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二十章 階級衝突和階級戰爭
一 階級和階級衝突的概念
在任何特定時刻，個人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決定著他同所有其他社會成員的關係。他通過交換與他們聯繫在一起，他是供方或需方、賣方或買方。他在社會中的地位不一定把他束縛於一種活動。張三可以同時是地主、工薪族和資本家，李四可以同時是企業家、雇員和地主；王五則可以同時是企業家、資本家和地主，如此等等。一個人可以生產奶酪和籃子，並偶爾出去打短工。但是，即便地位大致相等的人，他們的處境也會因他們在市場上所處的具體環境而有所不同。即便是作為購買東西的消費者，也因其特殊需要而處於不同的境況。市場上永遠只有單個的人。在自由經濟中，市場允許出現個體差異：就像人們有時候不無遺憾地說的那樣，它把個人「原子化」了。甚至馬克思也不得不強調解釋說：「由於購買和銷售只是在單獨的個人之間進行，因此試圖從他們身上去尋找整個社會階級之間的關係是不允許的。」[1]
如果我們用階級一詞表示所有那些處於大致平等的社會地位的人，那麼記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階級在社會生活中是否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問題，並未因此得到解決。圖式化和分類本身沒有任何認知價值，一個概念的科學意義來自於它在所屬理論中的功能；在這些理論的範圍以外，它不過是一種智力遊戲。階級學說指出，人有不同的社會地位，所以社會階級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但這並沒有證明它有多大用處。重要的不是個人的社會地位，而是這種地位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意義。人們早就承認，和所有的經濟差異一樣，貧富差異在政治中發揮著巨大作用。同樣眾所周知的是等級和身份制度，即法律地位的差別或者說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的重要歷史意義。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有反駁這一點，但它指出了這些差異都是產生於錯誤的政治制度。如果理解正確的話，根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個人之間的利益從來不是不可協調的。有關利益衝突的信念過去十分重要，但它實際上是出於對社會生活的自然規律的無知。一旦有了正確的理解，認識到人們的所有利益都是一致的，這些問題就不會影響到政治討論。
然而，主張利益一致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本身也為新的階級衝突理論奠定了基礎。重商主義者把商品置於經濟學的核心，認為經濟學是關於客觀財富的理論。古典學派在這方面的偉大成就是，除了商品以外，他們還確立了經濟人的地位。這樣他們就為將人及其主觀評價置於理論核心的現代經濟學開闢了道路。可以說，把人和商品放在同等地位的理論體系，難免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討論財富的生產，另一部分討論財富的分配。經濟學越是成為一門嚴密的科學，成為一種交換經濟學（catallactics），這種認識就越是退縮。但是分配觀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存在，這反過來產生了把生產過程與分配過程相分離的思想。商品是先生產，後分配。然而十分清楚的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和「分配」不可分離地相互聯繫在一起，這種不幸的認識傾向於使問題更加混亂。[2]
一旦採用了「分配」這個概念，並把價值估算問題理解為分配問題，這種誤解便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樣的價值估算理論，或者用一個更加符合這一問題的古典定位的詞，這樣的收入理論，必須對各種生產要素做出區分，儘管事實上關於價值形成的同一基本原理適用於所有這些要素。「勞動」同「資本」及「土地」分離了。在這種背景下，就像李嘉圖最先在《原理》一書的前言中所做的那樣，把勞動者、資本家和地主看作獨立的階級，便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古典經濟學家沒有分解出「利潤」的組成部分，這個事實只會強化這種傾向，並給我們提供了一幅劃分為三大階級的社會畫面。
但是李嘉圖沒有就此止步。他揭示了「在不同的社會階段」[3]分配給這三大階級的總產品份額的不同，從而將階級衝突擴展為一種動態過程。他的後繼者在這一點上亦步亦趨。而且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帶著自己在《資本論》中提出的經濟學理論出場了。馬克思在早期著作，尤其是《共產黨宣言》的入門性說明中，仍然從法律地位和財富數量的對比這種古老意義上理解階級和階級衝突。把現代工業關係視為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的觀點，提供了這兩種觀念之間的聯繫。但是，即使在《資本論》中，階級概念雖然對其理論有著根本性的重要意義，馬克思並沒有對它做出準確定義。他沒有界定什麼是階級，而是只限於列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劃分為「大的階級」。[4]他在這裡接受了李嘉圖的劃分，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即對李嘉圖來說，階級的劃分只對交換經濟學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衝突理論大獲成功。今天，幾乎整個世界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社會階級的區分以及關於這些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的理論。甚至渴望階級和平並為之而努力的人，通常也不反對存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但是，階級概念依然是不確定的。和馬克思本人一樣，對馬克思的追隨者們來說，這一概念依然五光十色、難以捉摸。
根據《資本論》的體系，如果這一概念是以生產要素的古典劃分為基礎，一種只為交換理論而發明並且只在交換理論中言之成理的分類卻被轉化為普通社會學知識的基礎。它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把生產要素歸結為兩個、三個或四個大類僅僅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安排，它僅僅在這個理論背景下才是有效的。生產要素的分類不是對人或人群的分類，而是功能的分類；這種劃分的合理性，僅僅存在於它為之服務的交換經濟學理論的目的之中。例如，劃分出「土地」就是因為它在古典地租理論中的特殊地位。根據這一理論，土地是一種在某些前提之下能夠產生租金的生產要素。同樣，作為利潤來源的資本的地位，以及作為工資來源的勞動的地位，都與古典學說的特定說明有關。後來對分配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把古典學派的「利潤」分為企業家的利潤和資本利息，根據這種辦法，對生產要素便有完全不同的分類。比較而言，在現代價值計算理論中，根據古典理論圖式對生產要素做的分類不再有任何重要意義。過去所說的分配問題，現在成了上游商品的價格形成問題。只有科學分類方面的保守主義還企圖保留舊術語。與價值計算理論的精神更為一致的分類，必需根據完全不同的基礎——如對收入的動態和靜態成分的劃分——來進行。
但是，在任何體系中，生產要素的分類基礎都不是由其自然特徵決定的，這一點至關重要。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是經濟學階級理論最嚴重的錯誤。這種理論從一開始就天真地假設，在基於分析的理由而劃分出的要素之間，存在一種（由自然經濟條件產生的）內在聯繫。它虛構出一種可以用於所有類型的農業的抽象土地，和一種能從事任何工作的抽象勞動。它做出了一定的讓步，這是為了適應現實，即區分出了農業用地、礦業用地和城市用地，區分出了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然而這種讓步並沒有使事情得到改進。熟練勞動的抽象性絲毫不亞於純粹「勞動」，農業用地的抽象性也絲毫不亞於純粹「土地」。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抽象概念捨棄了對於社會學研究不可缺少的特徵。在討論價格形成的細節時，在一定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對土地、資本和勞動這三類東西進行對比，然而，這根本不證明我們在討論完全不同的問題時也可以做出這種分類。
二 等級與階級
階級戰爭理論經常把等級（「身份」）與階級混為一談。[5]等級是法律制度，而不是由經濟決定的事實。每個人都出生於某一個等級，且一般會留在這個等級內至死不變。個人終生擁有等級成員的身份，即他是某個等級之一員的資格。一個人是主人還是農奴，是自由人還是奴隸，是地主還是被束縛於土地的農民，是貴族還是平民，不是因為他在經濟生活中占有某種地位，而是因為他屬於某個等級。誠然，和每一種社會制度一樣，等級制說到底是來自於保護社會合作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在起源上是一種經濟制度。但是，作為這種制度基礎的社會理論根本不同於自由主義理論，因為它把人類的合作僅僅設想為某些人的「取」和另一些人的「予」。在這種理論看來，予與取可以使各方都能從中獲益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後來的時代，由於從逐漸為世人所知的自由主義思想的角度看，等級制開始表現出非社會性和非正義性，為了替這種制度辯護，在較低等級的單方面義務的基礎上，又為這種關係編造出一種造作的互惠因素：上層為下層提供保護、生計和土地的使用權等等。然而，這種學說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等級意識形態已經開始衰敗。在這種制度的鼎盛時期，上述思想是與它格格不入的，當時的等級關係就是赤裸裸的暴力關係，從等級製做出的最基本的區分，即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劃分，即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奴隸把奴隸制視為自然，他聽天由命，沒有一息尚存就不斷地反抗或逃跑，這並不是因為他相信奴隸制是對主人和奴隸同樣有利的正義制度，而不過是因為他不想因為反抗而丟掉性命。
有人企圖通過強調奴隸制的歷史作用，來反駁有關征服和等級制的樸素觀點。據說，當戰鬥中被俘的人變成了奴隸而不是被殺死時，奴隸制標誌著文明的進步。如果沒有奴隸制，在所有的無主土地都得到利用之前，就不能形成一種實行勞動分工、把貿易同初級生產分離的社會，因為每個人都想成為自己土地的自由的主人，而不是加工別人生產的原料的沒有土地的勞動者，更不願意成為在別人土地上勞動的沒有財產的勞動者。從這種觀點來看，奴隸制度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因為如果不是勞動分工讓一部分人過上悠閒的生活，無須像普通人那樣為生計而煩惱，高級文明是不可想像的。[6]
只有那些用道德眼光研究歷史的人，才會提出能否證明某種歷史制度合理的問題。這種制度在歷史中發生，這個事實表明它是由一些活躍的力量導致的。唯一能夠科學地提出的問題是，這種制度是否履行了賦予它的功能。就此而言，答案是明確否定的，奴隸制沒有為勞動分工開闢道路，恰恰相反，它阻塞了這條道路。在廢除奴隸制度之前，有著高度發達的勞動分工的現代工業社會是不可能成長的。一直就存在著可供定居的閒置的無主土地，這並沒有阻止專業貿易或僱傭勞動者階級的興起。無主土地首先要使其適於耕種，在有收穫之前需要投入和改良，其肥沃程度往往不如已經用於耕種的土地，其地理位置則幾乎總是更不如後者。[7]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勞動分工得以廣泛發展的唯一必要的條件，對勞動者的奴役並非產生勞動分工所必需。
在等級關係中有兩個典型特徵。一是封建領主與耕種者的關係。封建領主遠離生產過程，只在莊稼收穫、生產過程結束時才會露面，取走他的份額。要理解這種關係的性質，我們不必知道它是源於對原自由民的征服還是人們來到地主的土地上定居。一個相關的事實是，這種關係處在生產之外，所以不能通過某種經濟過程而解除，例如用耕種者的租金和什一稅加以抵消。一旦能用租金抵消，它就不再是一種依附關係，而是變成了一種產權關係。第二種典型的關係是主人和奴隸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主人支配的是勞動而不是物品，並且他在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時不必為奴隸提供任何補償。因為提供衣食和住所不是一種補償，而是一種必要的開銷，除非他想失去奴隸的勞動。在嚴格發展起來的奴隸制度下，只有當奴隸的勞動能帶來超出其生存成本的剩餘時，主人才會為他提供食物。
把這兩種關係同自由經濟中企業家與工人的關係進行比較，是最沒道理的做法。從歷史上看，自由僱傭勞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奴隸和農奴勞動中成長起來的，又過了很長時間，它才擺脫了其源頭的所有痕跡，成為它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樣子。然而，把經濟上自由的僱傭勞動等同於不自由的人的勞動，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徹頭徹尾的誤解。可以對這兩種制度做社會學的比較，因為兩者都包含勞動分工和社會合作，並且在這方面顯示出共同的特徵。但是，社會學研究切不可忽視一個事實，即兩種制度的經濟特徵是非常不同的。利用研究奴隸勞動得出的論據去分析自由勞動的經濟特點，註定是毫無價值的。自由勞動者得到的工資，是根據對其勞動的經濟計算。奴隸主通過為奴隸提供生計和付給奴隸販子奴隸的價格而支出的數量，相當於這些數量的現值，而自由勞動的工資是高於或將會高於奴隸的生存成本的。這樣，勞動工資超出勞動者生存成本的那一部分剩餘，就落入了將自由人變為奴隸的人——即獵取奴隸的人——手裡，而不是到了奴隸販子或奴隸主的手裡。後兩種人從奴隸經濟中得不到任何特別的收入。所以很清楚，試圖通過引證奴隸經濟條件來支持剝削理論的人，完全誤解了這一問題。[8]
在劃分等級的社會中，所有在法律面前缺少完整權利的等級成員同其他成員有一種共同利益：他們都努力提高其等級的法律地位。所有被束縛於土地的人都努力減輕地租負擔；所有奴隸都努力爭取自由，即能為自己勞動的條件。一個等級的全體成員的利益共同體越強大，個人就越是沒有能力將自己提高到該等級的法律範圍之上。在某些情況下，有些人，尤其是有天賦的個人，能夠有幸升入較高的等級，對這裡的討論沒有多少意義。任何群眾運動都不是源於孤立的個人沒有滿足的願望和希望。特權等級為有才能者掃除障礙，並不是希望藉以平息社會的不滿，而是希望藉以強化自身。只有當那些升遷受阻的有天賦的個人發出暴力行動的呼籲，並且得到了心懷不滿的廣大階層的響應時，他們才會變得具有危險性。
三 階級戰爭
只要用等級劃分社會的思想還存在，就算解決了等級之間的具體衝突，也不能消除等級差別。即使被壓迫者擺脫了枷鎖，身份地位的差別也不會全部消除。只有自由主義能夠克服這種根本性的等級衝突。它做到了這一點，是因為它廢除了奴隸制——理由是自由勞動比不自由的勞動具有更高的生產力；還因為它宣布遷徙和擇業的自由是理性政策的根本需要。反自由主義企圖將這項成就說成是特殊群體的「利益」的產物，這再清楚不過地暴露了它根本無力把握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在等級之間的鬥爭中，一個等級的全體成員因為有著共同的目標而站在一起。不論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如何千差萬別，他們都站在這同一個基礎之上，都想改善其等級的法律地位。經濟優勢通常是與這種地位聯繫在一起，因為等級之間的法律差別之所以得到保留，正是因為它們賦予某些等級以經濟優勢，給其他等級造成經濟傷害。
但是，階級戰爭理論中的「階級」完全是另一回事。主張階級衝突不可調和的理論，把社會劃分為三個或四個大的階級之後便沒了下文，這是不合邏輯的。這種理論若是把它的邏輯貫徹到底，本應繼續將社會分解為利益群體，一直分解到其成員履行完全相同的功能的群體為止。只把所有者分為地主和資本家是不夠的，必須繼續進行劃分，直到劃分出這樣一些群體，如生產同樣數量紗線的棉紡廠廠主、黑山羊皮的生產者或清淡啤酒製造商。這種群體確實有著與其他群眾相反的共同利益：他們對順利銷售自己的產品極感興趣。但是，這種共同利益的範圍是很有限的。在自由經濟中，單個生產部門從長遠看不能獲得平均利潤以上的利潤，同時也不能虧本生產。所以，某一行業成員的共同利益在有限的時間內不能超越市場趨勢。至於其他人，在他們之間存在的則是競爭，而不是直接的利益一致，只有當經濟自由在某個方面受到限制，競爭才會因特殊利益而中斷。但是，要想對階級利益一致論進行有效批評，就必須提出證據，證明這種競爭是在自由經濟的條件下中斷的。階級鬥爭理論指出在關稅政策上地主的共同利益與城市人口有衝突，或地主與城市居民在政治統治問題上有衝突，這並不能證明它就是正確的。自由主義理論不否認國家對貿易的干預會產生特殊利益，也不否認這意味著個別群體能藉此為自己攫取特權。它只是說，如果這種特殊優惠表現為一些小群體的特權，就會導致激烈的政治衝突，導致沒有特權的多數對有特權的少數的反抗，這種反抗對和平的不斷干擾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它進一步解釋說，如果這些特權成了普遍規則，就會傷害到每一個人，因為它們是把從這邊取來的東西給了那邊，其結果永遠只能是勞動生產力的普遍下降。
長遠來看，一個群體成員的利益共同體，以及他們的利益跟其他群體的利益之間的差異，永遠是來自對所有權、貿易自由和職業選擇的限制。只有從短期來看，它們能夠來自市場條件本身。然而，如果在經濟地位相同的成員所組成的群體中間，不存在使他們與所有其他群體對立的利益共同體，那麼在沒有相同而只是相似地位的成員所組成的更大群體中間，就更沒有這種共同體了。如果在棉紡廠廠主之間不存在特殊利益的共同體，在棉花產業內部或棉紡廠廠主和機器製造商之間就更沒有這種共同體。在棉紡廠與棉織廠、機器製造商與機器使用者之間有著顯著的直接利益差異。只有在排除了競爭的地方，例如在有著一定特性或處在一定位置的土地的所有者之間，才存在利益共同體。
認為整個人口劃分為三個或四個大的群體，每個群體都具有某種共同利益的理論，錯就錯在它把土地所有者看成一個利益一致的階級。並不存在什麼特殊的共同利益把可耕地、林地、葡萄園、礦山或城市不動產的所有者團結在一起，除非是指他們都保護私有土地財產權這種利益。但那不是所有者的特殊利益。無論是誰，只要他認識到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重要性，那麼不管他是否擁有財產，肯定會既為了自己也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擁護這一原則。只有在獲得財產和進行貿易的自由受到限制時，土地所有者才有真正的特殊利益。
在勞動者之間也不存在共同利益。根本就不存在同質性的勞動，就像不存在抽象的工人一樣。紡紗工的勞動不同於礦工和醫生的勞動。聽聽那些擁護社會主義和階級衝突不可調和論的理論家們的言論，好像存在著某種人人都有資格從事的抽象勞動、技能勞動很難成為問題。在現實中並不存在這種「抽象」勞動，也不存在同質的非技能勞動。清道夫不同於行李搬運工。此外，從純粹數量的角度看，不需要技能的勞動的作用要比正統階級理論所認為的小得多。
在推導價值計算理論的定律時，我們有理由只討論「土地」和「勞動」。因為從這個角度看，所有的上游物品只有作為經濟目標才是有意義的。把無限多樣化的上游物品簡化為少數幾個大類，是為了建立針對明確目標的理論的方便。人們經常抱怨經濟學理論是在擺弄一些抽象概念，但恰恰是這些發出抱怨的人自己，忘記了「勞動」和「工人」、「資本」和「資本家」等等都是抽象概念，並且毫不遲疑地把理論經濟學的「勞動者」移植進了所謂的實際社會生活的畫面。
一個階級的成員都是競爭者。如果勞動者的數量減少，如果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有了相應的提高，工資就會上升，勞動者的收入和生活標準也會隨之提高。工會無法改變這一點。它們本來是為了同企業家進行鬥爭而產生的，當它們像行會那樣限定成員數量時，它們就默認了這一事實。
當勞動者為了較高的地位和職位的提升而你爭我斗時，他們中間就存在競爭。至於那些從下層進入上層的相對少數人，只要他們是最有才華的，其他階級的成員就可以一直持無所謂的態度。但是對勞動者自身來說，這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在同其他人競爭。當然，人人都希望看到每個新出現的工頭崗位將由最適當的、最有能力的人擔任。但是人人也都希望他所能夠企及的崗位會落到自己手裡，即使他不是這個崗位最適當的人選；這給他帶來的好處要大於他最終也有可能遇到的某些一般壞處。
主張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具有社會一致性的理論，是唯一能夠說明社會如何可能的理論；沒有這種利益的一致，社會不僅會分裂為階級，而且會分裂為作為對手相互對抗的個體。個人利益之間的衝突，是通過社會而不是通過階級被克服的。社會只知道個人，不知道還有其他成分。根本不存在因某種特殊的共同利益而團結在一起的階級；它是一種沒有得到完整表述的理論的發明。社會越複雜，其內部的分化程度越高，在社會有機體中處於相似地位的人組成的群體數量就越多；而隨著群體數量的增多，每個群體的成員數量必然減少。每個群體的成員都有某種直接的共同利益，但這個事實本身並不造成他們之間利益的普遍平等。地位的平等使他們成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成為有著共同抱負的人。聯合起來的群體的地位之間只要不是完全相同，它們就不可能形成絕對的利益共同體。只要它們的地位相似，它們之間就會存在競爭。
全體棉紡廠廠主在某些方面可能有著相同的利益，但即使如此，他們也會相互競爭。只有那些生產同樣數量紗線的棉紡廠廠主，才會處在完全相同的地位上。就此而言他們相互之間也是競爭者。但是在其他方面，在更廣泛的領域有著相似的共同利益；它們可以涵蓋棉紡行業的全體勞動者，包括種植者和工人在內的全體棉花生產者，甚至可以進一步涵蓋任何行業的所有工業家，等等，其分類根據追求的目標和利益而不斷變化。但是，完全相似是很罕見的，並且就算確實存在這種相似，它所導致的也不僅是與第三方相對的共同利益，它還會導致群體內部各方之間的競爭。
若是一種理論認為所有的社會發展都來自階級鬥爭，它就必須證明每個人在社會有機體中的地位都無可爭議地是由其階級地位決定的，也就是說，是由他的階級成員身份以及這個階級同其他階級的關係決定的。在所有的政治鬥爭中都有某些社會群體相互衝突，但這個事實並不是這一理論的證據。它要想使自己正確，還必須能夠證明分類肯定沿著一定的方向進行，獨立於階級地位的意識形態對它不能產生影響；較小的群體聯合成較大群體，較大群體又形成將整個社會劃分開的階級，其方式不同於為了暫時的合作而達成的妥協和聯盟，而是來自社會的必然因素所造成的事實，來自一種明確的利益共同體。
比如，讓我們看看構成農業黨派的不同要素。在奧地利，葡萄酒生產者、穀物種植者以及畜牧業生產者，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共同的黨派。但是當然不能斷言是利益的相似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因為這三個群體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為獲得某些保護性政策而達成的聯合，是相互衝突的利益之間的妥協。然而，只有在超越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基礎上，才有可能形成這種妥協。這三個群體中每一個群體的階級利益是同另外兩個群體的階級利益對立的。它們只有把某些特殊利益全部或部分地放在一邊，才能走到一起，儘管它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加有效地爭取另一些特殊利益。
同生產資料所有者形成對照的勞動者的情況也是這樣。不同的勞動者群體也沒有統一的特殊利益，它們因成員的知識和技能而有著非常不同的利益。可以肯定地說，無產階級並不因為其階級地位，就成了社會主義政黨所想像的那種同質的階級。僅僅是因為這個階級信奉迫使每個人和每個群體放棄自己的特殊利益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它才成了這樣一個階級。工會的日常工作就是要讓這些利益衝突達成妥協。[9]
群體利益之間除了現有的結合和聯盟之外，永遠有可能形成新的結合和聯盟。實際存在的結合與聯盟依靠的不是群體的階級地位，而是意識形態。決定群體一致性的不是利益的同一，而是政治目標。特殊利益共同體總是局限於狹小的範圍，並且總是被其他特殊利益的衝突所抹殺或抵消，多虧了一種意識形態，才使利益共同體看上去比利益衝突更強大。
階級利益共同體並不是獨立於階級意識而存在，階級意識也不僅僅是附屬於一個特殊利益共同體，而是創造了這個共同體。無產者不是現代社會框架中的一個階級地位決定著其態度的特殊群體。個人是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聚集到一起，以便採取共同的政治行動；無產階級的團結不是來自階級地位，而是來自階級戰爭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之前並不存在：社會主義思想首先把某些個人聯合起來去實現一定的政治目的，從而造就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並不具有使它特別適合於促進無產階級真正利益的成分。
從原則上說，階級意識形態與民族意識形態並無不同。事實上，在特定的民族和種族的利益之間不存在差異。是民族意識形態首先造就了對特殊利益的信仰，並把民族變成了相互鬥爭的特殊群體。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進行縱向劃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則對社會進行橫向劃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是相互排斥的，有時一方占上風，有時另一方占上風。在德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1914年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擠到了後台——並且突然出現了一個民族主義統一戰線。1918年，社會主義者又戰勝了民族主義者。
在自由社會裡，不存在被不可妥協的利益分隔開的階級。社會就是利益的和諧一致，而特殊群體的聯合總是以破壞這種凝聚力為目標的，它的目標是反社會的。特殊的無產階級利益共同體的擴張僅僅是為了追求一個目標——撕裂社會。對於那種自稱為了整個民族而存在的特殊利益共同體來說，情況也是如此。
由於階級理論沒有比較嚴密地界定階級概念，人們一直能夠用它來表達各種各樣的思想。他們把決定性的衝突定義為所有者與非所有者之間的衝突、城市利益與農民利益之間的衝突或是資產階級與農民工人之間的衝突；他們談論「軍火資本」、「酒精資本」和「金融資本」，[10]他們一會兒說「光榮國際」，轉眼之間又說帝國主義是由資本的衝突引起，人們從中可以輕易看出，這些口號，不具有任何實際的社會學意義。[11]
四 階級戰爭的形式
國民總收入出分為工資、租金、利息和利潤。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認為，這是一個已經明確解決了的問題，即這種劃分不是根據每個階級的非經濟能力，而是根據市場賦予每一種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現代邊際價值理論都同意這一點，甚至馬克思主義學說也同意這一點，因為它的分配理論是從古典理論那裡借用來的。它根據這種理論推導出了決定勞動價值的規律，由此也建立起一種只有經濟因素起決定作用的分配理論。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分配理論充滿了矛盾。儘管如此，它卻是一種為生產要素價格的形成方式尋找純粹經濟學解釋的嘗試。後來，當馬克思出於政治原因認識到工會運動的優勢時，他的確在這一點上做出了某些輕微的讓步。但是他仍然抱著自己的經濟學體系不放，這個事實表明，那不過是一些不觸及他的基本觀點的讓步。
市場上的全體當事人都在爭取得到可以拿到的最優價格，如果我們把這稱為「鬥爭」，我們便可以說經濟生活中始終存在著相互反對的經久不變的戰爭，但這決不意味著存在階級戰爭。戰鬥不是發生在階級和階級之間，而是發生在個人之間。當競爭者群體走到一起採取共同行動時，不是階級反對階級，而是群體反對群體。個別工人群體為自己爭取到的東西，並非對全體工人都有益；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的利益，就像企業家與工人的利益一樣是相互衝突的。社會主義理論在談論階級戰爭時，它所想到的不可能是市場上這種買方與賣方的對立。[12]它所謂的階級戰爭儘管是源於經濟動機，卻是發生在經濟生活之外。當它認為階級戰爭類似於等級之間的戰爭時，它只能是指發生在市場之外的政治鬥爭。畢竟，這是主人與奴隸、地主與農奴之間唯一可能的衝突；他們根本就不在市場上打交道。
但是馬克思主義走得更遠。它認為不言而喻的是，只有所有者才對維護生產資料私有制感興趣，無產者有著完全相反的利益。兩者都知道自己的利益並據此而行動。我們已經看到，只有當我們打算囫圇吞棗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時，這一觀點才是可以接受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對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利益同樣有益。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分裂為兩大階級，其成員在階級鬥爭中自然而然地會意識到其利益。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做出艱苦努力以喚醒工人們的階級意識，也就是說，使工人支持馬克思主義的財產社會化計劃。正是階級衝突不可調和的理論，使工人們聯合起來參加反對資產階級的合作行動。階級衝突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階級意識，才是這場鬥爭的實質，而不是相反。是觀念產生了階級，不是階級產生了觀念。
階級鬥爭的武器也不比其起源具有更多的經濟色彩。罷工、破壞行為、暴力行動和各種各樣的恐怖主義都不是經濟手段，而是旨在打斷經濟生活運動的破壞手段，是必然導致社會破壞的鬥爭武器。
五 作為社會進化要素的階級戰爭
馬克思主義者從階級戰爭理論出發，認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是人類的必然未來。馬克思主義說，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裡，不同階級的利益之間必然存在著不可調和的衝突，即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抗。它認為，這種利益差別決定著階級的歷史地位，規定著各個階級必須實行的政策。這樣，歷史就變成了一個階級鬥爭的鏈條，直到最終出現一個階級，即現代無產階級，它只有通過消滅一切階級衝突和一般剝削，才能把自己從階級統治下解放出來。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戰爭理論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社會主義陣營。主張社會全體成員的最終利益一致的自由主義理論被拋到後台，當然不僅僅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戰爭理論，也是由於帝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思想的復活。但是，由於自由主義思想失去了魅力，肯定會有更多的人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因為它和自由主義理論有一個其他反自由主義理論所不具備的共同之處：它肯定社會生活的可能性，而所有其他否認利益一致的理論都含蓄地否認社會生活本身。無論是誰，只要他根據民族主義、種族教條主義甚至貿易保護主義的觀點，主張各民族和各種族之間的利益衝突是不可調和的，都會否認民族之間和平合作的可能性，從而否認國際組織的可能性。那些堅決擁護農民或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把堅定追求階級利益視為政治本質的人，只有徹底否認社會合作的好處，才能在邏輯上自圓其說。這些理論必然導致對未來社會抱有非常悲觀的看法，與其相比，馬克思主義似乎是一種樂觀主義學說，至少就它所嚮往的社會秩序而言，它主張社會所有成員的利益是一致的。很多人對於一種沒有全盤否認社會合作優越性的哲學的渴望是如此熱切，他們本來有可能對社會主義惟恐避之不及，卻也被拉進了社會主義的懷抱，社會主義是他們在反自由主義理論的沙漠中發現的唯一綠洲。
但是，當這些人準備欣然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時，他們卻忽略了一個事實，馬克思主義有關沒有階級的未來社會的允諾，完全是根據一個它認為無可辯駁的主張，即按照社會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勞動的生產力將會更高，並且是無限的高。它有一個著名的論斷：「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是第一次存在，但是它的確存在了」。[13]生產資料私有制是阻礙我們到達這片普遍幸福樂土的紅海，它從「生產力的進步形式」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
[14]生產力從資本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15]「在國家為了自身利益經濟地指導生產的條件下，現代技術的發展使所有人的需要都有可能獲得充分甚至充裕的滿足，所以階級衝突現在第一次不再表現為社會發展的條件，而是表現為對這一發展進行自覺的、有計劃的組織的障礙。按照這種理解，被壓迫的無產者的階級利益就在於消滅一切階級利益並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過去看似永恆的階級鬥爭規律之所以成為必要，實際上是根據它自身的邏輯，是最後的和人數最多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利益，即消滅一切階級利益，建立一個利益統一、合乎人道的團結一致的社會。」[16]所以，馬克思主義最終所證明的是：社會主義一定會到來，因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合理。但是在所有這些言論中，所謂社會主義生產的優越性只是被認為理當如此。除了一些偶爾的評論，沒有做出任何證明的嘗試。[17]
如果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將會比任何其他制度下的生產更高級，他為何又給這種主張加了限制條件，指出只有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才會這樣，而非總是這樣呢？為什麼社會主義一定要等待時機成熟呢？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說明為何在19世紀以前人們沒有發現這一美好思想，或者為什麼即使早就想到了它，也不能夠得到實現的話，上述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是，即使一個社會已經了解了社會主義思想，它為了實現社會主義仍然必須經歷全部進化階段，這是為什麼呢？人們可以理解，「只要一個民族的大多數群眾反對社會主義，不想同社會主義有任何關聯，這個民族實現社會主義的時機就不成熟」。但是卻難以理解，為什麼「當無產階級構成了民族的大多數，民族中的大多數人都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的向往時」，「人們還是不能確切地說明」時機成熟了。[18]認為世界大戰[19]使我們的進化發生了倒退，從而阻礙了社會主義適當時機的到來，難道這種主張不是很不合乎邏輯嗎？「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創造並且集中在資本家階級手裡的巨大財富，社會主義，即現代文明中的普遍幸福，才會成為可能。通過毫無意義的政策，例如失敗的戰爭，浪費這一財富的國家，不能為普遍幸福在所有階級中的最快速傳播提供任何有利機會。」[20]但是，相信社會主義將會使生產力成倍增長的人，想必會從戰爭使我們致貧這個事實中看到加速其到來的又一個理由。
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21]但是，這一答案把需要證明的東西當成了已被證明的東西：社會主義生產將會更具有生產力，社會主義生產是「更高級的」生產，也就是說，它處在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
六 階級戰爭理論與對歷史的解釋
歷史在邁向社會主義的觀點，今天幾乎已是盡人皆知。從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從貴族統治、資產階級統治到無產階級民主，人們大約就是這樣來設想不可避免的演進的。對於社會主義是我們不可逃避的命運的觀點，許多人愉快地給予稱讚，其他人遺憾地加以接受，只有極少數無畏的人表示懷疑。這種演進圖式在馬克思之前就已聞名於世，但是馬克思發展了它，並使它廣為流行。最重要的是，馬克思設法把它納入了一個哲學體系。
在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各種宏大體系中，只有謝林和黑格爾的體系對每一門學科的形成產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響。從謝林的自然哲學中成長出了一個思辨學派，這一學派的成就一度大受推崇，但如今早已被忘得一乾二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曾經迷住了整整一代德國歷史學家，人們按照黑格爾的圖式撰寫世界史、哲學史、宗教史、法律史、藝術史和文學史。這些專斷並且常常十分怪誕的進化假設，也都無影無蹤了。黑格爾和謝林學派讓哲學蒙受的不敬，使自然科學拒絕實驗室的實驗和分析以外的任何東西，也使道德科學除了收集和過濾原始資料之外拒絕做任何事情。科學把自己局限於純粹的事實，把一切綜合都作為不科學的東西加以排斥。給科學再次注入哲學精神的衝動只能來自別的地方——來自生物學和社會學。
在黑格爾學派的全部發明中，只有一件東西註定更長壽，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但是它的地位處在學術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南，已經被證明是徹底無用的，根據馬克思主義圖式書寫歷史的嘗試，都已可悲地失敗了。像考茨基和梅林這樣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在原創性的深入研究方面根本沒有取得任何進步，他們只是在別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闡釋，其唯一新穎之處在於努力透過馬克思主義的眼鏡看待一切。然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正統信奉者的範圍，許多在政治上決不會被列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的歷史學家，其歷史哲學的觀點卻與他們十分相近。在他們的著作中，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一種干擾因素。諸如「剝削」、「資本追求剩餘價值的努力」和「無產階級」之類含義不清的措辭的使用，模糊了人們在公正仔細地研究材料時必須保持的清醒視野，全部歷史不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準備，這種思想驅使歷史學家在解釋原始資料時大肆曲解原意。
無產階級統治必定取代資產階級統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等級和階級的劃分為基礎的，這種等級劃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變得非常普遍。人們把法國大革命及其在歐美各國引起的運動稱為第三等級的解放，並認為現在到了第四等級一定要解放的時候了。在這裡，我們可以忽略一個事實，即那種把自由主義思想的勝利視為資產階級的階級勝利、把自由貿易時期視為資產階級統治時代的觀點，預先便假定社會主義社會理論的所有要素都已得到證明。但是我們馬上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必須在無產階級中間尋找這個被認為現在應該獲得解放的第四等級嗎？在農民階級中間尋找這個階級，不是同樣或更加公正嗎？當然，馬克思無疑能夠對付這個問題。根據他的觀點，在農業方面大型康采恩將取代小型企業，農民將給大農場主的沒有土地的勞動者讓路，這已經成為定論。如今，關於中小型農業企業沒有競爭能力的理論早已被埋葬，這就帶來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們眼前正在發生的變化將允許我們假設，統治權已經落入農民之手，而不是無產者之手。[22]
然而，在這裡，我們的回答也必須建立在我們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社會秩序的效率的判斷上。如果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諷刺畫所顯示的那種罪惡圖式，如果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者所宣稱的那種理想秩序，那麼它的整個學說也就土崩瓦解了。討論總是要回到同一個要點上——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能否帶來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這是基本問題之所在。
七 小結
種族、民族、公民權、等級權利，這些事情直接影響到行動。是否有某種黨派意識形態把屬於同一種族或民族、同一國家或等級的人團結在一起，這無關緊要。甚至在沒有什麼意識形態來引導某一群體的成員朝一定方向行動時，種族、民族、國家或等級的存在這一事實也會決定人的行動。一名德國人的思想和行動受到他作為德語共同體的一員而獲得的那種精神的影響，他是否受到民族主義黨派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此並不重要。作為一名德國人，他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同於羅馬尼亞人，後者的思想是由羅馬尼亞人的歷史而不是由德國人的歷史決定的。
民族主義黨派意識形態是一種與任何既定民族成員的身份沒有多大關係的因素。各種相互矛盾的民族主義黨派意識形態可以並存，為贏得人心而戰；另一方面，也可能根本不存在民族主義黨派意識形態。黨派意識形態一向是從外部被特別引入某個社會群體的既有成員之中，然後才成為他們的具體行動的一個根源。僅僅是生活在一個社會裡，不會使人的頭腦產生黨派意識形態，黨派態度總是來自於有關什麼有利和什麼不利的理論。在一定環境下，社會生活可能使人事先產生接受某種意識形態的傾向，有時黨派學說是為了吸引某個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而形成的。但是，意識形態必定一直同實際的社會和自然狀態保持分離狀態。
從社會是人類意志的產物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存在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人的思想也是如此。唯物史觀把社會生活看作獨立於思想而存在，這是犯了一個大錯誤。
如果認為個人在合作性的社會生活有機體中的地位就是他的階級地位，那麼，我們以上所言也適用於階級。但是，在這裡也必須把階級地位對個人的影響同影響他的政治意識形態區分開來。一名銀行職員在社會中占有自己特定的地位這一事實，對他的生活有所影響，而他由此而得出是該擁護資本主義政策還是擁護社會主義政策，則取決於支配他的思想觀念。
然而，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理解「階級」，即社會分為資本家、地主和工人這三大階級，那麼它就毫無確定性可言了。它完全變成了一種旨在證明某種具體的黨派政治意識形態的虛構。因此，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這些概念都是虛構，其認知價值取決於它們所服務的理論，即關於階級衝突不可調和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如果我們認為這一理論不可接受，那就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差別和階級衝突。如果我們證明，得到正確理解的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非相互衝突，我們就不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利益衝突論站不住腳，而且我們把社會主義理論所描繪的階級概念也作為廢物拋掉了。因為只有在這一理論框架內，把社會分為資本家、地主和工人的嘗試才是有意義的。在這一理論之外，上述劃分就像——舉例來說——硬要把所有金髮人或所有黑髮人歸為一個整體那樣毫無意義，除非我們確實打算像某些種族理論家那樣，賦予頭髮顏色以特別重要的意義，不管是作為一種外部特徵還是作為一種構成要素。
個人在勞動分工中的地位影響到他的整個生活方式、他的思想以及他對世界的態度。個人在社會生產中的處境的差異在某些方面也是如此。企業家和工人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因為他們的日常工作習慣使他們有不同的觀點。企業家心裡想的總是大事和全局，而工人們只想身邊的小事。[23]前者學著在更大範圍內思考和行動，後者總是囿於小事不能自拔。這些事實當然對了解社會狀況有重要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採用社會主義理論意義上的階級概念，會對任何有益的目的有所幫助，因為這些差異不僅來自生產過程中地位的差異。小企業家的思維方式比大企業家更接近於工人的思維方式；大企業的工薪經理同企業家的關係，要比他們同工人的關係更緊密。窮人和富人的差別，在許多方面比工人和企業家的差別更有助於我們對4土會狀況的了解。決定一個人生活標準的是收入水平，不是他同生產要素的關係。只有當他作為生產者的地位影響到他的收入水平時，他這種地位才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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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x，Das Kapital，vol.I，p.550.（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43頁。）上述引文不見於1867年第1版。馬克思在1873年的德文版中第一次插入了這一段話，恩格斯後來又把它插入德文第4版。Masaryk在Die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ologisck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Vienna，1899）第299頁公正地評論說：這一改動大概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其理論的改變有關。它可以被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放棄。具有重要意義的是，第3卷中題為「階級」的一章，只說了寥寥幾段話就戛然而止。馬克思在討論階級問題時只是提出了一個缺少證據的教條，僅此而已。
[2] 關於「分配」這個概念的歷史，見Cannan，A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pp.183 ff.
[3] Ricardo，Principles o 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p. 5.
[4] Marx，Das Kapital，vol. III Part 2，3rd ed.，p. 421.（譯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01頁。）
[5] Cunow，Die Marxsche Geschichts，Gesellschajts-und Staatstheorie，vol. II（Berlin，1921），pp.61ff.作者在這裡試圖為馬克思辯護，使其免於混淆階級與等級概念的指責。但是，他自己的評論以及他引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段落，都說明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比如，讀一下《共產黨宣言》標題為「資產者與無產者」的前六段，你就會確信「等級」和階級這些措辭是被不加區別地使用的。我們已經指出，當馬克思後來在倫敦熟悉了李嘉圖的體系時，他就把他的「階級」概念與「等級」概念做了區分，並把它同李嘉圖體系的生產三要素聯繫起來。但是他從未進一步闡述這個新的階級概念。不論是恩格斯還是別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曾試圖說明，到底是什麼東西把競爭者——因為這些人的「收入和收入來源的一致」形成了一個概念單位凝聚為一個產生於同樣特殊利益的階級。
[6] Bagehot，Physics and Politics（London，1872），pp.71 ff.
[7] 即使在今天，也有任何人都可據為己有的大量無主土地。然而，歐洲 的無產者並沒有移民到非洲或巴西內陸，而是依然在老家充當僱傭勞動者。
[8] 萊克塞斯在討論Wicksell的「Über Wert，Kapital，und Rente」（Lexis，見 Schmoller′s Jahrbuch，vol.XIX，pp.335 ff）時說：「奴隸主的利潤來源是明白無誤的，並且這很可能也適用於『壓榨工人的僱主』。在企業家與工人的正常關係中不存在這種剝削，而是在工人方面存在一種經濟依賴，這無可否認地影響到勞動產品的分配。沒有財產的工人必須無條件地為自己取得『當前產品』，否則就會死掉。他只有通過『未來產品』的協作生產，才能一般地實現他的勞動。但這並非決定因素，因為即使他像麵包師的幫工那樣生產供當日消費的商品，他得到的產品份額仍然受到對他不利的環境的制約，他仍然不能獨立地使用他的勞動，而是為了得到大體夠用的生活資料而被迫出賣勞動，從而放棄他對勞動產品的權利。這雖然是些十分瑣細的命題，但我相信，由於它們一目了然，不證自明，所以對那些沒有偏見的觀察者來說永遠具有說服力。」人們同意龐巴威克（Böhm-Bawerk）在Einige strit-tige Fragen der Kapitalstheorie（Vienna and Leipzig，1900，p. 112）以及恩格斯為《資本論》第3卷寫的序言中的觀點，即這些想法——順便說一下，它們只是那些支配德國「通俗經濟學」的觀點的翻版——中包含著用謹慎的文字打扮起來的對社會主義剝削理論的認識。萊克塞斯企圖為剝削理論尋找一個基礎的嘗試，最為清楚地暴露了剝削理論的經濟學謬誤。恩格斯引文中提到的第xii頁，見英譯本vol.III，pp.19—21.
[9] 甚至《共產黨宣言》也不得不承認：「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Mane and Engels：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p. 30）.也見於Marx，Das Elend der Philosophic，8th ed.（Stuttgart，1920），p.161.[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頁。]
[10] 在這一點上，人們非常不合邏輯地忽視了一個事實，即僱傭勞動者也關心他在其中勞動的生產部門和工廠的繁榮。
[11] 庫諾不加批判地為馬克思辯解，但他不得不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政治學著作中不僅談到了三個主要階級，而且對一系列較小和次要的階級做了區分（見Cunow，Die Marxsche Geschichts-，Gesellschafts-und Staatstheorie，vol. II，p. 53）。
[12] 見本書第292頁引用的馬克思的話。
[13] 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 305.（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頁。）
[14] Maix，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ed. Kautsky（Stuttgart，1897），p. xi
[15] Engels，Herm Eugen Dli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304（譯按：中譯本見同上引，第321—323頁。——譯註）
[16] Max Adler，Marx als Denker，2nd ed.（Vienna，1921），p. 68.
[17] 關於考茨基試圖提供的證據，見本書第159頁。
[18] Kautsky，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2nd ed.（Vienna，1918），p. 12.
[19]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版者注）。
[20] Ibid，p. 40.
[21] Marx，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p.xii.（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
[22] Gerhard Hildebrand，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Jena，1910），pp.213 ff.
[23] Ehrenberg，Der Gesichtskreis eines deutschen Fabrikcarbeiters（Thünen-Archiv，vol. I），pp.320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