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 · 第一章 申不害是誰

公元前141年的一個冬日，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簽署了一份註定對芸芸眾生產生深遠影響的詔書。一個如此年幼的男孩並不常有這種機會決定人們的命運，但是這個男孩原本就非同尋常。他正是漢武帝，他開啟了一段令中華帝國戰亂頻仍的統治，直至五十五年之後駕崩為止。 他所簽署的詔書是常謂為「儒家勝利」的第一步。漢武帝統治時期，是一個中國政府與儒學旗幟進行名義上聯姻的進程，這段婚姻將隨著分合興衰持續長達兩千年。公元前141年，當漢武帝掌權伊始，儒家大臣們無疑意識到，必須充分利用他們對這位剛愎自用的男孩的暫時支配優勢。他們主張罷免一些治異端學說的賢良，奏請漢武帝准許。在這串被宣布禁止的異端學說名單中，第一個名字便是申不害。 那我們也許會追問，申不害是誰呢？不僅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的西方人會有此一問，而且即便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可能同樣對這位人物聞所未聞。一些中國哲學史家甚至也對其置若罔聞。其實，申不害並非從來就默默無聞，可頗為諷刺的是，公開宣顯申不害之名的高光時刻，正是公元前141年下詔禁止其學之時。 作為一位履歷輝煌的韓國國相，申不害於公元前354年開始掌權。在經過約十五年或更長的持續執政後，他在職位上自然去世，這在那個艱難的時代可謂非同尋常。申不害不僅是一名從事實務的行政官員，還是一位行政哲學家。這一事實，不僅體現於與其有關的記述與軼事，還可以從以他命名的書中得到印證。 儘管這本書是本人親著，還是由後人集其言論所撰，如今已無法確證。 無論如何，顯然這本名為《申子》 的書於其時非常流行，有很多人自謂繼承其學。申子提倡一種高度集權、緊密組織的政府類型，這在當時的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仍未曾被付諸實踐。公元前221年，秦國掃六合完成一統，並建立了一個在諸多方面符合申不害所倡特質的政府。 秦政府受到普遍的誤解。人們常認定秦政府的運轉幾乎純粹建立在恐怖統治的基礎上，即便對輕罪也施加重刑，以迫使人們遵從統治秩序。誠然，存在這樣一種恐怖統治。它基於一套「賞刑」的統治哲學，由申不害同時代的商鞅所發明。 然而，值得懷疑的是，像秦這麼一個龐大帝國的有效統治可以僅僅立足於「賞刑」，就算只持續十五年。秦政府理念的發明家李斯曾清晰指出，刑事法的運用導源於商鞅，同時秦也藉助於申不害（這方面全無「賞刑」話語）關於政府組織與技術的哲學。 公元前206年，漢朝取代秦朝，秦朝依賴的酷刑被全盤清算。但與此同時，這一鼎革又引導漢政府正確地沿襲秦代政府組織與技術，並任用許多曾仕於秦政府的人士。這些現象引致了儒家持續而尖銳的批判。然而，這仍指引著漢政府，在竭力公開斥責「暴秦」並與之劃清界限的同時，未曾拋棄秦朝的行政組織與技術。當然，他們也做不到。 中國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建立在一種微妙的平衡秩序上，且易於遽爾傾塌陷入混亂。能使這台巨大機器保持經濟、政治、軍事全方位運轉的其他行政系統，可謂付之闕如。 於是，漢代早期申不害哲學仍相當流行便不足為奇。其書之抄本顯然相當富足，我們也能看到學者們、政客們甚至皇帝們研習其學說。申子位於公元前141年的禁止名單之首，無疑也是這股潮流的勢所必然。 然而，這一詔令似乎幾乎使申不害的名字、思想與存在本身被束之高閣。於是，人們的焦點都集中於所謂儒學經典的研究上，儒學成為通往所有職業中最具殊榮之職官階層的獨木橋。富有戲劇意味的是，公元前124年公孫弘從養豬人搖身一變成為國家丞相，據說就是因為精通《春秋》。這事發生後，《史記》載：「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史記》約成書於公元前100年，其中長篇列傳用以記載重要程度不及本紀、世家的人物。不過，作者司馬遷只在一篇列傳中以屈屈六十八字處理申不害。申不害的諸多行政哲學被那種稱為「官學儒學」（orthodox Confucianism）的奇妙學說所汲取，這種學說對先秦孔子來說非常陌生，正有如佛教之於喬達摩本人。但是這種汲取並沒有予以相應名譽，儒者既無視又否棄申不害。他的學說也許就是在無意之中被誤解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到公元一世紀真正理解其學說的人已屈指可數。申不害不再是一個知名人物，也不再如過往那般被銘記。 但申不害之學絕非再也無人問津。的確尚有其人，只是已縮聚為一個直接攸關政府運轉的位於統治頂層的小圈子。漢宣帝（前73—前49）就特別好觀《申子》中的《君臣》篇， 並令一名官員訂正文本。著名政治家諸葛亮（181—234）也將《申子》奉為集中研究的書目之一，據說還親手抄寫。通觀那幾百年可以發現，不時會有一些身居高位者關注申不害的哲學，只是其影響難以評估。《申子》一書有時被列入正史的經籍志或藝文志，有時則被忽略。直到1616年，在一份私人藏書目錄中仍可見《申子》一書，但自那以後該書似乎就完全佚失了。 不管在中國還是西方，現代學人更是極少提及申不害。馮友蘭在其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中，以不到一段的文字對申不害進行了評論。在1953年出版的《中國思想》中，我自己也只用六行予以處理。 如果申不害的理念及其重要性與影響力均稀鬆平常，這麼做就無可非議。但是，他的思想卻可謂獨樹一幟。 中國人的智識和精力主要用在了政治機構發展上。在行政機關方面，中國取得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早在公元前一世紀，他們就運用在現代之前其他地方尚未具備的紛繁技術，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政府進行控制，從而鞏固一個幾千萬人口生活的國家。范·德·斯普林克爾（O.B.van der Sprenkel）寫道：「幾乎到十八世紀末，中國在行政組織問題方面仍遠比世界其他地方先進。」 這裡可以提出兩種技術作為例證，也順便可直接追溯到申不害的影響：官員考試與官員考績制度。 中國行政技術的影響遠超中國版圖，對東亞國家以及很多中亞國家政府系統產生的影響不言而喻。較少檢驗的是對歐洲的影響。這最早仍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隨著現代官僚統治國家在西方的發展，這種影響也變得愈發重要， 甚至已持續到二十世紀。 當然，若把這種卓著的中國行政系統歸為申不害或某位人士的發明，純屬天方夜譚。那是在他的時代以前，歷經數百年甚至上千年檢驗試錯的結晶。只是看起來申不害比其他人更敏銳地察覺這一發展進程中隱含的原則，並予闡幽抉微。他對後世政府結構及其實踐的巨大影響毋庸置疑。因而，在中國行政系統的創造方面，申不害的影響就比其他人物高出一籌。 申不害思想的重要性還有另一個理由，不僅對研究中國而言，對於研究一般的政府問題也是如此。真正抽象的行政理論猶如鳳毛麟角。作為關於西方古典政府的重要理論，柏拉圖（Plato）與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往往恰如其分地被引用，不過他們傾向於假定城邦是唯一合適的政府單元。於是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一個恰當規模的國家必須限制其公民數量，使國家足夠小，從而人們可以「了解每個人的品格」。 城邦的觀念繼而影響羅馬人，甚至持續到他們統治一個龐大帝國之後。奇怪的是，羅馬人雖如此渴求開疆拓土，卻似乎對行政原則興趣索然。 不管如何，在我們的時代，在主要由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開闢發展出來的研究之前，真正抽象的行政理論難以找尋。而即便在韋伯的分析中，也有某些傾向源於他自身的時代背景，而非純粹嚴密檢驗的結果。 誠然，我們都不可能生活於真空，各自理念固然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回應或抗爭所處的環境。申不害也不例外。然而，他能從塑造絕大多數中國政府哲學家的思想因素中解放出來，這種程度已經引人矚目。他從未求諸宗教力量、歷史傳統、家庭紐帶、忠誠品格。他的政府系統幾乎完全基於行政技術及應用心理學。若將其言論與我們同輩的社會科學家們相比，就會驚訝地發現，申不害所應對的往往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也達致類似結論。 這平添了申不害理論的獨特旨趣。時空疏隔如此，申不害卻幾乎為我們所身處的狀況給出某種隔絕的「實驗室」結果。雖然他處理的並非組織城邦的任務，而是如何管理廣袤土地上眾多人口的問題，但就人這一本質要素而言，這些問題是共通的。 留給我們的資料並不可觀，且充斥著對申不害的扭曲理解。關於申不害的評價，包括其同時代的那些評語，有時帶有偏見痕跡。其人生平資料極為匱乏，其書則似乎不可逆轉地亡佚，所以為了理解其思想，我們必須立足於其言論的引用，以及在其他著作中保存的原書引述。後者已被視為偽作，然而，通過謹慎考證可以發現，有理由相信其中很多不偽，當然並非全部。這些申不害的口述或文字非常艱深，蘊涵於其中的理念相當晦澀。這一難題在很大程度上還混合於一個事實，即申不害選擇以最隱晦的語言（這對掙扎的譯者來說似乎是種虐待之樂）進行自我表達。 也罷，這一思想太重要了，我們必須發現申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