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十五章 社會主義的具體形式

第三部分 社會主義和准社會主義的具體形式 第十五章 社會主義的具體形式 一 社會主義的本質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全部生產資料完全處在組織起來的社會的控制之下。這就是社會主義，也只有它是社會主義。所有其他定義都是錯誤的。 或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只有在十分嚴格的政治和文化條件下才能實現。然而這種看法是沒有道理的，它把這個術語只限定於某種具體形式的社會主義，把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所有其他可以想像的方式都排除在外。馬克思一派的社會主義者熱衷於宣稱，他們自己這個牌號的社會主義才是唯一正宗的社會主義；他們堅信，另一些社會主義理想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都與真正的社會主義不相干。社會主義者的這種態度從政治上說十分乖巧。倘若他們承認，自己的理想跟其他黨派的領袖所提倡的理想有任何共同之處，這會給他們的運動帶來很大困難。倘若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目標跟普魯士國家的統治階級的目標沒有本質的不同，他們根本不可能使數百萬不滿的德國人團結在他們的旗幟之下。在1917年之前，如果你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社會主義跟另一些運動，尤其是保守主義運動的社會主義有何不同，他大概會回答說，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民主和社會主義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此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為它要消滅國家。 我們已經知道這些說法有多大價值，因為自布爾什維克獲勝以後，它們便迅速從馬克思主義的套話中消失了。無論如何，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堅持的有關民主和無國家的觀點，大大不同於他們過去的觀點。 不過，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換一種方式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可以說，他們的社會主義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與另一些反動的和保守的社會主義是對立的。這種回答更接近於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另一些社會主義運動的分歧。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革命不但意味著以暴力改變現狀，而且很符合他所特有的幻想，它是一個使人類更接近於完成其使命的過程。[1]對於他來說，即將到來的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是永恆救贖的最後步驟。革命者是被歷史選定實現其計劃的工具。革命精神是傳遞到他的手裡、使他能夠完成這項偉大事業的聖火。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認為，他的政黨最顯著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一個革命黨。他從這個意義上認為，其他所有的政黨統統屬於一個反動集團，因為它們都反對他的建立最終天堂的手段。 顯然，這些觀點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學概念完全無關。有一群人聲稱，他們是唯一被選定使我們得救的選民，這確實很有特色。但是，除了其他很多人也相信的東西外，他們並不知道還有別的救贖之路，聲稱只有他們被授予這項使命，並不足以使他們的目標與另一些人的目標有根本的不同。 二 國家社會主義 要想理解「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只從詞源學上解釋它是不夠的。這個詞的歷史只反映著這樣一個事實：國家社會主義是普魯士和另一些德語國家的政府所信奉的社會主義。它們認同國家，認同這種國家所採取的形式，並且普遍認同國家的觀念，這意味著它們所採納的社會主義可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之階級性和國家消亡的教誨越是使國家的概念晦澀難解，就越是易於利用這個概念。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社會化之間存在著至關重要的差別。假如社會民主黨的口號是把生產資料國有化作為社會主義變革的最終目標，它們是不會受到民眾歡迎的。最普遍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們所了解的國家，並沒有因為它對經濟活動的干涉而讓人產生很多嚮往。德國、奧地利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門徒與他們視為代表國家的權力一向勢不兩立。此外，他們也有機會權衡國有化和市有化的後果；並且他們有著天底下最良好的意願，因此不能無視國有和市有企業的重大缺陷。對國有化方案產生熱情是不可能的。反對黨的第一要務就是抨擊可恨的權威主義國家；它只能以這種方式爭取不滿的群眾。從這種煽動的政治需要中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消亡學說。自由主義者要求限制國家權力，把政府交給人民的代表；他們要求自由的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搶他們的風頭，便試圖不擇手段地採用消滅一切國家權力這種無政府主義信條，卻無視社會主義並非意味著消滅國家，而是國家權力的無限擴張。 和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的消亡這種信條同樣站不住腳、同樣荒謬的，是與它密切相關的對國有化和社會化的學究式區分。馬克思主義者很清楚自己的論證方式的弱點，所以他們一般避免討論這個問題，只談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但不再進一步深入探討這種觀點，這使人們覺得社會化似乎是一種不同於人們所熟悉的國有化的東西。當他們無法迴避這個棘手的問題時，便被迫承認企業的國有化是「社會本身占有全部生產力的初級階段」，[2]或是「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的一個天然跳板」。[3] 因此，恩格斯最終只限於發出警告說，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任何一種」形式的國有化都作為社會主義加以接受。首先，他不會把為了國家的財政目的而實行的國有化稱為「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它可能「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收入來源」而採取的措施。然而，出於同樣的原因，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中，國有化也可以指在一個生產分支消除被資本家侵吞的剩餘價值。出於政治或軍事原因而實行的國有化同樣如此，恩格斯也拒絕承認它們有著社會主義的性質。他認為，社會主義國有化的標準是，生產和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形」。這種必然性首先是發生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4]然而，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鐵路系統——北美鐵路——和最重要的電報線路——海底電纜，並沒有實行國有化，而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線路卻早就被國有化了。郵政的國有化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鐵路的國有化是出於軍事原因。能夠說這些國有化「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嗎？「經濟上不可避免」到底是什麼意思？ 考茨基也拒絕這樣的觀點：「對經濟功能或經濟企業的一切國有化措施，都是邁向社會主義的步驟；不必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性質，通過整個經濟機器的普遍國有化就能實現社會主義。」[5]但是從未有人否認，如果全部經濟機構的國有化使國家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共同體，國家的根本性質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因此考茨基也只能說，「只要占有的階級是統治階級」，全面的國有化就是不可能的。只有當「工人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時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它才能夠「把社會轉變為一個從根本上自給自足的經濟社會」。[6]至於主要問題，即唯一需要回答的問題：由社會主義者之外的另一個政黨來實行全面的國有化，是否也能建成社會主義，考茨基謹慎地避而不答。 當然，由政府經營或共同經營個別企業，而社會仍然奉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原則，這種國有化或市有化，同不允許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與社會主義社會並存的社會化之間，有著極其重要的根本差別。如果僅有少數企業由國家經營，生產資料的價格由市場形成，國有企業就仍然有可能進行核算。至於這些企業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是以這種核算為基礎，屬於另一個問題。但是，對經營後果能在一定程度上量化地加以確定，這可以給這些企業的經營管理提供一個純粹社會主義社會的管理所無法利用的衡量尺度。對於國有企業的運行方式，有理由把它稱為惡劣的經營，但它仍然是經營。然而正如我們所知，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從「經濟」一詞的嚴格意義上說，經濟是無法存生的。[7] 全部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意味著全面的社會主義。部分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是走向全面社會主義的步驟。無論我們是滿足於第一步還是希望繼續前進，都不會改變它的基本性質。同樣，假如我們希望把所有企業的所有權轉移給有組織的社會，我們就只能對每一個企業都實行國有化，不管是同時進行，還是相繼進行。 馬克思主義給社會化這個概念造成的混亂，在1918年11月社會民主黨掌權時的德國和奧地利有最鮮明的表現。一句過去聞所未聞的新口號在一夜之間就變得家喻戶曉：出路在於「社會化」（Sozialisierung）。這僅僅是把「Vergesellschaftung」（國有化）這個德語詞意譯成了一個好聽的外來詞。沒有人意識到「社會化」其實就是國有化或市有化，信奉社會化的人對此乾脆一無所知，因為據信這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社會民主黨上台後很快就成立的「社會化委員會」，在解決「社會化」的定義問題時採用的方式，使它至少從表面上看與前政權的國有化和市有化是有區別的。 德國的委員會發布的第一份報告討論了煤炭工業的社會化，它拒絕了通過煤礦和煤炭貿易的國有化實現這個目標的設想，特彆強調了國有化的煤炭產業的缺點。但是它沒有對社會化和國有化有何實質不同做出任何說明。這份報告提出的意見是，「在其他生產分支繼續存在資本主義企業時，單獨對煤炭產業實行國有化不能被視為社會化：這僅僅意味著用一個僱主代替另一個僱主」。但是它沒有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相同的條件下，「單獨」的社會化是否還能意味著別的東西。[8]假如這個委員會接下來說，為了取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幸福結果，只把一個生產分支國有化是不夠的，它建議由國家同時接管全部企業，就像俄國和匈牙利的布爾什維克已經做過、德國的斯巴達克派希望做的一樣，那也很容易理解。但它沒有這樣做。相反，它詳細闡述了在不同生產分支分別進行社會化、以煤炭生產和分配作為起點的社會化方案。該委員會避免使用國有化的字眼，這並沒有使事情有所不同。該委員會建議，社會化以後的德國煤炭工業的所有者不應是德意志國家，而應是一個「德意志公共煤炭托拉斯」，它接著又宣布，「這種所有制只能從形式法學的角度加以理解」，但禁止這個公共托拉斯擁有「私人僱主的地位及其剝削工人和消費者的可能性」，[9]該委員會使用了一些最空洞無物的套話，只涉及一些法理學上的雞毛蒜皮的問題。其實，整份報告不過是民眾有關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的幻覺匯總。根據多數建議對煤炭產業實行的社會化，唯一不同於其他公共部門的方面，是它的董事會的構成。煤礦的首腦不是官員，而是一個按一定方式組成的委員會。Parturiunt montes，nascetur ridiculus mus！（虎頭蛇尾的表演！） 可見，國家社會主義的特點不在於國家是共同組織的軸心，因為不然的話也就難以理解社會主義了。要想搞清楚它的本質，千萬不可以只看這個概念本身。這會使我們只是通過考察這個概念的構成成分的含義去把握這個形上學概念。我們必須問一下，那些普遍被視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追隨者，即徹頭徹尾的國家主義者，給這個說法注入了什麼樣的觀念。 國家社會主義在兩個方面不同於另一些社會主義制度。與期待著在個人中間儘可能對社會收入實行平等分配措施的社會主義運動相反，國家社會主義把個人的功德和等級作為分配的基礎。指出它對功德的判斷純粹是主觀的，無法用人類關係的科學觀點加以檢驗，是沒有意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對社會每一個階層的倫理價值持有十分明確的看法。它十分敬重君主、貴族、大地主、僧侶和職業軍人，尤其是官僚階層和官員。雖然有所保留，它也給予大學者和大藝術家以特權地位。農民和小商人屬於一個特殊階層，在他們之下是體力勞動者。最下層是不可依靠的因素，他們對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為他們安排的活動範圍和收入心懷不滿，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物質地位。國家社會主義者很聰明，他們為構成其未來國家的成員安排了一種等級制。高貴者較之低賤者更加有權有勢，收入也更高。至於何為高貴何為低賤，首先是由傳統決定的。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資本主義制度最惡劣的特點就在於它不是根據他對功德的評價去分配收入。牛奶商或褲扣製造商的收入高於貴族後裔、樞密院顧問或郡長，這在他看來是不可容忍的事情。為糾正這種狀態，必須用國家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制度。 國家社會主義者這種維護傳統社會等級秩序和對不同階層的倫理評價的努力，並不意味著要把全部生產資料的產權轉為國家所有。對於這種國家社會主義觀點來說，這樣做等於徹底顛覆一切歷史悠久的權利。只對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在這方面甚至還會規定一些針對大規模農業，尤其是繼承的家族財產的例外。在農業和中小企業的領域，私有制至少在名義上繼續存在。同樣，會給自由職業留出空間，雖然要做出某些限制。但是，所有的企業必須從本質上成為國家的企業。經營農業的人可以保留所有者的稱呼和身份，但是禁止他「僅僅出於私利追求商業利潤」，他有「實現國家目標的義務」。[10]因為按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看法，農業是一個公共部門。「從事農業的人是國家官員，必須為了國家的需要，運用自己最出色的知識和良知或根據國家的命令從事種植。他若是只想自己的利益，他就會滿足於用他有資格主張權利的一切來維護自己。」[11]技工和商人也是如此。能夠隨意控制生產資料的獨立的企業家，就像在任何社會主義中一樣，在國家社會主義中也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政府控制著價格，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以及用什麼方式生產。甭想獲得什麼「超額」利潤。官員會對此加以監督，除了「公平的收入」，也就是說，除了與每個人所屬等級的生活標準相適應的收入，誰也得不到更多的東西。任何超額部分都會「作為稅金征走」。 馬克思主義的作家也認為，建設社會主義不一定要把小企業也直接轉為公有制。其實，他們認為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對這些小企業實行社會化的唯一方式是，讓它們從形式上繼續歸所有者擁有，只需他們服從國家的全面監督。考茨基本人就說過，「任何值得嚴肅對待的社會主義者，都不曾要求對農民也進行剝奪，更不用說沒收他們的財產了」。[12]考茨基也沒有建議通過剝奪小生產者的財產使其社會化。[13]要讓農民和工匠適應社會主義社會這架大機器，他們的生產和他們的產品定價要由經濟行政部門加以管理，但財產名義上仍歸他們所有。自由市場的消滅將使他們從獨立的所有者和企業家變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職員，他們僅僅在獲得報酬的形式上有別於其他公民。[14]因此，仍有一些生產資料私有財產在形式上以這種方式繼續存在，不能被視為國家社會主義的特點。它的唯一特點是這種安排社會生產條件的方式的適用範圍。前面說過，國家社會主義大體上同樣打算讓大地主——大概把大莊園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在形式上繼續擁有他們的財產。更重要的是，它這樣做是基於一個假設：大多數人要到農業和小企業中找工作，相對而言只有少數人是作為大企業的雇員直接服務於國家。國家社會主義不但反對考茨基所闡述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認為小農業的生產力不亞於大農業，而且認為工業也是如此，與大企業並存的小企業有很大的經營空間。這是使國家社會主義有別於其他社會主義，尤其是社會民主主義體制的另一個特點。 大概沒有必要詳細闡述國家社會主義者所描繪的理想國家。在歐洲的大多數地區，過去20多年來，它一直是千百萬人心目中的理想，人人都知道它，儘管不曾有人清楚地給它下過定義。這是平和而忠誠的公務員、地主、農民、小生產者以及不計其數的工人和雇員的社會主義。這是教授、著名的「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sozialismus）的社會主義。這是在一個表現出所有衰敗跡象的藝術史時代的藝術家、詩人和作家的社會主義。這是得到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別支持的社會主義。這是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所謂「社會君主制」的理想。大多數歐洲國家，特別是德語國家的政策，都把它作為人類努力爭取的長遠目標。它是為世界大戰鋪平道路，並將同後者一起滅亡的社會理想。 按功德和等級把社會紅利分給個人的社會主義，只有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形式中才可以想像。作為分配基礎的等級制，是人們普遍熟悉的、不會引起普遍反抗的唯一制度。同其他許多可以推薦的制度相比，它更經不住理性的批評，但是它得到了時代的認可。國家社會主義試圖使這種等級制永久化，阻止社會關係標準的變化。就此而言，「保守的社會主義」這個常見的描述是正確的。[15]事實上，它比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形式都更加滲透著這樣一種觀念：它相信經濟條件的徹底凝固和無變化是可能的，它的追隨者把所有的經濟變革一概視為多餘甚至有害。國家社會主義實現其目標的方式也跟這種態度相一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那些一心想用流血革命迅速推翻現有秩序的人的社會理想，而國家社會主義則是那些遇到最微不足道的麻煩也要叫警察的人的理想。馬克思主義依靠的是充滿革命精神的無產階級永遠不會出錯的判斷，而國家社會主義依靠的是政府權威的永無謬誤。它們共同信奉不承認有犯錯誤之可能的政治專制主義。 與國家社會主義相比，市政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主義理想。企業的市有化沒有被當作重新安排經濟生活的一般原則；它只會影響到那些市場有一定空間限制的企業。在嚴格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市有企業要服從上級經濟管理部門，它不會比名義上仍保留在私人手裡的農業和工業企業有更多的發展自由。 三 軍事社會主義 軍事社會主義是指國家的一切制度皆為戰爭而制定的社會主義。它是這樣一種國家社會主義：決定社會地位和公民收入的價值尺度，完全或主要是以人們在軍隊中的地位作為依據。軍銜越高，社會價值和分享國民紅利的權利就越大。 軍事國家，即一切事情服從於戰爭目的的軍人國家，不可能允許生產資料私有制。如果戰爭之外的目的影響到個人生活，那麼隨時參戰是不可能的。通過授予領主權或獎賞土地，或是通過建立在不自由的勞動力基礎上的產業來維持的武士等級，會逐漸失去好戰的本性。封建領主逐漸參與經濟活動，於是便有了在發動戰爭獲取軍事榮譽之外的利益。在全世界，封建制度都使武士失去了好戰的特點。騎士的後代變成了容克。所有權把軍人變成了經濟人。只有消除私有財產，才能維持國家的軍事性質。只有除了備戰之外別無他事的武士，才會隨時準備打仗。忙於俗務的人也許會奮起自衛，但不會渴望征服的戰爭。 軍事國家是土匪的國家。它更喜歡靠掠奪和勒索度日。與這種收入來源相比，經濟活動的產出只起次要作用；常見的是，根本就沒有這種經濟活動。如果掠奪和勒索的物品是來自國外，它們顯然無法直接歸個人所有，只能先入公家的庫房，並且只能按照軍事等級進行分配。唯一能為這種收入來源提供保障的軍隊，不會容許其他任何分配方式。這意味著同樣的分配原則也會被用於家庭生產的產品，公民得到它們，就像得到貢品和奴隸的收穫一樣。 古希臘的利帕拉海盜和其他所有強盜國家的共產主義，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加以解釋。[16]這是「劫匪和海盜的共產主義」，[17]它來自於把軍事思想運用於一切社會關係。愷撒在談到蘇比人——他稱為「gens longe bellicosissima Germanorum omnium」 （日耳曼部落中最好戰的人）——時說，他們每年都把軍人派往境外從事掠奪，留在境內的人則為戰場上的人從事經濟活動；來年他們互換角色。沒有完全歸個人所有的土地。[18]這種軍人國家只有通過對為了共同目的、針對共同危險而從事的軍事和經濟活動的收穫的每一次分配，才能使每個公民都是士兵，每個士兵都是公民。一旦它允許有些人始終當兵，另一些人始終當平民，並能利用自己的財產從事勞作，這兩種職業很快就會發生衝突。要麼是軍人壓倒平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否還能撇下受到鎮壓的民眾不管而自己外出掠奪，便令人懷疑了；要麼是平民占了上風，在這種情況下軍人就會退化為僱傭兵，他們被禁止外出掠奪，因為民眾始終存有戒心，不敢讓他們變得過於強大。在這兩種情況下，國家肯定都會失去其純粹的軍事品格。因此，「共產主義」制度的弱化必然涉及國家的軍事性質的弱化，這個軍人社會將緩慢地變為經營者的社會。[19] 在目前這場世界大戰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使軍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力量。戰爭拖得越久，歐洲各國越是變成軍營，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軍人與在國內發戰爭財的人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就變得越不合理。這樣的負擔分配太不公平了。如果允許這種差別繼續存在，並且戰爭繼續打下去，國家肯定會分裂成兩大派，軍隊最終會調轉槍口對準自己的同胞。戎馬倥傯的社會主義，要求在家裡幹活的社會主義給予補償。 沒有共產主義組織，軍人國家就無法維持其軍事特徵，但這個事實並沒有使交戰中的它變得更強大。對於這種國家來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它們必須接受的罪惡；它會造成最終使它們覆滅的弱勢。德國在戰爭的第一年就踏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因為軍事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它要對導致戰爭的政策負責——在驅使它走向國家社會主義。在臨近戰爭結束時，推行社會化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強大，因為必須把國內條件變得同戰場上的條件大體一樣。然而，國家社會主義並沒有緩和德國的局勢，反而使其惡化了；它不是激勵生產，而是限制生產；它沒有改善軍隊和國內的供應，反而使其更糟了。[20]不必多說，在戰爭的巨大災難和隨後的革命中，德國人民中間沒有出現一位強有力的人物，這是國家社會主義精神鑄成的大錯。 當共產主義的軍人國家同承認私有財產原則、更富裕、裝備和供應更好的國家發生衝突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活動方式的效率低下對它是很不利的。社會主義難免會毀滅個人的首創精神，這使它在戰爭的關鍵時刻失去能夠指明勝利之路的領袖和能夠執行命令的下屬。印加人的軍事共產主義大國輕易就被一小撮西班牙人推翻了。[21] 如果軍人國家必須與之作戰的敵人是在國內，我們便可以說它是一種領主的共產主義。「飲宴共產主義」（casino communism）是馬克斯·韋伯給多利安人在斯巴達建立的社會所起的名稱，因為他們有一起吃飯的習慣。[22]假如掌握統治權的等級不採用共產主義制度，而是把土地和當地居民分配給個人所有，那麼它遲早會由被征服的種族所同化，它成了擁有土地的貴族，甚至會讓被征服者加入軍隊。這樣一來它就會失去好戰的性格。在倫巴第人、西哥特人和法蘭克人的王國，以及在所有被諾曼人征服的地區，都出現了這種發展。 四 基督教社會主義 神權國家需要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或社會主義的工業組織。它與允許個人自由發揮能力的經濟秩序是不相容的。純潔的信仰無法跟經濟理性主義共存。讓牧師去統治企業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過去幾十年來，在基督教會的無數追隨者中間深得人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不過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個變種。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社會主義是相互纏繞在一起的，在它們之間難以劃出清晰的界線，也難以說清楚一個社會主義者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基督教社會主義甚至有更多國家社會主義的特色，它的主導思想是，假如沒有那些只為滿足物質利益而努力的人的追求利潤和個人收益的行為干擾經濟系統的平靜過程，它就應當完全是靜態的。它承認生產方式的不斷改進帶來的好處，但對其施加了各種限制。基督教社會主義沒有明確地認識到，正是這些改進干擾著經濟系統的寧靜。維持現狀要比任何未來的進步更為可取。農業和手工業，大概還有小店鋪，是唯一可以允許的行業。貿易和投機不僅多餘，而且是有害和邪惡的。工廠和大工業是「猶太精神」的邪惡發明；它們只生產一些惡劣的物品，通過對顧客有害的大商店和另一些現代貿易的怪物欺騙顧客。立法的任務就是壓制這些多餘的商業精神，恢復被大資本消滅的手工業的地位。[23]無法消滅的大運輸企業要收歸國有。 在其代表人物的教誨中貫徹始終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是純粹靜態的。在他們所設想的經濟體系中沒有企業家，沒有投機，沒有「捉摸不定的」利潤。必要的價格和工錢都是「公正的」。人人都對自己的命運很滿意，因為不滿意就意味著對神法和人類法的反叛。對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會給他們提供基督教的慈善關懷。據說這種理想在中世紀就已經實現了。只是信仰的喪失把人類逐出了這個天堂。為了使它得到恢復，人類首先必須找到返回教會的路。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思想導致了折磨著當今世界的全部罪惡。 基督教社會改革的倡導者，通常都不認為他們理想中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有任何瓜葛。然而這完全是自欺欺人。基督教社會主義看起來是保守的，因為它要維持現有的財產秩序；或更準確地說，它看起來是反動的，因為它希望恢復並維持一種存在於過去的財產制度。不錯，它也極力反抗那些持不同信仰的社會主義者消滅私有財產的激進計劃，並且針鋒相對地指出自己的目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社會改革。但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他們的保守主義得到落實。在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也存在的地方，收入不可能按照歷史上決定的或永遠不變的制度進行分配。存在私有財產的地方，只有市場價格能夠決定收入。如果基督教社會改革家認識到這一點，他就會逐步走向社會主義，對於他來說這只能是國家社會主義。他肯定知道，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可能完全符合他的理想所要求的傳統狀態。他肯定知道，固定的價格和工資是維持不下去的，除非偏離行為將會受到至高無上的權力的懲罰。他肯定也知道，工資和價格不能根據某個世俗改革家的隨便什麼想法來制定，因為對市場價格的每一次偏離都會打破經濟生活的平衡。因此，他肯定會從價格管制的要求逐漸轉向自上而下控制生產和分配的要求。國家社會主義走的也是同一條道路。兩者最後的結局都是僵硬死板的社會主義，它只在名義上保留私有財產，事實上卻把生產資料的全部支配權轉移給了國家。 在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只有一部分人公開贊成這種激進綱領。另一些人避免做出公開宣言。他們極力迴避從自己的承諾中得出邏輯結論。他們想讓人們明白，他們只反對資本主義秩序中的多餘之物及其弊病。他們辯解說，他們絲毫不想消滅私有財產；他們不斷強調自己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可是他們對這種反對有著獨到的理解，即這主要是因為在達到最佳社會狀態的途徑上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不是革命者，只寄望於人們逐漸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們不斷宣稱他們不想攻擊私有財產，然而他們打算保留的只是私有財產的名稱而已。假如把私有財產的控制權轉移給國家，財產的所有者只是個官員，只是個經濟管理機構的代理人，那該有多好啊！ 一眼就可以看出，當今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與中世紀經院學派的經濟理想是多麼一致。兩者有著共同的起點，要求「公正的」工資和價格，即在歷史中形成的收入分配。現代的基督教改革運動認識到，如果經濟體系保留生產資料私人所有，這就是不可能的，這才迫使它走向社會主義。為了實現他們的要求，他們只能擁護導致徹底社會化的措施，即使他們仍然從形式上保留私有財產。 後面我還會談到，這種現代基督教社會主義同早期基督徒的共產主義完全無關。對於教會來說，社會主義是個新事物。這並沒有因為如下事實而發生變化：基督教社會學說最近的發展，使教會[24]承認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有著根本的正當性，而早期教會的教導遵循的是譴責一切經濟活動的信條，甚至乾脆拒絕接受私有財產這個名稱。我們必須清楚，教會承認私有財產的正當性，僅僅是為了對抗社會主義以暴力推翻現存秩序的努力。實際上，教會不過是想建立一種特殊色彩的國家社會主義罷了。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與實現社會主義採用的具體手段無關。無論採用什麼手段，建立社會主義的一切努力都會因純粹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行而失敗。正是由於這一點，而不是因為人類的道德缺陷，社會主義必然失敗。 也許可以同意，教會最適合於培養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員所需要的道德品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肯定會盛行的精神，最接近於宗教社會的精神。但是，要想克服社會主義社會道路上的困難，就得改變人性或我們必須服從的自然規律，而這是信仰無法做到的。 五 計劃經濟 所謂的「計劃經濟」（Planwirtschaft），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更為晚近的變種。 實現社會主義的所有努力，很快就會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這就是普魯士的國家社會主義所遇到的事情。國有化的失敗是如此明顯，人們不可能視而不見。政府企業的狀況並不鼓勵人們繼續沿著這條國家和市政府控制的道路走下去。官員們為此受到了譴責。排斥「商人」是錯誤的。必須以某種方式讓企業家的能力服務於社會主義。於是便出現了「混合型」企業的安排。不再實行完全的國有化或市有化，而是讓私有企業中有國家或市政府的利益在裡邊。這種做法一方面照顧了某些人的要求，他們認為國家和市政府沒有理由不從它們嚴格支配的企業中得到一塊收益（當然，國家可以通過徵稅更有效地得到它的份額，這不會使公共財政蒙受可能的喪失）。另一方面，人們認為利用這種體制可以使企業家的全部活力為共同事業效力——這是個嚴重的謬論。只要有政府的代表參與管理，所有那些阻礙政府官員主動精神的因素就會發揮作用。「混合型」企業可以使雇員和工人不必受適用於政府官員的規章制度的約束，從而可以稍稍減輕官僚習氣給企業的贏利能力造成的傷害。混合型企業從整體上肯定比單純的政府企業更優秀，但是就像個別的公有企業偶爾也會成績斐然一樣，這並不說明社會主義是可行的。在某些有利的條件下，可以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社會中，把一家公有企業經營得相當成功，但這不能證明完全的社會化是可行的。 在大戰期間，德國和奧地利政府試圖在戰時社會主義的體制下把國有化的企業交給企業家去管理。在非常艱難的戰時條件下採取的社會主義措施的倉促輕率，以及對新政策的基本含義最初誰都沒有清醒的認識，也不知道它要執行多長時間，這使得人們別無選擇。每個生產分支的支配權被交給了具有強制力的僱主協會，而他們又受到政府的監督。一方面是價格管制，另一方面是對利潤課以重稅，使僱主與分享收益的雇員無異。[25]這種制度表現得很差，可是又不得不堅持實行，因為誰也不知道用什麼東西來取代它，除非徹底放棄一切社會主義的嘗試。由維賽爾和莫倫道夫起草的德國經濟部備忘錄（1919年5月7日）明確宣布，一個社會主義政府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維持戰時著名的「戰時經濟」體制。「一個社會主義政府」，它說，「不能無視這個事實，由於有少數弊端，民意會被反對系統的計劃經濟的批評所毒化；它可以改進計劃體制；它可以改組原來的官僚制度；它甚至可以採用自治的形式，把責任交給關心經營的人；但是它必須公開申明自己支持強制性的計劃經濟；也就是說，它是最不得人心的責任與強制觀念的支持者」。[26]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社會試圖以一種特殊方式解決經營機構的責任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方案。不但作為這種嘗試之基礎的思想是有缺陷的，而且解決方案本身也不過是一種騙局，這種方案的製造者和擁護者有意忽略這一點，乃是官僚主義精神態度的特點。授予生產的個別領域或個別分支的自治權，只對次要的事務有意義，因為經濟活動的核心是生產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分支之間的協調。這種調整隻能步調一致地進行；假如沒有這一條，整個計劃就只能被視為工團主義。事實上，維賽爾和莫倫道夫也設計了一個「國家經濟委員會」，它「同國家的最高權力部門合作，對德國經濟體系掌握著最高控制權」。[27]因此從本質上說，整個建議不過是把經濟管理的責任交給部長們和一個次級權力部門來分擔。 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與霍亨索倫家族統治下的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的差別主要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後者把經濟控制和收入分配的特權授予容克地主和官僚，而前者把它授予以前的企業家。這是一項由政治變化引起的創新，而這種變化是因為使皇權、貴族、官僚和官僚階層倒台的大災難所造成的；除此而外，它對社會主義問題沒有任何重要意義。 過去幾年出現了一個用來表示「計劃經濟」含義的新詞：「國家資本主義」，將來無疑還會出現更多拯救社會主義的建議。我們將會領略許多舊事物的新名稱。然而重要的是事物，而不是它的名稱。諸如此類的任何方案都不能改變社會主義的本質。 六 基爾特社會主義 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裡，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人曾把基爾特社會主義視為一劑良藥。它早就被人遺忘了。但是我們在討論各種社會主義設計時不能對它隻字不提，因為它是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即在經濟領域最先進的民族，為現代社會主義方案做出的貢獻。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克服社會主義工業管理無法解決的問題的另一種嘗試。讓英國人民睜開雙眼，並不需要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歷史悠久的自由思想使他們不可能像現代德國人那樣過高地評價國家。英國人不相信政府能夠最好地管理全部人類事務，社會主義無法消除他們這種態度。對於1914年以前歐洲人很難理解的重大問題，英國人一向十分清楚。 必須從基爾特社會主義中區分出三種成分。它肯定了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性；這是一種不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徹頭徹尾的折中主義理論。它也提供了一種可以用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在我們看來它的重要性僅僅在於它很容易導致工團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最後，它擬定了一個有關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這是我們所關注的題目。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目標是生產資料社會化，所以我們有理由把它稱為社會主義。它的獨一無二的特點在於它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組織安排的特殊結構。生產的控制權屬於每個生產分支的工人。它們選舉工頭、經理和另一些企業領導，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管理勞動條件，規定生產方式和生產指標。[28]基爾特作為各個產業分支的生產者的組織，面對作為消費者組織的國家，國家有權對基爾特徵稅，因此能夠調控它們的價格，從而也能調控工資政策。[29] 基爾特社會主義如果相信這樣就可以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它不會威脅到個人自由，能夠避免英國人所討厭的「普魯士主義」的集權制社會主義的一切罪惡，[30]它就太自欺欺人了。即使在基爾特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全部控制權也屬於國家。只有國家在規定生產目標，決定為達到這些目標必須做些什麼。國家通過稅收政策，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著勞動條件，把資本和勞動從產業的一個分支轉移到另一個分支，作為中介力量在各個基爾特之間以及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進行協調並採取行動。交給國家的這些任務是唯一重要的任務，它們構成了經濟控制權的本質。[31]留給各個基爾特組織及其內部的地方工會和各個企業所做的事情，僅僅是執行國家為它們指定的工作。這整個體系要把英國國家的憲政體制轉移到經濟領域；它要效仿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基爾特社會主義明確地自稱為經濟聯邦主義。在自由國家的憲政體制中，不難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獨立性。為了保障整體各部分之間的必要協調，只要規定各轄區依法管理它的事務就夠了。但是在生產領域這是遠遠不夠的。社會不能把生產交給每個生產分支的工人，由他們去決定勞動力的數量和素質以及如何運用物質生產資料。[32]假如一個基爾特組織的工人幹活不賣力，或大手大腳地使用生產資料，這不但會影響到他們自己，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因此，得到授權管理生產的國家不可能不插手干預基爾特的內部事務。即使不允許它通過任命經理和廠長進行直接控制，它肯定也會採用其他方式——例如通過它所掌握的徵稅權，或是它對消費品分配的影響力——把基爾特的獨立性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水平。工人最痛恨的人，是每日每時同工人接觸或領導和監督其勞動的工頭。十分幼稚地看待工人感情的社會改革家也許相信，可以用工人自己選出的值得信任的人去替換這些部門。這尚未達到無政府主義者的荒謬程度——他們認為每個人無須強制就會遵守共同生活不可缺少的規則，但也好不到哪裡去。社會生產是個統一體，每個部分要準確地履行它在整體架構內的職責。不能把它交給各個部分去任意決定整體計劃。假如自由選舉出來的工頭在其監督工作中沒有付出跟不是工人選舉的工頭同樣的熱忱和精力，勞動生產力就會下降。 可見，基爾特社會主義並沒有克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秩序的道路上的任何困難。它用「工業自治」的口號取代了讓英國人聽著刺耳的「國有化」，使其更容易被英國精神所接受。但從本質上說，它同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目前提倡的東西，即把生產的主導權交給從事生產的工人和雇員委員會以及消費者委員會，沒有任何不同之處。我們早就知道，這不會使我們更接近於解決社會主義的問題。 基爾特社會主義能夠贏得民心，要大大歸功於它的很多擁護者相信可以從工團主義中找到的要素。按照其真正的代表人物的理解，基爾特社會主義當然不是工團主義。但是它用來達到目標的方式卻很容易導致工團主義。假如它首先在各生產分支建立起全國性的基爾特組織，它們必須在一個資本主義的體系內運行，這將意味著每一個工業分支的工團主義化。在這裡，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樣，看似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其實很容易被證明是一條通向工團主義的道路。 * * * [1] 關於革命一詞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另一些含義，見本書第69頁。 [2] 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 299.（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4頁。） [3] Kautsky，Das Erfurter Programm，12th ed.（Stuttgart，1914），p. 129. [4] Engels，Herrn Eugen Dii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p.298 ff.（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2—303頁。） [5] Kautsky，Das Erfurter Programm，p.129. [6] Ibid，p. 130. [7] 參見本書第102頁以下。 [8] Bericht der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über die Frage der Sozialisierung des Kohlenbergbaues vom 31 Juli 1920，及其附錄 Vorläufiger Bericht vom 15 Februar 1919 2nd ed.（Berlin，1920），pp.32 ff. [9] Bericht der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 über die Frage der Sozialisierung des Kohlenbergbaues vom 31 Juli，1920，及其附錄 Vorläufiger Bericht vom 15 Februar 1919，2nd ed.（Berlin，1920），pp.37. 216 245. [10] Philipp v. Amim，Ideen zu einer vollständigen landwirtschaftlichen Buchhal-tung，1805，p. vi（轉引自 Waltz，Vom Reinertrag in der Landwirtschaft，p.20）. [11] Philipp v. Amim，Ideen zu einer vollständigen landwirtschaftlichen Buchhal-tung，1805，p. 2（轉引自 Waltz，op. cit.，p. 21）.另見 Lenz，Agrarlehre und Agrarpolitik der deutschen Romantik（Berlin，1912）p. 84.奧地利的基督教社會黨領袖阿洛伊·李希滕斯坦（Alois Liechtenstein）也有類似的言論，見Le Socialisme Catholique（Paris，1894），pp.370 ff。 [12]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 33. [13] 同上，p.35. [14] Bourguin，Die sozialistischen Systeme，pp.62 ff。 [15] Andler，Les Origines du Socialisme d′Etat en Allemagne，2nd ed.（Paris，1911），p.2尤其強調了國家社會主義的這個特點。 [16] 關於利帕拉海盜，見Poehlman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Frage und des Sozialismus in der antiken welt，vol. I，pp.44 ff. [17] Max Weber，「Der Streit um den Charakter der altgermanischen Sozialver-fassung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letzten Jahrzehnts，」（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 konomie und Statistik，vol. XXVIII，1904），p. 445. [18] Caesar，De bello Gallico，iv，1. [19] Herbert Spencer，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New York：Appleton，1897），vol. H，Part V，pp.610 ff. [20] 參見我的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115 ff.；143 ff. [21] Wiener，Essai sur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Religieuses，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 l′Empire des Incas（Paris，1874），pp.64，90 ff.他把皮扎羅輕易征服秘魯歸因於共產主義使那裡的人民喪失了意志。 [22] Max Weber，「Der Streit um der Charakter der altgermanischen Sozialverfas-sung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letzten Jahrzehnts，」（Jahrbiicher fiir Nationaldkonomie und Statistik，vol. XXVIII，1904），p. 445. [23] 見邁耶爾對奧地利基督教社會黨的經濟政策的批評：Sigmund Mayer，Die Aufhebung des Befdhigungsnachweises in Osterreich（Leipzig，1894），尤其參見pp. 124 ff。 [24] 在上文中我們只講一般教會，不考慮不同教派之間的差別。這是可以 允許的，因為所有的教派都在向社會主義演化。天主教教皇利奧十三世1891年發布的通諭《新事物》（Rerum Novarum）承認了私有財產的自然法起源，但教會同時又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分配收入的基本道德原則，它們只有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付諸實施。庇護十一世在1931年發布的通諭也是以此為基礎。在德國的新教徒中，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也同國家社會主義關係密切，以至於很難把兩者加以區分。 [25] 關於戰時社會主義及其後果，參見我的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140 ff. [26] Denkschrift des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s，reprinted in Wissell，p. 106. [27] Denkschrift des Reichswirtschqftsministeriums，reprinted in Wissell，p. 116. [28] 「基爾特成員反對工業的私有制，強烈贊成公有制。當然，這不意味著他們希望由國家部門用官僚主義的方式管理工業。他們希望由全體工業人員組成的全國性基爾特來控制工業。但是他們不想讓受僱於任何企業的工人擁有這些企業。他們的目標是把管理權交到工人手裡，由此建立起工業民主，同時通過把所有權交給公眾消滅利潤。因此，基爾特中的工人不是為利潤而工作：他們的產品價格，從而——至少是間接地——他們的報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於公眾的控制。基爾特製度是公眾與工人之間的一種工業夥伴關係，因此它同被描述為『工團主義』的設想大不相同。……全國性基爾特的主導觀念是工業自治和民主。基爾特成員認為，就像民主原則適用於政治一樣，它也完全適用於工業。」Cole，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London，1920），pp.58 ff. [29] Cole，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5th ed.（London，1920），pp.235 ff.；另見 Schuster，「Zum englischen Gildensozialismus」（Jahrbii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vol. CXV），pp.487 ff. [30] Cole，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p. 255. [31] 「稍加思考即可證明，鋪設下水道是一回事，決定在哪兒鋪設下水道是另一回事；烤麵包是一回事，決定烤多少麵包是另一回事；蓋房子是一回事，決定在哪兒蓋房子是另一回事。這種對比可以無限多地列舉，不管有多大的民主熱情都無法消除它們。面對這些事實，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會說，地方和中央政府還是有必要存在的，它們的任務是監督生活中那些生產以外的重要事務。建築者可能認為，不停地蓋房子是件好事，但是這同一個人也住在某個地方，他有權說出這種純粹著眼於工業的觀點是否應當絕對自由地表達出來。事實上，每個人不但是生產者，也是公民。」見 G. D. H. Cole and W. Mellor，The Meaning of Industrial Freedom（London，1918），p. 30. [32] Tawney，The Acquisitive Society（London，1921），p. 122.這位作者認為，基爾特社會主義對於工人的好處是，它結束了「一種可惡而又惡劣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只要工人的服務不再有人需要，他們就會像無用之物一樣被棄之一旁」。但正是這一點，暴露了他所提倡的制度的最嚴重的缺陷。假如已有的房屋已經足夠，不再需要蓋房子，但是為了讓不願意轉向勞動力相對缺少的其他行業的建築業工人有活干而必須蓋房子，這種情況就是不經濟的和浪費的。從最大福利的角度看，資本主義的優點正在於它強迫人們改變職業，雖然這對小團體的利益可能有直接不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