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結語 現代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

一 歷史上的社會主義 再也沒有比對一場當代運動獲得清晰的歷史認識更困難的事情了。這種現象近在眼前，使人難以窺其全豹。歷史的判斷首先需要距離。 凡是有歐洲人或歐洲移民後代居住的地方，如今我們都能看到正在當班的社會主義；在亞洲，它是把歐洲文明的反抗者團結在一起的旗幟。只要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導地位沒有發生動搖，歐洲用數千年時間建起的整個文明的合作制度，將在短期內分崩離析。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是不可能實現的。工廠、礦山和鐵路將逐漸荒蕪，城鎮將被遺棄。工業地區的人口將會消亡或是漂泊他鄉。農民將退回到自給自足的封閉式家庭經濟。如果沒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從長遠看除了滿足個人需要的即采即食的生產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生產活動。 我們無須詳細描述這種轉變的文化和政治後果。東方草原的遊牧部落將再次闖入歐洲大肆掠奪，迅如疾風的鐵騎將橫行無阻。在這片人煙稀少，資本主義高技術遺留下的武器陳舊不堪而失去防禦的土地上，誰還能抵擋他們？ 這是一種可能。然而也有另一些可能。也許，有些國家繼續維持著社會主義，另一些國家則恢復了資本主義。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會走向社會的衰落，資本主義國家則會步入更高級的勞動分工階段，在基本的社會法則的推動下，終於使人類的絕大多數加入了個人的勞動分工，也使全球形成了地理上的勞動分工，它們將迫使落後的民族接受文明，若是抵抗就摧毀它們。那些避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或在這條路上中途停頓的民族的歷史命運一向如此。 我們也許嚴重誇大了目前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性。它的意義大概不比中世紀對猶太人的迫害、方濟各教派運動或宗教改革時期對私有財產的攻擊大多少。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也許不比克尼佩爾多林和博克爾松[1]的再浸禮宗（anabaptist））在明斯特的統治更重要；它與後者之間的差別，也許不比現代資本主義和16世紀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別更大。正如文明戰勝了那些攻擊一樣，它也有可能在我們時代的大動盪中變得更加強大，更加純潔。 二 文明的危機 社會是意志和行動的產物。惟有人類能夠產生意志和行動。一切集體主義哲學的神秘主義和象徵主義，都不可能幫助我們抹煞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只能象徵性地談論社群的思想、意志和行動；社群的自覺思維、意志和行動這些概念只能是一種擬人化的說法。社會和個人是互為前提的；集體主義者認為在邏輯上和歷史上均先於個人而存在的集體，也許是畜群或遊牧部落，但它們絕對不是社會——通過有思維的動物的合作而形成和存在的協作團體。人類使自己的行動變成互為條件的合作，由此創造了社會。 社會合作的基礎和起點在於締造和平，而和平是由相互承認「財產現狀」構成的。從受到暴力維護的「事實上的擁有」（defacto having），產生了所有權這個法律概念，同時也產生了法律秩序以及維持這種秩序的強制部門。這一切都是自覺的意願和自覺的目標的結果。但是這種意願僅僅看到並希望獲取最直接的後果；至於更遙遠的結果，它什麼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締造和平和行為準則的人，只關心眼前、今天或今年的需要；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同時也在建設人類社會這個偉大的構造。因此，人們在創造個別的制度——它們共同維持著社會有機體——時，心裡只想著一時的效用。每一種這樣的制度對其締造者似乎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他們一直不了解這些制度的社會功能。 人類的頭腦是逐漸認識到社會的相互依賴性的。最初，社會對於人來說是一種如此神秘莫測、難以理解的形態，他為了把握它的起源和性質，只好假設有個冥冥之中的神祇在引導著人類的命運，直到他在自然科學中否定了這種觀點之後很久依然如此。康德所說的引領人類走向一個特定目標的「自然」，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都是這種方法最新的偉大表述。不藉助於形上學，根據人類的行為對社會進行的解釋，仍然有待於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提出。惟有這種社會哲學成功地解釋了私有財產的社會功能。它不滿足於把不可分析的正義概念作為既定範疇加以接受，或是用莫名其妙的對正義行為的嗜好去解釋正義。它把自己的結論建立在對行動結果的思考和對這些結果的評價上。 按照老立場的判斷，財產是神聖的。自由主義摧毀了這道光環，就像它摧毀了其他所有光環一樣。它「拆除」了財產的基礎，使它變成了一個功利主義的世俗問題。財產不再是絕對的價值，只有工具的價值，這就是說，只有功利的價值。在哲學上這種觀點的轉變並不特別困難，只是用較為恰當的信條取代了不太恰當的信條而已。但是，在群眾的生活和意識中發動一場根本性的思想革命，卻不會這般順暢平安。千百年來一直受人敬畏懼怕的偶像被摧毀，心驚膽戰的奴隸獲得了自由，這可不是等閒小事。過去的法律之為法律，乃在於它是由上帝和良知所規定，而現在人們自己可以隨意制定法律了。確定的事情變得不確定了；對錯善惡這些概念都開始變得捉摸不定。古老的法典被廢棄了，現在只能由人類為自己制定新的律條。用議會辯論或和平的投票是做不成這件事的。只有當心靈被深深打動，欲望被解除了束縛時，修訂道德法典才行得通。要想承認私有財產的社會效用，必須首先使人相信其他一切制度都是有害的。 這便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激戰的本質，如果我們認識到道德生活的其他一些領域也在發生同樣的過程，這一點就變得更為明顯。財產問題並非今天正在討論的唯一問題。令整個世界顫抖的殺戮問題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它同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也是如此。在性道德方面，古老的道德信條也在發生變化。一直被視為禁忌的東西，出於道德和幾乎神聖的原因而得到服從的法則，如今則根據它們在促進公共福祉方面的重要性加以規定或廢除。這種對行為規範的基礎的重新評估，難免引起對至今一直有效的各種準則的全面修改。人們問道：它們真的有用嗎？真不能廢除它們嗎？ 在個人的內心生活中，至今無法取得的道德平衡造成了嚴重的心理衝擊，這便是醫學上人所熟知的精神病。[2]這是我們這個道德轉型的時代，這個「各民族精神青春期」的典型疾病。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懷著恐懼見證的各種衝突和謬論帶來了相互傾軋。一個人是否能從青春期的麻煩和恐懼轉變為平和和健全，無論他是否帶有長期阻礙他發展個人能力的創傷，這對於個人的生活至關重要；同理，人類社會以何種方式奮力克服棘手的組織問題，也事關重大。一邊是進一步加強個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從而達到更高的幸福水平，另一邊是合作的衰敗和由此導致的財富減少：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第三種選擇是不存在的。 偉大的社會辯論只能藉助於個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動進行。社會的生命和行動只存在於個人之中；它僅僅是他們的某種態度。每個人都肩負著社會的一部分；別人不會為他承擔他那一份責任。假如社會走向毀滅，那麼誰也不能給自己找到一條生路。因此，基於自身的利益，人人都要熱情地投身於這場思想之戰。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因為每個人的利益都維繫於它的結果。無論是否做出選擇，每個人都無法逃避這場偉大的歷史性鬥爭，無法逃避這場我們的時代使我們捲入其中的決戰。 不是上帝或某種神秘的「自然力量」創造了社會。它是由人類創造的。從所有事件的因果關係允許我們談論自由意志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是繼續發展還是走向衰亡，掌握在人類的手中。社會是好是壞，也許是一個個人判斷的問題；但是，無論何人，只要他喜歡生不喜歡死，喜歡幸福討厭痛苦，希望富足不想受窮，他就必須接受社會。無論何人，如果他希望社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他就必須無保留地接受生產資料私有制。 * * * [1] 博克爾松（Johann Bockelson，1508—1535）另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約翰·萊登（John of Leiden）。他和克尼佩爾多林（Bernt Knipper-dolling，1490—1536）都是荷蘭人，也是再浸禮宗信徒讓·麥特吉斯（Jan Matthyszals）的追隨者。1533年再浸禮宗教徒成為明斯特城的統治者。博克爾松任市長。他是個極富魅力的空想家，經常表現出一些野蠻的極端行為，有一次發瘋時，甚至把自己四個妻子之一砍了頭。再浸禮宗統治的明斯特在1534年受到圍攻，麥特吉斯被殺。博克爾松繼承了他的「先知」稱號。克尼佩爾多林最初是博克爾松的對手，後來卻與他同流合污。明斯特城於1535年從再浸禮宗手裡奪回，博克爾松和克尼佩爾多林都被殘酷地處死——英文版出版者注。 [2] Freud，Totem und Tabu（Vienna，1913），pp.62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