實際所發生的那樣，成為一系列的殺戮和掠奪了。
但是，具有積聚和出租的無限權力的財產，由於新的占有物的增加而與日俱增。從尼祿那個時代起，僅僅六個人就擁有半個屬於羅馬的非洲。在第五世紀，一些富有的家族竟有兩百萬以上的收入：有幾家占有多至兩萬名的奴隸。所有論述羅馬共和國衰亡原因的作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埃克斯地方的奇洛先生①引證了西塞羅、塞奈卡、普盧塔克、奧林比奧道羅斯和福蒂烏斯的證言。在維斯帕西安和蒂塔斯的兩個朝代，博物學家普利尼曾經感嘆說：「巨大的地產已使義大利破產，並且正在使各省破產。」
①《對於羅馬人的所有權的研究》。
但是，從來沒有人了解到，正像今天一樣，在那個時代財產的擴張是在法律保護之下並根據憲法而實現的。當元老院把奪取的土地交付拍賣時，那是為國庫和公共福利打算。當貴族買進占有物和財產時，他們實現了元老院的命令的意旨；當他們以高額租率出租時，他們利用了法律所規定的權利。「所有權」放款人說，「是甚至可以達到濫用程度的享受權，使用和濫用的權利（Jusutendietabutendi）；這就是說，借貸時可以收取利息的權利，——租借、買進，然後再出租和放貸。」但是所有權也是交換、移轉和出賣的權利。所以，如果社會是那樣的一種情況，就是被高利貸弄得破產的所有人可能被迫出賣他的財產、他謀生的手段，那他就會把它出賣；而依靠法律，積累起來的財產——貪婪的和吃人的財產——就會確立起來。①
①「它的貪得無厭的本性利用法律的麻痹迅速地活動著。它準備立刻去兼併任何東西。請看那個關於牛皮的有名的雙關語，當牛皮被割成皮條的時候，它大到可以把迦太基的原址全部圈進去的程度……自從狄多之後；這個傳說一再出現……人們對於土地就有這樣的愛好。受墳墓所限制的、用人體的四肢、用大姆指、腳和手臂來丈量的土地，儘可能地與人的大小相符合。人還不以此為滿足：他籲請上帝來證明那塊土地是他的；他力圖給他的土地定出方位，使它具有天堂的形式。……在極度陶醉的心情下，他使用那些用來形容萬能的上帝的語句來形容財產——卓絕的、偉大無比的地產（fundusoptimusmaximus）。……他將使它變成他的臥榻，彼此永不分離，——Oαι∈μιMPMFBJιLóFηFι」——米歇萊：《法國法律的起源》。
所以羅馬人衰微的直接的和次要的原因是共和國內部兩個階級——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紛爭，這些紛爭引起了內戰、排斥和自由的喪失，並且終於導致了帝國；但是他們衰微的主要的和間接的原因則是努馬建立起來的財產制度。
有一本我已經引證了好幾次的、最近在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得獎的著作；我摘錄其中的一段來結束這部分的論述。
「財產的集中」，拉布賴先生說，「在造成極端窮困的同時，迫使那些皇帝去養活和安慰人民，以便使他們忘卻自己的苦難。麵包和遊戲（panemercircenses）：那是對於窮人的羅馬法；無論在哪裡，只要存在著一個擁有土地的貴族階級，就會產生可怕的、也許是必然的禍害。
「為了養活這些飢餓的人口，穀物是從非洲和各省運來並無償地分配給貧民的。在凱撒時代，就有三十二萬人受這種供養。奧古斯都看到這樣的措施會直接導致農業的破產；但是取消這些配給就等於把武器放在搶先覬覦政權的人的手裡。那個皇帝想到這裡就害怕了。
「當穀物是無償地發放的時候，就不可能維持農業。耕種讓位給畜牧，這是人口減少的另一個原因，甚至在奴隸中間也是如此。
「最後，日益發展的奢侈使義大利土地上蓋滿了精美的別墅，它們占用了整個整個的村莊。花園和苑林代替了田地，自由的人民群眾都逃到城市中去。農業差不多完全絕跡了，和農業一起絕跡的是農民。非洲供應小麥，希臘供應葡萄酒。提貝留斯悲哀地訴說著這個禍害，因為它讓羅馬人民的生命聽憑風浪的擺布：那就是他的憂慮。過了一天，三十萬饑民走上了羅馬市的街道：那就是一次革命。
「義大利和各省的這種衰微沒有停止。在尼祿朝代之後，像在安提烏姆和泰侖都姆那樣有名的城市中，人口也開始減少。在貝爾蒂納克斯當政時期，有那麼多荒蕪的土地，以致那個皇帝把這種土地，甚至是屬於國庫的，放棄給所有願意耕種的人，另外還免除農民為期十年的繳納租稅的義務。元老被迫把他們三分之一的錢財投資於義大利境內的地產中；但是這個措施只能加重他們所要加以救治的禍害。強迫富人在義大利境內購置財產就是增加使國家破產的巨大地產。最後，我是否必須說，奧雷利安希望把俘虜送到伊特魯里亞的荒蕪的地方去，以及華倫蒂尼安被迫把阿勒曼尼族安置在波河兩岸的富饒土地上去呢？」
如果讀者在匆匆瀏覽這本書的時候抱怨說，書中見到的只是一些從別人著作中引證的文字、報紙和公開講演的摘要、關於法律的註解和釋義，那麼我要提醒他，這篇論文的目的本身就在於證明我的關於所有權的見解與人們普通主張的見解是相符合的；我的主要研究工作決不是想要提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論據，而是去聽從全世界人士的意見；並且，最後，我唯一的要求是把一般的信念清楚地表述出來。我不能過分頻繁地重複這一點，——並且我以自豪的心情坦白承認——我絕對不提倡任何新的東西；如果有誰能言之成理地批駁我所提倡的學說，我是會根本否定我的學說的。
現在讓我們探討「野蠻人」中間的所有權的變革。
在日耳曼部落住在森林裡的時期，他們沒有想到要分割土地並據為己有。土地是共同保有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犁耕、播種和收穫。但是，當那帝國一旦被他們侵入之後，他們就想起要分享土地，正像他們在勝利之後分享掠獲物那樣。「因此」，拉布賴先生說，「就有了布爾戈尼哥特族的份地（SortesBurgundiorumGothorium）和汪達爾人的土地（KLηρBιOQαQδιLωM）等的用語；因此德語中就有了自主地（allod）和地皮（loos）這兩個詞，它們在現代的語言中都是用來指命運所贈給的禮物的。」
當時，自由地財產，至少對於廣大的共有人來說，原來是份額相等的；因為所分配的收穫是相等的，或者至少是等價的。這種財產，像羅馬人的財產那樣，完全是個人的、獨立的、專屬的、可以移轉的，因而是可以積累和侵占的。但是它沒有像在羅馬人中間所發生的那樣成為巨大的財產，這種巨大的財產通過利息和高利貸使小型財產處於從屬地位並加以兼併；在野蠻人中間——他們愛好戰爭甚於財富，熱中於對人的支配而不熱中於對物的占有——奴役其敵人的，是以武力的優勢為憑藉的戰士。羅馬人要的是物品，野蠻人要的是人。因而，在封建時代，租金差不多等於零——只是由一個小女孩送來的一隻兔子、一隻鷓鴣、一塊糕，幾品脫①的酒或在宗主勢力所及得到的地區內插上一根慶祝節日的花竿。作為報答，臣僕或供職人員必須跟隨主人去打仗（一種幾乎每天都發生的事，並且必須用自己的錢來裝備自己和養活自己。「日耳曼部落的這種精神——這種結夥和聯合的精神——像支配個人那樣支配著土地。那些土地，像人那樣，是通過互相保護、互相忠實的紐帶而附著於一個首領或一個封建主身上的。這種臣服狀況就是日耳曼時代產生封建制度的費力工作。每一個不能當首領的所有人被迫用正當的或不正當的手段去做一個封臣。」（拉布賴：《財產史》。）
①品脫，英美液量名，一品脫等於中國0．56升。——譯者
每一個不能當師傅的技工必須用正當的或不正當的手段去做一個工匠；每一個並不從事侵占的所有人會受到侵占；每一個不能通過剝削別人而提供低於其真正價值的產品的生產者會失去工作。公會和工頭制是所有權固有的競爭主義的必然結果；它們受到這樣深刻的憎恨，但是如果我們不當心的話，它們是會重新出現的。它們的組織過去是摹仿封建等級制的組織的，而這種等級制是人和財物的隸屬作用的結果。
給封建制的出現和大所有人的重現鋪平道路的時期，就是屠殺和最可怕的無政府狀態的時期。殺戮和強暴過去從來沒有對人類造成這樣的破壞。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在其他的世紀中間，第十世紀被稱為殘酷的世紀。小所有人的財產、生命和他的妻子、兒女的榮譽永遠處於危險狀態；他急於向他的領主表示敬意並把某些物品贈送給他自由保有的不動產所在地的教會，以期獲得保障和安全。
「事實和法律兩者都證實了，從第六到第十世紀，一些小的自由保有的不動產的所有人逐漸受到掠奪，或者由於大所有人和伯爵們的侵害而降到臣屬或納貢者的地位。法令匯編中充滿著限制性的條款，但這些威脅的不斷重複只能說明那禍害的頑強性和政府的軟弱無力。此外，壓迫的方法沒有什麼改變。自由的所有人的訴苦與格拉古兄弟時代平民的呻吟是完全一樣的。據說，只要一個窮人不肯把他的地產給與主教、神甫、伯爵、法官或百人隊隊長，這些人就立即找尋機會使他破產。他們讓他去服兵役，直到他徹底破產以後，被說好說歹地勸誘放棄他的自由保有的不動產為止。」（拉布賴：《財產史》。）
有多少小的所有人和工廠主沒有被大所有人和大工廠主通過詭計、訴訟和競爭而弄得破產呢？計謀、強暴和高利貸——這些就是所有人掠奪勞動者的方法。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財產在任何時代和在任何形式下都根據它的原則在相反的兩端間擺動著——極端的分散和極端的積聚。
在它的第一端，財產差不多是無足輕重的。當財產為私人所利用時，它不過是潛存著的財產。在它的第二端，它十分完善地存在著；這時它才真正是財產。
當財產被廣泛地分配時，社會就繁榮、進步、成長並很快地上升到它的勢力的頂點。所以，那些猶太人跟著愛斯德拉斯和尼赫邁一起離開巴比倫之後，不久就變得比在他們的國王統治下更加富裕和更有權勢。萊克古斯死後的兩三百年期間，斯巴達顯出一片強大和繁榮的景象。雅典的最美好的日子就是波斯戰爭中的那些日子；羅馬的居民一開頭就分為兩個階級——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他們不知道和平是怎麼回事。
當財產被集中起來的時候，那個糟蹋自己的、也可以說是墮落了的社會就逐漸腐化起來，日趨衰竭——我將怎樣來說明這種可怕的觀念呢？——沉浸在長期不斷的和致命的奢侈中。
當封建制度被建立起來的時候，社會不得不亡於那種在羅馬皇帝統治下使社會遭到毀滅的同樣的禍害——我的意思是指積累起來的財產。但是，為了一種永恆的命運而被創造的人類是不會滅亡的；使人類騷擾不安的種種革命是一些起淨化作用的危機，隨後總是產生精力比較旺盛的健康局面。在第五世紀，蠻族的入侵把世界部分地恢復到天然平等的狀態。在第十二世紀，一種普及到整個社會的新精神把自由給了奴隸，並通過正義把新的生命注入到各民族的心中去。人們曾經說過並且屢次重複地說，基督教使世界得到了更生。那是真實的；但據我看來，這好像在時間上弄錯了。基督教對於羅馬社會沒有發生影響；當蠻族來到時，那個社會已經滅亡了。因為上帝就是這樣來譴罰財產的；每一種以人剝削人為基礎的政治組織都得滅亡：奴隸勞動是暴君之輩的致命傷。羅馬貴族像封建家族那樣、像一切的貴族所必然的那樣絕滅了。
在中世紀時代，當一種反抗的運動在開始暗中破壞積累起來的財產時，首先充分地發揮了作用的是基督教的影響。封建制度的摧毀，農奴轉變成為平民，自治市鎮的解放，以及第三等級的容許參加政權，都是基督教單獨完成的事業。我說的是基督教，而不是教會；因為神甫和主教本身就是大的所有人，並且往往就以這種身分對農奴進行迫害。沒有中世紀的基督教，現代社會的存在是無法得到解釋的，並且也是不可能的。這個主張的真實性已由拉布賴先生所援引的事實本身所說明，雖然這位作家是具有相反見解的傾向的。①
①基佐先生認為奴隸制的取消不應單純歸功於基督教，「達到那個結果，」他說，「許多原因是必要的，即文明的其他思想和其他原理的演變。」這樣一般化的論斷是無法駁斥的。他本來應該指出其中的一些思想和原因，使我們可以判斷，它們的根源是否完全是基督教的抑或至少是基督教的精神沒有深入，因而也就沒有使它們開花結果。大部分的解放憲章開頭都是這句話：「為了對上帝的愛慕和我們靈魂的得救。」可是，我們是在福音公布之後才開始愛慕上帝並想到我們的得救的。
「解僱你的年老的工人吧」，擁護財產學說的經濟學家說，「辭退那個有病的僕人、那個已經沒有牙齒的衰老的女僕吧。休掉那已經不中用的美人；把那些飯桶送到收容所去吧！」
「在皇帝的時代，這些可憐蟲的狀況改善得不多；安東尼烏斯的長處充其量不過是他禁止了不能容忍的殘忍行為，認為那是對於財產的濫用。蓋雅斯說，任何人不得濫用他的財產這一規定，是符合於共和國的幸福的（Expeditenimreipublicnequisresuamaleutatur）。
「當教會召開宗教會議時，它立即咒詛那些曾對奴隸行使這種可怕的生殺之權的奴隸主。那些奴隸，由於教會的庇護權和他們自身的窮困，難道不是宗教的最親愛的被保護人嗎？把基督教的偉大理想體現在法律中的君士坦丁，把奴隸的生命看得和自由人的生命一樣重，宣布故意處死他的奴隸的奴隸主要負殺人的罪責。這條法律與安東尼烏斯的法律之間，在道德觀念上發生了一次徹底的革命；奴隸過去是一件物品；宗教使他成為一個人。」
請注意最後的一句話：「福音的法律與安東尼烏斯的法律之間，在道德觀念上發生了一次徹底的革命；奴隸過去是一件物品；宗教使他成為一個人。」所以，那次使奴隸變為公民的道德上的革命是在蠻族踏上帝國的國土以前，就由基督教完成了的。我們只需就社會的人員方面去探索這次道德革命的進步意義。「但是，」拉布賴先生說得很對，「事物的情況不是一時一刻之間就可以改變的，人的情況也是一樣；在奴隸制和自由之間，有過一個不能一天就填平的深淵；過渡的步驟是勞役制。」
那麼，什麼是勞役制呢？它和羅馬的奴隸制有什麼不同呢？這種區別的根源是什麼呢？讓這同一位作者來回答吧。
1．羅馬人之間的奴隸制。——「羅馬的奴隸在當時法律的觀點上，不過是一種物品，——正如一頭牛或一匹馬一樣。他既沒有財產、家庭，也沒有人格；對於他的主人的殘暴、荒唐和貪婪，他是無法抵禦的。『把你那些已經沒有用處的牛賣掉吧』，伽圖說，『把你的小牛、羔羊、羊毛、皮張、舊犁、廢鐵、年老的奴隸和有病的奴隸，以及一切於你沒有用處的東西賣掉吧。』當奴隸主找不到市場去出賣那些因疾病或老年而變得衰竭的奴隸時，就聽任他們挨餓。克勞第烏斯是這種可恥的習慣的第一個辯護人。」
2．關於勞役制。——「我在領主的莊園中看到那些負責家務的奴隸。有些是用來伺候主人本人的；其他的負責操作家庭事務。婦女紡績羊毛；男人研磨穀子、烘製麵包或為了封建主的利益而從事他們懂得不多的工藝。主人想要懲罰他們就可懲罰他們，他可以殺死他們而不受處罰，可以像對付家畜那樣出賣他們和他們的一切。奴隸沒有人格，因而也沒有他自己所獨有的傷亡罰款①：他是一件物品。那筆傷亡罰款是作為財產上的損害賠償而歸奴隸主所有的。無論奴隸被殺死或被偷走，賠款不變，因為所受的傷害是一樣的；但是這種賠款可以按照農奴的價值或增或減。在所有這些方面，日耳曼人的奴隸制和羅馬人的奴役制是相類似的。」
①傷亡罰款（Weregild），一種因為殺死了一個人而須償付的罰款。殺死一個伯爵是多少，一個男爵是多少，一個自由人是多少，一個傳教士是多少；一個奴隸卻什麼也得不到。對他的賠償是付給他的主人的。
這個相似之處是值得注意的。無論在一個羅馬人的別墅中或者在一個蠻族的農莊中，奴隸制總是一樣的。像牛和驢一樣的人是牲畜的一部分；在他的頭上規定一個價格；他是一種沒有良心的工具、一種沒有人格的動產、一種既無權利又無義務的、無罪的、不負責任的存在物。
他的地位為什麼改善呢？
「在好年成……」（什麼時候？）「農奴開始被當作一個人了；正因為這樣，在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下，西哥特人的法律對於任何使農奴成為殘廢或殺死他的人處以罰款或驅逐出境的刑罰。」
總脫不了基督教，總脫不了宗教，雖然我們只想提到法律。西哥特人的博愛精神的初次出現是在福音的傳播以前還是以後呢？這一點必須把它弄清楚。
「在征服以後，農奴就散布在蠻族的大地產上，每一個人有他的房屋、他的一份土地和他的個人財產；作為報答，他繳納地租並服勞役。當他們的土地被出賣時，他們很少和他們的住處分開；他們和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成為買主的財產了。法律不許把農奴出賣到外鄉去的規定有利於這種變賣農奴的方式。」
什麼事情引起了這種不僅摧毀奴隸制而且還摧毀了財產本身的法律的呢？因為，如果奴隸主不能從他的領地上把他曾經安置在那裡的奴隸遣走的話，結果是奴隸就會像主人一樣，成為所有人了。
「蠻族」，拉布賴先生又說，「是首先承認奴隸的家庭權和所有權的，——這兩種權利是和奴隸制不相容的。」
但是，這種承認是在各日耳曼民族改信基督教以前就在他們之間流行著的勞役制的必然的後果呢，還是和宗教一起灌輸進來的正義精神的直接結果呢？根據這種精神，領主不得不尊重農奴具有一個和他自己相平等的靈魂，不得不把農奴當作一個由於受同樣的洗禮而得到滌罪的、由於「上帝之子」以人的形式作出同樣的犧牲而得到贖罪的耶穌基督名義下的弟兄。因為我們不應當無視於這樣的事實，就是：雖然蠻族的倫理學以及他們的領主（這些領主主要是忙於戰爭和打仗，很少或完全不注意農業）的愚昧無知和輕率，可能對農奴的解放很有幫助；但是，這種解放的主要原則基本上還是基督教的。假定說蠻族仍然是異教徒世界中的異教徒。他們既然沒有改變福音，他們也就不會改變多神的風俗；奴隸制就會保持原狀；他們就會繼續殺死那些渴望自由、家庭和財產的奴隸；所有的民族就會降低到斯巴達人的奴隸的地位；現世的舞台上除了演員之外，就什麼也不會改變了。蠻族不像羅馬人那樣自私、傲慢、荒淫和殘忍。這就是在帝國崩潰和社會革新之後基督教所要影響的自然狀態。但是，這種自然狀態過去是建立在奴隸制和戰爭的基礎之上的，它依靠自己的活力，可能除了戰爭和奴隸制之外，什麼也不會產生。
「逐步地，那些農奴得到了按照和他們主人同樣的標準接受審判的權利……」
他們是在什麼時候、怎樣和以什麼名義獲得這項權利的呢？
「逐步地，他們的義務被規定下來了。」
這些規定是從哪裡來的呢？誰具有引用這些規定的權力呢？
「奴隸主使用農奴一部分的勞力，——例如三天——把其餘的日子留給農奴自己。至於星期日，那是屬於上帝的。」
如果不是宗教，星期日怎麼會規定下來呢？由此我可以推斷，擔當起暫時休戰並減輕農奴的義務的那種權力，也就是為奴隸規定司法審判並創製一種法律的權力。
但是這個法律本身是以什麼為根據的呢？——它的原則是什麼呢？——當時的宗教會議和教皇對於這個問題的哲學是什麼呢？由我單獨來對這些問題作出答案是不會被信任的。拉布賴先生的權威將給我的話帶來信任。奴隸們在每件事情上都曾深受其惠的這種神聖的哲學，這種對福音的祈求，就是對於所有權的咒詛。
那些零星的自由保有的不動產的所有人是中間階層的自由民，他們由於貴族的虐政而墮入比佃戶和農奴更惡劣的境地。「農奴所負擔的戰爭費用比自由民來得輕，至於法律上的保障，那麼由農奴的同輩來對他進行審判的領主法庭則遠勝過村議會。與其由貴族來當法官，還不如由他來做領主。」
同樣地，今天與其讓一個擁有大資本的人成為競爭的對手，還不如讓他成為合伙人。誠實的佃戶——每星期可以獲得一筆有限的但經常的工資的農業勞動者——的地位，要比一個獨立的但是小的農民或者一個獲有許可證的窮苦技工值得羨慕些。
在那個時候，所有的人不是領主便是農奴，不是壓迫者就是被壓迫者。「那時在修道院或領主的塔樓的保護下形成了一些新的社會；它們的人手使土地變得肥沃，它們就在這土地上不聲不響地散布開來；它們從消滅自由階層的過程中取得權力，並把這些階層吸收到自己這方面來。作為佃戶，這些人對於他們為懶惰的、掠奪成性的主人耕種的土地一代一代地取得了神聖的支配權。社會上的騷動平息得愈快，就愈有必要去尊重這些農奴的結合和繼承財產，因為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已經確實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規定了土地的時效。」
請問，這裡既然已經存在著相反的權利和占有，怎樣才能取得時效呢？拉布賴先生是一個律師。那麼，他在哪裡看到過奴隸的勞動和佃戶的耕種可以損害一個每天在起著所有人作用的公認的主人，而為他們自己的利益來規定土地的時效呢？讓我們不要隱瞞事實吧。佃戶和農奴財發得愈快，他們就愈加希望取得獨立和自由；他們開始聯合起來，舉起他們的地方自治的旗幟，蓋造了鐘樓，在他們的市鎮建築了防禦工事，拒絕向他們的領主償付欠款。他們是完全有理由這樣做的；因為，他們的景況確實是不能忍受的。但是在法律上——我的意思是指羅馬法和拿破崙的法律——他們拒絕服從他們的主人並拒絕向這些人繳納貢稅是不合法的。
可是，平民的這種覺察不出來的霸占財產的行為是由宗教所鼓動起來的。
領主使農奴束縛在土地上；宗教則答應農奴享有支配土地的權利。領主向農奴徵收捐稅；宗教則確定了捐稅的範圍。領主可以殺死農奴而不受懲罰，可以奪取他的妻子、強姦他的女兒、掠奪他的房屋並搶劫他的積蓄；宗教則遏制他們的強暴行為；它把領主驅逐出教。宗教是粉碎封建所有權的真正原因。為什麼如今它就沒有足夠的勇氣堅決地去譴責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呢？自從中世紀以來，社會的經濟制度除形式以外沒有變更；它的種種關係始終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