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八章 靜態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社會

一 靜態的條件 靜止的經濟狀況的假設只是為了理論上的方便，並不是要描述現實生活。欲理解經濟變化的規律，我們不能放棄這種思想方法。為了研究運動，必須首先假定一種不存在運動的條件。靜止的狀態是這樣一個均衡點，我們假定全部經濟活動都趨向於這個點，而且，如果新的因素沒有形成新的均衡點，我們也能夠實際達到這一均衡點。在假定的均衡狀態中，生產要素的各單位都被最經濟地利用，沒有理由對這些要素的數量或配置做出改變。 即使不能設想一種活的——即不斷變化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因為沒有經濟計算的經濟活動是不可想像的，但很容易設想一種靜止狀態下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我們只需避免提出如何取得這種靜止狀態的問題即可。如果我們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對社會主義的靜力學研究就不會有什麼困難。全部社會主義理論和烏托邦計劃一向就是只存在於這種想像的靜止狀態之中。 二 勞動的負效用與勞動的滿足 社會主義作家們把社會主義社會描繪成一個心想事成的樂土。傅立葉病態的奇思怪想朝這個方向走得最遠。在傅立葉的未來社會裡，全部害人蟲都將消失，取代它們的是幫助人們勞動——甚至代替他工作——的動物。另類海狸將為人捕魚；代替獅子的是另類鯨魚將乖乖地推動著帆船航行；另類河馬將牽引河上的舟楫；另類獅子，一種健步如飛的坐駕，騎手跨在它的背上，如同安坐於彈性極好的馬車裡。「跟這樣的僕役一起活在世上該是何等愉快。」[1]噶德文甚至認為，財產取消之後人們會長生不老。[2]考茨基對我們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將誕生一種新的人類……一種超人……高尚的人」。[3]托洛茨基提供了更詳細的信息：「人類將變得無比強壯、聰明、出色。他的身體更加協調，他的運動更有節奏感，他的聲音更加悅耳。……人類總體上將達到亞里士多德、歌德、馬克思的水平。在這些高度之上還會有新的奇峰崛起。」[4]這號垃圾作家的著作被不斷重印，被譯成各種語言，被弄成了歷史研究不厭其煩的主題！ 有些社會主義作家的論述較有分寸，但他們仍堅持本質上相同的假定。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潛伏著一種模糊的想法，即生產的自然要素不必節省。這一結論肯定是來自這樣一種理論體系：它把勞動視為唯一的成本要素；它拒絕接受收益遞減規律；它拒斥馬爾薩斯的人口定律；它陶醉於生產增長的無限可能性的朦朧幻想之中。[5]我們不必在這些事上再費口舌了。只要承認如下一點就夠了：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自然要素在數量上也是有限的，從而必須厲行節約。 另一個必須節約的要素是勞動。即使我們不談質量方面的差別，顯然，可供使用的勞動也是有限的：一個人只能從事一定量的勞動。即便勞動完全是一種享受，也必須節約利用，因為人的壽命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不是取之不盡的。即便是悠閒自在的人，沒有錢財方面的顧慮，也必須對他的時間做出規劃，即對消磨時間的不同方式加以選擇。 顯然，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裡，人類行為必然為經濟考慮所左右。我們欲望無限，而自然賜給我們的消費品是稀缺的；在一定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上，只有通過增加勞動，才能使生產性產品進一步滿足需求。且不說勞動不能無限制地增加，與勞動的增加相伴隨的是負效用的增加。 傅立葉及其學派認為勞動的負效用是社會安排不當的結果。在他們看來，這些不當安排只應歸咎於一個事實，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勞動」與「辛苦」是一回事。勞動本身並不令人厭煩。相反，人人都需要活動，無所事事的無聊令人不堪忍受。要想讓勞動變得引人入勝，就必須在衛生整潔的勞動場所中進行；工人的團結以及他們之間愉快競爭的幸福感，肯定會使勞動變成樂趣。勞動引起厭煩的首要原因是連續性。即便是娛樂，延續時間過長也會變味。因此，必須允許工人隨意交換職業；這樣勞動就會變成享受，不會再讓人厭煩了。[6] 很容易揭露這些為各派社會主義者所接受的觀點的錯誤。人有活動的衝動。即使不存在迫使他工作的需要，他也不會總是滿足於在草地上躺著曬太陽。看看那些由父母供養的小動物和孩子們吧，小傢伙們伸胳膊蹬腿，跳舞、跑跑跳跳，鍛煉著尚未被勞動所要求的能力。活動是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因此，一般說來，有目的的勞動使人感到滿足。當然，只是在一定限度內，超過這個限度就只有辛苦了。在下圖中，橫線0X表示勞動產品的量，它是勞動負效用與我們付出精力所產生的滿足——我們權且稱之為直接的勞動滿足——之間的分界線。曲線abcp代表勞動艱辛和直接的勞動滿足與勞動產品之間的關係。勞動開始時感到某種厭煩。最初的困難克服之後，身體和精神已較好地適應，厭煩減弱。在b點上，厭煩和滿足都不占優勢。在b與c之間，滿足占主導。c點之後厭煩重新出現。在其他勞動形式中，曲線可能有不同的走向，如Oc1P1或Op2曲線。這取決於工作的性質和勞動者的個性：挖溝的不同於職業賽馬的；愚鈍者不同於精力旺盛者。[7] 當持續勞動引起的負效用超過了從中得到的直接滿足時，為什麼還要繼續勞動呢？這是由直接的勞動滿足之外的因素，即勞動產品提供的滿足決定的；我們稱為間接的勞動滿足。只要勞動的負效用被勞動產品帶來的歡樂所抵消，勞動就將繼續。只有當勞動的負效用大於它帶來的益處時，勞動才會停止。 傅立葉試圖用來消除勞動負效用的方式的確是基於正確的觀察，但他過分高估了他的觀點的意義。顯然，在人們甘願以艱辛為代價去滿足的需求中，直接的勞動滿足只能填補其中的極小一部分。不能設想只要允許工人頻繁地變換職業，就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首先，各種職業實踐的減少會導致技能的降低，進而導致勞動產量的下降；還有，每一次職業變換都有時間的損失，勞動將在這種折騰中空耗。其次，在大於直接的勞動滿足的勞動負效用中，只有極小一部分是由於厭倦了當前的具體工作。因此，如果第一份工作未完成，不見得具有從其他勞動形式中獲得直接滿足的能力。顯然，大部分負效用要歸因於身體疲勞，歸因於擺脫更緊張的勞動的欲望。一個伏案工作數小時的人，寧願劈上一小時木頭，也不願在辦公桌前再呆一小時。但是，使他的勞動令人不快的並非變換工作的需要，而是工作的時間太長。若想在不降低產量的情況下減少工時，那就只能提高生產率。勞動有勞身和勞心之分這種普遍觀點是不對的，人人都能親自證明這一點。任何勞動影響的都是整個肌體。我們在這一點上自欺，是因為我們在觀察其他勞動形式時只看到了直接的勞動滿足。辦事員羨慕馬車夫，是因為他想得到些許駕車的消遣。但他的羨慕以滿足大於痛苦為限。同樣，打獵、釣魚、爬山、騎馬和駕車等體育運動也是以此為限。但是，體育運動不是經濟意義上的勞動。人類不能靠少許產生直接的勞動滿足的勞動而生存，正是這一無情的事實，而不是什麼不良的勞動組織，迫使他忍受辛苦勞作的煩惱。 不言而喻，勞動條件的改善既可以在辛苦程度不變的情況下提高產量，也可以在獲得相同產量的情況下減少辛苦程度。但是，不增加成本，卻想使這種條件的改善比資本主義制度實際發生的情況還要好，是不可能的。合夥勞動會減輕厭煩，這事自古以來人們就知道，只要讓工人一起幹活不會降低產出，人們總會這樣做的。 當然，有些超乎常人的人。偉大的創造性天才投身於不朽的工作和事業，他們在工作時是不分苦與樂的。對他們來說，創造既是最大的歡樂，也是最大的磨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需要。他們所創造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並沒有作為產品的價值；他們不是為結果而創造，而是為創造而創造。他們的成果是不計成本的，因為在工作時，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比什麼都珍貴。他們的成果只耗費了他們如若從事其他勞動可能向社會提供的產品。同他們的服務的價值相比，這樣的成本幾乎等於零。天才的確是上帝的恩賜。 偉人的生平盡人皆知。因此社會改革家極易情不自禁把自己聽到的偉人事跡理解成普通人的稟賦。我們不斷看到人們把天才的生活方式視為社會主義社會普通市民的典型生活方式。但是，並非人人都是索福克羅斯[8]或莎士比亞；在車床前幹活，與歌德寫詩或拿破崙創建帝國根本不是一碼事兒。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有關社會主義社會居民的苦與樂的看法，其空想性質很容易被識破。如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其他方面所說過的一切，馬克思主義在這裡走的也是烏托邦主義者劃定的路線。恩格斯直接借鑑傅立葉和歐文關於為每個人安排短期工作，使勞動恢復「由於分工而喪失的吸引力」的思想，他從社會主義制度中看到了這樣一種生產組織：「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9]馬克思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勞動已經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0]邁克斯·阿德勒許諾說，社會主義社會「決不會」給任何人安排「必定讓他感到痛苦」的工作。[11]這些聲明同傅立葉及其學派的說法的區別只有一點，即它們不想提供任何證據。 除了職業變換以外，傅立葉及其學派還有一項使工作有更大吸引力的設計：競爭。倘若人們受到un sentiment de rivalité joy-euse ou denoble émulation（快樂的競賽或高尚的競爭意識）的激勵，他們就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在其他任何地方被視為弊端的競爭，這裡第一次被承認是有益的。如果工人表現得效率低下，只需將他們分為不同的小組即可：各小組之間馬上就會燃起競爭的火焰，它使個人力量倍增，大家迸發出un achamement passioné au travail（持久的工作熱情）。[12] 競爭產生更大的成果，這一觀察無疑十分正確，但卻是膚淺的。競爭本身並不是一種人類的欲望。人們在競爭中付出努力，並非為了競爭本身，而是為了競爭的結果。拳擊手不是為了拳擊本身，而是為了向勝利者招手的獎金。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有什麼獎賞激勵工人競爭呢？經驗表明，稱號和榮譽值不了幾個錢。由於分配原則與個人業績無關，而且單個工人加倍努力所產生的人均增長十分不起眼，以至於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不能把用於滿足需求的實物當作獎賞發放。從履行職責中獲得的簡單滿足是不夠的，正是因為這種激勵因素不可靠，才使我們另尋出路。但是，就算這種激勵是可靠的，勞動依然是辛苦的，它本身不會因此而變得引人入勝。 正如我們所知，傅立葉學派把勞動辛苦變成勞動享受視為他們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要點。[13]很可惜，它為此提供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倘若傅立葉果真能夠展示使勞動引人入勝的辦法，他將無愧於他的信徒贈予他的神聖榮譽。[14]可是，他那些備受讚譽的教義，卻僅僅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找不著感覺的人的幻想。 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勞動也只能是辛苦而不是享受。[15] 三 「勞動的樂趣」 認識到這一點，社會主義思想大廈的一根主要支柱就坍塌了。如此，我們也十分容易理解，社會主義者為何會頑固地堅持說，人們有一種拚命勞動的內在衝動；勞動本身給人快樂；只是資本主義社會惡劣的工作條件限制了勞動的快樂本質，使之變成了一件辛苦事。[16] 為了替這些說辭辯解，他們不辭辛勞地搜集現代工廠工人有關勞動可以變成快樂的陳述。他們向工人提出誘導性的問題，一聽到符合自己心意的回答就格外高興。但是，先入之見使得他們忽視了一個問題：那些被反覆詢問的工人的行為與答覆之間存在著一個需要解決的矛盾：如果工作本身是快樂的，為什麼還要向工人支付報酬呢？僱主給了他工作使他快樂，不是應該他向僱主支付報酬嗎？沒有哪個地方給人以快樂還要為此付錢，對快樂進行獎賞這種怪事，至少應該讓人頭腦開竅了。根據共識，勞動不可能直接帶來滿足。我們把不能產生任何直接快感的活動定義為勞動，人們從事這種勞動，只是因為它的結果產生的間接快感足以抵消先前的痛苦感。[17] 用來論證勞動喚起快感而不是痛苦的觀點，即所謂「勞動的樂趣」，可歸因於三種完全不同的感覺。 第一種樂趣來自職業的扭曲。當政府官員以形式上無可指責的方式濫用職權時，例如他要滿足權力欲，要放縱自己的虐待欲，或要發泄色慾（這裡的情形不一定被法律或道德所不容），由此得到的樂趣顯然不是工作的樂趣，而是從相關環境中得到的快感。對其他一些類型的職業也可以這樣說。心理分析文獻已反覆指出，這類事情是多麼廣泛地影響著職業選擇。如果這類樂趣可以抵消工作的煩惱，它們也會在工資水平中得到反映：提供這種扭曲機會的職業，勞動力的供應較為充足，這會導致工資水平的下降。較之其他工作中可能得到的報酬，勞動者在這裡的報酬是低收入加「樂趣」。 「勞動的樂趣」也指完成某項任務的滿足感。但是，這種快感不是工作中的快感，而是從工作中解脫出來的快感。這是一種特殊的快感，它無處不在，它是從困難、厭煩和痛苦中脫身後的快感，是一種「終於幹完了」的快感。社會主義的浪漫派或浪漫派的社會主義者讚美中世紀，把它說成一個勞動的樂趣不受限制的時代。事實上，從中世紀的工匠、農民和幫工那兒，我們沒有看到有關「勞動的樂趣」的可靠資料，但我們可以假設，他們的樂趣來自於完成了某項工作之後，他們可以開始休閒和娛樂。在中世紀靜穆的修道院裡謄抄手稿的僧侶，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比今天的浪漫派的說法更真實、更可信的說法。在許多精美手稿的結尾處，我們可以讀到「Laus tibi sit Christe，quoniam liberexplicit iste」（為該卷冊的完成，讚美您，我主基督）。[18]這不是勞動本身帶來的歡樂。 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勞動樂趣的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一種來源——勞動者因為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能夠以此養活自己和家人而產生的滿足。這種勞動的樂趣顯然是植根於我們所說的間接的勞動享受。這個勞動者滿心歡喜，是因為他從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技巧中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和社會地位的基礎；他滿心歡喜，是因為他獲得了優於別人的地位；他滿心歡喜，是因為他從自己的工作能力中看到了未來經濟成功的保障。他充滿自豪，因為他能把事情做得「很出色」，就是說，他的工作為社會所看重，從而在勞動市場上給他支付報酬。沒有什麼比這種感覺更能激起自尊的了，它甚至經常被誇大到荒謬的地步，以為離了他地球就不轉了。對於健全的人來說，這使他有力量坦然面對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即他只能以自己的艱辛痛苦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如同人們常說的，他得把苦差事做得盡善盡美。 在上述所謂的「勞動的樂趣」的三種來源中，第一種，即從偏離工作的真正目標的扭曲中產生的快感，肯定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它自然會被限制在極小的範圍內。勞動的樂趣的另外兩個源泉在社會主義社會大概會完全乾涸。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勞動產出與勞動者收入之間的聯繫必然會被切斷，堆在人們手頭的工作也相應地會變得「太多」，對他形成一種壓力。他對工作會產生一種極度的、神經質的厭煩，今天我們在所有的政府部門和公營企業中實際上都能看到這種情形。在報酬取決於嚴格的工作日程的企業里，人人都會認為自己負擔過重，就是說，認為只有自己被分派了太多的事情，而且全是些不勝其煩的事情——他的成績沒有得到適當的評價和報答。從這種情緒中會滋生出對工作的怨恨，這甚至能窒息工作完成後的快感。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別指望會有什麼「勞動的樂趣」。 四 勞動激勵 儘自己的能力和才幹為共同體工作，是社會主義社會公民的職責。作為回報，他有權要求共同體從社會紅利中分給他一定份額。無故不履行職責的人，國家的正常強迫手段會迫使他就範。經濟管理部門對公民個人行使極大的權力，很難想像有人能夠長時間進行抵制。 但是，人們只是準時上班，按規定時間呆在自己崗位上是不行的。他們必須在崗位上真的賣力幹活才成。 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工人取得他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靜態的或正常的工資標準趨向於使工人取得其勞動產品價值的水平，也就是說，他的全部所得來自他的勞動。[19]因而，工人自己就關心儘可能提高他的勞動生產率。這不僅適用於計件工資。計時工資的水平同樣取決於特定工作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從長遠看，慣用的工資支付方式不能改變工資水平。工資水平總是具有回歸靜態水平的趨勢，計時工資也不例外。 計時工資制的勞動使我們有機會觀察，當工人感到不是為自己工作——因為他的產出沒有跟報酬掛鉤——時工作何以仍能繼續。在計時工資制下，更熟練的工人沒有動機要超出每個工人應完成的最低限額。計件工資激勵產出最大化，計時工資激勵產出最小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工種之間的工資差別極大地削弱了計時工資制的這種社會影響。工人很想找到這樣的崗位：工作要求的下限是他的能力的上限，因為要求的下限的提高意味著工資的提高。 只有脫離了按工作要求制定計時工資級別的原則，計時工資才會從相反的方向影響生產。這一點在國有和市有企業中特別明顯。過去一二十年來，這種企業不僅對每個工人的最低要求在持續降低，而且提高工作質量的激勵——例如，工資級別上的區別對待，把勤勉能幹的人較快地提拔到收入較高的位置——也被取消了。這一政策的結果已經清楚地證實了一條原則，即只有當工人知道自己盡力做好工作能有回報時，他才會這樣做。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作業績與報酬之間沒有通常的關聯。由於不可能計算出不同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任何確定個人工作業績，從而決定其報酬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社會主義社會大概能夠根據工作的某些外在表現決定收入分配。但是任何這類差別必定帶有隨意性。姑且假設為每個生產部門規定了工作下限。我們假設它是以洛貝爾圖斯建議的「標準工作日」為基礎。在每個行業中都規定了工人以平均的力氣和努力可以持續工作的時間，確定在這一時間內以他平均的技術水平和勤勉可以完成的工作量。[20]我們姑且完全忽略做出這類決定的技術困難，即在每一個具體場合下是否能確定這個最低限度。顯然，任何這類通用規定必將完全是武斷的。各個行業的工人在這件事情上決不會達成一致。每個人都會堅持說分派給他的工作太多，都會盡力減少給他規定的工作量。工人的平均素質，平均技術、平均力量、平均的努力、平均的勤勉——這一切都是無法精確規定的模糊概念。很清楚，只有一部分工人——比如說一半吧——會完成按具有平均素質、技術和力量的工人計算出的最低業績。另一些人完成的將低於這一規定。管理部門如何能夠判斷出完成的業績低於最低限度是由於懶惰還是能力差呢？要麼允許管理部門隨意做出這種不講章法的決定，要麼就得建立普遍標準。毋庸置疑，結果將是完成的工作量的持續下降。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個參與經濟生活的人關心的是獲得全部的勞動所得。僱主解僱薪有所值的工人，倒霉的是僱主自己。解僱好工人留用壞工人的領班，會損害自己負責的部門的業績，從而間接損害自己。在這裡，我們無需正式的標準去限制那些必須對已完成的工作做出判斷的人的決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則必須建立這樣的標準，否則責任人就會任意濫用授予他的權力。這樣一來，工人對實際的工作成效沒有更多的興趣，他只關心儘量照章辦事，以免受罰。 與工作成效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工人將取得怎樣的勞動成果，我們從一千年前奴隸勞動的經驗中可知一二。當代的國有和市有企業的官員和雇員則提供了最新的例證。有人可能會說，前一個例子沒有說服力，奴隸不關心自己的勞動成果，是因為他們不參加分配；在社會主義社會，人人都會認識到是在為自己工作，這將激發他最大的積極性。然而這正是問題之所在。如果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他會在勞動中遇到更多有待克服的困難。但他只能從增加努力取得的成果中獲得微不足道的一丁點兒。只能從他增加的成果中得到千萬分之一，這種前景幾乎不可能激發他發揮超出需要的能力。[21] 為了避開這些棘手的問題，社會主義作家一般是要麼一聲不吭，要麼發表幾句不知所云的評論。他們只是提出幾句道德口號，僅此而已。[22]社會主義新人將從根本上擺脫利己主義；他在精神上比可怕的私有財產時代的人不知高出多少；他將基於對事物邏輯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責任感，為普遍福祉奉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如果深入考察，這些觀點只能導致兩種選擇：或者，除了自己的良心以外在服從道德律時不受任何制約；或者，在獎懲制度下被迫提供服務。這兩者都不會有好結果。就前者說，儘管可以在各種場合大唱讚歌，在學校和教堂大肆鼓吹，還是不足以產生持續的動機以克服勞動的負效用；就後者說，它只能導致工作上的敷衍塞責，決不會使人盡心盡力。 最深入透徹地研究過這一問題的作家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後來的所有討論都源於他的論點。在有關這一問題的文獻和日常政治討論中，到處可以見到他的觀點；它們甚至已經成了流行語。大家耳熟能詳，但也許完全不知道它們的作者。[23]數十年來它們一直是社會主義觀點的主要支柱之一，較之社會主義煽動者那些激發仇恨、經常自相矛盾的觀點，它們為社會主義的流行做出了更大貢獻。 密爾說，反對社會主義思想之可行性的一種主要反對意見是，人人都在不停地躲避自己應承擔的工作。但是，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忘記了，同樣的困難在多大的程度上也存在於規範著絕大多數社會事務的現存制度中。這一反對意見假定，只有那些親自收穫自己的工作果實的人，才會從事誠實而有效的勞動。但是，在現存制度下，只有極少一部分勞動屬於這種情形。計時工資或固定薪金是流行的報酬形式。同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員相比，勞動者所完成的工作任務，很少有他個人的利益在其中，因為他們不像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員那樣是他們企業的合作者。在大多數場合下，他們並沒有受到與企業經營狀況生死攸關的人的親自監督和指揮。因為，甚至監督、管理和技術工作也是由雇員來做的。也許應該承認，在全部或大部分超額勞動成果歸勞動者的制度下，勞動的效率會更高，而在現存制度下，缺的恰恰就是這種激勵因素。共產主義的勞動也許比不上自耕農或給自己幹活的工匠那樣有活力，但它可能比其中完全沒有個人利益的僱傭勞動者更積極。 密爾犯錯誤的原因一望即知。作為古典經濟學派的最後代表，密爾沒有活著看到主觀價值理論帶來的經濟學轉型，他不知道工資水平與邊際勞動生產率之間的聯繫。他沒有看到，工人在努力中是有利可圖的，因為他的收入取決於他所完成的工作的價值。沒有現代經濟思想的照耀，他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而看不到本質。無疑，計時工資制下，工人工作的積極性以保住飯碗不致丟掉為限。但是，如果他能夠多做，如果他的知識、能力和力量允許，他會尋找要求更高、從而收入也更高的職位。或許由於懶惰，他沒有這樣做，但這不是制度的錯。在激勵人們發揮最大的勤奮方面，這個制度做了它能做的一切，因為它保證每個人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大差別，就在於社會主義做不到這一點。 對於頑固地拒不履行工作義務的極端情形，密爾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將保留現在的社會正在行使的那種權力：它將把這些工人交給強制機構加以管束。解僱是目前唯一的辦法，但如果沒有更好的工人來代替被解僱者，這種辦法也於事無補。解僱權只能使僱主從僱工那裡得到例行勞動量；但是，例行勞動量可能是任何一種程度上的無效率。 這一論斷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密爾沒有認識到，工資率是根據這種例行勞動量進行調整的，工人要想多得，他就必須多做。也許可以直截了當地承認，在通行計時工資制的地方，工人不得不到別處尋找例行勞動量更大的工作，因為他要是繼續留在原處，他就沒有機會通過更多的工作增加收入。在這種環境下他必須改做計件工作，從事別的職業，甚至遠走他鄉。所以才有成百萬人從例行勞動量較低的歐洲國家移民到西歐或美國，他們在那裡必須多幹活，但是掙錢也多。素質較差的工人繼續留在原處，滿足於較少的工作和較低的工資。 如果記住這一點，監督和管理由雇員承擔的情形也很容易理解。他們也是以其服務的價值獲得薪酬的。要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他們也必須盡心盡力。能夠而且必須授權他們以企業家的名義雇用或解聘員工，無需擔心他們會濫用職權。他們履行著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即保證工人獲得的工資與他們的勞動價值相符，而不必考慮其他。[24]經濟核算體系提供了充分的手段檢驗他們的工作效率。這使得他們的工作有別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可能實施的監管。如果他們出於報復性動機使工人得到不應有的對待（當然，這裡的「應有」沒有任何倫理含義），受到傷害的是他們自己。社會主義者認為，僱主擁有並授予下屬的解僱工人和規定工資的權力被掌握在私人手裡是危險的。但是社會主義者忽略了一個事實：僱主行使這種權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能任意解僱和虐待員工，因為這樣做的後果對他不利。在儘可能廉價地購買勞動的努力中，僱主是在履行他的一項最重要的社會職責。 密爾承認，在目前的社會狀態下，無知的勞動階級在自己的崗位上玩忽職守是一種廣為人知的惡劣現象。他認為，這是教育水平太低所致。在社會主義下，隨著教育的普及，全體公民肯定會像多數上等階級和領薪的中產階級成員那樣，熱情地履行社會責任。密爾的想法顯然是在重複同一個錯誤。他沒有看到，在這種情形下同樣存在著報酬與業績的相關性。最後他不得不承認，毫無疑問，固定薪酬在任何雇員階層中都不會帶來最高的工作熱情。在這個意義上，密爾說，關於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反對意見是有道理的。可是密爾又認為，這種弊端並不像那些離開自己熟知的事物就沒有任何想像力的人所設想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仍將繼續存在。普遍的公益精神，對公共福利的無私奉獻取代自私的考慮，這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是不可能的。密爾在這裡墜入了烏托邦的夢境，幻想著公共輿論將強烈激發人們的勞動熱情，願望和自我滿足是有效的動機，等等。 唯一需要說明的是，很抱歉，我們沒有理由假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性會與現在有什麼不同。根本就無法證明，榮譽稱號、物質獎品，甚至同胞的崇敬等等獎勵形式，能夠激發工人超額完成分配給他的任務。就克服勞動的厭煩來說，獲得全部勞動價值的機會，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完全取代的。 當然，許多社會主義作家認為，過去有過不計報酬的勞動，用它就可以駁倒上述觀點。他們舉出的例子有科學家和藝術家，病榻前鞠躬盡瘁的醫生，為留下英名而慷慨赴死的士兵，為信念犧牲一切的政治家，等等。但是，藝術家和科學家即使不指望物質回報，他們卻能從工作本身、從期望有朝一日得到承認哪怕是後人的承認中獲得滿足。醫生、職業軍人的情況與其他從事危險職業的人相同。這類職業的勞動力供給狀況反映著它們缺乏吸引力，工資也有相應的體現。但是，儘管有危險，如果有人為了高報酬、其他利益和榮譽而進入這個行業，他逃避危險就會讓人們對他嗤之以鼻。職業軍人若是開小差，醫生若是拒絕診治傳染病，會大大危及他們未來的事業，這使他們事到臨頭時別無選擇。無可否認，有些醫生，即使身邊無人監督他是否盡職，他仍會竭盡全力救治病人；有些職業軍人，即使躲避危險不會受到指責，他們依然毫不退縮。但是，在這些不同尋常的例子中，就像為了原則而準備獻身的堅強的政治家一樣，人把自己提升到人性的最高峰，實現了信念與行動的合一，而這只是極少數人才有的秉賦。他全身心地投入唯一的目標，排除其他一切願望、想法和情感；他擺脫了自保的本能，不拿痛苦和磨難當回事；這個人已經把一切拋諸腦後，除了他為之獻身的事業，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對於這類人，人們會根據對他們的目標的不同評價，或日他們受上帝的精神所驅使，或日他們魔鬼纏身——在常人看來，他們的動機簡直不可思議。 確實，沒有這些領路人，人類至今也許仍比禽獸強不了多少。但同樣確定無疑的是，人類主要不是由這些人構成的。基本的社會問題在於讓來自平民大眾的社會成員都能各得其所。 社會主義作家對於這個無解的問題早就黔驢技窮了。考茨基只能對我們說，在未來，習慣和紀律將提供工作的激勵因素：「資本使現代勞動者習慣於天天工作，以至於不工作他們就難以忍受。有些人是如此習慣於工作，以至於不知道如何打發閒暇時光，不工作是一種不幸」。考茨基似乎不擔心這種習慣有可能比另一些習慣——比如吃飯睡覺的習慣——更容易消失，但他不想只依靠這種激勵因素，他若無其事地承認「這種激勵因素是最乏力的」。於是他開始舉薦紀律。自然，這不是指「軍事紀律」，也不是「對上面強加的權威的盲目服從」，而是「民主的紀律——自由地服從選舉產生的領導集體」。不過這使人疑竇叢生，於是他又極力消除這些疑雲，說什麼社會主義下的勞動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因此勞動是一種愉快」。但是後為他先是承認這是不夠的，最終又得出結論說，除了工作的吸引力，也必須運用另一些激勵因素，即「勞動工資」。[25] 由此可見，在做出種種限制和思考之後，考茨基也終於得出了這一結論，在工人不是所有者或僱主的情況下，只有使勞動產品、他自己的勞動產品的增加當中有他的一份，才能克服對勞動的厭惡。但是，這等於否定了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可行性，因為，不同時取消按勞動產量付給勞動者工資的安排，就不可能取消生產資料私有制。 五 勞動生產率 舊的「分配主義」理論以這樣的假設作為基礎：只要對人人實行平均分配即可，使他們即使不富有，至少生活舒適。這一點似乎明如白晝，無需勞神進行論證。最初，社會主義全盤接受了這一假設，期望通過社會收入的平均分配，讓人人過上舒適的生活。反對者的批評使他們注意到一個事實：對社會收入的平均分配幾乎不可能從整體上改善大眾的狀況。這時他們才開始提出如下命題，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束縛了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將消除這些束縛，使生產成倍增長，為人人過上舒適的生活提供保障。自由主義學說認為，社會主義將降低勞動生產率，導致短缺和貧困的普遍化。社會主義作家們沒能對此進行成功的反駁，但是他們不想為此操心，而是開始散布社會主義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荒誕言論。 考茨基提出，在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中，有兩種增加生產的方法。一是把全部生產集中到經營最好的企業，關閉那些低效率的企業。[26]無可否認，這是一種增加生產的手段，但這種手段在交換經濟制度下才是最有效的。競爭無情地淘汰那些低效率的公司和企業。它的這種作用一直是引起當事者怨恨的原因。較弱的企業以此為由要求國家補貼，要求在政府合同方面給予特殊照顧，總之，要求用各種方式限制競爭。考茨基被迫承認，私人企業組成的托拉斯把這些手段發揮到了極致，取得了很高的生產率。事實上他坦率地把它們視為社會革命的先驅。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同樣感到有必要在生產上實行類似的改進，是大成問題的。它會不惜開罪於當地居民而關閉不贏利的企業嗎？私營企業家可以不費力地關閉不再贏利的企業，他以這種方式迫使工人改變居住地點，甚至改變職業。無疑，這在開始時會給當事人造成困苦，但是，它符合普遍利益，因為它可以使市場得到質優價廉的供給。社會主義國家也會這樣做嗎？或者正相反，它會受制於避免引起當地居民反感的政治考慮嗎？在多數國有鐵路企業中，關閉企業將使相關地區失去多餘的辦事機構、車間和發電廠，所有此類改革無不因為試圖避免觸犯特殊的地區利益而受挫。甚至國防部出於軍事原因而要從某一特定區域撤出一支駐軍，也會在議會裡遭到反對。 他的第二種增加生產的方法是「各個方面的節約」，用考茨基自己的說法，他在今天的托拉斯中看到了節約的效果。他特別提到了原材料、運輸費用、廣告和公共開支。[27]說到原材料和交通運輸，經驗表明，公共服務和公共企業在節約勞動和原材料上做得最差，浪費起來是無人能比的。相反，私人企業自然會促使企業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儘可能節約。 當然，社會主義國家能省下廣告費用，省下各種商務旅行和代理的成本。但是，它更可能使用更多的人手供職於分配機構。戰時經驗已經告訴我們，社會分配機構是多麼笨拙和昂貴。麵包、麵粉、肉、糖及其他商品的卡片費用真的就比廣告費低嗎？使用那麼多人運作一個配給系統，比商務旅行和代理機構省錢嗎？ 社會主義將取消零售商，但它必須建立一些更省錢的分配中心以取代他們。較之以現代方式組織起來的零售商店，合作商店將使用更多的人手。合作商店開支更大，如不享有免稅特權，它們當中的大多數將無力與私營零售商競爭。 必須指出，一般而言不應把資本主義社會中某項特殊成本單列出來，然後推斷說它們在社會主義社會將不復存在，進而說後者的生產率將高於前者。必須把兩種制度的總成本和總產出進行比較。電動車不需要汽油，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它比汽車廉價。 考茨基觀點的弱點非常清楚，他宣稱：「運用這兩種方法，無產階級政權能夠大大提高生產水平，這使它可以既增加工資又減少勞動時間。」這一斷言是他無論怎樣也無法證明的。[28] 經常被用來證明所謂社會主義高生產率的另一些觀點也好不到哪裡去。例如，當人們說在社會主義社會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將勞動時，他們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懶漢的數量上犯了可悲的錯誤。 現在可以斷言，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設想，社會主義的生產率高於資本主義。相反，可以說，當沒有制度上的動力促使工人克服勞動艱辛和付出最大努力時，勞動生產率必然會下降。但是，勞動生產率問題不能限於靜態條件下的研究。與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否會提高生產率的問題相比，更重要的問題是，假定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存在，它能否進一步促進生產的發展和取得經濟進步。這將把我們引向動態的研究。 * * * [1] Fourier，Oeuvres complètes，vol.IV，2nd ed.（Paris，1841），pp.254ff. [2] Godwin，Das Eigentum，Bahfeld′s translation of that part of Political Justice which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property（Leipzig，1904），pp.73ff. [3]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3rded.，（Berlin，1911），II，p.48. [4] Trotsky，Literatur und Revolution（Vienna，1924），p.179. [5] 「今天所有的企業……都是利潤掛帥。……社會主義除了充足的勞動力之外，不存在其他問題，只要有勞動力，工作……就能完成。」（Bebel，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p.308.英文版出版者註：見英譯本p.427。）「在任何地方，造成貧困和苦難的都是社會制度以及同它們聯繫在一起的生產和分配方法，而不是同人口數量。」（見同上書，p.368；英譯本見p.492。）「我們的麻煩不是缺少糧食，而是糧食過剩，就像我們的工業產品過剩一樣。」（同上書，p.368。英譯本見p.492。另見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305.）「我們……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同上書，P.370，英譯本見P.494。） [6] Considerant，Exposition abrégee du Système Phalanstérien de Fourier，4th Impression，3rded.（Paris，1846），pp.29ff. [7] Jevons，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3rded.（London，1888），pp.169，172ff. [8] 索福克羅斯（Sophocles，約公元前496—約公元前406）：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之一。——譯註 [9] 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327.（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7—318頁。） [10] Marx，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 von Gotha，p.27.（譯按：中譯本見同上引書，第19卷，第22—23頁。） [11] Max Adler，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Vienna，1922），p.287. [12] Considerant，Exposition abrégée du Système Phalanstérien de Fourier，p.33. [13] Considerant，「Studien über einige Fundamentalprobleme der sozialen Zukunft」已收入 Fouriers System der sozialen Reform，translated by Kaatz，Leipzig 1906），pp.55 ff.傅立葉的一大特色是把童話引入了社會科 學。在他的未來國家裡，組織成「Petites Hordes」（小組）的兒童將做成年人不做的事情。他們將被委以養護道路之類的事情：「C′est àleur amour propre que l′Harmonie sera redevable d′avoir，par toute la terre，des chemins plus somptueux que les allées de nos parterres. Ils seront entrete-nus d′arbres et d′arbustes，même de fleurs，et arrosés au trottoir. Les Petites Hordes courent frénétiquement au travail，qui est eocécuté comme oeuvre pie，acte de charité envers la Phalange，service de Dieu et de l′Urdté.」（「他們使各地的道路比我們的花園小徑還要漂亮，為此頒發的『和諧』獎會讓他們十分自得。道路周圍全是樹叢灌木甚至花園，有潺潺小溪的滋潤。兒童小組會發瘋般地幹活，這將成為一項虔誠的義務，一項奉獻社會的愛心行動，一項事奉上帝和聯合體的差役。」）他們早上三點就會爬起來，清掃馬廄，照料牲口，到屠宰場幹活，他們的細心使任何動物都會受到善待，屠宰也是以極人道的方式進行。「Elies ont la haute police du règne animal」（「他們是動物王國的卓越治安員」）。工作完畢之後，他們洗個澡，然後穿戴整齊，志得意滿地來到餐桌旁吃早餐。見Fourier，Oeuvres complètes，vol. V，2nd Edition（Paris，1841），pp.141，159. [14] Fabre des Essarts，Odes Phcdanstériennes，Montreuil-sous-Bois 1900.貝朗熱和維克多·雨果也很崇敬傅立葉。前者還寫過一首題獻給他的詩，見Bebel，Charles Fourier，Stuttgart 1890，pp.294 ff. [15] 社會主義作家一直不明白這個道理。考茨基（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p.16 ff.)認為，無產階級政權的主要任務是「把今天仍是負擔的勞動變成一種快樂，這樣人們就會享受勞動，工人就會歡歡喜喜地上班」。他承認「這不是件很簡單的事情」，並且斷定「讓工廠和礦山的勞動很快就變得引人入勝幾乎不太可能」。不過，他當然不會讓自己徹底放棄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幻想。 [16] Veblen，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New York，1922），pp.31 ff.；De Man，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pp.45 ff.；De Man，Der Kampf um die Arbeitsfreude（Jena，2927），pp.249 ff. [17] 我們這裡不考慮前面提到的勞動之初的愉悅，它並無重要意義。 [18] Wattenbach，Das Schriftwesen in Mittelalter，3rd ed.（Leipzig，1896），p.500.在瓦滕巴赫引用的許多類似說法和詩句中，還有把感情表達得更為強烈的：Libro completo saltat scriptor pede laeto（卷冊一完成，作者就會歡呼雀躍）。 [19] Clark，Distribution of Wealth（New York，1907），pp.257ff. [20] Johann Karl Rodbertus，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ed.R.Meyer（Berlin，1881），pp.553 ff.我們不會深入討論洛貝爾圖斯的另一些有關標準工作日的建議。它們完全是建立在洛貝爾圖斯對價值問題的難以成立的觀點上。 [21] Schäffle，Die Qiuntessenz des Sozialismus，18th ed.（Gotha，1919），pp.30ff. [22] Degenfeld-Schonburg，Die Motive des volkswirtschaftlichen Handelns und der deutsche Marxismus（Tübingen，1920），p.80. [23] J.S.Mill，Principles，pp.226 ff.這裡無法考察密爾在多大程度上從別人那兒吸收了這些思想。但是它們的廣泛傳播，要歸因於密爾在其讀者甚眾的著作中所做的出色的闡述。 [24] 企業家之間的競爭並不會使工資下降到這一水平以下。 [25]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p.15ff. [26]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p.21ff. [27]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26. [28] 在實行經濟管制的歲月，我們經常聽人說到凍土豆、爛水果和爛蔬菜。這種事過去沒有發生過嗎？當然發生過。但並未如此頻繁。商人的水果爛了給他造成虧損，這會使他以後當心。如果他不當心，他就會落個破產的下場。他就無法繼續領導生產，退出經濟生活，不會再給它造成傷害。但是由國家管理貨物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時在商品背後有個人利益在。如果是官員做買賣，他們的責任界線分明，誰都不會特別在意一些小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