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 · 第三章 生平

關於申不害的生平細節，我們知之甚少。對談論申不害的人而言，似乎只有一個時間信息可達成共識，即死於公元前337年。於是，人們可能就得趕緊鎖定這一時間，目為重重迷霧中的一抹真切。然而，實際上即便這個時間也疑竇叢生。 至於申不害的生年，則完全不詳。錢穆認為，申不害死於公元前337年，推斷他活到六七十歲，其生年當在公元前407到前397年間。阿爾弗雷德·佛爾克（Alfred Forke）寫道，我們可以穩妥地以公元前400年作為申不害的生年。 記載老子與韓非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間有一段對申不害的簡介： 申不害者，京 人也，故鄭之賤臣 。學術 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 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 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史記·韓世家》直接涉及韓國歷史，而對申不害的敘述更少： 八年（傳統上為公元前351年 ），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 ，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二十二年，申不害死。 《史記》的這些記載既簡短，也難免錯訛。關於申不害學說「本於黃老」 的表述顯然錯誤，後文詳述。至於申不害相韓期間，無侵韓者的記載亦不乏爭論，有理由相信，實際上魏國軍隊確實於此期間在一場戰爭中擊敗韓國軍隊。 [1] 不過這種入 侵在戰國時代屢見不鮮，單一反例仍反襯出韓國保持幾乎免遭侵犯的事實。 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年表。《史記》載申不害於韓昭侯八年為相，而在其年表中則標明為公元前351年。 雖有研究也運用其他證據對此予以辨正，但在此很可能韓昭侯八年就是公元前354年。 [2] 也是在這一年，魏國軍隊圍困趙國都城邯鄲。 《戰國策》載：「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 於是，有理由認為，這正意味著申不害成為韓相，發生於公元前354年。 [3] 我們可以由此下結論，申不害於公元前354年成為韓相。關於申不害的生平，這看來是我們可以合理確定的唯一時間。 《史記》表明，申不害在韓國相位上度過餘生，似無反證。然而，澄清其身居相位的時間則有疑義。《史記》載為相十五年。錢穆則認為是十九年，似乎頗久。所以，申不害很可能於公元前340—前337年間去世。 [4] 此前，鄭國已經與晉國斷斷續續交戰數百年，在韓國分晉之後，衝突仍在持續，直到韓國攻克鄭國。既然申不害是鄭人，且很可能在鄭國滅亡之前就擔任官員，那麼這些經歷似乎讓他任職於韓國朝堂更顯艱辛。不過，事實證明，這番逆襲還是頗為成功的。 當申不害成為韓相，不管怎麼計算，韓國也不過只有區區不足半個世紀的歷史。 而另一方面，鄭國則可回溯其歷史到西周初年。在周王東遷後，鄭伯一度控制周王室，不管興衰變遷，鄭國始終舉足輕重。鄭國子產是中國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顯而易見，韓國國君亦渴望攀附鄭國以增添光澤。公元前375年征服鄭國後，韓國不但吞併鄭國版圖，而且旋即將都城遷至昔日的鄭都。唐代注家司馬貞注云：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 名號是否官方正式更改並不清楚，但事實上，韓滅鄭後，常以「鄭」自稱，可能還比自稱「韓」更為常見。 申不害成為韓相之背景，我們一無所知。然觀諸後世，兩百年後，當漢朝取代秦朝後，很多秦朝官員進入漢代政府。所以，一些被征服的鄭國官員完全可能在韓國遷都於鄭舊都後，也進入韓國政府。在公元前375年這一年，申不害或許年富力強卻身居低位。我們可以推斷，他後來躋身上位，最終贏得國君信任，委以國事。 有一則關於申不害為相伊始的軼事：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 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軼事所述並非旨在對申不害大加讚頌，而是譴責其陰險狡詐與表里不一。不過，這也無關痛癢，眾所周知，戰國本來就是一個爾虞我詐的時代。就我們所知，申不害並不旨在自詡道德。其實，其言說與道德無關，當然也並不證明他就比那些道德家品德更低。 重點在於，該軼事所述申不害之性格，是否與其他地方相吻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裡我們看到，申不害膽怯地拒絕對一個關乎國家命運的問題予以判斷並提供建言，只是因為君主所欲。然而，在其他場合，他卻態度堅定甚至有些剛愎。他說：「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在另一則能稍微窺見申不害對韓昭侯態度的軼事中，申不害迥異於此等阿諛諂媚，幾乎公然表示蔑視。 而且，就算他以這種頗受質疑的方式去謀求對自身觀點的採納，有可能貌似真實，但以韓昭侯之性格，對此事的消極默認似乎也一反常態。 其次是關於策略問題。申不害無疑聰明絕頂，漫長與成功的從政生涯，也足以證明其超乎尋常地精於處世。這裡，既然確定隨後能立馬看透心思而直言不諱，那麼，先勸兩位大臣去表達意見，再支持韓 昭王所青睞的一方，這種策略並不精明而易得罪人。這與他關於「藏於無事，竄端匿疏」 的表述形成鮮明反差。 還有一則材料構成同一軼事的另一版本：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 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這一版本就與前者頗為不同，而顯然錯誤。因為，實際上在邯鄲之圍時，韓國並未支援趙國，而是支持魏國。而且，在申不害為相期間，似乎也無韓趙結盟之證據。 這兩個版本的共同之處在於，皆使申不害之狡詐躍然紙上。 《戰國策》載，韓昭侯與申不害曾見梁君。陳夢家將該事定於邯鄲之圍的次年。 [5] 有人謂鄭（即韓）王曰：「昭釐侯 ，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即魏）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 如果申不害深信韓國有可能於列國中脫穎而出，則至少可以稱為樂觀派。 不管如何，雖然這一時期魏國處於鼎盛，但仍如申不害所預見，各國聯合抗衡魏國，所以魏國接連受創，戰事不利。申不害為韓相的整個時期，魏國都由惠王統治。《史記》載申不害去世次年，惠王在與哲學家孟子的對話中，哀嘆兵三折於外，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太子與上將死。 最終說道，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丑之。 當然，申不害之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這一結果，則不得而知。 《戰國策》這段話對申不害的讚揚不同尋常。從其時至今，關於申不害的認識往往偏於貶義，諸多與之相關的事件也趨於負面色彩。《韓非子》載：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即便該事屬實，這裡並未說申不害是否接受。值得懷疑的是，在《韓非子》同一篇中，同樣的事情也發生於一位更早的韓國大臣身上。 不過，《韓非子》從表面上看待此事，並說「大成午教申不害」謀臣子之利。 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蓄造了申不害的不良形象。首先，實際上，申不害所輔佐的韓昭侯既非令人欽佩的角色，也稱不上是位聰明過人的君主。諸多軼事可證實這種判斷。例如：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 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6] 這可能恰好也直指申不害，畢竟他確實堅持認為，官員不應染指與其職能無關的事務。 當然，是否按照如此僵硬死板、不可圓活的方式實施這一原則也是個問題。進而，《韓非子》亦載：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假如這荒唐一幕確曾上演，申不害只會鄙視這種兒戲。不過，韓昭侯還能將這類伎倆玩得更大：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 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論及此事，錢穆說此為踐行申不害「不可測之說也」。 可是，這已遠非申不害關於君主應隱藏策略的主張，反而是申不害所明確譴責的那類君主行徑。 錢穆還援引另一軼事，以展現申不害對君主的卑劣影響：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 ，一嚬一笑，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錢穆說，「此謹賞罰之說也」，且顯然歸為申不害學說。 [7] 誠然，這是法家的顯著觀點，而所謂「法家」據說也包括申不害。 然而，我們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證明申不害曾主張「賞罰」之說，這一點確鑿無疑。 韓昭侯若干軼事構成一幅毫無違和的圖景。它刻畫了一個極其渴望展示權威，屢屢試圖讓自己對所統治的國家無所不知，或至少顯得無所不知的君主。一言蔽之，活脫脫一個愛管閒事的人（busybody）。這，幾乎正是申不害「明君」圖景的反面。 我們無須揣測申不害對韓昭侯的態度，因為他確實曾清楚表態：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 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 這番評論顯得頗為玄奧，亦以隱晦之言解釋。不過，正如我們所知，整段文本中，申不害的思想含義昭然若揭。一國之君責任重大、要求極高，務必調動所有技巧。但凡這種用一己聽力去辨識豬嚎的君主，正猶如聾者，因為他沒能履行恰當職能。任何這種試圖知悉國中每一牛犢位置的君主，顯然也是無視政府存在。（這些細枝末節判斷的表現越真實，君主自視為狂人角色的理念就越明顯。） 因為蠱惑君主，申不害屢遭批判。然而，實際情況應該是，申不害早已發現自己輔佐的是一位似乎無可救藥的君主。這對作為韓國之相、居於窘迫之位的申不害而言，不得不處理這些麻煩。 《韓非子》的一則軼事可以窺見申不害與其君主的關係：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這段材料普遍被視為申不害虛偽的證據，即只要能謀取私利，就罔顧其高尚原則。但也有不同看法，即認為申不害不過以此試探韓昭侯，顯然這才是正確的解釋。 《戰國策》有一段文字，雖然較短，但顯然是同一軼事的另一版本。 講到申不害辟舍請罪後，又曰：「君真其人也！」 於是，從該軼事中我們看到，申不害無疑已非第一次試圖告誡韓昭侯，純粹按照才能任免官員勢在必行。繼而測試韓昭侯，考察他是否能做到拒絕優待請託，甚至是國相之請。這次韓昭侯做到了，於是申不害譽之為真正能統治韓國的君主。 關於申不害的性格，囿於材料只能靠推測。他無疑是一個極富智慧、洞明世事的人。他有點幽默感，但老辣敏銳而非諂媚善變，絕非樂於遭受愚弄之人。 理解申不害理念的最大障礙，在於其極為隱晦的語言特點。這可能也暗示其性格特徵。這種晦澀可謂登峰造極。就我所知，或許除《老子》《莊子》之外，申不害之言說最為難懂。然而，老莊之難，部分緣於其旨在解決那些本質上難解抑或「不可道」（正如道家文本所示）的形上學問題。而申不害談論的基本上是政府行政的實際問題，完全可以採用直截了當的文字。與之相反，申不害選擇始終運用如此隱晦而難以破譯的語言表達。 箇中原因難以辨識。他或許為吸引眼球，但若如此則未能如願。我強烈懷疑，其書不傳的原因之一，正在於如此難懂。 另一可能的原因，是源於穆辛·馬赫迪（Muhsin Mahdi）《伊本·赫勒敦的歷史哲學》（Ibn Khaldun's Philosophy of History）這番研究的啟發。穆辛指出，伊本·赫勒敦不採用難懂與精巧語言寫作。不過，他說： 伊本·赫勒敦本來可以「Ibar」指代如「精英」之專家階層……或諸如只包括統治者與親王的特定社會階層。這就在寫作方面簡化交流難題。 通過限制聽眾，寫作者會預先假定讀者們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知識，採用唯有專家才洞悉的技術化語言進行撰寫，可以排除非目標讀者。這不僅是理論上的可能性，排除非目標讀者的實踐情形在伊斯蘭的神秘、哲學文獻中還頗為常見。通過難懂與含糊的寫作技藝，可以排除圈定以外的其他讀者。 也可想見，申不害亦有如此意圖。 確實，雖然申不害的書曾於漢代初年廣泛傳播，但流傳後世所透露的信息則是，該書僅為君王與執政高官所專門研習。而且，申不害一再強調明君應隱藏策略：「藏於無事，竄端匿疏。」 所有這些考慮，或許能推導出申不害如此隱晦之表達，旨在專門呈獻君王。可與之相反，還是存在實效的問題。申不害清晰指出，他認為對君主的最大威脅並非外敵，而是能臣。 那一時代的朝堂事件確實展現得淋漓盡致。 申不害對韓昭侯的評價顯然不高，也不認為一般君主相比其能臣更能夠諳曉這種關於行政的隱晦言辭。 還有另一個關於申不害說法的疑惑。一般認為，《申子》一書非申不害親作，而是後人匯集其言論而成。這很有可能：其他著作，尤其《論語》，正是這 類言論匯集。正如《論語》存在一些與孔子無關的內容，《申子》可能也有一些段落與申不害無關。 前文已述，引自申不害的言論或著述都頗為隱晦。而此外，這些引文的語言、風格、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別具一格。在所有中國早期著作中，也沒有與之類似的文本。即便有時（極少）這些引文不算晦澀，也往往非常精練（或許可稱為碑文風格）。在關於申不害的每一處引文中，均可發現這種獨特風格。有些引文出自明確引用《申子》一書的其他著作，而有些見於類書中的引文僅以「申子曰」的形式出現，這可以表示「申子說」，也可以表示「《申子》說」。 當然，也有幾段申不害引文的風格不具有此種「碑文」風格。 進而，似乎就有理由認為，申不害講話時用對話風格，寫作則以碑文風格。然而，這又帶來問題，關於祠廟之牲的那段，申不害顯然處於對話場景，其言語仍然既如碑文風格，又含義隱晦。 因而，這可以呈現，他有時也爐火純青地運用這種奇特言說風格於對話中。 申不害不可能是一個易懂的人。他對自身智慧優越性的意識（可能恰當地）流露出某種恃才觀感。他一直勸諫君主必須隱藏自身策略，避免親狎於隨從，自己身為國相，想必他也不可能親和下屬。如若踐行自身原則，他當然是一位紀律嚴格的管理專家。這些都不會受人歡迎，無疑也是關於他的那些評論（甚至 蓋棺之論）鮮有稱頌的原因之一。 申不害諳曉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無人能出其右。其言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若深諳於此，務必確認命令會被人遵守方能發布，那麼君主勢必會與屬下保持某種關係，從而能判斷他們的性情。正如申不害本人，雖然他很有可能不受愛戴，但至少會得到敬畏與服從。為了從受命伊始到自然死亡能一直維護官位，他必須如此。 雖然關於申不害一般是負面評價，但人們都認同他存韓於險惡時局，只是具體如何做到，則不易釐清。 最負盛名的，乃是實現「無侵韓者」的成就；《史記》還提到他讓韓國軍隊強盛。 這確實堪稱主要成就，畢竟韓國作為必爭之地生存極其艱難。 對於任何試圖控制中原的國家而言，征服韓國是一個主要目標。韓國的戰略意義，可以從後來秦統一中國的歷史得以精確證明。戰國時代合縱抗秦的「六國」中，韓國最先滅亡，公元前230年被秦國吞併。其他諸國則如多米諾骨牌，趙於前228年，魏於前225年，楚於前223年，燕於前222年，齊於前221年相繼滅亡。 從資源與人力的角度來看，韓國在抵禦強敵方面顯然處於不利位置。據《戰國策》載，韓國軍隊規模約為30萬。同時，《戰國策》對韓國強鄰軍隊規模評估如下：魏國30萬，楚國100萬，秦國超過100萬。 我們不能指望這些數據準確， 但著實呈現這些國家軍隊的大致規模。且魏楚秦皆為尚武好戰、侵略擴張之國。 《史記》所見韓國歷史顯示，在申不害為相之前及去世之後，韓國屢遭入侵，尤其是秦國的入侵。但《史記》又專門強調，在申不害相韓期間，「無侵韓者」。劉向（前77—前6）曰，申不害相韓之時，「秦兵不敢至」。 誠然，韓國在此期間從未遭受入侵的敘述存在問題，確有證據顯示至少曾遭到一次侵犯。 只是，在那種環境下似乎也不可避免。畢竟，申不害相韓期間，韓國並未遭受任何足以大書特書的嚴重軍事打擊，仍可謂功勳卓著。免遭侵犯，不啻申不害之首要功績。 毋庸置疑，申不害也讓韓國軍隊強盛，但這一點不足為道。經歷一場與楚國或秦國的小戰，韓國必定遭受滅頂之災。然其時政策尤為錯綜複雜，外交比戰略更為重要。列國之爭猶如一大盤棋，以生死存亡為賭注。在這種博弈中，申不害顯得遊刃有餘。 其中在魏趙交戰時，我們可窺見其策略。對韓國而言，魏國乃敵侔之國，故最優策略應盟趙抗魏。如此，韓國可以覬覦魏國領土，甚或完全擊潰魏國，則韓趙可以瓜分之。然而，這會讓北方強鄰趙國坐大，儼然又一個魏國。申不害則建議韓國應當謙卑朝魏，既能免遭魏國入侵，又能令魏得志，靡於天下，諸侯惡魏而共同擊之。 後來這得以驗證，魏國遭受一系列戰爭持續弱化，其間韓置身事外，從而魏國不復為韓國之威脅。 當然，申不害亦曾警示，君主若完全專注於戰爭與侵略威脅，則自身也危在旦夕。因為如果缺乏對政府組織與官員監督的小心謹慎，最大的威脅可能正萌生於此。 當申不害身為國相，其接手之政府處於混亂中。韓國延續著兩大傳統癥結。一方面是鄭國長期困擾於內鬥。公元前455年，鄭人弒鄭哀公，另立新君。公元前423年，韓軍入侵鄭國，殺死鄭幽公。公元前398年，鄭繻公殺其相子陽。兩年後前396年，子陽之黨弒鄭繻公，另立新君。公元前375年，韓攻鄭而並其國。 另一方面，延及其前身晉國而言，韓國還更富鬥爭傳統。韓之故國晉國長期遭受卿族爭鬥撕扯，常引發內戰，晉國君主權力式微。公元前457年，晉出公試圖伐四卿，重新執掌晉國，但遭到聯合打擊，據說於出奔流亡路上去世。 最強之卿族智伯新立之晉公，又離奇死於公元前420年。《史記》載該年之晉國史曰「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但《史記》別處則曰，「魏誅晉幽公」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認三家分晉之事實，冊封三家為諸侯。韓國也由此獲得完全的法定地位。 在晉國中，韓世家捲入權謀、混亂、內戰數百年。韓國建立後數年，則有君主寵臣嚴遂雇刺客聶政刺殺韓相韓傀。 前文已述，公元前375年，韓滅鄭並遷都於鄭。而四年後， 韓哀侯被弒。 申不害於公元前354年履職韓相，這一政府班子不易掌控。他無法訴諸傳統獲致忠君觀念，其實，韓國無此傳統，世人皆知，韓國君主正是不忠於晉國君主才獲得政權。同時，申不害也無法求諸宗教權威或習慣道德，畢竟當時已禮崩樂壞、人心不古。 申不害相韓之時，西邊強鄰秦國正由商鞅執政。我們關於商鞅統治方略的知識並不確切，但可以通過史料記載以及《商君書》對其哲學較為準確的描述來呈現。 商鞅非常注重法律功效。「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 與重刑相應，商鞅主張以賞賜誘導民眾行為。商鞅認為，只要讓民眾相信賞刑絕對確定，他們就會按要求行動。 這種大棒加胡蘿蔔的方法在秦國取得成功，至少確實使之於公元前221年掃滅六國。然眾所周知，秦人之落後與原始，可能也使之相對易於管制。 雖然賞刑 在塑造人類行為的任何治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們也都有其局限。具備蔚為大觀的政府與軍隊實力，完全獨攬於君主，或許有能力以施恩與威懾統治馴化民眾。但這些方略不足以使君主控制官員。由此聯想到羅馬帝國的癥結似曾相識：誰能控制將領？羅馬帝國禁衛軍指揮官作為當時帝國的主宰者，正可隨意弒殺皇帝另立新君。 申不害似乎無意於商鞅之法，正如我們目力所及，他從未談論賞刑。對於圓滑世故的韓人來說，更為精巧的行政控制技術必不可少，而申不害正著力於此。一般認為，秦朝政府以商鞅思想為基礎。但饒有趣味的現象是，據列傳記載，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談及商鞅，乃視為過往變法人物，但一再提到申不害，視其為行政運作方法的締造者。 從韓非子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發現申不害執政韓國的背景描述：韓非是韓國貴族後裔，於申不害死後約六十年出生。其學綜合申商之說，批判商鞅不任術，而申不害不任法。《韓非子》曰：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 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 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十七 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 這自然是來自論敵的宣言。為了強調法， 韓非子如此激烈地批判申不害之失，並宣稱這是其未能讓韓國成為中原霸主的唯一原因。當然，此亦屬天方夜譚，在這一論點上，韓非子也未免過於抬舉韓國的實力了。 要是如韓非子所言，申不害實際上「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韓國簡直就無法存續。但在申不害相韓之時，韓國局勢無疑頗為混亂。寫於公元前二世紀的《淮南子》有一段話予以描述。 這段話開頭，實際上與《韓非子》那段的開頭幾乎相同，但結尾的差別意義深遠：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 ，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 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 生焉。 這表明申不害寫過關於「刑名」的書，旨在改革統治。 總的看來，我們所知申不害的舉措並不詳備。顯然他整頓政府，這涉及「術」與「刑名」。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究竟有哪些舉措，就必須探究其政治哲學以及運作原則。 關於申不害去世的背景，我們也一無所知。《史記》有兩處記載，可知韓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卒」。 可以清晰地看到，申不害一直任職直至壽終正寢，而不像當時其他許多官員死於非命。 申不害生平信息的匱乏，與同時代著名的商鞅形成鮮明對比。以迄今日，我們仍可一睹商鞅統治刻薄寡恩品格的某些細節。誠然，描繪商鞅者多仇視其學，或誇大其惡。刻畫申不害者亦鮮有善意，故而總是趨於貶低。然關於申不害的批判仍不過總為品格之指摘，而絕無殘忍或壓迫之控訴。據說商鞅很不得人心，而我們卻無從知悉申不害相韓之名譽，不管讚許還是訾議。看來，申不害之學誠以箴誡君主而晦澀不聞。 [1] 參見《水經注》卷二十二（22.31a）。該書引用竹書紀年的一段文字。真本《竹書紀年》是由王國維從諸多著作引文編輯而完成的部分復原工作。參見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16a）。至於今本《竹書紀年》，所有辨偽學者都視之為偽書。參見顧立雅《中國治道之源》（一），第483—485頁。 這一事件在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238頁也有論述。根據傳統年表，這場戰爭發生於公元前343年。按照陳夢家的年表則發生於公元前342年，參見陳夢家《六國紀年》，第31頁。 [2] 參見《史記·趙世家》（43.41；沙畹譯：《史記》（五），第59—60頁）載：「十三年……（趙）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趙成侯十三年按照傳統紀年是公元前362年，按照陳夢家（《六國紀年》，第30頁）紀年則是公元前361年。韓昭侯不會晚於公元前358年即位。 關於韓昭侯統治時間的複雜問題，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200—202頁、陳夢家《六國紀年》第70—71頁均有考證。錢穆定為始於公元前362年，陳夢家則定為始於公元前361年。陳夢家的結論更為合理，所以韓昭侯八年就是公元前354年。 [3] 錢穆也於此解釋，這意味著申不害此時被任為相，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237頁。《韓非子》顯然就該事有另一版本：「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9.13a）；廖文魁譯：《韓非子》（一），第304頁；《申子》25（a）。這也印證申不害在此時擔任韓相。 錢穆認為申不害於公元前355年為相，而這次邯鄲之圍發生於第二年，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237頁。這有可能，但陳夢家的年表則將兩件事置於同一年，似乎更妥。陳夢家將《戰國策·韓策三》（28.3a；柯潤璞譯：《戰國策》，第494—495頁；《申子》26）涉及的「韓人攻宋」事件定於公元前353年，這就非常吻合。 [4] 《史記》載申不害於韓昭侯八年成為相，而死於韓昭侯二十二年。錢穆確定韓昭侯八年於公元前355年，也認為這是申不害為相之年。但是，在申不害的去世時間上，錢穆假定，據《史記》所載定為公元前337年無誤，卻認為這一年應為韓昭侯二十六年。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202、238頁。不過，錢穆似乎從來沒有給出任何證據，證明公元前337年可視為申不害的去世時間。如果他認同《史記》的證據，又調整韓昭侯的統治時間，那麼似乎應當認為申不害死於公元前341年才是。 我認為陳夢家的紀年更可取，如果認同其紀年，就可以斷定申不害死於公元前340年。要不然，我們就遵從通說，定於公元前337年。 [5] 參見陳夢家《六國紀年》，第81頁。這一年份的確定不乏堅實基礎，即真本《竹書紀年》載，鄭國統治者於梁惠王十七年赴梁（即魏）。參見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15b）；《水經注》卷二十二（22.27a）。 28 [6] 《韓非子·二柄》（2.7a）；廖文魁譯：《韓非子》（一），第49頁。王先慎在《韓非子集解》（2.8ab）中校改為「殺典冠」，廖文魁之英譯本亦從之。不過，王先慎乃據《意林》而校改。但很明顯，有如一般匯集引述之類書，往往在其書中大量簡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述文本。據此類書校改原始文本尤應謹慎辨別。我頗為認同陳啟天在《韓非子校釋》第208頁注4拒絕這一校改的理由。 與我一樣，克羅爾（J.L.Kroll）在《張湯的越宮律》一文第317頁對這段話的翻譯亦從陳啟天之解釋。 [7]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