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所有權 · 第四個論題
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是殺人的行為
如果收益權可以服從理智和正義的定律的支配，它就會變為一種補償或債務的承擔；對於一個單獨的勞動者來說，這個債務的最高限度永遠不能超過他所能生產的產物的某一個分數；這是我們剛才已經證明了的。但是，為什麼收益權——我們不要不敢直呼其名：盜竊權——要讓那與它毫無共同之處的理智來支配它呢？土地所有人並不滿足於正確的判斷和自然之理所給他規定的收益金；他要求能夠得到十倍、百倍、千倍、百萬倍。如果由他一個人單獨勞動，他只能從他的土地得到單位為一的產物，而他向社會所要求的，不再是一個與他的生產力成正比的權利，而是一種人頭稅。他向他的同胞們按照他們的體力、人數和經營的情況徵收租稅。當農民生了一個孩子，土地所有人就說：好，又多了一個增加收益的機會。地租是經過怎樣的過程變成人頭稅的呢？我們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十分精明，可是為什麼他們遏制不住收益權的擴張呢？
土地所有人按照他自己的生產能力計算出他的土地可以容鈉多少勞動者，就把土地分成多少部分，並且說：「每個人都得給我收益。」如果想增加他的收入，他只要把土地一分就行了。他不是根據自己的勞動來計算應得的利息，而是按照他的資本來加以估計；通過這個偷天換日的手法，原來在它主人手中永遠只能產生一的同樣一塊地產，現在對他來說就值了十、一百、一千、一百萬。從此，他只要準備把那些向他申請的勞動者的姓名登記下來就行了；他的工作變為草擬租地契約和開出收據。
土地所有人還不滿足於這種輕鬆的職責，他甚至還不打算負擔那筆由他的懶惰所產生的虧損；他把虧損轉嫁到生產者的身上，他永遠向生產者需索同樣的酬報。一塊土地的租金一旦提高到它的最高點，土地所有人就永遠不再把它降低；生活必需品的昂貴，人手的缺乏，季節的荒歉，甚至可怕的瘟疫，對他都不發生影響：他既然不參加勞動，年成的好壞與他何干？
這裡開始一系列新的現象。
每當薩伊攻擊捐稅的時候，他的推論是非常精采的，但他永遠不願了解土地所有人對於佃戶幹著和徵稅人員相同的剝奪行為，他在給馬爾薩斯的第二封信中說道：
「如果捐稅徵收人員和他的上級消費產品的六分之一，他們因此就強制那些生產者最後用他們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六分之五來供應他們自己的衣食方面的需要。人們對此表示同意，但同時說每個人用他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六分之五來生活是可能的。如果人們一定要我同意的話，我也可以表示同意；但是我要請教，如果人們向生產者索取的不是六分之一，而是六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產品，他們是否以為生產者的生活還是照樣可以過得很好呢？不能，但是他還會活下去的。那麼我要問，如果有人奪去他的三分之二……後來是四分之三的話，他是不是還能活下去呢？但是我得不到任何答覆。」
如果這位法國經濟學家的大師不為他對於所有權的偏見所蒙蔽，他就會看到這恰好就是地租所造成的同樣的後果。
假定一戶六口人的農民家庭，父母和四個兒女，依靠他們耕種的一小塊土地在農村過活。假定他們依靠辛勤的勞動能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勉強收支兩抵；假定他們在照管住宿、烤火、穿衣、吃飯之後不致負債，但也一點沒有積蓄。好年成和壞年成通扯著應付，他們總算能夠活下去：年成好的時候：做父親的可以多喝兩杯酒，兩個女兒添置一件褂子，兒子們買頂帽子；可以少許吃點乾酪，有時可以吃點肉。但我以為這些人即將瀕於破產和陷於絕境。
因為，按照我們的定理的第三項推論來說，他們欠自己一筆款子，即他們自己的那筆資本的利息。如果把這筆資本僅僅估計為八千法郎，按百分之二點五計算，每年就應償付二百法郎的利息。他們沒有把這二百法郎從總產額中提取出來，儲蓄起來，並使它化為資本，他們卻把它消耗了，他們家庭帳冊上的貸方每年就發生二百法郎的虧損，這樣過了四十年，這些毫未有所覺察的善良的人們就會吃光他們的資本，並宣告破產。
這個結果好像是笑話，但不幸是一個事實。
徵兵的命令來了……什麼是徵兵？徵兵就是政府對若干家庭突然採取的一種財產上的行為，一種對人和金錢的掠奪行為。農民不願和他們的兒子分離，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他們並沒有什麼過錯。要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在兵營中有所得益是困難的；如果他不在那裡腐化墮落，他就會討厭那種生活。你通常可以根據一個士兵對於他的制服的厭惡來判斷他的品性。不幸的可憐蟲或毫無可取的壞蛋，這就是法國軍隊的成分。這個情況是不應有的，但是客觀上存在著。如果你去問十萬個人，你可以相信，沒有一個人會來反駁我的說法。
我們的那位農民為了贖回他那兩個應徵入伍的兒子，花了為此而借來的四千法郎，借款的利息按百分之五計算是二百法郎，等於上面提到的那筆數目。如果到這時為止，那個家庭的經常與它的消費相抵的生產量是一千二百法郎或每人二百法郎，那麼為了償付這筆利息，不是六個勞動者必須生產出七個人那樣多的產品，就是他們必須消費五個人的消費量。減少消費品是辦不到的，他們怎麼能夠減少必需品呢？生產更多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他們已經無法再增加勞動的強度和時間了。是不是可以採取折衷的辦法，即消費五個半人的消費量而生產六個半人的生產量呢？他們會立刻感到，肚子是沒有法子跟它商量的；在節省到了某種程度，就不能再減少了；絕對的必需品如果大加縮減就必然會妨礙健康；至於增加產量，則只要發生一次大冰雹、一次旱災、一次牲畜的病疫，那個農民的希望就會全部粉碎。總之，地租就付不起了，利息高積起來了，那個小小的農場被扣押起來了，原來的占有人被趕走了。
這樣，當一個家庭不去行使它的所有權的時期，它可以過著幸福的生活，到了必須行使這個權利時，它就立刻陷於困境。為了要得到滿足，所有權要求那個農民具有擴大土地並一聲號令就能使土地豐產的雙重能力。當一個人不過是土地的占有人的時候，他覺得土地是維持生活的手段；但一旦他想謀取所有人的權利，這塊土地就不再能夠滿足他的要求了。在他只能生產出他所需要的消費品時，他所得到的勞動果實是他操勞的報酬：沒有剩下什麼東西可以用來支付那個工具。
被要求付出他所不能生產的東西，這就是土地所有人為了用新式方法剝削勞動者而退出社會生產以後的農民的情況。
現在讓我們再來談談我們的第一個假設。
那九百個勞動者本來深信他們未來的產量可以和過去一樣多，因此在清償了他們的地租之後，他們突然發見自己比去年窮了十分之一，就不免大吃一驚。事實上，這十分之一原來是由從事勞動的土地所有人生產出來並交付出來的產品，他去年參加了生產勞動並分擔了公共費用，而如今，這同樣的十分之一卻沒有被生產出來，可是在繳租時卻償付出去了；所以對於生產者來說，必然就短少了這部分的消費量。為了彌補這項不可思議的虧損，那個勞動者就滿懷著可以償還的信心去向人借款；但到了明年，一筆新的借款加上第一次借款的利息使他的信心發生動搖。他是向誰去借貸的呢？向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人借給勞動者的錢就是他浮收勞動者的；這筆他本應歸還的多收的款項卻在帶有利息的貸款的形式下又給他增添了利益。債款無限地增加著，土地所有人貸款給那永遠不能清償的勞動者，而後者則由於經常遭到掠奪，經常向強盜借錢，結果他的一切財物都被人騙走，不得不宣告破產。
假如在這個時候，土地所有人需要佃戶來向他提供收入，因而免除這個勞動者的債務；他就算做了一次善舉，傳教士先生因此還會在講道時備加讚揚；同時那個被這種慷慨的慈善行為所感動的可憐的佃戶在學習教義時學會了給他的恩人祈禱，決心加倍努力和忍受新的艱苦，來報答這樣一個值得尊敬的主人。
這次他採取一些預防的措施；他提高穀物的價格。工業生產者也就照樣提高他的產品的價格。反應發生了，經過一些波動之後，佃戶以為已經轉嫁到工業生產者身上去的那筆地租，差不多就拉平了。可是，在他自慶勝利的時候，卻發現自己仍然窮困，不過程度比從前稍為好一點。因為生活的高漲是一般性的，土地所有人也受到了影響；所以勞動者不是比以前窮了十分之一，而只是損失百分之九。但是為了清償這一筆債，必須永遠借貸，必須永遠償付利息，厲行節衣縮食。為了那筆原來不應該償付而償付了的百分之九而束緊褲帶；為了償還債務而束緊褲帶；為了債款的利息而束緊褲帶；如果收成無著的話，那麼束緊褲帶就變成挨餓了。有人說，必須從事更多的勞動。但是首先，過度的勞動和不吃東西一樣會致人於死命的；如果兩者同時交加，將發生什麼後果呢？——必須從事更多的勞動；這顯然意味著必須生產得更多。生產是在哪些條件下進行的呢？通過勞動、資本和土地的配合作用而進行的。關於勞動，那是由佃農負責提供的；但是資本只能通過儲蓄來形成。可是，如果佃農能夠積蓄一些錢的話，他就得償付他的債務。最後，就算佃農擁有資本，如果他所耕種的土地面積永遠不變，這於他又有什麼用處呢？他需要擴大他的耕地。
最後，也許有人要說：他應該更加努力和更加有效地進行勞動吧？但是地租是根據產量的可能有的最高平均數來計算的；如果不是最高的話，土地所有人就會增加地租。那些大土地所有人不就是這樣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的發展而逐漸知道社會從他們的土地上能得到多少財富，因而屢次增加他們租地契約中的租金的嗎？土地所有人是處於社會活動以外的；但是他像兩隻眼睛盯著它要攫取的目的物的鷹隼那樣，準備隨時撲上去把它吞噬掉。
我們在一個擁有一千人口的社會中所觀察到的現象，在每一個國家和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大規模地發生著，但其變化無窮，形式很多，我不打算細加描述。
總之，所有權通過高利貸把勞動者掠奪得精光之後慢慢地用飢餓來殺死他。如果沒有掠奪和殺害，所有權就不能存在；但既有掠奪和殺害，所有權不久便將因缺乏支持者而告滅亡：所以它是不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