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三十一章 經濟民主制

一 「經濟民主」的口號 為社會主義提供的一個更重要的論證，包含在「工業自治」這句口號里。在政治領域，君主專制主義是由人民的參與決策權和最終的唯一決定權打碎的，同樣，生產資料和企業所有者的專制主義也要由消費者和工人來廢除。只要大家還被迫服從有產者的獨裁，民主制就是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最惡劣的部分不是收入的不平等，更不堪忍受的是它給了資本家統治同胞的權力。只要這種狀態繼續存在，就不會有個人自由。人民必須像接管國家的治理那樣，把經濟事務的管理權掌握在自己手中。[1] 這個論點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誤解了政治民主制的性質和功能，二是誤解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性質。 我們已經說過，民主制的本質既不在於選舉制度，也不在於國家議會的辯論和決議，更不在於這些議會任命的什麼委員會，這些都只是政治民主制的技術工具。它的真正功能是締造和平。民主制度通過保證由人民投票選舉統治者和管理者，使人民的意志在政治事務中得到實現。這樣，就消除了那些由於統治者意志與民意的衝突而可能給祥和的社會發展帶來的危險。使統治權得以和平輪換的制度運作避免了內戰。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秩序中，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來獲取相應的成功——就像政治民主制為自己創造的那樣，自由競爭會滿足一切需要。一切生產都要服從消費者的意志，一旦它不能適合消費者的需要，它會馬上變得無利可圖。由此，自由競爭迫使生產者的意志服從消費者的意志，如果需要的話，也迫使生產資料從那些不願意或不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人手裡，轉移給更有能力指導生產的人。生產的主人是消費者。從這一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每個便士都代表一張選票的民主制，是一種強制的、可以立即撤銷對其代理人授權的民主制。[2] 這是一種消費者的民主。生產者本身不能左右生產方向，無論企業家還是工人都是如此；他們最終都要屈服於消費者的意願，決不會出現另外的情況。人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是為了可用於消費的商品而生產。作為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經濟中的生產者，人僅僅是共同體的代理人，所以他必須服從。他只有作為消費者才能發布命令。 可見，企業家不過是生產的監督人。他當然對工人行使權力，但不能任意行使。他行使這種權力必須符合生產活動的要求，而後者又必須與消費者的意願相一致。工薪族中的個人，眼界受到日常勞動狹小視野的局限，在他看來，企業家的決策也許帶有武斷隨意的性質。觀察的距離太近，事物的形狀就會失去真實意義。如果企業家的生產安排損害到工人的暫時利益，工人想必會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武斷做法。他不會認識到，企業家要按照嚴格的規律辦事。不錯，企業家可以完全憑一時念頭開除工人，他可以墨守成規，故意選擇不適當的生產方法，不顧消費者的要求由著自己的性子胡來，但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如果他不及時約束自己，他就會損失自己的財產，終將陷入無法承受進一步損失的地步。不必用什麼特殊手段約束他的行為，市場對他的約束比任何政府或社會機構都更嚴格。[3] 任何用生產者準則來取代這種消費者準則的嘗試都是荒謬的。它違背了生產過程的本質。我們已經非常詳盡地探討過一個對現代條件來說最重要的例子，即工團主義經濟的例子。凡是適用於它的東西，同樣適合於任何生產者的政策。一切經濟都必須是消費者經濟。只要想像一下把工團主義制度移植到政治領域，那些通過創立這種制度來建立「經濟民主」的努力的荒謬性便昭然若揭了。比如，如果讓法官去決定應當運用什麼法律以及應當如何執行這些法律，這還是民主制嗎？或者，如果讓軍人去決定他們應當遵照誰的命令去部署和使用武器，會是一種什麼局面？這是不成的，如果不想使國家淪為獨裁專制制度，法官和軍人就必須遵從法律。在對民主本質的所有誤解中，「工業自治」是一句最為耀眼的口號。 在社會主義共同體裡，決定每個經濟領域之活動內容的也不是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而是這個社會至高無上的權力。如若不然，我們所看到的就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工團主義。兩者必居其一，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二 消費者在生產中的決定性作用 人們有時聲稱，企業家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迫使生產按照與消費者利益相反的方向進行。企業家毫無顧忌地「創造或強化公眾對某些物品的需求，它們僅僅能夠帶來感官的滿足，但有害於健康和精神生活」。例如，酗酒是對國民健康和福利的可怕威脅，據說「酒精資本主義既得利益的極力對抗」，為反酗酒運動平添了更多的困難。「如果不是經濟利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吸菸的習慣就不會「在年輕人中如此普遍，如此大量地增多」。「各種奢侈品，五花八門的小玩意和華而不實的裝飾品，垃圾不如的淫穢出版物」，今天「被強加給公眾，因為有生產者從中獲利，或是希望從中獲利」。[4]列強的龐大武庫，因而間接地也包括戰爭本身，都被歸因於「軍火資本」的詭計，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 尋求投資的企業家和資本家，都把目光投向他們希望獲得最大利潤的生產部門。他們試圖預見到消費者的未來需要，以便對需求有個大概的了解。資本主義不斷為所有的人創造新財富，擴大對需要的滿足，使消費者得以不斷滿足過去一直無法滿足的需要。這樣，找出過去沒有滿足而現在能夠加以滿足的需要，就成了資本主義企業家的一項特殊任務。這就是人們在說資本主義為滿足需要而創造需要時所想到的事情。 消費者所需之物的性質與企業家和資本家無關。他們只是消費者忠順的僕人，規定消費者應享受什麼不屬於他們的業務範圍。只要消費者想要，他們連毒藥和自殺武器都會給他。然而，認為用途不當或有害的產品比用途好的產品賺錢多，卻是最離譜的錯誤。最大利潤來自於最迫切需要的物品，所以，逐利者喜歡生產那些最供不應求的商品。當然，一旦他進行了投資，他希望看到對其產品的需求增加，這符合他的利益。他試圖擴大銷售，但從長遠看，他無法勝過需求的變化，也無法從對其產品的需求增長中獲得很大的優勢，因為新的企業會把注意力轉到他這個行業，從而使他的利潤趨於降至平均水平。 人類不是因為有釀酒廠和葡萄園才飲酒的；人們釀造啤酒和烈酒，種植葡萄，是因為有對酒精飲料的需求。「酒精資本」創造的飲酒習慣，並不比它創造的祝酒歌多。如果人們需求的是精神產品而不是麻醉精神的產品，入股釀酒廠的資本家就會更喜歡入股專門出版信仰書籍的公司。不是「軍備資本」造成了戰爭，而是戰爭造就了「軍備資本」。煽動民族戰爭的不是克虜伯和施耐德公司，而是帝國主義作家和政客。 要是有人認為酒精和尼古丁有害，那就讓他自己去戒掉這些東西好了。要是他願意，那就讓他去說服自己的同胞接受他對戒菸戒酒的看法好了。可以肯定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他不能強迫他們違背自己的意志放棄酒精和尼古丁，因為這個社會的基本原則是人人自己做主，人人自擔責任。如果他因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而不快，他至少可以想到自己也沒有聽命於別人，以此來安慰自己。 有些社會主義者指責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主要是因為其商品五花八門，多種多樣。人們不是生產可以使規模最大化的統一產品，而是每種商品都生產成百上千個品種，這大大增加了生產成本。社會主義將只給同志們提供統一的商品；它將統一生產，從而提高國民生產力。同樣，社會主義也會解散獨立的家庭住戶，代之以公共食堂和旅館式住宅；消除只服務於幾個消費者的小廚房中的勞動力浪費，也會增加社會財富。許多社會主義者的著作，首先是瓦爾特·拉特瑙的著作，非常詳盡地討論過這些設想。[5]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個購買者都必須決定他是選擇大量生產的、比較便宜的統一化產品，還是選擇為迎合個人或小群體喜好而專門生產的比較貴的產品。毫無疑問存在著一種通過標準化逐漸實現生產和消費統一化的趨勢。用於生產過程本身的商品正在日益變得更加標準化。精明的企業家很快就發現了使用標準化產品的好處——比專門工藝生產的產品便宜，可以替換，可以用於其他生產過程。今天阻礙生產工具標準化運動的是大量企業的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化。由於它們得不到理性的管理，所以並不重視利用標準型號的好處。軍隊管理、市政建設部門、國營鐵路及類似機構，都以官僚主義的頑固不化，反對採納通用型號。機器、工廠設備和半成品的生產統一化不需要向社會主義轉變，相反，資本主義會更迅速地主動做到這一點。 然而，商品是為了使用和消費的。如果有人沒有選擇使用批量生產的統一產品，而是要滿足自己與眾不同的趣味，並且相信他的滿足抵消了額外代價，我們無法從客觀上證明他是錯誤的。要是我的朋友為了使自己高興，喜歡按與眾不同的方式吃、穿、住，誰能指責他呢？因為他的幸福在於他的意願得到滿足，他要按照自己樂意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按照我或別人處在他的位置時將會採取的那種方式生活。重要的是他的評價，而不是我的或別人的評價。我或許能向他證明，他的價值觀賴以立足的判斷是錯的，比如，我可以證明他吃的食品的營養價值不如他認為的高。但是，如果他的價值觀不是建立在有關因果關係的錯誤觀點，而是建立在主觀感受和感情上，那麼我們的論證就無法改變他的想法。在說明了旅館式生活和公共食堂的種種好處之後，他仍然喜歡獨門獨戶過日子，因為他更加看重的是「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壁爐」之類的感覺，而不是那些贊成統一組織的論證，這時我們就不好再說什麼了。如果他想按照自己的品位，而不是按照引導家具製造商的公共品位去裝飾自己的住所，那麼並不存在可以反駁他的論據。如果他明知烈酒不好，仍然照喝不誤，因為他願意為喝酒給他帶來的快樂付出高昂代價，那麼從我的價值觀看，我可以肯定地說他不明智，但是起決定作用的是他的意願、他的評價。如果我作為獨裁者或者暴虐的統治集團的一員禁止喝酒，我不會因此而提高社會生產力。譴責酒精的人不用禁止也會避免喝酒，而對所有其他人來說，放棄喝酒所能帶來的一切，都不如喝酒的享受，禁止這種享受便意味著滿足感的減少。 我們從前一章解釋過的爭論中看到，把生產力和贏利對立起來，對於理解為達到既定目的的生產活動毫無價值，如果把它用於經濟活動的目的，必定導致錯誤的結論。[6]在討論有著既定目標的手段時，可以認為這種或那種做法更實用，也就是說，能有更高的產量。然而，當我們問到是這種還是那種手段能夠更直接地增進個人福利時，我們並無客觀標準可以利用，在這裡，決定性的因素是人的主觀意願。個人對水、牛奶或紅酒的偏愛不取決於這些飲料的生理效用，而是取決於他對效用的評價。如果有人喝紅酒而不是水，我不能說他的行為不理性，我頂多只能說我要是他的話就不會那樣做。但他對幸福的追求是他的事，而不是我的事。 要是社會主義共同體不給同志們提供他們自己想要享受的物品，而是提供統治者認為他們應該享受的物品，那麼滿足感的總量就不是增加而是減少。當然不能把這種對個人意願的侵犯稱為「經濟民主」。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為自我立規矩，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別人給他立規矩，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區別。社會主義者要給人提供吃、穿、住，但是人們通常更喜歡按照自己的方式吃、穿、住和追求幸福。 三 作為多數人意願表達的社會主義 在我們的同代人中間，那些因為多數人決定支持社會主義，所以自己也決定支持它的人，數目決不可小視。「大多數人想要社會主義；群眾不再支持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以我們必須社會主義化。」這樣的話經常聽到。但在拒斥社會主義的人看來，這並不是一個令人信服的論據。當然，要是多數人想要社會主義，我們就會有社會主義。沒有人比自由主義哲學家說得更明白：什麼也不能阻止民意，做決定的是多數人，即便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如果多數人犯錯誤，少數人也必須跟著遭罪，而且不能有怨言。不能讓多數人明白事理，不就是錯誤的一部分嗎？ 然而，在討論將來應當是什麼樣子的問題時，多數人強烈要求社會主義這種論據，只有在把社會主義當作終極目的本身加以欲求時，才是有效的。但事實絕非如此。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一樣，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和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一樣，社會主義的支持者也想過富足幸福的日子，他；們之所以是社會主義者，只是因為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佳途徑。如果他們確信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能更好地實現；他們的願望，他們就會成為自由主義者。所以，因為群眾要求社；會主義，你我就必須成為社會主義者，這種論據是反駁社會主義；敵人的所有論據中最差勁的一個。對於必須執行人民命令的人民；代表來說，人民的意志乃是最高法則，但是試圖引導人們思想的；人千萬不可屈服於這種意志。只有他才是說出並試圖讓同胞同意；他的思維方式的先驅，即使他的思維方式不同於一般人。個人應；當順從群眾的主張，不過是在要求仍然用合理的批評來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放棄理性本身。這樣的主張竟然能夠被提出來，只能說；明精神生活的社會主義化已經到了何等地步。即使在早期歷史最；黑暗的年代，也沒有人採用過這樣的主張。過去那些反對最大多；數人的偏見的人從來沒有被告知：僅僅因為多數人不那樣想，他；們的意見就是錯誤的。 如果社會主義從本質上就行不通，那麼人人都在欲求它的事；實，並不能賦予我們實現它的能力。 * * * [1] 「資本主義的根本錯誤既不在於窮人的貧困，也不在於富人的富裕，而；是在於生產工具的所有制僅僅給予相對少數人的那種權力，即控制其；同胞的行為以及連續幾代人的精神和物質環境的權力。在這種制度下，大量群眾的個人自由比猴子好不了多少……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在；人民生活的所有產業和服務中，用民有、民治、民享的統治去取代資；本家的獨裁。」；Sidney；and；Beatrice；Webb，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London，1920），pp.xiii ff. See also Cole，Guild Socialism Re-stated（London，1920），pp.12 ff. [2] 「市場是一種每個便士都有權投票的民主制。」Fetter，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pp.394，410. See also Schumpeter，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Leipzig，1912），pp.32 ff.最能顛倒黑白的是這樣的諺語：「對於房子的建造，誰比將來的房客受到的詢問更少？」見Lenz，MocM unt Wirtshaft（Munich，1915），p. 32.每個建築商都希望把房子建造得最適合將來房客的願望，所以他會儘可能建造得又快又能獲利。還可參見 Withers 的著名評論：Withers，The Case for Capitalism（London，1920），pp.41 ff. [3] 當人們說工人必須執行「只為自己高興和獲利的不負責任的主人」發出的命令時，他們忽略了這個事實。參見Webbs，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p. xii. [4] Messer，Ethik（Leipzig，1918），pp.111 ff.；Natorp，Sozialidealismus（Berlin，1920），p. 13. [5] Rathenau，Die neue Wirtschaft（Berlin，1918），pp.41 ff.；also the critique of Wiese，Freie Wirtschaft，（Leipzig，1918）. [6] 見本書第123頁以下、350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