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五十三
似乎有一列轟轟隆隆的火車載著維克托在奔馳，一個人在火車裡是難以設想家裡的寧靜的。時間變得緊密了，時間裡填滿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各種各樣的人、電話鈴聲。有一天希沙科夫來到維克托家裡，恭恭敬敬，盛情殷殷，一再問起身體健康，一再用開玩笑的親熱口吻解釋，希望把過去的一切忘記，那一天似乎已經過去有十年之久了。
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拚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著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
他現在又聽到評價他的著作的許多好話。馬林科夫召見了他，帶著關切的神情用聰明的黑眼睛注視著他，和他談了四十分鐘。維克托感到吃驚的是，馬林科夫很了解他的研究情況，專業詞彙運用得相當自如。
在告別時馬林科夫說的話也使維克托感到驚異：
「如果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您在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我們會感到很難過。我們十分懂得：沒有理論，就沒有實踐。」
他完全沒有料到會聽到這樣的話。
在見過馬林科夫的第二天，他看到希沙科夫那種不安的、請求的目光，想起那一次希沙科夫在家裡召開會議，不請他施特魯姆時那種懊惱和受辱的心情，都覺得奇怪。
馬爾科夫又是那樣和藹可親了，薩沃斯季揚諾夫又說起俏皮話譏諷人了。古列維奇來到實驗室里，把維克托抱住，說：
「我多麼高興呀，我多麼高興呀，您真是福星本雅明 [4] 。」
火車還在載著他奔馳。
領導人徵求維克托的意見，他是否認為有必要在原有實驗室的基礎上建立獨立的研究機構。他還乘專機去過烏拉爾，陪他前去的是一位副人民委員。為他配備了專用小汽車，柳德米拉上配給商店可以坐小汽車，有時還順便捎上幾個星期之前儘量裝做不認識她的那些婦女。
凡是以前似乎很複雜、很麻煩的事，現在辦起來非常容易、非常順手了。
年輕的蘭傑斯曼十分感動：科甫琴科往家裡給他打電話，杜賓科夫一個鐘頭的工夫就給他辦妥了調入維克托的實驗室的手續。
安娜·納烏莫芙娜從喀山回來，對維克托說，她的調離手續兩天的工夫就辦妥了，來到莫斯科，科甫琴科還派小汽車到車站去接她。杜賓科夫書面通知安娜·斯捷潘諾芙娜，說決定恢復她的工作，並且說，已經和副所長談妥，缺勤期間的工資全部補發。
新的工作人員每餐都受到款待。他們開玩笑說：「我們的全部工作可以歸結為：從早到晚在內部食堂里轉悠和吃。」可是，他們的工作當然不是在這方面。
實驗室里安裝起來的新設備，在維克托看來已經很不完善了。他想，再過一年，這些設備就會使人感到好笑，就像史蒂芬森的火車頭了。
維克托生活中發生的一切變化，似乎十分自然，同時又完全反常。事實上，維克托的研究確實是很重要、很有意義的，為什麼不可以褒揚呢？蘭傑斯曼也是一名有才能的科學家，他為什麼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納烏莫芙娜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員，為什麼讓她在喀山閒待著呢？
同時維克托也明白，如果不是史達林的電話，研究所里的人誰也不會稱讚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蘭傑斯曼儘管有很高的才能，仍然會沒有事干。
不過要知道，史達林的電話也不是出自偶然，不是隨心所欲、異想天開。要知道，史達林就是國家，國家是不會隨心所欲、異想天開的。
維克托以為，許多組織方面的事情，如招收新工作人員，做計劃，定購儀器，召集會議，會占用他不少時間。但小汽車跑得很快，會議時間很短，開會也沒有人遲到，他的意願貫徹得很容易，上午最寶貴的時間他都可以用在實驗室里。在這最重要的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裡，他是完全自由的。沒有任何人限制他，他可以想他感興趣的事情。他的科學依然是他的科學。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說《肖像》中那位畫家的情形。
誰也不敢侵犯他在科學方面的興趣。以前他可是最害怕這一點。「我真正自由了。」他驚訝地想。
維克托不知為什麼想起工程師阿爾捷列夫在喀山的議論，說軍事工廠的原料、電力、機械都能及時得到供應，不存在拖沓問題。
維克托在心裡說：「很明顯，這種神話般的作風，這種沒有官僚主義的作風，恰恰是官僚作風。為國家主要目的服務的事情，幹起來就像開特別快車。官僚主義的力量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運動，又能加給運動非同尋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飛出地球引力範圍之外。」
但是他現在不再常常想起在喀山的小屋裡晚間的閒談了，就是想起來心裡也泰然，他覺得馬季亞羅夫也不是多麼出眾、多麼聰明的人了。現在他不再老是擔心馬季亞羅夫的命運，不再老是想到卡里莫夫害怕馬季亞羅夫，馬季亞羅夫害怕卡里莫夫了。
一切事情不知不覺似乎變成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維克託過的日子成為常規。維克托漸漸習慣了這種日子。以前過的日子似乎成了例外。維克托對以前那種日子漸漸生疏了。阿爾捷列夫的看法未必對吧？
以前他一走進人事處，看到杜賓科夫看他的目光，就要生氣，就要發急。可是杜賓科夫現在卻成了一個又熱心又和善的人。
他打電話給維克托，常說：
「我是杜賓科夫，想麻煩您。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打擾您了吧？」
他本來覺得科甫琴科是一個兩面三刀、心狠手辣、見到誰害誰的陰謀家，是奉行秘密的不成文規則、絲毫不顧工作真正實質的官僚。誰知，科甫琴科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點。他每天都要上維克托的實驗室里走一走，十分平易近人，很有一副民主作風，常常和安娜·納烏莫芙娜開開玩笑，見了人都要握手問好，有時和鉗工、機械師們聊一聊，說他年輕時候就在車間裡做過旋工。
維克托多年來一直不喜歡希沙科夫。有一次他應邀上希沙科夫家吃飯，希沙科夫卻原來是一個十分熱情好客的人，還是一個美食家，又會說俏皮話和笑話，又有上等白蘭地，還是一位版畫收藏家。更主要的，原來他還是維克托的理論的崇拜者。
「我勝利了。」維克托在心裡說。但是他當然也明白，他取得的不是最高的勝利，跟他有關係的人改變了對他的態度，不再阻礙他，而是幫助起他來，這決不是因為他的聰明、天才或者別的什麼本領征服了他們。
不過他總歸是高興的。他勝利了！
幾乎每天晚上廣播電台都要播送「最新消息」。蘇軍攻勢不斷擴展。維克托現在覺得，把自己生活的必然變化同戰爭的必然進程，同人民、軍隊、國家的勝利聯繫在一起，是很簡單、很容易的了。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麼簡單的，不能簡單地嘲笑自己一心只想看到「這兒是史達林，那兒也是史達林，史達林萬歲」這種簡單明了的情形。
本來他認為，行政領導人和黨的活動家們就是在自己家裡天天談的也是幹部的純潔問題，天天用紅筆批文件，對自己的老婆朗讀《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連做夢也要夢到暫行條例和必守法令。
維克托卻一下子又看到這些人帶有人情味的另一面。
黨委書記拉姆斯科夫原來是一個喜歡釣魚的人，戰前他常常和妻子、兒子一起坐小船在烏拉爾的一些河上遊玩。
「嘿，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黎明時候上河邊去，露水亮晶晶的，河邊的沙子涼絲絲的，把釣絲抖摟開來，河水還是鬱郁的，毫無聲息，等著你垂釣……真是人生莫大的樂事。等戰爭結束了，我吸收你參加釣魚協會。」
科甫琴科有一次和維克托談起兒科疾病。使維克托吃驚的是，他知道許多治療佝僂病和咽峽炎的方法。原來，他除了有兩個親生的兒子以外，還收養了一個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給孩子治病。
甚至沒有什麼人情味的斯維琴也對維克托說起他搜集的一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的一九四一年冬天都沒有凍死。
維克托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兒。」
當然維克托在內心深處也明白這些變化是怎麼一回事兒，知道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變化。他不是糊塗蟲，他不是犬儒主義者，他會思考。
在這些日子裡他想起克雷莫夫說的他的老同志巴格良諾夫的事。巴格良諾夫原是軍事檢察院的偵訊長，一九三七年被捕，在一九三九年短短的別里耶夫自由化時期從勞改營里放出來，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說了說巴格良諾夫那天夜裡怎樣從車站徑直來，到他家，穿著破襯衣、破褲子，口袋裡裝著勞改營的釋放證。那天夜裡他說了不少熱愛自由的話，同情所有勞改營里的人，準備今後做一個養蜂人和園林工作者。
但是，他的生活漸漸恢復了原來的樣子，他的腔調也漸漸變了。
克雷莫夫笑著說了說巴格良諾夫的思想怎樣漸漸地、一步一步地變化。不久，他的軍裝發還給他了，這個時期他的想法還是符合自由主義觀點的，不過他已經不像丹東那樣義正詞嚴地揭露殘酷的事了。
可是終於他的勞改營釋放證換成了莫斯科的居民身份證。馬上就可以感覺出他想踏上黑格爾的立場：「一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後來還了他住房，他說起話來就完全不同了，他說，在勞改營里有不少判刑的人是犯了叛國罪。後來發還了他的勳章。後來恢復了他的黨籍和黨齡。
恰好在這時候，克雷莫夫在黨內遇到不快的事。巴格良諾夫就再也不給他打電話了。有一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從停在蘇聯檢察院門前的一輛小汽車裡走出來，軍裝領子上添了兩個菱形的領章。那天夜裡他穿著破爛衣衫、揣著釋放證坐在克雷莫夫家裡，說許多人無辜被判刑，說使用暴力十分荒唐，這時候才過了八個月。
「那天夜裡我聽了他的話，還以為他永遠不再進檢察院的大門了呢。」克雷莫夫冷笑說。
當然，維克托想起這件事，並且對娜佳和柳德米拉說了說，不是無緣無故的。
他對死於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態度絲毫沒有變。他依然害怕史達林的殘酷。
一個維克托成為成功的棄兒還是幸運兒，人們的生活不會變化；死於集體化時期的人、一九三七年被槍斃的人，不會因為某一個維克托得不得勳章和獎章，不會因為馬林科夫召見他或者沒有把他列入希沙科夫的邀請名單而復活。
這一切維克托十分理解，也牢牢記著。不過在這種理解和記憶中也出現了新東西……他常常對妻子說：
「有多少沒出息的人呀！許多人多麼怕挺起腰來做正直的人，多麼容易屈服，多麼容易妥協，多麼卑鄙可憐。」
他有一次甚至帶著責備的心情想到契貝任：
「他過分熱衷於旅遊和爬山運動，正是他下意識地害怕生活的複雜性；他離開研究所，則是他有意識地害怕面對我們生活中的主要問題。」
當然，他還是有所變化的，他感覺出這一點，但卻不明白，究竟變化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