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 · 導言

一 社會主義思想的成功 社會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很走紅的口號。社會主義思想主導著時代精神。公眾贊成它；它表達著全體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象徵。當後人把我們的故事載入史冊時，這一章的標題將是「社會主義時代」。 不錯，社會主義尚未建立起能夠體現其理想的社會。但是過去二三十年來，文明國家的政策一直在朝著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向努力。[1]這場運動的活力和頑強精神近幾年有了顯著增長。一些國家在尋求一舉徹底實現社會主義。我們目睹了俄國布爾什維克已經有所成就，不論如何看待它的意義，必須承認，就其宏偉藍圖而言，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顯著的成就之一。還沒有哪個國家有過如此作為。對另一些民族來說，只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內在矛盾和它不能完全實現這一事實遲滯了社會主義的凱旋。他們也在既有條件下竭盡所能了。沒有人從原則上反對社會主義。今天，凡是有影響的政黨，都不敢公開主張生產資料私有制。對於我們這個時代，「資本主義」代表著萬惡之源。甚至社會主義的敵人也受到社會主義觀念的支配。這些反對者，尤其自稱「資產階級」的或「農民」的政黨，在從他們特殊的階級利益出發反抗社會主義時，也間接承認社會主義思想全部實質內容的合理性。因為，倘若有可能以社會主義威脅到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為由駁斥社會主義綱領，這其實已經肯定了社會主義。倘若有人抱怨說，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組織不能充分考慮社會利益，而是只迎合某個社會階層的目標，它限制了生產力；倘若這人因此而同形形色色「社會政策」和「社會改革」運動的支持者一道要求在經濟生活中全面實行國家干預，那麼這人就從根本上接受了社會主義綱領的原則。或者說，如果只是以人性缺陷使得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或以現存經濟條件下不能立刻實行社會化為由攻擊社會主義，那麼這也不過是表明了他已向社會主義觀念投降。民族主義者也對社會主義給予肯定，他只反對它的國際主義，他希望把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思想以及同其他民族的鬥爭結合在一起。他是民族社會主義者，而非國際社會主義者；但是他也贊成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2] 因此，社會主義的支持者不限於布爾什維克及其國外朋友或眾多社會主義政黨的成員。凡是認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經濟和道德上優於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人，都是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們出於某種理由，也許試圖在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與他們認為自己所代表的特殊利益之間做出某種暫時或永久的妥協。如果我們這樣寬泛地定義社會主義，我們就會看到，絕大多數民眾今天是站在社會主義一邊的。服膺自由主義[3]原則、認為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經濟社會形態的人的確很少。 一個醒目的事實說明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成功，即：我們已經日益習慣於只把那些旨在立刻全面實施社會主義綱領的政策視為社會主義，而對目標相同、只是更加溫和有保留的所有運動冠以別的名稱，甚至把它們描述為社會主義的敵人。完全是因為真正的反社會主義者已經所剩無幾，才會發生這種事。即使在自由主義的故鄉英國，這個因自由主義政策而變得富裕強大的國家，人們也已不知道自由主義的真正含義。今天英國的「自由黨人」或多或少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4]在從來沒有真正了解自由主義、因其反自由主義的政策而積弱貧困的德國，人們對自由主義可能意味著什麼毫無概念。 正是過去數十年間社會主義思想的完全勝利，成為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巨大權力的基礎。布爾什維主義的強大力量不是來自蘇維埃的大炮和機槍，而是來自整個世界對其觀念抱以同情的事實。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尚不成熟，把社會主義的勝利寄託於未來。但是，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不被第三國際呼籲各國人民向資本主義開戰的召喚所打動。整個世界都能感到邁向布爾什維主義的衝動。微弱而勉強的同情中夾雜著恐懼與敬佩，無畏的信徒總是能在膽怯的機會主義者中激發出這種感情。但是，更加勇敢和執著的人則毫不遲疑地歡迎新時代的曙光。 二 對社會主義的科學分析 社會主義學說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起家的。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作家在這方面不是很成功，他們誤解了經濟機制的作用，他們不理解以分工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各種社會制度的功能。揭示社會主義理論家在分析經濟過程時犯下的錯誤並非難事：批評家們已成功地證明了他們的經濟學是一堆嚴重的謬論。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秩序是否存在缺陷的問題，並不能為社會主義是否能夠提供更佳替代的問題得出定論。僅僅證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存在缺陷，說它沒有創造一個最完善的社會，這是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說明社會主義制度更勝一籌。試圖提供這一論證的社會主義者為數有限，而且大部分論證完全不科學，有些論證則十分無聊。馬克思主義一直不滿足於把社會主義的到來描述為社會進化的一個必然階段。如果它滿足於這一點，它也許不會在它必須加以處理的社會生活問題的科學分析方面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如果它僅限於把社會主義制度描述為可以想像的最優形態，它決不會造成如此的後果。但是，它以辯證的手段阻礙了對社會學問題的科學研究。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們的社會條件決定其思維方式。社會階級地位決定著作者的觀點，他只能在他所屬的階級中成長，他的思想越不出其階級利益的界限。[5]這樣一來，不分階級、適用於全人類的一般科學的可能性便遭到了質疑。狄茨根距離創立一種特殊的無產階級邏輯只有一步之遙。[6]然而，真理是只站在無產階級科學一邊的：「無產階級邏輯的觀點並非黨派私見，而是純粹而簡單的邏輯的結果。」[7]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保護自己免受各種令人不快的批評的。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宣稱，生產資料社會化是經濟演化之自然規律的必然結局；另一方面，它又將這種社會化視為它的政治努力的目標。它以此來闡述社會主義組織的首要原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清晰說明，對於那些希望社會主義能把他們從人間一切罪惡中拯救出來的大眾來說，可能會給他們的熱情潑冷水。因為人們沒能充分地談論或思考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社會主義才能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政治運動。 對於這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數十年間對德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赫爾曼·柯亨的著作提供了最好的證明。他說：「今天，阻礙我們認識社會問題的病根，從而——哪怕是以難以察覺的方式——阻礙我們認識社會改革政策之必要性的，並不是缺少理解力，而是罪惡或善意的不足在阻止我們這樣做。有人要求揭示未來國家的一般形象，並試圖以此讓黨派社會主義難堪，這種不合理的要求只能用存在著人性缺陷這個事實來解釋。國家以法律為前提，而這些人卻要問國家會是什麼形象，而不是問法律的倫理要求是什麼。如此顛倒概念，就把社會主義倫理與烏托邦的詩意混為一談了。但是，倫理不是詩歌，觀念有著無形的真實性。形象是一種只能從其原型中產生的現實。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今天可以被視為存在於大眾意識中的普遍真理，即使它仍是一個尚不為人所知的公開秘密。只有赤裸裸的貪慾觀念所包含的利己主義，即真正的物慾主義，才不承認它是一種信仰。」[8]寫下這些荒唐思想的人，被普遍譽為那個時代最偉大、最無畏的德國思想家，甚至他的敵人也尊他為智者。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強調指出，柯亨不僅不加批評地或無保留地接受社會主義的主張，承認不許對社會主義的社會條件進行考察的戒律，而且把那些要求澄清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而使「黨派社會主義」難堪的人，說成道德品質低下的小人。一個在其他方面不會讓任何事情逃過其批評的思想家，在他那個時代的巨大偶像面前卻喪失了勇氣，這是思想史上常見的現象——甚至柯亨的偉大楷模康德也為此而受過責備。[9]但是，一個哲學家居然不僅把全部持不同意見的人，而且把所有那些觸碰讓權威人士感到威脅的問題的人，一概斥為不懷好意，性情不良，有著不加掩飾的貪慾——幸虧思想史上舉不出幾個這樣的例子。 凡是沒有無條件服從這種壓制的人，統統被打入另冊，成了不法之徒。就這樣，社會主義侵占的地盤在一年年擴大，卻不讓任何人對它如何運行刨根問底。如果有一天馬克思一派的社會主義終於執掌政權，打算落實它的全部綱領時，它肯定會意識到，它對於自己數十年來努力實現的東西，並沒有清晰的想法。 因此，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展開討論具有無比的重要性，這不限於理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政策的差異。沒有這樣的討論，就不可能理解自從國有化和市有化運動以來形成的局面。迄今為止，經濟學——以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遺憾的片面性——只研究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機制。由此形成的空白必須填補。 社會應當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還是應當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這是個政治問題。科學對此無法做出判斷；科學無力對社會組織形態的相對價值做出裁決。但是，只有科學能夠通過研究制度的效用為理解社會打下基礎。儘管實幹家，即政治家們，往往不在意這種研究的結果，但思想者絕不會停止對人類智力可及的一切事物的研究。而從長遠看，思想肯定決定著行動。 三 社會主義問題分析方法的選擇 研究社會主義向科學提出的問題，途徑有二。 文化哲學家可以把社會主義置於所有其他文化現象的序列中進行考察。他探索其思想源流，研究它同其他社會生活形式的關係，他從個人的心靈深處尋找其隱秘的起源，他試圖把它理解為一種群眾現象；他研究它對宗教、哲學、藝術和文學的影響，他試圖揭示它與當代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關係。他把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心理表現、一種倫理和審美信念的表現進行研究。這是文化—歷史—心理學的方法，也是無數論著反覆使用的方法。 切不可對一種科學方法有先入之見，對它的功效只有一個判斷標準：成功。文化—歷史—心理學的方法也很有可能為解決社會主義向科學提出的問題做出很大貢獻。它的成果一直差強人意，不僅是由於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們的無能和政治偏見，而首先是由於必須把對問題的社會學[10]—經濟學研究置於文化—歷史—心理學研究之前。因為社會主義是一個根據明確的理想改造經濟生活和社會制度的綱領。欲理解它在精神和文化生活領域的影響，必須先認清它的社會和經濟意義。只要對此尚無把握，冒險做出文化—歷史—心理學的解釋就是不明智的。在理清社會主義跟其他道德標準的關係之前，還是免談社會主義倫理為好。如果對它的本質還糊裡糊塗，那就不可能對它在宗教和公眾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進行恰當的分析。不首先研究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秩序的機制，就根本不可能討論社會主義問題。 在文化—歷史—心理學方法通常作為起點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採用這種方法的人認為社會主義是平等的民主思想的最終結果，他們既不去確定民主和平等的真正含義或它們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也不考慮社會主義與平等思想有著實質性聯繫還是一般聯繫。有時，他們把社會主義看作與資本主義密不可分的理性主義所造成的精神孤獨的心理反應；有時又宣稱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世俗生活的最大理性化，這種理性化是資本主義永遠不可企及的。[11]至於那些在對社會主義進行文化和理論解說時陷入神秘主義泥潭的讓人不知所云的人，這裡不說也罷。 本書的研究首先是針對社會主義的社會學和經濟學問題。我們必須在討論文化和心理學問題之前研究這些問題。只有以這種研究的成果為基礎，才能研究社會主義的文化和心理問題。惟有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能為另一種闡述提供基礎，那是一種更令大眾著迷的闡述，即根據人類的普遍願望對社會主義做出評價。 * * * [1] 「現在大概可以公平地說，今天的社會主義哲學不過是對已被不自覺採用的社會組織原則的自覺而明確的表述。本世紀的經濟史幾乎不斷記錄著社會主義的進步。」Sidney Webb，Fabian Essays（1889），p.30. [2] 福斯特特別指出，勞工運動確實征服了「有產階級的心」；它「已經使這些階級失去了道德反抗的力量」。（Foerster，Christentum und Klas-senkampf [Zurich，1908]，p.111 ff.）1869年，普林斯一史密斯指出，事實上，社會主義思想在僱主中也找到了支持者。他說，在商人中間，「不管聽起來多麼不可思議，有些人對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活動並沒有清醒的認識，於是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多多少少是有根據的，他們為此而深感愧疚，他們好像必須承認，他們的利潤實際上是以工人為代價取得的。這使他們膽怯甚至心虛。這很糟糕。因為，假如我們的經濟文明的擔當者找不到完全正當的感覺，不敢堅定地捍衛它的基礎，這會使它受到嚴重威脅」。見Prince-Smith』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1877]，vol.1，p.362.但是，普林斯—史密斯似乎不知道如何批評社會主義理論。 [3] 米瑟斯是在19世紀世界各地及今日歐洲大陸各國賦予「自由主義」的含義上「使用這個概念的。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做法，因為沒有別的詞彙可以用來表示這樣一場偉大的政治和思想運動，它用自由企業和市場經濟取代了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用立憲代議制政府取代了國王或寡頭們的專制主義；用每個人的自由取代了奴隸制、家奴制和其他形式的束縛」。見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3rded.（Chicago：Regnery，1966），p.v。——英文版出版者注 [4] 這清楚地表現在今日英國自由黨的綱領：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being the Report of the Liberal Industrial Inquiry（London，1928）。 [5] 「科學只存在於科學家的頭腦里，而他們是社會的產物。他們不能脫離和超越社會。」見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3rd ed.[Berlin，1911]，vol.2，p.39）.英文版出版者註：英文版見The Social Revolution，trans.J.B.Askew（London，1907）. [6] Dietzgen，「Briefe über Logik，speziell demokratisch-proletarische Logik，」Internationale Bibliothek，2d ed.（Stuttgart，1903），vol.22，p.112：「最後，應當給邏輯學加上『無產階級』的稱號，還因為要想理解邏輯，就必須克服資產階級持有的一切偏見。」 [7] 同上書，p.112. [8] Cohen，Einleitung mit kritischem Nachtrag zur neunten Auflage de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von Friedrich Albert Lange，3rd extended ed.（Leipzig，1914），p.115.另參見Natorp，Sozialpädagogik，4th ed.（Leipzig，1920），p.201. [9] 見Anton Menger，Neue Sittenlehre（Jena，1905），pp.45，62， [10] 在整個1920年代，米瑟斯一直把人類行為科學稱為「社會學」。但是他後來更偏向於使用「人類行為理論」（praxeology），這個概念來自希臘語的「praxis」，其含義是「行為」、「習慣」或「實踐」。在給《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Princeton：Van Nostrand，1960；New York：NYU Press，1981）所寫的前言中，他對自己寫於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使用的這個概念有如下評論：「……在1929年，我仍然相信沒有必要用一個新的術語來指稱人類行為的一般理論科學，使它有別於過去對人類行為的歷史研究。我認為，為此可以採用『社會學』一詞，在一些作者看來它就是用來表示這種一般理論科學的。只是到了後來，我才認識到它有所不當，於是採用了praxeology一詞。」——英文版出版者注 [11] Muckle，Das Kulturideal des Sozialismus（Munich，1918）.此書甚至預期社會主義會同時導致「經濟生活最大程度的合理化」和「最可怕的野蠻制度——資本主義的理性主義——的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