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三十四章 破壞的方式

一 破壞的手段 社會主義為達到它的目的採用了兩種手段：第一種手段直接致力於讓社會皈依社會主義；第二種手段是通過破壞建立在私有財產上的社會秩序，間接地完成這種轉化。主張社會改良的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中的漸進派喜歡前一種手段；後一種手段則是革命社會主義的武器，它首先關心的是摧毀舊的文明，為建設新文明清理場地。第一種手段是把企業收歸城市和國家所有，第二種手段是搗亂和革命。 這種區分的實際意義因為一個事實而大打折扣，兩幫人造成的後果並無太大差別。如我們前面所說，甚至以創建新社會為目標的前一種直接手段，也只能破壞不能創造。可以說，已經主宰世界數十年的社會主義政策，自始至終都在從事破壞。在共產主義者的政策中，毀滅的意志是如此清晰，沒有人會對它視而不見。布爾什維克行動中的破壞主義雖然比另一些政黨更易於辨認，但從本質上說，破壞主義在所有社會主義運動中是同樣強大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這種所謂的「經濟政策」，除了毀滅經濟生活之外沒有任何作用。各種禁令和管制有著設置障礙的普遍傾向，由此培養了浪費的風氣。這種政策在戰時就找到了很多理由，實際上是給企業家的經濟行為統統扣上了違法的帽子。生產雖然已經變得不那麼合理，但是仍在進行，這僅僅是因為破壞主義法律和措施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執行。它們一旦變得更加有效，飢餒和大衰敗將成為今天所有文明國家的厄運。 我們的整個生活就被這樣交付給了破壞主義，人們很難再指出一個未受它侵蝕的領域了。「社會」藝術在宣揚它，學校在教導它，教堂也在傳播它。最近二三十年來，文明國家的立法部門制定的每一部重要法律，幾乎都向破壞主義至少做出了稍許的讓步；法律完全受著它的支配。要想全面解釋破壞主義，就得寫一本歷史書，介紹這個給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做好準備並使其發生的年代。此時此刻是無法承擔起這項任務的。我們只能滿足於發表少許評論，它也許有助於人們理解破壞主義的發展。 二 勞動立法 在破壞主義政策所採用的手段中，對勞動的法律保護從其直接後果看最為無害，但是作為破壞主義思想的後果，這方面的社會政策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主張保護勞動的人喜歡把這個問題與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的情形做類比，後者導致了一些對莊園制度下的勞動者加以保護的措施。當時的國家試圖逐步使農奴獲得自由，它的干預使農民的勞役不斷減少，今天的勞動立法據說也與此相似，僅僅是為了提高受工資奴役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地位，使他們過上人的生活。然而這種比較是很成問題的。對農奴勞役施加的限制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農村的勞動量。強迫勞動以及貧困在數量和質量上的下降使農民有了自由，他既可以改良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也可以從事僱傭勞動。不自由的農民有利的大多數措施，一方面是為了增加農業勞動的強度，另一方面是為了工業生產而解放勞動力。當農民政策最終消滅了農業勞動者的強迫勞動時，它並沒有消滅勞動，而是增加了勞動的機會。現代社會政策對工作時間進行「管理」，把工時限制在每天十、九、八個小時，或把各種官員的工時規定為六小時甚至更短，其作用卻大不相同，因為它減少了工作量，從而也減少了產量。 這些限制勞動的措施的作用太明顯了，人們不可能對它視而不見。這便是擴大對勞動的法律保護、要求徹底改善勞動條件的努力總是遇到強烈反抗的原因。國家主義的作家都在說，勞動時間普遍縮短，女工和童工逐漸消失，夜班受到限制，這些都要歸功於立法干預和工會的活動。[1]這種態度表明，他們仍受到一些對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沒有好感的小圈子的影響，這些人對產業化的工資勞動者的特點持有一種觀點，認為工廠化的產業特別討厭受過充分訓練的勞動力。據說，它更喜歡的不是受過全面培訓的專業工人，而是沒有技能的勞動力、力氣小的婦女和羸弱的兒童。因為一方面它只想生產品質低劣的大眾商品，製造這些東西不必使用有技能的僱工；另一方面，機器生產中的簡單動作使工業可以雇用未成年和沒有力氣的人。據說，工廠只有壓低工人工資才能賺錢，它們當然要雇用沒有技能的工人、婦女和兒童，並且要儘量延長工時。據說，看看大工業的演化過程，便可以證實這種觀點。可是，大工業最初只能滿足於這種勞動力，因為當時它只能雇用技工行會以外的人；它只能接受沒有訓練的婦女兒童，因為只有這些人可以雇用；它不得不把生產過程設計得能夠適應素質低下的勞動力。工廠支付的工資要低於技工所得，是因為產量較低。由於同樣的原因，工時也比技工更長。只有當這些局面逐漸發生了變化，大工業才能改進它的勞動條件。工廠最初別無選擇，只能雇用婦女兒童，因為它雇不到訓練有素的工人。但是當它通過競爭戰勝了那種過時的勞動制度，把那裡的就業工人都吸引了過來，它就改變了勞動流程，有技能的男性工人也就成了主要勞動力，婦女和兒童只好逐漸退出工業生產。工資也有了提高，因為效率高的工人的產量要高於女工和童工。工人家庭的妻兒不再需要掙錢餬口了。工時也減少了，因為同那些素質差的勞動力的懶惰笨拙相比，高效率的工人的高強度勞動，使機器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2] 工時的縮短以及對雇用女工童工的限制，就大戰爆發時德國採取的這類改進措施而言，並不是贊成對勞動者進行立法保護使其不受自私企業家侵害的人取得的勝利。它們是大工業演化的結果，它不必再從經濟生活的邊緣尋找工人；為了適應高素質的勞動力它必須改善勞動條件。大體上說，立法僅僅是搶先一步完成了正趨於成熟的變革，或僅僅是批准了既成事實。它確實總想超出工業發展所允許的限度，走在它的前頭，但它無法把這種鬥爭維持下去。它受到的阻礙主要不是來自企業的抗拒，而是工人本身的抵制，這種抵制不會因為缺少聲張或宣揚而失效。因為工人本身必須直接或間接地為每一種保護性管制措施買單。限制女工和童工，就像限制雇用成年勞動力一樣，加重了工人支出的負擔。這種措施造成的勞動力供應的減少，確實提高了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單位產量的工資比重。這種提高是否足以抵消商品價格的上漲給工人帶來的負擔，是令人懷疑的。在就此得出任何結論之前，必須評估每一個具體事例的數據。大概可以說，生產的下降不可能導致工人實際收入的絕對增長。我們無須討論這件事的細節。人們只能說，如果勞動法在不止一個國家生效，它將導致勞動力供應的大幅減少。只要不發生這種情況，只要每個國家各行其是，在頒布勞動保護法上落在後面和新興工業國家抓住一切機會排擠老工業國的工業，那麼工人在市場上的地位就不可能通過勞動保護得到改善。有人打算通過國際條約使勞動保護得到普及，以此糾正這種狀況。但是，就算國際勞動保護比國內的運動更切合實際，大概也只能說，這一過程尚未超出工業的正常演進所達到的階段。 這種破壞主義態度顯然更多的是來自於理論，而不是來自落實勞動保護的行動，因為各種管制對工業發展的威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把理論變成實踐的企圖。工資勞動者受剝削的理論廣為傳播並迅速被人接受，首先要歸因於破壞主義，因為它一向不憚於用一種只能稱為煽情的手法去描繪工業生產的勞動條件。一邊是鐵石心腸的企業家和貪婪的資本家，另一邊是高尚的窮人和受剝削的工人，這種流行的形象已經變成了法律體系的前提。立法者已經學會了把企業家計劃的每一次挫敗視為公眾福利對那些寄生蟲的私利取得的勝利。工人已經學會了相信自己是在為資本的利潤而辛苦勞作，所以不必對它言謝；儘量偷懶耍滑是他為自己的階級和歷史承擔的義務。 勞動保護法的鼓吹者提出的工資理論漏洞百出。他們以不屑的態度看待西尼爾反對限制工時立法的論證，可是他們拿不出任何相關的東西去駁倒他根據靜態條件的假設得出的結論。「講壇社會主義」（Kathedersozialist）學派缺少理解經濟問題的能力，這在布倫塔諾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工資與勞動效率相一致的觀點大大超出了他的理解力，雖然存在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即干好工作可以比干不好工作得到更多的報酬，他卻構想出一種高工資增加勞動產量、低工資降低產量的「法則」。[3]當他接下來說，工時的縮短是提高勞動效率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時，他這種謬論再一次暴露無遺。 德國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爭取勞動立法的鬥爭對傳播破壞主義是多麼重要。《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說，英國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不僅是一次偉大的實踐上的成功，而且是一項原則的勝利；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第一次在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面前公開投降了。」[4]20多年以前，恩格斯甚至對《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做出了一種更拙劣的有著破壞主義本性的表示。他情不自禁地同意企業家的反駁對了一半。他認為這個法案將壓低工資，使英國工業失去競爭力。但是這並沒有讓他卻步。「當然」，他補充道，「如果問題是以十小時法案為極限，那英國就會毀滅，但是這個法案必然還會帶來其他的措施，這些措施一定會使英國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這個法案是前進了一步。」[5]假如英國的工業在與外國的較量中敗下陣來，革命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6]他在後來一篇文章中又談到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它已經不再是阻止工業發展的一種孤立的努力。它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環，這些措施將改變目前的整個社會形態，逐漸消滅以往的階級衝突。這不是反動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7] 爭取勞動立法的鬥爭的根本重要性，再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自由主義對手，都高估了這種具體措施直接造成的破壞性後果。破壞主義還在另一些戰線上向前挺進。 三 強制性社會保險 德國國家主義方案的精髓是社會保險。德意志帝國以外的人們也逐漸把社會保險視為政治家的眼光和政治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如果有人稱讚這種制度的神奇成果，另一些人也只能責怪它沒有走得更遠，還沒有涵蓋所有的階級，還沒有為受益人提供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應當享有的全部好處。據說，社會保險的最終目的是為每個生病的公民提供充分的照顧和最好的醫療服務，在他們因事故、疾病或衰老而失去工作能力，或找不到他們認為符合必要條件的工作時，為他們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 大凡秩序良好的社會，都不會冷酷無情地讓窮人和喪失能力的人餓死。總是存在著某種類型的部門，為不能自食其力的窮人提供幫助。隨著整體生活水平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攜手並進，對窮人的救濟也得到了改進。同時這種救濟的法律基礎也發生了改變。過去窮人不能提出權利主張的慈善活動，如今變成了社會的責任。做出了一些為救助窮人提供保障的安排。但是，人們最初並不想賦予每個人要求救濟和生活保障的法律權利。同樣，他們也不曾想過把那些靠社會養活的人說得全無污點。這不是冷酷無情。英國的《濟貧法》引起的辯論具體表明，人們十分清楚每一次擴大濟貧範圍都包含著嚴重的社會危險。 德國的社會保險和其他國家的類似制度，是建立在一種十分不同的基礎上的。維持生計是被賦予這種權利者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權利主張。權利人不因其社會地位而受到藐視。他就像國王、大臣或保險年金的領受人一樣，或是像任何簽訂了保險合同的人一樣，是國家津貼的領受人。此外，他有著不容置疑的資格去監督自己的所得等於他交納的數量。保險費總是要從工資中出，至於交費的是企業家還是工人自己，那是無關緊要的。企業家必須支付的保險費是以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代價的，因此會使勞動工資下降。如果供給的成本來自稅收，那麼顯然是工人直接或間接為它交費。 在那些支持社會保險的知識分子和實施它的政治家及國務活動家看來，有病和健康似乎是人體的兩種界線分明的狀態，可以毫不費力或確定無疑地做出清楚的區分。任何醫生都能診斷出「健康」的特點。「生病」是一種與人類的意願無關的生理現象，也不易受到意願的影響。有些人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裝病，但是醫生能夠拆穿他的騙局。只有健康的人才有完全的勞動力。病人的勞動力下降，這取決於疾病的嚴重程度和性質，醫生可以通過有著客觀標準的體檢，確定勞動力下降的程度。 這種理論中的每一種說法都是錯誤的。健康和生病並非涇渭分明。生病不是一種與自覺的願望以及在潛意識層面起作用的心理因素無關的現象。人的精力不但是其生理狀況的結果，而且大大取決於他的精神和意願。因此，以為能夠通過醫檢對生病與沒病以及裝病、對有工作能力的人和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加以區分，這種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有些人認為，診斷疾病和受傷及其後果的完全有效的手段，是事故和健康保險的可依賴的基礎，他們更是錯得離譜。事故和健康保險的破壞主義作用，首先便表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上：這種制度助長了事故和生病，延緩了康復，經常造成或至少加劇和延長了生病或事故後的功能紊亂。 有一種特殊的疾病，即在某些案例中由於傷害賠償權利的法規而出現的創傷性神經疾病（traumatic neurosis），已經因為強制性的社會保險而變成了一種全國性疾病。再也沒有人會否認創傷性神經病是社會立法的結果。大量的統計數字顯示，有保險的人在受傷後的康復時間要大大長於其他人，他們比沒有保險的人更有可能延長治療時間和患上長期功能紊亂。對抗疾病的保險助長了疾病。醫生的個人觀察和統計數字都證明，在官員、永久雇員和上了強制性保險的人員中間，疾病和受傷的康復時間都要長於另一些職業和沒有保險的人。可以證明，讓身體好起來、儘快做好工作準備的願望和必要性，在很大程度有助於一個人的康復。[8] 感覺中的身體健康與醫學意義上的健康是很不一樣的，人的勞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個別器官可以從生理上確定和衡量的狀況無關。不希望自己健康的人不僅是個裝病的人，而且是個不健全的人。假如保持身體健康、讓工作有效率的意願有所下降，也會引起疾病和勞動能力的喪失。社會保險削弱或徹底摧毀了人們保持健康和勞動能力的意願，從而造成疾病和勞動能力的喪失；它使人養成發牢騷的習慣——這本身就是一種精神病——和另一些類型的精神性疾病。總之，這是一種有可能鼓勵人們生病——姑不論事故——並使事故和疾病的生理和心理後果更加嚴重的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使人們在肉體和精神上都變得不健全，或至少有助於增加、延長和加劇疾病。 包括人類在內的每一種生物，都有很活躍的心理因素，人的表現為健康的意願和有所作為的心理因素，並非同社會環境無關。有些環境使它們加強；另一些環境使它們減弱。一個靠狩獵為生的非洲部落的社會環境，可以對激發這種因素髮揮決定性的作用。以勞動分工和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公民有著十分不同的環境，但非洲部落的道理對他們同樣適用。另一方面，如果一種社會秩序做出允諾，個人因生病或受傷妨礙了勞動，他不必勞動或只做一點工作也能活下去，收入不會明顯減少，這個社會就會削弱這種因素。問題並不像軍隊或監獄醫生的幼稚病理學所說的那樣簡單。 可見，社會保險使享有保險者的精神疾病成了一種危險的公共病。再對這種制度加以擴展，這種疾病也會愈演愈烈。任何改革都幫不上忙。我們不可能做到既削弱或摧毀健康的意願又不引起疾病。 四 工會 在評估工會的經濟和社會後果時，一個基本問題是，在市場經濟中，勞動者是否能夠通過結社和集體談判為全體工人爭取到長期維持下去的高工資。對於這個問題，經濟理論——無論是古典學派（包括它的馬克思主義一翼）還是現代學派（包括它的社會主義一翼）——都斷然給予否定的回答。公眾的看法是，事實已經證明了工會在改善勞動者狀況上發揮的作用，因為過去一百年來大眾的生活水平一直在穩步提高。經濟學家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解釋這個事實。根據他們的看法，這種改進要歸因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歸因於資本的積累及其帶來的成果，即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的提高。我們無疑要把更多的信任給予經濟學家的觀點，因為它們已被事實所證明，而不是相信一些人的幼稚天真信念，他們僅僅提出了一種屬於「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即「後此謬誤」的謬論（因發生在後，即誤認為因其引起）。確實，這個基本問題被成百上千位把畢生的工作獻給工會組織的可敬的勞工領袖完全誤解了；也被許多把工會視為未來社會基礎的傑出的慈善家徹底誤解了。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工會制度發展成了破壞主義政策最重要的武器，這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真正悲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此成功地掩蓋了工會的性質和特徵，使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工會是什麼以及它在做些什麼。人們仍然傾向於認為，工人社團的問題是個結社自由和罷工權利的問題。但是，是否應當賦予工人結社自由，或他們是否有權停工，即使這樣做違反勞動合同，這在幾十年前就已經不是問題了。任何法律都沒有剝奪他們的這種權利，工人個人因違反合同停工而可能受到的法律懲罰，在實踐中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因此，即使是破壞主義最極端的擁護者，也不會操心替工人要求任意違反合同義務的權利了。近年來，有些國家，譬如作為現代工會發祥地的英國，試圖限制工會政策的權力，它們的意圖不是為了消除它們所認為的工會的非政治行動。1927年的法案試圖禁止總罷工和聲援性罷工，但是它絲毫沒有干預結社自由或以增加工薪為目的的罷工。 無論是總罷工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把它視為一種革命手段，甚至從本質上說它就是革命本身。總罷工的要害在於，為了達到某種要求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徹底搞癱瘓社會的經濟生活。總罷工可以取得多大成功，可以由「卡普政變」[9]來證明，它得到了合法軍隊和一大群非法武裝支持，把政府趕出了首都，但是總罷工在幾天之內就把它打敗了。在這個事件中總罷工的武器是被用來捍衛民主。然而，有組織的勞工的政治態度是否值得同情並不重要。事實是，在工會勢力十分強大，能夠發動總罷工的國家，掌握最高權力的並不是議會和由它支配的政府，而是工會。正是由於認識到了工會及其工作的真正意義，法國的工團主義者才萌生出了他們的基本思想：政黨要想掌權，就必須運用暴力手段。切不可忘記，用來取代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調解教誨的暴力哲學，是以工會哲學起家的。工團主義並非他物，它就是法語對工會的稱呼。如今嚴重威脅著所有民主政府的俄國蘇維埃主義、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都是從革命工團主義者的教導中誕生的。工會問題的要害在於它強迫入會和強迫罷工。工會宣稱，它們有權強迫所有拒絕加入工會的人或它不允許其入會的人失去工作。它們宣稱有權隨意停工，並且阻止任何人頂替罷工者的職位。它們宣稱有權以暴力手段阻止和懲罰違反它們的決定的行為，有權採取一切措施組織這種暴力行動，以確保自己的成功。 任何社團的首領一上了年紀，都會變得縮手縮腳。好鬥的社團失去了進攻的欲望和採取迅速行動戰勝對手的能力。軍隊，尤其是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一次又一次認識到在年邁的將領指揮下難以獲勝。工會也不是這條法則的例外。因此，一些十分成熟的老工會有可能暫時失去它的破壞主義攻擊嗜好和好戰精神。當上了年紀的人抵制魯莽的年輕人的破壞主義政策時，破壞的工具會暫時變為維持現狀的工具。激進派正是基於這一理由不斷譴責工會，工會為擴張強制性工會制度而需要非社會主義者的幫助時，它們也正是以此為自己辯護。工會在破壞性戰鬥中的喘息總是短暫的。一次又一次贏得勝利的，是那些鼓吹向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發動不間斷猛攻的人。暴力因素不是趕跑了年邁的工會領袖，就是建立新的組織取代了老工會。事情只能如此。因為按照工會提出的基本理念，只能把工會這種工人社團當作一件破壞武器。我們已經證明，工會會員的團結只能建立在破壞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戰鬥觀念上。不但工會的實踐，而且它的基本理念，都是破壞主義的。 工會運動的基礎是強迫入會。對於那些屬於他們不承認的組織的人，工人拒絕同他們一起工作。他們用威脅罷工或最後真的罷工，排擠那些非工會的人。拒絕加入工會的人往往也在野蠻手段的威逼下加入其中。對於這種做法是在嚴重侵犯個人自由，這裡就不必多說了。甚至工會破壞主義支持者的詭辯，在這個問題上也無法說服公眾。對非工會工人施暴的特別嚴重的事件被一再公之於眾，這時甚至那些在別的事上大體站在破壞主義一邊的報紙也發出了抗議之聲。 工會的武器是罷工。切不可忘記，每一次罷工都是一種強制行為，一種敲詐方式，一種針對行為可能與罷工者的意圖相反的人採取的暴力措施。因為企業家若是能雇用別人代替罷工者工作，或是只有一部分工人參加罷工，罷工的目的也就失敗了。工會權利的優勢和劣勢，事實上取決於以原始的暴力對付破壞罷工者的權利，工人成功地保住了這種權利。我們這裡不想討論各國工會是如何確立這種權利的。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過去幾十年來它在各國都得到了確立，這主要不是因為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批准，而是因為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默許。多年來，在歐洲各地幾乎已經不可能用雇用罷工破壞者的方式去挫敗罷工。有很長一段時間，至少能夠避免鐵路、供電供水行業以及最重要的城市食品供應行業的罷工。如今破壞主義在這些地方也終於得手了。 沒有人會嚴肅反駁工會的破壞主義作用。迄今為止從來沒有一種工資理論可以使人推斷，工會組織能夠導致工人真實收入的長期增長。馬克思顯然不認為工會對工資有任何作用。在1865年對「國際」總委員會的演說中，[10]馬克思試圖說服他的同志與工會採取統一行動。他的開場白暴露了他這樣做的目的。他說，不可能通過罷工提高工資的觀點——在法國提出這種觀點的是蒲魯東分子，在德國是拉薩爾派——「在工人階級中間最不受歡迎」。馬克思具有了不起的策略家品質，這使他在一年前的「開幕詞」中能夠把有關工人運動的性質、目的和任務的各種南轅北轍的意見融合成一個統一的綱領，這種品質現在再次發揮作用了，他很想把工會運動同國際結合在一起，所以極盡討好工會之能事。但是他有意避開了工人的經濟地位可以通過工會直接得到改善的說法。在他看來，工會的頭等大事是領導反對資本主義的戰鬥。他為工會安排的地位，就他期待它們的介入帶來的結果而言，是不容懷疑的：「他們應當把『消滅工資制度』這句話印在自己的旗幟上，用它取代保守派的格言『干一天活，付一天錢』。——他們普遍迷失了自己的目標，他們畫地為牢，只開展反對目前這種制度的後果的游擊戰，而不是同時為改變這種制度而努力，把他們的組織力量作為一支槓桿，致力於工人階級的最終解放；也就是說，致力於最終消滅工資制度。」[11]馬克思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只能把工會理解為一個毀滅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工具。有待於「務實的」經濟學家和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去下這樣的斷言：工會能夠把工資長期維持在如果沒有工會工資所能達到的水平以上。沒有必要去反駁這種觀點，因為沒有人試圖從中發展出一套理論。它始終是一種反覆出現的斷言，卻從來不提各種經濟因素的相互依存，也從未提出任何證據。 罷工、暴力和怠工的政策沒有資格聲稱它取得了改善工人處境的任何成績。[12]它有助於動搖精心建構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廈的基礎，很多最貧困的工人在這座大廈中的地位在不斷上升。它不是為社會主義的利益，而是為工團主義的利益而工作。 所謂的非要害部門的產業工人，假如他們把工資提高到市場條件決定的水平以上的要求得到實現，將引起價格錯位，從而啟動一種最終會使受干擾的市場均衡得到調整的力量。但是，假如要害部門的工人能夠通過罷工或威脅罷工實現自己提高工資的要求，並且能夠提出其他工人在工資鬥爭中提出的所有權利主張，情況就徹底不同了。把這些工人稱為事實上的壟斷者是錯誤的，這裡的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壟斷的範疇。假如全體運輸雇員舉行罷工，並且阻止一切可能削弱其罷工意圖的行動，他們就成了自己所控制的地區的絕對暴君。當然，也許有人會說，他們是在頭腦清醒地運用自己的權力，然而這沒有改變他們擁有這種權力的事實。如此一來這個國家便只有兩種人了：對生活至關重要的生產部門的工會會員和沒有任何權利的其他所有人。於是我們陷入了「不可缺少的工人用暴力統治手段主宰其他所有的階層」[13]的境地。 既然又說到權力，這裡也許可以探討一下這種權力同其他所有權力的共同基礎是什麼。這些在工會中組織起來的工人所掌握的令今天的世界顫抖不已的權力，有著同任何時代任何暴君的權力一樣的基礎；它完全是人類的意識形態的產物。近二三十年來它給人們帶來的印象是，在工會中結成社團的工人，對於個人就像對於社會一樣必要而有益；只有邪惡自私的剝削者才會同工會對抗；參與罷工的人總是正確的；天底下再也沒有比破壞罷工更可恥的事情了；試圖保護那些願意工作的人是反社會的行為。過去幾十年里成長起來的人，從孩提時代就被教導說，成為工會會員是工人最重要的社會責任。罷工變成了一種神聖的行動，一種社會使命。工人社團的權力便是建立在這種意識形態上。假如它的社會效用理論被另一些有關工會作用的觀點推翻，它就會歸於破產。所以十分清楚，最強大的工會不得不有節制地運用自己的權力，如果它給社會造成過分的傷害，有可能使人們思考工會的性質和作用，從而導致他們反省和否定這種理論。當然，這個道理不單適用於工會，也適用於所有的掌權者。 有一點應當是很清楚的：假如對要害部門工人的罷工權利進行深入的討論，有關工會和強制性罷工的理論很快就會破產，像「技術救援隊」[14]這類破壞罷工的社團，就會把今天罷工者所享有的喝彩爭取到自己一邊。由此引起的衝突有可能導致社會的毀滅。但是，一個致力於維護奉行著目前這種路線的工會的社會，肯定也是走在通往毀滅的道路上。 五 失業保險 為失業者提供幫助，已被證明是破壞主義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建立失業保險的理由與建立疾病和事故保險的理由是一樣的。失業被視為一種不幸，它就像雪崩一樣把人壓垮。沒有哪個人會認為失去工資強過失去工作，因為丟掉工作的人失去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報酬。問題不在於「失業者」找不到工作，而是他們不願意以他們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的工資去工作，即使他們既有能力也願意去做這種工作。 健康和事故保險的價值令人生疑，是因為入了保險的人有可能自己製造或至少強化獲得保費的條件。但是就失業保險而言，除非投保人願意，作為投保對象的條件是絕對不可能形成的。如果他們不像工會會員那樣行動，而是降低自己的要求，按照勞動力市場的要求改變自己的住地和職業，他們終究會找到一份工作。只要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而不是住在心想事成的樂土，勞動便是一種稀缺物品，也就是說，總是存在著沒有得到滿足的勞動需求。失業是個工資問題，而不是崗位問題。不妨說，給失業上保險，就像給賣不出去的商品上保險一樣是不可能的。 「失業保險」肯定是個很荒謬的字眼。根本沒辦法給這種保險找到任何令人滿意的依據。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了這一點，它們或放棄了「保險」的說法，或至少對其含義視而不見。現在它已經變成了不加掩飾的「援助」。它使工會能夠把工資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導致只有一部分找工作的人能夠就業。可見失業援助是造成長期失業現象的首要原因。目前歐洲各國都在拿出一大筆錢做這件事情，這大大超出了它們的公共財政能力。 各國幾乎都存在著大量的長期失業人口，輿論把這個事實看作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當作有必要實行政府干預、全盤計劃和社會主義的鐵證。人們看到俄國是唯一不存在失業這種罪惡的大國，便認為這是一種無可辯駁的觀點。然而這種論證的邏輯是很成問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要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政府和工會的政策都在致力於維持一種與現有的勞動生產力脫節的工資水平。不錯，就我們所知，俄國沒有大規模的失業，可是俄國工人的生活標準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領取失業救濟的工人的生活水平還要低很多。假如英國或歐洲大陸的工人願意接受確實低於目前水平的、但仍比俄國工人的工資高數倍的工資，這些國家的失業也會隨之消失。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並沒有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無效率，俄國不存在失業也不是共產制度效率高的佐證。但是，幾乎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大規模失業的現象，這一事實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繼續生存的最為可怕的威脅。長期的大規模失業破壞著社會秩序的道德基礎。完成了就業訓練的年輕人被迫無所事事，為形成最激進的政治運動提供了酵母。即將到來的革命便是從他們中間招兵買馬的。 這的確是我們面對的一種可悲形勢。支持工會和失業救濟政策的人真誠地相信，工會的政策是群眾維持像樣的生活條件的唯一辦法。他們沒有認識到，從長遠看，把工資提高到與反映邊際勞動生產率的市場相符的水平以上的所有努力必然導致失業；長期而論，失業救濟除了使失業永久化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為救濟苦命人開出的藥方——失業救濟金和公共工程——導致資本的消耗，而資本的消耗最終必然導致工資水平的進一步下降。在目前的條件下，一舉取消為失業者提供的救濟金、其他重要物品和各種公共工程，顯然是行不通的。一切干預主義措施的一大弊病就是很難使這種過程發生逆轉——取消干預會造成一些麻煩，幾乎不可能找到解決它們的完全令人滿意的方式。目前國家治理的大問題是，如何從這些干預主義措施的迷宮中找到一條出路。近年來所做的事情，僅僅是在不斷地試圖掩蓋降低勞動生產率的經濟政策的經濟後果。當務之急是恢復能夠確保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政策。這顯然包括徹底放棄保護主義、各種進口規定和配額的政策。必須重新讓勞動力在不同的產業和國家之間自由流動。 對長期失業這種罪惡負有責任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使資本主義陷入癱瘓的政策。 六 社會化 在自由主義的制度下，國有工廠和國家的生產被取消。實際上，就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一切經濟活動應交給公民私人這條普遍原則而言，郵政部門是唯一的例外。國家主義的擁護者費盡心機，提出一些他們認為有利於郵政和相關電報業務國有化的理由。他們首先提出政治上的論證。可是，在贊成和反對國家控制郵政與電報系統的辯論中，應當分別對待的兩件事情被完全混為一談了：統一服務的問題和把它完全交給國家的問題。沒有人否認，統一性給郵政和電報系統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即使把它們完全放開，還是難免形成托拉斯，導致個人至少對整個地區的事實上的壟斷。其他任何企業都沒有如此明顯的集約經營的優勢。然而，同意這一點並不意味著解決了另一個問題：是否應當在法律上允許國家成為這種服務的全部分支機構的壟斷者。不難證明，國家的經營工作是浪費的，按照業務需要增設投遞信件包裹的機構是笨拙的，而且很難說服它做出實際的改進。這個領域的經濟生活的普遍進步，是由私營企業取得的。我們把大範圍的陸地電報主要歸功於私營企業：英國直到1869年才把它收歸國有。在美國，它仍然掌握在股份公司手裡。海底電纜大多歸私人企業所有。甚至德國的國家主義想在深海電纜業務上「擺脫」與私人企業的合作時，也表現得遲疑不決。當時的自由主義者也支持完全放開郵政和電報服務的原則，並在揭露國有企業經營不當上取得了很大成功。[15]這些生產分支沒有被私有化只能歸因於一個事實：掌權者為了鉗制輿論，需要郵政和電報。 任何地方的軍隊都想給企業家設置障礙，但它們也承認他的出色，把武器和軍需交給他生產。戰爭技術的巨大進步是從私人企業開始生產戰爭物品那一刻開始的。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企業家在生產軍火上幹得比公務員出色；這在戰場上得到了證實，甚至使最頑固主張國家生產的人也開了竅。在19世紀，國營兵工廠和船廠幾乎徹底消失，或是改為單純的軍火倉庫，它們的位置被私人企業所取代。支持工業國有化的作家和議員的軍火工業國有化的要求很少能夠得逞，甚至在世界大戰之前國家主義甚囂塵上的時期也是如此。總參謀部很清楚私人企業技高一籌。 由於公共財政的原因，一些來歷久遠的財源壟斷行為即使在自由主義時代也沒有取消。它們得以繼續存在，是因為人們把這視為徵收消費稅的方便途徑。可是人們對國有企業的浪費本質——例如對菸草的壟斷管理——並不抱幻想。但是，在自由主義能夠把它的獲勝的原則貫徹到這個領域之前，社會主義已經開始大開倒車了。 使現代最早的收歸國有和收歸市有的措施得以發生的觀念，並非完全來自現代社會主義。在這場運動的源頭，歷史悠久的「治安國」觀念以及純粹的軍事和政治考慮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很快就變成了主角。國家和市政府開始自覺地實行社會化。口號是：消滅浪費的私有企業，消滅私有制。 最初，社會主義生產的經濟劣勢沒能阻止國有化和市有化的推進。發出的警告無人理睬，它被湮沒在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和有利害關係的所有勢力的一片喧囂聲中。人們不想搞清楚政府企業的弊端，所以也就不把它們放在眼裡。只有一種條件限制著私有財產的敵人的過度狂熱——大量國營企業無法克服的財政困難。出於政治原因，政府不能把國家管理的更高成本完全轉嫁給消費者，因此經常發生經營虧損。它的支持者安慰自己說，與國有和市有企業的經濟和社會政治的普遍益處相比，值得做出這種犧牲。但不管怎麼說，有必要謹慎地對待國家主義的政策。討論這些問題的經濟學家在把國有企業的財務失敗歸因於這種企業的浪費方式時猶猶豫豫，這顯然表明他們陷入了一種很尷尬的處境。他們試圖用一些特殊條件做出解釋，例如個人管理的失誤和組織錯誤等等。他們一再提到普魯士的國有鐵路，把它作為出色管理的典範。當然，普魯士的國有鐵路獲得了很不錯的盈利。然而這是有特殊原因的。普魯士在19世紀80年代前期以當時十分低廉的價格買下了這個國鐵系統最重要的部分，在90年代德國工業蓬勃發展之前對整個系統進行了大規模的裝備和擴張。所以以下事實並不值得誇耀：這些鐵路的收入狀況良好，它們無須請求貸款就能年復一年地增長，它們大多數都在平原地區運行，它們隨時都能買到煤炭，而且是以十分有利的條件成交。它們的處境使它們有可能暫時獲利，儘管是由國家經營。對煤氣、供水、電力設施以及一些大城市的電車也可以這樣說。然而，從這種現象得出的一般結論，卻遠遠談不上是正確的。 一般而言，國有化和市有化的結果是必須用稅收去維持成本。因此可以說，當時最不恰當的口號就是葛德謝[16]的「徵稅國家受到壓制」。葛德謝認為，世界大戰及其後果給國家造成的財政麻煩，已經無法用公共財政的老辦法加以解決。私營企業的稅收在下降，因此必須沒收資本家的企業，使國家「重新成為所有人」，這樣國家才能用自己的企業利潤彌補它的開支。[17]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倒果為因的邏輯。財政困難是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國家的稅收已經無力支付社會主義企業必需的大量撥款。如果把所有的企業都社會化，罪惡的形式當然也就發生了變化，但它並沒有被消滅，而是變得更加嚴重。不錯，預算赤字的遮掩，使人們再也看不到國有企業的低效率，但是民眾的境況也更糟了。煩惱與苦難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為了消除國家的財政困難，葛德謝建議把社會化推行到底。然而這種財政困難正是社會化已經走得太遠引起的。只有把社會化的企業恢復為私人所有，它才會消失。社會主義已經達到這樣一種地步，人人都看到了它不可能推行自己的措施，連瞎子也看出了它正在加速文明的衰落。中歐地區全盤社會化的嘗試歸於失敗，不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抵抗，而是因為從財政角度看已經根本不可能把社會化進一步推行下去。在大戰之前由國家和市政府實行的系統、冷酷和深入的社會化戛然而止，是因為它所導致的結果已經昭然若揭。在這種情況下，試圖換一個名稱掩人耳目，例如像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化委員會所做的那樣，是不可能得逞的。假如執意要把社會化的工作進行下去，再用老辦法是不可能辦到了。必須窒息那些警告人們別在這條路上繼續冒險的理性聲音；必須用狂熱和幻想引起的陶醉感去撲滅批判；既然沒辦法駁倒反對派，那就只能把他們幹掉。布爾什維主義和斯巴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後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也是破壞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 七 徵稅 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為國家指派的唯一任務是保護公民的財產和人身安全，對於它來說，加強公共服務的手段是個次要問題。與自由社會的全部國民收入相比，這種機構造成的開支很小，因此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加以滿足沒有多少差別。如果那個時代的自由主義作家也想找到最好的徵稅方式，那是因為他們希望以最有效的方式處理社會制度的每個細節，而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公共財政是社會最主要的問題之一。他們當然要考慮到這樣的事實，他們的理念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尚未得到落實，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完全得到實現的希望也很渺茫。他們在各地看到了自由主義發展的清晰證據；他們相信，從長遠看未來屬於自由主義；但是，舊勢力似乎仍很強大，能夠阻礙它的進步，雖然已經不足以讓它徹底停頓下來，更不用說把它鎮壓下去。仍有暴力和征服的計劃，仍有常備軍、外交密約、關稅、國家對貿易和工業的干預——總之，國內和外交政策中的各種干預主義。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各國必須為政府的開支準備一大筆資金。在純正的自由主義國家，徵稅的問題不那麼重要，而在當時的自由主義政治家開展工作的專制國家，卻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因此他們首先建議限制國家的開支。但是，既然他們在這方面沒有完全取得成功，他們就必須決定，在只做出絕對必要的傷害的前提下，需要徵收多少必要的資金。 自由主義的徵稅建議肯定會受到誤解，除非認識到自由主義政治家把徵稅一概視為罪惡——儘管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罪惡，所以必須儘可能把國家開支減少到最低限度。當他們提議開徵某種稅時，或更確切地說，當他們說這種稅的害處小於另一種稅時，他們心裡想的總是徵收較少的數額。低稅率是自由主義稅制不可分割的內容。僅此即可解釋他們對所得稅的態度，是他們最先把它引入有關公共財政的嚴肅辯論，他們十分樂於同意，對最低限度的生計應予免稅，對低收入的稅率應當降低。[18] 社會主義的財政政策也是臨時性的，它的有效時限是過渡時期。在社會主義國家，全部生產資料都歸社會所有，所有的收入都進入國庫，對於這樣的國家來說，根本不存在財政和稅收問題，因為這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才需要處理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某種形式，例如國家社會主義，雖然允許名義上和形式上的私有財產繼續存在，其實也不需要徵稅，雖然它們有可能保留稅的名稱和法律形式。每個企業獲得的社會收入多少應當留給名義上的所有人，多少應當交國家，只需它們的一紙命令。在這種國家裡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徵稅為個人的生意設置某種障礙，但它對商品價格、工資、利潤、利息和租金的影響留給市場去解決。只有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地方，才存在公共財政和稅收政策的問題。 但是，同樣，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過渡期拖得越長，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共財政問題就變得越重要。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一直在努力擴大國家的干預範圍，從而導致開支有增無減。於是他們承擔起了增加國家收入的責任。社會主義政策變成了政府開支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社會主義的要求支配著稅收政策，公共財政在社會主義綱領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突出。自由主義政綱的基本原則是低稅率，社會主義者則認為稅負越重越好。 古典經濟學在稅賦理論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儘管它的基本價值學說有缺陷，這一成果是必須承認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在批評現狀，提議改革時，他們是以李嘉圖對該問題的可貴研究的主要前提為起點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很輕鬆地拿來現成的東西，他們沒有自己的新見解，他們根據當前的政治需要，只從古典作家那兒索取他們需要的東西——割裂文義的尋章摘句，主要是那些討論稅負對消費的影響的內容。他們拼湊出一個粗糙的體系，它完全沒有觸及主要問題，但是具有簡單明了、群眾可以理解的優點。稅收要由富人、企業家和資本家支付，簡言之，要由「別人」支付；工人，即在重要時刻其選票的作用非同小可的選民，應當一直享受免稅。應當取消對大眾消費品，甚至酒精飲料的一切徵稅，因為它加重人民的負擔。直接稅政府想定多高就能定多高，只要留出工人的收入和所得就成。贊成這種取悅民眾的稅收政策的人好像從來沒有認識到，直接稅和貿易稅可能啟動了一個因果鏈，它將導致他們自稱代表其具體利益的那些階級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幾乎沒有人問一句，對財產徵稅所導致的對資本形成的限制，是否也會傷害到那些沒有財產的社會成員。稅收政策日益演化為一種沒收的政策。它的核心目標就是把財產帶來的一切財富和收入徵得一乾二淨；在這個過程中，投資於貿易和工業、股份和債券的財產，一般比土地投資受到更加無情的對待。徵稅變成了干預主義的心愛武器。稅法不再僅僅或主要以增加國庫收入為目的，而是被用於財政需要之外的另一些目的。有時它們同公共財政的關聯徹底消失，而是發揮著一種完全不同的功能。有些稅好像是對有害行為的罰款；對大商場的徵稅使其更難以同小商店競爭；股票交易稅的目的是限制投機。收費變得名目繁多，做生意的人必須首先考慮這對自己的納稅有何影響。不計其數的經濟規劃被束之高閣，因為稅負可能使其變得無利可圖。許多國家對創建和維持股份制公司以及公司的合併和清償規定了沉重的責任，使這種制度的發展受到嚴重限制。 煽動家贏得民意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不斷提出對富人課以重稅的要求。資本稅以及對高收入者提高稅率，格外受老百姓的歡迎，因為付錢的不是他們。估稅員和收稅員也幹勁十足，他們巧妙地解釋稅法，意在加重納稅人的負擔。 破壞主義的徵稅在資本稅上達到了頂點。財產被侵奪，然後被消耗掉了。資本變成了供人使用和消費的物品。這些做法的後果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目前取悅民心的整個稅收理論，也在導致同樣的結果。 通過合法的徵稅方式沒收財產，既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也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手段。它們所導致的不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是資本的消耗。只有當把這種措施融入一種保留私有財產的名義和形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它才會成為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在「戰時社會主義」期間，這種稅收是對強制性經濟體制的補充，對整個體制向社會主義演化提供了決定性的幫助。[19]在生產資料被全部正式社會化的社會主義體制里，從原則上說不會再有財產稅和財產所得稅。社會主義社會對其成員收費時，不會改變生產資料的支配權。 馬克思曾談到用徵稅措施改變社會制度的努力。他明確地認為，僅僅通過稅制改革，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20]他對稅收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作用的觀點，也不同於一般的社會主義者的看法。他有一次說，「所得稅不會影響工人」這種說法「其實是荒謬的」。「在我們目前的社會制度中，企業主和工人是對立的，資產階級普遍通過降低工資或抬高價格來彌補自己多交的稅。」[21]但是，《共產黨宣言》曾要求「加重累進稅」，而社會民主黨提出的徵稅要求一向是最為激進的。因此，它在這個領域也正向著破壞主義挺進。 八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破壞主義的最新成就。布爾什維克有著舉世無雙的才華，他們把自己的仇恨說得有理有據，把失敗解釋成勝利，把自己的財政政策說成是通過摧毀貨幣制度消滅資本主義的努力。可是，雖然通貨膨脹確實在毀滅資本主義，它並沒有消除私有財產。它使財富和收入發生巨大變化，它徹底毀滅組織精巧的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生產機制，它能使經濟退化為沒有貿易的經濟，除非採用金屬貨幣或至少是以貨易貨的貿易。但是它不能創造任何東西，甚至不能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 通貨膨脹摧毀了價值核算的基礎，即利用普遍的至少短期內不會劇烈波動的價格信號進行核算的可能性，從而動搖了貨幣核算體系，而這種體系是人類思維發展出來的最重要的經濟行為輔助手段。只要通貨膨脹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它對於依靠資本消耗生存的經濟政策是一種很好的心理支持。在正常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資本主義簿記制度中，通貨膨脹能夠在虧損的現實中造成一種贏利的幻覺。人們把過去的成本價格的名義數額作為起點，所以他們為固定資本的貶值留出的餘地很小；他們把流動資本的表面價值的增長計入賬目，仿佛這種增長是真實價值的增長，於是賬面上會出現贏利，而在貨幣穩定的條件下賬目會顯示虧損。[22]這肯定不是一種消除國家主義的政策惡果的手段，而僅僅是對大眾掩蓋這種惡果。人們在談論盈利，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經濟進步的時代，甚至最後會讚美這種使大家表面上都更加富裕的聰明政策。 可是，通貨膨脹一旦超過某個限度，畫面就變了。它開始助長破壞主義，它不但通過掩蓋破壞主義政策的惡果間接地發揮這種作用，而且它本身也變成了破壞主義最重要的工具。它使每個人消耗自己的財富；它使人不願意節約，從而阻礙新資本的形成。它鼓勵沒收式的稅收政策。貨幣貶值抬高了商品價值的貨幣標價，它通過反映在賬面上的資本價值的變化——稅務部門把這視為收入和資本的增長——又變成沒收所有者一部分財富的新的合法理由。採用貨幣價值保持穩定時的核算標準，向企業家指出他的賬面利潤很高，就成了一種煽動民憤的妙招。很容易用這種方式把所有的企業活動都說成是在發橫財和不勞而獲。由此導致的混亂，即在不斷發行新鈔票的壓力下貨幣系統的崩潰，為破壞大業的完成提供了有利時機。 干預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破壞性政策已經使世界陷入巨大的苦難。面對由他們一手造成的危機，政治家一籌莫展。除了進一步的通貨膨脹，或他們如今所說的「通貨的再膨脹」（reflation），他們想不出任何其他辦法。運用新的銀行信貸（也就是說，用更多的「流通」信貸）「重新啟動」經濟生活，這算是一種較溫和的要求；或通過發行新的法幣，這是一種更激進的方案。 但是，貨幣和信用工具數量的增長不會使世界變得更富，也不會使被破壞主義毀掉的東西恢復原狀。信用擴張確實能導致一時的繁榮，但這種繁榮遲早會歸於破滅，導致新一輪的蕭條。財政和貨幣把戲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時之效。從長遠看它肯定會讓國家陷入更深重的災難。這種方法對國民福祉的整體損害越嚴重，人們用不斷創造信用編織出來的繁榮幻覺進行自我欺騙的時間就會越長。[23] 九 馬克思主義和破壞主義 社會主義並不是蓄意破壞社會。它自以為是在創造一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但是，既然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向它前進一步，都會對社會造成損害。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每一項社會主義政策肯定會變成破壞主義。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描繪成社會主義的必然前奏，僅僅把未來的新社會視為資本主義成熟的果實。假如我們把馬克思理論中的這一部分內容——他確實提出了一些與此完全不相容的理論——作為我們的根據，那麼所有那些把馬克思奉為權威的政黨的政策，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向一切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事物開戰。他們應當反對工會及其各種做法，反對保護勞工的法律，反對強制性社會保險，反對財產稅；他們應當向妨礙股票和產品交換、規定價格的一切法律以及反卡特爾和托拉斯的政策開戰；他們應當抵制通貨膨脹主義。可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相反，他們滿足於重複馬克思對「小資產階級」政策的譴責，卻沒有從中得出必然的結論。馬克思主義者當初希望同所有信奉前資本主義經濟理想的政黨的政策劃清界線，最終得出的觀點卻和它們如出一轍。 在馬克思主義者同那些明確自稱為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戰鬥中，雙方都採用了十分粗野的語言，這很容易讓人覺得他們不共戴天。其實並非如此。這兩派人馬克思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一致反對自由主義，拒絕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雙方都嚮往一種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它們的綱領的唯一區別是，它們眼裡的未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前景稍有差別；這並不是本質的差別，我們很容易證明這一點。最令國家社會主義興奮的要求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馬克思主義者是在談論消滅勞動的商品性質，國家社會主義者說的是「打破利息的奴役」（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家」要對一切罪惡負責，國家社會主義則想更具體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大呼「猶太鬼該死」（Judaverrecke）。[24] 馬克思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另一些反資本主義的政黨確實各立門戶，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有幫派仇恨和個人恩怨，還因為某些形上學和人生問題。但是它們在改造社會制度的關鍵問題上看法一致：它們都拒絕生產資料私有制，希望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不錯，它們希望沿著不同的道路走向共同的目標，但是即使它們各奔前程時，它們仍然隔水相望。 故也難怪，儘管它們之間存在著這種密切的關係，卻仍然打得不可開交。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政治少數派的命運必然變得不堪忍受。國家社會主義黨人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會過得怎樣？或者，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國家社會主義統治下又會活得如何？ 破壞主義政策的後果不會因為它們採用不同的口號和旗幟而有所不同。無論「右翼」還是「左翼」的領袖上台，都會毫不猶豫地為了「今天」而犧牲「明天」。這種制度的擁護者在不斷地給它輸送資本——直到敗壞掉全部家當。[25] * * * [1] 見 Hutt，Economica（vol. VI，pp.92 ff.）對這種謊言的批判。 [2] 甚至無節制地高估勞動立法作用的布倫塔諾，也必須承認這一點，「不完善的機器用孩子取代父親。……完善的機器使父親重新成為家庭的頂樑柱，讓孩子重新回到了學校。現在重新需要成年工人，只能雇用那些因為生活水平較高而能符合機器提出的更高要求的工人」。Brentano，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slohn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s-tung，2nd ed.（Leipzig，1893），p. 43. [3] Brentano，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slohn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s-tung，pp.11，23 ff.；Brentano，Arbeitszeit und Arbeitslohn nach dem Kriege（Jena，1919），p. 10；Stucken，「Theorie der Lohnsteigenmg」.（Schmollers Jahrbuch，45th year，pp.1152 ff.） [4] Die Inauguraladress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ed. Kautsky（Stuttgart，1922），p.27. [5] Engels，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2nd ed.（Stuttgart，1892），p. 178. [6] Ibid.，p. 297. [7] Engels，「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in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cdle，vol. III（Stuttgart，1902），p. 393. [8] Liek，Der Arzt und seine Sendung，4th ed.（Munich，1927），p. 54；Liek，Die Schaden der sozialen Versicherung，2nd ed.（Munich，1928），pp.17 ff.有關的醫學文獻還在不斷增多。 [9] 「卡普政變」（1920年3月13日）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革命騷亂局勢的象徵，也是它的產物。多數派社會主義政府為粉碎左派而組建的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新軍，發動了反政府的叛亂，把政權交給了祖國黨的領袖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1868—1922）。德國的右翼工會領袖卡爾·萊格恩（Karl Legien，1861—1920），隨即呼籲總罷工，這一右派呼籲獲得了巨大反響，政變很快就被粉碎。兩個相互競爭的社會主義政黨達成協議，於1920年4月組成聯合政府，它把極左派和共產黨都排除在權力之外。——英文版出版者注 [10] 這篇演說由伯恩施坦譯成德文並以「價值、價格與利潤」為題發表。我引用的是1910年在法蘭克福印行的第三版。英譯本註：馬克思這篇演說的英文第一版是Value，Price and Profit，ed. Eleanor Marx Avel-ing（Chicago：Charles H. Kerr & Co.，1910）. [11] Ibid.，p. 46. [12] Adolf Weber，Der Kampf zwischen Kapital und Arbeit，3rd and 4th eds.（Tüyingen，1921），pp.384 ff.；Robbins，Wages（London，1926），pp.58 ff.；Hutt，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London，1930），pp.1 ff.；另見我的 Kritik des InterveraioTusmus（Jena，1929），pp.12 ff.；79 ff.；133 ff.英譯本註：Hutt 的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1954 年由 Free Press（Glencoe，Illinois）再版，這個美國版由米瑟斯為其作序。 [13] Kautsky，quoted by Dietzel，「Ausbeutung der Arbeiterklasse durch Arbeit-ergruppen」（Deutsche Atbeit，vol. 4，1929），pp.145 ff. [14] 「技術救援隊」（Technische Nothilfe）成立於1919年9月，宗旨是在罷工、工廠戒嚴和自然災害期間提供基本服務。這是一個政治上中立的志願者組織，受德國內政部領導，1928年有26萬名成員，1939年被轉為一個政府機構，1945年由同盟國的占領軍解散。作為替代1953年成立了為各種災害提供援助的「專業救濟隊」（Technisches Hilfswerk）。——英文版出版者注 [15] Millar，「The Evils of State Trading as Illustrated by the Post Office」in A Plea for Liberty，ed. Mackay，2nd ed.（London，1891），pp.305 ff. [16] 葛德謝（Rudolf Goldscheid，1870—1931）：德國經濟學家，著有《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財政學與社會學》等書，最早提出「財政社會學」的概念。——譯註 [17] Goldscheid，Staatssozialismus oder Staatskapitalismus（Vienna，1917）；Sozi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oder Staatsbankerott（Vienna，1919）；參見 Schumpeter，Die Krise des Steuerstaates（Graz and Leipzig，1918）. [18] 關於自由派對累進稅的否定態度，見Thiers，De la Propriété（Paris，1848），pp.352 ff. [19] 見我的 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134 ff. [20] Mengelberg，Die Finanz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ihren Zusammenhängen mit dem sozialistischen Staatsgedanken（Mannheim，1919），pp.30 ff. [21] Marx-Engels，Gesammelte Schriften，1852—1862（Collected Writings，1852—1862），ed. Rjasanoff（Stuttgart，1917），vol. I，p. 127. [22] 見我的 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129 ff. [23] 見我的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London，1934），pp.339 ff.；另見我的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Jena，1928），pp.43 ff. 英文版出版者註：米瑟斯的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有新的版本（Yale，1953，FEE，1971；Liberty Press，1981）。米瑟斯的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被收入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這本文集（edited by Percy L. Greaves，Jr.，translated by Bettina Bien Graves，under the title「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pp.57—171.） [24] 對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的批判見我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Jena，1929），pp.91 ff.；另見 Karl Wagner，「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Third Series，vol. LXX-IX，pp.790 ff. [25] 對破壞主義最出色的說明，是斯托爾姆描述雅各賓財政政策的一段話：「雅各賓黨人的財政精神僅僅是：以未來為代價現在盡情揮霍。他們從不考慮明天，他們的舉止仿佛是把每一天都當作最後一天：這是大革命所有行動的明確特徵。這也是它有出奇的存活能力的秘密所在：每天都在掠奪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的家底，由此帶來的財富超出了人們的一切預見。」斯托爾姆接下來說的話，字字句句都適用於德國1923年的通貨膨脹政策：「紙幣只要還值點兒錢，哪怕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它便如洪水般不斷地湧出，淹沒了整個國家。他們崩潰的前景片刻也沒有阻止住紙幣的發行；只有當公眾徹底拒絕接受形同廢紙的任何紙幣時，才讓他們停下手來。」見Stourm，Finances de l′An-cien Régime et de la Révolution（Paris，1885），vol. II，p. 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