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奮進 · 記重慶聯中幾個少年朋友
（一）少年朋友
周開慶先生要我為四川文獻寫文，我答應了半年，因無適當題目，終未動筆。對於四川文獻，我所知者皆零零碎碎，不成片段，一時無從談起。今姑就記憶所及，一述在中學時期與幾位青年早天的朋友的友誼。這些朋友，皆學問事業未成而死，述來亦莫有客觀的，或文獻的意義。此文只能算懷故或億舊之作。只望於懷故憶舊中，能多少反照出當時時代之青年心情的一方面，兼抒發一些個人的感想。
我讀的中學是重慶聯合中學，初入學時，是民國十年，我尚未滿十三歲。在中學四年中，先後有五位朋友，其中除一和尚朋友映佛法師，想尚在人間外，皆於二三十歲郎亡故。這些朋友皆以不知之因緣，而與我成為朋友，中間有一段純真的友誼，亦以不知之因緣而死別，及今過四十年，每當夜深人靜之時，他們之聲音笑貌，仍或頓現於心，他們之身世與遭遇，仍引起我之慨嘆與懷思；今一一藉茲稍述。（454）
我中學時期之五位朋友，除映佛法師是到中學第三年才相識者外，都是在中學第一年級郎相識的。他們的名字是吳竹似、高介欽、陳先元、游鴻如，鴻如亦是後來與開慶兄相善的。
（二）吳竹似
茲先說吳竹似，他實際上是後來馳名全國的大報新民報之創始人。他在中學時，原名吳卓土。他後來之改名竹似，與游鴻如之原名鴻儒，改為鴻如，都代表在五四時期後之青年人，不喜帶傳統文化的意義的名字之心理。而竹似鴻如之名，較卓土鴻儒之名，亦似輕鬆蕭灑得多。吳竹似初人中學時，大約比我稍長數月。他的家是一世家，在中學一年級時，英文便似已可與人對話。原來民國十年左右時的中學學生，尚盛行金蘭結義之風。我與他及其餘六人，便曾在重慶聯中旁之駱家花園之一亭上，共結為異姓兄弟。我算年齡最小的。現在我只記得他與他們，當時談話很多，而我與蒙文通先生之一小內弟，則只是繞亭子外之走廊閒逛。亦不知如何，就算結為異姓兄弟了。從此，吃飯我們八人便一桌，寢室亦儘量向校監請求同住。但不到一年，竹似便到上海讀書去了。他到了上海，大約不二年，便寄來一封石印的信，說明他與鄧友蘭女士戀愛的經過，與將要結婚的事。他此時在學問與思想方面，亦力求趕上時代潮流。我在重慶，亦喜歡看時下的雜誌與新書。原來當時的思想潮流，是崇尚進步與進化，提倡個人之自由權利，主張人生應追求幸福，滿足欲望，因而要打倒中國舊文化與孔家（455）店，此原為少年人易於接受之思想。但我二圓看此類之文章，二圓卻又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懷疑與反感。我大約在十五歲左右，便抱了另一種似乎極端反時代的人生觀，郎不要欲望，不要幸福與個人的自由權利，卻要超凡絕俗，而對當時之另一朋友游鴻如之主張退化論，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的狀態，更覺適得我心。我與游鴻如，亦郎成了朋友。我當時並以為此即是孔子的思想，曾把我之此一套思想，寫了一封約一千字左右的長信，與竹似。他的回信當然不贊成，似認為我這思想毫無青年氣息。他卻不知道另一與我同樣是十五六歲之游鴻如，亦抱同類思想呢。今不管我們當時之思想對不對，但卻是發生過的。照我現在看，少年青年之所以是少年青年，郎其生命與思想尚未成定型，因而一切古怪的生命活動形態、與思想形態，在少年青年時都可發生。釋迦十九歲出家，孔子十五志於學，有什麼古怪的思想，一定不會在少年青年時期發生呢?但是我在當時，亦無這許多理由來，與竹似辯論。少年青年時期的友誼之可貴，正在思想不同，亦不必相辯論；相辯論，亦不求有一定之結果。這些原都是與純真的友誼不相干的東西啊。
我與竹似之重新會見，是在民國十六年我由北平，轉到南京讀書。這時是國民政府初建都南京。竹似大約早加入了國民黨，與胡漢民先生很熟，便在南京開始創辦新民報。我到他家中時，見陳銘德初住在他家裏。新民報第一張出版時，他還拿版面給我看。他當時之年齡，實際不到二十歲，已能卓然有以自立，真可謂卓士。後來他似乎又到了重慶辦一些事，再回到南京。我只記得，丈約在我大學（456）畢業之前後，便聞他因勞成疾，曾到他家中去看了他一次；方知他之疾是肺病。晤面時，見他骨瘦如柴，他忽執我手而泣，我亦不禁感動。後來不久，他便過世了，大約年不過二十四歲。我當時不在南京，亦未去送葬。再過一些時候，才傳說他的太太已與陳君結婚，而陳君亦將新民報辦來，愈是有聲有色，寢成大陸未赤化前之一全國性大報，他的太太，亦名聞於婦女界。然而我這位少年時的朋友的名字，卻無人知道了。
（三）陳先元
我在中學時同班的第二個朋友，名陳先元，他是江津人。我還記得其通信處是江津張爺廟側。他在校中之寢室與我隣近，但彼此初不相招呼。偶然因一件小事，他對我十分讚美，便常在一起。他年齡比我長三四歲，常帶眼鏡，行路穩重，當時我覺他像一老先生模樣。他在校中時，文言文即寫得很好。他並要我寫文章與他改，又與我講秋水軒尺牘。然而我在十三四歲時，所最喜歡的卻是國語文法，覺得國語文法把中國字分為名辭動辭，一句分為主辭賓辭，是最有意思的。我記得當時看過的小冊國語文法書，總在十種以上，而對他教我的秋水軒尺牘，卻毫無興趣。我亦不會作古文。所以與他之間的學問切磋全說不上。但他總喜與我在一起，而且似乎在情感上十分黏滯。當時我不知他之家庭中有難言之隱，——大約是他母親吃鴉片煙，使他在情感上無所寄託。——一日我覺對其情感上之黏（457）滯，十分厭膩，便同他大吵一架，彼此便絕交，不說話了。大約隔了數月，他發現我與他絕交後，並未有…曰說他的壞話，乃又重新復交。但到中學之第三年級，他卻轉學到川東師範。到川東師範後，他便參加了初由共產黨蕭楚女、張聞天等發起之平民學社。平民學社在外表上，只是討論一些社會與人生的問題，介紹青年讀新書。一次我到川東師範宿舍中去看他，見其架上充滿了新書。我記得有翻譯的密勒之「人生教育」與馬哈之「感覺之分析」—，似乎還有些社會主義的書。畢竟他當時的心情如何，我全不了解。大約他已有一改革社會的思想。我對人生問題雖然在十四五歲時已有感受，但對社會政治之間題，卻感受得遲。所以他到川東師範以後，我們雖友誼依舊，在思想上學問上之相互影響，仍說不上。我在中學畢業後，便到北平讀書。由母親來信中，知他曾於回鄉後，叉來重慶到我家看我，在樓下聞我已行，便坐亦不坐，倀然而去。我後來心目中，一直有一印象，似見他在我家樓下悵望。實際上我不過由母親之信，而常有此一幻覺而已。
我到北平後，與他仍然通信。大約他在川東師範畢業後，便回江津作事。他既有一改革社會的理想，而他與人又落落寡合，身體健康亦不好，他作事定不會順遂的。但他之來信，亦未多說。有一時期，他久無來信。忽然連來了二信，是由他口說另一朋友代筆的。二信中說他已病危，不久人世。此二信都寫得很長，情辭悽惋，我嘗加以珍藏，終在流離中失去。我迄今只記得信中，他自述不久人世的情形，說他的「壽衣已做好了，壽鞋已做好了」，又說他在人世間覺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對我與他（458）之友情，連說了「難捨難捨』，這就是他之臨終絕筆。後來南京之支那內學院，遷到江津，我常到江津去看歐陽竟無先生，亦曾到張爺廟側，欲探問他的家中情形，但莫有人知道。而他去世時，亦年不過二十二一，事業學問，一無所戍，他之名字除了我知道以外，恐亦莫有人知道了。
我嘗回想，我與先元之一段友誼，郎事後反省，亦反省不出什麼一定的理由。事業上的朋友、學問興趣上的朋友，都全說不上。要說是道義上的朋友，亦不是，因為我們都未以道自任，在人格上特別互相敬佩。要我指出他有什麼難能可貴之行，我亦指不出。但我認為人與人之純友誼，亦可以無一定之理由而發生。朋友可以既不是事業上的、學問興趣上的或道義上的，而只是依於一莫名其妙的精神上生命上的彼此契合，與彼此感通，便成朋友。此種朋友間之有所謂純友誼之存在，我郎是由與他之朋友關係而悟到的。
（四）高介欽
我要說的第三位朋友是高介欽。他是四川之宿儒彭雲生先生的內侄。當我同我父親到重慶聯中彭先生室中時，便首先看見他。記得那時是夜間，他笑臉迎人，執燈前導，好像自己的哥哥。旋郎知他能詩能畫。大約因他之興趣在藝術，所以在中學同學一年，他便到北平，讀國立美術專門學校。我同他的友誼，亦主要在我中學畢業到北平讀書的一年半之時間。記得我到北平，他便到前門車站接我（459）們，到其所住之兼善公寓，後來我們亦都住在那公寓中。他此時在美專學畫，是吳昌碩、齊白石的學生，寫字學張遷碑，作詩長於古風。我當時十七歲，他大約亦只十九歲，已在美專畢業，而我對於詩書畫，卻一無所長。我當時偶然作詩，以之示他，皆不蒙許可。但我在少年時亦有捷悟之才，並善猜謎語。記得一次在一大學慶祝會中，一口氣猜中謎語二三十個；於是回公寓，與他共造謎語，一連數日，便有二三百條，而我所造的卻比他鄉。他於是對我另限相看。並將全部謎語重抄為一冊，上題暮鼓晨鐘，乃暗示發人深省之意，而此事亦是我與他共處時之唯一的共事，此外，我們之興趣都是不同的。
介欽純是藝術家的性格，除詩書畫外，亦喜歡吃酒，並不能忘情於戀愛。他本來早已定婚，其未婚妻似名為秋心，亦曾與他通信。他似乎以秋心二字合戍愁，不很好，乃醉心於當時北平女師大之一能歌善舞之女生歐陽霞。歐陽小姐當時曾在新明舞台，主演熊佛西所改編王爾德之「少奶奶的扇子」，而名震一時，亦常在名勝地方、與交際場中出入。而介欽卻是孤芳自賞，不層與世人來往的。這戀愛最初當然不會順遂。介欽在所求不遂的時候，雖曾寫了古人之對聯「你走你陽關道，我走我獨木橋」，懸在壁上，但亦不能恝然於懷，有一次並對我罵了她一點鐘。然而奇怪的事，數月以後，他終於與歐陽小姐結婚了。這時我曾回到四川成都一次。記得楊叔明先生到北平後，寄信到成都之彭雲生先生，曾說到歐陽小姐婚後非常賢慧勤儉。我初為之驚訝。旋介欽偕其夫人亦回成都，並同住在一大院子（460）中。見其夫人果非常樸實，而對我言談之率直而親切，乃有如長嫂。我由此悟到不僅文章可由絢爛而歸平淡，為人亦可由絢爛而歸平淡。
我同介欽於民國十七年在成都同任一短時期外，我重回南京繼續學業，他們夫婦後來亦重回北平，因所學不同，少通信，亦不知他們在北平作什麼。似乎曾在美專教書。但不數年，聞介欽因肺病亡故，其夫人亦旋郎逝世。億介欽與我同在兼善公寓時，便常依於青年之浪漫情懷，說什麼「生亦愛、死亦愛」的話，而他們夫婦乃皆不過二十三四歲，於數月中相繼去此人間，冥冥中似有主之者。他們曾留下一子一女，後由介欽之姊高琛撫養。其姊亦能詩，曾讀書重慶二女師及成都師大，與我家二區常往還。一次她聽說我另一朋友游鴻如亦逝世時，曾對我說「現在你的朋友，都一一逝世，只留下你一人，你將何以自勉呢?」而此語我亦迄今不忘。
就我同介欽的關係說，亦不是什麼事業上、學問興趣上、或道義上的朋友。我們之間的友誼，可說是若斷若續。他為人的形態，與我全不同，亦無彼此間之真了解。要說了解，我了解他的，還比他了解我的鄉。但他之逝世，亦使我每一念及，即惘然若失。說他是大天才，或不能說；但亦是屬於天才型的人。不說別的，他能使其夫人，由洵爛歸平淡，甘為一賢妻良母，此中郎有一天才的眯力。他之詩書畫，皆在二十歲以前郎為人所嘆賞，亦為天才型之證。天才型的人，都太清貴＼黏不得泥土，難生根於地上。其生命之光輝之照耀，有如彗星之倏然而來，倏然而逝，而早天亦理所難免。然而此（461）處則最動人之悲哀。孔子曾嘆息「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我想應郎為此型之人而發。何以造化生人，不使天才型之人，其生命之光輝照耀，不如日月而如彗星?這是很難解的。
（五）游鴻如
最後我要說到的一個朋友，郎本文中已提到數次之游鴻如。關於這個朋友的事，我曾在十年前所寫之一短文懷鄉記中亦說過一些。但今無妨重複。他亦是我之同班同學，大約比我長一歲。他入學時，國文第一。後來考北京大學，聞亦國文第一，然其餘科目不好，故未錄取；只得讀法政大學，亦未能卒業。他在個學與我同學時，我最初的印象，是覺他走路時，目光總是平視而略下。我初不知其故，後來才知他是在作凝氣於丹田的工夫。他在人中學時，雖亦只十三四歲，但牀上已堆滿了二十二十一類的書。他大約很早就知道一些道家之修煉的工夫，注重養精氣神。他說今人所謂衛生二字，首見於莊子之「衛生之經」 一語。於是作了一莊子之衛生觀，把莊子之講養精氣神的話，連在一起討論，而他自己亦是隨處在作此類工夫。他之反對進步進化，而主張退化論，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我後來才知道即是道家所謂「煉精化氣，鍊氣化神，煉神還虛」的意思。億他同我談退化論，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一句話時，我曾有一極深刻的印象。及今四十年，我還記得我們是在重慶聯中之某一地方，相對立談的情形。但我當時實並不理解其話之背景，我只是依我自己的思想而理解。我當時的思（462）想在前文之初已說過，是一種絕欲主義或無欲主義。說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似啟示出一種絕去人類一切欲望的混沌景像。所以他的此話與當時的情形，才一下深入我心，歷久不忘。
依一般中學生的思想情形而論，我與他能談到的，當然在一般同學看來，是非常古怪的。於是我在中學中，被人取上了「神經病」與「瘋兒」的譯名，我之性情變成非常孤癖。我上文所述之三個朋友，既皆已轉學，於是在校中我只有他一個朋友。然他的學問卻遠在我之上，且不斷進步。他後來由道而儒，曾與我相約，每周讀宋元學案一學案。但於太極圖說及其註解，我不能解。我尚憶在圖書室中反覆徘徊，想其中所說之陰陽五行之關係，終無所得，而作罷。宋元學案，亦不讀下去了。
宋元學案雖讀不下去，但我們還是分別的儘量讀課外的書籍。學校的課程是不放在我們眼中的。然而我愈是自己讀書，自己瞎想，卻愈與人隔絕，以致弄出病來。而他卻由讀書而注意時事，進而關心政治，並覺儒家學問不切實際，乃將其名字中之儒字改為如，首先參加了當時的青年黨之外圍起舞社，進而將我們同年級之同學優秀者組織為一克社。此社中之導師郎楊叔明與劉明揚二位國文教員，他們亦都是有政治抱負的。（劉先生後為劉文輝創全民主義，楊先生後為青年黨重要人物之一，曾代表青年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據說當他與其餘同學開始商量組織此社時，其他同學都反對我參加，因我性情太弧癖。但鴻如卻力排眾議要我亦參加。於是我亦成社員之一，然而卻是一最不活動的社員。（463）克社在我們中學畢業前一年成立，中學畢業後其中之七人，皆同到北平升學。然而到北平後，我們都受了當時的左傾黨派思想之肜響，對於我們原來之導師的政治思想，發生懷疑。而鴻如之先轉變，則為其主導。這時鴻如在法政大學，我曾讀中俄大學，後入北京大學。時正當國民政府北伐的前夕，青年多不必讀書，而力求思想上的前進。前進的最高標準，已無形中是馬克思的思想。但我在此時，雖亦承認一經濟上平等的共產社會是好的，但我卻已不贊成唯物史觀之以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變動，說明道德的變動。我於是寫了一信與鴻如，我說人求經濟的平等之心，乃出自我們之良心，此良心不能以唯物史觀或唯物論說明。鴻如得了我之信，乃大大譏笑我一番，說我還在腐朽的唯心論中打轉。但不久我就到南京去看我之父母，亦無心與鴻如辯論了。
我到了南京，鴻如旋郎到了武漢，並正式與另一中學同學宋繼武，參加了共產黨的青年團。這時他初寫信來時，似乎充滿了革命的熱情，並說我與他之政治見解不同，在戰場不能互相拉手。然他同時亦墮入了愛情的煩惱之網中。苹命似乎可一任熱情，愛情卻需要對方的回應，並不能任情任性。一天我忽然得他一封很厚的信，翻開一看，原是他寄與某小姐的長過二千字的情書，而情書的後頁，則是與我的長信。他說他已覺到此情書之寄出是無用的了，所以還是寄給我吧。他的意思，似乎是天地間總需要有一對此情書的讀者，而除我以外，似乎莫有第二人了。
在得著他的信不久，忽然一天他竟從武漢到了南京。原來武漢已開始清黨，與他同時參加共產黨（464）青年團之宋繼武，已被槍決，他才倉皇逃走。他到南京後，便與我同住一室。他知道革命不是容易的事，而愛情的煩惱，更使他日夜旁徨。這時我乃與他終日遍游秣陵山水，億一度由紫金山回來，城門已閉，乃只有在一野店中共度一宵。我們常於途中作許多歪詩唱和，或高聲談笑。這時卻輪到我來對他之愛情的煩惱等，加以譏笑了。然而此譏笑，乃終於使他自此煩惱中解脫。後來他再回重慶寫信來說，在南京之數月，是我的哲學使他靈魂再生，他亦承認了友誼是可以超越政治見解而存在。他因環境的改變，已不屬於共產主義之青年團，亦不再講什麼唯物史觀唯物論了。後來他寄來」像片，上面寫了一禪宗大德的詩句：「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似乎他又回到其少年時代之重精神生活上的覺悟去了。
在民國十八年初我休學一年，回成都時，他曾到成都一次。住在我家，這時我們中學時的老師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的敦務長，他除聘請我父親去教書外，叉分別請我與鴻如各上兩點鐘的課。我任的是西洋哲學史，他任的是中國文化史。實際上我們都還未在大學畢業，不過二十一歲左右。蒙先生糊塗的聘請，我們亦糊塗的敔了。迄今想來，真可謂膽大妄為，太不自量了。
大約在民國二十二年，我由成都去南京經重慶，再會見他。他這時已結婚，似在周開慶兄主辦一報紙中當副刊編輯，並在一中學教書。此度重逢，特見得他談笑風生。一次在一個地方與我談話，不覺他已身立在稅上，似在向我講演。他說他的志趣是為中國人建立一人生哲學。但講哲學要有實證與（465）生活體驗。他說他曾過道家生活、儒家生活、佛家生活，曾參加過青年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又曾在情網中自拔而再生，這是他要感謝我的。但希望以後我還要幫助他建立一人生哲學的體系……云云。
這時我覺其態度有些狂放自大。但亦未對他說什麼。後來在分手後，他還送我一七言古風詩，送我再去南京。我在南京主編一刊物名「文化通訊」 ，我在其上發表之文章，鴻如幾皆於其所編副刊，加以轉載。我亦曾請其寫文，但是一時又昔信斷絕。原來他又回鄉。他最後一信與我，是說他為加強其對精神生活的實證，又從事靜坐。他說他已證人了三禪天。但因一念不淨，執著入魔，至生肺病，已入膏盲。他自知是「帶孽以去」，下文說工叫路茫茫，不知何所底止也。」叉說平生我最了解他，望我於他逝世後，為他念金剛經半月。我收到他之此最後一信，見尚有其夫人之一批語，說鴻如已於某日辭世。算來其年齡至多二十八歲。我得此信除傷悼外，只有照亡友所囑，為他念金剛經半月。然由他之短短的一生，所引起的感慨，則可以說是無窮盡的。
他之短短的一生，由向內而向外，由唯心而唯物，再由向外而向內，由唯物而唯心；然終於死於物質的身軀上的疾病。他在前後十多年中，思想上生活上經了無數的跌宕，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忽而青年黨，忽而共產黨，忽而國民黨；彷佛於十數年中，郎過丁數世紀。內心的嚮往，外在的刺激，使一個人之生命，由激盪太多而分裂，這是不能免於一悲劇的命運的。以他的早慧與才情，如（466）果能學有所專注，則成就應不可量。然竟乃自覺「帶孽以去」，在世間亦未留下足資紀念之痕跡。現在恐只有開慶兄與我一一人知道他。在他死時，開慶曾為文紀念他，我一直未作，只於十年前之懷鄉記中提及他一些事，今所述的他與我二人之關係，比較多一點，亦可聊當紀念。
（六）映佛法師
上文分述了我少年時代的幾個朋友。竹似與先元，都是有志事業而未遂，介欽是有志藝術而未遂，鴻如可說是有志聖賢而未遂，一一皆抱憾而死，只存他們之友情於我之心底。在我少年之朋友中，唯一似尚存人間者，為映佛法師。他與他們亦大皆相識。映佛法師在中學第三年級，郎轉學重慶聯中。後又曾與我們同在北平，在一大學中之哲學采畢業，再到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先牛游，直到竟無先生病歿江津，他仍隨侍在側。我與映佛法師的關係，最初亦極泛。因我於民十六年由北平到南京時，曾將我十五歲至十八歲之日記放在其處。他竟全部偷看了，遂寫一信到南京，對我大加稱讚。後來他到南京，更常在一處。他平日說話不多，喜微笑，亦不勸人信佛，而且最初亦不吃素，對朋友們的愛情上婚姻上的事，亦有自然的關心。我們常說他是有如與東坡相交之佛印，能與世人無猜。實際上他亦有難言的身世之痛。他幼年時，其母親因家貧而再嫁，後竟不得一面。他是被其叔父送到涪陵一廟中為小沙彌。其廟中之老師父，素主張佛法與世間法應結合，曾將其大徒弟郎映佛師兄（467）送去日本留學，回來卻還俗廠。然其老師父仍不灰心，乃再送映佛到中學大學讀書。映佛一次同我談到其身世之痛，及共老師父之恩德，Z時表示他決不遠俗之志。乃於其老師父歿後，從競無先生，至於終身。然競無先生歿後，支那內學院旋停辦，亦不知其駐錫何方?何日相會，更無從說起了。
我之所以最後捉到映佛法師，因找前述之幾個朋友，亦大多同時是他的朋友。這些朋友的病苦，憂患與死亡，在我之心中，亦在他之心中。偶然提到他們，我與他同不免慨然一喚。但此一嘆中，他的感受，似比我更為淶遠，而外表則似較淡漠。我有時覺到他是桃花扇餘韻一篇中的人物，他好似那棲霞山的柳敬亭。由他而反照出這些少年朋友的悲歡離合，宛是一場夢景。我寫到此，忽然又想到我與他曾同在蘇州靈岩山一廟中共宿時，早上聞廟上鐘聲，而夢中驚醒的情景。然此皆為一逝而不可再得者矣。
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
（按：唐君毅老師這一篇演講詞是一九七四年退休前對中文大學哲學系同學講的。內容是唐師自述個人的人生經驗與學哲學的經過。現在唐師逝世已一周年，把它整理了出來，以供讀者閱讀，並藉以紀念我們一位最奸的老師。整理本文時，我們希望儘量保留唐師的語氣，故語句有重複的地方。由於錄音有些不大清楚，有錯誤的地方由整理者負責。）
今天我講的題目，就假定說是我個人學哲學的經過吧。最初，我想是隨便的談談，沒想到有這麼多的同學。我想這樣，專門說我個人學哲學經過，也有點不好，因為這太帶一點主觀性，所以我想把這個題目稍為擴大一點，就來講一講大概我在你們這個年齡時，中國的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的學術情形，或者說是民國初年的學風吧。現在是民國六十三年，我離開大學大概是民（125）國二十年、二十一年，假如說民國二十一年以前算是民國初年吧，那個時候的學風大概是一個怎樣的情形呢?在當時，也不可以說我完全了解，過後，慢慢的反省，知識多t點，當然了解多一點，人生活在那個時代，不一定了解那時代，現在我對民國初年的情形了解多一點，是根據我當年的經驗配上後來的，現在的知識。我想這樣子來講，對諸位多少也有一點好處。好多年來我有一個感覺，比如現在同大家同學談話，這?Y面有兩個距離，一個距離是年齡的距離，譬如今年我六十五歲了，你們同學可能是二十歲左右，差四十多年，以前我年輕的時候，老師與我相差至多十年、二十年。年齡距離大，人的心情就不大同，另外一個是由年齡的距離，產生時代的距離，時代的距離就不只從個人的生命上說，時代是這樣的變化，中國這幾十年來的時代變化很大，很可以說我不一定能了解你們的時代，你們也不一定了解我們那個時代二近?Y面需要一個工夫，譬如我也在學習，我學習了解你們的時代，以至你們青年人的心理；反過來我也希望你們同學也要學習了解以前的時代。
譬如說了解我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以至於假定你們現在已經五六十歲了，五六十歲的人他的心境又是怎樣呢?青年人也該了解的。歲數大的想法子了解青年，青年想法子了解歲數大的人，這一個時代想法子了解前一代，溝通不同年齡的人的心境，才能夠使我們的思想學問更進一步。所以，從這個意思，今天的題目，我稍為把它擴大一點，就是說我講民國初年思想界、教育界、學術界的情形，一部份配上我自己那時求學的一段，後來我個人思想學術上也有一（126）些發展，有些進步。我想不必一定要講得很多。而且我還有一個意思，我的反省是這樣，大概一個人的學問思想，方向大體在年青的時候就定了，二十多歲便定了，如果遲的話三十幾歲便定了，有很多人大概在三十六、七歲是個關鍵，從前有很多古代學者三十六、七歲他就定了，西方的叔本華也說過一句話二二十六以前是人生的本位，三十六以後是人生的補足。通常人不過七十歲吧，從前面一半，學問的方向做人的態度大概就定了，現在我反省起來，大概在大學以前一段所想很多的問題，和我現在所想的是差不多，說進步、當然也有些進步，是客觀知識的進步，但對思想的根本問題、方向，在我個人進步是很少的，我就講這一段，連到我個人之事，就當時的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的情形講一講，當然不是很系統性的，而是帶一點故事性的。
大概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中國歷史文化是一大變局的時候，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變成民國，我是很正視這事情二這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時候，思想的情形要從兩面看，一面是西方的，一面是中國原來的。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究竟什麼思想的影響力最大呢?西方的進化論，影響其實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從清朝講今文學下來的，如廣東康南海是這一條路的思想，在思想界影響最大。
另一是清朝的很多古文學家，劉師培、章太炎影響下來的。當然一般的看法，這兩條路的人都同時講中國從前的學問文化，都是很保守的。但這個話不對的。最近我有一看法，這兩個思想流，實際上和我在開始讀中學時的很多思想有（127）密切的關係，這個是我上個月寫一篇文章時想到的。意思是不是完全對，我也不敢說，現在先把意思說一說。
從康南海先生的思想說，表面上看，他是極端的保守中國文化的，他推崇兒子推崇得不得了，他到歐洲、美洲各處看了以後，回到中國來，要建立大的孔教，他所著的書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影響非常大，都是極推崇孔子的，但他的推崇孔子，產生另一個影響，恰恰後來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正是由康南海的思想出來。這也很奇怪，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的一個根本觀念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所有的六經都是孔子一個人偽造的，是托古改制，托堯舜文武周公之古。他同時說當時諸子的思想沒有不託古的。墨子是托古，他講的是堯舜；韓非李斯也是托古，他們所講的也是堯舜；孔子也是托古，孔子講的是堯舜文武周公。這些話最初看起來也未嘗不可以說，但這個說法假如真正成立，可以涵有一個意思，即中國古代的文化未有一個東西是真實的，都是孔子造出來的。從這個意思再進一步，說孔子托古改制，是好的說法。不好的說法，則古代的中國文化，通通是孔子偽造。康有為是極力推崇孔子，尊重經的，然而這思想影響所及，反過來很多疑經、疑古的思想是由這裡出來。
另外，章太炎先生講古文學。太炎先生是近代國學大師，他的說法恰同康有為的說法相反，康有為說六經皆是孔子托古改制，章太炎說孔子是真正的信而好古，是真正的史家。康南海認為（128）後來的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章太炎反過來說，劉歆所傳的古文經都是真實的歷史，孔子的地位與劉歆一樣，他的文化的工作，就是保存信史，孔子地位，是保守學術，傳到民間，對貴族平民平等看，於是把古代階級的關係削平，這是章太炎先生的看法。這個看法比較說很達情理。但是章太炎先生有另外一面，他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看法，把孔子與劉歆平等來看。在清朝末年，他寫了幾本書：典論，國故論衡等，在這些書裡面，他說要講中國學問，如果做文章，就須有魏晉文學之名理之文做標準，如果論思想，就要以佛家作標準。以佛家作標準，他怎樣看法呢？譬如對於孟子荀子，以佛家的標準來批評，孟子只知道「我愛」，荀子只知道「我慢」，至於孟子荀子講性善性惡都是偏見，對於中庸、大學、易傳，他說這個是像印度的梵天外道，他都看不起。再下來是宋儒，而在清朝末年，一般思想均與宋儒的根本思想相懸。因此一方面看起來章太炎先生相當之推重孔子，其實在清朝末年的時候，他這個思想並不真很尊重儒家學問的，在民國他又變了，他晚年講中國的學問，有些名稱都是他創造的，譬如諸子學，國故，他以孔子也是諸子之一。以前時代不把孔子看成為諸子之一，孔子是個聖人。國故這個名稱，我懷疑也是章太炎這本國故論衡之後才流行的。國故這名稱本來也很好，但假如用另一個意思，便變成這些都是過去的，是舊問題。可以說中國從前的學術傳統，孔子以後的思想家，都沒有一個人在章太炎先生的心目中，他自己當時很自負。（129）
這兩個人的思想影響到民國初年的學風，在我開始讀中學的時候，那時講什麼整理國故，考據歷史，說什麼疑古，這些都是從章太炎先生的觀念傳下來的。我們細細看看，胡適之先生當時就是講整理國故的，他的朋友錢玄同就是疑古的，陳獨秀是批孔的，這些材料我都看過，初看起來好像是由新文化運動來的，其實都不是，是從清末章太炎、康有為來的，他們一方面推祟孔子，尊重中國從前的經書，另一方面是開始了後來的懷疑經書，反對孔子的思想。從這處我連上我個人讀書的情形來講，也可以多少反映這個時代。
我自己最初讀書，與家庭的關係最大。我讀書時代很早，我父親是清朝的秀才，在四川教中學，後來教大學，他心目中最佩服的是章太炎，一談便談到章太炎。我最早讀的書也就是章太炎與他一個朋友編的一本書，好像是「教育經」，是清朝末年的一本書，裡面有講文字學的，有講諸子學的，是白話文，我七八歲時我父親就叫我看。其實用白話文最早的是章太炎編的《教育經》。在我小的時候，我父親並不真尊重孔子的。我讀書的時候很早，可以說是兩歲的時候，到我六歲的時候，父親教我讀的第一本書便是老子，在我父親心目中，他認為道家比儒家高，清朝末年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當然後來我父親思想也變了。章太炎先生喜歡講文字學。我父親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就強迫我背說文。
清朝末年一般的小孩子讀書都是論語、孟子、禮記、詩經等四書五經，這個是根本。其實，我讀中國的書，我所受父親的教育，都不是正宗的，都不是中國從前教育（130）的傳統。中國教育的傳統是先讀四書五經。說文是小學，小孩子最不能了解，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我們的時代。我父親後來變了，章太炎先生後來也變了，他在清朝末年很看不起中國傳統的東西。
這些老先生變化都很大，譬如梁任公先生，在清朝末年講墨子，到後來在民國以後，也講儒家。他們自己的思想在變，他自己變了以後，他們前期的思想的影響，仍留到後人，譬如章太炎先生到後來已不是他自己早年的思想，然而他早年的思想發生作用，影響到下一代。譬如說吧，在晚清梁任公時尊重墨子，後來很多尊重墨子的人變到去講馬克斯主義，但那時粱任公不講墨子了。他講孔夫子，他也不喜歡馬克斯主義。章太炎也是如此，他到後來也不講國故了，然而他把中國學問只當成一種國故的觀念留下去了。他後來也不像以前一樣鄙棄宋明儒，或者鄙棄孟子、荀子、大學，中庸，然而這個鄙棄宋明儒、孟子、荀子、大學、中庸的思想留下去了。對他們自己而言，是進步，晚年比早年進步。但是他們早年的思想影響到下一代的時候，下一代的人承繼他們的早年思想來發展，反過來是他們的晚年。在北平的時候，我是聽過梁任公講演，當時我們的年輕人都是承自梁啓超的，說他是退步了。對章太炎也沒有好感，??他的入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響的人。胡適之，其實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響。我年輕的時候都受章氏思想的影響。這中間的關係很值得注意的。
我們最初讀書就在這個時代，我讀中學時，是五四時代，讀大學時，已是民國十四年十五年。（131）那時學術界的人，譬如梁任公在北平講中國文化史，我也旁聽了；另一個胡適之先生也在，他在北京大學，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學，我那時讀預科，也沒有當他的學生，只旁聽了一次，他講中國哲學史。除了他們兩個以外，魯迅在辦語絲，章士劍在辦甲寅雜誌，此外還有吳稚暉都在那裡。
在這裡，我說說我個人的反應。年輕人都喜歡看新的。但是，做學問有一部份也不完全是從時代來的，而是由個人性格生活出來的。由自己性格來的東西，它不管時代的傾向。在這一點，我無妨講講個人生命里的幾個經驗，這些經驗對我個人思想的影響很大。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父親帶我時，向我講一個故事，聽這個故事到今六十年了，我總擺在心中。故事是小說，講的是世界末日記，說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陽的光變成暗淡，太陽熱力慢慢減少。當然這在科學上是承認的。最後人都死光了，只剩一個人帶著一條狗。這個故事使我總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毀滅的，小的時侯，我嘗見天上下雨，太陽曬後地面裂開，當時我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毀壞了。世界會毀壞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世界會毀壞，我個人也會毀壞，是不是有一個可以不會毀壞的東西。
照我個人的哲學來講，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會毀壞的東西的，當然，你們同學是不是真的相信這個就很難說了，可是，這個問題是從很小的時候間起的。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應該有一個不會毀壞的東西。這是第一點經驗。第二個東西就是根據我的家庭而來，由於父母親的關係（132），我大概從十六七歲的時候，中學畢業讀大學，就開始到北平讀書，父親送我上船，與父親一齊睡在囤船上，天亮的時候，我就上船了，父親便要離開。當然，在這個時候，小孩子會有一種離別的感情，一下子覺得很悲哀，而這個一下子的悲哀突然間變成不只是屬於我個人的，也不是由讀書來的，忽然想到古往今來可能有無數的人在這個地方離別，也有無數的人有這種離別的悲哀，一下子我個人的悲哀沒有了，個人離開家裡的悲哀沒有了。這個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靈裡面，這個古往今來離別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這個是無窮無盡的，不只是過去有人離別，將來也有人離別，甚至中國有，外國有，這個時候，這個情感變成了普遍的情感。這兩個經歷，一個是小的時候從我的父親聽來而想到的，一個是從我的經驗而來的。
後來我到北平念書的時候，聽到梁任公先生講演，聽到胡適之先生講演，我覺得很不對，根本沒有答覆到我心中的問題。我當時又聽到胡適之先生的另一講演「我們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這個講演是他後來認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你們可以找胡適先生的全集看看。他說東方文化是知足的，保守的，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進步的。我覺得他是站在西方的文化來看，我聽他講演以後，覺得完全不對，他說進步究竟進步到什麼地方？進步到最後，也不過是地球那一天毀滅的時候，進步在那?Y呢？而且人是不是一定要不知足才是好的呢？知足為什麼不好呢？當時，我的想法是人愈知足愈好，愈是不要求外面的東西愈好。當時，我的生活也是與一般人不大（133）同，一般人要求物質方面好，我當時覺得人是愈知足愈好。而且最理想的人，我覺得都應該沒有欲望，你有欲望而你不知足，這不是好的。所以我覺得胡適之先生不對，他那時才不過三十三歲，我才十七歲，我對他不佩服。後來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開會，與他住在一起，住了一個多
月，我覺得這個人很HUMAN，很SOCIAL，但對於他的東西完全接不上，他說他自己沒有任何的MYSTICAL的情調，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怪人。為什麼一個人會完全沒有這種情調？從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也完全沒有，他說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他的頭腦是科學的。我與他也有些交往，不過，我後來也不管他，只是當時我覺得胡先生對我來說很不入。
至於梁任公先生，他講中國文化史。梁先生這個人，他很誠，不過我沒有直接的與他接觸，因為我們年紀還少。那個時候，他在北平，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的情形，一般的青年因見他研究軍閥史，就替他加上一個罪名叫做「軍閥的變相的走狗」，我們所有的同學都是罵他的。他那個時候，寫了篇文章講王陽明的致良知，青年都說他講的是過時的，說他所講的東西都是帶點欺騙性。當時青年人對老一代的人，對梁任公批評之外，對胡適之先生則??他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當時，我的一些朋友同學也是跟著這樣講。後來我在東方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胡愈之先生寫的，現在這個人還留在中國大陸。他說世界上有兩個大陣營，一是資本主義的，一是社會主義的。他稱讚俄國很多地方，我當時覺得也不錯，人與人之間應該在政治上經濟上平等。我們有許多同學，他（134）們是直接地參加共產黨，講共產黨的哲學，講唯物史觀，講唯物論，我那個時候為甚麼沒有參加？當時有一個同學，我對他說這?Y面有些根本的問題。我說：在希望這個社會政治經濟的平等方面，我可以贊成，但我們希望所有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的平等的這個心理，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心理，是不是可以用唯物觀念來解釋？這是一個心靈的要求，要求一切人類都平等。這個要求，是超出了我自己的身體，你不能說從我的身體的那些物質來發出這個要求，我這個要求是超出我的身體的，你又怎能說這個要求是從我身體內的物質發出的呢？我說這個要求是心理的要求，如果講唯物論就不能解釋這個要求，如果講唯物論則我們人的要求只限於我自己的身體。
我把這個問題，提給我許多年輕朋友，但這些朋友把我大??一頓，說我完全是反動的，完全是唯心論的，像你這個思想永遠不能革命。那時，我左派的年輕朋友都??我。一個姓游的與我關係最深，後來他正式參加共產黨，他當時就說，你這個思想不成。那時我是孤立的人，社會上之思想及朋友的思想一致，但我的觀念不能改，唯物論我不能接受，??我最厲害的朋友就是那姓游的。這個姓游的朋友，約在民國十五六年，國民革命的時候，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另外有兩三個同學一起參加武漢政府，就是徐謙那一派。徐謙是當時武漢政府主席，其實徐謙就是中俄大學校長，後來同共產黨拖在一起，他們去革命。後來汪精?o開始反共，把我另兩個同學槍斃了。姓游的朋友後來跑到南京，那時我已從北京到南京，南京正在清共，我就讓他住在我的家——（135）其實也無所謂家了，就是在外面租一間房子。最後這個朋友很感謝我對他的友誼，其實我的友誼，並不完全是一種物質的東西，他後來脫離了共產黨，不久也死了。以前他??我，後來沒有罵我，這事情對我個人可以說是勝利了。
在我心裹面，我覺得真正的人物，有兩個人，都是在我十九歲以前認識的，到現在我一直沒有改變對他們的崇敬。一個是在北京時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學，他沒有教書，他為什麼沒有教書呢？他看不慣當時的學風，身體也不好。當時我曾經去看過他一次，也聽過他一次講演。他當時說學問有八個階段，我大約達到他所講前面的四五個階段。他說做學問，第一步是有問題，第二步是有主見，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見同其他人的主見發生接觸的關係，由接觸里修改自己的主見，或評論其他人的主見。後面我不完全記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當時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個對學問真誠的人。在北京大學他也沒有教書，只是一個人。但是，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當然
，我影響到我後來一直所想的許多東西。他喜歡講東西文化，他講中國文化是直覺的。這個在我年輕的時候，很不能接受，我覺得直覺的東西最靠不住，直覺完全是主觀的。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民國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幾次。對於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當時我十五歲，我覺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覺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東西，我仍然把問題擺在心中，後來歲數越大了，我把直覺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擺得越高。（136）民國十五年以後，我從北京到南京。我父親在南京，是歐陽競無先生的學生。歐陽先生這個人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當然和他談學問我沒有半點資格，他已六七十歲了，我只是十七八歲，他研究佛學，對於佛學，我連發問的資格也沒有。當時他的姐姐死了，我父親照樣去看他，看他時，他說他姐姐死了，不能見客。當然，後來也見過他幾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現在他的態度上。歐陽先生這個人有真切的情感，這個人有使你直接感動的地方，至於他的學問，我當時不懂。
梁先生、歐陽先生這兩個人，是幾十年來都擺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後來我還有機會見過他，也發生了關係。歐陽先生也和他發生關係。這兩個先生，在我個人來說，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們的地方。我隨便?H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課，也沒有錢。他開了一串講演——「人心與人生」，他說要收一點錢，收聽講的人一塊錢，但是他又說恐怕學生沒有錢，沒有錢的可以寫信給他，可以要一張聽講的券子，這是報上載的。我當時沒有去聽。為什麼沒有去聽呢？其實我當時思想不是唯物論，我年輕的朋友都是前進的，要社會改革，政府改革，都是??梁先生，說他是唯心論的思想，沒有一點進步。我當時十七八歲，是受一種精神的威脅不敢去聽，周圍的朋友都說你不能去聽，他是唯心論。後來，梁先生——以前我已見過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請一個姓潘的先生，帶了五塊錢給我，轉達梁先生的意思，說懷疑我在北京讀書沒有錢，（137）所以未能去聽。其實我根本不是，我說這些錢我不能收，我也說不出個理由為什麼我不去聽，我是受了年輕朋友精神上的威脅，不敢去聽。這可以說是我個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實我該去聽。這個事情，是我對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現在，梁先生仍在大陸，前些時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還告訴一個朋友，他現在還在寫這本書（人心與人生），隔現在已經是四十五六年，這本書寫成功寫不成功，不曉得，寫出來，在大陸也一定不會出版。
對於歐陽竟無先生，我也有對不起他的地方。後來，一段時候，我在中央大學教書，他叫我放棄了教書的事情，專門跟他學佛學。歐陽先生對我很不錯，他說我父親是他的學生，我父親可以當曾皙，我可以當曾子。當時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輩子搞佛學。不過，對這事情我覺得是個終身的遺憾。對於這位老先生，我心?Y面一直都不能忘記他，他講學問，一方面同他的生命連在一起，他對於後學的希望都是真誠的。同這兩個人比，老實來說，民國以來，像胡適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這些，在我看來都及不上他們。
當然我的觀念不同呀。一般人看來，梁任公胡適之在學術界的名氣大，歐陽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學術界的名氣小，但我尊敬他們，多於一般有名譽的人。這個性格，我年輕的時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學朋友的精神威脅還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脅，完全特立獨行使好，但是我是不夠的，這點牟先生比我強，牟先生比我特立獨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著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當時尊重歐陽竟無先生、梁漱溟先生，便（138）和一般人的觀念不同。
我現在說到此地，就說我個人年輕時的思想吧。我覺得歐陽先生這個人了不得，但他的哲學怎麼樣呢？他講唯識論。唯識論這個理論，最初我完全不能接受。唯識論說境由識變，其實這就是西方的唯心論。知識論上的唯心論，開始的對象不能離開心。當時我看唯識論是這樣：如果唯識論成立的話，外面世界都是心——境由識變的話，這?Y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沒法解決，那麼別人的心怎麼辦，怎樣認識他心，如果說境是我心所變現的，別人的身體當然是我心所變現的，別人的心靈那便不能存在。當然西方很多人拿這個理由來批評唯心論，說唯心論最後變成唯我論。
我最初想這個思想的時候，不是由西方來的，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當時想，一切東西、他人，都是我心變出來的，都變成像我心中的東西，他人便沒有心，父母親都是我心中變出來的東西，這個不行。再其次我還有一個道理，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如果一切都是離不開我當下的心的話，我過去怎樣，過去小孩的我是否有呢？我過去時候的心怎麼樣，我怎曉得它有呢？我現在的心能想到過去，說過去的心是有的，是根據現在的心；但也可能過去的心是沒有的，只有現在的心。我開始作哲學思辨，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想了幾天，如果說過去的心靈也是我現在心靈變的話，我便只有現在的我，過去的我根本沒有。再進一步，現在的我如果不被反省的話，現在的我也沒有了。如果被我反省的話，現在的我便是過去的我，那麼這個我就沒有了。當時我是在南京一（139）個鐵路的旁邊，我忽然想到這?Y，我想這個世界毀滅了，沒有了；過去的我沒有了，現在的我也沒有了。
這個唯識論想到極端，一切都不能建立，最後歸到虛無主義。如果是虛無主義，這個唯識論也不能建立。那時歐陽先生有一個學生，王恩洋先生，我就拿這個理論同他談，他說你這個問題，完全不是佛學，你根本不了解，佛學講到唯識論，先要承認我的心外，尚有別人的心，這有許多的心同時成立，並沒有你這個說法。但我對開始就有許多的心同時成立的說法還有一個問題，即我有什麼資格說有其他心成立呢？我只知道我的心，我怎樣能承認別人的心。這從唯識論不能建立，一定要先承認我認識的對象自己存在，然後你可以說這個桌子存在，別人的身體存在，別人的心靈存在。我如果開始講唯識論的話，先就有許多心，但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心。而且如果講唯識論的話，先就要否認客觀的物的獨立存在，以至否定他人身體之獨立存在，以至最後不能建立很多的心的存在。當時我就是這樣想。可以說，我在大學念哲學，我喜歡實在論，不喜歡唯心論，實在論認為我認識一個東西，是個關係，它自己獨立存在。別人的身體也是獨立存在，別人身體的活動和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才可以知道別人的心，也是獨立存在，父親母親朋友也是獨立存在，然後我才能同他們講道德關係、倫理關係。如果不講實在論，便通通不能講。
當時，我不贊成唯識論，我?H這個事情就是說，大概接觸一個人有兩個標準，一個是他人的本身，一個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我可以不接受，無礙於我對他的尊重。譬如歐陽先生，當時（140）他的唯識論我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講的直覺之理論，其實我也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從這一點上，後來我十分討厭馬列主義的理論，因為它不承認人格的本身有一獨立的價值。這就決定了我後來的思想方向。大約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當時出版得最多，尤其是在上海，這些書，我差不多全看了，俄國人的我也看了，但對這些思想我感到厭惡。它把人的價值純粹從階級背景社會關係說明，這個不對，我覺得這傷害了我的心。譬如當時人批評梁任公、胡適之、梁漱溟、歐陽竟無諸先生，通通從他們思想的、社會的、政治的結果處批評，這個不對。人的本身有一獨立價值，以至我不贊成一個人的思想，並無礙佩服他的為人。我從這個地方出發，於是當時我看唯物論的東西，越看我越不贊成，後來我更不贊成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我的想法如果要追求根源，最初不完全是知識的，而是生命的。我生命上覺得有很多東西不能拿這個理論來解釋，就不能接受。譬如說，講到政治經濟平等的要求，其實我這個要求很強，並不在所有社會主義者之下。但我反省這個要求從那?Y來的，我總不能承認唯物論的說法，也不能承認生理主義的說法，更不能承認階級背景的說法。我這個要求不是從階級鬥爭中出來的，是從我的良心出來的，是從仁心出來的。如果你不肯定良心仁心的話，你所講的通通是假的，你所謂社會主義公平、人類公平，你的根據在那?Y？這根據只能在我的良心仁心中；這個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便可以懂得。我在跟你們相同的年齡時，便這樣決定了，以後完全（141）不變，可以說一點不動搖。
我時常說，年輕的時候，好些觀念是從性格裹面出來的。這裹面有很多真經驗，真經驗是思想學問的背景。有時候，你的思想學問未必與你的真經驗配合，但思想學問的發展，彎來彎去的發展了，最後還是要與你的真經驗配合。我後來的許多思想，可以說是環繞自己的真經驗。我思想中最高的那一部份都是環繞那些真經驗。就是說，有些時候是個人的情感；譬如當時我父親離開，離別當然是主觀的情感，但是主觀的情感也可以一下子普遍化的，就是我經驗到這個東西，不是我推論出來的。當時我是覺得我一下子想到古往今來的人無數的離別，一下子個人的離別的悲哀變成了古往今來所有的離別的悲哀，當然這古往今來一切人我並不曉得是誰，而我這種情感有多大，我也不曉得。但這個是真的東西！一個既是情又是理的「東西」！我的哲學中，宇宙也好，人生也好，最後的東西是什麼呢？是一個又是情又是理的東西，不是情、理兩個，情的普遍化是理，理的具體化是情。
人年輕的時候純潔，心地乾淨，歲數大了，有時就趕不上年輕人。說心境的完全純潔乾淨，我三十歲以前那時最純潔乾淨，以後是不是一定就壞，當然不能這樣說，但是沒有這樣純潔，而且感情很弱，普遍的感情變得淺。我?H個例，一次是我十七八歲的時候，到了南京。天上月蝕，很多小孩在打鼓，說天狗把月亮食了。許多孩子在打鼓要救那月亮。我看了心裹難過得不得了。我想，這些孩子打鼓怎麼可以救得了天上的月亮呢？一下子我有一個感覺：（142）像每一個小孩的心靈都向著天上的月亮，情感都掛在天上的月亮，好像無數的小孩，無數關連天上月亮的情感充塞於天地之間！我那時心?Y難過悲哀感動得不得了。或者這些小孩只是由習慣傳下來，隨便打打，但最初想到打鼓的人，他鼓在這?Y打，心情是向著天上，是要救天上的月亮。這類事情，在我年輕的時候，時時出現，這就成了後來學問的根本。這種經驗好像過去之後就沒有了。我後來的思想就是回顧這種我曾經自己親自受過的經驗，去說明這種經驗。說這種經驗完全是經驗主義所說的個別的經驗，我想也不是，我想是個情理合一的經驗。
我思想就是要去說明這個東西，要說明這個東西就有很多麻煩。你怎麼去說明？用什麼理論去說明它呢？因為有人承認這個，有人不承認；不承認，你要批評他，他可以再提出疑問，你要答覆他。這樣反反覆覆的去想，這樣子逼我走上哲學的路。其實開始時我並不是一定要學哲學的。這點我要?H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話。梁先生有很多話，也講了很多的思想，有人覺得他的話、他的思想是哲學，但他自己心目中根本不作如此看，即不理會是不是哲學。我也可以說，最初我想這許多問題，我並沒有一個意思學哲學，後來因為有這麼多問題在，於是逼著我學上去，學上去後，許多學問的發展當然還有曲折，不必在這?Y特別說了。但思想的後面，有一個親切的經驗，經驗後面是一個生命。這個我覺得還是個根本。生命的狀態當然各人不完全相同；我想大概生命的狀態在年輕時總是好的，歲數大了就不行。十年前我母親過世的時候，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的心很（143）好，心?Y一方面很悲哀，一方面覺得心?Y很乾淨，很純潔，也很真切。大概一個人遇到許多動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顯出來。當然這幾年我亦有一些感受，有些時候我是感到一些又是情又是理的東西。
整個來說，三十歲以後不如三十歲以前。三十歲以後，學問當然是進步了，如果詳細說，這中間當然有很多曲折，譬如剛才說我不喜歡唯心論，喜歡實在論，到我念大學的時侯，我就喜歡新實在論。那時方東美先生教過我，我念大學三年級，他也反對唯心論。
那時老師?Y面有個湯錫予先生，他講唯心論，我們攻擊他，說唯心論不行。但後來離開學校，我讀唯心論的書，那是我自己讀的。最初讀黑格爾和康德的東西。當時讀這些書，大概是讀到發現他們的思想與我不衝突為止。或者是同我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我想法子能夠有個解決就足夠。以前我讀西方哲學方面的書，英文翻譯的康德、黑格爾全都念過，非希特、謝林也讀過，但對這些未作專門研究。我發現這些東西同我的生命有許多距離。在近代的哲學家就是懷特海（WHITEHEAD），我覺得同他相近一點。現在人講存在主義，我看存在主義的書，沒有得很多益處。
我有篇文章講海德格。我覺得他們所能夠講的，我也一樣可以講，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的益處。另外的一些哲學，如分析哲學，這種專門的東西，我便不大下功夫。對於西方哲學，現在來說，我喜歡的還是黑格爾（HEGEL），近代的是懷特海（WHITEHEAD）。對於中國哲學，我的理解也是慢慢才進步的。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也不喜歡中國哲學。其實我對哲學下的功夫，還是在（144）西方哲學方面下得多。對中國哲學，小時候讀了一些書，後來念了西方哲學以後，便沒有讀很多中國東西了。對中國的東西，大概在三十歲左右，才有那種熱誠。後來我遇到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熊先生以前教過我。
牟先生的思想路子，是由邏輯方面先下工夫，他很早就喜歡懷特海（WHITEHEAD），他不喜歡共產主義。我記得民國二十年左右，他，張東蓀，還有其他幾位寫辯證唯物論批判，他們那時批評這東西是從邏輯的觀點，我不喜歡唯物論，簡單說就是因為一定要承認人的精神生活的存在。唯物論，我對它沒有好感情，但是辯證法，我就並不反對。我同牟先生最初接觸的時候，我同他談，我說唯物的辯證法講不通的，精神生活的辯證法可以講。這個他承認，這樣子我們便成了朋友。
熊先生這個人了不得，他很真。但如果就學問來說，我從熊先生處得到印證，但不像早年從梁漱溟先生歐陽競無先生能引起我的問題、我的思想。我接觸熊先生的時候，我的思想方向已經定了，所以熊先生所講的，我沒有什麼阻礙。後來我便開始教大學，大概三十多歲思想方面就定了。當然寫的文章後來便寫多了。不過雖定，知識總是積累。現在我還是覺得，如果肯讀書，肯用心，大概每天早上還有一點發明，早上總是清明，好像思想的力量還未完全衰，但是方向則沒有改變。
大概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哲學的問題，站在正面的，我的見解都已經決定的。現在我想的（145）是什麼東西呢？最近這一兩年，我在想反面的東西。這兩面，在形上學上，我已經解決了，但在現實世界還未有解決的，就是罪惡的問題。罪惡的問題還要重新再想。罪惡的問題不完全可以就形而上的哲學理想講，哲學理想上講這個不成問題，但要配上現實的事實。對於罪惡的現象，在西方的哲學家，講得都不很夠，佛家對這問題比較深入，宋明儒學家有很多見解，以罪惡是消極性的。罪惡也不止在外面，也在我自己的身上，每一個人生命中都有罪惡。要把罪惡的東西認明白，才能夠超出罪惡，只是認明白善還不行。宋明儒者較先秦儒家更能認識罪惡這個東西。佛學裡天台宗對罪惡認識得比一般佛學深，一般的佛學比西方基督教深。要照見罪惡，不完全是客觀的理解，還要帶一點佛學的精神，要多一點悲憫的情感配上去來照，不然把罪惡的世界完全暴露出來，這個也不得了，會把人害了。如果悲憫情感不夠，知道了罪惡，談起來，就好像許多張牙舞爪的，會吃人的東西，所以要先學一個修養的工夫。假定我以後還有時間下工夫研究，可能在這方面下點功夫。
（原載於六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香港華僑人文周刊，轉載於鵝湖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