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奮進 · 懷鄉記

王貫之先生出了此題目，要我寫。我的祖籍是廣東客家，我的家鄉是四川宜賓，但我半生都不在四川。在四川時，亦從小就住在成都。真在我家鄉住的時間，合起來不過三四年。我現在只能回想在四川的一些雜事。 成都是一有長遠文化歷史的城市，有不少的古蹟。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數歲時的事，許多都忘記了。但是我總記得當時父母帶我游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官的情形。無論是在諸葛武侯、杜工部、黃山谷、陸放翁，及老子的像前，我父親總是要我行禮。記得一次，在青羊宮八卦亭前，對穿黃袍的老子行禮。此事至今猶依依如在目前。我常想我到今日還能對中國古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許都由於在幼小時期，我父親對我這種教育。 成都住家，人都知道是一極舒服的地方。但是我並不喜歡成都人，與成都一般社會的風氣。四川地方太大。川西、川南、川北、川東，各是一風氣。川北人像北方人，比較堅苦篤實。陳子昂、陳壽、李白都是川北人。川東人更富於進取心，但商業氣息比較重。秦良玉、鮑超、鄒容，是川東人。成都屬川西，是司馬相如、楊子云的故鄉。成都人以文採風流，聰明靈巧勝。川南人則比較敦厚，富於人情。三蘇生於眉山，是上川南。嘉定以下是下川南，皆為岷江流域。岷江流域，在宋代巳出人才不少。清末如廖季平、宋芸子、趙堯生諸老先生，都生於下川南。我的家鄉宜賓，亦是下川南。宜賓位在岷江與長江金沙江之交。亦為四川與雲南交通孔道之一城亦。宜賓人作川滇間的生意，是有名的。宜賓有一條街名棧房街(即旅店街)。當一商人到雲南採辦貨物回來，便堆在棧房街之棧房，請棧房主人代賣，他自己再到雲南去。棧房街之棧房主人，總是在高價時，才代其賣出。所以宜賓棧房街之棧房主人之忠厚、有信義，亦是著名的。我想宜賓之名字，亦許即由此而來。 宜賓的古蹟，有吊黃樓、流杯池，是蘇東坡與黃山谷同游之地。中國過去的古人，足跡無論到那裡，當地的人，都修建祠堂，加以紀念。如蘇東坡足跡遍天下，而紀念的祀堂，亦遍天下。我現在距我故鄉六七千里，然而想著蘇東坡曾作嶺南人。嶺南人至今仍紀念東坡，我亦便不覺距故鄉之遠了。何況內子亦是蘇東坡之小同鄉呢? 大概是我的七世祖，才由廣東五華到四川。據說他到四川後已成了孤兒。十五六歲，便為製糖店傭工，因得主人信賴，借與本錢，後便獨立製糖，生意極好。糖由宜賓一直運出三峽。後來糖船翻了，乃在金沙江畔，購地業農。勤儉積蓄，在我四世祖，便有五六百畝田。我祖父一代才開始讀書。我父親十七歲，便入了學。民國以來，我家的佃戶的兒子，亦確確實實有兩個讀完了高中，其他亦都在讀書。中國過去的社會，是士農工商打成一片的社會，而不是階級壁壘森嚴的社會。我的家世，便是一明顯的證明。本無階級壁壘的中國社會，偏要依馬列主義之公式，來製造階級壁壘。當然要弄得鬼哭神號了。 我家在金沙江畔，與岷江長江相交處。長江的源，以前說是岷江。現在說是金沙江。蘇東坡說「我家江水初發源」。這話不對，他是在岷江邊。我才可以說「我家江水初發源」。當然住在金沙江上流的人，更配說此話。不過我家距上流不遠，便是屏山滿夷雜處之區了。 宜賓大名戎州，又名□道，初亦為夷人所居。據說現在被迫入山之夷人，仍念念不忘宜賓。他們每日在天亮之前，都要教其小孩，以後要再回宜賓來。這事我幼時聽講，一方是怕，但一方亦非常同情。為什麼不讓他們回來呢?後來長大，有機會碰見夷人，我總不勝同情。一次，一有知識的夷人告我，夷人崇拜孔明，稱之為孔明老子，直到而今。當基督教初到雲南向夷人傳教時，最初亦只好說耶穌是孔明老子之哥哥。這事當即使我感動泣下，永不能忘。 我家距金沙江只數十丈，出門便可遙望江水。對江是綿亘的山。記得一次我父親在門上寫了一對聯是:「東去江聲流汨汨，南來山色莽蒼蒼」。這是寫實。金沙江最可愛的時候，是冬季，江水幾全涸了。江底露出，並無沙泥。只見一片黑白紅赭的石子，互相錯雜。遠望如一大圍棋盤。偶然聽見江上漁船歌聲。繞灣又不見了。我每當此景，便會想起錢起湘靈鼓瑟的取後二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有更切合此詩之意境的情調了。 凡在中國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農村中一年最值得留戀的生活，是秋收時的嘗新、過年及清明時的上墳祭祀，與到親戚家去玩。秋收時的嘗新，要先餵狗。因為據說，穀子是狗帶來的。鄉中人是不殺狗、不殺耕牛的。這一種對動物亦不忘恩的精神，真是中國文化中最可貴的一面。記得幼時吃飯，是不許掉一顆飯的。如掉了，必被祖母責備。而外祖父對此點尤為嚴肅。當嘗新時，他更要對此事，諄諄告誡。 我十六歲才回鄉，以前從未上墳，亦無祖宗之觀念。記得祖母在時，他從故鄉到成都，總是帶一本家譜。每見我無聊，便說你何不看看家譜。我覺非常好笑，家譜有什麼好看呢?而且我在十三四歲時，便看了新文化運動時反對跪拜的文章，故以後回鄉，亦不再上墳，祭祀時亦不跪拜，若以此為奇恥大辱。到我父親逝世，才知祭祀跪拜，乃情不容己。後來回鄉，便總要去上墳，晨昏亦親在天地君親師之神位及祖宗神位前敬香。我同時了解了人類之無盡的仁厚惻怛之情，皆可由此慎終追遠之一念而出。而我對共黨之清算父母祖宗，痛心疾首，亦由於此。 我十二歲半以前都在成都。十一歲時入高小，是成都省立第一師範附小。我記得每周星期一第一堂是修身，由省立第一師範校長祝屺懷先生親自教。國文是蕭中侖先生教。第一篇是莊子的消遙游，第二篇是莊子養生主。而且要我們背誦抄寫。對於高小學生，以莊子為教材，現在人一定要以為太不適合兒童心理。但是我對「北溟有魚」，「庖丁解牛」，當時亦能感趣味。我後來學哲學，亦許正源於此。我在成都讀書時，我記得當時校長來與先父下聘書時，總是用一封紅封紙聘書，親自交與先父，同時還要作揖。據說再早一些時，校長還要向教員跪拜，表示代父兄鄭重將學生付託於先生之意。成都大學校校長徐子休先生，躬行儒學，士林所宗，雖年逾七十，但對其校內先生歲數小三四十歲者，亦要親自跪拜。我於民國十八年在大學中休學一年，第一次在成都教書，校長較我長三十歲，送聘書時，亦向我三揖，使我當時大為驚異。但到了民廿一年，我再回四川教學時，便莫有此風，只是校長親來一握手而已。到二十六年，我到華西大學教書，便根本未見過校長的面，而那校長，還本是我先父曾教過的學生呢。後來在許多學校教書，便是除了系主任見一面以外，每期由工友送聘書了。現在香港，便用郵政送聘書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文化的進步呢，還是退步呢? 我與江水有緣。我生在金沙江岷江邊，讀小學，在成都之錦江邊，讀中學，在重慶之嘉陵江邊。金沙江水深，岷江岸闊，錦江溫柔，嘉陵江曲折多姿。我所讀重慶聯中，在重慶兩路口駱家花園。在民國十一二三年的兩路口，不似抗戰時之兩路口之喧鬧，純是一片鄉村景象。石板路上的戴笠者，與路旁的涼棚賣茶，幾根甘蔗倚在案邊，處處顯得安閒、恬靜，而蕭疏。此校是川東書院舊址。禮堂上，尚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學校後有山名鵝項頸，其上可左瞰長江，右瞰嘉陵江，直上即浮圖關。當時之浮圖關，只有一座一座之牌坊與墳墓。夕陽古道，秋風禾黍。使人念墓下潛寐人，千載永不寤。當時正是新文化運動浪潮輸入四川之時，重慶首當其衝。共產黨之蕭楚女惲代英，都曾在該校演講。蕭楚女在重慶主編一報，口口聲聲要去掉五千年文化毒。當時國家主義派國民黨，亦在重慶活動，但是我們學校的師生，都另有抱負。 我所最難忘的是當時幾個十五六歲的朋友，都並不全隨潮流走，而要融貫今古中西。其中一個是和尚，後稱映佛法師。他當時亦在我們學校讀書。一個名宋繼武，他半年理一次髮，天天要改革社會。一個名游鴻儒，最為特殊。他所穿的粗布長袍，只長到膝。他床上只有一硬被，堆滿了書，如二十二子之類。他真以鴻儒自居。小小年紀，便看不起胡適之與陳獨秀諸人。他下筆千言，無事便靜坐，我真自愧不如。他與我相約，每周讀宋元學案一學案，又以必為聖人之志，與我相勉。但有一次他回鄉再來。他說路上看見人之啼飢號寒，心裡難過，覺宋明理學太莫有用，一定要從事實際社會政治事業。但一定要反對共產主義。於是他在校中組織了廿四人的團體，我亦在內。他另參加了國家主義組織。但我未參加。轉瞬中學畢業，在民國十四年，我們同到北平讀書。但到北平，他的思想就逐漸的變左。先把名字由鴻儒改為鴻如。後來他與宋君竟同時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我亦不參加。因我當時雖贊成共黨主義之社會理想，但已反對其唯物論。我提議先修正唯物論。他們對我大加譏笑。在北伐前，我亦算參加了國民黨十六年到了南京，因左右派都在拉青年，我覺麻煩。遂成了討厭政治的不革命的青年。從此走到學術的路上去。直到而今，仍不喜現實政治。他們到了武漢。總寫信罵我不革命即反革命。我一時很傷心。曾寫信問:「難道不與你們同政治主張，便無友誼了嗎?」我記得清楚他們之回信，是「戰場上的人是不能相握手的。」我得此信，只有付之長嘆而已。但後來武漢清黨，宋君被捕槍斃。游君到了南京，仍躲在我處。他談到共黨內部鬥爭之情形，與他戀愛的挫折，再回想到他中學時之思想，於是矛盾苦惱，不能自拔，幾乎自殺。此時他十分感謝我對他之友誼，他說我使他再生。他後來亦對政治消極，回重慶去了。民廿一年我再回重慶後，再遇見他。又變成一談吐風生的人。我們曾重到一兒時舊遊之地，茶館中談天。他忽然立在台上，好似對我講演。他說「我當過青年黨，當過共產黨，當過國民黨，曾過儒家生活；曾過道家生活，亦曾讀佛書與西洋書，我現在要為中國人建立一人生哲學，你可以幫我的忙。」當時我覺他態度有點好笑，但其志亦殊可嘉。後來分手了。隔三四年，忽然得他一信。說他為了要建立人生哲學，必須對佛家之精神境界，求有一實證。故靜坐求證道，已入初禪定。但因一念矜持，著了魔，現已入肺病第三期，勢不能久。我記得他最後幾句是「帶孽以去，茫茫前路，不知何所底止。」並希望我在他死後念金剛經半月，因為只有我了解他之一生。字跡一如平時，無一潦草之態。在他信後，有他夫人批了數字說鴻如已於某月日辭世，他死時不到三十歲。我得此信，真是悲傷，感慨萬端，不知如何想起。我只有照他所說，為他吟金剛經半月。我從他的事，既嘆息中國青年之死於政治鬥爭者不知凡幾，又了解中西新舊文化衝突的悲劇，與人心中之許多深微奧妙的問題。我有好多年總想到死友墓上一去，終未得果。同游的朋友多作古，或不知去向。現在只有那一和尚映佛法師，還在支那內學院(據說現在亦停辦了) 。他隨歐陽竟無先生呂秋逸先生學佛學，二十年如一日。我後亦常遇見他，只有他能一直以一恬靜而悲憫的情懷，談論著當時的朋友們之死生憂患。但是他又何嘗知在此天涯海角，我在此作文紀念他們呢? 處此大難之世，人只要心平一下，皆有無盡難以為懷之感，自心底湧出。人只有不斷的忙，忙，才可以壓住一切的懷念。我到香港來，亦寫了不少文章。有時奮發激昂，有時亦能文理密察。其實一切著作與事業算什麼?這都是為人而非為己，亦都是人心表皮的工作。我常想只要現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墳上，先父的墳上，祖宗的墳上，與神位前，進進香，重得見我家門前南來山色，重聞我家門前之東去江聲，亦就可以滿足了。 人生半月刊　　一九五二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