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武記 · 聖武記附錄 卷十一

武事余記 兵制兵餉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載，明萬曆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百人 編一佐領。國語牛錄章京，猶守備。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五百人。國語甲喇章京，猶參將、游擊。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國語固山章京，猶總兵官。每都統設左右副都統。國語梅勒章京，猶副將。八都統是為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為一也。都統、參領之稱，前此皆國語，順治十七年始定今稱。又章京皆稱額真，雍正元年始改之。其時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佐領十有六，共四百佐領，每佐領編壯丁百有五十。及後歸附日眾，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為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為八旗，兵二萬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歸入漢軍。自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於滿、蒙、漢八旗之外，設索倫、錫伯等兵，察哈爾兵①。 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兵從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會防守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准塔征山東之兵，豫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萬，合之京師宿衛之兵，已不下二十萬人。 ②①上海申報館本此處改為「設索倫、錫伯及察哈爾兵」。 ②「和洛會」，上海申報館本為「和洛輝」。 其征於外藩者，惟科爾沁等部而已。其後遂以存京師者為禁旅，而分鎮各省者為駐防，定兵額約二十萬。佐領丁壯雖增，而兵額不增。故乾隆後《會典》所載，京師滿洲佐領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至二百有四，漢軍佐領至二百六十有六，駐防佐領至八百有四十，共二千佐領之數，而兵猶是額，計每佐領金兵多不過八九十名而已。至於八旗禁旅，雖分隸八都統，然惟驍騎營之馬甲、滿洲、蒙古每佐領下馬甲二十人，共萬有七千七百人。漢軍每佐領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人。此三項馬甲共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人，領催、馬甲之優者選為領催，以司冊籍、體餉，每佐領下五人、共滿、蒙、漢佐領千有一百五十人，計領催五千七百五十有五人。匠役每佐領下有弓、矢、鞍、鐵等匠，聽武備院挑補，共匠役千有三百九十一人。隸之。其不隸都統者，則備折衝口前鋒，每佐領下二人，共千七百七十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余皆滿洲。又健銳營二千，即雲梯兵也，亦為前鋒。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前鋒同。扈警蹕日護軍，每佐領下十七人，滿洲萬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十八人。又有圓明園護軍亦在此挑補。習遠攻曰火器，鳥槍護軍每佐領下六人，滿、蒙共五千三百有十人，炮甲每佐領一人，滿、蒙共八百八十五人。內外城上共貯炮干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百位運蘆溝橋演放，白塔山設信炮五，有警則鳴之，九門信炮畢應。皆別隸於總統。惟親軍隸領侍衛內大臣。上三旗求領侍衛內大臣，下五旗隸王公府。又有虎槍營六百名，為行圍進哨之用，亦以領侍衛內大臣為總統。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漢軍驍騎營內之炮甲、每旗四十，共三百二十人。藤牌兵、藤牌以護炮，每旗百人，共八百人。異鹿角兵，每佐領下八人，共二千百有二十八人。亦滿洲、蒙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則合滿、蒙、漢為營，而皆隸於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二人，共千有七百七十人，步軍十八人，共萬有五千九百三十人。漢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二百六十六人，步軍十二人，共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滿、蒙、漢步軍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 又有五城巡捕營步兵萬人，則綠旗兵，而亦隸於步軍統領，東西南北中五城，即九門提督所轄也。其轄八旗步軍則曰統領，其轄綠旗步兵則曰提督，實一官，又有左右翼副之。此綠營之附於禁旅者。通計京師之兵，滿洲、蒙古、漢軍、綠營四項，共十萬有奇，而余丁二萬七千四百不與焉。 滿洲養育兵有米者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無米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蒙古養育兵有米者三千二百七十九人，無米者千二百二十四人。漢軍養育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皆不給米。共三項養育兵二萬七千四百有八人。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畿輔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寢，千四百十有九人。守圍場，八百五十人。盛京、吉林守邊門，七百人。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於將軍、都統、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於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巴爾虎兵、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遊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於八旗焉。打牲佐領九十有七，黑龍江將軍統之。遊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爾蒙古為最大，佐領百有二十，察喀爾都統統之。其吉林打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師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舉天下不敵關中，以是為居重馭輕者，適示天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之有火器，始於康熙；前鋒營之有健銳，始於乾隆；圓明園之有護軍，始於雍正。 綠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戰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萬三千八百三十有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四。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標兵並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鎮，並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一百八十有八。內有漢兵九百九十四，隸將軍標。廣東水陸六萬九千五十有二。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雲南四萬二千五百四十有九。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內屯軍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共綠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閩、廣最多，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我朝用兵，異於前代者有二：日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朝恢安南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我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三萬。至於康熙、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岳鍾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富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三萬，明瑞兩路入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剿吳逆，各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蚩尤涿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准、回兩部三千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台灣八百餘萬，即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率皆加賦，取之於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派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略專恃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闥。加以賞罰嚴明，無濫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我朝騎射長於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於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於西藏。將毋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於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桂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征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征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乎天時地利。 八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皆歲支米二十四斛；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前鋒、親軍、護軍者，月加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綠旗兵餉之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皆月米五斗；各省鎮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歐羅巴各國兵，月給洋銀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精優厚，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通計各省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再增？如欲優養勤練，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為選鋒，予以雙餉，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額，以為津貼精壯之數。使邊省各有選鋒六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技勇一可當百，庶壁壘一新，藜藿不採，而國家經費仍無所增。或謂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十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疲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倔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於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 雍正中定製：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應四分，均馬一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詔以即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八百萬兩，尚何不足，而不散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恤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尚不及百萬。至各省武職名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所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余銀五百萬兩，今即增費三百萬，尚歲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遂依前旨施行。及嘉慶十八年，議開豫工事例。戶部尚書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於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賑例，收銀七百餘萬，九年衡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餘萬，十一年捐輸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年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尚不抵武職挑補名糧之數。請敕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減則減。」於是十九年閏二月，詔曰：「乾隆間部議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即逆料及數十年後，經營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帑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蠲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為政貴因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尚八十餘萬。此國朝兵餉出入一大關鍵。 順治初年，既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尚未人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粵，虎旅四出，供億巨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十五萬，而諸路兵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出浮於人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而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冗費，且蠲賑歲書悉取給於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玉書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財賦復去三分之一，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歉嗇可知。今見於《方略》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藉夫馬、舟船、器械、芻茭為名，需索苛派，甚至輦金置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穰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知當日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能戡大難而造丕基也。昔胡艱難締造而有餘，後豈席豐履厚而不足？司計之臣，必當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阿桂疏。及新疆開闢之後，動帑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發帑六千餘萬，尚有一千餘萬，經部核議，不准開銷，令各省攤補。奉旨斥駁。然是年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及四十六年之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詔，仍存七千餘萬，又逾九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為國朝府藏之極盛。 自嘉慶至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需用帑逾萬萬。然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兩抵之，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豫東例收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其餘見前英和疏。尚不及新疆、金川兩次之數。若雲河工、蠲賑則乾隆中亦未嘗無；若雲八旗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有定，不以人眾而增餉；若雲紋銀出洋昂價，則止累官民，不以此而耗夫國課。乃撙節倍昔，而司農告絀亦倍昔，何哉？曰武職名糧外，尚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二也。順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祿數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百十三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今則錢糧奏銷七分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冀十年恩免一次，是以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宗室者，未嘗不累於國計。而銀價日昂之敝，在官民者，亦終逋欠夫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一耶？日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捐監、捐封、捐級等每年約三百萬。鹽課未足額，三也；順治中，各省鹽課共二百餘萬，乾隆中，鹽課則五百七十餘萬。關稅無盈餘，四也。康熙中，關差各員不但無盈餘，且不足正額，自後盈餘之額，一以雍正十三年為準。是皆維正十餘載清釐整飭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注云：「戶部總冊奏，上年各省實征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內俸薪、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余銀一千八十一萬餘兩。」是每歲留協酌撥，本不及正賦四分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稱歲用約余銀五百萬兩，即增兵餉，尚余銀二三百萬。今此《聯句》已在增兵增餉之後，安得反歲余千萬以外，其不可解一也。又稱平定西陲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雍正年間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未平定以前，陝、甘兵餉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考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詔稱「西陲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紀略》則又稱節省二十餘萬，已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有八千，增餉五十餘萬。 此項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內地兵單而設，是西陲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而陝、甘、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紀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以後言之也。至因陝、甘增兵，而並議及挑補名糧，遍增各省之兵，則又別為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換防缺額，原可移腹地省額之兵以補之，即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征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蘆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七萬三千一百兩，落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此歲入四千餘萬之大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田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十餘萬，實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一百兩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餘萬兩。滿、漢兵賞恤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每船開銷料銀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贖回旗人舊圈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十餘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銀十二萬八千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等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十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宮殿苑囿內監二千四百餘人，所食錢糧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錢糧及河災庫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余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皇清三通》均無明文。蓋時舉時詘，不能定歟？ 國朝馬政有三：自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馬兵月給草豆銀二兩五錢，此所謂營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廠，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草地遊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坊地日削，軍民困於孳養，歲費不支，流弊遂不可問。我朝既平察哈爾，空其地為牧場。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廠，其掌於上駟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廠。而內地初無養馬之煩。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占膏腴之地為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諭曰：「宋、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尚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此制遼、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懼北寇之鈔掠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列捐輸，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為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敕戶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升先用。陸隴其亦有疏，請保舉，毋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詔曰：「據湖南巡撫浦霖奏，耒陽生員賀世盛私造《篤國策》呈閱，有雲『捐路終為財動，497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即止，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飭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為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考者也。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開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承平日久，人思報效，每次皆千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並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即奉上諭，永免僧道納銀給牒，尤唐、宋、明以來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扎薩克之遊牧，各限以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吉林則以柳條結邊為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建，山分陰陽，則寒暖判然，即長城亦同。然遊牧之地所重莫如台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台以達於各卡倫。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蒙古稱軍台，始於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伊犁時，而周密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爾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台為止，凡四十八台。凡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中間哲卜尊丹巴刺麻與喀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報，皆台員率驛丁奉之走驛，故官吏有罪者，效力軍台。近日則台員畏寒苦，各以貲募蒙古代之。繳其貲曰台費。其分達四部者，又有喀爾喀自備之驛，凡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賻，賜祭，朝使至，則設之，王貝勒等自備夫馬伺畜牧，警晨夜，過則撤焉，不在官設台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即位後，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穿井立營，四、各處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滅金並舉，故知郵傳之關於塞外也綦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斡難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而籌運之事，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兵不恤駝馬，中途餒匱。而寧夏鎮兵以總兵殷化行有備無患，令多攜而嗇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行寇虜燒荒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餘糧以濟滿兵之乏。夫非同此塞外乎？中路則聖祖自將之，每駐營，上親於近帳之地，指示泉脈。有曰善達者，地窪而潤，有口賽爾者，山間溝徑，此二皆尺許即見泉。有日布里杜者，叢草積潦，水多不佳。有曰窺布爾者，水潛地中，野騾以蹄抉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呼草最宜馬駝之食。又以馬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其氣。惟炮車、糧車行沙磧不能速，乃改用駝負以行。 夫以九五之尊，而親與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不獨全軍挾纊，且盡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此塞外乎？故曰籌運視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恤駝之法，莫詳於張鵬翮之《西使記》，軟屜以護其肉峰，扁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馱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後駝馬不苦於水草。若夫婁師德都督豐州，親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費。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國初斬將搴旗，殉難死綏之人，往往僅蔭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復五省凱旋，僅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力戰川、陝，破走滇逆，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晉伯爵。且漢人封五等，無世襲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概予世襲罔替。蓋承平久，則人習（宴）〔晏]①安，非此不足以振勵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舉以固原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舉單騎登樓，擊鼓號召，賊懼而退，追斬十餘，生禽四十餘人，擊敗其攻城之賊，即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詔革邁斯漢職，即以高天喜代為參將，明年擢總兵。任舉之捐軀於金川也，上為泣下，詔言：「朕以小丑跳梁，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恤以抒憫痛。」高天喜之死綏回疆也，御製詩悼之，謂綠旗中第一人，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為血勇。 ①據上海申報館本改。 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乎，廉頑立懦矣。 高宗之馭將也，賞固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訥親、張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王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滾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可哈善、參贊哈寧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納世通、辦事大臣卡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亶望。賞不遺賤，而罰不（貲）〔貫]①貴，故能使將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年以後，始日事寬大，故台灣逗撓之恆瑞、任承恩、黃仕簡，石峰堡、安南貽誤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失律之永保，皆逮擬重辟，卒援八議，免其伏劍。然未有罪不上聞者。 明人有儲養中樞，儲養邊撫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用違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視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升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邊關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尚書、外有邊方總督員缺，即以其資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也。」又錢薇疏曰：「臣聞正統、成化間，邊陲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厄塞夷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政。誠使酌往准今，復巡緝之制，庶萬里如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 ①據上海申報館本及文義改。 葉春及疏曰：「洪武初，閫外之寄，悉屬武臣，以為旗鼓指麾，非豎儒所能辦也。及成化間，衛所皆紈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縉紳用事，介冑俯首，雖有總、副、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儼然將帥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攫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戟，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試中式舉人願（使）〔試]①韜鈐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中注籍，內以為兵部主事，外以為緝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寇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翕然響應者。或謂弓矢騎驟，未必能為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之人，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誌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為帖括章句之技。若夫武舉挽強引重，不過可得粗材，即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覘器識，不致以閫外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分，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掌，皆異於今日。按工守仁、唐順之、韓雍、譚綸、熊廷弼、盧象升〔昇]，皆以文臣善騎射。見文集本傳。 友人湘鄉謝興嶢曾以四川敘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為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為強，尤長於山戰。地苦寒，所食惟包穀、油麥、青稞、苦蕎、牛、羊，人皆悍鷙貪利。 ①據上海申報館本改。 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土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為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間。最耐霜雪，惟畏內地盛暑，雖避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遠，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藏佛，背負火槍、腰刀，械火藥、糗糒，約又二三十斤，登山越嶺如平地。火槍較營槍重而堅，能命中及遠，無虛發。每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如大小金川同隊，必按口輪派前鋒，否則譁然爭先。惟撤兵時，可留以殿後。每日安營畢，即演火槍，角勝負，晝以小石為的，夜則燃香為的。聞有賊，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夜搜夷巢，謂之摸樁，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過百人，懸崖密箐，各攜一槍，以火繩揮映，輒離營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冥搜力捕，黎明必斬數十級，並獲糧物牛羊馬匹若干，呈獻邀賞。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不過三人，賊或滾木擂石，隱身山石以避木石，過則復進，迨槍可及，始轟擊之。若十數隊登山，隨以大隊疾登，賊眾無不望風而靡矣。其頭目悉遵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出征時，照職倍給錢糧，甚以為榮。道光十七年，調大小金〔川〕屯兵千名，在營給千兵之糧，歸伍則仍食五百人之餉。其頭目等曾請歲設千兵屯額，有事可以三千名聽調。倘當事允行，實攻疢疾之鳥喙。然後知前此以彈丸抗四海全力者，非僅恃險而已。夫內地養兵，一糧尚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當十，且兩兵而食一糧，又自請增額一千，願以三兵而食一糧，則是養千兵得二三千兵之用也，奈何尚靳之哉？ 又言：四川野夷在萬山之中，越、峨邊、馬邊、雷波四廳，漢地環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間，可通雲南。東南自雷波西北出越，袤長約千三百餘里，廣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岭老林，絕無門戶，必翻大山然後入。一人其中，即多曠衍，產青稞、包穀、油麥、苦蕎、蘿蔔、紅稻，以多畜馬、牛、羊為富，不善種植，專虜漢人代耕。沿邊山林，價賤糧輕，故川、楚貧民爭往墾荒。散處崖谷，界乎夷、漢間為熟夷，衣冠語言雖異，與民耦居無猜。惟涼山內生番，則睅目皤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百數十支，真夷謂之「黑種」，歷虜漢民，入內亦化為夷，謂之「白種」，黑少白多，黑主白奴，眾且數十萬。皆岩棲穴處，盛暑則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為之，隨時拆徙，而平曠之處，往往反虛無人。出巢入寇，則數支糾百餘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各懷旬日乾糧，風餐露宿，無須鍋帳，秋成後乘間焚掠，迨兵勇既集，已各回巢矣。掠男婦子女轉售深巢，倘或追贖，必重勒財物鹽布乃還，弁兵熟夷，從中乾沒獲利。近十數年來，邊民不聊生，文武吏屢奉檄搜剿，畏道路之嶇崎，風氣之寒苦，但苟目前，不籌久遠。或張皇其勢，以為非數百萬帑餉不行；或蓄意養癰，以為癬疥不足患；或置碉於荒僻無人之地；或倡徙民避寇之議。兵怯賊驕，口甚一日。然夷貌雖獷還，非有技能，以攻則無火器甲冑難敵之銳，以守則無壁壘碉堡難破之堅，以戰則無節制號令奇正之術，惟習柴弓、弩箭、短刃、長標。少壯烏合居前，婦女號呼助陣，夜或燃炬數里，以張聲勢，官兵殪其前鋒，輒各鳥獸散攢入深箐，或乘巔擲木石。伎倆如斯，不過恃其巢穴深邃，門戶險阻而已。如欲改土歸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馬邊之萬石坪，峨邊之化林坪，越之馬日岡，建昌之歸化汛，共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練勇五百，金川土屯五百，約計共萬人，運糧夫役半之，責成勇干公廉之鎮將道府數員，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漲不可用兵外，專於春、夏、秋三季，犄角結營，並力搜捕，但殲除其最強悍數支，余皆風靡，半年即可蕩平，需軍餉不過數十萬。設立一廳一協，徙蜀中無業之民，辟種屯田，伐其林木以構廨舍，開其金、銀、銅礦以助兵餉，不惟除外患，並可利內氓，實一勞永逸之策。 四川提督舊駐雅州，控制邊陲。其暫駐成都，自乾隆中嶽鍾琪始，後遂沿以為例。一城中有將軍標，有總督標，有提督標，材官塞衢，脫巾嘩市。在嘉慶末年，已有提標叛卒邱占鰲之變。上年有奏請移提標於雅州者，四川大吏覆奏，以同城便於會商，居中易於控制，遷營難於籌款為詞。試問直隸提督駐古北口，陝西（總）[提〕督駐固原，甘肅提督駐甘州，湖北提督駐襄陽，湖南提督駐常德，江蘇提督駐松江，浙江提督駐寧波，福建水師提督駐廈門、陸路提督駐泉州，廣東陸路提督駐惠州，雲南提督駐大理，貴州提督駐安順，除廣西一省外，國初廣西提督亦駐柳州。孰是與督撫同城者？豈皆無會商之軍事、控制之形勢乎？提督移駐雅州，即可抽調附近鎮協營兵，以為雅州之提標，原不必盡移省會原額之兵，令其挈家遠徙也。省標即可改補近城各營汛，亦無裁汰之虞也。何費之難籌？何營之難遷乎？況省標之兵，游惰浮囂，華衣美食，固不習邊徼之荒涼，亦無益於邊徼之禦侮。何必以苟安畏難之心，阻控險安邊之計？ 昔周世宗懲宿衛之驕駑，簡閱壯怯，召募（饒）〔驍]①勇，遂以南征北伐而無敵。龐樞密汰慶曆之冗兵，身任勞怨，力破群議，遂裁老贏八萬而無嘩。故蘇軾、胡寅之論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銳、分等級為先務。蓋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軍之領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當與散卒班焉。 ①據上海申報館本及文義改。 其餘不過以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又甚者養游惰，飾觀聽。則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餉節一餉之費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藝祖開寶初三十七萬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萬有奇，真宗天禧中兵九十一萬有奇，仁宗慶曆中兵百有二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皆增於遼、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諸世遂循為定額。及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其餉則取諸經總制錢，加於正賦外者千七百萬貫，倍多於祖宗全盛之舊，而軍益不競。明之末年，加練兵十有八萬，遼餉、剿餉、練餉至千有七百餘萬，弊亦同之。故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則知所以救之之方。故前代之兵，莫少於開國，亦皆莫強於開國。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給雇價，然多供有司侵潤，未必寬差徭以實惠也。其見於趙氏翼《檐曝雜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為成例，逐年徵收，非積久發憤上控，不能裁革。盛世屯膏尚如此，況前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可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有餘者，其制勝愈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犯，其將領必能破賊；兵過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撫必能治軍。 雍正中御西夷，岳鍾琪進軍營法，仿邱濬舊制而捐益之。其車廣二尺，長五尺，一夫推車，四夫夾護之。五車為伍，廿車為乘，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以載糧械，夜則團聚為營。戰時兩隊長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之，其餘五隊則團衛元戎，以防賊入劫營。世宗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然其制嚴重，難以遄行。和通泊之敗，旗靡轍亂，道途壅塞，上多死傷，雖由主帥輕敵陷險，而論者歸咎於車營之不善，張廣泗遂奏罷之。考車營之制，宜近城堡相犄角，乃為萬全。非長驅搗巢之利，尤非所施於伊犁三嶺之險。或曰：衛青用兵漠北，何亦以武剛車自環？曰：此設一大將旗鼓居中，環輜車以代鹿角，為各兵依歸，制虜騎衝突，而騎兵張左右翼，出戰於外，是以車為體，以騎為用，非即以車營戰也；且戰於平原廣漠，非戰於山谷也。準噶爾入寇，烏蘭布通之役，虜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以濕氈，而於垛隙施弓矢，謂之駝城，亦為不可敗之計。我兵隔河，以子母炮破其駝，又以步騎逾河繞山橫破其陣。蓋虜營無炮，弓矢不如我炮之及遠，故為我所敗。若中國禦寇沙漠，以我炮製彼弓矢，則駝城之制，以較車營尤得力。若東南與海寇陸戰，地狹且險，則車載大炮，又不如扛炮得力。 軍事莫重於轉餉，而轉餉莫難於塞外。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台為中外之關鍵，大學士總督黃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芻糧、器械萬端倥傯，廷桂令藩、桌、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廷桂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啟視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即以咨覆，故一切神速，毫無留滯。五年用帑僅三千萬兩。及金川則已七千萬，及川、楚則中原腹地，而用帑至萬萬以外，視西征絕徼，反數倍過之。明亮言：「昔隨明瑞徵回部時，軍中大帥惟供肉一，鹽酪數品。及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箐荒麓間，蟹魚珍錯輒三四十品，而賞伶犒仆之費不與焉。凡糧台地，玉器裘錦成市，饋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理餉之員，如建昌道石作瑞、綏定知府劉佳琦，皆乾沒巨萬。蓋承福康安、李侍堯豐亨豫大之餘習，靡費耗蠹為從來所未有。」宜乎，黃廷桂之沒，高宗宸翰挽悼，深嘆才臣之不可再得焉。 沿習不察，積非成是，始於士大夫不討掌故，道聽途說，其究至詒誤於家國。嘉慶以來，談度支者動以乾隆開闢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為詞。無論各省解甘肅出關之餉歲止百有八十萬，並無三百萬之多，且其餉皆即內地陝、甘兵，蒙古兵，東三省兵原額之餉，移往新疆駐防，並非增諸額外。而西師息警後，歲省防秋戍塞之費更不知凡幾。故乾隆庫藏之盛，皆盛於二十年新疆底定以後，而非盛於二十載以前。若西餉果耗國用，則乾隆中葉即應久形空匱，豈六十年之庫藏真天降地出乎？豈新疆經費至嘉慶、道光而始有乎？不講求河工、海禁、名糧、宗祿，而反咎新疆，大惑不解者一。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李鴻賓奏，南漕運米一石，合計漕項河費，每石不下數十金。又協辦大學士劉權之曾奏，南漕每石需費銀十八兩。考南漕四百餘萬石，若每石需費十八兩，則每百萬石即需銀千八百萬，盡國家歲賦四千餘萬，尚不足運南漕之半，有是理乎？即並民間協貼幫費計之。然江蘇糧艘受米六百石，每船幫費約計洋銀千圓，不過一兩有奇。故自昔相沿有南漕幫費五百餘萬之說，加以漕項每石一兩，連行月銀米計之。河費每石一兩，南河歲支三百餘萬，東河約二百萬。及屯衛之田，通倉之費，糧艘改修之款，綜計每石出於官者，總不過每石三兩，加之出民者一兩，計南漕每石四兩而極矣。民間米價豐歲二兩，儉歲三兩，荒歲四兩，是通倉漕米至貴不過南米荒歲之價，烏有每石數十金、十八金之理？即雲湖南、江西之漕，間有三石完一石者，然江西、湖廣賦輕，僅居南漕十之一，而石完數石者，又僅居江西、湖廣三之一，且其價亦不過增二三兩，不能增至十餘兩，何況以概全漕？大惑不解者二。嘉慶十五年，江蘇巡撫章煦覆，海運每米百石，需水腳銀三百兩。不知關東每石抵漕斛二石五斗，其價每兩又僅三折。蒙上聽，肆巧撓。及道光五年，江蘇海運每石僅費銀七八錢，每百石需費不及百兩，視章撫原奏不及三分之一。即使盡裁幫費，而漕項已足辦運。乃以利國利民之上策，妄謗為病官病民之迂圖。大惑不解者三。西洋番舶動稱每艘十餘萬金，及近日廣東紳士延彌利堅國夷雷壬士，仿製二桅兵船，材料工程悉同洋舶，不過萬九千餘兩。又廣東焚英夷所雇呂宋躉船一（般）〔艘]，英夷新聞紙謂值銀二萬圓，推之三桅四桅亦不過一倍再倍。中國費財二百萬，即可制洋舶百艘，不及軍需十分之一。而妄謂欲整海防，苦無經費，真若中國財力遠讓外夷。大惑不解者四。故國家欲興數百年之利弊，在綜核名實始；欲綜核名實，在士大夫舍楷書帖括，而討朝章、討國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圖謨、圖遠猷始。 明代用兵，兵數多而餉數少，與本朝判然相反。如韓雍、俞大猷皆名將，其平斷藤峽，平古田，皆兵十餘萬，何論餘人？其不可解者一。俞大猷計畫古田，謂二萬之兵，土兵居四分之三，應募之兵居其一。月糧犒賞等費每月約銀將及一萬，以二三年計之，當用銀二三十萬，是每月兵餉銀僅五錢。又言張璉賊眾萬餘，漢、土官兵十七萬，糧米十五萬，銀二十餘萬，整備一年，圍攻兩月而後成功。其餉數之少，皆與近日天淵。其不可解者二。及反覆《明史·土司傳》，始知明代用兵多者，皆在滇、粵土司之地，漢兵三而土兵七。及東南平倭，則俞、戚諸人，每鎮練兵不過三千，即興化之捷，王涇江之捷，皆平倭大舉，亦皆不過二萬。王涇江所調永、保土兵不過數千，是東南無土司之地，即無土兵可征。俞大猷動言十圍五攻，然其議西北車營，欲以車三百兩，練步卒、騎卒各萬人，再以二萬備他路援截。其在安仁堡，以車百兩、卒三千挫虜數萬，亦無十圍五攻之說。豈遇小敵怯，遇大敵勇乎？地形異而兵形異。一疑決矣。大猷又言征狼兵十萬隻有五六萬，必調十五萬方得八九萬實數，是土兵之數不過六折，良由土兵地近，皆令自備資糧，而官給甚微，故土兵不得不虛報額數以稍沾官項，是以兵多而響少。二疑決矣。而後知明人之徵土兵，亦猶本朝之募鄉勇。嘉慶五省教匪之役，調兵雖不出十萬，然勒保奏言：「嘉慶初年，四川鄉勇即至三十六萬，故全川得以保護。」黔、楚紅苗及台灣林爽文之役亦同。是征內地亂民與征外夷不同，必以鄉勇佐官兵之不及。滇、粵土賊散處山崗，則勢易竄； 錯壤腹地，則民易騷。故明代多征土兵，十圍五攻，與本朝之鄉勇何異？苟除去土兵，則明代用兵之數亦不多，合計鄉勇，則本朝內地用兵之數亦不少。而征伐外夷，則明代與本朝皆無土兵鄉勇之事，故情形如一。讀書論世，可不深思而求其故哉？惟是明軍派餉，而本朝無之；本朝捐輸助餉，而明代無之。此則今昔名實時勢之判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