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 · 第十三章 漢代影響
衡量申不害思想對漢代 （始於公元前206年）以前的影響已屬不易，在這之後，更是不太可能。申不害的很多理念或者類似的理念被其他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學派的荀子所取代。我們發現漢人主張這些理念時，往往不可能辨別哪些是淵源於申不害的思想。正如我們所見，漢朝幾乎原封不動地沿襲秦代的政府架構，而這反映了申不害的思想。
在漢朝的前幾十年，人們對秦朝保持著一種微妙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漢人幾乎紛紛譴責秦朝，這種態度無疑發自內心。在當時的中國，大部分人總是將秦人視為蠻夷，而且秦朝在其短暫的執政時期所施加的暴政，更是加深了這種印象。秦國給周朝致命一擊後，中國從此形成龐大的帝國和統一的民族。而在許多方面，周朝早期是一個繁榮的時期，幾百年的華章和傳統的積累造就了一個黃金時代。漢朝統治者們自然將自己塑造成拯救者，將中國文化和周朝機制從秦朝的統治中解救出來。他們自稱很多治國方略乃周道復興。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沿自周朝，而在一些方面則不是。不過，如此維繫於傳統，也是第一個由平民所建立的中國王朝所迫切需要的。
漢朝的開創者史稱漢高祖 ，是一位精湛的政治家。當他還只是起義軍將領時，領軍深入秦都咸陽，召集秦地各縣豪傑，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理所當然，秦民大喜。
「秦」這個名字至此成為殘暴、頹敗、野蠻等的代名詞。在這個帝國崩塌的一百年後，司馬遷寫道：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事實上，漢朝幾乎在每個方面都儘可能地繼承秦朝的行政體制。 這也是別無選擇。中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家， 而秦朝的行政制度是自古以來唯一精心設計的，或者說是可以持久運作的制度，從而使偌大國家能為高度集權的政府所掌控。
在漢初，唯有曾任職於秦朝的官員才知道如何管理政府，漢高祖也毫不猶豫地任用這批人士，畢竟，他自己亦曾在秦朝的統治下當過一名小官。這批人士中，最重要的官員便是蕭何。
蕭何是漢高祖的朋友及同鄉，在秦朝以文才任所在縣的縣吏。後來，他成為泗水郡卒史，給該郡御史留下很好的印象。據說，該御史打算入朝進言徵辟蕭何，蕭何一再辭謝。這頗有可能，或許蕭何意識到，當時並非進一步身系秦政府的好時機。公元前209年，蕭何作為助手加入高祖的起義軍中，其後一直追隨高祖。當高祖率領軍隊進入咸陽之時，將領們爭先奔向府庫，分取金帛財物。「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在後世，這些被證明是無價之寶。蕭何開始擔任漢丞相之職，直至高祖去世的2年後於公元前193年去世。
德效騫如此評價蕭何：
他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行政長官，當高祖領兵出外征戰時，他以丞相身份治理關中 。因此，蕭何替高祖管理大本營，供應前方軍需。他還制定頒布漢朝的基本法律，組建政府組織。他將此職務做得如此之好，以致後來的半個世紀裡，繼任者們都只能是蕭規曹隨。蕭何及其班子構成如此儉約的政府行政體制，最終成就漢高祖的豐功偉業。
高祖宣布廢除秦律， 取而代之的是「約法三章」。這是一種絕妙的公關套路，卻不可能奉作行政政策。漢初的歷史告訴我們：「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可能看起來，新的律九章是漢高祖約法三章的3倍。但是，何四維認為，蕭何九章律的性質已無法確定，儘管實際上看來應是內容廣泛的律典。
我們又看到，秦朝大約在公元前213年頒布實行的挾書律，到公元前191年被廢除。 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秦律事實上是否已經被完全廢除？不斷有人（尤其是儒家學者）抱怨漢政府的執政之道和實行的律令延續秦朝舊習。但是，儘管很少有人敢為秦辯護，執政者也未對秦制進行顯著的改革。
因為人們對秦有強烈的牴觸心理，且申不害的名字已經與其聯繫在一起，我們可能以為，在漢初沒人研究其學說，或者至少不予承認。但是，據約公元前100年成書的《史記》載：「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 而且，在公元前141年，由於申不害這個名字列於被取締學者名單的首位，那些治申不害等人之學的賢良被罷，可以想見當時肯定有數量可觀的人受其學說的影響。
然而，我們發現，直到漢文帝時期，才有號稱師從申不害學說的人。其間深受文帝器重者有三， 且據史書記載，漢文帝自己「本好刑名之言」，即申子之學。
人們普遍傾向認為，漢文帝是無足輕重的。王毓銓在關於漢朝政府的卓越研究中寫道：
朝堂大臣們企圖限制皇帝的權力，使之成為傀儡。從公元前194年至前141年（包含文帝在位的一個時期），國家都是由漢高祖的子孫所統治，並由高祖當年的助手和朋友作為主要官員共治。老臣們對待皇帝，就像一個人的好友對待他小孩一樣。這種情況要求君是賢君，臣是忠臣。這一時期的皇帝在政治決策中沒有表現出太多的主動權。
然而，如果仔細考察文帝統治時期，我相信就會發現，從權力或者行動自由受到限制時起，漢文帝所做之事比表面看起來多得多，只不過總是如履薄冰。
不管是出於偶然還是有意，文帝似乎都在遵循申不害的一些指導。《漢書》曰：「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 申子曰：
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
申子亦云，睿智的君王應對其大臣說：「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
為了體察文帝瞭然於心的自身處境，我們務必回溯歷史。雖然，漢朝正式建立於公元前206年，但當時漢高祖還遠未稱霸中國。劉邦只是為數眾多的起義軍將領之一，且非首屈一指。他不得不繼續戰鬥，有時僥倖逃脫，直到其勁敵項羽在公元前202年敗亡。到那一年，劉邦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皇帝。
當時，劉邦的地位可謂岌岌可危。不同於之前的中國統治者，劉邦沒有顯赫的先祖，只是農民出身。 因此，其地位有賴於自身能力。劉邦曾當眾承認，在追隨者中，有一些人在運籌帷幄、行軍打仗和管理國家方面優於自己，但也坦言「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所以說皇帝實際上是由一小群勇敢的冒險家選出的，而這些人也是在秦政權崩塌後的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的。他們彼此互不信任，也確有理由互不信任。但是他們又覺得必須從中推選一位天子；可問題是，要選誰呢？之所以選擇高祖，大概有兩大原因。首先，大家對他的能力有信心，且相信不會給大家造成滅頂之災。其次，相較而言，大家似乎對他的不信任感較少。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大家打算將所有的好處拱手相送，而作為擁立者卻一無所獲，實際情況完全相反。
高祖天生傲慢專橫。毋庸置疑，劉邦會崇尚秦始皇式的絕對統治，儘管肯定不至那般殘酷。但他不能如此。秦朝之所以被斥責的原因之一， 就是未能分封諸侯。當高祖還在領軍作戰時，務必承諾給予合作人封地以確保追隨擁護；成為皇帝之後，為了防止叛亂，他不得不給予更多封地。
在統治上，高祖也不得不兌現之前的承諾，畢竟自己是那個唯一贏得帝位的人。對於高祖，德效騫這樣寫道：
在即位不久，他採取了一種不主動的做法，即不主動分封他的任何親戚或兒子，而只是根據其追隨者的建議行事。當然，對於皇帝想要做的事，也總是可以給予暗示。然而，皇帝只在別人的建議下才採取行動的做法，成為了皇權絕對主義的一種制約。起初，這似乎僅限於對皇帝兒子的分封，但後來又延伸到其他重要的事情，制定頒布行政措施的標準做法，甚至是任命皇后。對於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事，一些官員或集團就會奏請皇帝，於是皇帝予以奏准。
王毓銓則指出以皇帝或太后名義召開廷議的重要性。廷議是對重要事項進行商討，通常由高官和諸侯組成。王毓銓說：
西漢時期的廷議是一個審議國家政事的機構，無論是關於軍事還是民生問題。它是一個跨部門的機構，擁有高於丞相和攝政大臣的權力。其決策基於多數人的意見，而不考慮每一方個人的地位或級別如何。一般來說，他們的建言都會被皇帝採納。
公元前74年，大臣們甚至廢黜皇帝，但那屬於極端特例。 畢竟在正常時期，大臣權力在高祖死後已臻於極盛，那時政府權力仍然掌握在這些幫高祖打天下的功臣手中。相較於僅僅靠繼承而獲得皇位的新君，他們覺得自己不但 更年長睿智，而且更有權統治這個國家。
高祖將封地作為對最能幹的（也是最危險的）戰友們的獎賞，這能延緩動亂，卻未能消除。當他取得皇位時，就有七個位極人臣的諸侯王，且無一位是皇帝的親戚。 由於被指控謀反或意圖謀反，他們被逐個剪滅（除了一個無關緊要的王），取而代之的是皇帝的血親。高祖晚年間，這些爭奪無處不在，有時還引發戰爭。當他去世時，有九個諸侯王為同姓王。
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兒子惠帝即位。惠帝雖寬和仁愛，卻生性軟弱，根本無法與其母呂太后抗衡。呂后聰明能幹，卻又極其殘忍。作為高祖糟糠之妻，她與高祖同甘共苦，輔助其平定天下，甚至在高祖不在之時管理政事。在朝堂上，她逐步聚集一股強大的勢力，即由其某些家族成員構成的諸呂集團。於是，呂后成為朝廷的真正實權者，她的殺戮和殘忍，導致兒子惠帝精神崩潰，從而掌管朝廷的實權落入其手。惠帝在公元前188年駕崩後，呂后控制了年幼的繼位者，接管朝政，臨朝稱制。她進一步鞏固諸呂的地位，任命一個侄子為丞相，另一侄子為上將軍，進而掌控軍政大權。公元前180年，呂后去世，諸呂陰謀叛亂。於是，許多官員與諸侯王聯合起來，平定諸呂之亂。
從公元前194年到 公元前141年間，即漢高祖剛去世到漢武帝剛即位的這段時期，通常認為相對次要。前文已述，我們看到，王毓銓評價這一時期的君主「在政治決策中沒有表現出太多的主動權」。華茲生說：「對於整個王朝來說，這是相對平淡無奇的幾年。」德效騫稱文帝是「一個道德上令人欽佩，但又略顯軟弱的人」。
然而，在我看來，這段時期不僅對於漢朝，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歷史而言，都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代。倘若這些年，尤其是文帝統治期間，朝著不同軌道運行，那麼肇始於秦朝的行政體制就會消失，也不會發展成存續兩千年的中國帝制。這絕非危言聳聽。
在秦政權崩塌後，百姓十分樂意在相對自由與和平的統治下安穩生活。在推翻秦朝之前，引領起義的冒險家們必然勠力同心；一旦目標實現，則各懷異志，開始分崩離析。漢高祖想方設法控制他們，或者極盡手段剷除那些無法控制的人。結果，人們逐漸接受這一事實，即整個王朝是屬於高祖家族，即劉氏及其臣僚。
漢高祖和中國都非常幸運，因有高祖的故友、全能的官員——蕭何。比起作戰，他的才能特點更多展現在後勤和財政方面。在王朝取得勝利時，高祖授予蕭何最高的獎賞，以致軍中功臣抱怨：「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高祖則指出，如果沒有蕭何組織和指導，他們就不會取得如此成就。
如前所述，蕭何一直任漢朝丞相，高祖去世後也如此，直到兩年後他自己去世。毫無疑問，蕭何挽救了秦朝大部分的政府體制。而在這十幾年的 時間裡，他也必定出類拔萃，組建政府組織，維持政府運轉，使之能在其身後繼續發展。
蕭何的繼任者是曹參，在高祖的臣屬中被視為位居其次的功臣。作為一名將軍，曹參是一個令人敬畏的人物，且多次取得勝戰。但作為一名官員，他似乎更關心如何避免各種麻煩。在任漢丞相時，曹參沉迷於飲酒，甚至令人側目。當惠帝指責其玩忽職守時，曹參給這位年輕皇帝上了一堂課。曹參說，蕭何時法令既明，他和下屬們的職責就是遵循法令。皇帝則垂拱而治而已。
在擔任漢朝丞相三年後，曹參去世， 而下一任丞相是王陵。同為高祖早期臣屬的王陵少文任氣，也並無任何跡象透露其具有行政能力。高祖曾經說過，「王陵少憨」。但他為人真誠，且直言不諱，可這在呂后當政時不是什麼好事。王陵為相兩年之後，惠帝駕崩，正如我們所見，呂后臨朝稱制。她想立呂氏之人為王，問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太后當然很不高興。可關鍵是，即使是這位令人膽寒的女主，也不能直接反駁這位高祖的舊臣。於是她佯遷王陵為年幼皇帝的太傅，實則剝奪相權。王陵因此稱病辭職，幾年後便去世了。
當時，王陵擔任的是漢朝右丞相一職。漢朝丞相有時是一位，有時是兩位。當有 兩位丞相時，右丞相的權力最高。在王陵的任期內，左丞相陳平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在反秦期間，陳平在加入高祖陣營前曾事另外兩人，卻因得罪被迫逃亡。陳平是一個有才幹的將軍，特別善於謀劃詐術和計謀，這也是他能屢為高祖建功的原因。司馬遷寫道，陳平「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之」。高祖曾說過，陳平「智有餘，難獨任」。
呂后被王陵回絕後，問陳平立呂氏為王是否合適。陳平回答，這無所不可。於是太后遷為右丞相，取代王陵。陳平為相時，呂氏族人被安插到各職位上，從而促使呂氏一族權力得以鞏固。
當時的軍事大權掌握在太尉周勃手中。他也是高祖的同鄉，曾是高祖麾下一名能幹的將軍。據記載，高祖曾聽說周勃「為人木強敦厚」「少文厚重」，但還是認為可屬大事。據說高祖曾言，「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果真如此，高祖之相人就近乎完美了。
周勃曾指責陳平是一個反覆不忠之人；陳平任右丞相後，周勃卻附和陳平，奉承呂后，表示立呂氏族人為王確實相當合適。但在呂后統治末期，陳平和周勃開始意識到，如果呂氏取代劉氏及其追隨者掌握政權，他們也會受打壓。這點在相權和軍權落入諸呂手中時，變得格外明顯。
於是，陳平和周勃密謀剷除諸呂。（當然，他們這時聲稱，早前只是假裝與諸呂合作。）公元前180年，呂后去世後，詭計與聲勢雙管齊下，諸呂被剝除權力，且幾乎沒有反抗，就被誅殺殆盡。
作為高祖仍然在世臣屬中的佼佼者，陳平和周勃挽救了劉氏家族的天下，儼然成為其時中國的主宰者。但是為了行使權力，他們必須擁戴一位劉氏族人，以便以其名義統治天下。那麼，應當是哪位劉氏族人呢？大臣們密謀此事——畢竟當時還有一位由呂后最後冊立的少帝在位。
中國的繼承規則一直很模糊，儘管學者們諱言於此；而一般承認，長子擁有某種訴求，即便不作為一種權利。高祖長子劉肥的繼承者是齊哀王劉襄；因此，有人主張他是順理成章的繼承人。但齊哀王是一個有才能又有威嚴的人，也有一群有才能的謀臣。呂后死後，他向諸侯王表明對呂氏的譴責，並宣布將率軍進京討伐呂氏。劉襄運用一系列錯綜複雜的計謀充實軍力，進而開始向帝都進軍。這可能是一個既在陰謀詭計方面匹敵陳平，又統兵打仗方面媲美周勃的人。朝廷重臣一致反對選擇這一叱吒風雲者（fire—eater）作為皇帝。有人指出，劉氏社稷剛擺脫皇帝母家野心操縱的危機，而齊哀王母家駟鈞亦為惡戾之人。於是，劉襄被否決。
提議的另一位是高祖的第七子——劉長。他的母親捲入一系列悲慘的災難中，而且遭受嚴重的虐待；劉長出生後不久，她就自殺了。這使劉長心中苦悶， 也無疑變得乖張。後來在孝文帝三年，性格驕蹇剛橫的劉長認為前丞相酈食其與其母之死有關，故而椎殺之。因而，在此之前被考慮作為皇帝候選人時，劉長的性情想必也是眾所周知了。他不被考慮的原因是年紀尚淺，而其母家亦惡——儘管他母親本人被害多於害人。
皇位繼承人的選擇終於落到高祖的第四子劉恆身上，他是高祖仍在世的兒子中最年長的。公元前196年，劉恆被封為北方代國之王。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一個仁孝寬厚的人。然而，呂后去世前一年曾譴使告代王，欲徙王於趙，代王表現出強硬的態度。遷都易主是一種尋常的手段，可以防止地方坐大，盤根錯節。此外，代國是邊境地區，朝廷難以掌控；毋庸置疑，呂后想把劉恆轉移到一個更易攻擊的地方。但他謝絕了，並解釋說願留在代國保衛邊境。呂后亦未能堅持。 儘管如此，劉恆還是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時，性格很好，照料病母之事也成為典範而聞名於世。 在那些皇帝候選人中，他無疑是最易受控制的。陳平和周勃也必定十分欣悅。大臣皆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
於是，陳平和周勃派人召代王進京登基。代王的左右 半信半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呂后時期，召喚進京有時就是應召赴死，而現在掌權者也很難稱得上可信賴之人。然而，這位年輕的王最終還是被說服進京。在迎接代王進入未央宮之前，必定需要經過一番「清理」——也就是說，那最後一位由皇太后冊立的皇帝必須清除。遷移殺害少帝後，劉恆登基成為文帝。 對其統治生涯來說，這絕不是一個心安理得的開篇。
當時的中國經濟繁榮。為了能使天下自秦朝統治和內戰後得以恢復，以及得到百姓的支持，漢朝政府在很多方面都無為而治。雖然在統治階層中存在嚴重鬥爭，但這些鬥爭幾乎從未導致公然混戰，因此國家無兵戈之亂。13年來，政府一直沒有一位精幹的行政領導人，但政府仍然組織妥當，並持續運轉。我們也了解一些官位較低卻有才幹的官員，當時必定還有很多，只是缺乏歷史記載。
公元前180年，中國還是面臨一番抉擇。漢室取得最終的勝利，但不是靠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的力量，而是一個聯盟。核心人物高祖早已駕崩，當時以其名專權的呂后也已去世。同樣，高祖那些最有才能和智慧的臣屬均已不在人世。那些在世的近親們，則常認為自己至少和劉恆一樣配得上皇位，畢竟劉恆是被一個陰謀集團推上皇位的。即使他們不能擁有皇位，至少也不能任憑自主性被一個權力存疑的朝廷所侵犯。
行政結構的弱化，不是由於設計上的問題，而是因為無法避免分封諸侯的勢所必然。朝廷為每個諸侯國指派相國，要求密切監視這些諸侯王；但事實表明，這並不總 能防止叛亂。除了這種監督外，一國之王可以獨立管理自己的領地。如果中國要繼續成其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朝廷就必須加強對諸侯國的管轄，但任何集權的企圖都可能引發公然的叛亂。
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卓有成效、高速運轉的政府。然而，任命高祖舊臣為公卿的傳統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文帝是由一代謀士陳平和一介武夫周勃扶持上位的。這兩人均非行政家，且皆是自利不忠之人。可文帝別無選擇，只能將管理政府的職責悉數委任，甚或授以權柄。否則，他們會再行廢立，雖相比弒少帝麻煩較多，但也無關緊要。
於是，漢文帝任命陳平和周勃為丞相。因為周勃誅滅呂氏的功勞，陳平請求將最高的職位讓予周勃，故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雖然文帝行事拖沓，但在一個具有重要決定意義的領域卻十分果斷。就在登基當天，他任命代國中尉宋昌為衛將軍，統領南北軍。
在漫長的軍事生涯中，周勃很難想像有一天會成為政府最高長官右丞相。 按史料所述，雖然文帝謙遜退讓待之，周勃卻「有驕主色」， 儘管並不顯著。不過，這持續不長。《史記》載：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曰：「不知。」
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
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
上曰：「主者謂誰？」
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
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 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孝文帝乃稱善。
陳平對此不以為意，而周勃卻深受震動。他越來越擔憂，最後 以生病為由請辭相位，皇帝恩准，自此，陳平一人專任丞相之職。
陳平專任丞相，時間不及一年。當此之時，契機不期而至，陳平薨，歷史就這麼真實而奇妙，文帝之難迎刃而解。
要是比文帝稍缺謹慎之心的人，肯定會為擺脫這兩名難臣而感到欣喜。但文帝恰恰相反，他重新召回周勃，再次任命為丞相。大約同一時期，皇帝下詔，命居住在都城的列侯都必須回到自己的封地。究其意圖，乃所謂的消除因列侯不在封邑而無由教訓其民，也有可能是為了將一些潛在的憂患趕出京都。此詔指向明確，而且肯定不涉及那些在朝廷任職的列侯。然而，在13個月之後，文帝又下詔曰：
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周勃從此心驚膽戰。他害怕被處死，所以出行都身披鎧甲，並讓家人帶著武器陪護。當然，周勃還是被懷疑意圖謀反而下獄。一進監獄，周勃就向獄吏行賄，並懇請幾名位高權重的朋友求情。而皇帝讓他在監獄裡待了一段時間，就予赦免並恢復爵位和食邑。周勃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此後，他才得以安度晚年。
漢文帝消除周勃威脅的方式，完美呈現了申不害「督責」與「無為可以規之」的原則。正因如此，這些特殊事件已經過仔細考究。但是，如果仔細研究的話，就會發現文帝在其他很多方面的「無為」而治，並不意味著有失強硬。無論是文帝，還是他所處之統一王朝，都處於非常脆弱和微妙的狀態。他極度謹慎地不去做任何引發災難的事情，但同樣也常憑此遂其所願。
漢文帝深獲後世盛讚。事實上，文帝不是道德聖人， 甚至也非總是很明智。但總體上，與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皇帝相比，他既仁厚又有才能。後世不乏因文帝之讚譽而煩擾者，其中就有劉向。漢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問他：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劉向答曰：
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
文帝之行或許是遵循申不害之訓言，也可能不是，但確實與之同符合契。
儘管漢文帝急於改革政府，但也不得不任命高祖曾經的臣屬作為丞相。 在周勃之後， 他任命軍人出身的灌嬰為丞相。灌嬰在任職一年後去世。 繼任的丞相是張蒼。雖然對張蒼的任命乃嚴格遵循先例，但文帝對此確實也樂見其成。張蒼是一位好書之人，在追隨高祖之前，曾是秦朝的一名御史。高祖命他擔任過很多封邑的相國，所以行政方面的經驗十分豐富。在蕭何丞相府中，張蒼負責管理各郡國呈上的計簿。隨後擔任御史大夫，這職位在擁戴大臣中是位列第四。他一直任御史大夫，直到公元前176年成為丞相。張蒼顯然是一位學者，據說在調節樂調和工具度量上貢獻良多。他在公元前162年辭去職務，據傳此時已年過九旬。
當時在高祖舊臣中，很難找到能勝任的人。但文帝還是按規矩任命申屠嘉為在位時的最後一任丞相。申屠嘉曾是跟隨高祖的弓弩手，從低級職位逐步升遷，但大多都是軍職。他沒什麼學問和才能，卻十分廉潔正直。
雖然漢文帝選任丞相的自由受慣例限制，但其行事卻似乎依循申不害之訓誡，即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 他尋求廣泛的建議。一位諫臣的故事告訴我們，皇帝試圖延攬整個國家的能人智士。 在這一點上，文帝確實相當成功。諫臣們為他提供各方各面的建議。其中有三人，我們明確地知道他們研習申不害的學說。
第一位便是張叔。《史記》載「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 表明張叔應任太傅。歷任皇帝都授予張叔高官，並在公元前131年任命其為御史大夫，尤以仁厚著稱。
第二位追隨申子學說的文帝諫臣是賈誼，他從未擔任過高官，且在三十三歲時就過世了。就其生平來看，賈誼是一個富有影響力的人，早先由廷尉吳公（只知其姓）舉薦於漢文帝。《史記》載：
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
如果「常學事」於李斯，那麼吳公想必對申不害耳熟能詳。《漢書》「循吏傳」一篇中，將太守吳公列於開頭。即使是吝於贊人的司馬遷也稱讚他「愛民」。 這與李斯主張的苛政相比頗為不同。
年逾十八，賈誼便因誦讀詩書，善於文章而聞名郡中。吳公任郡守聽聞賈誼才學優異，便召至衙門任職，十分器重。後吳公履職廷尉，就向文帝舉薦賈誼，意謂其雖年少，但能精通諸子百家之學。於是，漢文帝徵召賈誼，任以博士之職。
當時賈誼二十有餘，是朝中最為年輕的博士。每當文帝讓博士們議論詔令，那些年長的博士們還在思考如何應對時，賈誼都能精彩作答，盡如眾人之意。漢文帝也非常欣賞他，破格提拔，一年之內就升任太中大夫。 賈誼認為漢朝已建立二十餘年，是時候該革新各種制度，於是草擬了一份全面修改政府架構和禮儀的提案。然而，漢文帝謙讓未遑。儘管如此，之後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皆賈誼之主張。
漢文帝與大臣們商議，想提拔賈誼擔任公卿之職。這卻激起意料之中的訾議。丞相周勃、後任丞相灌嬰以及其他人士都反應激烈。他們誹謗賈誼：「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當面對嚴重的反駁時，文帝仍一如既往，明顯妥協。他派賈誼任長沙王的太傅。畢竟賈誼已在朝中享有職位，這對他來說不啻貶謫。
正如前文所述，文帝適時拔除了周勃。而後灌嬰任丞相，一年後去世。在賈誼離開都城的約四年後，文帝將他召回，拜為最寵愛之少子的太傅。在這貌似不甚重要的職位上，賈誼給文帝提出諸多諫言，直至去世為止。
我們可以從兩個來源了解賈誼的思想，他的很多著述為《漢書》所引（當然是以縮編形式）。而且賈誼著有一書，曰《新書》。以《新書》為名之著作至今仍存，真實性卻一直存在爭議。不過，雖然我們現在持有的這部著作看來佚失部分原文，且某些部分可能有所變化，但大體上是可靠的。
與漢朝其他學者一樣，賈誼無法完全標示於某一學派。他受道家的影響，但這似乎不占主導地位。 他有時被稱為「法家」，不僅是申不害學說，也是商鞅和韓非子學說的傳道者。 但是，賈誼也反覆強調，刑治不如德教。他譴責秦朝濫施刑罰，並將其衰亡歸咎於此，亦反覆指責商鞅。 周勃任丞相時，力主將賈誼逐出朝廷。但後來涉嫌謀反下獄時，賈誼論述以反對加刑於周勃，規勸漢文帝應予赦免。
通常而言，賈誼被稱為儒家學者，這當然也是對的。他提倡儒家德禮，並常引用孔子和孟子，而且秉持儒家思想，強調君王應致力於與大臣們建立良好關係，方能得到群臣效忠。
賈誼的儒家觀點很少與申不害的學說相齟齬——至少表面如此。我們看到，申不害完全沒有談論道德；他更多關心如何讓政府運轉的實際問題。賈誼亦然，並且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經常顯現出申不害理念的影響。 儘管從未提及申不害，但《史記》和《漢書》都說賈誼是申不害學說的傳道者， 而且在其著述中，有很多文字都與申不害佚文相似。 在申不害佚文中，對君王的角色描述最為突出的是在《申子》1（9）中，那裡將君王比作「鏡」和「衡」。而在賈誼《新書》中論述如下：
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 明主者，南面而正， 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鑒之應，如衡之稱，有舋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
賈誼對申不害任術治理政府的學說可謂駕輕就熟。他有時用申不害之「數」來表達這種技術概念，有時也用「術」，這在漢代更為常見。賈誼向文帝諫言立經陳紀，使政府系統化，以便治國法程可以穩固建成；一旦建成，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毫不費力地使政府運作。 這是申不害的行政哲學的核心，也是中國帝制建立的基礎。
在申不害所處的時代，君主的主要內部問題是如何控制大臣。 在文帝的統治時期，問題就有所有不同了，即准獨立的諸侯王幾乎和皇帝一樣強大，尾大不掉而瀕臨叛亂。因此我們發現，賈誼提出對付諸侯王的策略，與申不害提出的君臣有序的建議如出一轍。
這個問題是賈誼的關注焦點。他說，秦朝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患。因此罕見地對秦有所褒揚，以此指責文帝的一系列政策加劇分裂。他告誡文帝：「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諸侯正在不斷侵犯中央權力。又言：「今或親弟謀為東帝，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賈誼稱：「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因而，賈誼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實踐方法。他力勸：一些諸侯王應遷移封地，以削奪其權。諸侯國的規模太大，應當予以分化，可以將已故諸侯王的封地分割封給其子孫後代。 其言曰：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 並進 而歸命天子。
在該段中，賈誼兩次沿用申不害關於君臣關係的言論。
《史記》稱文帝「不聽」賈誼關於限制諸侯王權力的建議。 確實，他並沒有旋即將賈誼的所有建議付諸實踐。但文帝的意圖也難以揣摩。他容忍其弟淮南王的殘暴行為，直到淮南王公然謀反，所有官員堅持請求處死他，文帝才同意將其流放。淮南王劉長在流放途中去世，於是皇帝封其三子為王，並授予封地。然而，最終這一結果正是將淮南王此前封地分成三塊，封給這三子。
在文帝統治的期間，實際上只發生一次叛亂。文帝三年，文帝的侄子濟北王乘虛興兵叛亂，但是旋即兵敗被俘而自殺。隨後，文帝赦免了所有參加叛亂的人，但也將這個昔日的諸侯國轉變成朝廷直接掌控的郡縣。
這種仁慈與強硬態度的轉換，使得文帝的敵人難以師出有名。文帝似乎迫不得已才採取行動，因此給人留下一種軟弱的印象。藉助寬仁的政策，他樹立個人威望，這肯定也能威懾政敵。文帝的種種舉止，不免讓人想起申不害《申子》1（5）中的一句話：「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
實際上，文帝採納賈誼關於削藩的許多建議，尤其在賈誼去世後。而且，儘管沒有宣揚，賈誼其他方面的諸多諫言都被文帝付諸實踐。 很難或者也不太可能去評價賈誼對政府架構發展，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實踐有多大影響。他的建議廣及各種事務，甚至涉及農業和鑄幣。 觀諸建立政府之「術」的學說旨趣，賈誼之理念似乎發揮很大作用，促使西漢時期政府機構迅速發展。德效騫稱賈誼「可能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政治家」。
師從申不害學說的第三人是深受文帝器重的晁錯。他以學識任太子舍人，向文帝呈遞很多奏疏，文帝感觸良多，卻似乎不樂於付諸實踐——至少不像晁錯希望的那樣雷厲風行。當漢景帝即位時，晁錯十分得寵，且對皇帝的影響遠超九卿。九卿當然很是不滿。於是丞相指控晁錯犯罪，並試圖置之於死地，皇帝則為之圓場。丞相申屠嘉「遂發病死」，而晁錯愈發顯貴，遷御史大夫。
由於晁錯所著之書均已亡佚，我們沒有太多資料了解其思想。 我們得知，他學「申商（申不害、商鞅的學說）刑名」於「張恢生所」，且與另二人同學。 這有關申不害學說的授業記載，簡直難得一見。但不 幸的是，張恢和其他兩名學生僅此一提，以致我們無法一探究竟。
雖然有人說賈誼是「商鞅學說的傳道者」，但這並不準確。 至於晁錯，我們就無法這麼肯定了。在專任或主要依賴賞罰制度的意義上，晁錯並不是一位法家。但晁錯確實推崇賞罰之用，且在我們已知的師從申不害學說的西漢學人中無出其右。 另一方面，他也批評秦朝濫施刑罰，讚揚文帝用刑之寬。
我們一再發現，晁錯與「刑名」密切關聯。 回顧其旨，這是一種根據職位徵召合適人選，並且可以檢查各個官員在政府中是否各司其職的技術。顯而易見，在申不害學說中，晁錯最感興趣的是適當政府組織的主張。晁錯也強調技術，其上疏文帝言：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 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
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
這樣的觀點當然使得晁錯不受儒家學者們的歡迎，因為他們更多強調道德與文藝知識的學習。
儒家學者們當然也不關心申子另一深刻影響晁錯的理念，即君王必須牢牢掌握政治權勢以獨斷。 他對文帝說，古代明君親自掌管朝局，而漢朝之所以沒能治理完善，是因為文帝不躬親獨斷，卻推由大臣們做主。
晁錯和賈誼一樣，對諸侯國強大獨專而威脅皇權的狀況深感憂慮。就像賈誼一樣，他上疏力勸文帝對藩王採取行動，但文帝仍然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景帝即位，晁錯掌握大權。《史記》曰：
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 恐不可傳後。」
最主要的威脅來自吳王劉濞。他是高祖的侄子，統治著一個非常大的諸侯國，且因盛產銅和鹽而非常富饒。劉濞儼然是個 深得民心的藩王。在文帝的統治期間，由於心懷不忿，託病拒絕入朝。文帝為避免麻煩，御賜几案和手杖，諒其年老，可以不再朝覲。晁錯多次讓文帝採取行動，但文帝不為所動。
等到景帝即位，晁錯加倍勸誡。他稱吳王正謀劃造反，陳言景帝：「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皇帝被說服了，於是削奪吳國部分封地。大概在同一時間，其他幾位諸侯王也被指控犯罪，從而被削奪封地。
吳王擔心失去全部領地，遂與其他藩王聯合造反。結果釀成公元前154年的七國之亂。反叛之始，景帝被告知叛亂分子只是意在清君側，誅討「賊臣晁錯」。景帝感嘆一個人的性命遠不如他的天下來得重要。於是召晁錯進宮，但實際將他帶到市集。最終晁錯穿著朝服被腰斬於市。景帝使臣連忙告知吳王晁錯已死，他們之間不再有戰端。吳王卻大笑道：「我已為東帝！」
這場戰爭短暫而血腥，但也是決定性的。造反的諸侯王全線潰敗，大多數王喪命於此。德效騫對這一結果進行總結：
皇權因此牢固地建立在皇位上，王朝的分崩也得到制止。此後，將諸侯王的封邑分封他們的子孫，並在諸侯王有過失時褫奪部分封地，從而削弱諸侯國的政策，成為王朝的既定政策。諸侯王被他們自己的大臣（由 朝廷任命）嚴密監視。這些王逐漸變得不重要，以至於皇帝完全可以不理會他們的請願，而後來王莽（9—23年在位）也可以輕而易舉地讓他們俯首稱臣。
如果說申不害的學說拯救了中國，那就有點言過其實了。但它在這些事件中確實發揮了作用。
在「七國之亂」中，晁錯的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司馬遷指責他，暗示本可以避免這種情況。 也許，這可能真的可以避免。如果文帝再活二十年，並延續極為謹慎的作風，諸侯王的權力可能會削弱到一個不可能爆發叛亂的地步。但很少有人能如此克制。
晁錯的成就難以估量。我們可知，他多次提議修改法令，一些建議也被採納。任御史大夫後，儘管遭到強烈反對，他還是「更令三十章」。 司馬遷謂其「後擅權，多所變更」。 如賈誼一樣，晁錯似乎很有可能在西漢時期政府結構的重要發展中舉足輕重。但仍無法確定他的貢獻究竟多大。
有一項記錄，晁錯可謂獨一無二，他參加中國有史記載的第一次筆試，並脫穎而出。
維持高度集權的官僚政治國家運轉所需要的技術中，也許沒有什麼比考試制度更重要了。 [1] 社會科學家一致認為， 倘若沒有考試，我們所知的現代國家就不復存在。 我們通常熟視無睹，甚至可能未有察覺，直到一千年前，西方世界才出現考試。這個極其重要的制度起源於中國，且由此散播開來。
我們不可能斷言申不害，或其他任何個人就是考試技術的發明者。有些書說考試制度起源於古老的時代，但這些說法並不可靠。 不過，最早在《墨子》中，就有提及通過考量人的能力再授予官職的理念，進而在其他著作中也常有出現。
然而，考試涉及的不僅是考量。考生的能力或學識是與某些東西比較來衡量的（或是與其他參與考試的人相比較，又或者參照客觀的標準），根據比較的結果，給予被考核者等次或者排名。「刑名」之術隱含某種客觀標準，在這種技術中，「刑」（被考核者的表現和資格）是根據「名」（所涉官名隱含的職責）來衡量的。 韓非子說，君主必須「以刑名收臣」。 根據韓非子的說法，申不害曾說君王必須「因任而授官……課群臣之能者也。」 申子自己告訴 韓昭侯：「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 然而，不幸的是，申子並沒有告訴我們以何種技術（若有的話），其「法」能夠判斷人的能力。
雖然許多著作都曾表露這種通過考察能力以選拔官員的理念，但最早記載實行行政考試制度的是秦朝。我們可見兩處「試為吏」「試補縣吏」的記載。 可惜的是，其他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因此，我們不知道這些是口試還是筆試，甚至能否稱為「考試」。
歷史上第一場明確記載的考試是文帝詔策，據說他「喜好刑名之學」。而且，師從申不害學說的賈誼和晁錯，很有可能都對此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人們通常認為，高祖在公元前196年頒布的一條法令是漢代考試制度的開端。他表示需要有才之人加入政府，並下詔全國官員應向朝廷舉薦「明德者」。 文帝也在公元前178年頒布類似的詔令，在公元前165年要求大臣舉薦「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這時賈誼已經去世了，但他生前曾力勸運用考試。 賈誼《新書》曰，皇帝應在所有被舉薦的人中尋求最賢能者，且應予以考核。
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
賢良者先要被舉薦，而後再進行考核的程序，本質上就是最早的考試機制。
在給文帝提出的有關太子教育的建議中，晁錯說皇帝應「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皇帝稱善。
公元前165年，當文帝下詔舉薦「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時，有上百人進京。這一盛況史無前例。皇帝親自寫了一個相當長的問題，要求他們每個人都以書面形式回答如何應對治理。皇帝閱批回復，晁錯為高第，遷中大夫。
申不害和其他任何人都難以榮膺「考試之父」。然而，在促進這一技術發展方面，申不害的理念看來影響至深。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組織考試的皇帝和在此次考試中排名第一的大臣，都受到申不害學說的強烈影響。
在漢武帝的統治下，申不害的聲譽遭受打擊，自此從未恢復。
當漢武帝十五歲登基時，受到儒生大臣的影響。此前漢文帝曾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如今丞相上疏曰：
所舉賢良，或治申、 商、韓非、蘇秦、張儀 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於是，所奏之事被准許。 《史記》載，幾年後，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鑒於公孫弘這一成功範例，司馬遷說：「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漢書》的作者告訴我們，從這一時期開始，學習儒家經典的人數急劇增加，「蓋祿利之路然也」。
對於師從申不害及刑名之學的賢良來說，閉其出仕之門影響極大。其時中國社會除了政府官員，幾乎沒有其他途徑，讓人們既能獲得經濟上的滿足，又能獲得社會的認可。 「為學而學」是一種極其崇高的理想，但在任何一個社會，包括我們當今的社會中，能致力於一門艱難的學習課程卻無經濟回報的人少之又少。在為學生謀職方面，孔子大體頗為成功，卻仍不免嘆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正是在武帝統治時期，申不害的學說與商鞅的學說相混淆。正如前文所述，二者之間明顯的區別在早前已有辨識；例如，李斯曾明確予以區分。 如今這種混淆耐人尋味，畢竟有漢一代，被稱為申不害學說的追隨者中，沒有一個人是強調嚴刑峻法的法家。甚至連晁錯也批評秦朝濫用刑罰，讚揚文帝之寬仁。文帝之仁慈及其蠲除苛刑的嘗試，其他人也都有專門提及。
可這卻沒能使申不害免於與商鞅、韓非子一道被歸為「法家」。最早並稱的著作似乎是《淮南子》，該書約成於公元前122年，乃淮南王生前主持撰成。其言曰：「今若夫申（不害）、韓（非子）、商鞅之為治也……鑿五刑。」 又雲，如果一個人遭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
司馬遷似乎也等同視之，目賈誼為申不害和商鞅學說的傳承者，但事實上非常明顯，賈誼絕非商鞅的追隨者。 這個聯繫也被「法家」一詞的創造者司馬談所強化，該詞後來指向「重法派」（Legalist School），最終成為定論。司馬談並未將申不害（或任何人）稱為法家的一員，但正如前述，他指出法家學說強調刑法和 治術。後者似乎指向申不害，從而古往今來，申不害一直被視為「法家」（Fa-chia）的一員。
在漢武帝統治時，我們發現儒家的董仲舒說「秦師申商之法」。 在武帝時代後不久的一場朝堂辯論中，有人說「申、商以法強秦、韓也」。 「申商」一詞成為一個套語，這表明二子之學已經混為一談。
漢武帝以專制著稱，其強化中央集權為漢朝其他皇帝所不能及。 武帝統治的公元前121到前88年間，有七任丞相，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其他人都因為被指控犯某種罪而喪生。 因此有人可能會猜測，武帝或許受到申不害的主張所影響，即君王必須親自掌控政府，並將「生殺之柄」操於己手。但實際上，似乎沒有跡象表明武帝對申不害有任何興趣。顯然，武帝一朝的大臣們也沒有，除了早已在文帝時就已任職的張叔。
漢武帝對申不害的學說並不感冒，可能是因為二者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正如賈誼所欣賞的，申不害關心的是將一種治理政府的技術和機制付諸實踐，無論皇帝能力如何，政府都能夠持續運轉。 他還說，君主必須「身與公無事」。但漢武帝對百姓利益與 政府組織都漠不關心。他利用政府機制實現一己之欲，一旦不符合意願就隨意改變，不太考慮對未來的影響。
人們常說，雖然武帝極大推崇儒術，但他的政策與寵信的大臣們卻表現出強烈的「法家學說」（legalism）傾向。 不過，在他統治時期，盛行的「法家學說」（legalism）實為「法家」（Fa-chia）的一支——商鞅學說。德效騫指出，武帝似乎引用李斯的話，亦引用孔子的話，有如《韓非子》引用孔子。 還有更多的證據表明漢武帝之喜好與法家相同。 在關於鹽鐵官營的著名論戰中，在武帝朝已身居高位的官員桑弘羊譴責孔子，並讚揚秦朝、李斯和商鞅。
這場辯論發生在公元前81年，雖然商鞅被提到29次，但申不害只被提到一次，於「申、商以法強秦、韓也」一語與商鞅並稱。 「刑名」一詞出現一次，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出處也表明，即使早在這個時期，參加這場辯論的人都未能洞悉該詞的含義。
然而，這一切並不意味著申不害的理念在漢武帝期間銷聲匿跡。它們 確實有影響，只是這些影響並不總被歸功於他。比如，我們發現，漢代最有名望的大儒董仲舒反覆論述的內容，聽起來非常像申不害之說，有時甚至表述相同。 但董仲舒是否知道這些理念的淵源，抑或是否深諳申不害之學，頗成疑問。
根據歷史記載，在漢武帝之後，只有一段時間，申不害學說有所凸顯。那是漢宣帝時期，即公元前73—前49年。這是一個重要的統治時期，有意思的是也與文帝時期非常相似。表明漢宣帝受申不害學說影響的證據並不起眼，卻非常有力。《漢書》載漢宣帝「以刑名繩下」。 [2] 且劉向也說：「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 張子喬正其字。」
漢宣帝是漢武帝的曾孫， 即戾太子之孫。當太子因巫蠱之禍隨後自殺時，未來的漢宣帝尚在襁褓之中，幸運逃過一劫存活下來，並在艱難的環境下長大成人。
公元前74年漢昭帝去世時，沒有留下子嗣，於是就有漢武帝的三個後代有資格繼承王位。大臣們首先選擇武帝之孫劉賀。劉賀當了27天皇帝，在此期間表現荒唐至極，最後被大臣們廢黜。
進而大臣們選擇了劉詢，是為漢宣帝。就像文帝的情況一樣，大臣慶幸宣帝性格謙遜溫和。多年來，他不曾有違於此，亦不可能。在執政初期，漢宣帝甚至比漢文帝更無助。
長年以來，當時中國的實際統治者一直是霍光。 霍光出身平民，與漢武帝的皇后有些許沾親，並以此成為武帝的一名貼身侍從。在武帝去世時，太子漢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年僅8歲。武帝臨終時任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命他「輔佐」幼帝。除了這個軍銜，他還擔任領尚書事，從而真正掌握了政府的控制權。因此，霍光是整個漢昭帝時期真正的統治者。
霍光儼然是一位卓越的統治者，他試圖緩和因武帝統治而造成的弊病，從而鞏固政權。其間霍光也因此樹敵不少，這些權貴精心策劃謀害計劃，順便廢立皇帝。但計劃敗露，霍光也愈發權勢熏天。
畢竟霍光身為那個廢黜劉賀、選立劉詢的權臣。對宣帝而言，試圖罷免霍光或者接管政府都可謂愚蠢至極，而宣帝自非愚者。霍光正式提出辭職，並將朝政大權交還給皇帝時，宣帝還請他繼續掌權。宣帝似乎也未試圖行使權力，就這樣過了五年多，直到霍光在公元前68年去世。
由於霍光控制朝堂時間如此之長，霍氏家族的權勢自然也是樹大根深，一如常見的模式。太后即漢昭帝之遺孀，正是出於霍氏家族。而霍光之妻曾為婢，後愈發驕奢，意圖讓女兒成君成為皇后，竟毒害漢宣帝的皇后。一年後，不知情的漢宣帝冊立霍成君為皇后，寵愛有加。
在這其中，霍光似乎對家人有所包庇。霍光死後，家人害怕失去權力，但漢宣帝仍然尊隆如舊，委以權力。然而很快，漢宣帝就得知毒害皇后一事，但仍未草率行事。那些掌控軍隊的霍派成員被移任民政職位，一些則被遠調離京。他提拔了霍光的兒子任大司馬，但沒有授予控制軍隊之印綬。這些事情讓霍氏集團全然警覺，他們準備一個周全詳密、殊死一搏的謀反計劃，企圖廢宣帝，自立霍氏。但這一陰謀敗露，整個霍氏家族（除了太后和皇后）及其黨羽都被誅滅；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皇后也被廢黜。 霍光死後兩年多，這個曾完全把持朝政的家族被摧毀殆盡。德效騫評論道：
這是一次難以想像、更為徹底的顛覆。當這個家族即將一網打盡之際，漢宣帝沒有試圖揭發罪行，從而舒緩其狐疑不安，以逐漸剝奪派系權力，這是一種嘆為觀止的能力。 很少有如此大權能夠被如此成功地一舉奪回。
誠如申不害云：「故善為主者，藏於無事，竄端匿疏。」
漢宣帝十七歲就登基。如前所述，在此後5年霍光在世時，他似乎都沒有積極參與朝政。但很明顯，他一直殫精竭慮。《漢書》載霍光死後：
上始親政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 。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3]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這段文字透露出諸多信息。在此之前，呈遞給皇帝的奏摺首先由領尚書事審閱，由其先予篩除，讓其忌視之言無法上達天聽。現在，則都要封事以奏。當然，這與申不害的理念相一致，即任何大臣的權力都莫得專君，塞君之聽。
讓所有的大臣以書面形式匯報工作，以便讓皇帝來評判他們的做法，不免讓我們想到申不害的理念，即君王應「課群臣之能者」。 定期考課（顯然是一個創新），信賞勤事官吏，以及建立各種政事通暢的機制——所有這些都是努力創建一個政府的表現，即君主支配下，一個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真知灼見，只需在「術」的基礎上運轉的政府。
漢宣帝密切關注政府的施行。他下令認真審查郡中計簿，以消除假賬。公元前59年，詔曰：「吏不廉平則制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於是吏的收入增加50%。 有些清貧賢官死後，宣帝還授予其子大量黃金。
漢宣帝還關心農業問題，著力於此，顯然頗有成效。公元前54年，他首次建立了聞名的常平倉制度，即政府在豐產時期 以更高的價格收購糧食並儲存，在糧食短缺時以低價出售。
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或許是漢宣帝為提高司法質量所做的努力。在漢武帝時期，盛行嚴刑峻法，日益刻深。《漢書》解釋道，因為在登基之前，「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所以試圖匡正。 德效騫說道：
漢宣帝對案件頗感興趣。所有的死刑案件都必須奏報經其同意才可以執行……很少有皇帝會花那麼多時間來審查法律案件；宣帝注意到官吏通過法律手段對百姓施行苛政後，要求衙門要向上呈報重要的法律決定以待御批，為此殫精竭慮。通過各種方式，宣帝改革了法律程序。
諸如此類法律制度改革，還有很多細節。
《漢書》作者說，漢宣帝之治可謂「中興」漢室，功德可媲美周宣王（前827—前782），即被譽為力挽衰頹、重振周朝的天子。 生於公元27年的王充，將漢宣帝之治與傳說中堯舜帝的黃金時代相提並論，讚譽無以復加。 德效騫寫道：
漢宣帝的統治……標誌著西漢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和文明程度達到頂峰。在政治、經濟、藝術和壓制夷狄的軍力各方面，這一統治時期都登峰造極。
以往的政府從未如此良性運轉，或者如此仁厚地對待百姓。……宣帝朝以後，朝政開始衰落，直至王朝結束在王莽政權下全面崩塌。
漢宣帝的太子十分熱衷儒家思想。據記載，漢宣帝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在這番談話中，漢宣帝還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
毋庸置疑，漢宣帝對政府機制的發展功莫大焉，於是，這一機制終究歷盡滄桑，延續兩千餘年。
[1] 我們似乎沒有具體的詞，以區分學校、政府、工廠選拔人員的「考試」（examinations）與諸如醫生或海關人員所做的「檢查」（examinations）。因此我用「考試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examination）一詞，並定義如下：考試制度是周期性和系統性的提問活動，而所提的問題對每個人都相同，或設想的難度同等，通過才識高低和回答水準予以評定，從而真正顯現參與考試者的造詣。
對考試制度及其重要性的進一步論述，參見顧立雅《中國治道之源》（一），第15—16頁。
[2] 《漢書·宣帝紀》（9.1a）；德效騫譯：《漢書》（二），第299—300頁。漢字「繩」的字面含義是「繩索」（a cord），我譯為「控制」（control）。這是表示木匠用來標記切割線的繩子。因此，這句話的字面含義是「他用刑名來將臣屬約束在線內」，這與「刑名」的基本含義非常接近。
我們還發現漢宣帝曾用「名實」一詞，或者與「名實」有關。這讓我們回想到該詞與「刑名」的相同含義（見本書第123頁）。漢宣帝曾對太子說：「俗儒……使人眩於名實。」而且班固稱讚漢宣帝說：「孝先之治，綜核名實。」參見《漢書·宣帝紀》（8.25a）、《漢書·元帝紀》（9.1b）；德效騫譯：《漢書》（二），第265、301頁。
[3] 這是意譯。（The machinery［of government］was in perfect order and complete.）德效騫譯文之意為：「樞軸銷和（十字弓）觸發機制（杆）的每個地方都相互配合；器械及其結構完整而渾為一體。」（The pivot-pins and［crossbow］trigger mechanism［levers］everywhere fitted each other；the instrument and its form was complete and ent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