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 · 第六章 君主

「君主」乃整個政治體系之樞紐，申子稱之為「三寸之機」。其地位舉足輕重，「一言定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存文獻中，申不害稱呼君主時從不用「王」「天子」或「侯」這些稱謂——而只用「君」。 在他所處的時代，這種用法即便並非獨一無二，似乎也不常見。法家的另一位奠基人，與他同時代的商鞅則更多沿用傳統的稱呼。 對「君」的指涉象徵著申不害正建構一個抽象政府系統的事實；他並非論說任一特定政府或君主。實際上其所說之「君」也不一定是王侯，而是指官僚集團的領袖。申不害對「君」的大部分論述都可適用於首相，甚至共和國總統這些世人眼中權力無限、執掌官僚政治的人身上。儘管申不害說，君主不應委任某一大臣獨攬大權，但他本身似即掌控著韓國政府，因此也就承擔著其體系中「君」的作用。 申子有時將這一抽象之君描繪為手握無疆之統治權，統領「天下」，也就是全世界，至少是整個中國世界的人。 但實際上，那時並不存在這樣的君主。當時仍有周天子，但權力日漸式微。 [1] 申不害似乎和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希望中國能再次結合成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並試圖建構統治天下的程序。 作為申不害所建體系之中心，君主既是一個抽象體，也是一個理想體。申不害有時稱之為「明君」或「聖君」，而「君」幾乎永遠處於最理想之狀態。「智均不相使」似乎暗示君主應當是一國中最有智慧的人。 但申不害十分清楚，實際中達到過這一理想之君主，即便存在，也少之又少。 然而，在申不害關於君主察覺自身困境的描述中，其實也沒什麼理論化或理想化的內容。人們在做白日夢時大概會認為，當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君主一定是件非常過癮的事。但愷撒、史達林，以及大多數中國皇帝一定都曾想傾其所有，以換取普通國民所享受的安全與和平。 申不害藉助下述這一有關傳說中英勇無比之人的寓言，以闡明君主的重擔及其所處險境： 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君主必定是徹底孤獨的。他必須獨自做出所有重要決定；也沒有可倚仗的人。 [2] 他必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其周圍，全是些迫不及待想要從他的每個舉動中為自己謀利的人。申不害說： 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欲見之，人餌之。 又說： 慎而言也，人且知汝；慎而行也，人且隨汝。 申子以令人膽寒的筆觸描繪了君主大意的後果： 今人君之所以高為城郭而謹門閭之閉者，為寇戎盜賊之至也。今夫弒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 這並非妄言揣測。它既是歷史，也是對未來的預見。只不過今天，大意的官員很少至於喪命喪權，而按照官僚理論，原則仍然是一樣的。李曼·布萊森（Lyman Bryson）說： 官員的首要任務是保有權力，以對抗其組織內外的對手。一位學者在首次擔任委員會主席的經歷中或許會產生這樣的想像：一個努力奪權並成功了的人便會為其集團利益考慮，但這只是對權力的一種浪漫幻想。 實際上，他無以氣定神閒，而會成為眾矢之的。並且某種程度上，報酬越是豐厚，地位越是尊崇，他便只能保持現狀，越少能考慮相關事務。 保有大權之艱辛，大概是我們大多數人永遠都不會面對的問題。我們同情被暴君擺布的人，但我們很少考慮到君主的難題，不管他是不是暴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韓非子》曰，下眾而上寡。 單單一個人，如何說服或強迫所有臣民均按其意願行動呢？ 公元前1122年，周王朝征服中國，他們宣稱，天這一最高主宰令其終結商王朝的統治，因為紂王荒淫無度且殘暴百姓。於是，周人得「天命」而治中國。在之後的三百年，人們都相信，是天將中國的統治權交給能造福百姓的人。他可以將此項權力傳給子孫後代，直到子孫不再以百姓利益為先。此時天將另授天命，令其反抗並建立新王朝。 然而到申不害時，這一原則已不再能為周王提供有效權威，也不能強化諸如韓國這樣的諸侯統治。到戰國時，對天的信仰已不再能帶來強制性權力，封建的忠誠及對傳統的堅守也已消解。因此申不害試圖設計出一套工具，使君主可以僅憑行政技術及應用心理學保持統治。 申不害本身並沒有留下任何君主應當遵守之行為規範。我們能看到的最接近的表述來自於其韓國同胞韓非子。韓非子在描述申子之「術」時說：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 [3] 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 當然，申不害之「術」包括上述所有要點，但這遠非申不害對行政管理準則的全部描述。似乎少有人能真正理解這一點。 我們掌握的只是碎片式的信息，因此很難確定知曉申不害行政哲學的方方面面。但假如他曾簡單列出過一份「君主指南」，我們似乎可以合理推斷這些指導包含以下十條： 1.獨斷、客觀、公正。 2.任法而不任智。 3.緊操權柄，命臣行其詳。 4.無為謙謹，而行動果決。 5.無所不知，但莫拘於瑣屑。 6.竄端匿疏。 7.勿示能自奮，矜誇權智。 8.得民之心。 9.因能授官。 10.明法慎令：勿發布不行之令。 讓我們逐一探析，發微其義。（以下標題為譯者所加） 1.獨斷、客觀、公正 獨斷、客觀、公正的告誡極為重要。申子最精彩的一段論述的主題便關乎此： 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 衡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凡固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在此段論述中，君主乃一莊嚴之主宰者，他無須做任何事，而僅在場便可創造一種穩定氣氛，使萬物自歸其位。 類似的論述似乎是在迷惑我們，讓我們以為申不害覺得君主應當「統而不治」，但這顯然是個錯誤印象。這一表述常用來描述在政府中並無實權的立憲君主，而這絕非申不害之意圖。其理想中的君主應當始終大權在握，但除非事態緊急，並不干涉委任眾臣的政府常態運轉。 在公元前四世紀犬儒觀念盛行的中國，申不害「身與公無事」的表述聽來十分奇怪。這也非我們在二十世紀所能期待的言論。然而許多社會科學家都強調主管同化於集體利益的必要性，視之為行政成功的基本條件。沃倫·本尼斯（Warren G.Bennis）便說，成功的主管應「無視其自身目標，將自身發展置之度外，只關注自身之外」。 申不害倡導君主要獨斷，這與中國最古老也最神聖的傳統政治哲學信條相齟齬；這無疑是他不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君主應當恭敬地聽取大臣的意見，並小心遵從。這樣的觀點在孔子之前很久，甚至可能在周朝之前便已存在。 孔子賦予這一信條強大的動力，使之直到二十世紀仍堪稱標準原則。並非所有的君主都會聽從大臣的意見， 但幾乎所有君主都心照不宣，假裝納諫不無裨益。 申不害並無這些矯揉之語。曰，君主不任說。「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為天下主。」更深一步，「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 最後這一論述被理解為誘導君主沉溺於為所欲為。 但是，這有悖於申不害關於君主應當無私的反覆論述，也與其學說其他很多內容不符。 他說得很清楚，作為統治者的君主，是天下唯一無需受傳統、義務或強力之約束，可僅因事之利做出決斷的人。 2.任法而不任智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簡言之，君主無須在每個問題出現之時，都對其作精細的理論化思考；相反，他只需運用預先安排而心領神會的處理模式即可。但申子的這一基本哲學信條太過複雜又舉足輕重，一言難盡。「術」是之後第九章的主題， 因此我們不妨留後詳論。 3.緊操權柄，命臣行其詳 申子對君主的下一勸誡應為：緊操權柄，命臣行其詳。 毫無疑問，君主都希望能始終緊握大權——一旦失敗便會有性命之虞。 [4] 韓非子記載申不害說過君主「操殺生之柄」。 申不害自己說：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劉向《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 君主必須時刻監督政治之運作，但他必須不「做」這件事。申子說： 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 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治主。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為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這一主題，在當今的行政學專著中俯拾皆是。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寫道：「行政或管理職能的專業化，杜絕了這些職能的負責人同時執行包含在組織目標中的技術性程序，並且因此使主要的執行決定處於『運作』水平。」 切斯特·巴納德（Chester I.Barnard）說： 避免正式發布，也即除非緊急狀況，避免在常規事務外發布繁多的正式命令，這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發布命令或判斷的主要執行者很少解決重要問題，儘管他們一直都在履行職責。政客想要避免重大問題（以及將這些問題暴露給對手）的明顯意圖正是基於對組織的透徹理解。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權威及合作配置（大多為同一個事物）都不會在常規問題上公開分化出太多立場。因此大多數法律、執行性命令、決定等等實際上是眾所認可的正式標註——此處人們同意，權威毋庸置疑。 在一個腳註中，巴納德補充道：「當寫下上述這些文字時，我嘗試回憶我作為電話公司主管（新澤西貝爾電話公司總裁）近兩年主動做出的重要的常規決定。但我什麼也想不起來了，儘管回顧記錄時我發現了好幾個。」 4.無為謙謹，而行動果決 申不害的許多說法都暗示君主應當無為謙謹，但一旦有所行動就應當果決。 他不斷告訴我們，君主「不要作為」，也即「無為」。 然而，不能從字面上理解為君主什麼也不做。比如，從申不害說君主當以「無為」規制大臣的那段話中便清晰可見。 很明顯，當申不害倡導無為時，他是說君主通常不為，只在不可避免，且情勢迫使時才有所行動。 同樣，申不害也告訴我們「凡因之道（君主之道全在於因循）」。 但這也不是在勸誡君主應當同意所有事情——這恰恰是申不害明確反對的。 無疑，這更可能是在說，除了少數應慎之又慎的情況，君主通常情況下應允許大臣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並在君主同意之下批准執行。 申子有句話很好地概括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這句話的中文極為難懂，但我自信理解還算正確： 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故一言定而天下正，一言倚而天下靡。 無獨有偶，弗蘭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同申不害一樣，既是實踐政治家也是政治哲學家，他對「無為」作用的評論妙趣橫生： 多次在政府任職管理的履歷使我觀察到，每當我想讓大家和睦相處，民情內部呈現出和諧，等等，在我自己採取行動之前，先讓雙方充分地爭吵辯論，曠日持久下來，總是大有裨益的。最後，雙方都累得人仰馬翻的時候，他們會求著你出面調和。於是，在他們的邀請之下，我滿載盛譽，不露絲毫個人野心的痕跡，可以把起初看來毫無希望辦成的事，做得滴水不漏。 5.無所不知，但莫拘於瑣屑 申不害同樣堅持君主必須對其國了如指掌，又不拘執於瑣屑。他警告說，若是允許大臣控制、限制君主的所見所聞，則君主定會失國。 但另一方面，對君主來說，妄圖無所不知卻也是同樣致命的。韓昭侯曾試圖表現得無所不能，申不害對此的看法，我們之前也已論及。當韓昭侯能夠通過豬嚎識別它時，身邊侍臣深感敬佩。申不害卻說： 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 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 那麼，君主該如何做到無所不知呢？惟修其「數」。 此處之技術太過複雜，因此我們必須留待後文充分論述。 簡言之，君主應當將國內那些數不勝數的事項按類分組，而後用報告或統計這樣的工具熟習這些事物，而非純靠個人的監督。 圭恰迪尼對此洞若觀火： 據說假如不是事無巨細了解透徹，就做不出良好的判斷。但是我卻常常見到判斷力很差的人在只知道事情的大致輪廓時，做出了比通曉所有細節時更好的判斷。因為觀其大略時，恰當的結論常常會自己浮現出來；而當他耳朵里灌滿了細節時，他會為此困惑不已。 6.竄端匿疏 申子說，善為主者應「竄端匿疏」。 因為這一保密原則，申不害成了眾矢之的，但其中不無過當之論。梁啓超由此將申不害與馬基雅維里相提並論，蓋有失公允。馬基雅維里一貫容許並鼓吹言行不一；申不害卻從不如此。 而且，言行不一是一回事，對自己的觀點秘而不宣則是另一回事。 為理解這段文字，我們必須將其置於上下文語境中考察： 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即指願意成為他的臣民）。 此處，申不害仍然是在關心被唯利是圖之人所包圍的孤家寡人。因此說，君主不能讓旁人窺見其所思所想。 這一原則不可避免地遭到儒家的批判。荀子說：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是亂之所由作也。 這本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府觀念。西周天子的統治方式與秦朝以降的身居龍椅者殊為不同。周天子扮演的是一個很個體化的角色，肩負諸多政府職能，根據自己的判斷選擇大臣，巡遊國內、四處征討以顯示人前，與其主要封臣諸侯進行社交。 孔子及儒家便以西周天子之角色為理想， 且認為所有君主都當如此行為：開誠布公，與所有大臣都能坦誠相對。但有如申不害這樣的人則深感政府不能再以此種模式運作。他們認為，統治已儼然成為十分龐大複雜的事務。君主非但不能再事必躬親，甚至若不藉助特定原則也無從進行監督。只有官僚政府可以處理此類問題。且申不害相信，在這樣的官僚政府中，保密是必須的。 今日，許多論述官僚主義的人似乎都贊成申不害的觀點。馬克斯·韋伯寫道：「在官僚政治中，『官方機密』的觀念絕不少見，這就是其典型特徵。」羅伯特·金·莫頓（Robert K.Merton）說：「所謂官僚政治，就是幾乎完全拒絕公眾對其技術進行討論的一種行政管理，儘管公眾可能會討論其政策。」 沃倫·本尼斯寫道： 在一些通俗化了的人際關係著作中，有這樣一種甚為流行的觀點，即領導者應當被其下屬「喜愛」，「與大家打成一片」，還有這一主題的其他表達方式。貝爾斯的發現顯示出對這一觀點的某些質疑，亦即，影響至大的人似乎也遭受強烈的消極反饋。相關精神狀態問題也如影隨形，即生產性的工作充當著抗爭於領導者的某些功能，儘管無確切證據……人們似乎趨向於以為，下屬總是想要同上級關係密切，而上級則常常無意於此。費德勒的研究率先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嚴肅思考。除此之外，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他一些因素。可以斷言，來自同事及同伴的好感將會隨著同上級的親近而減少。 到現在為止，我們提到的行政管理中的保密，就是指對下屬隱瞞部分信息，這種保密受到一些有理有據的譴責。 但還有另一種與統治術有關的保密，也為申不害所論及。彼得·布勞（Peter M.Blau）不贊成「操縱之術」， 他說這些只能暫時有效。「因為早晚會有敏銳之人看穿這種伎倆，而且他也不太可能保守這一秘密。一旦被識破，這種操縱之術就會產生相反的作用。」 這確實不假。然而事實是，每一個成功的管理者都有不得不採用那些最無害的「操縱之術」的時候。他們迫切期望，一大群職員中，每個人都能始終以「合理」的方式行事。有些時候，管理者不得不這麼做，比如設法讓反對他的下屬提出一個理想的行動方案，並作出聲明，為此保證。這是一種成功典範，但是愚蠢到向集體內任一職員吹噓此事的管理者必將不會長久。 某種程度的保密對成功的科層管理來說不可或缺，這可能有些令人厭惡，卻可謂顛撲不破。只是若是施行太過，它也會弄巧成拙，有損自身，且申不害提倡的那種保密程度在我們今天的任何環境中幾乎毫無用武之地。在他當時具體條件下的保密程度該如何調整，則難以確定。 在某些方面，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和中國的戰國時期有些相似，圭恰迪尼有些對保密的評論會讓人聯想到申不害的話： 君主，甚或是參與國家大事的任何人，對那些不宜外露的事情，不光要保守秘密，而且還要君臣上下，事無巨細，均保持緘口不言。只有那些適宜公布的事情，可以例外。君民左右對君主的事務毫無所知時，他們就會胡亂猜測，好奇心十足，君主的一舉一動，他們都很敏感。 7.勿示能自奮，矜誇權智 申不害的許多說法都在論述或暗示，君主不得吹噓其權力或智力。 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Lasswell）發現： 「社會很少容忍對自身厚顏無恥而直白的誇大……珍視權力的人務必獲得某種程度的社會認可，否則不具有合法性。」 這可能都是些再普通不過的感受，然而有許多君主，不論失敗還是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式行事。愷撒若是能不那麼匆忙地接受並宣顯其權力標誌，或許能活得更長點兒。 除了個人安全外，還有其他理由使申不害相信君主不應展示其權力和能力。實際中，這麼做很快會使君主陷入同其他人，尤其是與大臣的競爭中。申子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在一場關於智力或強力的對決中，君主不可能保證能擊敗所有臣民。 更深一層的原因也絕非無關緊要。如果君主參與到與大臣的競爭中，而大臣中又沒人試圖超越且代替君主，他們便不具有能動性：他們將會坐等君主領導一切事情。這將會極大地縮減政府的行政權力。 8.得民之心 申不害關於君主應當得民之心的論述，通常與慣稱為法家的原則形成強烈對比。 《商君書》中最早篇目之一有言：「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國強。」 韓非子說：「明主……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 [5] 他還說：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百姓為秦王病癒而殺牛塞禱，昭王聽聞後「訾之人二甲」，因為他認為民愛君主不利於政府統治。 至於為什麼百姓對申子之「君」親之懷之，必須承認，原因頗為奇特。 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 這聽起來類似儒家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而不像申不害頭腦冷靜的典型進路。 然而，他確實從不像其他法家一樣提倡壓迫民眾。申不害從不像《商君書》一樣主張使民苦生，從而百姓見戰賞之多則忘死。 事實可能是，在當時大多數諸侯國中，暴政甚多，以至於申不害相信，一個並不殘暴的君主可能會在對比之下更為吸引百姓。 馬基雅維里觀察發現，對於君主來說，保持與人民的友誼十分容易，「人民只是希望不受壓迫。」 緊跟著上段文字的下一段似乎更為奇怪。申不害繼續說： 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 此處，他似乎是在說，如果君主示人以軟弱無力，不堪一擊，那麼他的臣民便會趕來護衛。在申不害的其他論述中，君主身邊虎狼環伺，因而這一觀點便顯得奇怪。或許，我們只能這樣理解，如申不害反覆強調的，君主不可能以一己強力護衛自身；他必須更多地倚仗「無為」及技術。 9.因能授官 較易理解的是，申不害堅持君主應當只根據能力、成就以及資歷任命官員。對我們來說這可能稀鬆平常，但在古代中國，這絕不是常規操作，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赫爾曼·芬納（Herman Finer）描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公務員制度： 它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庸碌無能，人們通常認為公務員是為那些太過愚蠢而無法在職業競爭中獲勝的年輕男子以及已然失敗的老人準備的最後謀生機會。1840年，財政部為其下所有部門做出一項規定：「擔任主任的公務員應具備能夠勝任的複式記賬能力。」但沒有人遵守這一規定。那些步入公務員行列以此為業的人，慣常地被有背景的候選人騙取晉升高位的機會。 如我們所見，在中國的春秋時代，各國大臣大多是貴族成員，有些仍為世卿世祿。 但擇優任命的趨勢也初見端倪。孔子對此貢獻良多。他招收某些出身低下但有能力之人作他的學生或「弟子」，並培養他們入仕；其中一些人在之後擔任了重要職位。 但是，任命仍非總以能力為標準。公元前五世紀時，墨子就抱怨道，君主任命官員的標準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我們看到，韓非子列舉了部分申不害關於君主行為的主要原則，即必須「因任而授官」，並「課群臣之能者」。 申不害自己就建議韓昭侯勿聽左右之請，而僅僅根據能力、成就和資歷任命。 他似乎還設計了一個衡量候選人是否適合該職位的客觀技術，但我們對此種技術只略知一二。 君主不應允許大臣掌握主導權力，這一誡命顯然是一種謹慎措施， 但遺憾的是許多人對此置若罔聞。韓非子提到，齊桓公欲立管仲為仲父，此時另一大臣東郭牙問齊桓公： 「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若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 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馬基雅維里觀察到，把事務的主導權全權交給一個人的君主不會統治長久，因為他的大臣會「很快奪取他的國家」。 10.明法慎令：勿發布不行之令 「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申子的這一警句看似簡單，含義卻十分豐富。此處，申不害是在闡述「權威」的本質，這是社會科學家們經常討論的主題。塔爾科特·帕森斯說：「『權威』這一專業術語的一般領域是人類行為科學中幾個分支，尤其是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幾個學科之間的重要交叉領域。」 馬克斯·韋伯和切斯特·巴納德都用不同的語言陳述了申不害這一警句的本質。 [6] 這個觀點有時被視為一種大膽的創新，並在社會科學文獻中引發廣泛討論。 在《管子》這部兼收並蓄的著作中，有句話似乎便由申子這一警句衍生，此句所在的篇章大概可追溯至申不害之後一百年。 這句話為：「銜命者，君之尊也。」 《管子》中後成的一篇中對本句解釋如下：「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 但是，這絕非申不害的思想意旨。韓非子此語一針見血：「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將聽民而已矣。」 若君主僅頒布那些討得眾人一致喜歡的命令，那麼他的統治不可能長久。舉例來說，很少有人喜歡納稅。然而，也只有少數人拒絕繳稅，這很幸運，畢竟收稅員和執法人員已不足以應付那些常規的堅決拒繳事端。 畢竟申不害主張君主對政府進行不懈、謹慎的監督，從而不太可能認為君主可以避免有時發布招人厭惡的命令。任一行政者都不免於此。但申不害說，主宰者必須衡量具體情形。按照無為之原則，只要確實可以不作為，就根本無鬚髮布任何命令。他必須寡言少語，畢竟一旦開口，「一言」便可影響天下。 在發布命令之前，君主務必小心翼翼地考慮所有情況，並事先確定所言之預期效果。 [1] 在申不害執政期間，周顯王（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史記》的周本紀只記載他曾「賀秦獻公」，「賀秦惠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秦惠王，且「致伯於秦孝公」。參見《史記·周本紀》（4.82—83）；沙畹譯：《史記》（一），第303—304頁。 60 [2] 參見《申子》18、19、20。 61 [3] 參見本書第123—124頁。 63 [4] 參見《申子》1（2）。 66 [5] 《韓非子·六反》（18.2b—3a）；廖文魁譯：《韓非子》（二），第241—242頁。 74 [6] 韋伯在《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理論》第152頁寫道：「『權威』就是某一特定人群服從某一內容具體的命令的機率。」我對這一翻譯稍作了些修改，韋伯原來的術語是Herrschaft，在譯本中譯為「強制性控制」（imperative control）。但譯者塔爾科特·帕森斯在一個腳註中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權威』是既準確又不失嚴謹的翻譯。」 巴納德在《經理人員的職能》第165頁寫道：「權威是正式組織中的交流（秩序）的特徵，在這一組織中，這種權威為組織的參與者或參與行為受組織指導的『成員』所接受；也就是說，只要涉及組織，權威便會指導或決定他該做什麼與不該做什麼……如果一番傳達命令的交流被其對象接受，那針對該對象的權威便確認或建立了……因此，根據這一定義，關於一個命令是否具有權威取決於該命令所針對的對象，而不取決於『有權威之人』或那些發出該命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