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附錄 簡評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體系的嘗試

對於各種思考某種適用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核算體系的嘗試，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兩大類。在這樣做時，我們不考慮以勞動價值學說為基礎的著述，因為它的起點就是錯誤的。第一類可以被稱為工團主義的虛構。第二類觀點試圖通過假設經濟數據一成不變，以此迴避不可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前面的闡述（見本書第97—130頁）已經證明，這兩類觀點的錯誤是十分清楚的。以下我對兩種典型設想的批判，只是為了做出進一步的澄清。[1] 在一篇題為「社會主義核算」（Sozialistische Rechnungsle-gung）[2]的文章中，卡爾·博蘭尼試圖解決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核算問題」，據他說，「這是得到公認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關鍵問題」。博蘭尼首先無保留地承認，他認為「在集中管理的經濟中」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3]他試圖為這個問題設想一種解決方案，僅僅是針對「按照功能進行組織的社會主義的過渡經濟」，這是他對一種與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大體一致的社會類型的稱呼。然而不幸的是，他對自己的體系的性質和可能性的認識，其含糊不清的程度並不亞於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認識。他考慮讓政治共同體「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這種所有權並不意味著直接安排生產的權利」。這種權利屬於由不同生產分支的工人選舉出來的生產者協會。各個生產者協會要組成生產者協會總會，它「代表全部的生產」。它面對的是「公社」（Commune），即社會的另一種「功能性的主要協會」。公社不但是政治機構，也是「共同體更高目標的真正承擔者」。這兩種功能性協會分別「在自己的領域履行立法和執行的功能」。這些功能性的主要協會之間的協議構成了社會的最高權力。[4] 這個體系的缺陷是它逃避核心問題——社會主義還是工團主義——的曖昧態度。和基爾特社會主義一樣，博蘭尼把生產資料所有權明確授予社會，即「公社」。他這樣做時似乎認為自己已經說得很到位，可使他的體系避免被人指責為工團主義。可是接下來的一句話他便收回了他前面的說法。所有權就是處置權。假如處置權不屬於公社而是屬於生產者協會，那麼後者就是所有者，我們看到的便是一個工團主義的共同體。二者必居其一：在工團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可能有妥協折中。博蘭尼沒有理解這一點。他說：「同一個人的各個功能代表（協會）之間絕不可能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這是每一種功能體制的基本理念。在發生衝突時，由公社和生產者協會的聯合委員會，或是由最高憲法法院（協調機構）來解決衝突，但後者沒有立法權，只有執行權（維持法律和秩序等等）。」[5]然而，這種功能性政體形態的基本思想就是錯誤的。假如政治議會是由人人享有平等投票權——博蘭尼所有類似的體系都規定了這種條件——的全體公民選舉產生，那麼這個議會與生產者協會總會——它是一種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選舉結構的產物——之間也許很容易發生衝突。這些衝突不可能由聯合委員會或法院解決。只有聯合委員會中的這個或那個主要協會占有壓倒優勢時，它才能解決糾紛。假如兩者勢均力敵，這個委員會不可能做出裁決。假如兩個協會中的一個有壓倒優勢，則終裁權就歸它所有。法院無法解決政治或經濟實踐中的問題。法院只能根據已有的、適用於具體案件的規則做出裁決。假如它要處理效用問題，它實際上就不再是法院了，而是變成了最高政治權力，那麼我們就委員會所說的一切也適用於它。 假如終裁權既不屬於公社也不屬於生產者協會總會，這種體系根本無法運轉。假如終裁權屬於公社，我們肯定會看到「集中管理的經濟」，也就是說，正如博蘭尼承認的，不可能進行經濟核算。假如是生產者協會有決定權，我們看到的便是一個工團主義共同體。 博蘭尼在這個基本問題的糊塗態度，使他把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案當成了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他說的那些協會及其下屬機構維持著交換關係；它們像所有者那樣有供有求，由此形成了市場和市場價格。但是，由於他認為自己彌合了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所以他沒有意識到這同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我們還可以指出博蘭尼這個體系的細節中的很多其他錯誤。但是以他的基本錯誤來看，這些錯誤都沒有多少意義，只是博蘭尼的思路所特有的。那個基本錯誤卻不是博蘭尼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體系共有的。博蘭尼的優點是他比其他作者更清楚地闡述了這個體系，因此他也更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弱點。不過，他認識到在沒有市場的、集中管理的經濟中不可能進行經濟核算，對此應當給予適當的表揚。 討論我們這個問題的另一位作者是愛德華·海曼。[6]他是倫理或宗教社會主義的信徒。但是他的政治觀點並沒有使他漠視經濟核算問題。他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追隨著馬克斯·韋伯的論證。韋伯認為這對於社會主義來說是個「絕對核心的」問題，並且在批駁奧托·紐拉特的「實物核算」這種幼稚夢想的詳細討論中，證明了沒有貨幣和貨幣核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經濟行為。[7]所以海曼試圖證明，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能進行核算。 博蘭尼思考的是同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聯繫在一起的制度，海曼則提出了類似於德國的計劃經濟觀念的方案。然而十分醒目的是，在唯一重要的一點上，他的論證跟博蘭尼差不多：他們應當交代清楚按計劃經濟組織起來的社會劃分出的各個生產團體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都語焉不詳。所以海曼才能談論在市場上出現的那種貿易，[8]卻不提全面而徹底實行的計劃經濟是沒有貿易可言的，對於似乎可以稱為買和賣的現象，根據其性質應當做出十分不同的描述。海曼犯下這個錯誤，是由於他認為計劃經濟的首要特點是生產分支的壟斷性合併，而不是生產活動對中央部門統一意志的依附。這個錯誤尤其令人詫異，因為「計劃經濟」這個名稱以及為支持它而提出的所有論證，都特彆強調經濟指令要具有統一性。海曼確實看到了利用「生產無政府」之類陳詞濫調進行宣傳的空洞。[9]可是這本應使他切不可忘記，正是這一點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判然有別。 海曼像大多數討論計劃經濟的作者一樣，也沒有注意到實行計劃經濟的邏輯結果只能是一種純粹的社會主義，它與嚴格實行中央組織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外表的差別。在中央權力的統一指令下把每個生產分支的管理委派給似乎獨立的部門，這並沒有改變只有中央權力在下達指令的事實。決定各部門之間關係的不是市場上的買賣人的競爭，而是權力當局的命令。這裡的問題是：對這種權力干預的作用不存在任何可以用來衡量和核算的標準，因為中央權力不可能受到市場中形成的交換關係的指引。它確實是根據各種替代關係進行核算，這種關係是由它自己決定的。然而這種決定是任意的，它不像市場價格那樣是根據個人的主觀評價以及通過全體生產和貿易當事人的合作形成的對生產者的商品的估算。因此，理性的經濟核算不可能把這種決定作為依據。 海曼利用成本理論為這個問題構思出一種表面的解決辦法。經濟核算是建立在成本的計算上，價格是根據交給會計部門的包括工資在內的平均生產成本核算出來的。[10]放在五六十年以前，這也許是一種能讓我們滿意的辦法。但是在今天看來就不夠了。 假如我們所說的成本是指改變生產要素的用途能夠避免的效用損失，那就不難看出海曼是在循環論證。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只有來自中央權力的一道命令能夠使產業利用各地的生產要素，而問題恰恰在於中央權力是否能夠進行這樣的核算，使它能夠根據這種命令做出決定。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裡試圖以最有利可圖的方式利用物品和服務的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在計劃經濟中已被最高權力的計劃行為所取代，一切可以想像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無不如此。然而，只有通過企業家的競爭，通過他們相互爭奪生產原料和勞動力，才能形成生產要素的價格。如果生產是「按照計劃」進行，也就是說，是由主宰一切的中央權力來實施，盈利性核算的基礎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實物核算了。海曼說：「只要消費品市場上存在著真正的競爭，由它所決定的價格就會向生產的各階段擴散，這決定了定價是理性的；而且這種定價是獨立發生的，與生產資料市場的參與者的體制無關。」[11]然而，只有在存在真正的競爭時才會是這種情況。海曼把社會想像成一些「壟斷者」組成的協會，即社會主義社會各個部門組成的聯合體，它們被委派從事某個範圍明確的生產領域的專門工作。就算這些部門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但這並不是競爭，因為中央權力已經事先為它們劃定了活動領域，它們不能脫離這個領域。只有當人人都在生產贏利前景似乎最好的東西時，才存在競爭。我已經證明，惟有生產資料私有制能為這種生產提供保障。 海曼所描繪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考慮把原料變成消費品的當前過程；因此它使人覺得各個部門能夠獨立開展工作。比生產過程的這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資本的更新和新增資本的投資。這才是經濟核算的核心問題，而不是如何運用現有流動資本的問題。這種關係到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決定，是無法建立在消費品的貨幣需求上的。人們必須展望未來，即必須「投機」。海曼的方案是根據當前的消費品需求機械地或自動地擴大或限制生產，在這個領域是完全無效的。通過返回成本來解決價值問題，只能滿足一種理論上可以設想的平衡狀態，這種狀態是可以想像的，在經驗中卻是不存在的。只有在這種想像的均衡狀態下，而不是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經濟中，價格和成本才能是同步的。 因此，以我的判斷，海曼為解決這個我已證明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做的努力，是以失敗告終的。 * * * [1]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vol. LI，pp.490—495. [2] Ibid.，vol. XLIX，pp.377—420. [3] Ibid.，pp.378 and 419. [4]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qft，vol. XLIX，p. 404. [5] Ibid.，p. 404 n20. [6] Heimann，Mehrwert und Gemeinwirtschaft，kritische und positive Beiträge zur Theorie des Sozialismus（Berlin，1922）. [7] 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op. cit.，pp.45—49. [8] Heimann，op. cit.，pp.184 ff. [9] Ibid.，p. 174. [10] Heimann，op. cit.，p. 185. [11] Idid.，pp.188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