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 · 第十四章 後世影響
據正史所載，公開承認申不害學說對政府機構有所作用的最後一個時期，應是漢宣帝時期。
這本名為《申子》的書之後仍存留於世，且在唐朝歷代史書之經籍志或藝文志中均有提及。其引文至晚見於宋朝編撰的類書中，至1616年，《申子》仍列於一本藏書目錄中。
在後世中，那些從事政府管理工作者是否有人認真研讀？抑或該書是否影響政府的行為？這些問題都難以回答。但顯而易見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就算皇帝或權臣們研究過申不害，也不可能廣而告之。即便是最為「外儒」的漢武帝，也注重彰顯其對儒學的推崇。儘管如此，仍可鉤沉一些值得關注的史料。
東漢末年，三分天下，即俗稱三國。這一時期雖然短暫，卻獨一無二、浪漫傳奇地被傳頌於文學著作、民間傳說和戲劇藝術中。時代造就群雄豪傑，而其中最傑出的當屬諸葛亮。諸葛大名垂宇宙，一位現代日本學者曾說：「對我們日本人來說，諸葛亮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受仰慕的人物。」
作為蜀國丞相，諸葛亮為蜀漢組建政府。在蜀國第一任君主劉備死後，諸葛亮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統治者（雖然不是名義上的），長達十一年。他的名望主要緣於其仁義精神（humanitarianism）和軍事才能（後者有些言過其實）。而愛德華·布特（Edward L.Buote）在其對諸葛亮的研究中總結道，諸葛亮的聲望主要基於內政與治國的成就：「諸葛亮以非凡的 政治家風範，贏得後世學者的敬重。」 布特還說，諸葛亮雖崇尚儒家道德，而於行政管理「顯然是遵從韓非子和申不害的紀律性方法……諸葛亮並未否認這一點，還撰文對這些方法加以提倡。」
據傳，蜀漢開國君主劉備病危之際囑咐其繼承人劉禪：「申（不害）、韓（非子）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他還說，諸葛亮已親手抄寫這些書，包括《申子》，讓劉禪應求書研習。
諸葛亮之執政恰如其分地被稱為折衷主義。他多能秉承儒家思想，又因強調「賞刑」而有些許法家色彩。在申不害的學說中，影響諸葛亮的主要是「刑名」，即政府架構應當審慎安排，且選任的每一職官應當恰當履行其職責。這一理念在諸葛亮思想中占有相當比重。關於選拔官員，諸葛亮說：「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 這表明其深諳「刑名」學說要義：政府不是一群能人而已，而是一個由每個能各司其職的人構成的組織。
「神仙道教」（The Hsien Taoist）的葛洪在約300年寫道， 他讀過申不害的著作，並對其政府管理方法十分讚賞。 但葛洪只擔任過小官，且無跡象表明他對政府有何影響。
《隋書》中記載，隋文帝（590—604）晚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 但無法確定其中含義。
毋庸置疑，宋朝大臣王安石（1021—1086）執政烜赫。而陳啟天說，朱熹（1130—1200）稱安石之學受「刑名度數」的影響。 但也很難確定，這是否是一種貶抑而已。
眾所周知，王安石最大的政敵是司馬光（1019—1086）。司馬光不僅對其時乃至後世的政府模式留下深刻印記，還撰成中國最負盛名、最具影響的史書之一。 申不害的觀點直接或間接地塑造司馬光處理政府問題的方式，這一點無可置喙。安東尼·威廉·薩利迪（Anthony William Sariti）在一篇研究司馬光政治思想的文章中寫道：
據一些現代學者所述，司馬光政治哲學的核心圍繞著「無為」這一概念，此蓋為共識。誠然，無為確是司馬光政治思想的核心觀點，但他對這個詞的理解遠不同於公元前三世紀的早期道家哲學家。道家對這個詞的理解，要麼是完全消極的、「出世」意義上的，即出於一種從凡人俗事中完全解脫的渴求，要麼是在積極的、「入世」意義上的，即設想通過「無為」，與萬物之集合（「道」）達致和諧，從而個體以一種神秘力量或德行（「德」）應對世俗事務。司馬光對無為的理解，可謂與申不害（公元前337年去世）同符合契。申不害既為韓國之相，亦可能是該詞的創造者。對申不害和司馬光來說，無為是政府的一項實用手段，是一種 管理工具，而非一種體悟宇宙神秘力量的方法。
司馬光對君主的勸誡，在諸多方面與申不害頗為相似，有時甚至用詞無二。薩利迪說：
司馬光將皇帝置於高位，使君臣之間形成巨大的鴻溝，從而將皇帝局限於對「重大」與「基本」問題的決策。這些問題涉及面廣，且性質模糊。責任越模糊，與其相關的實權就越小。皇帝居其高位，高屋建瓴，依循宏大設計，奠定政府基調。人們並不祁望皇帝為政府的日常事務所勞心。而這自然就成為他人的事務了。
為試圖說服皇帝遵循於此，司馬光假裝貶低文官的職責，使君主甚至覺得自己竟屈於如此卑微的事務而窘迫。皇帝不應匍匐於行政機構的底層，而應履行更符合其至尊地位的職責。司馬光認為，皇帝只須關注全局（「大體」）和根基（「本」），而大臣則必須處理財政、文法、簿書等「煩碎」事務。
然而，似無確鑿證據表明，司馬光讀過《申子》。不過，對於成就略遜一籌的另一位宋朝官員——高若訥（997—1055），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尤喜申（不害）、韓（非子）、管子之書。」
到了明朝，張居正（1525—1582）成為中國最具權勢的大臣之一。 賀凱（Charles O.Hucker）在書中寫道：「在萬曆皇帝統治的前十年，皇帝仍是少年時，朝廷由一位名叫張居正的文官所主宰，他是明朝史上的偉人之一。」 1667年去世的傅維麟在其《明書》中論曰：「（張）居正天資刻薄。好申（不害）韓（非子）法，以智術馭下。」 在張居正傳末尾，傅維麟評曰：「（張）居正祖申（不害）商（鞅）之餘習。」
將此視作是對張居正的某種謗議，固然順理成章、輕而易舉，畢竟污衊張居正風靡其時。張居正在世之時樹敵眾多，因而死後一年內就聲名掃地。 然而，視作污衊之餘，是否另有他意？為此值得研讀張居正文集的首篇，這是張居正上呈皇帝的一封奏摺《陳六事疏》，即政府應該遵循的六條原則。
第一條原則是「省議論」。張氏謂在朝中任職年間，聽過太多毫無意義的討論，有許多人的建議都是自私自利或考慮不周，毫無用處。其言曰：「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 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 庶克有濟。」又云：
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 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
張居正謂其曾聞「謀在於人，斷在於獨」。
最後這句與申不害的格言幾乎相同， 而聯繫不止於此。 其整體基調並非儒家風格，反與申不害的主張相同，即君主必須保持掌控權。
張居正奏陳的第二條和第三條原則似乎與申不害的說法有些相似，然詳察之後，相似之處便不甚明顯，可能意義不大。 [1] 然而，在第四條原則「覈名實」中，張居正的言論與申不害十分相似。其言曰：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 在於綜覈名實而已。
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
則士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
乞將誥勅勛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 為準，毋徒眩於聲名， 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
張居正的第五條和第六條原則是關於經濟和軍事措施的，而申不害對此幾乎未曾建言。
顯然，張居正對行政、人事管控問題的處理方式與申不害有異曲同工之妙。張居正認為，君主必須牢牢掌控政府，選任最具資格的大臣，並劃定官職界限。他同意申不害的觀點，即君主應當「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且應「循功勞，視次第」。 與申不害別無二致，張居正認為君王應「循名而責實……課群臣之能者也」。
縱觀張居正之著述，有許多片段讓人聯想到申不害之學。 只是，語言與思想總不會一模一樣，以至可以毫無疑義地展現直接影響。毋庸置疑，申不害關於行政管理的觀點，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張居正。或許他曾讀申子之書，甚至曾有其書抄本，畢竟該書其時仍存。 惜乎仍無法確定張居正是否真的讀過《申子》。
值得指出，張居正一直被公認為卓效之能臣。關於他掌控政府的時期，賀凱寫道：「這一時代的政府被譽為模範政府。帝國征服了敵國，邊界守衛森嚴，百姓安居樂業。國內管理有序，經濟事務健全，國庫儲備殷實。」
到我們這一世紀的學者，總體而言，對申不害少有敘說。
胡適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申不害予以關照，儘管只有寥寥數語。胡適聲稱，中國古代其實本沒有所謂「法家」（Legalist School），而申不害顯然不是「法家」，只是一位「大政治家」。而且，胡適總結道，諸書所引申不害之書佚文，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2]
梁啓超在1922年的一番關於中國早期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說，「法治」（rule by law）主義和「術治」（rule by technical）主義在性質上極不相容，法治強調公開而畫一，然則術治主義者，則其作用全在秘密。因此，梁啓超認為：「申子一派，殆如歐洲中世紀米奇維里輩，主張用陰謀以為操縱。」梁啓超只引用少許素材論述申不害的思想。
1927年，佛爾克在其《中國古代哲學史》一書中，花三頁篇幅講述申不害。他引用了一些類書所輯錄的申不害佚文，比如《太平御覽》。在西方研究中，這也許是對申不害學說討論最多的一本書。但是，該書對申不害的解讀不夠充分，也非完全準確。
馬伯樂在《古代中國》「法家人物」一章中，有兩句話提及申不害。他說，在公元前三世紀，「法家學說十分 盛行，湧現出一系列法家著述，一般歸於古代巨擘所撰」。其中一本「託名於韓昭侯（公元前358—前333年在位）之相申不害」。
戴聞達在其譯註《商君書》中引用了《韓非子》中關於申不害的一些言論，但並未闡述其觀點。戴聞達說，「其書已亡佚」，且不可能為申不害親作。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寫道：「重術者以申不害為宗。申不害於公元前351年任韓國之相，去世於公元前337年。其著作已亡佚。」馮友蘭引用《韓非子·定法》關於申不害的論述，並總結道：「術為君主御臣下之技藝；法為臣下所遵之憲令。申不害與商鞅二家之言，所注重各不同也。」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中，錢穆以三頁的篇幅研究申不害，對公認的申不害生卒年重新考訂。他說，申不害之書現在已經完全佚失，所以只用《史記》《戰國策》和《韓非子》中關於申不害的段落。錢穆還指出，申不害之學與商鞅之學絕異，認為申不害思想歸旨於權術，並將戰國時期的道德淪喪歸咎於他。
陳啟天於1936年出版一本關於法家的書。他也用三頁的篇幅論述申不害，但所引材料不止於錢穆所引的三本書。在另一章節中，陳啟天還考述據稱 存留至今的《申子》佚文，但其結論是，除引自《韓非子》和《呂氏春秋》的比較可信外，其餘不能斷定出自申子之手。
在《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機構》一文中，齊思和曾簡述申不害，不過乏善可陳。 亞瑟·威利在《古代中國思維的三種方式》一書中，以一部分論述「現實主義者」（這是他對法家的稱謂）。儘管他頗費筆墨論述慎到，卻未及申不害。
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思想通史》一書中，杜守素、侯外廬、紀玄冰認為見於各類著作中的申不害佚文是真實的，並引用其中的一些佚文。他們將申不害視為一名重要的思想家，發現其思想表現了「黃老道德」思想的氣息，且認為申不害也言法（law）。
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h）在1965年出版的《法治的形成》中，將申不害當作「法家」的四大思想家之一。他對申不害生平有所關注，但主要聚焦於年代問題，認為《申子》自唐朝以降就已佚失，只能通過《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史記》等引文或典故來了解。汪德邁還說，申不害對國家事務的看法要比商鞅更加狹隘，並說「可以想像，申不害早年勤學苦幹，專研那些兼有邏輯與修辭的學問，即名字和形式的學問。」（汪德邁認為，「刑名」的含義是「forms and names」。）他認為申不害在韓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商鞅在秦國少得多。儘管如此，汪德邁總結道：「申不害為秦國強大對手的學說提供非常重要的補充， 權術的理念也成為法家的基本特徵之一。」
有太多未解之謎圍繞著申不害，毫無疑問，這些未解之謎將會一直存在。其中最讓人費解的是，自西漢武帝統治伊始，兩千多年來申不害的思想乃至存在本身，竟然近乎被忘卻。
申不害學說的黯然消色，正逢漢武帝一朝那些治申子之學的官員被罷黜，以及隨之而來的歧視。畢竟此前申子學說曾風靡一時，所以這顯然嚴重阻斷對申不害學說的研究。同一時期，商鞅的學說也遭受歧視，但我們也看到，後來主張商鞅學說的人仍於武帝時備受賞識，擔任要職。在武帝之後不久的朝堂辯論中，這些人極力捍衛商鞅。但他們沒有為申不害如此辯護，實則未予提名。 後世商鞅的名字也遠比申不害廣為人知，儘管如此，仍不能說申不害對中國政府體系發展的貢獻就比商鞅少得多。
簡單從歷史事實考究，人們對申不害缺乏關注的一個原因，是韓國相對而言無足輕重。它是戰國七雄中最弱小的，也是第一個被秦國吞併的國家。而另一方面，秦國的地位則愈發顯赫，並在建立秦朝後達到頂峰。人們普遍認為，商鞅為秦國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也有人認為，申不害的組織原則，對秦的成就有一定的作用。不過，那些曾意識到可以維繫這種主張的人已寥寥無幾。）
申不害被遺忘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人們的普遍敵意。這種敵意的主要原因幾乎從未有人坦然承認。申不害從君王的角度來看待政府。他也許比其他人更早發展 官僚行政的理論。人們普遍認識到，這種行政必然要求高度中央集權。作為一種統治，這樣的集中控制並不受歡迎，除了實施者。於是，自漢武帝統治時期以來，只有皇帝和高官掌控著中央權力，據說也只有他們踐行申不害之學，這就不足為奇。在西方，對官僚政治體制的不滿是一種近代才出現的現象，因為高度發達的官僚控制也是近代才出現的。但在中國，官僚主義古已有之，不滿之意亦淵源有自。
然而，這種不滿並不易於直接表露。政府官員無法抗拒中央對其行為的控制。不過他們可以攻擊那些主張控制的人物及其學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起碼到較晚的漢宣帝時期，申不害的刑名學說已應用於考核官員的行為。但是，那些反對他觀點的人，才不直指其控制官場的主張，而是斥之為「法家」，這是一種舉重若輕而司空見慣的非難理由。申不害的思想幾乎從來未經推敲，卻以最薄弱牽強的理由，與他人一道歸為「法家」。我們通常會發現，在後世中，人們只會將申不害與商鞅或韓非子並稱，並因那些他未曾主張的理念而予以譴責。
「刑名」一詞本身就製造混淆。它所描述的人事控制制度，貌似在很久以前早被遺忘。相反，「刑」這個字最常見的含義是「刑罰」，這一事實似乎給人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刑名」是申不害刻薄的「法家」哲學中的一部分。這種根深蒂固的反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便普遍存在。可以從司馬遷關於張叔的評論中窺見：「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 早在公元前81年，關於鹽鐵官營的論戰中，「刑名」一詞之義似乎就未被理解，而到了公元三世紀，注家晉灼則完全誤解。
當然，申不害本身就難以解讀——他的思想 紛繁複雜，語言艱深晦澀。這無疑也是其學其書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的原因之一。
我認為申不害完全被人們忘卻的最後一個原因，是一個簡單的事實：申不害的整個思維模式與大多數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非常不同，以至於難以產生共鳴。
縱觀中國三千年的歷史，戰國時期恰是一個異常時期。在過去的三千年里，誠然不乏變化，甚至急劇動盪。然而，我很懷疑世界上還有其他地方能像中國，如此蔚為大觀的基本態度和信仰可以經久不衰，延綿不絕。但中國戰國時期確實殊為例外。在這段時期，過往的政治與宗教意識形態，以及所有的家庭和社會之忠誠（loyalties），幾乎滌盪殆盡。
正因如此，與中國其他時代相比，戰國時期所形成的思想，很多在我們看來似乎是「現代的」，甚至是「西方的」。 現代世界面臨與戰國時期相似的壓力，幾乎所有的制度和信仰也被一掃而空，或者從根本上深受挑戰。正因如此，申不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如我們當代的思想一樣。就有關政府方面而言，申不害在抽象化進路上比任何人都走得更遠，這幾乎也是其唯一關注之事。其他學者甚至譴責美德，申不害卻從未提及。
戰國以後實現大一統，漢朝則在很大程度上延續古老傳統的思維模式。而戰國時期就被目為中國歷史畫卷中的一塊瑕疵，合該遺忘。事實上，它也確實被迅速遺忘，以至於我們甚至無法確定當時事件的時間順序。
於是，申不害的思想幾乎於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獨樹一幟。一個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學者，似乎不大可能真的能理解申不害所言所語。因為申不害構想的基礎完全與眾不同，所以最為簡單草率的對待，就是將申不害視為次要法家，拋諸腦後。
申不害究竟貢獻了什麼？
可以發現，申不害首次明確而堅定地闡明，統治光靠道德是不夠的，必須有瞭然於心、精心設計、爐火純青的技術。這將是一場貫穿中國歷史的爭論。控制權是否應該掌握在那些僅是有德之人的手中，或者有能力的君主是否需要諳曉財政和職官，以及管理一個偌大帝國萬千繁複的技術？是否應當只憑道德選任地方政府官員，進而，鑒於他們能基於特定風俗要求判斷，就允許不受干涉地治理地方？還是應該以特定的規則作為指導，定期報告加以考核，外加監察官的監督巡察？
當然，這個問題並不只發生在中國，而且是一個存在著合理意見分歧的問題。如果每個官員都可以自由地依憑其道德判斷行事，不受監督，不擔心被要求對其行為負責，那麼總的來說，憂患和不公就會變少嗎？
在中國，人們早已選擇了一種在許多方面都高度集權與嚴格控制的政府形式。在這一點上，申不害的思想發揮了頗為可觀的作用。通過荀子和其他人，他的思想滲透到所謂「正統儒學」中。有理由相信，這與秦朝政府模式的發展密切關聯，並成為中國帝制的基礎。
但正如我們所見，在漢初時期，這一制度遭受嚴重的威脅。這一威脅之所以被消除，主要是由於漢文帝、賈誼以及 晁錯等人的努力，這些人習於申不害之學，受其關於應對這種威脅之方法的影響。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中國將面目大殊，絕不會作為人們所熟知的帝制大一統國家而延綿存續。
當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是否有必要將大量人民凝聚一體，從而成就一個龐大統一、強權統治的國家。這個問題是個好問題，答案也很可能是否定的。然而，中國的情況有些不同尋常。因為中國經常遭受軍事強大的遊牧民族的威脅。每當中國處於薄弱狀態，這些遊牧民族就蠢蠢欲動，往往入侵中原奸淫擄掠。有時他們以征服者的身份入主定居。所以這對於延續中華文化，即「儒家」文化往往不啻災禍。如果中國不像我們所知的那樣，長時間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中華文化將難以為繼。若謂延續斯文，善莫大焉，則申不害之行政哲學理應獲得讚賞。
申不害堅持執政技術的舉足輕重，乃至不可缺少，誠為確當之見。但只依靠技術人員操作的政府缺乏某種基本要素：願景與奉獻。有蔽於此，任何企業都無法長期生存。企業尚且步履維艱，況乎國家！申不害確實說過，君王必須認同公眾利益，但這還遠遠不夠。儒家堅持培養「道德」品格，將國家天下憧憬成「宇宙戲劇」（cosmic drama）中的意象，正是這些要素讓中國享有如此綿長壽祚。儒家值得稱道之義頗多，他們強調，非惟君王，大臣們也應參與對國家的控制。開明專制（benevolent despotism）有其無可置疑的魅力，只是歷史也反覆印證，從未有世襲血脈能如期待般代有明君，永無止境。
因而，儒家的德治之學無法造就一個政府，以操控一個龐大帝國而使之良性運轉。儒家思想為中國賦予靈魂，導源於申不害思想的行政思想 則使之生機盎然。它令中國成為人類歷史上首開其端、至為持久、最擅集權之國，此誠非尺寸之功也。
在申不害思想的影響下，行政組織和人事管理的技術（最明顯的是職官考試技術）勃興於中國，而後遠播世界，並持續在我們所謂的「現代國家」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今天，這些技術仍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1] 他的第二條原則［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一），第2—3頁］是「振紀綱」。他說，君王能夠控制百姓的唯一手段就是「紀綱」。這與《申子》1（4）有一些相似：「名者，天地之綱……（若君王）張天地之綱，……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然而，張居正所說的控制似乎是法律的控制。
第三條原則［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一），第3—4頁］是「重詔令」。張居正說：「臣聞君者，主令者也。」這讓人想起《申子》7：「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然而，張居正於此所提觀點有別；他關注的是詔令應迅速和充分地傳達和執行。因此，其表述與申不害的言論存在相似之處，可能純屬巧合。
[2] 參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360—362頁。關於他對申不害佚文懷疑的對錯，參見本書第317頁。
這不是胡適第一次評價申不害了。1928年出版的《先秦名學史》開頭沒編碼的一頁中，有一個注釋說該書寫於1915到1917年間，未經修改。而且在該書中，他說申不害（名字注音為Sun Poh-hai）撰寫了「法律與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還說，他以申不害之書的佚文作為研究來源。參見《先秦名學史》，第172—173頁。顯然，胡適是在撰就《中國哲學史大綱》之時改變這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