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十九章 作為社會進化因素的衝突

一 社會進化的原因 描繪社會進化最簡單的方式，是說明就像內涵與外延那樣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兩種進化趨勢之間的不同。社會的發展兼有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主觀方面是指成員數量的擴大，客觀方面是指活動目標的增多。勞動分工最初只限於十分狹小的人群，限於最近的鄰居，後來逐漸變得更加普遍，直到最終把整個人類包括在內。這一過程遠未完成，並且在歷史的任何時候從未完成過，但它是有終點的。當地球上所有的人形成統一的分工體系時，它就將達到自己的目的。與社會關係的這種擴展同時進行的是一個強化過程。社會行動包含越來越多的目標，個人自給自足的領域變得愈益狹小。我們不必在這個階段停頓下來，對這一過程是否最終導致所有生產活動的專業化產生懷疑。 社會發展一向是以聯合行動為目的的合作，社會關係永遠意味著和平而不是戰爭。導致死亡的行動和戰爭是反社會的，[1]凡是把人類的進步視為人類群體衝突的結果的理論，都忽略了這一真理。 二 達爾文主義 個人的命運無疑是由其存在決定的。任何已然的事物必定來自於他的適應，任何未然的事物必定來自於他的已然。任何特定時刻的狀況都是歷史的完成，[2]對它瞭然於心的人將能夠預見整個未來。長期以來，由於未能把握「價值估算」——即全部理性行為所特有的思維過程——的特殊意義，將人類意志和行動排除於事件的決定因素之外一直被認為是必要的。人們相信，因果解釋與價值估算是不相容的。現在不再是這樣了，經濟學、法哲學和倫理學對價值估算的澄清足以消除已往的誤解。 倘若為了簡化研究起見，我們把我們稱為個體的統一體分解為某些複合體，我們必須清楚地理解，我們這樣做，只是由於這種劃分的啟發價值。根據外部特徵把實質上相似的東西分離開來的嘗試，是絕對經不住最終檢驗的。只有承認這一點，我們才能繼續對個人生活的決定因素進行分類。 我們把人與生俱來的東西即先天性稱為種族遺傳，或簡稱種族。[3]人的先天性是他所有祖先的歷史，即他們的命運和全部經歷的沉澱。個人的生活和命運不是從出生才開始，而是要回溯到無限的、無法想像的過去。子孫是對祖先的繼承，這一事實不屬於關於習得特性的遺傳問題的爭論範圍。 人出生後，便開始了直接的經驗，開始受到環境的影響，這種影響同人與生俱來的東西一起，共同造就了他在每一生命瞬間的存在。環境是自然的，表現為土壤、氣候、食物、動物群、植物群的形式，一句話，即外部自然環境。環境又是社會的，表現為社會形態。作用於個人的社會力量是語言、他在工作和交換過程中的地位、意識形態和強制力，即不受約束的和制度化的強制。其中，我們把制度化的強制組織稱為國家。 自達爾文以來，我們傾向於把人類生活對自然環境的依賴視為與敵對力量的鬥爭。只要不把這種比喻轉移到不適當的、註定要引起嚴重錯誤的領域，這種說法就不會有任何異議。當人們把生物學借用於社會科學的達爾文主義公式又反過來應用於社會科學時，卻忘記了這些觀念的最初含義，由此出現了最終竟然美化戰爭和屠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怪胎，它對於自由主義思想的黯然失色和導致今天的世界大戰與社會鬥爭的思想氛圍的形成，負有特別的責任。 眾所周知，達爾文受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的影響。但是，馬爾薩斯決不相信鬥爭是一種必要的社會制度。即便是達爾文，在談到生存競爭時，也不總是指生物的破壞性爭鬥，即為爭奪食物區和雌性而進行的生死之爭。他經常用比喻的手法說明生物的相互依賴和對環境的依賴。[4]完全照字面含義理解措辭是一種誤解，因為那只是一種比喻。當人們把生存競爭等同於人類之間的滅絕性戰爭，繼而根據鬥爭的必要性來構建社會理論時，這種混淆變得更加惡劣。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僅僅是——這也正是它那些不懂社會學的批評者們總是忽略的地方——自由主義社會學理論的一部分。只有在這個框架內才能理解它。自由主義社會理論的核心是勞動分工學說，只有牢牢記住這一點，才能用人口規律去解釋社會狀況。社會是人類為了更好地開發利用自然生存條件而結成的聯合體；它的根本意義在於消除人類之間的鬥爭，代之以互助，這是結合為一個有機體的所有成員的根本動機。在社會的範圍內沒有鬥爭，只有和平。每一種鬥爭實際上都會使社會共同體中止。作為整體、作為有機體的社會，確實要為了生存而同有害於它的力量作鬥爭。但是在其內部，只要社會已經完全吸納了個人，就只有合作，因為社會只不過是合作。在現代社會中，即使戰爭也不能打破所有的社會關係。在戰爭中，那些承認國際法約束力的國家之間仍然保留著一些這樣的關係，儘管有所鬆弛。因此，甚至戰時也殘存著一些和平。 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一個調節原則，在社會內部，它使社會支配的有限的生存資料同消費者不那麼有限的增加生存資料的能力達到平衡。使每個社會成員得到的社會產品份額，取決於在經濟上應該歸屬於他的即他的勞動和財產的產量，這樣一來，像動植物王國中流行的現象那樣，通過生存競爭消滅多餘人口的做法，就被出生率的降低所取代，這是社會力量的結果。「道德約束」，即社會處境對子孫後代的限制，取代了生存競爭。 社會中沒有生存競爭。認為根據邏輯建立起來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能夠導致任何其他結論，乃是一個嚴重錯誤。馬爾薩斯的著述中那些可以做其他理解的隻言片語，很容易由下述事實來加以說明：他是在尚未完全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精髓之前，寫出了其第一部名著的不完整的初稿。為了證明他的著作不允許有別的理解，我們可以指出：在斯賓塞和達爾文之前，並沒有人想到把生存競爭（按照這個詞的現代含義）視為在人類社會中起作用的原理。達爾文主義最先提出了把個體、種族、民族和階級的鬥爭視為基本社會要素的學說；現在，正是從源於自由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界的達爾文主義中，人們找到了反對他們所憎惡的自由主義的武器。馬克思主義[5]、種族神秘主義[6]和民族主義都相信，它們在長期被視為無可辯駁的達爾文的假設中，為自己的教義找到了牢不可破的基礎。現代帝國主義尤其把通俗科學用達爾文主義杜撰出來的種種套話作為靠山。 達爾文主義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偽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學說，從來就沒有認識到將它們的生存競爭口號用於社會關係時遇到的主要難題。在自然界中為生存而奮鬥的是個體。在自然界中能看到一些可以被理解為動物群體之間的鬥爭的例外現象。當然，也有蟻群之間的搏鬥——儘管對這種現象我們有朝一日或許必須採納另一種解釋，它與迄今為止得到公認的解釋迥然不同。[7]以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學說，要麼乾脆宣布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乃是人類交往的自然的、必要的形式，從而否認任何社會關係的可能性，要麼不得不一邊說明為什麼和平在某些群體中確實而且必須占上風，一邊又要證明導致這種協作形成的和平聯盟原則在群體圈子之外是無效的，所以這些群體之間必須進行鬥爭。這正是所有非自由主義社會學說立足的基石。即使有人找到了一個使所有日耳曼人、長頭型人或無產者聯合起來，個人形成了特別的民族、種族或階級的原理，他也無法證明這種原理僅僅在群體內部有效。反自由主義的社會學說繞開了這個問題，它們只限於假設群體內部的利益一致是不言而喻的，無需進一步的討論即可接受；它們只想竭力證明群體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和這種衝突作為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戰爭是萬物之父，是導致歷史進步的來源，那就很難明白，為何應當把它的有效作用局限於國家、民族、種族和階級之間。如果自然界需要戰爭，那為什麼不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而僅僅是所有群體反對所有群體的戰爭？自由主義的社會勞動分工學說，是唯一能解釋個人之間的和平為何可能，以及個人為何會形成社會的學說。但是，如果接受這一學說，就不可能相信集體之間的敵意是必要的。如果布蘭登堡人和漢諾威人在一個社會中和諧相處，為什麼德國人和法國人就不能這樣做呢？ 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法解釋社會的興起這種現象。它不是一種社會學說，而是一種「離群索居的學說」。[8] 一個清楚地暴露出近幾十年來社會學思想衰落的事實是，人們現在開始援用生物學不久前才在動植物王國發現的互助（共生現象）的例子，來對抗社會達爾文主義。克魯泡特金這位自由主義社會理論的無畏對手，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拒絕和反對的到底是什麼，他從動物中發現了社會紐帶的萌芽，並把這種紐帶與衝突相對立，使互助互利原則與你死我活的有害搏鬥的原則形成對照。[9]卡姆勒這位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奴役的生物學家證明，除了衝突以外，互助原則也支配著自然界的生活。[10]在這一點上，生物學又回到了它的起點社會學。它把社會學給予它的勞動分工原則又物歸原主。它沒有給社會學任何新東西，沒有給它任何不被遭到它蔑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定義的勞動分工學說收入囊中的實質性內容。 三 衝突與競爭 以自然法為基礎的社會理論以人人平等的教條為起點。既然人人平等，所以他們擁有應當被作為享有全權的社會成員加以對待的天賦權利，並且，既然人人擁有自然的生存權，試圖奪去其生命就是對權利的侵犯。這樣就闡明了關於社會的全面包容性、社會內部的平等及和平的基本原理。自由主義理論則是從效用推導出這些原理。對自由主義來說，人的概念和社會人的概念是一回事。社會對所有能看到和平與勞動中的社會合作的好處的人都舉手歡迎。把每個人作為具有同等權利的公民來對待，這對他們個人有利。至於那些無視和平合作的好處，喜歡戰鬥並拒絕適應社會秩序的人，必須像對待危險動物那樣與之戰鬥。對於反社會的罪犯和野蠻人的部落，只能採取這種態度。自由主義只能贊成僅僅作為防禦手段的戰爭，至於其他戰爭，它從中看到的是消滅社會合作的反社會原則。 反自由主義的社會學說企圖混淆戰鬥與競爭的根本區別，從而使自由主義的和平原則名譽掃地。按其本來的含義，「戰鬥」是指人和動物為了相互消滅對方而發生的衝突。人的社會生活開始於克服那些驅使他進行殊死搏鬥的本能和考慮。歷史向我們表明，作為一種人類關係形式的衝突在持續地減少。戰鬥逐漸變得不那麼殘酷和頻繁，失敗的對手不再被消滅；如果社會能找到接納他的方式，他即可保住性命。戰鬥本身也受到規則的約束，使其在某種程度得到緩和。然而戰爭和革命仍是破壞和消滅的工具。正是基於這一理由，自由主義從未停止強調它們是反社會的這一事實。 把競爭稱為競爭性的戰爭或簡稱戰爭，僅僅是一種比喻。戰鬥的功能是破壞，而競爭的功能是建設，經濟競爭使生產以最合理的方式進行。它在這裡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是讓最優者脫穎而出。它是社會合作的基本原理，難以設想它會從畫面中消失。即便是社會主義共同體，也不能離開某種形式的競爭而存在，儘管它可能必須打著某種幌子出現，例如考試。社會主義生活秩序的效率，取決於它使競爭足夠殘酷和尖銳，以便具有正確的擇優能力。 三方面的比較可以用來解釋用「戰鬥」一詞來比喻競爭的習慣。首先，在一場戰鬥中，對手之間顯然也像競爭者之間一樣存在著利益的敵對和衝突。小店主對他的直接競爭者的仇恨程度，可能不亞於穆斯林對門的內哥羅人的仇恨。但是，招致人們行動的感情並不影響這些行動的社會功能。只要社會秩序形成的種種限制約束著個人的行動，他有什麼感覺是無關緊要的。 第二個比較點是戰鬥和競爭的選擇功能。戰鬥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做出最佳選擇尚待討論；下面我們還會指出，許多人認為戰爭和革命具有逆選擇的作用。[11]但是，由於它們都履行著選擇功能，所以一定不要忘記戰鬥與競爭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三個比較點是失敗給被征服者帶來的後果。人們說被征服就是被毀滅，並沒有想過他們在某種情況下只是比喻性地使用破壞一詞。戰敗就意味著死亡；在現代戰爭中，雖然倖存的被征服者得到寬恕，也是血流成河的。人們說競爭性的鬥爭破壞經濟生活，但這僅僅是指甘拜下風的人要被迫在社會勞動分工結構中找一個他們不想占有的位置。這決不意味著他們會被活活餓死。在資本主義社會，人人都有容身之地，都有飯吃。它的擴張能力為每個勞動者提供了生計，永久性失業不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特徵。 戰鬥一詞真正的原意是反社會的。它使作為社會關係基本要素的合作在交戰者之間成為不可能，在合作已經存在的地方破壞合作。競爭是社會合作的要素，是社會機體中的主導原則。從社會學的觀點看，戰鬥和競爭是截然對立的。 這種認識提供了一條標準，來評判所有那些把社會進化當作相互衝突的群體之間的戰鬥的理論。階級鬥爭、種族衝突和民族戰爭不可能成為建設性的原則，在破壞和消滅的基礎上永遠建不起任何大廈。 四 民族戰爭 語言是社會合作最重要的媒介，它為個人之間的溝通架起了橋樑，只有藉助於它，一個人才能至少把自己的感覺傳達給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們討論語言在同思想和意願的關係中更廣泛的意義：它如何制約思想和意願，以及沒有它，如何不能有思想而只有本能，沒有意願而只有衝動。[12]思想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它不是某個孤立的頭腦的產物，而是爭取達到同一目標的人們相互刺激的產物。孤獨的思想家在偏僻幽靜的地方對沒有多少人願意思考的問題苦思冥想，他這種活動也是一種對話，是同幾代人的腦力勞動以日常概念和書面傳統的形式沉澱在語言中的思想遺產進行的對話。思與言息息相關，思想者的概念大廈是建立在語言要素基礎上的。 人的思想只在語言中運行；正是藉助於文字，它才第一次打破了朦朧模糊的不確定性和本能的含混不清，使自身達到它總是能夠希望達到的清晰程度。思考以及思考的對象都不能脫離它們所由以起源的語言。有朝一日我們可能擁有一種通用語言，但當然絕不是通過沃拉普克語、世界語或任何其他類似的人造語言的發明者所使用的那種方法。設計出統一的音節組合作為日常生活用語，供那些不太用腦子的人使用，並不能解決通用語言和人們在相互理解中遇到的困難。思想中不可翻譯的因素、在表達它們的文字中飄忽不定的因素，使得各種語言相互分離，就像單詞的發音五花八門一樣，雖然後者是可以原封不動加以挪用的。就算天下人都用同樣的文字表示「侍者」和「門口」，我們還是無法克服語言之間和民族之間的鴻溝。但是，假定某種語言所表達的一切，能夠被完整無損地翻譯成另一種語言，那麼即使我們沒有找到統一的發音，我們也能取得語言的統一。不同的語言將只是發音不同，我們沒有能力翻譯一個單詞，將不再妨礙各民族之間的思想傳播。 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可能永遠也不會到來——操著各種語言生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的成員之間，就註定會產生可能導致嚴重政治對抗的政治摩擦。[13]這些紛爭對民族間的現代「仇恨」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帝國主義就是建立在這種仇恨基礎之上的。 當帝國主義理論只限於證明民族之間存在衝突時，它把自己的任務想得太簡單了。它要想堅持自己的論證，還得證明民族內部存在著共同利益。民族主義一帝國主義學說是作為對自由貿易學說的普遍社會團結理論的一種反動而出現的。它剛一出現時，人們的頭腦還受到世界公民和民族友愛的世界主義思想的支配。所以，只要證明不同民族之間有著相互衝突的利益，似乎也就夠了。人們完全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即它用來證明民族利益的不相容性的所有論據，能夠被同樣合理地用來證明地區利益，最後甚至個人利益的不相容性。如果說德國人因消費英國布料和俄國玉米而蒙受損害，那麼柏林的居民大概也一定因消費巴伐利亞啤酒和萊茵紅酒而蒙受損害。如果說不宜讓勞動分工跨越國界，那麼最終回到封閉的家庭經濟的自給自足狀態無疑是最好的辦法。如果我們全盤接受「驅逐洋貨！」這句口號的含義，它將使我們徹底廢除分工，因為使國際勞動分工顯得有利的原理，也正是使勞動分工在任何環境中都受到歡迎的原理。 在所有民族中，德意志人民最缺少民族凝聚感，在歐洲的所有民族中，它是最後一個懂得國家應當包含民族全部成員這種政治統一的思想，這絕非偶然。民族統一的思想是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主義的產物。德意志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作為少數民族生活在語言不同的定居地，它是最早認識到民族主義壓迫的種種不利的民族之一。這種經歷導致了它對自由主義的否定態度。然而，沒有自由主義，它就缺少戰勝不同群體的地區排他主義的必要思想武器。和其他民族相比，民族凝聚感在自由主義的傳統家園盎格魯撒克遜人那裡得到了最有力的發展，這也絕非偶然。 帝國主義者認為抵制普世主義可以增強民族成員的凝聚力，他們這是在不可救藥地自欺欺人。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如果把他們的學說從邏輯上貫徹到底，它的本質上反社會的因素必定使每一個共同體四分五裂。 五 種族戰爭 關於人的先天特性的科學知識才剛剛起步，對於個人的遺傳特性，我們確實只能說，有些人一生下來就比其他人更有天賦。至於好與壞的區別在哪裡，我們無話可說。我們知道，人在生理和心理特性方面是不同的。我們知道，某些家庭、族系和族系群顯示出相似的性狀。我們還知道，區分出不同的種族、討論個人的不同種族特性是有道理的。但是迄今為止，探尋種族關係的身體特徵的種種嘗試並未取得成果。人們一度認為，已經從人的顱骨指數中發現了種族特徵，但是現在已經清楚，在顱骨指數與個人的心理和精神特性之間的這些關係，即拉普日的人類學社會學派賴以建立其學說的基礎，是不存在的。最近的測量表明，長頭人並非總是金髮、優良、高尚和開化的，短頭人也並非總是黑髮、邪惡、粗俗和不開化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愛斯基摩人和卡菲爾人都屬於頭型最長的種族，而許多最偉大的天才都是圓頭的，比如康德的顱骨指數就只有88。[14]我們已經知道，顱骨指數的變化很可能在沒有種族混合的情況下發生——它是生活方式和地理環境的結果。[15] 對這些「種族專家」的研究方法，是再怎麼指責也不為過的。他們以完全不加批判的精神制定了種族標準。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杜撰口號，而不是增進知識，所以他們藐視科學思想需要的一切標準。但是，對於這種淺薄的研究，批評者們卻重視不夠，而僅僅注意到個別作者給予其理論的具體形式，以及他們關於特定種族的陳述內容即這些種族的身體特徵和心理特性。雖然哥賓諾和張伯倫那些主觀武斷和自相矛盾的假設完全沒有根據，被人輕蔑地斥之為空洞的幻想，但其中仍然不乏與高貴和卑鄙種族之間的特定區別無關的種族理論的萌芽。 在哥賓諾的理論中，種族是一個起點；它源於特殊的創造行為，具備特殊的品質。[16]他對環境影響的評價不高：種族混合產生了雜種，在他們身上來自高貴種族的遺傳特性發生了退化或者喪失。但是，要對種族理論的社會學的重要性提出質疑，僅僅證明這種觀點站不住腳，或證明種族是在極其多樣化的影響下發生的進化的結果，那是不夠的。這種反對意見可能被下列主張駁倒：某些長期發生作用的影響已經賦予一個或若干個種族以特別優越的特性，這些種族的成員藉助這些優越性獲得了長期的領先優勢，以至於其他種族的成員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趕上他們。事實上，種族理論在其最現代的變種中確實提出了這類論證。有必要對這種形式的種族理論進行研究，看看它同這裡闡述的社會合作理論有著怎樣的關係。 我們立刻看到，它不包含任何直接有害於勞動分工學說的東西，兩者是非常可諧調的。可以這樣假設：不同的種族確實在智力和意志力方面有區別，既然如此，他們在形成社會的能力方面就是非常不相等的，較優秀的種族正是因為在強化社會合作方面的特殊才幹，才使自己與眾不同。這一假設有助於說明用其他方式不易於理解的社會演進的各個方面。它使我們能夠解釋社會勞動分工的進退和文明的興衰。至於這一假設本身以及以它為基礎的假設是否站得住腳，我們暫不討論。眼下它不是我們關注的問題。我們只想說明，種族理論與我們的社會合作理論很容易相互可諧調。 當種族理論抨擊自然法的平等假說和人人權利平等時，它並沒有危及自由主義學派的自由貿易觀點。自由主義擁護勞動者的自由，並不是因為自然法，而是因為它認為，不自由的勞動——沒有用在經濟上應歸屬於他的全部勞動產品來報答勞動者，他的收入與他的勞動生產率脫節——的生產力低於自由的勞動。種族理論無力反駁強調社會勞動分工的作用的自由貿易理論。或許可以承認，不同種族在才能和特性方面存在差異，並且永遠無望看到這些差異被消除。但是自由貿易理論指出，即便是較有能力的種族，也會獲益於同能力較差的種族的交往，社會合作會在整個勞動過程中帶來更高的生產力。[17] 當種族理論開始鼓吹種族鬥爭時，它同自由主義社會理論發生了衝突。不過在這一點上，它並沒有提出比其他武力至上主義的社會理論更好的論據。赫拉克利特的「戰爭是萬物之父」的格言，依然是個沒有得到證明的信條。它也沒有證明社會結構怎麼能夠來自破壞和毀滅。而且，如果種族理論家打算不偏不倚地做出判斷，而不是一味放縱他們對武力至上主義意識形態和衝突的同情，那麼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正是從選擇的觀點來看，戰爭一定要受到譴責。拉普日指出，只有在原始民族中，戰爭才會導致更強壯、更有天賦的人不被淘汰，而在文明民族中，戰爭通過逆淘汰導致種族退化。[18]適者比不適者更容易被殺死，因為後者即便不是完全不上前線，也是離開前線的時間更長。戰爭倖存者生育健康子女的能力，因戰鬥中受到的各種損傷而減弱。 對種族的科學研究的成果，根本無法駁倒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反而證實了這一學說。哥賓諾等很多人的種族理論，都是源於在同資產階級民主和資本主義經濟的鬥爭中潰不成軍的軍事和貴族特權階層的怨恨。它們為了適應現代帝國主義的日常政治，採取了一種使古老的暴力和戰爭理論重新復活的形式。但是，它們的苛責只適用於古老的自然法哲學的老套話，與自由主義不相干。種族理論甚至不能動搖文明乃是和平合作的產物這種主張。 * * * [1] 「La guerre es tune dissociation.」SeeNovicow，La Critique du Darwinisme Social（Paris，1910），p.124.另見霍爾斯蒂對貢普洛維茨、拉贊霍費和奧本海默的批判。（Holsti，The Relation of War to the Origin of the State（Helsingfors，1913），pp.276ff.） [2] Taine，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Paris，1863），vol.I，p.xxv. [3] Ibid.，p.xxiii：「Ce qu′on appelle la race，ce sont ces dispositions innées et héréditaires que l′homme apporte avec lui à lalumière.」 [4] Hertwig，Zur Abwehr des ethischen，des sozialen und des politischen Darwinis-mus，pp.10 ff. [5] Ferri，Sozialismus und modeme Wissenschafi，trans.Kurella（Leipzig，1895），pp.65ff. [6] Gumplowicz，Der Rassenkampf（Innsbruck，1883），p.176.關於Gumplowicz對達爾文主義的依賴，見Barth，Die Philosophic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p.253.「自由主義的」達爾文主義是在一個不再能把握自由主義社會哲學意義的時代，被錯誤地想出來的一種產物。 [7] Novicow，La Critique du Darwinisme Social，p.45. [8] Barth，Die Philosophic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p.243. [9] Kropotkin，Gegenseitige Hilfe in der Tier und Menschenwelt，German edition by Landauer（Leipzig，1908），pp.69ff. [10] Kammerer，Genossenschqften von Lebewesen auf Grund gegenseitiger Vorteile（Stuttgart，1913）；Kammerer，Allgemeine Biologie（Stuttgart，1915），p.306；Kammerer，Einzeltod，Völkertod，biologische Unsterblichkeit（Vienna，1918），pp.29ff. [11] 見本書第290頁。 [12] Cohen，Ethik des reinen Willens（Berlin，1904），pp.183ff. [13] 見我的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31ff. [14] Oppenheimer，「Die rassentheoreti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in Verhand-lungen des Zweiten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Tübingen，1913），p.106；另見Hertz，Rasse und Kultur，3rd ed.（Leipzig，1925），p.37；Weiden-reich，Rasse und Körperbau（Berlin，1927），pp.133ff. [15] Nystrom，「Über die Formen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Schädels und deren Ursachen」（Archiv für Anthropologie，vol.XXVII，pp.321ff.，630ff.，642）. [16] Oppenheimer，「Die rassentheoreti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pp.110ff. [17] 見本書第260頁。 [18] 「Chez les peuples modemes，la guerre et le militarisme sont de véritables fléaux dont le résultat définitif est dedéprimer la race.」Lapouge，Les sélections sociales（Paris，1896），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