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六章 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

一 生產資料的社會化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部生產資料都是社會的財產。只有社會能夠支配並決定如何在生產中使用這些財產。社會從事生產，產品歸社會，由社會決定產品的使用。 當代的社會主義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彆強調這個社會主義共同體是「社會」，因而把生產資料轉由社會控制的措施描述為「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這一表述本身並無不妥，但在相關的語境中，它是被特意用來掩蓋社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社會」（society）一詞及其相應的形容詞「社會的」（so-cial）有三層不同的含義。首先，它是一個表示社會的相互聯繫的抽象概念；第二，它是一個表示由個體本身所組成的聯合體的具體概念；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含義之間，第三種含義被插入日常語言之中：在「人類社會」、「公民社會」等用語中，抽象的社會被人格化了。 馬克思在所有這些含義上使用這個詞，只要他做出清楚的界定，倒也沒有什麼不妥。但他做的正好相反。當談論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時，他從抽象的意義上使用「社會的」一詞。在談到陷入危機的社會時，他指的是人格化的人類社會。但是，在談到剝奪剝奪者、對生產資料實行社會化的社會時，他指的是實際的社會聯合體。他這樣做是為了避免使用「國家」一詞或與其相對應的詞，因為這個詞讓熱愛民主和自由的人聽起來不舒服，而馬克思主義者最初不想失去這些人的支持。一個賦予國家以全面責任並控制全部生產的綱領，別指望得到這些人的認可。因而，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不斷找出一些說法以掩蓋其綱領的實質，掩蓋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無法填平的鴻溝。那些生活在世界大戰之前數十年的人們沒有看穿這種詭辯，倒也不能過於責怪他們的理解力。 現代國家學說把「國家」一詞理解成一個權力部門，一個不是以其目標而是以其形式為特徵的強制機器。但是，馬克思主義武斷地界定國家一詞的含義，以便把社會主義國家排除在外。社會主義作家只把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和國家組織形式稱為「國家」。他們把國家一詞視為虛偽和可恥的稱謂，憤怒地拒絕把它用於他們所嚮往的未來組織。未來的組織被稱為「社會」。以這種方式，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可以一石三鳥：摧毀現存的國家機器；猛烈抨擊一切無政府主義運動；實行一種導致全權國家的政策。[1] 給社會主義社會的強制機器起一個什麼樣的特殊名稱，再怎麼說也不是個大問題。如果我們使用「國家」一詞，我們是在採用一個含義人所共知的術語，不過毫無批判能力的馬克思主義文獻除外；人們普遍理解這一用語的含義，它能喚起它打算喚起的意念。如果我們鑒於國家一詞在許多人當中會引起複雜的情感而不想使用這一術語，用「共同體」一詞取而代之，也不會帶來什麼不便。術語的選擇純然是個文體問題，並無實際意義。 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的組織問題。當涉及國家意志的具體稱謂時，英語提供了一個更細緻的劃分，它使我們可以用政府一詞代替國家一詞。避免在這個問題上被馬克思主義者發揮到極致的神秘主義，這個說法真是再好不過了。馬克思主義者巧舌如簧地談論著社會意志的表達，卻不對社會如何能夠產生意志和採取行動給出任何說明。當然，社會只能通過它所創立的組織而行動。 根據這種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它的控制機構必定是一元化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有一個集全部經濟和政治功能於一身的最高控制機構。當然，這個機構可以再分解，有一些接受明確指令的下屬部門。但是，共同意志的統一表達——這是生產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首要目標——必然意味著所有受託管理不同事務的部門要服從一個機關，這個機關必須擁有最高權威，以消除各種對共同目的的偏離，統一貫徹目標。它的構成情況如何，普遍意志如何在其中得到表達以及它如何表達這種意志，這些問題對於我們這裡所研究的具體問題只有次要意義。這個機構是一個專制君主，還是一個以直接或間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的全體市民會議，這並不重要。這個機構如何形成它的意志並加以表達，也無關宏旨。就我們的研究目的而言，我們必須認為它已經被建立起來，我們不必關心怎麼能夠建立它，它是否能夠建立，或者社會主義已經因為它不能建立而走向死亡。 在研究的起點上，我們必須假定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對外貿易。它擁有整個世界及其居民。如果設想它是一個有限的存在，它只是由世界的一部分及其居民所構成，我們只能設想它與邊界之外的地區和人民沒有經濟關係。我們將討論這個孤立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問題。在考察完這個一般性問題之後，我們將研究有若干個社會主義共同體同時並存的問題。 二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核算 經濟核算的理論表明，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不可能有經濟核算。 在任何大企業中，每一個工廠或分部都部分地實行獨立核算。他們能夠計算原料和勞動的成本，每個單位任何時候都能列出單獨的資金平衡表，用數字來總結自己的經營成果。通過這一方法，有可能確定每個部門的經營成果如何，從而做出對現有部門進行重組、限制、擴大或建立新部門的決定。當然，這種核算難免會出現一些偏差。它們部分地是由於整體成本難以分攤。還有一些偏差產生於必須在缺乏確切數據情況下進行核算。舉例來說，在計算某一過程的收益率時，機器的折舊率是由假定的機器使用年限決定的。但是，所有這些錯誤都可以被控制在有限的程度內，不會推翻核算的整體結果。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存在都是由於未來條件的不確定性，而在任何可以想像的事情中這都是不可避免的。 似乎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單個生產部門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方法分別核算呢？但這是不可能的。只有當所有類型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由市場決定，從而提供了一個計算的基礎時，一個企業的各分部分別核算才是可能的。沒有市場就沒有價格體系，沒有價格體系就不可能有經濟核算。 有人會想，可以允許企業的不同部門之間進行交換，以此建立交換關係（價格）體系，通過這種方法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一個核算的基礎。這樣，在一個不承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單一經濟體制框架內，就可以建立起有各自管理機構的產業分支，當然，它們都要服從最高經濟當局，但出於用共同的交易媒介進行計算的考慮，它們之間能夠相互轉移產品和服務。這大體上就是如今談論全盤社會化這類事情的人所構想的社會主義產業的生產組織。但是他們再次漏掉了一個要害問題。生產性物品的交換關係只能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如果煤炭辛迪加向鋼鐵辛迪加提供煤炭，只有在這兩個辛迪加占有產業中的生產資料時，才能確定價格。然而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辛迪加主義。 對那些堅持勞動價值理論的社會主義作家來說，這個問題當然是非常簡單的。 恩格斯說：「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個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採用迂迴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個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社會可以簡單地計算出：在一台蒸汽機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穫的小麥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質量的棉布中，包含著多少工作小時。……誠然，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也必須知道，每一種消費品的生產需要多少勞動。它必須按照生產資料，其中特別是勞動力，來安排生產計劃。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2] 這裡的任務不是重申對勞動價值理論的批評。這裡我們感興趣的僅在於它使我們能夠對社會主義社會把勞動作為核算基礎的可能性做出判斷。 乍一看，似乎以勞動為基礎的核算考慮到了生產的自然條件以及人類因素所產生的條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考慮到了生產的不同自然條件導致的收益遞減規律。如果某種產品的需求在增長，不得不利用較不利的自然條件以滿足需求，那麼生產單位產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將增長。如果更有利的生產條件被發現，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下降。[3]但這是不夠的。邊際勞動成本變化的計算只考慮到影響勞動成本的自然條件。超出這一範圍，「勞動」核算便失效了。例如，它完全沒有把生產過程中的物質要素的耗費計算在內。設生產兩種產品P和Q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10小時，生產單位P和單位Q需要材料A，生產單位A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1小時，而且生產P需要兩個單位的A和8小時勞動時間，Q的生產需要一個單位的A和9小時勞動時間。在以勞動時間為標準的計算中，P和Q是等價物，但在以價值為基礎的計算中，P的價值肯定高於Q的價值。前一種計算是錯誤的，後一種計算才符合經濟計算的實質和目的。無疑，P的價值高出Q的價值的那個部分，其物質基礎是由「不借人力之助而天然存在的」，[4]但是，倘若自然界提供的數量有限以至於它成為一種經濟要素，那就必須以某種形式把它納入經濟核算。 勞動計算理論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忽視了勞動質量的差別。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所有的人類勞動在經濟上是同質的，因為它不外是「人類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性耗費」；「比較複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複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表明，這種複雜勞動向簡單勞動的轉化是經常進行的。一件商品可能是高級的複雜勞動的產品，但其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5]龐巴威克有理由稱這一觀點為令人驚異的天真的傑作。[6]在對這一理論的批判中，有人可能不願追問是否可能發現測量所有人人類勞動（體力和腦力）的統一的生理標準。無疑，人與人之間存在著能力和技藝的差別，這些差別會體現為產生出來的產品和服務的不同質量。解答把勞動作為經濟核算基礎的可能性這一問題，說到底取決於是否能夠不需要消費者對產品的評估而把各種不同的勞動簡化為一個統一的尺度。顯然，馬克思就此提出的論證是失敗的。經驗確實表明，商品進入市場交換與它們是複雜勞動還是簡單勞動的產品這一問題無關。但是，即使證明了勞動是交換價值的源泉，這也只是證明了一定量的簡單勞動等於一定量的複雜勞動。但問題還不在於連這一點也沒有得到證明；重要的是它正是馬克思論證的起點。在交換中，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之間的替代關係是以工資水平的形式出現——馬克思這裡沒有提及的一點——這一事實絕不能證明它們的同質性。這一等量化過程是市場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市場作用的前提。以勞動的消耗為基礎而不是以貨幣價值為基礎進行核算，必須確定一種純粹任意的關係，以便將複雜勞動分解為簡單勞動，而這種核算不能用作經濟地配置資源的工具。 人們一直認為，勞動價值理論為生產資料社會化的要求提供了必要的倫理基礎。我們現在知道，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雖然多數社會主義者持有這種觀點，雖然公開表明其非倫理立場的馬克思也擺脫不了這種觀點，但很顯然，一方面，採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要求既不需要也不接受勞動價值理論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價值的性質和來源問題上持有其他觀點的人，也可能具有社會主義傾向。但換個角度看，勞動價值理論依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擁護者的首要教條。因為，在以分工為基礎的社會裡，只有存在著客觀公認的價值單位以便能夠進行核算，沒有交換和貨幣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似乎才是可行的，而勞動好像是用於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 三 近年來的社會主義學說和經濟核算問題 經濟核算問題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過去數十年間人們能夠談論社會主義而不去觸及這一問題，僅僅表明了馬克思主義對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和作用的科學研究的禁令所發揮的作用。[7] 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裡經濟核算的不可能，也就是證明了社會主義的不可行。過去一百年間成千上萬的著述和演說中提出的所有贊成社會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支持者灑下的熱血，這一切都不能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行的。人民大眾可能熱切地期盼著它，無數的革命和戰爭可能為它而發生，它還是永遠不會實現。任何實現它的嘗試，要麼導致工團主義，要麼通過其他途徑導致天下大亂，以分工為基礎的社會將迅速瓦解為自給自足的小群體。 這一事實的發現顯然給各社會主義政黨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各派社會主義者對我的觀點奮起討伐，努力為社會主義設計經濟核算體系。他們迄今依然顆粒無收。他們尚未提出任何我未曾討論過的新觀點。[8]沒有任何東西撼動過這一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可能有經濟核算。[9] 俄國布爾什維克把社會主義從黨的綱領轉變為實際生活的嘗試，尚未面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核算問題，因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生存於一個為全部生產資料形成貨幣價格的世界裡。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統治者把他們根據這些價格做出的決定作為核算的基礎。沒有這些價格的幫助，他們的行動將會是既無目標也無計劃。他們只有求助於這一價格體系，才能夠進行核算、記賬和制定他們的計劃。他們的處境與另一些國家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市政社會主義的處境相同；對於他們來說，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問題尚未出現。國有和市有企業以市場形成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價格為手段進行核算。因此，從市有和國有企業的存在這一事實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的經濟核算是可能的，未免過於輕率。 我們當然知道，個別生產部門的社會主義企業之所以能夠運行，僅僅是因為它們得到了非社會主義環境之助。國家和市政當局能夠經營它們的企業，是因為資本主義企業的納稅彌補了它們的虧損。與此相似，俄國也得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支持，如果把它棄之不顧，它早就完蛋了。但是，較之資本主義經濟給予社會主義企業的物質援助，精神方面的援助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沒有資本主義以市場價格形式為社會主義提供核算基礎，社會主義企業將難以為繼，甚至在個別產業部門或個別國家也是如此。社會主義作家們會繼續連篇累牘地談論資本主義的腐朽和社會主義太平盛世的到來：他們將用可怖的色彩描繪資本主義的邪惡，把它同社會主義福地的誘人畫卷做對照；他們的著述將繼續感動沒頭腦的人——但這一切都不能改變社會主義思想的命運。[10]用社會主義改造世界的努力將造成文明的毀滅。它絕對不可能建立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社會。 四 作為經濟核算問題之出路的人造市場 一些年輕的社會主義者相信，可以通過建立一個生產資料的人造市場解決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問題。他們承認，老一代社會主義者試圖通過取消市場和生產性產品的價格建立社會主義是錯誤的；他們堅持認為，把社會主義理想的本質理解為對市場和價格體系的壓制是錯誤。他們主張，如果不想倒退到我們整個文明蕩然無存的毫無意義的混亂，社會主義就必須像資本主義一樣，建立起為全部產品和服務定價的市場。他們認為，有了這樣的安排，社會主義就能和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一樣，不費力地進行核算。 很遺憾，這些方案的支持者沒有看到（也許是不願看到），不可能把市場及其價格形成機制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的功能分離開，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地主、資本家和企業家能夠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置自己的財產。形成生產資料市場價格的整個過程的動力是，資本家和企業家通過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不停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沒有風險投資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對利潤、地主對地租、資本家對利息、工人對工資的追求，整個機制的功能的成功發揮是不可想像的。唯有利潤前景能夠引導生產進入使消費者以最小花費獲得最大滿足的渠道。贏利前景消失，整個機制將失去主動力，正是這一前景為機制注入動力並維持其運轉。唯其如此，市場才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關鍵所在；這是資本主義的實質。這隻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是可能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對它進行「人為的」模仿。 這種人造市場的提倡者的想法是，通過命令不同生產單位的管理者像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家一樣行動，便可以建立起人造市場。他們爭辯道，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股份公司的經理也不是為自己工作，而是為公司和股東打工。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經理也可以完全像以前一樣謹慎而忠於職守地幹活。唯一的區別是，經理的勞動成果將歸社會，而不是歸股東。這樣，同以往的所有社會主義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此問題的論述不同，他們認為，不同於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非集權的社會主義的建立還是有可能的。 為了對這一建議做出恰當判斷，首先有必要認識到，人們必須為每個生產單位任命管理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股份公司的經理是由股東直接或間接任命的。就股東授權經理使用公司的（即股東的）資產從事生產而言，他們是在拿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財產去冒險。投機（因為這必然是一種投機）可能成功並帶來利潤；當然，也可能失敗並虧掉部分或全部資本。把自己的資本投入後果難料的生意，把它交給不管對其過去多麼了解但未來能力未卜的經理人，這是股份公司的實質。 可見，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核算問題設想為僅僅同股份公司經理的日常經營活動有關，是十分荒謬的。顯然，這種設想只能產生於僅僅思考靜止的經濟系統——這一概念對許多理論問題的解決無疑很有用處，但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對應的事實，如果僅僅專注於它，甚至肯定會導致誤解。很清楚，在靜止的條件下，不會有真正的經濟核算問題。當我們思考靜止的社會時，我們思考的是這樣一種經濟：在既定條件下，全部生產要素的利用已經提供的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已達到數量最大化。這就是說，在靜止的條件下，不再有需要用經濟核算加以解決的問題。經濟核算的基本功能，由其邏輯前提所定，已經履行完了，不存在對核算手段的需求。採用不是十分令人滿意的流行說法，我們可以說，經濟核算是一個經濟動力學問題，而不是經濟靜力學問題。 經濟核算是一個從不斷變化的經濟中產生的問題，這種經濟每天都面臨著必須解決的新問題。為了解決這種問題，首先有必要使資本能夠從某個生產線、某個企業和公司抽出，投入到其他的生產線、其他企業和公司。這不是股份公司經理的事，這本質上是資本家——買賣股票和股份、貸出和收回貸款、把錢存入銀行和取出銀行、在所有的買賣中投機的資本家的事。正是這些資本家的投機活動，為貨幣市場、股票市場和批發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股份公司經理們視這種條件為理所當然，用我們正在打交道的社會主義作家的話說，他們不過是公司的可靠而盡責的奴僕。正是資本家的投機行動所傳達的信息，成為他們必須調整經營的依據，成為他們的商業經營的指南。 因此，社會主義者有關「人造市場」和以人為競爭解決經濟核算問題的全部設想的根本缺陷是，他們堅信只靠生產者的商品買賣就能形成生產要素市場。取消資本家的資本供給的影響和企業家對資本的需求，而又不摧毀生產要素市場本身，是不可能的。 面對這個難題，社會主義者可能建議說，國家作為全部資本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應該簡單地把資本完全投向那些有最高回報前景的企業。他會主張把可用資產投向那些利潤率最高的企業。然而這種情形不過意味著那些謹慎不足而樂觀有餘的經理會得到擴建企業的資本，而謹小慎微的經理將空手而歸。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把自己的資本託付給誰，是由資本家決定的。股份公司經理對企業的未來的信心，施工商對自己的計劃的收益率的希望，在這裡不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決定是由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機製做出的。這確是它的主要職能：從整體上適應經濟體制，判斷各種機會的收益率，不盲目跟隨經理因自己企業的視野有限而偏向於提出的建議。 要完全理解這一點，就必須認識到資本家不是一味將資本投向高利息或高利潤企業的人；他更願意對自己的獲利期望和風險評估加以平衡。他必須有長遠眼光。如果他不這樣，他就會蒙受損失——這種損失會把他對生產要素的支配權轉移給能夠更好評估風險和投機前景的人。 現在如果只剩下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把用於企業的擴大、縮小或建立新企業的資本的處置權交給任何人。很難設想任何一派社會主義者會認真建議將這一職能交給這樣一些人，他們「完全」像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家和投機者那樣作為，唯一的不同是他們的先見之明帶來的成果不歸他們，而是歸社會。可以做出一些與股份公司經理有關的此類建議。此類建議不可能擴展到資本家和投機者。任何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懷疑，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家和投機者能夠發揮的功能，亦即使資本品用於最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方向，只是因為他們受到維持自己的財產並使其增值或至少不虧本的激勵。 由此可知，社會主義社會所能做的，只是把資本的支配權交給國家或作為統治者管理企業的人手裡。這意味著市場的取消，而廢除市場正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因為由市場主導經濟行為，意味著生產的組織和產品的分配根據社會每個成員影響市場的支付能力來確定；這就是說，這正是社會主義所要廢除的對象。 如果社會主義者試圖淡化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核算問題的重要性，理由是市場的力量不會導致合乎倫理的安排，這就直接暴露了他們完全不理解問題的真正性質。這裡的問題不在於應當生產大炮還是衣服、住宅還是教堂、奢侈品還是必需品。在任何社會秩序下，即便是社會主義社會，都可以很容易地確定應當生產的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沒有人否認這一點。但是，決定做出之後，現有生產手段如何能夠最有效地生產這些消費品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有經濟核算。而經濟核算只能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裡的生產要素市場的貨幣價格為手段。就是說，必須存在著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貨幣價格；就是說，必須有貨幣工資和利率。 所以說，選擇仍然只能是：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市場經濟。 五 利潤和生產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活動所要服從的外部條件，與制約著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經濟體系或任何可以設想的經濟體系的外部條件是一樣的。適用於其他任何經濟體系的法則，也同樣適用於社會主義：就是說，它承認目標是要排序的，做事得分輕重緩急。這是經濟活動的本質。 不言而喻，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活動不僅需要勞動，而且需要物質的生產工具。按照普遍習慣，這些物質的生產工具被稱為資本。資本主義採用聰明的、迂迴曲折的生產方法，相比之下，非資本主義生產採用的是從手到嘴的方式，直接生產出最終產品。[11]如果我們堅持使用這種表述方式，那就必須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也必須使用資本，它的生產也將是資本主義式的。被理解為在不同生產階段以間接方式產生的作為中間產品的資本，無論如何首先[12]是社會主義取消不了的，它們只是從私人占有轉變為公共占有。 但是如上所述，如果我們打算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解為採用貨幣核算的經濟體制，它使我們能夠把一組用於生產並以貨幣估價的物品納入資本這個範疇，從而我們能夠用資本價值的各種變量去評估經濟活動的結果，那麼很顯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不能稱為資本主義的。我們能夠從完全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意義上，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加以區分。 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徵是生產者為獲取利潤而工作。資本主義生產是為利潤而生產，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為滿足需要而生產。不錯，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利潤。但是，獲得收益，即產出的價值大於成本，肯定也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如果經濟行為是受理性的引導的，就是說，如果它是按輕重緩急去滿足需求，那麼它就已經獲得利潤了，因為成本——即有待滿足的最重要的需求的價值——要低於所獲得的結果的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當生產滿足了相對迫切的需求，才會獲得利潤。只生產而不重視供求關係的人，是不能達到他的預期結果的。所謂的為利潤而生產，也就是為滿足他人的需求而生產。在這個意義上，它可以同孤立的個人為自身需求而從事的生產形成對照。但即使這個人，也是在上述意義上為利潤而工作。為利潤而生產和為需求而生產之間並不存在對立。[13] 把為利潤而生產和為需求而生產對立起來，與一種普遍的習慣做法密切相關，即把生產與利潤，或「社會的」與「私人的」經濟觀對立起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果經濟行為的產出大於成本，它就被認為是有盈利的。從一個設想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看，如果經濟行為的產出大於成本，它會被說成是生產性的行為。在某些情況下，生產與利潤並不一致。有些經濟行為能贏利，卻不是生產性的。反之亦然，有些行為是生產性的，卻不能贏利。在那些天真地偏愛社會主義的人甚至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僅用這個事實就足以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做出譴責。對他們來說，社會主義社會所做的一切無疑都是好事，都很合理。在他們眼裡，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任何與此不同的事情都是不可容忍的弊端。但是，對利潤和生產的所謂不一致的情形加以考察即可表明，這種判斷純屬一面之詞，它披上科學的外衣只是為了行騙。[14] 在通常被人認為利潤和生產相對立的情形中，大多數並不存在這種對立。例如，從投機中獲得的利潤就是如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投機行為發揮的功能，是任何經濟體系都不可或缺的：它提供了時間和空間上的供求調整。投機利潤源自價值的增長，它同任何特定的生產組織形式無關。投機者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市場上相對充裕的產品，在需求反彈時以較高的價格賣出，從商業和經濟的觀點看，他的收益是一種價值的增長。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讓人既羨又恨的收益，不是由個人而是由社會獲得，我們沒有否認這一點。但我們這裡所關注的問題是，在這種現象中，並不存在所謂的利潤與生產之間的對立。投機所扮演的經濟角色，在任何經濟制度下都不可能被取消。如果像社會主義者設想的那樣把它取消，必須有其他組織取代它的功能；社會本身必須變成一個投機者。沒有投機，就不會有超前的經濟行為。 人們有時以為，把某一特定過程挑出來，孤立地觀察它，就可以發現利潤和生產之間的差別。人們也許會把資本主義產業組織制度中的某些特徵，例如銷售費用、廣告支出等等，說成是非生產性的。然而這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必須考慮整個過程的結果，而不僅僅是其中的某個階段。我們不能只考慮這部分支出而不把它們與它們為之作出貢獻的結果相比較[15]。 六 總產值和淨產值 把生產和利潤對立起來的最大膽的嘗試，來自於對總產值與淨產值的考察。顯然，獲得最大淨產值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企業家的目標。但是據說，經濟活動的正確目標不應是淨產值的最大化，而是總產值的最大化。 然而，這種想法是建立在一種有關價值評估的原始思想上的謬論。不過從今天它被廣為接受來看，這也是個很受歡迎的謬論。某種生產方法值得推薦是因為它可以雇用大量工人，生產的某種改進受到抵制是因為它可能使人們失去生計——諸如此類的說法中都包含著這種謬論。 如果擁護這種觀點的人還講究點邏輯，他們就不得不承認，這種總產值原則不僅適用於勞動，也適用於生產的物質手段。企業家從事生產的上限是它不再產出淨產值。我們不妨設想，超過這個界限，生產將只需要物質手段而不需要勞動力。如果企業家擴大生產以獲得更大的總產值，這符合社會的利益嗎？如果是社會控制著生產，它會這樣做嗎？對這兩個問題只能堅定地回答說：否。擴大生產卻沒有回報，這表明生產的物質手段可以被用於經濟體系中需求更迫切的目的。如果它們被用於非盈利領域，就會給更需要它們的地方造成短缺。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如此。即使社會主義社會，假如它的行為是理性的，它也不會無限擴大某些生產部門而忽視其他部門。即使社會主義社會，當生產擴張到支出大於收入時，就是說，當擴大生產意味著無法滿足其他更迫切的需要時，它也會停止某些生產。 物質手段的增加是如此，勞動力的增加同樣如此。如果用於特定生產部門的勞動到達了某個點，總產值增加而淨產值下降，這是把勞動力撤出了它們可以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的部門。在這裡，忽視淨產值原則的唯一後果，同樣是更迫切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而不迫切的需求卻有大量供給。在資本主義體系的機製作用下，這一事實被淨產值的下降表達得十分清楚。在社會主義社會，防止這種資源配置錯誤的發生是經濟管理部門的職責。可見在利潤和生產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即使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經濟活動的目標也只能是淨產值的最大化，而不是總產值的最大化。 然而人們卻固執己見，有時涉及的是全部生產，有時只涉及勞動，有時是農業生產。他們譴責只顧淨產值最大化的資本主義活動，呼籲國家干預以糾正弊端。 這種討論有著悠久的歷史。亞當·斯密認為，不同生產部門的生產力的大小，應以它們使用的勞動的多少而定。[16]李嘉圖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指出，人民福利的提高只能通過淨產值而不是總產值的增長。[17]李嘉圖為此受到了嚴厲攻擊。甚至薩伊也誤解了他，責怪他完全無視眾多生靈的福利；[18]喜歡對經濟論證動感情的西斯蒙第認為，他可以用冷嘲熱諷打發這個問題，他說：照李嘉圖的說法，按一下紐扣就能生產淨產值的君主，可以使國民成為多餘。[19]在這一點上貝恩哈迪也步西斯蒙第的後塵。[20]蒲魯東甚至把社會主義社會與私有企業之間的差別概括成了這樣一條公式：社會必須追求總產值最大化，企業家只把淨產值的最大化作為目標。[21]馬克思迴避這個問題，但在《資本論》第一卷他寫下了充滿感情的兩章，以最陰暗的筆調描述從集約農業到規模農業的轉變，用托馬斯·莫爾爵士的話把它稱為「羊吃人」的制度，並在論述過程中竭力把貴族依仗政治權力對土地的大規模徵用（這是近代開始後的最初一百年里歐洲農業史的特徵）同後來土地所有者推行的耕作方式的改進混為一談。[22] 從那時以來，關於這個問題的高談闊論已成為社會主義者的論戰著作和演說的常備武器。德國一位農業歷史學家格爾茨試圖證明，總產值的最大化不僅對社會來說是生產性的，從個人的觀點看也是有利可圖的。他認為，總產值的增長理所當然地是以淨產值的增長為前提，就此而言，以淨產值增長為目標的個人利益同以總產值增長為目標的國家利益是一致的。[23]但是，他無法為此提供證明。 較之這些為克服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表面對立而置農業統計的顯著事實於不顧的做法，浪漫主義經濟史學派的追隨者，特別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立場更合乎邏輯：農場經營者擁有國家公務員身份，必須為公眾利益而工作。既然這種利益要求總產值的最大化，那麼從事農業的人——他們未受到商業的精神、觀念或利益的影響，並且不考慮可能出現的各種不利條件——就必須努力實現這一目標。[24]所有這些作家想當然地認為，社會利益是由總產值的最大化來滿足的。可是他們不想費心思證明這一點。當他們確實做這種嘗試時，也只是從Machtpolitik（強權力政治）或Nationalpolitik（國家政策）的角度進行論證。由於農業人口思想保守，保持農業人口符合國家的利益；農民是最大的兵源；戰時必須為人口保障食品供應，如此等等。 與上述嘗試不同，蘭德利試圖利用經濟理由對總產值原理做出論證。他只承認，如果不再產生利潤的成本是發生在生產的物質手段的利用上，那麼淨產值的最大化是符合社會利益的。當涉及勞動的使用時，他認為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從經濟觀點看，這時勞動的使用並沒有造成任何成本，因此社會福利沒有減少。總產值下降所導致的工資節約是有害的。[25]他得出這種結論，是因為他假設由此釋放出的勞動力不會在別處得到雇用。然而這是絕對錯誤的。只要勞動不是「免費物品」，社會對勞動的需求就永遠不會滿足。失業工人會在他們必須提供從經濟觀點看急需勞動的地方找到新工作。如果蘭德利是正確的，那麼一切節省勞力的機器最好根本不存在，抵制節省勞力的技術革新的和搗毀機器的工人也無可指責。在使用物質手段和使用勞動之間並無差別存在的理由。從物質手段的價格和它們的產品的價格來看，某個生產部門的產值增長卻無利可圖，這是因為市場需求更旺的部門需要這些物質手段。但是，對勞動而言不也是這樣嗎？工人受僱於總產值增長卻不能贏利的部門，而另一些部門則急需他們。他們的工資太高以至於總產值增長的部門不能贏利，其實是因為社會的一般邊際生產率高於我們討論的這些總產值增長的部門，那裡使用的勞動力超過了淨產值原則所設定的界限。這裡不存在什麼社會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對立：在這裡，社會主義經濟管理者的行為與資本主義企業家不會有什麼不同。 當然，有大量的觀點可以被引用，以證明對淨產值原則的堅持是有害的。這在所有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思想中司空見慣，並作為支持一切貿易保護政策的論點而廣為人知。一個民族必須人口眾多，因為它在世界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靠的是數量；經濟上必須做到自足，或至少必須在國內生產食品，如此等等。蘭德利最終只能乞靈於這些觀點來支持自己的理論。在討論封閉的社會主義社會時考察這些觀點為時尚早。 但是，如果我們考查過的這些觀點是錯誤的，那就可以斷定，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採用淨產值而不是總產值以作為經濟活動的指導原則。同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如果能在別處耕種產值更高的土地，社會主義社會也會把耕地改成牧場。不管托馬斯·莫爾爵士說什麼，甚至在烏托邦里「羊也會吃掉人」，社會主義社會的統治者的行為，與馬克思嘲笑過的薩瑟蘭公爵夫人不會有什麼兩樣，他們都是「懂得經濟學的人」。[26] 淨產值原則適用於所有經濟部門。農業也不例外。德國現代農業的先驅塔爾的格言——「即使從公眾福利的觀點看」，農業經營者的目標必須是較高的淨產值，今天依然成立。[27] * * * [1] 對它的批評見 Kelsen，「Staat und Gesellschaft」，in Sozialismus und Stoat（Leipzig，1923），pp.11 ff. and pp.20 fif. [2] 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p.335 ff.（譯按：中譯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4頁。） [3] Marx，Das Kapital，vol. 1，pp.5 ff. [4] 同上書，pp.9ff.（譯按：中譯本見同上引，第23卷，第56頁。） [5] 同上書，pp.10 fif.（譯按：中譯本見同上引，第23卷，第57—58頁。） [6] Böhm-Bawerk，Kapital und Kapitalzins，vol. I，3rd ed.（Innsbruck，1914），p. 531.英文版出版者註：龐巴威克這部三卷本著作的英譯本 是 Böhm-Bawerk，Eugen von.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umes.（South Holland，Illinois：Libertarian Press，1959.）Volume I. History and Critique of Interest Theories. Translated by George D. Huncke and Hans F. Senn-holz. [7] 我們在這裡可以指出，早在1854年格森就知道，「只有通過私有財產才能找到一種辦法，可以用來確定在既定條件下每一種商品的最佳生產量。因此，共產主義者所提倡的分配各種任務及其獎賞的中央權威很快就會發現，它必須承擔起一種大大超出個人能力的任務」。見Gos-sen，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new ed.（Berlin，1889）p. 231.帕累托（Pareto，Corns d′Économie Politique，vol. II，Lausanne，1897，pp.364 ff.）和巴羅尼（Barone，「II Ministro della Produ-zione nello Stato Coletivista，」in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vol. XXXVII，1908，pp.409 ff.）沒有深入到這個問題的核心。皮爾森在1902年清楚而全面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見Pierson，Das Wertproblem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cfi（German translation by Hayek，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New Series，vol. IV，1925，pp.607 ff.） [8] 我在兩篇文章中簡短地評論過這些最重要的回應：「Neue Beiträge zurn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vol. LI，pp.488—500）和「Neue Schriften zum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Ibid.，vol. LX，pp.187—90）英文版出版者註：前一篇文章已作為附錄收入本書。 [9] 在科學文獻中對此沒有更多的疑問。參見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Vol. III），Tübingen，1922，pp.45—59；Adolf Weber，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slehre，4th ed.，Munich and Leipzig，1932，vol. II，pp.369 ff.；Brutzkus，Die Lehren des Ma-rxismus im L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Berlin，1928，pp.21 ff.；C. A. Verrijn Stuart，「Winstbejag versus behoeftenbevrediging」（Overdruk E-conomist，vol，76 No.1），pp.28 ff.；Pohle-Halm，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4th ed.，Berlin，1931，pp.237 ff. [10] 不久前出版了一本這類文獻中的典型著作：C. Landauer，Plan-wirtschaft und Verkehrswirtschaft（Munich and Leipzig，1931）.這位作者十分天真地討論了經濟核算問題，他先是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每個企業……能相互買賣，就像資本主義企業相互買賣一樣」（p.114）。幾頁之後他又解釋說，「除此之外」，社會主義國家將「建立一種實物核算機構」，國家將是「唯一能夠做到這件事的機構，因為與資本主義相反，它控制著生產本身」（p.122）。這位作者無法理解，對不同類型的數字是不能進行加減的。 [11] Bohm-Bawerk，Kapital und Kapitalzins，vol. II，3rd ed.（Innsbruck，1912），p.21.英文版出版者註：英譯本見Volume II，p. 14. Böhm-Bawerk，Eugen von.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umes. South Holland，Illinois：Libertarian Press，1959. [Information re vol. I above.]Volume II.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Translated by George D. Huncke；Hans F. Sennholz，Consulting Economist. Volume III. Further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 Translated by Hans F. Sennholz. [12] 「首先」這個限制詞不是指社會主義後來不會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更高階級」，從這裡所說的意義上自覺地消滅資本。社會主義絕 對不會計劃返回從手到嘴的生活。我這裡希望指出的是，社會主義由其內在的必然性所定，肯定會導致資本的逐漸消耗。 [13] Pohle-Halm，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pp.12 ff. [14] 關於壟斷，見本書第344頁（譯按：見中譯本邊碼；下同）；關於「不經濟的」消費，見第401頁。 [15] 見本書140頁以下；160頁以下。 [16] A.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Book II，Chap. V（London 1776，vol. I，pp.437 ff.）. [17] Ricard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Chap. XXVI（Works，ed. MacCulloch，2nd ed. [London 1852] pp.220 ff.）. [18] Say，in his Notes to Constancio′s French Edition of Ricardo′s works，vol. II（Paris，1819），pp.222 ff. [19] Sismondi，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Paris，1819），vol. ii，p. 331 footnote. [20] Bemhardi，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Grande，die für grosses und kleines Grundeigentum angeführt werden（Petersburg，1849），pp.367 ff.；also Cronbach，Das landwirtschaftliche Betriebsproblem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bis zu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Vienna，1907），pp.292 ff. [21] 「La société recherche le plus grandproduit brut，par consequent la plus grande population possible，parce que pour elle produit brut et produit net son identiques. Le monopole，au contraire，vise constamment au plus grand produit nety dût-il ne l′obtenir qu′au prix de I′extermination du genre huma-in.」（「社會追求最大產量，所以也追求儘可能多的人口，因為對它來說，最大產量和淨產量是一回事。壟斷卻是在不斷追求最大淨產量，它只能以消失人類為代價才能做到這一點。」）見Proudhon，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onomiques ou philosophic de la misère（Paris，1846），vol. I，p. 270.在蒲魯東的語言中，「壟斷」和私有財產是一回事。見同上，vol. i，p. 236；另參見Landry，L′utilitè sociale de la propriété individuelle（Paris，1901），p. 76. [22] Marx，Das Kapital，vol. I，pp.613—726.（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2—832頁。）從邊際效用理論的觀點看，關於「對於被機器取代的工人的補償」（pp.403—112）的論證是徒勞的。 [23] Goltz，Agrarwesen und Agrarpolitik，2nd ed.（Jena，1904），p. 53；also Waltz，Vom Reinertrag in der Landwirtschaft（Stuttgart and Berlin，1904），pp.27 ff.格爾茨在這裡的論點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說過上述那段話之後，馬上又補充說，「然而，在扣除成本後作為淨利潤的數額有相當大程度上的變化。平均地看，規模耕作要比集約耕作的淨利潤更大」。 [24] 參見Waltz，op. cit. pp.19 ff. on Adam Müller，Bülow-Cummerow and Phillipp von Arnim，and pp.30 ff. on Rudolf Meyer and Adolf Wagner. [25] Landry，L′utilité sociale de la propriété individuelle，pp.109，127 ff. [26] Marx，Das Kapital，vol. I，p. 695.（譯按：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98頁。） [27] 轉引自Waltz，Vom Reinertrag in der Landwirtschaft，p.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