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十章 動態條件下的社會主義

一 動態因素的性質 靜態的概念只是為了方便理論思考。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存在靜態的，經濟活動的條件處在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不斷變化之中。 讓經濟體系保持不斷變化的影響因素，可分為六大類。首先是外部自然條件的變化。必須說明的是，這裡指的不僅是氣候和非人力影響所導致的自然條件的變化，還包括人在這些條件內的活動所引起的變化，諸如土壤肥力枯竭、建築材料或礦藏的消耗等等。第二類是人口的數量和質量的變化。第三類是資本品的數量和質量的變化。第四類是生產技術的變化。第五類是勞動組織的變化。最後是需求的變化。[1] 所有這些引起變化的因素中，第一類是最重要的。為了進行討論，我們不妨設想，社會主義社會能夠控制人口和產品需求的增長，故而可以避免這些因素對經濟均衡的威脅。若能做到這一點，則其他變化因素的影響也可以避免。但是，社會主義永遠不可能控制經濟活動的自然條件。自然不聽從人的調遣，人卻必須服從自然。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認真對待外部自然的變化；它必須考慮自然力干擾的後果；它必須認識到它所掌握的自然力和資源不是取之不盡的。外部干擾會影響它的平穩運轉。它不比資本主義更有能力維持靜止狀態。 二 人口變化 在天真的社會主義者看來，這個世界足以使每個人幸福和滿足。產品的短缺只是不合理的社會秩序造成的，它一方面限制了生產力的擴大，另一方面通過不平等的分配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2] 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和收益遞減規律粉碎了這一幻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增長超過一定限度之後，便不會再伴有財富的相應增長；超過這個限度，人均產量就會下降。生產在特定時間是否達到了這個限度，是一個事實認定的問題，不能把它與普遍原則的問題相混淆。 對於這種知識，各派社會主義者採取了不同的立場。一些人乾脆拒絕它。整個19世紀，很少有作者像馬爾薩斯那樣受到過如此猛烈的抨擊。馬克思、恩格斯和杜林的著述中充滿了對「牧師」馬爾薩斯的批判。[3]但是他們並沒有駁倒他。今天，可以認為關於人口規律的討論已經結束。收益遞減規律今天已經沒有爭議，因此這裡沒必要再去理會那些拒絕或忽視這一規律的作者。 另一些社會主義者設想，生產資料社會化將使得生產力空前增長，這有可能駁倒馬爾薩斯們。這裡沒有必要討論這種增長是否真會發生；即使假定它真會發生，有一個事實也是不可改變的，即在某一特定的時期，人口規模有一個最佳值，超過這個值，人口增長必然使人均產量下降。如果社會主義想要消除人口規律和收益遞減規律的效用，它就必須證明：超過這一最佳值之後，每個新生兒誕生的同時，生產率也提高到不因他的降生而使人均產量下降的水平。 第三類作者滿足於這樣一種答覆：隨著文明和理性生活的普及，隨著財富的增長和對生活水平的更大嚮往，人口的增長會放緩。但是，這是對如下事實視而不見：除了「道德約束」，生育率不會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建立家庭而又沒有經濟上的負擔，因為社會將承擔起撫養孩子的責任，個人節制生育的動機立刻就會消失。正是這個根本性的錯誤，使噶德文陷入了泥潭。他認為存在著一個「人類社會的法則」，它使人口規模永遠控制在生存條件所確定的限度內。馬爾薩斯向我們展示了這一神秘「法則」的真面目。[4] 沒有強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想像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能夠防止人口規模不致超過或低於某個特定的界限。它必須努力保持人口數量的最佳值以保證人均產量的最大化。和任何其他社會一樣，它也必須承認人口規模過小或過大都是有害的。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裡，控制人口的動機使得人口數量與生存手段的限制相協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這一動機將不復存在，它將不得不規範生育行為本身。它如何做到這一點，這裡無需討論。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裡也無需討論它的措施是否符合優生學或人種學概念。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就算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做愛」，它也決不會實行自由生育。所謂每個出生的人都有生存權，只有在不受歡迎的生育可以被禁止時才會存在。社會主義社會同其他社會一樣存在著這樣的人，對他們來說，「大自然的盛宴桌旁沒有他們的位置」，必須命令他們儘快退出。馬爾薩斯的這些話所激起的全部義憤，都不足以改變這個事實。 三 需求的變化 從社會主義社會的消費品分配必然遵循的原則中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它不可能對需求變化放任不管。如果能夠進行經濟核算，從而能大致確定生產成本，那麼在分配給每人的消費品總量的限度內，可以允許個人求其所好；個人便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消費品。確實有可能因為一部分生產管理者的不良意圖而使某些商品的定價高於它們應有的水平。這或是因為它們在被製造時在總成本中分攤的比重過高，或是因為生產方式的浪費而使它們十分昂貴；而除了政治暴動，受害的市民在政府面前完全沒有能力自衛。只要他們還處於少數，他們既不能調整資金流向，也不能改進生產方法。但是，無論如何，至少大多數相關因素能得以被評估，從而全部問題也能相對清楚地提出來，這對他們的意見會形成一定的支持。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不可能進行核算，所有此類供需問題只能留給政府。整個說來，市民在這方面的影響與他們對政府其他行為的影響不會有什麼不同。只有訴諸普遍意志，個人才能在這方面發揮影響。少數人的意志必須服從多數人的意志。比例代表制不會給他們提供保護，這一制度就其本質而言只適用於選舉，決不能用於決定具體事宜。 普遍意志，亦即恰好正在掌權的那些人的意志，將發揮自由經濟制度下的需求所發揮的功能。不是由個人，而是由政府決定什麼最急需，什麼首先必須予以滿足。 因此，需求將非常整齊劃一，沒有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多變。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帶來需求變化的力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存在的。偏離傳統成見的新觀念能得到承認嗎？創新者如何能讓保守的大眾打破常規？大眾會為了自己不熟悉的好事而放棄前輩的那些讓他們感到親切的習慣嗎？在資本主義社會，在自己的支付能力限度內，由個人做出消費決定，個人或一部分人在滿足方式上以新代舊的要求會得到充分認可。其他人將逐漸仿效。收入的不平均特別有力地推動著新的滿足方式被有效採納。富人接納新產品，對它們的效用習以為常，這造成了他人追逐的新時尚。某種生活方式一旦被富裕階層採納，便激勵著生產者改進制造方法，有可能很快使低收入階層步其後塵。奢侈推動進步。創新「在成為大眾的需求之前，是精英的想入非非。今天的奢侈品是明天的必需品」。[5]奢侈是進步的開路先鋒；它激發潛在需求，使公眾產生不滿足感。至於那些譴責奢侈的道學家，如果他們的思想始終如一，他們應推薦相對寡慾的蠻荒生活，把在森林中遊蕩視為文明生活的終極理想。 四 資本量的變化 生產中使用的資本品早晚會被耗盡。不但構成流動資本的資本品如此，固定資本也是如此，它們遲早也會在生產中被消耗。為使資本的比例保持不變，甚至有所增長，生產的管理者必須不斷付出努力。必須保證在生產中消耗的資本得到補充；超出的數量就是新創造的資本。資本不會自我繁殖。 在完全靜止的經濟體系中，此類管理不需要特殊眼光。那裡一切都是一成不變的，很容易確定什麼東西將要耗盡，什麼東西必須更新。在變化的條件下，情形則完全不同。這裡，生產方向和各種不同的過程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以相同質量和數量的半成品去補充損耗的設備和半成品在這裡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代之以更優良至少是更適合新的需求狀況的資本品；或者，某些生產部門的資本品的更新必須受到限制，以便擴大或新建另一些生產部門。為了完成這一複雜的作業，必須進行核算。沒有經濟核算，就不可能有資本計算。因此，面對經濟活動的這一最基本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它沒有核算手段——必然一籌莫展。它徒有世界上最良好的願望，卻沒有能力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均衡——至少維持資本的價值，只消費增殖的部分。 除了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困難以外，社會主義社會在推行合理的經濟政策時，還會遇到其他困難。 資本的保持和積累要付出代價。為了將來更大的滿足，要捨棄眼前的滿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捨棄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以及通過儉省消費而即將成為所有者的人做出的。他們將來的收益當然不是悉數歸他們所有。他們必須與通過工作取得收入的人分享利益，因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積累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也提高了工資。但是，大體上說，通過生活不超支（即不把資本用於消費）和節儉（即增加資本）而獲得的收益對他們來說確實是值得的，這足以激勵他們保持和擴大資本。這種激勵愈強烈，對資本的迫切需求就愈能得到更充分的滿足。至於那些因投資於長遠而得不到滿足的當前需求，它們的迫切性越小，就越容易被捨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維持和積累資本是不平等的財產和收入分配的功能之一。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的保持和積累是組織起來的共同體——國家的任務。在這裡，合理政策的效用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情況是一樣的。收益對共同體的全體成員一視同仁，成本亦是如此。事關資本政策的大事，要由共同體做出決定——直接的決策者是經濟管理部門，但說到底還是全體居民。他們必須決定是生產更多的生產性物品還是生產更多的消費品——是採用周期短而產出低的生產方式，還是採用周期長而產出大的生產方式。誰也說不清楚這種多數人的決定如何能做得出來。不必在此做毫無意義的猜測。在這裡，不得不做的決定所賴以做出的那些條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相關條件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否節約的決定關係到繁榮和富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類決定關係到每一個人，懶漢與揮霍者概莫能外。不僅如此。必須記住，在這裡，通過節儉而提高生活水平的動機是不存在的。這就為政治煽動家打開了方便之門。節儉的反對者們隨時準備證明，能夠安排更多的物品用於當下的滿足；而政府不會不願意大把花錢以換取在台上多呆些時日。政府的一句古老格言是：Après nous ledéluge（我們死後，管它洪水滔天）。 公共部門的資本政策提供的經驗，不會使人對未來社會主義政府的節儉抱多大希望。一般說來，只有通過一定額度的貸款才能形成新資本——它是居民私人的儲蓄。通過稅收和特殊的公共收入而積累的資本是極其有限的。另一方面，大量證據表明，公共部門所擁有的生產資料已經貶值，原因是，為了儘可能減少當前的成本，對資本的保持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 誠然，現存的社會主義政府和半社會主義社會也很在意為了開支——這一般被視為投資和新資本的形成——而限制消費。俄國的蘇維埃政府和德國納粹政府正在投巨資建立軍工企業和工廠，其目的是使國家擺脫對進口的依賴。用於這些項目的部分資本來自外國的貸款；但資本的更大來源是通過限制國內消費、限制人民生活日用品方面的生產投資而獲得的。我們是否會把這樣的政策視為節約和形成新資本的政策，取決於我們對以擴大軍備和擺脫進口依賴為目的的政策做怎樣的判斷。單憑為了建立各種大工廠而限制消費這一事實，不足以證明已經形成了新資本。這些工廠還需要證明，它將來是否能為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產品的供應作出貢獻。 五 社會主義經濟的變化因素 從我們以上所言可以清楚地知道，同任何其他制度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也不存在完全靜止的狀態。生產的自然條件的不斷變化就能使這種靜止成為不可能，更何況還有其他不斷變動的因素，如人口規模、產品需求、資本品的數量等等的變化在發揮著作用。不能設想這些因素會從經濟體系中消失。因此，無需探究這些變化是否會引起勞動組織和生產技術過程的變化。因為，一旦經濟體系失去完全均衡，實際的創新是否被思考和付諸實施，已不重要。一旦一切處於變動狀態，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創新。甚至對舊事物的重複，也是一種創新，因為在新的條件下它會有不同的作用，它會造成創新的結果。 但是，這絕不是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不斷進步的制度。經濟變化與經濟進步決不是一回事。經濟活動賴以發生的條件的變化必然導致經濟的變化。經濟系統不是處在靜止狀態，並不能證明它在不斷進步。經濟變化是必然的，因為經濟活動的條件在發生變化。條件一變，經濟系統也肯定會變。然而，經濟進步僅僅是指它朝著一個十分明確的方向、朝著全部經濟活動的目標即富裕最大化的方向所發生的變化（這種進步觀完全擺脫了主觀判斷的含義）。當更多的或同樣數量的人們得到了更好的供給，該經濟系統就是進步的。至於價值計算的困難使得對進步的測量不可能做到精確，以及經濟進步並不意味著它使人們「更加幸福」，並不是我們這裡所要討論的話題。 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取得進步。可以改進組織，可以使生產技術更有效，可以增加資本存量。一句話，有許多道路通向這一目標。[6]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做到這些嗎？ 我們可以設想，它可以委託最合適的人去管理生產。但是，不管他們有多大能耐，如果不能評估，不能核算，他們如何可能合理地行動呢？這一個難題大概就足以讓社會主義失敗了。 六 投機 在任何不斷變化的經濟體系中，一切經濟活動都面臨著未知的前景，從而它總是面臨著風險。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投機。 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進行成功的投機，而各派社會主義作家對投機從來沒說過一句好話。對生意場很隔膜的學者和官員，一想到那些幸運的投機家和成功的企業家，就有一肚子妒忌與憤恨。他們有如此心情，我們得感謝一些在經濟事務上舞文弄墨的人，他們在投機與「合法經營」和「創造價值的生產」之類的活動之間找出了微妙差別。[7]在現實生活中，靜止狀態之外的全部經濟活動都是投機。小工匠承諾一周內按約定的價格交付一雙鞋子，投資者根據對多年後產品的支配權而投資煤礦，這兩者之間只是投機程度的差別。甚至那些投資於利率固定的優質證券的買賣也是投機——且不說債務人無力還債的風險。他們買入貨幣是為了他日賣出，正如投機者在棉花買賣中的投機行為一樣。經濟活動依據的是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必然帶有投機的性質。投機是一條紐帶，它把孤立的經濟行為同作為整體的社會經濟活動聯結了起來。 人們習慣於把公營企業聲名狼藉的低效率歸咎於員工對勞動業績不夠關心。一旦大家都認識到自己的努力與社會收入——其中的部分歸他所有——之間的聯繫，一旦他的品格的力量足以堅定地對抗偷懶的誘惑，公營企業的效率不會比私營企業差。這裡，社會化問題似乎成了道德問題。要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只需把人們從可怕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冷漠和不道德的墮落狀態中徹底解脫出來即可。在這一階段到來之前，必須使用獎金等手段激勵人們更加勤奮。 我們已經說過，社會主義制度缺乏足夠的激勵因素以克服人們對勞動的厭惡，必然導致低效率。甚至在靜止的狀態下也會發生這一困難。在動態條件下又出現了一個困難，即投機的困難。 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中，投機者極為關心投機的結果。投機成功，首先是他獲益；投機失敗，首先是他損失。投機者為社會而工作，但是，他對自己的行為成敗的感受是社會無法體會的。他的損益對社會資源總量是滄海一粟，對他自己卻有天地之別。他的投機越成功，他支配的生產資料就越多，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就越大。他投機成功的程度越低，他支配的生產資料就越少，他的影響也就越小。如果輸得精光，他就從人稱經濟事務當家人的行列中消失了。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情形完全不同。經濟領導者對盈虧並無切身利害，他只是作為千百萬市民中的一分子參加到事業之中。他的行為乃萬民禍福所系。他可以引導國家走向富裕。他也可以帶領人們奔向貧困。他的天才能給民族以繁榮；他的弱智或冷漠可以造成毀滅與衰退。上帝的手就是他的手，興衰盡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必須像上帝一樣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舉凡影響社會之事物，他必須悉數洞察。他的判斷不許失誤。他對形勢的正確把握必須及於萬里之外和百代之後。 不用說，如果全知全能的上帝親自降臨人間掌管人類事務，則社會主義就是可行的。但是，只要對這種好事沒有確切的把握，那就別指望有人能擔當起這份職責。一切改革者必須切記，全部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願望。不能設想突然有那麼一天，他們會自願讓自己永遠成為他們當中某個人的玩偶——哪怕這人是他們當中最傑出的。 但是，只要排除了某個人永遠掌控社會事務的可能性，就只能轉而依靠委員會、民眾大會以及最終訴諸全體選民的多數決定。但是，隨之而來是所有的集體主義事業必然遭遇的威脅——創造精神和責任感的嚴重削弱。不會有人倡導革新，因為管理機構的大多數沒有理由贊成它們。 某個人的決定靠不住，某個委員會也靠不住，那就建立無數有決定權的附屬委員會吧，但這也不會使事情有任何改觀。全部的附屬委員會只能是最高權威的代表，最高權威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因為經濟體制是按照統一的計劃運行的。 我們都領教過社會主義管理機構那一副長相：數不清的官員，人人盡力自保，不讓任何人染指於自己的地盤，同時又拚命推諉責任。 這種官僚機構儘管愛管閒事，但還是提供了一個人類好逸惡勞的絕佳樣板。沒有外來刺激時，完全是死水一潭。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大環境下的國有企業里，進步的動力完全來自那些希望通過半成品和機器設備的交易而牟利的訂貨商。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很少——如果不是從來沒有的話——有創新之舉。他們滿足於跟在同類私營企業的屁股後面。除非全部企業都實行了社會化，否則改革和進步一律免談。 七 股份公司和社會主義經濟 在社會主義目前的全部謬論中有這樣一個觀點：股份公司是社會主義企業的預備階段。他們爭辯說，股份公司的管理者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在他們的管理之下企業也很興旺。如果由社會取代股東承擔起所有者的職能，事情不會有所改變。管理者為社會工作，會像為股東工作一樣盡職。 在股份公司里，企業家職能就是股東的職能，公司的所有機構只是作為股東的雇員而工作——這種觀點也滲透進了法學理論，並且有人試圖把它作為公司法的基礎。它也要對以下事實負責：作為股份公司設立基礎的商業觀被誤解了，而且人們至今未能給股份公司找到一個法定形式，使之能夠順暢地運行，公司制度到處都為嚴重的弊端所苦。 事實上，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現過與國家社會主義法理學家的理想觀點相符的成功的股份公司，只有當公司經理的個人利益與公司的繁榮利害攸關時，公司才能取得成功。股份公司的關鍵力量和效能存在於公司的實際管理者——他有權支配部分股份資本，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話——與其他股東之間的夥伴關係之中。只有當這些經理與其他所有者對企業的生意興隆有著相同的利益，只有當他們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一致時，經營活動才能按照公司的利益進行。哪裡發生了經理利益有別於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經營活動就會違背公司的利益。因為，在所有未被官僚習氣所窒息的股份公司中，掌握實際權力的人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進行經營活動，不管他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一致還是相左。公司興旺的一個必備前提是：掌握實權者應當獲得企業相當大一塊利潤，而首先受到企業衰敗影響的也是他們。在所有生意興隆的股份公司中，這類人的法律身份如何並不重要，他們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使股份公司取得成功的人，與思維方式類似於政府官員的公司總經理並不是同一種類型，後者自己常常就是前公務員，其最主要的資質是同掌權者有良好的人脈關係。關心自己那一份的經理、發起人和創建者，是這些人擔當公司的興旺之責。 當然，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不承認這一點的。它竭力要把股份公司塞進必定使其萎縮的法定形式。它拒絕承認以非官僚方式管理公司的人有可取之處。因為國家社會主義者把整個世界想像成一個官僚的家園；它與有組織的雇員和工人聯手，滿腔怒氣地對付高薪經理；它相信利潤是自動產生的，因為付給了那些當家人而減少了。最後，它還把矛頭對準了股東。德國流行的新教義「根據公平競爭觀的進化」，不想讓股東的私利決定一切，而是要由「企業本身的利益和福利，亦即與一時的股東多數無關的經濟、法律和社會的價值」說了算。它要求賦予企業管理部門一種權力地位，使他們不受多數出資人意志的約束。[8] 「利他動機」在股份公司的成功管理中起著決定作用的說法是個謊言。按照國家社會主義政治家的幻覺塑造德國公司法的嘗試，並沒有給股份公司帶來半點幻想中的「功能性經濟」；它們已對股份公司形式的企業造成了損害。 * * * [1] Clark，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New York，1907），pp.131 ff. [2] Bebel，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p. 340.倍倍爾在這裡引用了這句 海涅的著名詩句。英文版出版者註：英譯本見P. 463. [3] Heinrich Soetbeer，Die Stellung der Sozialisten zur MaUhusschen Bevölkerungslehre（Berlin，1886），pp.33 ff.；52 ff.；85 ff. [4]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5 th ed.（London，1817），vol. II，pp.245 ff. [5] Tarde，Die Sozialen Gesetze，German translation by Hammer（Leipzig，1908），p. 99.其他大量事例見 Roscher，Ansichten der Volkswirtschaft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3rd ed.（Leipzig，1878），vol. I，pp.112 ff.英文版出版者註：前一本著作的英譯本是Tarde，Social Laws. Translated by Howard C. Warren（New York：Macmillan，1899）. [6] 關於社會主義必然給創造發明，甚至給技術改進造成的困難，見Diet-zel，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Freiheit der Wirtschaft（Bonn and Leipzig，1922），pp.47 ff. [7] 對這些努力——它們是意圖雖好但缺少嚴格科學思考的實例——的十分中肯的批評，見Michaelis，Volkswirtschaftliche Schriften（Berlin，1873），vol. II，pp.3 ff.，以及 Petritsch，Zur Lehre von der Überwälzung der Steuem mir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en Borsenverkehr（Graz，1903），pp.28 ff.後者在談到瓦格納時說，「雖然他喜歡把經濟生活稱為『有機體』，也希望別人這樣看待它，雖然他總是強調共同體利益，反對個人利益，但是在具體的經濟問題上，他並未超越個人及其或多或少的道德目標，他固執地忽略這些目標與其他經濟現象的有機聯繫。因此嚴格地說，他所達到的位置，是應當作為一切經濟研究的起點而不是終點的地方」。（p.59）對所有那些痛罵投機的人，都可以這樣說。 [8] 對這些理論的批評及改進，見Passow，Der Strukturwandel der Aktienge-sellschaft im Lichte der Wirtschaftsenquete（Jena，1930），pp.1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