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第五章 經濟行為的性質

第一部分 孤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 第五章 經濟行為的性質 一 論「經濟活動」概念受到的批評 經濟科學起源於對商品和服務的貨幣價格的探討。它最早的起點是對貨幣的研究，繼而發展為對價格變動的研究。貨幣、貨幣價格以及用貨幣進行核算的一切，構成了使經濟科學得以誕生的討論話題。在經濟研究的各種嘗試中，論述家政和生產組織——特別是農業生產組織——的著作並沒有沿著這個方向進一步發展；它們只是成了各門技術和自然科學的起點。這不是偶然的。只有通過以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經濟核算所固有的合理化過程，人類的頭腦才能理解和找出經濟行為的法則。 早期的經濟學家沒有向自己提出「經濟」和「經濟行為」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他們當時所關心的特定問題，已經向他們提出了太多需要完成的艱巨任務。他們不關心方法論。過了很久之後，他們才開始投身於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和根本目的，以及經濟學在一般知識體系中的地位。然後，一個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礙出現了——定義經濟活動的內容的問題。 無論古典經濟學家還是當代經濟學家，他們的全部理論研究都是以經濟原理作為出發點。然而他們必然很快就意識到，這並沒有為清晰定義經濟學的內容提供基礎。經濟原理是理性行為的一般原理，而不是構成經濟學研究之主題的行為的特殊原理。[1] 經濟原理主導著所有的理性行為、所有的能夠成為一門科學之研究主題的行為。只要是討論傳統的經濟問題，對「經濟」和「非經濟」的區分似乎毫無用處。[2] 但是另一方面，根據理性行為所針對的直接目標對理性行為加以劃分，只把那些旨在為人類提供實物商品的行為確定為經濟學的內容，同樣是行不通的。對這種做法的一個決定性的反對意見是，歸根到底，物質商品的供給不僅服務於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目的，而且服務於許多其他目的。 這種對理性行為的動機的劃分，涉及一個有著雙重含義的行為概念——出於經濟動機的行為和出於非經濟動機的行為。決不能把這種劃分混同於意志和行為之間的必要劃分。關於理性行為的理論必須把這種行為看作是一元的。 二 理性行為 行為[3]是有原因[4]的，從而只有通過原因才能理解的行為只知道一個目標：行動的個人的最大快樂。趨樂避苦——這就是行為的意圖。當然，我們所說的「快樂」和「痛苦」不同於它們通常使用的含義。在現代經濟學家的術語中，快樂被理解為囊括了人們渴望、需要和努力追求的一切。所以，這裡不可能再有「高貴的」責任倫理和低俗的享樂倫理之間的對立。現代意義上的快樂、幸福、效用、滿足等等概念，包括了人類的全部目的，不管人類的行為動機是有德還是缺德，高貴還是卑下，利他還是利己。[5] 一般而言，只有當人們不是十分滿足時才行動。如果他們總是幸福美滿，就不會有意願，有渴望，有行為。在無憂無慮的樂土上是沒有行為的。行為只因需要、因不滿而發生，是對事物的有目的的追求。它的最終目的不外是擺脫被認為有缺憾的狀態——滿足需要，獲得滿足，增大幸福。如果人們有異常充足的外部資源供自己支配，他們能夠通過行動使自己獲得完全滿足，人們就會毫不吝惜使用這些資源。他們就會只考慮可供支配的自己的能力和有限的時間。因為，較之他們的全部需求，他們的能力和生存時間仍是有限的，他們仍然必須節約時間和精力。但他們不會在意材料的節約。然而事實是材料也是有限的，同樣必須先把它們用於最迫切的需要，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去實現各項滿足。 可見，理性行為的範圍和經濟行為的範圍是一致的。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理性行為。所有的理性行為首先是個人的行為。思索著的只是個人，考慮著的只是個人，行動著的仍然只是個人。我們在後面將討論，社會是怎樣從個人的行為中發展起來的。 三 經濟核算 全部人類行為，只要它是理性的，都表現為以一種條件交換另一種條件。人們使用經濟品、個人時間和勞動，是為了在既定條件下獲得最大滿足，他們為了滿足較迫切的需求而放棄次要的需求。這就是經濟活動的實質——使交換行為得到實現。[6] 在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每個人對只能滿足其一的兩種需求做出選擇時，他要做出價值判斷。[7]這種判斷首先和直接的考慮是滿足本身；只是從這些滿足中他們才會仔細考慮物品。通常，任何有判斷力的人都能很快對打算消費的物品做出價值判斷。在非常簡單的條件下，他判斷生產要素對他的重要程度也沒有多大困難。一旦條件很複雜，難以找出事物之間的聯繫，要對這些手段做出評估，我們就必須進行更精細的核算。孤立的個人很容易決定是否要擴大狩獵或耕作。他所要考慮的生產過程相對較短。要搞清楚生產的支出和收穫，總的說來比較容易。但是，對於是否利用瀑布發電，是否擴大煤礦開採，怎樣才能更好地利用煤炭中的能量，對這類問題做出選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這方面的生產過程很複雜、周期很長，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多種多樣，大而化之的概念是不允許的。為了確定一項事業是否合理，必須進行仔細的計算。 但是，核算需要核算單位。商品的主觀使用價值沒有單位。邊際效用沒有提供價值單位。一種既定商品的兩個單位的價值，不是一個單位的翻倍——雖然它必定大於或小於一個單位。價值判斷不是測量，它要排序，要分等。[8]如果只依靠主觀評價，在答案並非一目了然的情況下，即使孤立的人也無法做出以大體準確的核算為基礎的決定。他為便於核算，必須假定商品之間的替代關係。通常他沒有辦法把所有的商品折合成一個共同的單位。但是，他可以將全部核算中的要素折合為他能直接評估的商品，就是說，折合為可隨時消費的商品和勞動負效用（disutilty of labor），從而能夠以此為根據做出決定。顯然，這也只在非常簡單的情形下才能做到。對於複雜和較長的生產過程來說，這是做不到的。 在交換經濟中，商品的客觀交換價值變成了核算單位。這有三方面的益處。首先，我們能夠把所有參與交易的個人的評估作為計算的基礎。一個人的主觀評價與另一個人的主觀評價之間沒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從所有參與買賣者的主觀評價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交換價值才具有這種可比性。其次，這種計算提供了一個控制生產資料合理使用的手段，它使那些希望計算出複雜生產過程的成本的人，馬上可以看出自己的工作是否像別人一樣節約。如果他們在當前的市場價格下從事生產不能取得一定的利潤，這就清楚地證明別人能更好地利用作為生產工具的物品獲得收益。最後，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核算，使我們能夠把價值簡化為一個共同單位。由於市場定價在商品之間建立了替代關係，任何有需求的商品都可用於這一目的。在貨幣經濟中，貨幣是被選定的商品。 貨幣核算亦有其局限。貨幣既非價值尺度，也非價格尺度。貨幣並不測定價值。價格也不是用貨幣來測定的：價格是貨幣量。有些將貨幣描述為一種「延期支付的標準」的人，天真地假定它不過如此，但是作為商品的貨幣的價值是不穩定的。商品和貨幣之間的關係在不停地波動，這種波動不僅發生在「商品一方」，也發生在「貨幣一方」。通常，這種波動確實不是很劇烈，也不會對經濟核算產生太大影響，因為在全部經濟條件不斷變化的狀態下，這種核算只是著眼於相對較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至少「優良貨幣」的購買力不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 貨幣核算有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它利用了貨幣這種一般交易媒介，而是因為它不以主觀的使用價值，而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此，所有不作為交易對象的價值要素都沒有被納入計算。比方說，如果我們考慮的是水電站是否有利可圖，除非考慮到遊客流量的減少造成的價值損失，否則不可能把瀑布美景受到的損害也計算在內。然而，在決定是否實施這個項目時，我們當然必須把這類考慮納入計算。 這類考慮通常被稱為「非經濟的」考慮。可以認為這一用語對於術語之爭毫無助益，但不能說這類考慮都是非理性的。一個景點或一幢建築之美，種族的健康，個人或民族的榮譽，即使（因為它們沒有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它們不進入交換關係，倘若人們認為它們很重要，那麼它們與通常所說的經濟考慮同樣是理性行為的動機。它們無法進入貨幣核算，是因為這種核算的特性。但是，這絲毫不降低貨幣核算對於通常的經濟活動的意義。這類精神商品是「生活消費品」（goods of the first order）。我們可以直接對其進行評價；即使它們不在貨幣核算的範圍內，對它們的評估也沒有什麼困難。它們避開了核算，並不會使人難於記住它們。如果我們準確地知道自己必須為美麗、健康、榮譽、自尊等等支付多少費用，那麼沒有什麼事情會阻止我們對其給予適當的考慮。易動感情的人，也許會因為必須在理想與俗事之間做出選擇而痛苦，但這不是貨幣經濟的錯。此乃事物的本性使然。即使在沒有貨幣核算我們也能做出價值判斷的場合，我們仍然不能避免這種選擇。孤立的人和社會主義社會也許不會這樣做，真正感情用事的人絕不會為此感到痛苦。要求人們在麵包和榮譽之間做出選擇，他們絕不會不知道如何行動。即使榮譽不能果腹，至少可以為了榮譽而絕食。僅僅由於他們內心知道自己無法棄絕物質而使選擇的苦惱變成了恐懼，才會把選擇的必要性視為褻瀆神明。 貨幣核算只對經濟核算有意義。運用這種核算，是為了使商品的配置符合經濟的標準。這種核算在核算商品時，只按它們在既定條件下進行貨幣交換的相應數量。任何對貨幣核算範圍的擴大都是一種誤解：在歷史研究中把它用於對以往產品的價值測定是錯誤的；用它來評估國家的資產或國民收入是錯誤的；用它來評估不可交換的事物的價值，例如評估移民或戰爭的損失，也是錯誤的。[9]凡此種種皆是半吊子的表現——哪怕它是由最優秀的經濟學家所為。 但是，在此限度之內——在實際生活中並未超出這一限度——貨幣核算做到了我們能夠要求它做的一切。它在紛繁複雜的經濟可能性中提供了一個指南。它使我們能夠把僅僅直接適用於消費品——或至多是最初級的生產性物品——的價值判斷，擴大到全部較高級的物品。沒有它，那些漫長而複雜的生產過程將變成盲人瞎馬。 使用貨幣進行價值核算，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第一，不僅是用於消費的物品，而且更高層級的物品，都必須是可交換的。不然就不會有交換關係體系的出現。其實，如果一個孤立的人在自己家裡用他的勞動和麵粉「交換」麵包，他必須做出的考慮與支配他的在市場上用麵包交換衣服的考慮沒有什麼不同。因此，把所有的經濟行為，甚至這個孤立的個人的經濟行為，都視為交換行為，是十分正確的。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哪怕他是曠世不遇的天才，具備能夠確定無以計數的更高層級物品中每一件的相對價值的智力。沒人能夠對無數可供選擇的生產方法進行這樣一種劃分，使他不必藉助核算就能對它們的相對價值直接做出判斷。在以分工為基礎的社會中，財產權的狀況造成一種智力上的分工，沒有這種分工，經濟活動和系統化的生產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條件是，必須使用有一種一般的交換媒介，即貨幣。必須使用貨幣作為生產性物品與其他物品進行等價交換的媒介，不然就不可能把所有的交換關係化簡為一個通用標準。 只有在非常簡單的條件下才不需要貨幣核算。在封閉的小家庭的範圍里，父親可以監管一切，他也許不必藉助貨幣的核算，就能夠對生產方法的改變做出評估。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從事生產只需占用相對較少的資本，很少使用曲折迂迴的生產方法。通常生產的只是消費品，或與消費品相距不遠的高層級產品。分工仍然處在最初級的階段。一件商品的生產自始至終是由一個勞動者完成。在發達社會裡，一切都變了。原始社會的狀態決不能證明在現代條件下我們可以沒有貨幣。 在封閉的家庭這種簡單條件下，可以從頭至尾監督生產的全過程，可以判斷哪種生產方法能夠生產更多的消費品。在條件遠為複雜的今天這已經不可能了。當然，社會主義社會也能看出1000升葡萄酒要好於800升。它可以決定是要1000升葡萄酒還是要500升油。這樣的決定無需核算，某個人的意志就能辦到。但是，做出這種決定後，經濟管理的真正任務，即把手段運用於目的，才剛剛開始。只有經濟核算使這種運用成為可能。沒有它的幫助，面對紛繁複雜的原料和手段，人類的頭腦將陷入一片茫然。每當必須在不同的生產工藝或不同的生產重點之間進行選擇，我們都會成為迷失於汪洋中的一葉孤舟。[10] 社會主義社會可以用實物核算代替貨幣核算的設想，是一種天方夜譚。在不進行交換的社會裡，實物核算絕不可能超出消費品的範圍。只要一涉及生產性產品的生產，這種核算便徹底失效。社會一旦放棄生產性產品的自由定價制度，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生產。從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使用貨幣每脫離一步，就離合理的生產遠了一步。 也許可以忽略以上所言，因為我們所知道的社會主義，可以說，只存在於一些社會主義的福地之內，它周圍的地區全都實行以自由交換和使用貨幣為基礎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能贊同另一種難以成立的（除非是用於宣傳的目的）社會主義觀點，即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國有化和市有化企業不是社會主義。價格自由的制度環境為這些企業的經營提供了支持，以至於它們沒有表現出社會主義經濟行為的本質特徵。在國有和市有企業中仍然有可能推進技術進步，因為有可能觀察到國內外同類企業的類似的技術進步的效果。在這些企業中，同樣有可能確定企業重組的益處，因為大的社會環境仍然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貨幣的使用為基礎。它們同樣有可能從事簿記和核算，而對於純粹社會主義環境下的企業來說，這是不可能的。 沒有核算就不可能有經濟活動。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可能進行經濟核算，所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可能有我們所說的那種經濟行為。在一些無足輕重的小事情上仍然有可能存在理性行為。但說到合理的生產，大體可以免談。沒有合理的標準，就不可能自覺地從事經濟的生產。 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數千年積累起的經濟自由傳統會維持經濟管理的技藝，使其不致徹底解體。人們傾向於保留老辦法，並非因為它們合理，而是因為它們被傳統神聖化了。同時，變化的環境會使它們變得不合理。它們將變得不經濟，這是經濟思想普遍衰退導致的變化所造成的結果。確實，生產將不再處於「無政府狀態」。產品供給將被最高當局掌控。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消失了，非理性的管理集團的那些毫無意義的命令成了至高無上的東西。輪子仍在旋轉，但它是在空轉。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社會主義社會的處境。有成千上萬正在運行的企業，其中少數企業生產直接用於消費的產品，多數企業生產資本品和半成品。全部企業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每個產品在被消費之前，要經過這些企業構成的整個鏈條。然而，在所有這些過程的持續壓力之下，經濟管理部門將失去真實的方向感。它沒有辦法確定某一特定的工作是否真正必要，用於完成這項工作的勞動和原材料是不是浪費。它如何確定在兩種工藝中哪一種更合理？它充其量只能對最終產品進行質量比較。但是，對生產成本進行比較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它也許確實知道——或者它只是自以為知道——它要生產什麼。因此它應當想方設法以最低的成本取得它所期望的結果。但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能夠進行核算。而這種核算必須是價值核算。這種核算不能僅僅是「技術性的」，也不能是產品和服務的主觀使用價值的核算。這都是一目了然的事，無需多說。 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制度下，價值標準是每個獨立的社會成員的行為的結果。每個人在這個標準的建立中都扮演著雙重角色：首先是消費者，其次是生產者。作為消費者，他確定消費品的價值。作為生產者，他使生產要素的利用做到產出的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全部生產性產品也根據現有生產條件和社會需求，以其適當的用途分門別類。消費和生產過程的相互作用，確保了生產和消費遵循著經濟法則。準確的價格分級體系就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它使每個人能夠遵照經濟的方法確定自己的需求。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一切必然是不存在的。經濟管理部門也許真的確切知道什麼產品是最急需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半，另一半是對生產手段進行評估，對此它無能為力。它可以從整體上確定這些生產手段的價值，它顯然等於這些手段所提供的滿足的價值。如果它要計算將它們從生產中撤出引起的損失，它同樣可以確定個別生產工具的價值。但是，它無法像在自由經濟和貨幣價格制度下那樣，把這些價值簡化成一個通用的價格標準。 社會主義也不一定完全廢除貨幣。可以設想在消費品交換中允許使用貨幣。但是，由於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勞動）的價格不以貨幣來表示，貨幣無法在經濟核算中發揮作用。[11] 例如，假設社會主義國家正在籌劃一條新鐵路。新鐵路有好處嗎？若有，那麼在若干可能的路線中選擇哪一條呢？在私有制之下，我們能用貨幣核算來解決這些問題。新線路將使某些貨物的運費下降，我們將以此為據，估算出運費的下降是否足以抵消建設和管理這條新鐵路所支出的成本。這種核算只能用貨幣來進行。我們不可能用實物去比較各種類別的開支和節省。如果不能用一個統一的單位去衡量各種熟練和非熟練勞動、鋼鐵、煤炭、各種建築材料、機械以及其他建築和維持鐵路所必須的一切，就不可能使這些要素成為經濟核算的對象。只有當我們必須考慮的全部產品都能夠折算成貨幣，我們才能制定系統的經濟計劃。誠然，貨幣核算有其不完善之處。誠然，它有內在缺陷。可是我們沒有更好的替代手段。在健全的貨幣體系下，它滿足了實際需要。如果放棄它，就絕對不可能有經濟核算。 這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完全是一隻無頭蒼蠅。它對擬建的企業做出贊成或反對的決定並發布政令。但是這種決策充其量只能以模糊的評估為基礎；它不可能以準確的價值核算為基礎。 確實，一個停滯的社會無需這種核算。在那裡，經濟活動只是簡單的重複。所以，如果設想社會主義的生產體系是以它所取代的自由經濟制度的最後狀態為基礎，以後也不會再發生變化，那麼我們確實可以設想一個理性的和經濟的社會主義。但這只在理論上說得通。決不會有停滯的經濟體系。事物是不斷變化的。停滯狀態是一種理論假設，這種假設有助於人們思維，但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其對應物。更何況，由於伴隨著收入平等化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改變消費和生產的整個「背景」，所以根本不可能維持社會主義與交換經濟的最後狀態的聯繫。於是我們將看到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它沒有經濟核算的羅盤，穿行於可能的和可以想像的充滿經濟變數的汪洋之中。 從而，全部經濟變化將涉及各種活動，對這些活動的意義，既不能事先預見，也不能事後確定。一切都在冒險。社會主義是對理性經濟的否定。 四 資本主義經濟 「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是政治口號。社會主義者把它們炮製出來，不是為了拓展知識，而是為了吹毛求疵，為了批評，為了譴責。今天人們把它們掛在嘴邊上，僅僅是為了編織出一幅無情的富人殘酷剝削工資奴隸的畫面。它們除了被用來表示政治體制的弊病外，幾乎沒有任何用處。從科學的觀點看，它們是如此模糊和曖昧，簡直沒有任何價值。使用者只在一點上是一致的：它們指出了現代經濟制度的特徵。但這些特徵到底是什麼，卻始終存在爭議。由此可見，使用它們是完全有害的。把它們從經濟術語中徹底清除出去，把它們留給慣於煽情的鬥牛士們——這個建議值得認真考慮。[12] 然而，如果我們確實想從這兩個術語中發現確切的用途，我們應該從資本核算的概念出發。我們所關注的只是對實際經濟現象的分析，而不是經濟理論——在經濟理論中，「資本」的含義常常為了特定目的而擴展——所以我們必須首先提出的問題是，在工商業實踐中這一術語具有怎樣的意義。我們發現，它只是被用於經濟核算。它把一個企業的原始資產歸於一個名目之下，不管這些資產是由貨幣構成，還是僅僅用貨幣來表示。[13]資本核算的目的是使我們確定資產的價值在經營期間發生了多大變化。資本的概念源於經濟核算，它的真正的發祥地是會計學——經營合理化的首要工具。用貨幣進行核算是資本概念的實質。[14] 如果「資本主義」一詞是指一種資本核算支配著生產的經濟制度，它就獲得了一種定義經濟活動的特定含義。對它做這樣的理解，「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說法就不會引起誤解，「資本主義精神」和「反資本主義傾向」等表述也具有嚴格限定的含義。與經常被用來作為社會主義對立面的個人主義相比，資本主義更適合作為社會主義的對立面。那些認為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相對立的人通常有一個默認的假設，即在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存在矛盾，社會主義以公共福祉為目標，個人主義則服務於特定人群的利益。鑒於這是最嚴重的社會學謬論之一，我們必須小心地避免任何使其悄然混入的表述方式。 照帕索的觀點，如果正確使用資本主義一詞，它所指的組織通常與大企業的發展和擴張有密切關係。[15]我們可以同意這種說法——儘管它很難同人們習慣於先說「Grosskapital」（大資本）和「Grosskapitalist」（大資本家）然後再說「Kleinkapitalisten」（小資本家）這一事實相吻合。但是，如果我們記住只有資本的核算使大企業大公司的發展成為可能，那麼以上觀點不會使我們提出的定義失效。 五 狹義的「經濟」概念 經濟學家把「經濟」或「純經濟」行為與「非經濟」行為加以區分的普遍習慣，就像以往對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的區別一樣，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意願和行為是統一的。所有的目標本身相互衝突，正是這種衝突把這些目標排成序列。不僅那些可以通過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獲得的願望、欲望和衝動的滿足，而且精神的滿足，都必須用一個標準來衡量。生活中，我們不得不在「精神」和「物質」之間選擇。因此，使前者服從一個統一的價值標準，就像後者一樣必不可少。在麵包和榮譽、信仰和財富、愛情和金錢之間做出選擇時，我們讓兩個選項服從同一個檢驗尺度。 因此，認為「經濟」行為是一個同其他行為領域涇渭分明的人類行為領域，是沒有道理的。經濟活動是理性活動。由於不可能有完全的滿足，經濟活動的領域同理性行為的範圍是相通的。它的首要內容是對目標的評估，然後是對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評估。所以，全部經濟活動都取決於目標的存在。目標決定著經濟，只有它賦予經濟以意義。 經濟法則適用於全部人類行為，因此，在對「純經濟」行為和其他行為進行劃分時，必須十分謹慎。對於許多科學研究的目的來說，這樣的劃分不可或缺。它選取一個特定目標，同所有其他目標相對照。這一目標——這裡不必討論它是否是終極目標——是獲得用貨幣衡量的最大可能的產出。因此，不可能為經濟目標指定一個界線明確的行為範圍。當然，對每個人而言，它有一個界線明確的範圍，但這個範圍會隨著相關個人的人生觀而發生變化。認為榮譽重要的人是一個看法，為金錢而出賣朋友的人又是一個看法。目的的性質和手段的特點都不能為這種劃分提供正當理由，只有所採用的方法的特殊性質能夠做到這一點。只有使用精確核算這一事實，使「純經濟」行為有別於其他行為。 「純經濟」的範圍與貨幣核算的範圍是完全重合的。在某一行為領域，貨幣核算使我們能夠十分精確地對各種手段進行細緻入微的比較，這對思想和行為都大有影響，使我們情不自禁地賦予這類行為以特別重要的意義。一個很容易忽略的事實是，這一划分只是對思想和行為的「技術」劃分，而不是對行為的最終目標的劃分——它們是統一的。試圖把「經濟」描繪成理性行為的一個特殊領域，然後又在這中間找出另一個界線分明的領域，即「純經濟」領域，這類嘗試的失敗不是分析工具的錯。無疑，針對這一問題已經做過大量精妙的論證，而問題迄未解決，這表明該問題不可能有滿意的答案。「經濟」的範圍明擺著就是理性的範圍：「純經濟」的範圍無非就是有可能進行貨幣核算的範圍。 歸根結底，個人能夠承認一個目標，而且只有一個目標：獲得最大滿足。這一表述包括滿足人類的所有需求和渴望，不管它們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精神的）。如果不擔心享樂主義（Hedonism）和幸福主義（Eudemonism）之爭造成的誤解，我們也可以用「幸福」來代替「滿足」。 滿足是主觀的。同以往的理論相比，現代社會哲學特彆強調這一點，以至於出現了一種傾向，即忽略人們在需求及其滿足手段的看法上的廣泛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是由源自傳統的人類心理結構及認識與情感的相似性造成的。正是這種相似性使社會成為可能。因為有共同的目標，人們才能生活在一起。大多數目標（最重要的目標）是大多數人的共同目標，與這個事實相比，有些目標只為少數人所接受的事實只具有次要意義。 一方面，經濟活動的目標超出了經濟學的範圍，另一方面，所有的理性活動都是經濟活動——這一事實使得對經濟和非經濟動機的傳統劃分失效。不過，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對「純經濟」活動（即可以用貨幣進行評估的活動）與所有其他形式的行為加以區分。因為，正如我們所知，貨幣核算的範圍之外，只剩下了可以通過直接觀察進行評估的中間目標：一旦離開這個範圍，就必然要藉助於這樣的判斷。正是對這一必然性的認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做出我們正在討論的這種劃分的機會。 舉例來說，假如有個民族想發動戰爭，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願望必然是非理性的，因為發動戰爭的動機在傳統上所說的「經濟」之外——例如，宗教戰爭的動機或許就是這樣。如果這個民族通過對全部事實的充分了解做出了戰爭決定，因為它斷定期待中的目標比戰爭的犧牲更重要，戰爭是達到這一目標最恰當的手段，那麼戰爭就不能被認為是非理性的。這裡沒有必要確定它這種假設是否正確或能否使它正確。當一個人要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時，這正是必須加以考察的問題。而正是為了使這種考察清晰明了，才引入了我們一直討論的那種劃分。 要了解這種劃分是如何經常被人遺忘的，只需回想一下戰爭和關稅是多麼經常地從「經濟」角度作為「有益的生意」被推薦的就夠了。如果牢記這種對行為的「純經濟」和「非經濟」理由的劃分，上個世紀的政治討論也許會清晰很多。 * * * [1] 對一切進行可怕混淆的經驗找唯實論學派，把經濟原理解釋成貨幣經濟條件下的特殊生產，例如參見Lexis，Allgemeine Volkswirtschaftskhre（Berlin and Leipzig，1910），p.15. [2] Amonn，Objekt und Grundbegriffe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Vienna an dLeipzig，1927），p.185. [3] 「Action」是米瑟斯社會思想中的一個核心概念。關於這個詞的譯法，有學者認為應譯為「行動」，以區別於泛指的動物「行為」（behav-ior）。在米瑟斯的思想脈絡中——以及在很多社會學、政治學和哲學人類學的文獻中——它特指人類有主觀意圖的——即使本人對此沒有清醒認識——活動，英語中有個更準確的詞「conduct」用來表示。但是以上意見似乎沒有注意到，漢語中行為的「為」字，顯然要比行動的「動」字更多地與人相關，如「為人」、「作為」、「無為」等等，可見以「行動」譯「action」，尚不如「行為」貼切，儘管「動物行動」聽起來不如「動物行為」那樣順耳。這大概是語義分析拗不過語言直覺的一例。——譯註 [4] 這裡的「原因」（reason）亦可作「理性」解。——譯註 [5] Mill，Das Nützlichkeitsprinzip.Trans.Wahrmund，Gesammelte Werke，Germaned.Th.Gomperz（Leipzig，1869），vol，1，pp.125—200.英文版出版者註：這是密爾《功利主義》一書的德文譯本。 [6] Schumpeter，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caionalökonomie，（Leipzig，1908），pp.50，80. [7] 以下段落摘自我的文章「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Vol.XLVII，pp.86—121）.英文版出版者註：米瑟斯此文已由S.Adler譯成英文，收於哈耶克編輯並作序的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Ltd.，1935.米瑟斯文章的標題是「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8] Cuhel，Zur Lehre von den Bedürfnissen（Innsbruck，1907），p.198. [9] Wieser，ÜJ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es，Vienna，1884，pp.185ff. [10] Gottl-Otthlienfeld，「Wirtschaft und Technik，」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II（Tübingen，1914），p.216. [11] 紐拉特也同意這一點（Neurath，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cd-wirtschaft[Munich，1919]，pp.216ff.）。他說，每一個完全的行政式經濟（計劃經濟）最終都會是自然經濟（實物經濟）。「因此，把生產資料社會化就是推動自然經濟。」然而，紐拉特沒有認識到經濟核算在社會主義社會面對著無法克服的困難。 [12] Passow，Kapitalismus，eine begrifflich-terminologische Studie（Jena，1918）pp.1 ff.1927年第2版，帕索根據最新文獻表示（p.15，note 2），「資本主義」一詞也漸失去其道德色彩。 [13] CarlMenger，「Zur Theorie des Kapitals」（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und Statistik，vol.XVII），p.41. [14] Passow，op.cit.（2nd edition），pp.49 ff. [15] Passow，op.cit.（2nd edition），pp.132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