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翰之路 · 聖約翰之路
說到我對世界和歷史的整體理解，首先就要了解我們家在什麼地方。這裡曾經被稱為「法國的尖角」，位於聖彼得山腳下的海岸邊，也被視作兩塊大陸的交界。從這裡往下走，一出我們家的柵欄門和私家小路，就來到了城市裡，這裡有人行道，櫥窗，電影海報和書報亭，哥倫布廣場就在旁邊不遠的地方，還有海濱；往上走，只要走出位於水渠上的廚房門——那水渠就從我們家屋後通到山上（你們知道水渠吧，就是把河流中的水引到海邊灌溉田地的設施：這是一條掩藏在牆根下的小水渠，旁邊用石板鋪成窄窄的人行道，很平坦）——立刻置身於鄉野之中，周圍都是蜿蜒崎嶇的山間小道，干砌的石牆，葡萄架的撐杆，還有滿目的綠色。我父親總是從那兒出門，穿著打獵的衣服和高筒的靴子；你總能聽到釘有鞋釘的靴子踩在水渠上的腳步聲，狗脖子上的銅鈴聲，還有朝著聖彼得大街那一面的柵欄門發出的吱吱呀呀的聲音。對於我父親來說，這個世界就是從這裡開始往上走的那一部分；而往下走則是另一個世界，一個單純的附屬品，有時也需要到那裡去處理一些事務，但總的來說它還是一個外在的、無關緊要的世界，在那裡需要像逃跑一樣大步地通過，眼睛都不轉一下。我卻不一樣，與他完全相反：對我來說，我的世界，我的版圖，是從我們家往下走的那部分，其餘的都是空白，沒有什麼意義。我期盼著解開下面那些街道和夜晚的燈光所組成的密碼，它們不僅僅是街道，或是我們這座孤獨小城中的燈光，而是「城市」，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城市的縮影，就像這座城市的港口已經成為各大洲的港口。我從我們家花園的欄杆探出身去，每一樣吸引我、讓我感到驚奇的東西都近在咫尺——可是也遠在天邊——每一樣東西都秘而不宣，比如殼裡的核桃，未來與現在，還有海港；我總是從那裡的欄杆探出身去；我現在也不知道我說的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事兒：是我從不邁出花園一步的歲月，還是經常逃出去到處轉的日子，因為現在這兩段時光已經融為一體。這裡唯一留下的就是那些地方了，而那些地方現在也已經不復存在，什麼都不是了——海港看不見了，藏在了薩爾地廣場和布萊斯卡廣場上那些高大樓房的屋頂花園之後，中間只露出防洪堤的輪廓，以及小船上的桅杆頂端；道路也藏了起來，我總也搞不清那些屋頂是怎麼沿著道路的地勢排列的，那邊的比例和透視效果完全無法辨認：那個是聖西羅的鐘塔，還有阿米岱奧公爵時期的市立歌劇院的金字塔式穹頂，這邊一家老電梯生產廠——噶扎諾廠的鐵塔（現在這些東西都已經不復存在了，只有它們的名字還固執地、無可替代地躺在書頁里，倖存了下來），那邊所謂的「巴黎樓房」的復折式屋頂，以及一棟出租公寓樓，它歸我的幾位表兄弟所有，那時候（我指的是30年代左右）這棟公寓樓就位於聖弗朗西斯科河的峭壁邊上，是遠離都市的孤獨的崗樓……那旁邊升起的、像舞台側幕的東西，就是「燭台門」，湍急的河流就藏在那下面，上面長著蘆葦，還有羅里奧橋下的洗衣女工，以及髒兮兮的垃圾。那裡有一個地勢崎嶇的園子也是屬於我們的，緊鄰比格納市古老的土城，灰色，還布滿了孔洞，就像埋在地下的骨頭，那裡只有柏油的黑色或者枯草的黃色。越過這片地（即聖康士坦佐街區，在1987年的地震中遭到了毀壞）就是一個公園，很整齊，但是看起來有些憂鬱；公園裡的籬笆和牆邊的果樹一直延伸到丘陵上面；公園的盡頭是建在樁基上的業餘俱樂部的舞廳、原來醫院的小樓，以及18世紀的「海岸聖母」的聖堂——一座龐大的藍色建築，十分顯眼。母親的呼喚，姑娘們或者酒鬼們的歌聲，都會隨著不同的日子和時辰，從城市高處的這些斜坡上升起，清晰地穿過安靜的天空，再滑落在我們的花園裡；而在城市鱗次櫛比的紅色屋頂間，響起的則是有軌電車和榔頭的混亂的聲音，還有德·松納茲營地孤獨的號角聲，還有貝斯塔格納鋸木廠的嗡嗡聲，還有，聖誕節的時候，海邊旋轉木馬的音樂聲。每一種聲音，每一種形象，都會混合其他的聲音和形象，就算沒聽到，沒看到，你也可以猜到那是什麼。
我父親的路也通向很遠的地方。在這個世界上，他看到的只有植物，以及跟植物有關的東西。每一種植物，他都能大聲地說出它的名字，而且絕對是植物學中的拉丁語名稱，以及它的原產地——他一生所有的熱情都在於認識外來植物品種，並將其本土化。他也知道這些植物的俗語名稱——如果它們有的話，不管是西班牙語還是英語，或者是我們這裡的方言。說到植物的命名，他總是把巨大的熱情投入這個漫無邊際的宇宙中，每一次都能到達植物譜系學最遙遠的邊界；從每一根枝幹，每一片葉子，每一絲紋理，他都能開闢出一條道路，就像在覆蓋大地的巨網中、在植物流動的汁液中，開闢出一條河道。說起耕種，那可是他的摯愛，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耕種我們在聖約翰農田裡的土地，他天天早上都會帶著狗到那裡去。走出水渠邊上的那道門，以他的步伐走上半個多小時——那一路幾乎都是上坡，他總是心事重重，十分焦慮，好像並沒有把那沒幾公頃土地的出產放在心上，他更關心的卻是能夠把一個需要人類幫助的大自然工程再向前推進多少。他種植一切可以種植的東西，就仿佛置身於一個播種、移苗、嫁接，直到開花、結果，再長出植株這樣一個周而復始的故事裡，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就在那窄窄的一塊土地（農莊或者說是他的星球）上循環往復。只要在他耕過的土地那邊，有小動物的尖叫、拍翅膀的聲音，或是草葉的晃動等等，都會讓他猛地抬起頭來，瞪圓眼睛，豎起耳朵，連鬍子都翹了起來（這時他的臉一動不動，好像一隻貓頭鷹，又像是隨時準備撲向獵物的老鷹或者禿鷲），他已經不再是一個田間農夫，而是森林當中的能手、獵人，因為這是他的愛好，第一愛好，的確，第一也是最終的愛好，唯一愛好的極端表現。辨認、耕種、捕獵，以各種方式，在這片野生的樹林裡，在荒無人跡的天地中，面對這片天地（也只有面對這片天地），人——才是人：捕獵，隱藏，黎明前寒冷的黑夜，在「美麗」山丘和「烈焰」山丘的脊樑上，等待著鶇鳥和野兔（像利古里亞的農夫一樣，他骨子裡就是天生的獵手，他的狗也是獵狗）；或者是深入叢林，一寸一寸地開出一條路來，獵狗的鼻子一直貼著地面，追蹤動物們走過的每一個地方、每一條溝壑，那裡面都是近五十年來狐狸和獾打的洞，這些只有他才知道；又或者，在他沒帶獵槍的時候，就到雨後潮濕腐爛或者蝸牛爬過、留下黏液的地方去，那裡的蘑菇都拱出了地面。樹林中拿破崙時代留下的道路名稱他都如數家珍（蒙蘇馬克路，士兵大路，炮兵大道），而每一種野味，每一條小路，都吸引著他離開大路去走上幾公里，夜以繼日地敲擊著山脈中一個又一個的山谷，夜宿在用石頭和樹枝搭建的風乾板栗的簡易房裡，他們把這種簡易房叫作「晾房」。父親就帶著他的狗和獵槍，一直走到皮耶蒙特大區，走到法國；他從不走出樹林，自己在林中尋找道路，那都是只有他才知道的、穿越每一片樹林的道路；這些林中的小路把不同的幾片樹林連成一整片，把這世上的每一片樹林統一在所有樹林之外的一片樹林裡，把這世上每一個地方統一在所有地方之外的一個地方。
現在你們都明白我和父親的路有多麼不同。我也明白那時我所尋找的是什麼樣的道路，跟父親的完全不同：父親走的路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深處，在一個人類的超凡世界（或者說是人間地獄）里開掘出來的道路；而我的目光則睃巡在夜晚昏暗的門廳里（有時，一個女性的影子會在那裡消失），虛掩的大門，時常有人影從前面走過的電影銀幕，以及要翻閱的書頁，那是一個所有的語言和形象都幻化為真實、讓人身臨其境的世界，那裡所有的故事都變成我本人的經歷，而不再是回聲的回聲的回聲。
我們很難在一起說說話。我們兩個都是囉唆的人，有一肚子話要說，但是在一起的時候就都成了啞巴，我們肩並著肩，一句話也不說，靜靜地走在聖約翰的大街上。對於我父親來說，語言是用來確認事物的，是用來標識所有權的；而對我來說，語言則是對剛剛隱約看到的、不屬於我們的、假設的東西進行的猜想。我父親的詞彙在植物的王國中無限延伸，沒完沒了的種屬名稱以及各類植物（每一個名稱都是在樹林最密實的深處捕捉到的差異，他也相信這樣就延伸了人類的統治），還有專業的科技術語，這一領域中語言的精確性總是伴隨著對精確操作和手勢的過分苛求。而所有這些巴別塔式的專業術語都在同樣巴別塔式的基礎上糅合在一起，不同的語言在這裡交匯，並根據需求和記憶進行混搭（方言用於地方性的粗糙的東西——我父親罕見地擁有豐富的方言詞彙，而且都是已經廢棄不用的詞彙；西班牙語則普遍用於優雅的東西——因為在墨西哥這個舞台上父親度過了生活中最順利的那幾年；義大利語則用來修辭——說到底，他還是個19世紀的人；英語則是為了實用——他去過德克薩斯州；法語就用來開玩笑）。他講話的時候總是把各種語言相互交織在一起，適時地對每一種固定的語境做出準確的回應，不表現出心情的變動，同時這又是一份詞彙表，類似於一份農業專業用語表——另外還有一份表單卻不是由言語構成的，而是不斷的口哨，鳥哨，囀鳴，鶇鳥的叫聲，鴟鴞的叫聲等，這些詞就是只有像他這麼有本事的人，才能做出的模仿各種鳥兒叫聲的象聲詞，有些詞通過嘴唇簡單的動作就能實現，有些詞需要把雙手放在嘴邊合適的位置上才能發得出來，還有些詞要通過一些用嘴吹的或者帶簧片的哨子和小工具才行，而他去打獵的時候總會帶上各種各樣的哨子和工具。
那時候我既不會辨認植物，也不會辨認鳥類。對我來說，物體都是無聲的。而語言則在我的頭腦里不停地流動，從不會在某一物體上停留，我的語言只會為熱情、幻想、猜想而停留。哪怕是我腳下踩踏過的報紙碎片，都會吸引我去暢想那裡隱約出現的、無法理解的文字（劇院的名字，女演員的名字，無價值的東西），我的頭腦已經開始奔騰。當我好幾個小時都默默地跟著父親走在一起的時候，那幻想的鏈條也從來沒有停止過，而父親則用手指著旁邊從牆裡伸出來的幾片葉子說「Ypotoglaxia jasminigolia」（現在我是在編造一些名字，那些真正的名字我從來就學不會），他還會說「Photophila wolfoides」（我還是在現編，反正那些名字差不多就這樣），或者「Crotodendron indica」（當然我現在也可以去查查那些真正的名稱，而不是在這裡編造，也許還會發現那些曾經由父親來命名的植物到底長什麼樣；不過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是在作弊了，人們不會接受自己心甘情願錯過的東西，許多錯失的東西都是我們願意承受的，因此也不需要什麼補償）。（或者，又或者，如果我寫下那些植物的真實名稱，從我的角度來說，那是謙虛和憐憫的表現，因為我終於為了這幾頁靠不住的紙，向自己年輕時抗拒學習的那點兒可憐的知識求助了，那會是我與父親和解的姿態、成熟的表現；
不過我沒有這麼做，我在這種編造名稱的遊戲中、在這種滑稽的模仿中自得其樂，這也是反抗精神仍然存在的標誌，是一種挑戰，也是每天早晨聽著他的不同意見、去聖約翰的長征路仍在繼續的標誌，也標誌著我生命中的每一個早晨，依舊是輪到我陪著父親去聖約翰的早晨。）
那時我們要輪流陪著父親去聖約翰，一天早上是我，一天早上是我弟弟（那是在我們不上學的時候，因為上學的時候母親是不允許我們開小差的，只是在放假的那幾個月里，我們本來可以睡懶覺的時候），我們要去幫父親把裝著水果、蔬菜的籃子拎回家。（我現在說的是我們已經長大一些，成為小伙子的時候，那時父親已經上了年紀；可是父親看起來好像一直沒變，總是六七十歲的樣子，一個固執的、不知疲倦的老頭兒。）無論冬夏，他總是五點起床，穿上他到田裡去的衣服，還弄出很大的響聲，系上高筒的靴子。（他總是穿得很厚，不管什麼季節，他總是穿著西服背心和外套，關鍵是他需要很多的口袋，因為他要隨身攜帶各種各樣整枝用的剪子、接枝用的刀子，還有一捆一捆的繩子或者酒椰葉的纖維繩；只不過夏天的時候，他不穿起絨的獵裝，也不戴有檐的登山帽，而是穿著一件墨西哥時期褪了色的黃色粗布軍裝，和一頂獵獅人戴的那種軟木遮陽帽。）他來到我們的房間，硬生生地叫我們起床，還搖搖我們的胳膊，然後他走下樓梯，釘著掌的鞋底踩在大理石的台階上；他還在空蕩蕩的家裡轉來轉去（我們的母親六點起床，然後是奶奶，最後才是女僕和廚子）。父親打開廚房的窗戶，給自己熱一杯加奶的咖啡，還給他的狗熱一份湯，跟狗說說話，準備好要拿到聖約翰去的空籃子，有時裡面還會放幾個裝種子或者殺蟲劑或者化肥的袋子。（所有的這些響動都鑽進了我們半睡半醒的耳朵里，每次父親叫我們起床以後，我們總會再次陷入睡眠里。）他已經打開了水渠旁的大門，已經在路上了，咳嗽，咯痰，不論冬夏。
對於每天早上必須履行的這份義務，我們只能默默地拖延：我們沒有陪著他一起去，而是在他到聖約翰的時候追上他，等他出發半個小時或者一個小時以後，也就是說當他在聖彼得路上的腳步聲漸漸遠去的時候，意味著我們還可以緊緊抓住一個睡眠的尾巴。但是很快母親就會過來，第二次叫醒我們：「快起，快起，已經晚了，爸爸都走了好一會兒了！」母親打開窗子，窗外的棕櫚樹在晨風中搖曳；她掀開我們的被子，說道：「快起，快起，爸爸還等著你們去提籃子呢！」（不，現在耳邊迴響的不是母親的聲音，這幾頁紙上迴響的都是父親那嘈雜、遙遠的存在；但是母親有一種無聲的統治：她的形象浮現在字裡行間，很快又退去，留在頁邊空白的地方。母親就這樣穿過我們的房間，我們甚至都沒聽到她走出去的聲音，而我們的瞌睡就這樣一去不返了。）我必須迅速起身，在父親滿載而歸之前趕到聖約翰。
他總是滿載而歸。對他來說，從不空手走路是件光榮的事。由於那時的聖約翰沒有可以走車的大馬路，除了肩挑手提也就沒有其他辦法把農產品運回家（都得我們自己動手，因為短工的時薪還是挺高的，錢也不能隨便花，而女人們去市場的時候，都已經滿載要賣的貨物了）。（曾經有一段時間——但這已經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了——有個趕騾子的朱嗄和他的妻子比安卡，還有他們家的騾子比安奇那，但那時騾子比安奇那已經死了好一段時間了，朱嗄也得了疝氣，只有年老的比安卡在我寫書的今天還活著。）平時在九點半或十點左右，我父親就已經從每早的遠足中往回走了：聽到水渠上他的腳步聲，比去的時候要沉重一些，然後廚房的門上會響起敲擊的聲音（他從來不按門鈴，因為兩隻手都占著，不過或許這也是一種命令，宣告他已經滿載而歸了）；看著他進來，兩隻胳膊上都挎著籃子，或是筐子，肩膀上還背著一個背包，有時也會是背簍，這時廚房裡就迅速地擺滿了蔬菜和水果，總是比一般家庭的三餐所需還要多得多（我現在說的是戰前物資還很豐富的時候，那時耕種土地還不是獲得生活保障的唯一方式），這時也會響起母親的責備聲，她總是擔心浪費，浪費東西，浪費時間，浪費力氣。
（生命就是浪費，這是我母親一直都不認可的；對她來說，生命就是激情。因此她從來都不會走出她的植物園，園子裡的每一株植物上都貼著標籤；她從不走出掛滿杜鵑花的家，從不走出配有顯微鏡的研究室，那台顯微鏡就放在一個玻璃罩裡面，旁邊都是植物的標本。她從來不會拿不定主意，總是非常有條理，她把熱情轉化成任務，並以此為生。每天早上促使我父親向上走，走到聖約翰去的，並不是他勤勞的戶主的責任，像他這樣的農耕技藝革新者對這個可不感興趣——而對我來說，促使我向下，去走我的路的，也不是漸漸承擔起來的任務——而是一種強烈的熱情、存在的痛苦——除了這個還有什麼能夠推動他爬上荒山和密林，又有什麼能推動我穿梭在牆壁圍成的迷宮裡，游弋在寫了字的紙面上？——無望地跟我們身外的世界相比較，我們就是以浪費自我的方式對抗著世界上普遍的浪費。）
我父親從不吝惜力氣，但是很珍惜時間：要是有一個陡坡，只要路程更短，他就不會放過。從我們家到聖約翰有好幾條路，既有崎嶇的山路，也有捷徑、橋樑可供選擇：我父親走的路當然是他根據經驗長期選擇、不斷優化和修正的結果；現在這條路已經成了我們家的樓梯，他閉著眼睛都能走完，這階梯在他的想法里只占據了片刻的空隙，就好像是他的匆忙縮短了空間，減輕了辛勞。只要想想「我現在要去聖約翰了」（突然間他想起了一片種著洋姜的地還沒有澆灌，還有一片長有茄子的苗圃應該展開最初的幾片葉子了），他就已經感覺自己被帶到了那裡，已經開始忍不住訓斥幫工和短工，這咒罵就在他的心裡翻騰，像雪崩一樣從他的胸腔傾瀉而出，落在那些男男女女的身上，這些污言穢語已經失去了跟他沆瀣一氣的熱度，變得嚴厲而尖刻，就像一堵石牆。他的不耐煩，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到田地里的心情，有時會纏繞他一整天的時間，從他早上出門，像往常一樣每早巡視聖約翰的時候開始：他換上進城的衣服，安上硬領子，穿上帶銀鏈子的西服背心，頭戴他在的黎波里塔尼亞[1]買來的紅色無邊圓帽（這帽子他在家和辦公室都戴著，就是為了遮住已經謝頂的腦袋）；突然間，就在很多其他事務當中，他又會想起——因為他心心念念想著的就是那件事——聖約翰那裡還有事沒做完，或者有一件工作沒有如預期的那樣去實施，或者一個可能由於懶惰而缺勤的工人等等，這時我們就會看到他離開書桌，回到他的房間，然後全副武裝地下來，戴好遮陽帽，穿好高筒靴，放開他的狗，從水渠那邊的大門走出去，哪怕是在夏天最炎熱的下午，他也會目視前方，走進太陽地。
他從水渠那邊的小台階走出去，那是一條叫作聖彼得的上坡路，用磚鋪成螺旋形的台階。他在那兒會遇到約翰·馬爾撒吉亞養老院的老人們，他們都戴著灰色的貝雷帽，帽子上有紅色的養老院名稱的字母縮寫（他們當中，大家都知道，既有沒落的俄羅斯王族，也有在利維耶拉海岸把家產揮霍一空的英國闊佬）；從米蘭來的「假期兒童託管院」的修女和女孩兒們在排著隊；病人的親屬走進「新醫院」。住在這一區的人——當時那裡已經有一段可以走車的大馬路了——展示著不同時期的積澱：古老的有隨處可見的鄉間農舍之間圍起來的菜園；然後，隨著日月的變遷，那兒的周圍也矗立起幾座豪華的別墅，還帶有種著棕櫚樹的花園，就像我們家住的地方一樣（這是我父母從美洲回來以後置下的第一份家業）；山上再高一點兒的地方還有一座別墅，印度風格，處處都是尖頂和紡錘形的圓頂，叫作「阿格拉[2]王宮」（當時這名字對我來說太神秘了，後來我看了吉卜林的小說《基姆》）；還有一座別墅被當作隔離病醫院使用，百葉窗總是關著的；後來城裡的高檔居住區在別處建了起來，而這裡滿是不起眼的小樓，帶有一小塊苗圃和雞窩或者兔棚的住家。就這樣一直來到巴拉噶咯橋，這裡位於與農村交界的郊區，不過已經受到了城市的侵擾，這裡還有古老的農業生活的點滴痕跡（一台老舊的橄欖油榨油機，水聲轟鳴，鏽蝕的輪子上長著苔蘚；裝著釀酒桶、榨汁機和堇菜的酒窖）；旁邊可以看到的是車庫、花農的貨棧、鋸木廠、磚廠的倉庫，還有一座全鑲著玻璃的發電廠，裡面空蕩蕩的，卻燈火通明，在黎明前的清晨就發出嗡嗡的機器聲；而那邊路的盡頭，一大片平行六面體形狀的民房，則是行政規劃的鄉村的第一份也是最後一份賭注，這份法西斯政府的「行政命令」突然間就蹦了出來，隨後又沒有了下文，不過足以讓人們記住大眾文明已經占領了歐洲。
到巴拉噶咯橋我們就離開了車走的大路，那條路沿著河流，一直通往海岸聖母教堂。（我們只有在去找人稱「丁丁」的奎里諾叔叔時才會路過那裡，他住在卡爾維諾家族19世紀的房子裡，房子坐落在山頂上，在一片灰色雲霧似的橄欖樹林映襯下浮現出粉色的外牆，那裡曾經是我的先祖們開辦的磚窯。）有些東西突然之間就改變了，最初的不一樣就是：到巴拉噶咯橋之前，路上遇到的人都像平常的陌生人一樣，互相之間連看都不看一眼；而過了巴拉噶咯橋以後，大家都會相互致意，哪怕是互不相識，都會大聲地說一句「你好」，或是做出突然意識到他人存在的表情，說一聲「我們走吧，我們走吧」，或者說「今天也是啊，我們都拿著這麼多東西」，亦或者評論一下天氣「我看要下雨了」，謹慎地傳達出一些問候和友情的訊息，說這些話的時候人們都不會停下來，幾乎類似自言自語，只是稍稍抬抬眼睛而已。就連我父親在過了巴拉噶咯橋以後，腳步里也沒有了之前一直表現出來的緊張和不耐煩，不再心懷不滿地呵斥他的狗，如果狗用狗鏈拴著的話，他也不再猛拽狗鏈了；這會兒他的目光更加從容，掃視著四周，通常這時他都會解開狗鏈，只用言語、口哨或者甩鞭子的聲音對它發出警告，不過這警告聽起來溫和多了，甚至飽含深情。這種置身於平和而親切之中的感覺也緊緊地抓住了我，但同時我又覺得很不自在，因為我不能再把自己看作是大路上誰也不認識的路人；從這兒往後，我就是置身於眾人評判之下的「教授的兒子」了。[3]
路上還會遇到一個隔板，隔板的那邊是哼哼叫的幾隻豬（這在我們這裡是很少見的），這幾隻豬是一戶皮耶蒙特人家飼養的，他們還像在自己家鄉那樣建起了一間奶牛房。（一路上我們已經遇到了去給客戶送牛奶桶的老式篷車。）馬路的另外一邊朝著湍急的河水，路邊齊胸高的圍擋隔出了一條水渠，排成一溜的婦女在那裡洗衣服。再往上就有兩條路可選，這要看你要不要走架在河上的驢背式的老橋。如果不走橋，就要路過幾段水渠和幾壟耕地旁邊的小路，然後經過一段帶台階的上坡，就來到通向聖約翰的崎嶇小路上，這條小路是新修的（或者說修補過的），才會這麼直、陽光這麼充足，但是也很陡，讓人上氣不接下氣。（打完最後這一場硬仗，有人在山頂的牆上按上坡的方向，用柏油寫了幾個巨大的字母，那是一句髒話，用來嘲笑那些拿著東西爬上來的人的耐心和一身的臭汗，或許也是為了喚醒叛逆的天性，又或許只是證實自己已經沒有希望了。）然後崎嶇的小路就拐進了聖約翰，這是挺長一段平路；大海，就在我們的背後；在急流的對岸，岸邊的塔夏伊萊路被一段又長又寬的懸崖從中割斷，這是很久以前山體滑坡造成的後果，從裂開的石頭可以看到天藍色和土黃色。拐過一個彎，就能看到在山谷的盡頭，斜著鋪開的是聖約翰的小山谷，一壟一壟的耕地都清晰可見——那裡的橄欖樹並沒有像雲霧一樣遮住視野——還可以清楚地看到誰在勞動，還有牛奶廠的紅色屋頂上升起的青煙。
一般下坡的時候我們都愛走這條路；上坡的時候我們更願意走另外那條路：過了橋，也是一段上坡路，還是塔夏伊萊那條崎嶇的小徑，陡峭，卻陽光普照，彎彎曲曲，地勢各不相同，路面上鋪著破破爛爛、歪歪斜斜的石板，看起來卻也舒服而親切。走到一處地方時離開這條小路，就到了蜿蜒在半山腰和山谷的長長的水渠邊，這水渠就建在一片巨大的峭壁腳下，這片峭壁在另外那條路上也看得到。水渠在這裡就加高了，要想不失足踏空，就需要仔細地看著腳下，有時還得用一隻手扶著歪歪斜斜的、外凸的牆。獵狗在水渠里找到了它安穩的道路，在水裡邁著它的小碎步。無花果樹這邊一棵那邊一棵地從路邊冒出來，綠色的樹蔭遮蔽著水渠；樹間還隱藏著一些鄉間農舍，走著走著幾乎就走到房子裡面去，與那些家庭的生活融為一體，他們所有人從黎明時分就開始勞作，婦女、男人和孩子們都面朝土地，只有「釘耙」（三齒的耙子）沉悶的敲擊聲；有時，還是用「釘耙」，讓「水在他們之間流轉」，也就是說挖開水渠的墊土，再壘起其他的土堆，好引出一條水流在長出幼苗的土地中蜿蜒。
在遠處，水渠消失在一片密密叢叢、沙沙作響的蘆葦中，我們就來到了河邊。要想看到河水，就得在白色的岩石中左蹦右跳地向上爬，我們都很熟悉的一幅畫面也已經改變了，那時下雨天河流一漲水，有些落腳的地方就看不見了。順流而上，就是一塊塊耕地之間人們踩出來的小路了，一直通到河流旁邊的一條近道，從這裡也可以到達那條崎嶇的聖約翰路，不過要比另外那條路與聖約翰的交匯點靠前很多。
我們越接近聖約翰，我父親就越被新生的緊張所控制，不僅僅是不耐煩的情緒在他來到自己的地盤之後又最後出來蹦了一下，而是類似於一種懊悔，懊惱自己竟然離開了這裡好幾個小時。他確信在他離開的這些小時裡一定有什麼東西丟了、壞了，他急於抹去生活中除了聖約翰之外的一切。如果這不是全部的世界，而只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包圍下的一個角落，那真是太讓人失望了。
但是只要在地頭正在給葡萄整枝或者施硫酸肥的人問他「教授，勞駕，我想問您一個問題」[4]，向他請教肥料混合的建議、嫁接的最好時機，以及農業康采恩新出的殺蟲劑或者種子等問題，我父親的表情就會由陰轉晴，變得心平氣和，說話都是感嘆句，甚至有些囉唆。他停下腳步，給他們詳細地解釋緣由。總而言之，他所期待的就是在這個屬於他的世界裡，大家可以彬彬有禮地生活在一起，而且有著生活越來越好的熱情，並遵循自然規律的指引；但他們馬上就在身邊逼著他試驗給他們看，他就好像被包圍了，站都站不穩，於是他又火冒三丈了。而我也是所有這些跡象的原因之一，我屬於這個世界另外的一個部分，也就是大都市和與他敵對的那部分，所以他的痛苦還包括不能跟他的孩子們一起構築理想中的聖約翰文明，所以也沒有未來。因此這段路的最後一段是在無法解釋的匆忙中完成的，就像把毯子的邊折起來壓到床墊下面，他把自己也關在了聖約翰裡面。這時就會路過一座破舊不堪的榨油坊，裡面住著兩位老態龍鐘的婦人；然後是經過水泥加固的一座橋，跨越在河流之上（這裡的路面是緩緩的上坡），我們家的親戚萊琴的家就在這裡，他是稅務警察，他家的狗在牆頭上不停地狂吠和跳躍，跟我家的狗吵架（這裡的上坡就比較陡了）；然後是我們家的另外一個親戚巴爾圖枚林居住的鄉村，他在秘魯度過了他的童年（他的妻子，我們常常看到她在洗衣房裡洗衣服，是一位胖胖的秘魯印第安人，不論是臉型還是方言，都跟我們這兒的婦女一樣）；（這時候就來到最後一段上坡路，也是最陡的一段）兩個消瘦的趕騾子的人在這裡換上了矮壯的黃牛，來代替騾子馱著貨物……我父親的胸口起伏，並不是因為勞累，而是因為他在咒罵和斥責：我們已經到了聖約翰，到了我們的世界。
這裡我很想把我們在自己領地里的每一步、每一個手勢、每一種心情的變化都好好地講一講，但這是我記憶里最模糊不清的一個褶皺，就好像來時的上坡路是由一幅幅圖像串起的念珠，而現在路走完了，我就被吸進了一個讓人迷迷糊糊的中間地帶，直到我幫父親拎著籃子，走上回家的路。我已經說過，我們每天的任務主要就是幫父親拎籃子。或者說，我們本應該什麼都幫他做，比如學習如何打理農田，就像他一樣，兒子像父親，這是天經地義的，但他很快就從這樣那樣的事情中明白了，我們什麼也不會學，於是教我們務農的想法就這樣默默地放棄了，或者說推遲到我們再長大一些、足夠聰明的時候，這樣就好像延長了我們的童年。所以提籃子是唯一靠得住的事兒，是唯一我們能接受的任務。我覺得，在這件事上他也不乏樂趣：很平均地分配了採購來的東西，肩膀上一個柳條的背簍，胳膊上再挎一隻籃子——另一條胳膊上最好什麼也不拿，這樣就可以兩條胳膊換著提了——一路上我都低著頭，氣哼哼的樣子，有點兒像我父親；同時，我儘量無視周圍世界必須注意的那些事，而是選擇注意我自己的移動，使出所有的力氣提好手裡的東西，在像軌道一樣不變的路線上注意腳下的步子，只有頭腦可以受到保護，自在地遨遊。我、我弟弟，還有我父親本人，我們都專心致志地幹著這份「搬運工」的工作；就連父親好像也不再那麼惦記他的農田、試驗、讓他牽掛的危險，或者是聖約翰，他更多考慮的是把東西堆好、搬回去，考慮的是眼下跟螞蟻一樣的辛勞，生或者死的問題（實際上也差不多就是這樣：無休止的戰爭歲月已經開始了；在那段物資普遍匱乏的年代，我們家幸虧有了聖約翰的農莊，才進入了獨立的農業經濟時期，也就是通常說的「自主」時期）。如果沒有我們去接他，他的負載方式就非常誇張了——「像騾子一樣」是他一直以來的形象——他以此為傲，或許也是為了讓我們掂量掂量，如果我們開小差會有什麼後果；可是不管是一個兒子去接他還是兩個兒子都去接他，我們所有人都一樣是滿負荷的，被壓得東倒西歪，默不作聲，低頭看著腳下的土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一副難以捉摸的樣子。
我們憂鬱的神情與籃子裡豐富的內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籃子裡的東西都用一層寬大的葡萄葉和無花果葉子藏了起來（這是農村常見的懷疑別人會眼紅的做法），不過這層沒有固定的覆蓋物隨著搖搖晃晃的步子也漸漸地散開，露出了綠色的菜瓜較大的一頭、洋李、一串串聖讓尼葡萄、春季的無花果、佛手瓜的硬絨毛、洋薊青紫色的尖刺、（煮熟了嚼起來嘎吱嘎吱的）甜玉米的須子、土豆、西紅柿、大瓶的鮮奶和葡萄酒，有時還有剝了皮的乾乾的兔肉。擺放這些東西的時候都得注意硬東西不能碰壞了軟的，還要留出一些地方來放一大把牛至、墨角蘭或者羅勒。（在我心不在焉的目光中這些籃子都毫無意義。通常不都是這樣嗎？年輕人從來不把基本的生活物資放在心上；而現在，在它們的地方，只有一張光滑的白紙了，我儘量在這裡填上很多名稱，寫滿各種單詞，我在回憶和整理這份名單的時候所花費的時間和投入的熱情，要比歸攏和整理那些東西所花費的還要多……——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本來我想，描寫這些菜籃子會觸碰我記憶中最惋惜的那一點，可是沒有，並沒有像預想的那樣列出一份冷冰冰的清單；我很想用這些評論的句子，在所列的東西後面，點亮一個感動的光環，卻徒勞無獲。一切都還跟過去一樣，那些籃子那時就已經死去了，這我知道，實實在在的東西已經不復存在；而我當時已經是我現在這個樣子了，一個居住在城市裡和歷史中的居民——可是那時還沒有城市，沒有歷史，為此我很難過——我是一個工業產品的消費者——也是一個受害者——候選的消費者，剛剛認定的受害者——只有命運，所有的命運都已經註定，我們的，還有大家的，但是那時每天早上的懊惱又是為什麼呢？這種懊惱的情緒直到現在還在這並不完全真誠的字裡行間持續著。如果那時那些籃子對我來說不是那麼無關緊要，如果我和父親之間的裂痕不是那麼深刻，也許一切就會有所不同嗎？——差別並不大，但正是最讓人在意的差別。也許正在發生的一切會走向另一個側面——在這個世界裡，在人類文明的歷史當中——錯失的東西就不會是如此絕對，收穫也不會如此模糊？）
無花果樹下有一張桌子，我們就把水果蔬菜放在那上面，裝滿籃筐帶下去；果樹就在古老的卡多索農舍旁邊（那裡曾經住著一戶佃農），上面還有斑駁的痕跡；就在大門上，是老一代的卡爾維諾家族畫在房子上的共濟會標誌。葡萄園占據了農田裡較低的地方，行間還種著果樹；高一點兒的地方種著葡萄柚，再往上種著橄欖樹。那邊，在鱷梨樹高大的綠蔭下，有我父親建造的房子，那是他視為眼珠的寶貝，也是我們後來在最困難的戰爭時期居住過的「別墅」。「別墅」的底層有一個標準的酒窖，和一間為雪白的瑞士山羊搭建的羊圈。到聖約翰教堂前的廣場上（每年的6月24號都在這裡豎起一根奪彩杆，有一支民樂隊在這裡演奏），屬於我們家的土地就中斷了，然後在一段騾馬走的小路之後又是我們家的土地了，包括了整個小山谷，這裡較低的地方種著用來扎花圈的棕櫚葉，高一點的地方種著蔬菜和水果，還有一座叫作卡松·比安科的農舍（有一段時間我們曾經在那裡養過羊），在綠色的鐵線蕨覆蓋的岩石間還藏著一處水源、一個凝灰岩的山洞、一個岩洞、一片魚塘，以及一些對我來說已經算不上奇景的奇景；而現在這些對我來說又是奇景了，如今在所有這些東西的位置上，鋪開了一片按幾何形狀排列、長勢兇猛的康乃馨，和幾堵正方形的牆，所有的梯田都朝著一個方向傾斜，用木棍和線繩搭成的網中排列著一排灰色的石碑，暖房不透明的玻璃，圓柱形的水泥池，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好像曾經存在過的一切只是幻覺吧，或者是一種特殊的迴轉。
聖約翰山谷白天都在陰影里，在當時人們都認為那裡並不適合花卉的工業化種植，因此還保留著古老鄉村的面貌。我父親每天早上的路線所穿越的地區也是這樣的，就好像他有意選擇了一條避開灰色的石碑和整齊劃一的康乃馨種植園的道路，實際上康乃馨的園子已經從「博喬區」到「科爾迪羅迪區」包圍了城市。雖然他也把事業投入花卉的種植當中，卻感覺到一種莫名的懊惱，就好像他意識到這些的確是他曾經期待過，也是他為之努力過的，是我們這裡落後的農業在經濟和技術方面的進步，但也是對整體、對和諧的破壞，平整的土地是對金錢的屈從。因此他從他的日子裡剪出在聖約翰的那些時間，儘量去裝飾出一片未囚禁在單一種植里的現代化農莊；他總是用期限不等的貸款買很多東西，來豐富種植的種類，各式各樣的進口品種，鋪設很多灌溉的管道；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找到另外一條可供參考的道路，來拯救這些地方的靈魂和獨創精神。這才是他想跟大自然確立的關係，是鬥爭，也是統治：他無所不在，對它進行全面的改造，人為地強化它，但同時又在內心深處感覺它是鮮活的、完整的。
我呢？我那時覺得我想的跟他不一樣。什麼是大自然？小草、樹木、綠地、動物。我生活在它們當中，但我想置身於它們之外。在大自然面前我一直很漠然、審慎，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那時我並不知道，其實我也在尋找一種關係，或許我比父親更加幸運，正是文學幫我找到了這種關係，把意義歸還給一切的事物，然後突然間每一樣東西都變得清晰真實、觸手可及、可以擁有、完美無瑕，每一樣都是我們已經失去的那個世界的東西。
我父親大聲喊著要帶著一伙人去澆水的地方，難道都乾枯了嗎？從一壟地里傳來上了年紀的夏瓜托先生不斷地用乾草叉敲擊地面的聲音。有什麼東西在那些樹上移動：是穆米娜的女兒爬上了樹，想去摘一籃子櫻桃。我肩上背著捲起來的軟管去幫忙，但是看不見正在田間勞作的父親，我跑錯了田壟。我得帶著鉤櫻桃樹樹枝的鉤子、給農作物噴硫磺的機器、嫁接用的膠帶，但我不認識自家的地，我走丟了。（現在可以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現在可以看到每一壟地、每一條小路，我現在還可以給自己指出在田壟間奔跑的道路，但是太晚了，現在一切都已經不復存在。）
我希望籃子立刻就能準備好，可以回家，可以去海邊了。大海就在那裡，跟我們家的別墅成V字形，在三角形岔路的那一邊；但是大海好像遠在天邊一樣，我父親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還有每天早上穿梭在我們所走的路上的所有人也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
現在我們正在往回走。我在背簍下彎腰前行。太陽已經很高了；在最近的大路上，從聖賈克莫山丘上，隆隆地下來一輛卡車；在這邊的山谷里，橄欖樹的灰色以及隆隆的流水聲，沖淡了這裡的色彩和聲音。在另外一邊，從土地上升起了一股濃煙，是有人在燒秸稈。我父親在說著橄欖樹開花的一些事兒。我沒聽。我看著大海，想著再過一個小時我就會在海灘上了。在海灘上姑娘們用光滑的臂膀打著球，她們跳進波光閃閃的海水中，呼喊著，濺出水花，登上許多小艇和腳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