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翰之路 · 簡介

《聖約翰之路》於1990年5月首次出版，由埃斯特爾·卡爾維諾負責，並收入蒙塔多利出版社的「卡爾維諾叢書」系列。本套系列叢書基本上是根據卡爾維諾親筆書寫的一份筆記中列出的文本來編排的，他那份工作筆記的題目是「必經之路」，本書也收錄了它的影印件，與埃斯特爾·卡爾維諾書寫的一份簡短的卷首語排在一起。 顯然，要想用作者那種特別的語言來介紹這本書是不可能的。不過，由於構成本書的這五篇故事所體現的個性化記憶特點，我們覺得有必要更好地說明一下他的家庭背景和歷史背景。這裡我們借用卡爾維諾幾篇最精彩的自傳式文章中的幾頁來進行介紹，包括：《法西斯統治下的童年》，1960年秋發表在年輕的雜誌《反論》上，並在巴黎由隱士出版社再版；《幾頁自傳》（蒙塔多利出版社，米蘭，1994年，第149—166頁）。之後還有一份簡短的文字，來為我們佐證卡爾維諾作為電影觀眾在聖萊莫度過的忙碌時光，這段文字發表在1984年6月19日的《信使報》上。 我在一座小城裡長大，這座城市與義大利其他地方的城市大不一樣。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在聖萊莫還住著很多年老的英國人、俄羅斯的大公，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奇奇怪怪的人。而我的家庭，不管對聖萊莫來說，還是對義大利來說，都很特別：我的父母都不是年輕人了，他們是科學家、自然愛好者、自由的思想家，他們兩人個性不同，而且來自義大利氣候完全相反的兩個地方。我父親，聖萊莫人，來自一個馬志尼派、共和派、反教權的共濟會家庭，他曾經是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改良派的社會黨人，曾經在拉丁美洲生活過很多年，沒有經歷過世界大戰；我母親，撒丁島人，出生於世俗家庭，在民權和科學的信仰中成長，1915年時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社會黨人，並且抱有堅定的和平主義信仰。他們在海外生活多年後，於法西斯鞏固政權的時期回到了義大利，卻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義大利，很難理解。我父親一直試圖以他的能力和忠誠為他的故鄉服務，卻並不順利，他還一直試圖以他經歷過的墨西哥革命為標尺，以利古里亞地區古老的改良主義傳統中隨和的實用精神來看待法西斯政府；我母親，她的一個兄弟是簽署了「克羅齊抗議宣言」的大學教授，她本人也是強硬的反法西斯人士。他們兩個人都因自己的使命和經歷在國外生活過，都生長在戰前社會主義普遍的改革衝動中。最讓他們產生好感的不是自由主義的民主，而是各種非同尋常的進步運動，比如凱末爾·阿塔蒂爾克、甘地、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法西斯也像其他眾多道路一樣成為這幅畫卷的一部分，不過卻是一條錯誤的道路，一條由無知、邪惡的人引導的道路。在我家裡對法西斯的批判，除了針對它的暴力、無能、貪婪、對評論自由的鎮壓、對外政策的侵略性之外，更多地對準了政府犯下的兩大罪行：與君主制王國的聯合以及與梵蒂岡的和解協定。 [……] 7月25日，我感到非常憤怒和失望，像法西斯這樣的歷史悲劇，最後竟然以正式行政文件的形式，成為了「大議會」的一項決議。我那時還夢想著革命，夢想著義大利在戰鬥中重生。9月8日以後我才明白這個模糊的夢想會變成現實，而我必須了解為了夢想而生活並達到夢想的高度有多麼困難。 我對共產主義的選擇完全不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我覺得有必要從「一片空白」出發，因此我自認為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蘇聯，我跟當時的很多人一樣，通常都有一大堆的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意見，但是我也感覺到我的父母一直都是堅定的親蘇人士。特別是當時我感覺到，在那個重視行動的年代，共產黨人是最積極、最有組織的力量。當我得知我們那個地區游擊隊的頭號領導、共產黨員、年輕的醫生費里齊·卡西奧內在1944年2月阿爾托山上與德國人的戰鬥中犧牲的消息時，我就請求我的一位共產黨朋友讓我加入他們的黨派。 很快就有工人同志與我取得了聯繫，我得到的任務是在「青年前線」組織學生活動；我寫的一篇文章油印後秘密地流傳開來。（那是我寫的半幽默寓言故事中的一篇，那樣的東西我寫了很多，本來也想繼續寫下去，談及那些違背無政府主義而讓我靠近共產主義的條件：軍隊、警察、官僚在未來世界的生存；可惜我沒保留這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位還存有這篇文章的老同志。） 那時我們處於義大利抵抗戰局最邊緣的地區，缺乏自然資源，也沒有盟友的幫助和權威的政治引導；但是這裡同時也是為期二十個月最激烈、最殘酷的戰鬥策源地之一，也是犧牲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對我來說，以第一人稱講述對游擊戰爭的回憶一直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我可以根據許多不同的關鍵詞來講，這些詞一樣都是符合事實的：從激動人心的回憶到生死與共的感情，以及危險、焦慮、抉擇、死亡，而實際上我卻集中筆墨，以壯麗而滑稽的風格去講述猶豫不決、失誤、誤傳，以及一個政治上毫無準備、沒有任何生活經驗、之前一直生活在家庭里的年輕資本家遭遇的不幸。 這裡我也不能不去回憶（也是因為她其實已經出現在這些注釋裡面了）那幾個月里母親在我生活中所占的位置。當她勸說兩個兒子去參加武裝戰鬥，在黨衛隊和軍官面前表現出尊嚴和堅定，以及作為人質遭到長期拘禁的時候，當「黑色旅」在她面前三次假裝槍殺我父親的時候，她就是以自然公義和家庭美德為目標的抵抗運動中堅定、勇敢的榜樣。有母親們參與的歷史事件都是偉大的，都是自然界中不可戰勝的力量。 電影是我成長中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三四十年代，在聖萊莫，我天天都去電影院，有時候一天還會去兩次。那裡有五家電影院：三家首映影院，中央影院、超級影院和聖萊莫影院；兩家非首映影院，或者說較小的影院。我主要看美國電影和法國電影。那是《抗敵英雄》的時代，也是《叛艦喋血記》、麥娜·洛伊和威廉·鮑威爾的愛情偵探喜劇、弗雷德·阿斯泰爾和琴吉·羅傑斯的歌舞劇，以及中國偵探陳查理的偵探片和波利斯·卡洛夫的恐怖片的時代。直到珍·哈露去世之前我什麼都看，許多年後瑪麗蓮·夢露也去世了，我又重新回到了什麼電影都看的生活。那個時代人們都已經意識到了每一個符號的神經性作用。 這是我的個人愛好，但同時電影院也是我和同學、和其他少年見面的地方，當然那時候還不存在今天這樣對電影的理性熱愛。那時電影只是人們聊天和討論的談資，比書本更普及，比文學更要普及得多。 1985年春季的一天，卡爾維諾對我說他要再寫十二本書，後來他又補充道：「不是十二本，或許會是十五本。」 毫無疑問，第一本應該就是《美國講稿》；至於第二本和第三本，我想他當時也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他反覆地列書目，而且不斷地修改題目，變換順序。 在這些籌劃中的作品裡，應該有一個叫作「記憶練習」的系列。我在本書中收入了他寫作於1962年至1977年的五篇作品。但是我知道他本來還有意創作其他作品，如《相像之人的說明》《古巴》和《物品》。於是我就想到應該放棄原定的那個題目「必經之路」，因為我覺得這中間還有很多缺失的路途。 埃斯特爾·卡爾維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