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二十五章 財富的集中

一 問題 機構或企業的集中趨勢決不等於財富的集中趨勢。隨著機構和企業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現代，現代資本主義也在同樣程度上發展出了使人能以小財富幹大事業的企業形式。看看這些已經出現並變得日益重要的企業類型的數量，而獨資商人已經幾乎從大型工業、採礦業和運輸業中消失殆盡，即可證明不存在財富集中的趨勢。企業形式的歷史，從單業合夥制（societas unius acti）到現代股份公司，與馬克思主觀武斷建立起來的資本集中學說截然相反。 如果我們想證明窮人正在變得人數更多、更窮，富人正在變得人數更少、更富，指出在遠古時代，例如與我們十分隔膜的奧維德和維吉爾的黃金時代，財富的差別不像今天這樣大，是沒有用處的。我們必須證明有一種經濟原因在強制性地導致財富集中。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沒有做出這樣的嘗試。他們關於資本主義時代有著特殊的財富集中趨勢的學說，純粹是一種臆造，為它提供某種歷史依據的嘗試不僅是無望之舉，而且會得出和馬克思認為可以證明的東西恰好相反的證據。 二 非市場經濟的財富基礎 增加財富的欲望可以通過交換得到滿足，這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一可能的辦法；也可以像在武力至上的社會中那樣通過暴力和請願：強者通過暴力，弱者通過請願。在封建社會，只要強者有能力自保，他們的所有權就可以存在下去；而弱者的所有權總是靠不住，因為它是通過強者的恩賜獲得的，所以總是依賴於後者。弱者是在缺乏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持有財產。所以，在武力至上的社會，只有權力能夠阻止強者擴大財富，只要沒有更強的人反對他們，他們就能夠使自己越來越富有。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代，對土地的大規模占有都不是通過市場經濟力量的作用成為現實的，它是軍事和政治努力的結果，它的基礎是暴力，它是利用暴力並且只能利用暴力才得以維持。一旦把大莊園帶入市場交易的領域，它們就開始崩潰，直到最後徹底消失。不論是在它們的形成還是在維護的過程中，市場原因都沒有起作用。巨大的土地財富不是來自大規模所有權的經濟優越性，而是來自貿易領域之外的暴力吞併。先知彌迦抱怨說：「他們貪圖田地就占據，貪圖房屋便奪取。」[1]那些——用以賽亞的話說——「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的，只顧自己獨居境內」[2]的人，他們的財產就是這樣產生的。 通常，創造土地財富的剝奪行為不會使生產方式發生任何改變，這一事實清楚地揭示了土地財富的非經濟根源。原來的所有者的法定權利變了，但他們依然留在土地上，繼續從事生產。 土地所有權也可以建立在贈送的基礎上，教會就是以這種方式在法蘭克王國時代獲得了巨大的領地。最晚至18世紀，這些大莊園落入了貴族手中。根據比較陳舊的理論，這是「鐵錘」查理[3]及其繼任者的世俗化運動的結果，但最近的研究傾向於認為，「世俗貴族的侵奪行為」應對此負責。[4] 創立「託管領地」（Fideikommiss）這種管理制度和英國的「限定繼承權」這類相關法律制度的努力，說明即使今天也很難在市場經濟中維持大莊園。「託管領地」的目的是要維護大規模土地所有權，因為舍此再無他法。遺產法改變了，使抵押和轉讓成為不可能，國家被指定為財產的不可分割、不可轉讓性的保護人，以使家族傳統的名望不受損害。如果經濟環境傾向於土地所有權的繼續集中，這種法律就是多餘的，就會制定立法來反對而不是保護莊園的形成。但是這種法律在法律史上未曾輿聞。反對「圈地運動」（Bauernlegen）、反對圈占土地等等行為的規章，都是針對貿易領域之外的運動，即針對暴力的。宗教社團土地所有權（mortmain）的法律限制也與此相似。宗教社團土地——附帶說一下，它們在法律上得到了和領地大致同樣方式的保護——的增加，藉助的不是經濟發展的力量，而是虔誠的捐贈。 現在，財富集中度最高的情形存在於農業，在這個領域機構的集中是不可能的，企業的集中在經濟上是毫無意義的，大宗財產在經濟上還不如小宗財產，它在自由競爭中難以立足。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度以普林尼時代為最，當時半個非洲只為六個人所擁有；或是墨洛溫王朝時代，[5]當時教會擁有全部法國土地的大半。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北美洲則是全世界大規模地產最少的地方。 三 市場經濟中財富的形成 人們最初提出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主張時，並沒有自覺地把它同某種經濟理論聯繫在一起。支持這種主張的人認為，他們是從對社會關係的觀察中得出這種看法的。但是觀察者的判斷受到一種觀念的影響：任何社會的財富總量都是一定的，如果某些人占有的較多，其他人必定占有的較少。[6]在任何社會裡，新富人的增長和新貧困的產生都受到特別注意，而古老財富的緩慢減少和財產較少的階級的緩慢致富，則很容易被那些無所用心的研究者所忽略，於是他們輕易得出了不成熟的結論，它集中體現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句社會主義口號上。 證據完全不能證明這種主張，這無需多費口舌去論證。認為在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社會裡，某些人的富裕意味著其他人的貧窮，這完全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假設。在做出一定假設的條件下，它適用於沒有勞動分工的武力至上的社會，但不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此外，根據對個人自己所熟悉的局部生活的因果觀察得出的看法，也完全不足以成為財富集中說的證據。 在聽了一番好話之後到英國訪問的外國人，有機會對貴族和富人家庭及其生活方式有所了解。如果他想知道更多，或者感到有責任使自己的訪問不只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他也可以到大企業的工廠做走馬觀花式的觀光。這對平民百姓沒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那種喧鬧忙碌的活動首先會讓訪問者驚奇不已，但在參觀了兩三個工廠後，所見所聞會變得索然寡味。另一方面，這種在英國的短暫訪問所能從事的社會關係研究，正在變得更加富有刺激性。漫步走過倫敦或任何其他大城市的貧民窟，會帶來十分鮮活的印象；它對那些不從事這種研究、只是匆匆忙忙四處看景點的旅行者，其作用會加倍有力。因此，參觀貧民窟已經成了歐洲大陸赴英觀光中一個很流行的旅遊項目。未來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以這種方式對工業給大眾造成的影響有了印象，這成為他們畢生的社會觀點的基礎。他回到家時便已經有了工業使少數人變富、多數人變窮的成見。當他後來撰文或談論工業狀況時，決不會忘了描述自己在貧民窟看到的不幸，他會詳細描述其中最不幸的細節，並且常常或多或少地有意誇大其詞。他提供的畫面千篇一律，不過是要告訴我們「有人富有人窮」。但是為了知道這一點，我們並不需要耳聞目睹這種苦難的人的報告，在他們寫作之前，我們就知道資本主義還沒有消除世上的一切苦難。他必需著手證明的是：富人的數量正在減少，並且富人越來越富，窮人的數量和貧困正在穩步增加。但這需要一種經濟進化理論加以證明。 用統計研究證明大眾的苦難逐漸增多、人數越來越少的富人階級的財富越來越多的做法，與這種純粹訴諸情感的方式相比好不到哪裡去。統計研究中的貨幣收入估算值是不能用的，因為貨幣的購買力變化了。僅僅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要對若干年的收入分布進行數學上的比較，我們缺乏任何基礎。只要無法對構成收入的各種物品和服務進行通約，就無法從收入和資本的已知統計中形成任何連續的歷史比較。 社會學家經常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商業和工業財富，即不是投資於土地和礦業財產的財富，很少長期保持在一個家族手中。資產階級家庭穩定地由窮到富，有時速度非常之快，一個窮得要命的人，沒過幾年就能成為當時的大富豪。現代財富的歷史充滿了乞兒變富翁的故事，卻很少有人談到富人變窮的事情。它通常不是發生得那麼快，難以給漫不經心的觀察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更密切的考察將會揭示這種過程從未停止。一個家庭的商業和工業財富很少會維持兩三代人的時間，除非通過投資於土地，使財富性質發生變化。[7]它成了土地財富，不再被用於積極謀利的工商業。 與普通人天真的經濟哲學想像不同，投資於資本的財富並不是一種永恆的收入來源。資本產生利潤，甚至僅僅保住自身，決不是因為資本的存在這一事實的天生的後果。具體構成資本的資本品在生產中發生和消失；它們產生出另一些物品，歸根到底是消費品，資本總量的價值再生只能來自於這些消費品的價值。只有當生產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說，當它產生的價值高於投入的價值時，這種再生才是可能的。不僅資本的利潤，而且資本的再生產，都是以成功的生產過程為先決條件的，資本的利潤和維持永遠是成功企業的結果。如果企業倒閉，投資者損失的不僅是資本收益，還有最初的資本金。應當仔細區分已經生產出的生產資料和原始生產要素。在農業和林業中，即使生產失敗，原始的、無法毀滅的土地要素依然存在，錯誤的經營並不能耗盡它們，它們可以因需求的改變而發生價值損失，但不可能失去內在的產出能力。工業生產的情況則不是這樣，在這裡什麼都可以徹底喪失。生產必須不斷補充資本。構成資本的每一種資本品的壽命都是有限的，資本的存在只有通過所有者謹慎地再投資於生產的方式才能得到延續。為了擁有資本，必須日復一日地重新獲得資本。長遠來看，資本財富不是一種唾手可得的收入來源。 用「好的」資本投資的穩定收益來反駁這些論點是錯誤的。關鍵在於這種投資必須是「好的」，而若想做到這一點，它們必須是成功投機的結果。算術魔法師算出了假如在基督的時代用一便士進行複利投資，到現在會增長多少。結果是如此驚人，以至於人們完全可能會問：為什麼沒有人足夠聰明，想到以這種方式發財呢？然而，每一種資本投資都有喪失全部或部分本錢的風險，人們對此完全無能為力，更不用說這個過程中的全部其他障礙了。這不僅適用於企業家的投資，也適用於資本家借給企業家的投資，因為他的投資自然而然地完全依賴於企業家的投資。雖然他的風險較小，因為企業家會提供給他部分直接投資之外的財富作為抵押，但是從性質上說兩種風險是一樣的，放債人也會並且確實常常失去他的財富。[8] 作為安全投資的永久性資本投資是不存在的。每一種資本投資都是投機性的，無法絕對有把握地預見它的成功。如果資本投資的想法來自商業和資本企業，甚至不會生出「永久而安全的」資本收益這種念頭。永久和安全的念頭來自從地產獲得的地租和相關的政府債券。它與某個時期的實際條件相對應，即法律所承認的信用投資僅僅是對土地或來自土地的收入的投資，以及國家或其他公共社團提供的投資。在資本主義企業中，不存在安全的投資和財富的安全性。顯然，在農林礦業之外，永久受益的投資是無稽之談。 如果資本總額不會自動增長，如果僅僅是維持它們，更不用說獲得收益或使其增加，就需要不斷進行成功的投資，那就根本不存在財富不斷增長的趨勢這個問題。財富不能增長，得靠人使它增長。[9]為此需要企業家的成功行動。只有持續存在著成功、幸運的投資，資本才能進行再生產、結出碩果和保持增長。經濟環境變化越快，投資被認為是好投資的時間就越短。新的投資，生產的重組和技術革新，都需要只有少數人具備的才能。假如在一些例外的情況下這些才能是代代相傳的，繼承者便能夠保持祖先留下的財富，甚至有可能使之增加，儘管它可能已經通過繼承而分散。但是，如果像一般情況下那樣，繼承人無力應付生活給企業家提出的要求，則繼承來的財富很快就會化為烏有。 當富有的企業家希望家族財富流傳百世時，他們會到土地中尋求庇護。福格爾和威爾塞爾[10]家族的後裔至今還過著相當富足的——如果不是奢侈的話——生活，但他們早已不是商人了，他們把財富轉化成了地產。他們成了德國貴族的一員，和德國南部的貴族家族毫無二致。其他國家的眾多工商業家族都經歷了同樣的發展，即在貿易和工業中致富以後不再做商人和企業家，而是變成了地主，不再增加他們的財富，而是維持財富，並把它們留給自己的子孫後代，沒有這樣做的家族很快就成了藉藉無名的窮人。有少數銀行業家族的事業持續了百年甚至更長，但只要留心看一下這少數家族就會發現，他們積極的商業活動，一般只限於管理那些其實是投資於土地和礦產的財富。從持續增長這個意義上說，世代昌盛的古老財富是不存在的。 四 貧困化理論 人民群眾日益貧困的學說，既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中，也在較古老的社會主義學說中，占有中心地位。貧困的積累和資本的積累並駕齊驅。「資本主義生產的對抗性質」在於，「在一極的財富的積累」同時也是「在另一極的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1]這便是有關人民群眾的絕對貧困日益增加的學說。它不過是以一種晦澀的思想體系的巧妙說辭為基礎，我們根本不必拿它當回事，因為即使在正統馬克思主義信徒的著作以及社會民主黨的正式綱領中，它也逐漸退到了後台。甚至考茨基也在修正主義論戰中被迫做出讓步，認為所有的事實都表明，正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物質窮困在減少，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比50年前更高。[12]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仍然抱著貧困增加的學說不放，純粹是由於它的宣傳價值，這個已經垂垂老矣的政黨至今仍在利用它，跟它年輕時大體一樣。 但是在理論方面，由洛貝爾圖斯發展起來的相對貧困增長學說取代了絕對增長學說。洛貝爾圖斯說：「貧困是一個社會概念，即相對的概念。現在我主張，由於工人階級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的正當需要變得更加多樣化。但是，如果因為他們獲得了這樣的地位，即使工資並無變化，就認為他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惡化，這種想法，就像在早期階段，他們的工資下降並且沒有獲得這種地位時說他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惡化一樣，都是錯誤的[13]。」這種完全來自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觀點認為工人的要求的提高是「正當的」，並在社會秩序中給予他們「更高的地位」。依靠這種隨心所欲的判斷，不可能提出任何論證。 馬克思主義者採納了貧困相對增長說。「如果在進化的過程中，曾經同自己的幫工住在一起的熟練織工的孫子住進了富麗堂皇、裝修豪華的別墅，幫工的孫子卻住在雖然無疑比他爺爺當年在熟練織工家的閣樓舒適、但仍然足以加深兩者社會隔閡的出租房，那麼幫工的孫子會因為看到老闆的舒適而越發感到自己的貧困。他自己的地位比祖先的高，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他的處境相對而言變得更糟了。社會苦難變得更大……工人相對來說更加不幸。」[14]就算真是這樣，對資本主義制度也沒有什麼好控訴的。如果資本主義改善了每個人的經濟地位，它沒有將所有人提高到同一水平便是個次要問題。不能僅僅由於一種社會秩序幫助此人多於幫助彼人，就說它是壞的。如果我的生活變好了，那麼其他人過得更好對我有什麼害處呢？僅僅因為有些人變富，其中少數人變得很富，就要摧毀使大家的需要日益得到更好的滿足的資本主義嗎？如何能夠「邏輯上無懈可擊地」斷言，「人民群眾相對貧困的增長……終將導致一場大災難」呢？[15] 考茨基試圖提出他本人對馬克思主義貧困增加論的認識，它不同於通過不帶偏見地閱讀《資本論》得出的認識。「貧困這個詞，」他說，「可以指物質貧困，但也可以指社會貧困。在第一個意義上，它是根據人的生理需要衡量的。這些需要的確不是時時處處都一樣的，但它們並沒有表現出近似於社會需要那樣巨大的差異，而後一種需要得不到滿足就會產生社會貧困」。[16]考茨基說，馬克思想到的正是社會貧困。考慮到馬克思的清晰明確的文風，這種解釋乃詭辯論的傑作，因而遭到了修正主義者的拒絕。對於不把馬克思的話當作聖經啟示錄的人而言，社會貧困增加論是包含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還是來自恩格斯，抑或是由新馬克思主義者最先提出，的確是無所謂的事情。重要問題在於它是否站得住腳，以及從中可以得出什麼結論。 考茨基認為，社會意義上的貧困的增加「被資產階級本身所證明，他們只是給它起了個不同的名稱，他們稱之為『貪婪』。……決定性的事實是工資勞動者的需要與工資滿足這些需要的可能性的對立，因而工資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正在變得越來越大」。[17]然而貪婪一向就有，並不是新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承認，它現在比以前更普遍，普遍爭取經濟地位的改善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標誌。但是無法解釋的是，人們怎麼會由此得出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必定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秩序的結論。 實際上，相對的社會貧困日益增長的學說，不過是想給以人民群眾的不滿為基礎的政策提供經濟理由。社會貧困的日益增長僅僅是指嫉妒心在日益增長。[18]曼德維爾和休謨都是人類本性最偉大的觀察者，他們曾經評論說，嫉妒的強度取決於嫉妒者與被嫉妒者的距離，距離太大，人就不會把自己同被嫉妒者比較，事實上也感覺不到嫉妒。但是距離越小，嫉妒就越大。[19]因此，可以從人民群眾怨恨的增長中得出收入不平等正在減小的結論。日益增長的「貪婪」不像考茨基認為的那樣，是相對貧困增長的證據，相反，它表明階級之間的經濟距離正在變得越來越小。 * * * [1] 《舊約·彌迦書》II，2. [2] 《舊約·以賽亞書》V，8. [3] 鐵錘查理[Charles Martel，688-741]：中世紀法蘭克王國的重臣。——譯註 [4] Schröder，Lehrbuch de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pp.159 ff.；Dopsch，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dischen Kulturentwicklung，Part 2（Vienna，1920），pp.289，309 ff. [5] 普林尼（Pliny，23—79年）：古羅馬作家，著有《自然史》等。墨洛溫王朝：歐洲中世紀早期法蘭克人建立的王朝。——譯註 [6] Michels，Die Verelendungstheorie（Leipzig，1928），pp.19 ff. [7] Hansen，Die drei Bevölkerungsstufen（Munich，1889），pp.181 ff. [8] 這完全和貨幣貶值的作用無關。 [9] 孔西得朗試圖用從力學借來的一個比喻證明集中理論：「今天的資本毫無阻力地遵循著自己的磁力定律。資本藉助於自身的規模為自己吸引資本。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最大的所有者手裡。」轉引自Tugan-Baranowsky，Der modeme Sozialismus s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p. 62.這不過是文字遊戲。 [10] 福格家族（Fuggers）和威爾塞爾家族（Welsers）都是顯赫、富有的德國家族，分別繼承了18世紀上半葉成功的紡織業主約翰·福格（Johannes Fugger）及大型銀行和商業公司老闆巴索羅繆·威爾塞爾（Bartholomeus Welser，1559年去世）的財富。——英文版出版者注 [11] Marx，Das Kapital，vol. I，p. 611.（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08頁。） [12] Kautsky，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Stuttgart，1899），p.116. [13] Rodbertus，「Erster sozialer Brief an v. Kirchmann」（Ausgabe von Zeller，Zur Erkenntnis unserer staat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2nd ed.（Berlin，1885），p.273 n. [14] Herman Müller，Karl Marx und die Gewerhschaften（Berlin，1918）pp.82 ff. [15] 見Ballod，Der Zukunftsstaat，2nd ed.（Stuttgart，1919），p. 12. [16] Kautsky，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p. 116. [17] Ibid.，p. 120. [18] 比較一下魏特林的評論，見Sombart，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Jena，1924），vol. I，p. 106. [19]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Philosophical Works，ed. Green and Grose（London，1874），vol. II，pp.162 ff.；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ed. F. B. Kay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pp.135—136；沙茲（見 Schatz，L′Individucdis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Paris，1907]，p. 73 n20）把這稱為「充分理解社會仇恨之深層原因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