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命運 · 二十
疏散出去的莫斯科人在準備復員的時候，最高興的也許不是很快就要見到莫斯科，而是擺脫了疏散時期的生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等城市的街道和房屋、秋日天空的星星、麵包的味道——一切都成了令人厭惡的了。
如果他們看到蘇聯情報局報道的好消息，就會說：
「好啦，現在咱們很快就要走了。」
如果看到令人憂慮的消息，就會說：
「唉，不會再號召家庭團聚了。」
出現了不少傳聞，說有些人沒有通行證也回到了莫斯科——他們從長途列車上爬到工程列車上，然後又爬到電氣列車上，電氣列車上沒有軍隊攔截。
人們都忘記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莫斯科過日子好像是在受刑訊。那時候人們多麼羨慕那些用故城不祥的天空換取韃靼和烏茲別克安寧生活的莫斯科人……
人們都忘記了，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災難日子裡，有些沒上去火車的人紛紛丟掉箱子和包裹，徒步朝扎戈爾斯克走去，只要能離開莫斯科就行。現在人們也是寧可丟下東西、工作、安頓好的生活，步行回莫斯科，只要能離開疏散地就行。
一心想離開莫斯科和一心想回莫斯科這兩種相反的心情的主要實質，就在於一年來的戰爭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對德國人莫名其妙的恐懼變為對蘇聯力量優勢的信任。
在十一月下旬，蘇聯情報局報道了對弗拉季高加索（即奧爾忠尼啟則）地區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攻擊，然後又報道了在史達林格勒地區進攻的勝利。在兩個星期中，播音員有九次這樣廣播：「目前，我軍繼續反攻……再次沉重打擊敵軍……我軍在史達林格勒城下摧毀敵軍的頑抗，突破頓河東岸敵軍新防線……我軍繼續進攻，已推進一二十公里……近日部署在頓河中游一帶我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發起反攻……我軍在頓河中游地區繼續挺近……我軍在北高加索繼續出擊……我軍又在史達林格勒西南方發動突擊……我軍在史達林格勒以南發起進攻……」
在一九四三年除夕，蘇聯情報局發表戰報《六周以來我軍在史達林格勒地區進攻作戰總結》，綜述了德軍在史達林格勒地區被包圍的情況。
人們的意識準備轉變，要用全新的觀點看待現實中的大事，雖然這種思想轉變的準備是秘密進行的，其秘密程度不次於準備史達林格勒進攻戰。在人們的潛意識中進行的這種再結晶，在史達林格勒進攻戰之後，第一次明朗化，第一次表現出來。
現在人們思想的變化和莫斯科會戰勝利時的思想變化大不一樣，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不同。其區別在於，莫斯科會戰的勝利主要是促成了對德國人態度的變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德國軍隊莫名其妙的恐懼心理消失了。
史達林格勒和史達林格勒進攻戰促成了軍隊與老百姓的新的自覺。蘇聯人、俄羅斯人開始從新的角度認識自己，開始從新的角度看待各種民族的人。俄羅斯的歷史開始被理解為俄羅斯的光榮史，而不是俄羅斯農民與工人的苦難史和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轉變為內容，成為世界觀的新的基礎。
在莫斯科會戰初次取勝的日子裡，起作用的仍是戰前的老的思維形式、戰前的觀念。
重新認識戰爭大事，認識蘇聯武裝力量和國家的力量，是巨大的、長期的、廣泛的認識過程的一部分。
這一過程在戰前很久就開始了，不過主要不是在人民的意識中，而是在人民的潛意識中。
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認識現實和人與人關係的重要標石，那就是：農村集體化、工業化、一九三七年。
這些事件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樣，造成了廣大階層的人民的動盪和變化；這些動盪伴隨著對人的肉體的消滅，死亡人數超過了消滅俄國貴族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那個時期。
史達林領導的這些事件，標誌著新的蘇維埃國家建設者在經濟方面的勝利，標誌著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勝利。
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結果。
不過，在集體化、工業化和幾乎更換了所有領導幹部的時期建立起來的新的結構，並不想放棄舊有的思想公式和概念，雖然這些公式和概念對於新結構已失去真正的內容。新的結構利用的是一些舊的概念和成語，這些概念和成語發源於革命前就形成的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國家民族性仍然是新結構的基礎。
戰爭加速了在戰前就暗暗進行著的重新認識現實的過程，加速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俄羅斯」這個詞重新獲得了真實的內容。
起初，在撤退時期，這個詞大都和一些否定意義的詞聯繫著：俄羅斯落後、一團糟，俄羅斯閉塞，俄羅斯沒有希望……但是，民族意識既然出現了，就期待著戰爭的節日……
國家也漸漸趨向新的範疇的自覺。
民族意識在民族災難的日子裡表現出來，便是強大的、極好的力量。人民的民族意識在這樣的時期之所以可貴，因為這種意識是人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這是人的尊嚴，人對自由的嚮往，人對善良的信賴，只不過表現在民族意識的形式中。
不過，在災難歲月里激起的民族意識可能發展為多種形式。
毫無疑問，一位人事處長，一心要保護本機關不受世界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侵犯，這位處長的民族意識和保衛史達林格勒的紅軍戰士的民族意識，表現是不同的。
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的現實，決定了它將把喚起民族意識與完成國家戰後面臨的任務聯繫起來——在樹立民族主權思想方面，在各個領域樹立蘇聯和俄羅斯的主權觀點方面。
所有這些任務不是在戰時和戰後突然出現的。戰前，在農村的種種事件、建立祖國的重工業、幹部大換班，標誌著史達林確立的制度作為社會主義新秩序在這個國家的勝利。在那個時候，這些任務就出現了。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親切的印記被抹去，被取消了。正是在史達林格勒戰役轉折的時候，在史達林格勒的火焰成為黑暗王國的唯一自由信號的時候，這一重新認識過程開始公開化了。
發展的邏輯導致的結果是，人民戰爭在史達林格勒保衛戰時期達到最高的熱潮的同時，也為史達林提供了可能性，公開宣揚國家民族主義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