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的不可行

一 變動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問題 以上研究揭示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面對的困難。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經濟核算的可能，所以它無法確定經濟經營的成本和成果，或用核算的結果去檢驗經營。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社會主義無法實行。但是，除此之外，它的道路上還有另一些無法克服的障礙。它不可能找到這樣一種組織形式，使個人的經濟活動脫離跟其他公民的合作但又不使其面對完全成為賭博的風險。不解決這兩個問題，實現社會主義看來就是不可能的，除非經濟完全處於靜止狀態。 過去很少有人關注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前一個問題幾乎受到普遍忽視，其原因是人們一直無法擺脫勞動時間可以提供一個有效的價值尺度的想法。但是，甚至很多認識到勞動價值論站不住腳的人，仍然相信價值是可以計算的。經常有人試圖找到一種價值標準即可證明這一點。為了理解經濟核算的問題，必須先搞清楚反映在市場價格中的交換關係的真實性質。 只有現代主觀價值論的方法能夠闡明這個重要問題。在實踐中，雖然大趨勢是在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這個問題尚未緊迫到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第二個問題就大不相同了。公有企業越多，國有化和市有化企業的經營惡果就越是引人注目。對麻煩的原因視而不見是不可能的：連小孩子都能看出它有某種缺陷。所以不能說沒有人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只是採用的辦法太離譜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有著有機的關聯，卻被簡單地視為只是一個選賢任能的問題。人們沒有認識到，就算是出類拔萃的天才，也無法解決社會主義控制產業引起的問題。 二 解決的嘗試 就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而言，不僅是他們頑固地信奉勞動價值論，還有他們對經濟活動的整體認識，都妨礙著他們認識這些問題。他們沒有認識到產業肯定會不斷變化，他們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永遠是靜態的。只要一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就沒完沒了地談論經濟進步的現象，並以濃墨重彩描繪經濟變化引起的衝突。可是他們似乎不但把變化引起的衝突，而且把所有的變化，都視為資本主義特有的屬性。在未來的幸福王國里，一切都會在毫無變化或衝突中發展。 只要想一想社會主義者普遍描繪的風險投資家形象，就能最清楚地理解這一點。在這幅畫面中，風險投資家的唯一特點是他獲取收入的特殊方式。顯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分析，都要把風險投資家而不是資本或資本家作為要點。但是社會主義，包括馬克思一派的社會主義在內，卻把風險投資家視為一個外在於生產過程的人，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占有剩餘價值。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只要剝奪這些寄生蟲就夠了。解放農民、消滅奴隸制的記憶一直縈繞於馬克思的腦際，其他許多社會主義者更是如此。可是他們都沒有認識到，封建領主的地位完全不同於風險投資家的地位。封建領主對生產沒有任何影響，他處於生產過程之外：在這個過程完成時他才會出面宣布自己對收穫享有的份額。但是，如果莊園主和奴隸主同時也是生產者的領導，那麼即使廢除了農奴和奴隸制，他們仍會保持自己這種地位。他們今後必須為工人的勞動價值付費，這個事實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經濟功能。風險投資家所從事的工作，甚至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有人做。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沒有認識或至少拒絕認識的事情。 只要一提到投機家這個字眼，社會主義對風險投資家的誤解就會變得十分怪誕。在這些問題上，甚至馬克思也忘記了給他帶來活力的出色判斷力，完全從「小資產階級」角度看問題，他的學生們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無視一個事實，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經濟活動也只能以不確定的未來作為基礎，即使它在技術上是成功的，它的經濟後果依然是不確定的。他們從這種引起投機的不確定性中只看到了無政府生產狀態的後果，但它實際上是經濟狀況不斷變化的必然結果。 廣大民眾沒有能力理解，在經濟生活中，除了變化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永恆的。他們認為現狀永不會改變，既然過去一直如此，今後也會如此。但是，倘若他們以為πávια′ρεí（一切都很簡單），那麼有待解決的問題是會讓他們不知所措的。未雨綢繆，提前行動，採用新方式，永遠只能是少數人，即領導者的事情。社會主義是遠遠看不透經濟活動之本質的群眾或庶民的經濟政策。社會主義理論是他們對經濟事務的看法的產物，炮製和支持這種理論的是那些遠離經濟生活、根本不理解這種生活的人。 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只有聖西門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地位。所以他經常拒絕社會主義者這個稱號。其他人則完全沒有認識到，企業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發揮的功能，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有人做。這最清楚地反映在列寧的著作中。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中由他拒絕稱為「勞動者」的人所從事的工作，可以被簡化為「生產和分配的簿記工作」和「勞動與生產的記錄工作」。武裝工人、「武裝的全體人民」很容易做這些事情。[1]列寧十分正確地把「資本家和辦事員」的職能同有技術訓練的高級人員的工作做了區分，然而他也不失時機地譏諷那些有科學訓練的人，表達他對一切高度技能化的工作的輕蔑，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假充內行的特點。他說，「對這些事情的計算和監督已被資本主義簡化到了極點，而成為非常簡單、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手續——進行監察和登記，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關的字據」。[2]因此，完全有可能使社會的全體成員為自己做這些事情。[3]這就是列寧在這個問題上所能說的一切；社會主義者再也沒有多說一句話。他們對經濟生活的本質的認識，比一個認為企業家的工作就是在紙上記一些字母和數字的小聽差強不了多少。 執是之故，列寧根本不可能認識到他的政策失敗的根源。在他的一生和他的閱讀中，他一直遠離經濟生活的現實，對於資產階級的工作，他就像一個霍屯督部落人對從事地理勘測的探險家的工作一樣隔膜。當他看到自己的事業無法按原來的路線推行下去時，他決定不再只提「武裝工人」，以便迫使「資產階級」專家們進行合作：他們在「一個短暫的過渡期」可以得到「高額報酬」，這樣他們就可以使社會主義制度運轉起來，使他們自身成為多餘。他甚至認為此事有可能在一年內完成。[4] 有些社會主義者不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個強有力的集權組織，而他們的頭腦更清楚的同黨卻是這樣想的，並且也只有這樣想才合乎邏輯。他們相信，工業管理所面對的難題，可以通過企業內部的民主制度加以解決；他們相信，可以讓每個產業部門在一定的獨立範圍內從事經營，這不會危害產業的統一性和相互協調。只要把每個企業置於工人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了。這種觀點充滿了空想，謬誤百出。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經濟管理問題，跟每個產業的運行關係不大，而是關係到每個企業的運行與整個經濟系統的協調。它涉及解散、擴大、轉移和限制現有企業以及建立新企業的問題——這些事情根本不能由一個企業的工人來決定。企業經營的問題遠遠超出個別企業的範圍。 國家和市政府推行的社會主義已經提供了足夠的負面經驗，這迫使人們對經濟管理給予密切的關注。但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並不比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更得法。輿論大體上似乎認為，公有企業的主要弊病應歸因於它們沒有按照「商業」方式經營。準確地理解這個字眼，可以使我們對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公有企業當然缺少商業人士的精神，社會主義的難題就在於創造某種東西去取代它。然而，社會主義者根本不是這樣來理解這個字眼的。它是一種官僚頭腦的產物，也就是說，它來自於那些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執行形式化的官方職業任務的人。官僚衙門對工作的分類，是根據通過考試和一定供職時間內獲得的從事某項工作的能力。「訓練有素」和「供職時間」是官員賦予「職業」的唯一內容。如果一個官僚團隊的工作不能令人滿意，那只能有一種解釋：這些官員沒有受到正確的培訓，今後的任命必須有所改變。於是它會建議改變對未來的官員候選人的培訓方式。假如公有企業的官員受過「商業」培訓，企業就能「更像商業」了。但是，對於不知資本主義企業精神為何物的官員來說，這僅僅是指商業技能的某些表象：對命令做出更快捷的反應；採用某些尚未充分運用於各部門的辦公技術手段，如打字員和複製設備等等；減少不必要的重複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這樣就能使「商業精神」滲透到公有企業的辦公室里了。當這些如此訓練出來的人也歸於失敗，甚至比至少在正規教育上更優秀的惡劣公務員失敗得更慘時，他們會更加大惑不解。 不難揭示這些觀點中的空想成分。商人的稟性同風險投資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地位是分不開的。「商業經營」本身並不是一個人所固有的品質；只有商人必不可少的頭腦和性格才是天生的。它更不是一種能夠通過學習獲得的技能，雖然商人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可以通過教育學會。經過數年的商業培訓或在商學院裡呆上幾年，學會了記賬、打字和速記，並不能使一個人成為商人。這些本領是職員所需要的，但職員不是商人，雖然在日常用語中可以把他稱為一個「訓練有素的工商業人士」。 當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終於變得十分清楚時，人們嘗試讓那些有多年成功經驗的風險投資家擔任公有企業的經理。結果令人悲哀。他們並沒有比其他人幹得更好；而且他們缺少終身制官員所特有的照章辦事的意識。原因不言自明。風險投資家如果失去了他在經濟生活中的特有角色，他就不再是一個商人了。無論他為自己的新工作帶來多少經驗和常規，他在這種企業里只能是一個官員。 試圖通過報酬手段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徒勞的。有人以為，只要為公有企業的經理提供更好的酬勞，就會導致對這些職位的競爭，這樣就可以選出更優秀的人。不少人甚至走得更遠，認為通過讓經理分享一塊利潤就能解決這些難題。重要的是，這些建議很難被付諸實踐，雖然只要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並存，只要能夠通過在純粹的社會主義中做不到的經濟核算去衡量公有企業的成果，它們看起來還是很可行的。但是，問題的癥結與其說是讓經理分享利潤，不如說是讓他分擔自己的經營造成的虧損。且不說單純的道德意識如何，在公有企業里沒有產權的經理只能對相對很小的虧損額承擔責任。讓一個人只想獲利卻不關心虧損，這無異於鼓勵他輕舉妄動。不但公有企業，而且包括私有企業在內，允許相對貧窮的管理層雇員分享一定比例的利潤的做法，已經提供了這樣的教訓。 社會主義者希望，在他們的目標實現之後，人類的道德就會變得純潔，意志本身會使一切變得完美。抱有這種願望是在迴避問題。社會主義能否產生這種預期的道德效果，這裡姑且存而不論，但是我們這裡討論的問題不是來自人類的道德缺陷，它們是時時處處都會發生的意志和行動的邏輯問題。 三 資本主義是唯一出路 不過，我們暫且不討論迄今為止所有社會主義的努力都受到這些問題困擾，先來回顧一下尋找解決辦法的方式吧。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搞清楚這些辦法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框架內能否奏效的問題。 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一些部門，把各個經濟分支的管理權委託給它們。只要社會主義社會的企業是由支配一切並承擔一切責任的單一權力部門管理，就不可能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其他所有的勞動者都不過是活工具而已，他們沒有界線清楚的獨立工作範圍，所以也不承擔任何具體責任。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不僅是有可能監督和控制整個過程，而且有可能對狹小範圍內發生的次級過程分別進行考評。 至少在這個方面，我們的辦法同以往解決問題的所有嘗試是一樣的。人人都知道，只有自下而上地確定責任，才能達到這個預定目標。所以我們必須以一個產業或一個產業的分支作為起點。我們作為起點的單位是大是小無關緊要，因為我們用於劃分的原則同樣適用於必須把單位劃分得過大的情況。較之如何劃分以及在哪兒劃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把產業劃分為各部分的同時，如何才能維持合作的統一性，因為沒有這種合作，社會經濟將成為不可能。 然後我們可以設想，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被劃分為若干部分，每一個部分交給一個具體的經理去經營。每個部門的經理對自己的經營承擔全部責任。這意味著他可以從利潤或相當一部分利潤中獲益；另一方面，虧損也要由他來承擔，他因為措施不得法而揮霍掉的生產資料，不會由社會加以彌補。如果他把由他掌管的全部生產資料敗壞一空，他就不再是部門經理，而是淪為群眾的一員。 假如這種部門經理個人責任制不僅是裝裝樣子，那就必須在他的經營跟其他經理的經營之間劃出清晰的界線。他從另一些經理那兒得到的、在他的部門用來加工或作為工具使用的一切原料或半成品，以及他自己的部門生產出的產品，在他的賬目上記為借入項；他發送給其他部門或用於消費的產品記為貸出項。並且要給他自由選擇權，由他來決定自己的部門使用什麼機器、原料、半成品、勞動力以及生產什麼。假如不給他這種自由，就不能讓他承擔任何責任。因為，如果他是遵照最高控制當局的命令生產了一些在現有條件下沒有相應需求的東西，或他的部門因為收到其他部門不適當的原材料或其費用太高而陷入困境，這都不是他的過錯。如果是前者，他的部門的失敗應當歸因於最高當局的處置失當；如果是後者，則要歸因於原料供應部門的失敗。不過，另一方面，社會也必須自由地主張它授予部門經理的同樣權利。這意味著社會得到經理只根據社會的需求生產的產品，只有當社會能夠以最低的費用獲得它們，並且把按最高價格為他提供的勞動力交給他使用時，社會才能有所收益：也就是說，社會把勞動力提供給了出價最高的競標者。 這樣一來，作為一個生產共同體的社會就劃分為三個群體。最高的指揮部門是一個群體。它的功能僅僅是從整體上監督生產過程的有序進行，而這一過程的執行完全交給部門經理。第三個群體是既不供職於最高行政當局，也不是部門管理者的公民。處在這兩群體之間的部門經理是一個特殊群體：在這種政體建立之初，他們便一次性地從社會獲得了生產資料的一定份額，不必為此支付任何東西；他們還從社會那兒不斷獲得來自第三群體成員的勞動力，這些人被派給他們中間出價最高的競標者。中央管理部門必須把從部門經理那兒得到的一切，作為勞動報酬記入第三群體的每個成員的名下，或者，在中央管理部門直接雇用第三群體成員時，它把從部門經理那裡應當得到的一切記入雇員名下，然後中央管理部門將向三個群體的公民中出價最高的競標者分配消費品。收入歸屬發出這些產品的部門經理。 通過這樣一種社會安排，可以使部門經理完全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的責任範圍跟另一些人的責任範圍有清晰的界線。這樣我們就不會再面對這個整體性產業共同體的經濟活動的全部結果，無法對一個人的貢獻和其他人的貢獻加以區分。對每個部門經理的「生產貢獻」可以分別進行評估，而且對三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公民的貢獻也可能進行這種評估。 顯然，必須允許部門經理根據消費品市場反映出的公民的當前需求去改變、擴大或縮小他的部門。因此他們必須能夠出售屬於自己的部門但另一些部門更迫切需要的生產資料，而且他們也應當要求得到在現有條件下能夠得到的生產資料。…… 但是，我們不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分析了。我們所面對的，不過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唯一能夠完全實行讓每個公民負責這一原則的經濟形態。資本主義是能夠使社會主義制度的上述缺陷得到克服的社會經濟形態。資本主義是能夠滿足社會對任何經濟組織提出的要求的唯一可以想像的社會經濟形態。 * * * [1] Lenin，Staat und Revolution，p.94.（譯按：中譯本見《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頁。） [2] Ibid.，p.95. [3] Ibid.，p.96. [4] Lenin，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Berlin，1918），pp.16ff.（譯按：中譯本見同上引書，第3卷，第482—4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