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 · 第九章 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為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辯護，無需等待達爾文主義問世。儘管如此，達爾文主義還是被抬出來用作為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搖旗吶喊的新工具。對抗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註定道阻且長……
所有國家發展的殘酷性都顯而易見，我們不為之辯解。掩蓋它是對事實的否定，美化它則是為真相辯護。生活中除了我們的理想，幾乎沒有什麼事是不殘酷的。只要我們增加個體的人數及其集體活動的總量，我們也就在相應地加深其殘酷程度。
——荷馬李（Homer Lea）將軍
在這個世界上，一個把自己訓練成不喜戰爭、與世無爭、自我隔絕的民族，最終必然會在那些沒有喪失勇武氣概和冒險品質的民族面前敗落。
——西奧多·羅斯福
一
1898年，美國發動了為期三個月的同西班牙的戰爭，通過條約從西班牙手中奪得菲律賓群島，且正式吞併了夏威夷群島。1899年，美國與德國通過協議瓜分了薩摩亞群島（Samoan Islands），並通過「門戶開放」照會（the 「Open Door」 note）表達了自己對西方在華利益的政策。1900年，美國參與鎮壓了中國義和團運動。到1902年，美國軍隊終於鎮壓了菲律賓的起義，是年，整個群島被弄成了一個無人負責的地區。
隨著美國登上帝國舞台，美國思想界的主題又一次轉向了戰爭與帝國。反對或是捍衛擴張和征服的人士，各自都在為他們奮鬥的事業搜羅論據。大家緊追19世紀晚期的思想時尚，從自然界中為各自的理想尋找更時髦也更能吸引人的合理解釋。
利用自然選擇來為軍國主義或帝國主義辯護，在歐洲或美國思想界都不新鮮。帝國主義者在祭出達爾文主義，為征服弱小種族辯護時，就可以拿出《物種起源》——該書副標題直接指稱「在生存鬥爭中保存受寵的種族」（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達爾文一直都在談論鴿子，但帝國主義者認為，他的理論沒有理由不適用於人類，而且按照自然主義世界觀的整體論精神的要求，生物學各種概念的應用，要講求徹底，要果斷、要一以貫之。達爾文自己不是在《人類的由來》中洋洋自得地寫道，落後種族會在高級文明前進的腳步下消失嗎？(1)軍國主義者還可以指出，消滅不適者這一殘酷事實，是培養尚武美德和保持國家彈藥乾燥的緊迫事由。普法戰爭後，雙方都首次援引達爾文主義作為對戰爭諸事實的解釋。(2)「在所有鼓吹戰爭的人當中，最有權威的當數達爾文，」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1889年在《北美評論》上解釋道，「既然進化論一直在傳播，他們就可以用達爾文的名義來掩蓋他們天生的野蠻，並把他們內心深處的血腥本能宣揚為科學定論。」(3)
然而，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西歐，人們都很容易誇大達爾文對種族理論或軍國主義的意義。無論是力量哲學還是強權政治學說，都不需要等著達爾文出現。種族主義嚴格說來也不是後達爾文現象。戈賓諾（Gobineau）發表於1853年至1855年間的《人種不平等論》（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是雅利安主義（Aryanism）史上的一塊里程碑，該書就沒有運用自然選擇思想。至於美國，一個在邊疆地區輕車熟路地發動對印第安人的戰爭、對南方的政治家和宣傳家擁護奴隸制的論點也瞭若指掌的民族，已經完全紮根於種族優越論的土壤之中。當達爾文還在私下裡遲遲疑疑地勾勒他的理論時，美國擴張主義者已經用種族命運來號召大家支持征服墨西哥。「墨西哥種族現在從北方土著人的命運中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必然歸宿，」一個擴張主義者寫道，「他們必須合併起來，或是讓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強大活力罩著他們，否則他們肯定徹底湮滅。」(4)
這種盎格魯—撒克遜式的信條成為帝國時代美國種族主義的首要成分；但一度對美國歷史學家產生強大影響的盎格魯—撒克遜主義這一神秘之物，無論是其發端還是發展，都未曾依靠過達爾文主義。諸如愛德華·奧古斯都·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諾曼人征服英格蘭史》（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1867—1879）或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sley）《羅馬人與條頓人》（The Roman and the Teuton，1864）這類英國人撰著的關於盎格魯—撒克遜歷史的豐碑之作，是否真的從生物學那裡獲得了許多借鑑，很值得懷疑；而約翰·米切爾·肯布爾（John Mitchell Kemble）的《撒克遜人在英國》（The Saxons in England，1849），當然也沒有受到適者生存的啟發。和其他各種類別的種族主義一樣，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是現代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運動的產物，而不是生物科學順乎自然的結果。即便是「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只能要麼成長要麼衰敗，除此之外別無選擇」這種看法，雖然毫無疑問又被達爾文主義往前推了一把，但早在1859年以前就已經被「天定命運」的倡導者拿來支持自己的立場。(5)
儘管如此，達爾文主義還是被抬出來為滿足帝國的欲望服務。儘管達爾文主義不是19世紀末好戰意識形態和教條種族主義的主要思想來源，但它的確成了種族理論家和鬥爭理論家手中的新工具。達爾文主義把自然描繪成一個戰場，這與一個好戰時代的盛行觀念，實在是太過相似，無法逃脫人們的注意。比如，在這個年代，馮·毛奇（von Moltke）就可以這麼寫：「戰爭是上帝安排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沒有戰爭）世界將停滯不前，並在唯利是圖中迷失自我。」然而在美國，這種坦率而殘暴的軍國主義遠沒有那種為了和平與自由把世界交予盎格魯—撒克遜人主宰的良善觀念來得普遍。在1885年之後的幾十年里，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有好戰的，也有和平的——在美國的帝國主義抽象原理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
達爾文主義氛圍使那種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論信念得以延續，讓19世紀下半葉許多美國思想家對這種信念如痴如醉，念念不忘。「種族」取得世界支配權，似乎就證明了它是適者。此外，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盎格魯—撒克遜學派的許多歷史觀念，也開始反映生物學領域取得的進步和其他思想領域類似的進展。有一段時間，美國歷史學家為科學理想的魅力所傾倒，夢想著逐步發展出一門可與生物科學相媲美的歷史科學。(6)在E. A. 弗里曼的《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1874）中，可以找到他們信仰的基調。在該部著作中，弗里曼在比較方法和盎格魯—撒克遜優越論觀念之間建立起了鏈接。他寫道：「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一個政治組織就是一份有待研究、分類和標記的標本，就像那些將建築或動物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對一幢建築或一隻動物進行研究、歸類和標記一樣。」(7)
如果讓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像研究動物形式那樣對政治組織進行分類和比較的話，某些民族的政治手段極有可能會比其他民族的政治手段更受他們喜愛。弗里曼受語言學和神話學，特別是愛德華·泰勒和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的工作的啟發，試圖採用這種方法，來追蹤雅利安人的原始制度中——尤其是「具有這種共同血統的三大最輝煌燦爛的分支希臘人、羅馬人和條頓人」中——最初的一致性的各種跡象。
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組織他那影響深遠的歷史研討班時，得到了弗里曼的公開讚許；從亞當斯的研討班中湧現出來的大量歷史研究成果，都醒目地印刻著弗里曼的名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當前的歷史」。從約翰·霍普金斯學派那裡獲得靈感的整整一代歷史學家，可以和亨利·亞當斯一起說：「我乖乖地投入了歷史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懷抱。」(8)盎格魯—撒克遜學派的主要觀點是，英國和美國的民主制度，特別是新英格蘭的市鎮會議，可以追溯到早期日耳曼部落的原始制度。(9)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歷史學家對人高馬大、滿頭金髮、富有民主精神的條頓人和條頓人自治系統的描繪，儘管彼此之間在細節上有些差異，但總體上是一致的。隨著詹姆斯·K. 霍斯默（James K. Hosmer）《盎格魯—撒克遜自由簡史》（Short History of Anglo-Saxon Freedom）的出版，這一學派的觀點在1890年找到了一種恰當的通俗表達方式。該書汲取了全部盎格魯—撒克遜文獻的精華，確立了「民有、民治」政府起源於盎格魯—撒克遜古老傳統的命題。霍斯默寫道：
雖然歐洲除俄羅斯之外的每個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已經或多或少地部分採納（也許說模仿更好）了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但未來這種自由的希望都取決於講英語的人種。就是這個種族憑藉一己之力，讓自由在千難萬險中得以保全；它也只同這個種族完全相合；倘若我們可以設想那個種族可能從各民族中消失的話，那種自由生存下去的機會將微乎其微……(10)
與霍斯默同時代的英國人約翰·理察·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堅信，講英語人種的人口將會大幅增長，並遍布整個新世界、非洲和澳大利亞。霍斯默也同樣非常樂觀。他最後得出結論說：「結果必然是我們將居於世界首位。英語人種的制度、英語人種的說話方式、英語人種的思想，將構成人類政治、社會和思想生活的主要面貌。」(11)在世界的政治未來中，就這樣將寫上四個大字：適者生存。
約翰·W. 伯吉斯（John W. Burgess）在政治理論上的做法，同霍斯默在盎格魯—撒克遜歷史方面的做法如出一轍。就在霍斯默的著作出版時，他的《政治科學與比較憲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也於同年面世。這部著作提醒我們，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熱，不僅受到了英國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德國的影響：因為伯吉斯和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一樣，其接受的研究生教育，大部分是在德國完成的。伯吉斯說，他的工作的獨特之處在於方法。「這是一項比較研究。是把我們發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如此富有成效的方法應用到政治科學與法學的一種嘗試。」伯吉斯的觀點是，不是所有民族都擁有政治能力，只有少數幾個民族才具有這種天賦。他認為，雅利安各民族一直都表現出了最高等的政治組織能力——當然，在內部，大家高低不等。在所有這些民族中，只有「條頓人確實憑藉其卓越的政治天才統治著世界」。
因此，不能假定每個民族都必須建立一個國家。如果我們從歷史角度來評判的話，非政治性的民族在政治上隸屬於或依附於那些擁有政治天賦的國家，同民族國家組織一樣，看上去真的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我不認為，亞洲和非洲可以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組織。……民族國家是……這個世界迄今為止所產生的全部政治組織問題的最現代、最徹底的解決辦法，而這種辦法乃是出自條頓民族的天才的政治創造這一事實，表明條頓民族是最優秀的政治民族，並賦予他們在世界體系中，建立和管理國家的領導角色。……條頓民族永遠不能把行使政治權力看作是人的權利。對他們來說，這種權力必須以履行政治義務的能力為基礎，而他們自己看起來就是迄今為止決定這種能力存在於何時何地的最佳人選。(12)
西奧多·羅斯福曾是伯吉斯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學生，他也受到了這種充滿激情的種族擴張的鼓舞。在其歷史著作《西部的勝利》（The Winning of the West）中，羅斯福從拓荒者與印第安人鬥爭的故事裡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白人的到來是阻止不了的，種族戰爭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到底。(13)「在過去三個世紀裡，」這位年輕的政治學者寫道，「講英語的民族向世界上人煙稀少的地區擴展不僅一直都是世界歷史最顯著的特徵，而且同所有其他重大事件比起來，不管就其影響而言還是就其本身的重要性來說，也都是意義最深遠的。」他把這種規模巨大的擴張追溯到許多世紀以前，那時日耳曼各部落走出他們的沼澤森林，踏上了征服之路。美國的發展代表了這段偉大的種族成長史的最高成就。(14)
約翰·費斯克是美國最早將進化主義、擴張主義和盎格魯—撒克遜神話揉在一起的集成者之一，他的著作讓大家看到，斯賓塞理想的進化和平主義與緊隨其後的好戰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界限，究竟是何等脆弱。費斯克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他的思想以斯賓塞的從尚武到工業化的過渡理論為基礎，他不是那種主張把暴力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人。然而，即便在他手裡，進化論教條也是以一種自以為是的種族命運論的形式出現的。在他的《宇宙哲學大綱》中，費斯克也像斯賓塞一樣，接受了衝突的普遍性（家庭關係之外），將其視為野蠻社會的一個事實，相信這是自然選擇中的一個實際動因。(15)但由於自然選擇的作用，更優越的、內部更具差異性、各部分之間更加密切協調的社會逐漸戰勝了更落後的社會，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力量集中到了「掠奪活動最少、工業活動最多的共同體」手中。因此戰爭或破壞性競爭便讓位於工業社會的生產性競爭。(16)隨著尚武主義的衰落，征服方式為聯邦方式所取代。
費斯克長期以來一直相信雅利安人種比其他人種優越，(17)他也接受了「條頓」民主理論。(18)該學說將伴隨著盎格魯—撒克遜的擴張而來的一切征服都神聖化了。18世紀英國在殖民鬥爭中戰勝法國，是工業主義對尚武主義的勝利。對於美國戰勝西班牙和占領菲律賓，費斯克將其解釋為西班牙式的殖民和高級的英式方法之間衝突的高潮。(19)
1880年，費斯克應邀到英國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發表演講，舉辦了三場系列講座。講座主題「美國政治思想」（「American Political Ideas」）作為對盎格魯—撒克遜命題的申述，從此廣為人知。費斯克稱譽古羅馬帝國是和平的使者，但認為它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制度一直都不夠健全，因為它未能成功地將同心協力的行動與地方自治結合起來。要解決這一古老的需求，可以採取代議制民主和體現在新英格蘭地區城鎮中的地方自治的辦法來實現。通過保留美國的雅利安先祖們淳樸的鄉村民主，美國聯邦組織就會使眾多彼此各異的州有效地聯合起來成為可能。民主、多樣性與和平就會實現和諧共處。世界歷史接下來就是，這一高尚的雅利安政治制度在全世界擴散，戰爭徹底消除。
典型的達爾文主義者都特彆強調種族的生育能力，費斯克也不例外。據此，他仔細探討了英美民族的巨大人口潛力。美國至少可以養活7億人；而英國人民則將在幾個世紀內，連帶著車水馬龍的城市、興旺發達的農場、鐵路、電報以及所有文明設備一道，遍布非洲。這是盎格魯—撒克遜這個種族的天定命運。地球上每一片尚未被納入古老文明中心地帶的土地，在語言、傳統和血統上都應該成為英語世界。全人類將有五分之四的人可以把自家的世系溯源到在英國的列祖列宗。由於從旭日東升之地到夕陽西下之處，盎格魯—撒克遜人遍布，這個種族將牢牢控制海洋主權和英格蘭當初剛定居「新世界」時即已開始取得的商業霸權。(20)只要美國願意放棄其可恥的關稅，同世界其他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它就會運用——當然肯定是和平地運用——強大的壓力，使歐洲各國再也擔負不起軍備並最終看到和平與聯邦的好處。根據費斯克的說法，由此人類終將漸漸走出野蠻，真正成為基督徒。(21)
即使是習慣了在講台上大獲成功的費斯克，也沒有想到這些在英國以及美國國內發表的演講竟激起了如此巨大的熱情。(22)其1885年發表在《哈潑斯》（Harper’s）上的演講稿《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在全美各地城市反覆講了二十多次。(23)應總統海斯（Hayes）、首席大法官韋特（Waite）、馬薩諸塞州參議員霍爾（Hoar）和道威斯（Dawes）、謝爾曼將軍（General Sherman）、喬治·班克羅夫特以及其他人等的要求，費斯克又在華盛頓發表了多場演講，受到了政界人士的熱情招待，並被引見給了總統內閣。(24)
然而，作為擴張的代言人，費斯克在喬賽亞·斯特朗牧師大人（Rev. Josiah Strong）面前，可謂相形見絀。後者的著作《我們國家：可能的未來與當前的危機》（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於1885年出版，很快僅英文版就售出17. 5萬冊。斯特朗當時是美國福音派協會的幹事，他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傳教籌款。斯特朗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能力，能把達爾文和斯賓塞的著作改得同美國鄉村新教的先入之見一模一樣。正是這種能力，使他的這部著作成為了那個時代最具啟發性的文獻之一。斯特朗為美國的物力資源歡欣鼓舞，但對其精神生活很不滿意。他反對移民、天主教徒、摩門教徒、酒館、菸草、大城市、社會主義者和財富集中，在他看來，所有這些都是對我們這個共和國的嚴重威脅。不過，對於普遍進步、物質與道德，以及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未來，他的信念依舊百折不撓。斯特朗從經濟角度對帝國主義進行了論證。他比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早十年，就從公共土地即將耗盡當中看到了國家發展的轉折點。然而，正是盎格魯—撒克遜主義讓他的熱情高漲到了頂點。斯特朗說，作為公民自由和純粹關乎心靈的基督教的承載者，盎格魯—撒克遜人
……比其他歐洲種族的人口繁殖更快。它已經擁有了整個地球的三分之一，隨著它的成長，這個數量還會增加。到1980年，全世界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人數至少應該達到7. 13億。由於北美比小小的英吉利島大得多，這裡將成為盎格魯—撒克遜領土的中心所在地。
如果人類的進步遵循這麼一條發展規律，即「時間的後嗣中，最後出生的那位最高貴」，那我們的文明就應該是最高貴的，因為我們是「最重要的時間檔案中所有年代的後嗣」；而且我們不僅占據了具有控制力的緯度，我們的土地也是在那個緯度帶上被最後占領的。北溫帶再也沒有其他可供墾殖的處女地。如果人類進步的圓滿狀態不在這裡尋找，如果還存在一種更高級的文明有待綻放，那產生它的土壤又在哪裡？(25)
斯特朗接著給大家講解了比蘇格蘭人或英格蘭人更大、更壯、更高的這麼一種新的、更好的體型是如何在美國出現的。斯特朗洋洋自得地指出，在《人類的由來》中寫下這麼一段話時，達爾文本人就已經從美國人更加充沛的活力中見到了自然選擇在起作用的一個實例：
那種認為美國人的性格以及美國取得的驚人進步都是自然選擇結果的看法，顯然頗為真實，因為在過去的十到十二代人的時間內，來自歐洲各地那些相比留在老家的鄰里更充滿活力、更不願滿足、更無所畏懼的人，都移民到了那個偉大的國家，並且在那裡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辛克牧師說：「所有其他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催生希臘精神文化的事件，促成羅馬帝國建立的事件，只有將其同盎格魯—撒克遜人向西遷徙的奔騰巨流聯繫起來觀察，或者更確切地說，將其視為這條大江大河的……支流，才能彰顯其意義和價值。」展望遙遠的未來，我認為他的看法並不誇張。(26)
斯特朗又回到他的主題，即世界上尚未被占領的土地正在被填滿，美國的人口不久也將像歐洲和亞洲的人口一樣，面臨生存壓力，他聲稱：
那時，世界將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種族終極競爭。盎格魯—撒克遜人正在接受教育訓練，為這種終極競爭作準備。如果我沒有預測錯的話，這個強大的種族將往南向墨西哥、向中美洲南美洲，往外向海上諸島、跨洋向非洲，乃至更遠的地方遷移。而又有誰能懷疑，這一種族競爭的結果，將是「適者生存」？(27)
二
雖然在莊嚴的辯論場合，涉及的重要議題都是具體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如對華貿易和極度必要的海權等問題，但擴張運動是從更一般的意識形態概念出發去尋找依據的。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的吸引力就反映在擴張運動的政治領導人對它的堅持上。在參議員阿爾伯特·T. 貝弗里奇（Albert T. Beveridge）和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西奧多·羅斯福政府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以及總統本人的觀念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勢不可擋的命運的理念。在吞併菲律賓的鬥爭中，當帝國政策這個更大的問題被拋出來公開辯論時，擴張主義者馬上援引進步法則、擴張的必然趨勢、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天定命運和適者生存，毫不猶豫。1899年，貝弗里奇在參議院聲嘶力竭地高呼：
一千年來，主讓我們講英語的條頓民族要作好準備，從來就不只是為了徒然的孤芳自賞。真的不是這樣的！他讓我們成為這個世界精湛的組織大師，好叫我們在混亂的地區確立制度。……他讓我們成為嫻於治國的行家裡手，好叫我們統治沒有開化的野蠻人和垂垂老朽的民族。(28)
西奧多·羅斯福在他最令人難忘的帝國主義訓詞《奮鬥不息》（「The Strenuous Life」，1899）中，就美國在國際生存鬥爭中被淘汰的可能性發出警告：
我們不能迴避我們在夏威夷、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的責任。我們所能決定的僅是，我們是要以有助於提高我國聲譽的方式來處理這些新問題，還是讓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成為我們歷史上黑暗可恥的一頁。……膽小如鼠之輩，懶惰因循之徒，不信任自己國家的夥計，文明過度、喪失了鬥爭精神和駕馭能力的傢伙，以及麻木魯鈍、靈魂無法感受到讓「堅定不移的人們滿腦子都是帝國」的那種強大的向上力量的人，所有這些人當然都畏縮不前，不敢看到國家承擔新的責任。……
那麼，我來告訴大家，我的同胞們，我們國家呼喚的不是追求安逸自在，而是艱苦奮鬥。20世紀赫然逼近我們眼前，事關許多國家的命運。如果我們袖手旁觀，如果我們只追求虛浮懶散的自在，苟且偷安，如果我們在必須冒著生命危險和放棄自己所珍視的一切才能贏得勝利的艱苦鬥爭中臨陣退縮，那些更勇敢、更強大的民族就會超過我們，並贏得對世界的統治。(29)
海約翰從擴張的衝動中發現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宇宙趨勢」的跡象。「沒有哪個人、哪個政黨，能夠在同一種宇宙趨勢的對抗中，獲得哪怕一絲機會，取得最後勝利；再怎麼聰明，再怎麼深孚眾望，都抵敵不住時代精神。」(30)幾年後，另一位作家呼應道：「如果說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國家也像個人一樣，都遵循著自身的存在規律，在其發展與衰落的過程中，它們都是自身所處的條件狀況的產物。在這些狀況下，它們自己的意志只起著部分作用，而且往往是最小的作用。」(31)菲律賓問題有時被描繪為美國命運的分水嶺，我們的抉擇將決定我們是應該再來一次新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大的擴張，還是作為一個垂垂老矣的民族向後退卻而至衰落。前駐暹羅公使約翰·巴雷特（John Barrett）說：
現在正是關鍵時刻，美國應該繃緊每一根神經，全力以赴，在已經開始的爭奪太平洋霸權的強勁鬥爭中保持領先。抓住了機會，我們可能就永遠成為領跑者；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遲鈍懶散，我們就將一直落後，直至世界末日也翻不了身。適者生存的法則既適用於動物王國，也適用於國家。這是列強在殘酷、無情的競爭中奉行的一條殘酷、無情的基本原則。除非我們被訓練得能夠壓不彎，摧不垮，並且足夠強大，能跟上別人，否則這些列強將在我們身上踩來踩去，沒有憐憫，也不會心生悔恨。(32)
著名記者、經濟學家查爾斯·A. 科南特（Charles A. Conant）操心的是，「如果不想被社會革命動搖當前經濟秩序的整個結構的話」，就必須為過剩資本找到出路。他認為：
……適者生存法則，還有自我保存法則，正在把我們的人民趕上一條無疑與過去的政策相背離的道路，但這條道路必然被當前新的條件和新的要求給標記出來。(33)
科南特警告說，如果國家不立即抓住機遇，就有可能走向衰落。(34)另一位作家則認為殖民擴張政策在美國歷史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們已經殖民了西部。問題不在於我們現在是否應該著手殖民事業，而在於我們是否應該把我們的殖民遺產轉入新的渠道。「我們不應忘記，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就是個擴張性的種族。」(35)
儘管神秘兮兮的盎格魯—撒克遜是應強力擴張的需要而生的，但它也有自己較為和平的一面。其狂熱崇拜者通常都承認它與英國之間有一條強有力的紐帶；盎格魯—撒克遜學派的歷史學家們著力強調英美共同的政治遺產，在寫美國獨立戰爭這段歷史時，要麼將其寫得好像是尋常的政治演變的歷史長河中出現的一次暫時的誤解，要麼將其寫得好像給委頓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打了一劑頗受歡迎的強心針。
盎格魯—撒克遜傳奇的一大分枝，是一場邁向英美聯盟的運動，這一運動在19世紀末迅速結出了果實。儘管該運動孜孜不倦地堅信種族優越性，但其動機是和平的而不是軍國主義的，因為運動的追隨者普遍認為，英美兩國間的諒解、聯盟或聯邦將會開啟一個普遍和平與自由的「黃金時代」。(36)沒有任何可能的力量或力量組合能夠強大到足以挑戰這樣一個聯盟。這個參議員貝弗里奇所稱的「主為當今飽受戰爭蹂躪的世界爭取永久和平而讓講英語的人民形成的聯盟」，將是世界進化的下一個階段。英美聯合的倡導者相信，斯賓塞描述的從好戰文化到和平文化的轉變，以及丁尼生夢想的「人類議會、世界聯邦」，都將很快成為現實。
詹姆斯·K. 霍斯默在1890年即呼籲建立一個強大到足以頂住斯拉夫人、印度人或是中國人發起的任何挑戰的「英語世界互助會」（English Speaking Fraternity），志趣相投的國家之間形成的這種聯合，將是、也將只是向人類的博愛邁出的第一步。(37)然而，美國對英語世界聯盟的興趣，直到1897年才帶來一場得到鼓吹家、政治家以及文學家和歷史學家支持的重要運動。在美西戰爭期間，當歐陸國家對美國利益採取壓倒性的敵對態度時，英國的友好態度令人欣慰。雙方都對俄羅斯有所忌憚，都感覺到彼此在遠東的利益一致，這就進一步加強了種族共同命運觀。美國政界人士中根深蒂固的仇英心理——仇英最激烈的人中，就有羅斯福和洛奇——大大緩和。反帝主義者卡爾·舒爾茨（Carl Schurz）有個不甚成熟的看法，即，美西戰爭的最好結果之一，是反英情緒隨之而逝。(38)理察·奧爾尼（Richard Olney）在英美爆發委內瑞拉危機期間擔任克利夫蘭政府國務卿，彼時，他公然告訴英國，美國的法令就是西半球的法律。現在，他則寫了一篇題為《美國的國際孤立》（「The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文章，指出了同英國貿易的好處，並警告不要在我們國家在世界上孤立無援的時候，推行反英政策。(39) 奧爾尼表示希望英美進行外交合作，辯稱「家庭內部的爭吵」是過去的事，並提醒讀者：「既有國家的愛國主義，也有種族的愛國主義。」即便是海軍至上主義者馬漢（Mahan），也認可英國人，儘管他有一段時間覺得開展結盟運動還為時過早，但他非常友好地甘心讓英國人保持海軍優勢。(40)在19世紀末相當短的一段時間裡，盎格魯—撒克遜運動在上流社會風靡一時，政治家們都在嚴肅地談論著英美之間可能的政治同盟。(41)
然而，盎格魯—撒克遜熱需要同廣大民眾逆向而行。廣大民眾基於種族構成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不為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宣傳所動；甚至在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內部，這種狂熱的蓬勃魅力也僅僅限於世紀之交興奮的那幾年。「盎格魯—撒克遜」一詞冒犯了很多人，在有些西方國家，甚至召集了抗議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的會議。(42)美國政治中對英國傳統上的猜忌是怎麼也無法被克服的。海約翰1900年就抱怨說，「在報界和政客中普遍存在著對英國的瘋狂仇恨」。(43)當盎格魯—美利堅聯盟（Anglo-American Union）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復興時，大家寧可用「英語世界」而不用「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排他性在其中也不再起到重要作用。(44)然而，戰後美國強大的孤立底流，再次將這場運動一掃而空。
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政治不論在範圍上還是在持續時間上都是有限的。作為一種民族自我伸張學說，它有其影響的鼎盛時期；但作為一種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秩序學說，其影響可謂轉瞬即逝。即使是「盎格魯—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nglo-Americana）夢想家們的仁愛理想，也只是在現實政治需要的激發下，作為一個適時的、為那短暫和解辯護的正當理由，才找到了自己的現實意義。一個對自己的生物福祉和神聖使命充滿信心的「高級」種族能夠把世界和平強加於人的那一天，尚未到來。
三
由於缺乏強大的軍人階層，美國從來沒有出現過那股濃烈的，以至於膽大到足以為自己的利益去美化戰爭的軍事狂熱。像羅斯福的演講《奮鬥不息》那樣的迸發很是罕見。在美國作家中間，歌頌戰爭對種族的影響這種情況也很少見，儘管馬漢的伯樂、海軍少將史蒂芬·B. 魯斯（Stephen B. Luce）曾聲稱，戰爭是人類衝突的重要中介之一，「這種或那種形式的衝突似乎是有機世界中的存在法則。……若這種足可稱為生命之戰的鬥爭暫停片刻，毀滅便宣告勝利」。(45)大多數軍事作家似乎都同意斯賓塞的觀點，即，軍事衝突在推動原始文明的發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現在它作為進步工具的價值早已過時了。(46)
主張備戰的人通常並不認為戰爭天生有其可取之處，而寧願引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欲求和平，唯有備戰。」馬漢承認：「我們確實要將和平作為人類肯定希望達到的目標來頂禮膜拜，但我們切不要像小男孩從樹上生拉硬拽一顆沒有長熟的果子那樣幻想和平。」(47)
另一些人則認為衝突是事物固有的性質，而且必須將其視為一種不幸的必然性並早作準備。與西班牙的那場短暫的、輕輕鬆鬆的戰爭中出現的軍事狂熱一平息下來，從1898年到1917年，就這麼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強國，其人民的心理竟是令人莫名驚詫地惶恐不安，戒心滿滿。在優生學運動的鼓舞下，人們談論著種族退化，談論著種族自殺，談論著西方文明的衰落，談論著西方民族的暮氣沉沉、衰弱無能，談論著「黃禍」（Yellow Peril）。對衰敗的警告通常都會再加上對復興民族精神的勸勉。
悲觀主義作家中最受歡迎的一位是英國人查爾斯·皮爾遜（Charles Pearson）。此人曾在維多利亞時代擔任過英帝國的教育大臣，其充滿哀嘆氣息的著作《國民的生活與國民性格》（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於1893年在英國和美國出版，對西方文化的前景作出了令人沮喪的預測。皮爾遜認為，高等種族只能在溫帶地區生活，而且永遠無法在熱帶地區進行有效的殖民活動。人口過剩和經濟上的迫切需要將會催生國家社會主義，後者將把觸角伸向西方國民生活的各個角落。由於公民對國家的依賴日益增加，民族主義就會滋長，宗教、家庭生活和老式的道德就會衰落。人民也會被整合進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因為只有這樣的帝國才具備生存的能力。龐大的軍隊、超大的城市、巨額的國債，將加速文化的沒落。競爭的下降，再加上公立教育，將使智力活動變得更加機械化，並剝奪它的主動性，而單是這主動性本身，就能夠讓人在藝術方面取得傑出成就。其結果將是一個老年人的世界，一個科學而非審美的世界，一個踏步不前、安常習故的世界，一個沒有冒險、活力、光明、希望或是野心的世界。與此同時，其他種族也不會喪失活力，因為生物學表明，低等種族比高等種族更能生孩子。中國人、印度人、黑人不可能被滅絕，相反，他們可能會通過工業手段而非軍事手段來挑戰西方文明至高無上的獨尊地位。對於占統治地位的種族來說，它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許就是拿出勇氣和尊嚴去直面未來。
說什麼「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了，我們的領頭位置不會因此蒙受恥辱」，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們以為這個世界註定屬於雅利安人種和基督教信仰，註定屬於我們從過去的黃金時代繼承下來的文學、藝術和魅力十足的社會儀禮，而我們自己卻正在為爭奪這個世界的霸權相互鬥爭。我們應該清醒過來，發現我們自己相互之間都在你擠我推，也許甚至已經被我們瞧不起的那些奴顏婢膝的、我們以為一定會永遠服侍我們的人，推到了一旁。唯一令人欣慰的將是，改變一直以來都是必然的。我們從事的工作一直就是組織世界、創造世界，把和平、法律與秩序帶往世界各地，讓其他人可以進入這樣的世界、享受這樣的世界。然而，我們中有些人的等級觀念真的是太過強烈了，以至於他們這麼想的時候也不會覺得過意不去：那一天到來時，我們早就死了。(48)
皮爾遜的擔心開啟了人們對19世紀80年代費斯克和斯特朗所表現出來的樂觀主義的回應。對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來說，1893年的恐慌造成的震驚和隨之而來的長期蕭條帶來的深深的社會不滿，讓他們踉踉蹌蹌、心煩意亂，因而皮爾遜的末日預言看上去頗有幾分真實。這些預言特別投合19世紀90年代亨利·亞當斯的陰鬱悲觀情緒。在給C. M. 蓋斯凱爾（C. M. Gaskell）的信中，他寫道：
我確信皮爾遜是對的，黑種人數量正在趕上我們，他們在海地已經趕上了，在整個西印度群島和我們的南部各州都正在逼近。再過五十年，白人種族將不得不通過戰爭和遊牧入侵的方式，重新征服熱帶地區，否則就只能坐困在北緯40˚以北。(49)
對他的兄弟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來說，悲觀主義可不僅僅限於個人的絕望。在他的研究《文明與衰亡的法則》（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1896）中，布魯克斯·亞當斯就社會變化表象背後更深層次的歷史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亞當斯下面這段話多少會讓人想到斯賓塞。他說，力能法則（the law of force）是普遍存在的，動物的生命只是太陽的能量被耗散的一個出口。人類社會是動物生命的形式，其能量因其自然稟賦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社會都遵循這樣一個普遍規律，即一個團體的社會運動同它的能量和質量是成比例的，而其集中化的程度又是同它的質量成比例的。一個社會在日常的生存鬥爭中沒有被消耗掉的多餘能量物質，可以作為財富儲存起來，而儲存的能量又通過征服或是經濟競爭優勢，從一個團體輸送到另一個團體。每個種族早晚都會達到戰爭能量的極限，進入經濟競爭階段。當剩餘能量積累到超過生產能量時，就成為社會控制力量。資本變得專橫了。經濟與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以想像力、情感和軍事藝術為代價的。一個靜止不變的時期可能隨之而來，直到戰爭或能量耗盡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時候才告結束。
然而，現有證據指向的似乎是這樣：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在經濟競爭的壓力下解體，只是因為種族的能量已經耗盡。結果便是，這樣一個共同體的倖存者缺乏重新聚集能量所必需的力量，因而可能必須處於沒有活動能力的惰性狀態，直到輸入野蠻人的血液，獲得新鮮的、能量滿滿的物質。(50)
在接下來的著作《美國經濟霸權》（America’s Economic Supremacy，1900）和《新帝國》（The New Empire，1902）中，亞當斯以物理學、生物學、地理學和經濟學為基礎，對社會作出了一個唯物主義解釋。在考察了可以名垂青史的諸國的興衰後，他將霸權變化的原因歸結為基本貿易路線發生了改變。亞當斯察覺出，經濟文明的中心，又一次處在轉移的過程中，現正在美國歇腳落戶，但他警告說：「霸權總是在勝利的同時伴隨著犧牲，而命運很少眷顧那些除了精力充沛和勤勞忙碌之外，沒有被武裝起來、沒有被組織起來、還缺乏大膽冒險精神的人。」(51)
大自然往往青睞那些運行成本最低的有機體，也就是能源消耗最節省的有機體。鋪張浪費的有機體，大自然是不接納的，這樣的有機體不是被征服，就是被商業給滅絕。亞當斯特別擔心美國在東方同俄國發生衝突，並認為，美國應該為此把自己好好武裝起來。(52)關於美國走向集權帝國的趨勢，他如此寫道：
此外，美國人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場殊死的較量——這場鬥爭不再針對單個國家，而是針對一個大陸。世界體系容不下兩個財富中心，容不下兩個帝國中心。一個有機體終將摧毀另一個有機體。弱者必須屈服。在商業競爭環境下，哪個社會運行成本最低，哪個社會就幸免於難；但對一個族群來說，被賤賣往往比被征服更加致命。(53)
比布魯克斯·亞當斯更有影響的是海軍上校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其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讓他成為世界上最卓越的海軍至上主義吹鼓手。在《美國在海權中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1897）中，他敦促美國採取更強有力的政策，不要再奉行當前的「消極自衛」。馬漢指出：
我們周圍現在充滿了爭鬥：「生命鬥爭」「生命競賽」，這些字眼是如此的熟悉，以至我們要是不停下來思考思考，都感覺不到它們究竟意味著什麼。到處都是民族對抗民族，我們民族和其他民族也是一樣。(54)
對於皮爾遜和布魯克斯·亞當斯預測的可能出現的結果，有些人極力鼓動全國人民加以反對，西奧多·羅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對於皮爾遜的悲觀主義，他認為根本就沒有什麼理由：羅斯福雖然承認文明國家註定不會統治熱帶地區，但決不相信白人種族竟會灰心喪氣或是被熱帶地區的種族給嚇倒。當西方制度以及民主政府本身擴展到熱帶地區時，出現一場令人難以承受的工業競爭的危險就會小得多；而如果沒有顯著西化，那種高工業效率似乎也不太可能實現。羅斯福對自己友人布魯克斯·亞當斯的工作，好感總歸要多一些，但那些悲觀透頂的預言又一次激起他的反應。他不相信隨著文明的進步，尚武類型的人必然衰敗。他以俄羅斯和西班牙為例，認為不應把國家衰落的現象同不斷推進的工業主義聯繫得太過緊密。只是在亞當斯提到美國未能繁育足夠多的健康孩子時，他才觸及了我們社會面臨的真正危險。(55)這才是羅斯福內心關切的主題。羅斯福大聲嚷嚷著擔心出生率下降帶來種族衰落的危險，對生殖和母性主題樂此不疲。如果平均下來一對夫婦不能生育四個孩子，種族的數量就不能維持下去。他警告說，如果美國和大英帝國的種族衰落進程就這麼持續下去，白種人的未來將落在德國人和斯拉夫人手中。(56)
與擔心種族衰落和喪失戰鬥力相關聯的是，1905年至1916年間人們大肆談論起「黃禍」的威脅。(57)在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之前，西方對日本的態度，主流一直都是友好的。然而，隨著日本展現出令人信服的軍事造詣，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就像1871年德國勝利後他們對待德國的態度一樣。(58)在美國，人們對日本人的擔憂在加利福尼亞尤為強烈，那裡的人對東方來的移民的怨恨，已經長達三十多年。(59)追求轟動效應的新聞界開始拿日本人的威脅作文章，乃至偶爾刺激大家對戰爭的恐慌。(60)
1904年，一向極力主張種族自我伸張的傑克·倫敦（Jack London）在《舊金山觀察家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警告說，倘若真有那麼一天，日本人的組織能力和統治能力達到掌控數量龐大的中國人的巨大勞動能力的程度，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就可能面臨著威脅。他認為，迫在眉睫的種族衝突，可能會在他自己所在的時代到達危急關頭。
種族冒險的可能性並沒有消失。我們身在其中。斯拉夫人正蓄勢待發，隨時準備開始。黃種人和棕種人為什麼就不可以來一次與我們自己的同樣大而又更加獨特的冒險呢？(61)
休·H. 臘斯克（Hugh H. Lusk）認為，日本人的威脅只是蒙古人種普遍覺醒的一小部分。由於古老的人口問題，他們迫切的擴張欲望可能很快就會把他們送上太平洋，並最終送到美國西南部以及經由墨西哥送到美國大門口。(62)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黃禍」論達到了頂點，國會議員都在公開談論太平洋地區不可避免的衝突。(63)
美國人當中最接近德國軍國主義作家馮·伯恩哈迪（von Bernhardi）將軍的，也許是荷馬李將軍。荷馬李是一位人生經歷煞是豐富的軍事冒險家，曾參加過鎮壓義和團運動，後來成為孫中山的顧問。他的軍國主義直接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上。他堅信，國家就像有機體一樣，依靠生長和擴張來抵禦疾病和衰朽。
正如體力代表了人類為生存而鬥爭的力量一樣，軍事力量也同樣被算作國家的力量；理想、法律和組織都只是短暫的光輝，只有在這種力量生機勃勃時才是實在的。正如男子氣概標示了人類身體活力的高度一樣，一個國家的軍事勝利也標示了這個國家肉身偉大的頂峰。(64)
戰鬥狀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為生存而鬥爭的戰鬥、征服戰鬥，以及霸權戰鬥或維護所有權的戰鬥。正是在第一階段，也即生存鬥爭階段，一個民族的才智達到了自己的頂峰；這種鬥爭越是艱苦，戰鬥精神就越是發達，結果便是征服者往往來自人煙稀少的荒原或滿是岩石的島嶼。鬥爭與生存的法則是普遍的、不可改變的，民族的存續取決於它對這些規律的認識。
盤算著阻撓它們、抄近路規避或是迂迴繞過它們、欺騙它們、蔑視和褻瀆它們，都是愚不可及的，搞得好像僅靠人類的別出心裁就可以做到似的。歷史從未證明這麼做是正確的——人類卻總是這麼做——而最後的結局都是無法收拾，終至毀滅性的災難。(65)
荷馬李對日本人入侵美國的可能性發出了警告，並爭辯說，解決同日本之間的戰爭問題的辦法是發起土地運動，為此，國家需要建設一支比當前強大得多的軍隊。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軍事建制，西海岸將面臨敵人入侵的致命危險。至於敵人的入侵策略，李早有具體翔實的推演。
李進一步警告說，撒克遜各種族竟然准許自己人民的戰鬥性下降，這是在藐視自然法則。他堅信，讓個人慾望凌駕於國家生存所需之上的墮落傾向，對盎格魯—撒克遜人遍及全世界的權力構成了威脅。被大量非盎格魯—撒克遜移民淹沒的美國，已慢慢地不再是撒克遜種族的堡壘。大英帝國因為有色人種已經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撒克遜時代即將結束。撒克遜人還沒有作好準備來迎接德國人與撒克遜人之間即將展開的鬥爭。解決盎格魯—撒克遜衰落的辦法只有一個：加強戰鬥性。聯盟在戰爭中不堪一擊，但普遍義務兵役制興許可以遏制已經令人擔憂的下滑趨勢。(66)
主張備戰的人也從生物學角度提出了與李相似的呼籲。哈德森·馬克沁（Hudson Maxim）是無煙火藥的發明者，馬克沁機槍發明者海勒姆·馬克沁（Hiram Maxim）的兄弟。他出版了一本名為《不設防的美利堅》（Defenseless America, 1914）的著作，該書被赫斯特國際圖書社（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廣泛發行。馬克沁警告說：「自我保存是大自然的第一法則，這個法則適用於個人，同樣也完全適用於國家。我們美利堅共和國（American Republic）除非遵守生存法則，否則就無法生存。」他認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鬥爭動物，人類的本性一直以來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不作好鬥爭準備，就有被滅絕的危險；而備戰則可止戰。(67)
在有組織的備戰運動的戰時領導人中間，也可以發現類似的哲學。(68)國家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下設的建設性愛國主義大會（Congress of Constructive Patriotism）主席S. 斯坦伍德·門肯（S. Stanwood Menken）警告各位委員，適者生存法則適用於國家，美國只有實現全民覺醒，才可以聲稱自己是適者。(69)倫納德·伍德將軍（Leonard Wood）對抑制戰爭的可能性表示懷疑，說這麼做的「難度簡直不亞於要讓支配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則即適者生存法則實際上歸於無效」。(70)儘管從生物學方面對軍國主義進行論證在美國領導人中還談不上是主旋律，但這種做法確實為他們訴諸達爾文主義化的民族心理打下了重要基礎。
四
到1898年擴張問題已經出現時，反帝主義者一直都未曾力圖對種族訴求作出回應，或是將這種訴求同其達爾文主義的框架脫離。他們寧願忽視種族命運這一寬泛的主題，而將精力集中在呼籲回歸美國傳統上。政黨聯合事件無疑對有政治頭腦的反擴張主義者不願攻擊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論教條產生了影響，因為民主黨——其力量在「團結一致的南部」（Solid South）最雄厚——是反對派的堡壘，另外，否認盎格魯—撒克遜神話只會挑起種族問題，而回應不了擴張主義領導人的根本論點。然而，有些民主黨人卻將擴張的種族角度倒轉過來，將其作為反對吞併海外領土的證據。國會中有人，特別是有些南方議員，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即：承擔起統治菲律賓人的責任，就是把一個陌生的、性情不合志趣不投的、無法被同化的、可能也沒有能力在民主自治方面達到盎格魯—撒克遜人高度的民族，納入我們的政治結構。弗吉尼亞州參議員約翰·W. 丹尼爾（John W. Daniel）1899年宣稱：
有一件事是時間和教育都改變不了的。你可以改變豹的斑點，但你永遠改變不了上帝創造的各種族的不同品質，因為上帝這麼做，就是為了讓不同種族在世界的教化和開化過程中完成各自單獨的、截然不同的任務。(71)
那時候，接受科學訓練的人還沒有像現在人類學所鼓勵的那樣，在種族等勢（racial equipotentiality）方面採取超前立場，這一觀念在當時也沒有廣泛普及。當然也有例外。1894年，弗朗茲·博厄斯在他作為美國科學促進會人類學分會副會長發表的觀點新穎且充滿懷疑的演說中，就當時普遍存在的對待有色人種的態度，提出了具有說服力的批評。他指出，由於白人的文明程度「更高」，因而他們種族的天分也就更高，這種無憑無據的看法很普遍。人們很是幼稚地將白人的文化標準認作規範，只要和規範有偏差，這個偏差就被自動看作是某一低級文化類型的特徵。博厄斯把歐洲人的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性歸因於他們的歷史發展環境，而非他們自己內在的固有能力。(72)
威廉·Z. 雷普利（William Z. Ripley）的紮實研究《歐洲的人種》（The Races of Europe，1897）也向受過教育的讀者介紹了種族觀念的某些複雜性，並推翻了雅利安神話。然而，除了專家或是好奇的門外漢之外，人們對這些問題知之甚少；而且出於各種實用的目的，在討論中也會去偏護這種神話，除非訴諸其他偏見，否則盎格魯—撒克遜神話那些自鳴得意的斷語根本容不得爭辯。學者中常見的，是襲自海克爾生物發生律（Biogenetic Law）的觀念，即既然個人的發展是種族發展的重演，未開化的人就必須被看作是處在童年或青少年時期被管束的階段——即如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言，「半是魔鬼，半是孩童」。(73)著名心理學家、教育家G. 斯坦利·霍爾（G. Stanley Hall）在他的研究《青春期》（Adolescence，1904）中，接受了這種看法。雖然霍爾覺得落後民族的那種像孩子般的天真無邪，讓他們有權得到他們種系發展中的「長輩」的親切相待和同情憐愛，後者應該恥於向兒童發動戰爭，但作為重演說之基礎的對原始文化的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並不適合用來攪亂那些種族優越論的代言人。(74)
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對種族不平等的教條提出挑戰需要一定的勇氣。很少有人能像托爾斯泰（Tolstoi）的美國門徒歐內斯特·霍華德·克羅斯比（Ernest Howard Crosby）那樣走得這麼遠。他不僅寫出了「一個讓世界庸俗化的盎格魯—撒克遜聯盟」這樣的話，而且通過對吉卜林的頗負盛名的戲仿暗示，西方文明的種種好處，對偏僻的海島上那些節奏緩慢的人群來說，並不是什麼理想的事。(75)然而，即便很少有人能像克羅斯比那樣，但威廉·詹姆斯還是表達了支持，後者就認為，我們「在呂宋摧毀了世界上唯一神聖的東西，一個民族生命的自發的萌芽」。(76)雖然很少有反帝主義者願意挑戰白人優越論或盎格魯—撒克遜人優越論的基本假設，但還是有人懷疑通過征服或者兼併來傳播文明有什麼好處。這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很有可能會同意派往菲律賓鎮壓阿吉納爾多起義的部隊中某一個團里的黑人士兵在厭戰時刻的說法，他們說，「這副聲名狼藉的白人重擔一點兒也不像人們吹的那樣」。(77)
對反帝主義者來說，最有用的爭辯是訴諸美國精神的各項傳統，這種慣常做法好在無需引入新的、人們不熟悉的概念。大家認為，擴張意味著接納在語言、習俗和制度上與自己格格不入的種族。這就意味著殖民官僚體制的開始。這種體制會去笨拙地模仿英國的方式。這就需要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結果便是沉重的稅收負擔。對無力無助的民族進行統治和剝削，將使美國民主最優秀的傳統蒙羞，而這些優秀傳統一直堅持，只有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政府才具有合法性。一個在自己的陸界內如此富有和偉大的國家，沒有進一步擴張的迫切需要，擴張風險大收益小。開啟帝國生涯將把美國完全直接帶入世界政治遊戲，包括其所有的軍國主義性質的仇恨和窮兵黷武的行為。這背後隱藏著為保衛海外財產去不斷發動戰爭的危險。(78)
反帝人物中最活躍的，是一度擔任反帝聯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副主席的威廉·詹姆斯。他時不時給波士頓《晚訊報》（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去一封情緒憤怒的信，譴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他控訴「白人重擔論」「天定命運論」：
哪裡還能找得到比這更加證據確鑿的對整個臃腫的、被當作偶像加以崇拜的「現代文明」的控訴嗎？果真是這個樣子的話，那文明就是巨大的、空心的、發出轟轟迴響、使人腐化墮落、催人矯揉造作、令人迷惑糊塗的，只有殘酷的衝力和非理性而別無他物的湍流，它結出來的果實就是這個樣子！(79)
在一篇駁斥西奧多·羅斯福演講《奮鬥不息》的強硬文章中，他斷言羅斯福「精神上仍處在青春期初期的狂飆階段」，在發表關於人類事務的演講時，「只有一個角度，就是想方設法刺激大家的情緒，而且只講這些事可能會給美國造成的困難」，還總是滔滔不絕地說戰爭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至於有哪些方面值得我們去做，羅斯福「不置一詞……他所告訴我們的一切就是，這個敵人和那個敵人別無二致。……他將一切都淹沒在抽象的好戰情緒的洪流之中」。(80)
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也從反擴張主義者的武器庫里撿出幾乎所有武器來攻擊帝國主義念頭。那些熟悉薩姆納在民主問題上乾脆利落地打破舊習的人，要是看到這位毫不妥協的教導者為了向帝國主義者開戰甚至準備放棄國家的民主原則，或許使勁地揉過自己的眼睛；但他的爭辯帶著一種無可置疑的真誠，特別是這麼做又一次危及了他在耶魯的處境。「我的愛國主義，」他高呼，「就是對下面的看法出離憤怒的愛國主義，這種看法就是：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直到它擊敗了西班牙，才成就了自己的偉大。事實上，美國只是在一場歷時三個月的小規模戰役中，擊垮了一個可憐的、衰朽的、完全沒有價值的舊國家。」(81)
在所有和平倡導者和擴張主義反對者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斯坦福大學校長大衛·斯塔爾·喬丹。喬丹做了一件別人沒有做的事，那就是在美國人心目中確立了戰爭是一種生物學上的邪惡而非善行的觀念，因為它帶走了身體上和精神上的適者，留下了不那麼合適的人。喬丹在南北戰爭中失去了一個哥哥，1898年開始對裁軍和國際仲裁運動產生興趣。作為一名傑出的生物學家和優生學運動的領袖，他把注意力轉向戰爭的生物學方面。在美西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喬丹採用人體計測、傷亡統計、內戰老兵的回憶以及其他生物學家的結論等各種廣泛的證據，來闡述他的主題。喬丹指出，達爾文本人也贊同，戰爭會對人類產生不良影響，會導致種族退化。(82)喬丹成為愛國者、軍國主義者和倡導作好戰爭準備的人士最愛的靶垛，他們指出，在以往時代，戰爭不斷，種族也在持續不斷地改良，這足以作為駁斥其命題的證據。(83)
雖然喬丹未能使這個國家接受自己的准和平主義觀點，但他確實給後人留下了一條深刻的信念：戰爭會導致人種的退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裡，由於人們普遍反對軍國主義，他的學說得到了鞏固，也因著被那些最常見的書報資料不斷複述而受到崇奉。比如《周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編輯在1921年寫道：
要麼裁軍，要麼死亡。這是所有敢於探明事實的人都要面對的一種選擇。不怕面對事實的人懂得，就像大自然滅絕弱者、不適者一樣，戰爭會滅絕強壯的人、勇敢的人，奪走種族中最生機勃勃的血脈。(84)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以反軍國主義而非軍國主義的名義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是，戰爭時期的輿論氛圍，總體上是敵視生物軍國主義。大家覺得，這是敵人的哲學。對知識分子而言，權力政治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他們與之鬥爭的哲學不可分割的部分。(85)戰爭文學在刻畫殘忍的德國軍事領導人形象時，都會有一種想法，即賦予其形象這麼一個特徵：德國人的思想被一種刻意、任性、冷冰冰的非道德論哲學支配著。大家一直以為德國人崇拜特賴奇克、尼采、馮·伯恩哈迪以及其他軍國主義者。這些人讓德國人確信，他們是人類的精英，一個註定要征服歐洲或者世界的超人種族；這些人鼓吹強權帶來正義，戰爭是一種生物需求，適者生存證明徵服有理。人們一下子突然普遍對尼采和馮·伯恩哈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早在1914年10月，保羅·埃爾默·摩爾（Paul Elmer More）就評論說：「拜每天的新聞所賜，在大街上的人們那裡，尼采這個名字開始具有一種險惡的含義。」(86)
翻箱倒櫃地搜盡德國沙文主義作品的英美學者，是不會放過具有毀謗性的證據的。「好的戰爭會把任何事體都神聖化」，以及從尼采筆端流溢出的其他類似話語，都可以添進一長串活該受到譴責的引文之列。克勞斯·瓦格納（Klaus Wagner）在他的《戰爭》（Krieg，1906）中說：「古老的教士們宣揚戰爭是上帝的公正判決；現代自然科學家則在戰爭中看到了一種吉慶的選擇模式。」(87)馮·伯恩哈迪在他一版再版的《德國與下一場戰爭》（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中說：
戰爭……不只是民族生活中的必要成分，而且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一個真正文明的民族就是在其中找到力量和活力的最高表現。……戰爭給出了一項生物學上的公正抉擇，因為它的抉擇建立在事物的本質之上。……它不僅是一種生物法則，也是一種道德義務，就此而言，也是文明中一種不可或缺的要素。(88)
這場戰爭帶來了對德國哲學家、政治家和軍事領導人大量彼此類似的攻擊言論。其中，最具學術含量的，是由華萊士·諾特斯坦（Wallace Notestein）和埃爾默·E. 斯托爾（Elmer E. Stoll）編寫的《征服與文明：德國人是這麼說他們的目標的》（Conquest and Kultur, Aims of the Germans in Their Own Words）。該書在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領導的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因此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威廉·羅斯科·塞耶（William Roscoe Thayer）尤其熱衷於宣傳這種對德國人心態的演繹，他宣稱：
德國人四處看到的都是他們是上帝選民的證據。他們對進化論學說進行解讀，以圖從中為他們的抱負找到一個正當的理由。進化論教導人們「適者生存」。
超人哲學的捍衛者們嚴重依賴生物學來支撐他們的信條。他們被「適者生存」這句話給引入了歧途。聽到他們唧唧喳喳，你可能會推斷，只有適者才得以生存；或者反過來說，你生存下來了這一事實證明，你就是「適者」。(89)
當那些真正讀過尼采的人指出尼采對德國沙文主義唯有蔑視時，(90)便有人說，從連尼采自己都承認的自相矛盾中得出的核心觀念，就是德國的外交理念和軍國主義理念。(91)對於那種力圖向大家表明尼采的思想來源於達爾文主義的傾向，J. 愛德華·默瑟主教（Bishop J. Edward Mercer）感到頗為震驚，他為英國《十九世紀》（The English Nineteenth Century）寫了一篇捍衛達爾文的文章，闡述了達爾文的道德意識理論，並把他與尼采作了切割。(92)然而，達爾文的傳統形象仍然頑固地存在，甚至為那些對德國非常了解的學者所接受。(93)
在這種與武力哲學作鬥爭的必要性的引導下，拉爾夫·巴頓·佩里教授（Ralph Barton Perry）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所有作品發起了咄咄逼人的攻擊。在其駁斥達爾文主義化的倫理學和社會學的所有作品中，《當前的思想衝突》（Present Conflict of Ideals, 1918）內容最紮實，影響也最廣泛。這些反駁的頂點，就是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那些畸形怪物歸因到馮·伯恩哈迪和尼采頭上。(94)整個進化論信條，從達爾文和斯賓塞的進步遺產，到約翰·費斯克的膚淺樂觀，再到班傑明·基德的警告，最後到托馬斯·尼克森·卡弗的自然選擇經濟學，全都成了佩里教授斧下之鬼。像他之前的威廉·詹姆斯一樣，佩里指出了達爾文主義社會學本質上的循環性，即權力和力量是以生存來定義的，而生存反過來又是用力量和權力來加以解釋的。在達爾文主義看來，生存者類型和適者類別的所有變化都與隱秘的價值觀沒有關係；這個世界不存在任何價值問題，只有生存本身。羅馬用軍事力量征服世界，希臘用思想力量征服世界，抑或猶太用宗教情感力量征服世界，都是一樣的。不可否認，這種看法由於其生物學的本源，而的確表現出一種「偏愛更殘酷、更暴力的鬥爭形式的強烈傾向，因為它顯然更具有生物性」。(95)
和平主義者還利用了武力哲學的反應來反戈一擊。(96)應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之請，喬治·訥司密斯（George Nasmyth）1916年出版《社會進步與達爾文主義理論》（Social Progress and the Darwinian Theory）一書，普及了克魯泡特金和歐洲大陸最傑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批評家、俄國社會學家雅克·諾維考（Jacques Novicow）所做的工作。(97)訥司密斯聲稱，「知識界和公共輿論已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幾乎一致認為它是進化論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不是遵照該理論實際的社會重要性的要求，對其進行深挖細究的分析」。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斯賓塞要負主要責任。社會達爾文主義最重要的生物學上的錯誤是，它習慣於忽視物質宇宙，習慣於認為進步的原因不是人與環境的鬥爭而是人與人的鬥爭，而實際上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是結不出什麼果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另一個錯誤是，將「適者」錯誤地解讀為最強者，甚至是最殘忍的人，而對達爾文來說，適者只不過意味著最能適應現有條件而已。鬥爭也同戰敗者的全部死亡混淆在一起，而事實是這種自然選擇因素在人類中幾乎不起任何作用。整個互助現象被武力哲學全盤忽視，而正是由於互助，人類才有了在宇宙中的統治地位。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全人類是一個聯合體，所有戰爭都是內戰；然而，武力哲學家從不主張把內戰看作進步的源泉。(98)
除了有少數幾部值得注意的重要著作外，社會學這門學科仍然完全處於鬆散的、沒有條理的狀態。生物現象與社會事實混淆在一起。那些自稱是這方面專家的人，還會嚴肅地認為德法之間的各種關係等同於比如說貓和老鼠之間的關係，而不會因此嚴重損害他們的聲譽，也不會因此招來多少揶揄或是奚落。(99)
反軍國主義還連帶產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意外結果。弗農·凱洛格（Vernon Kellogg）是一位生物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領導下在比利時服役期間，結識了幾位德國軍事領導人。在一本關於自己經歷的書中，凱洛格稱，敵人的哲學是一種被冷酷無情地用於國家事務的赤裸裸的原生態達爾文主義。(100)凱洛格的書引起了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關注，強化了他認為進化觀念生性邪惡的基督教基要主義信念，堅定了他討伐這些進化觀念的決心。(101)約翰·T. 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就不僅因達爾文的理論遭了殃，也吃了布賴恩的苦頭。多年來，布賴恩一直對達爾文主義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憂心忡忡。1905年，彼時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執教的E. A. 羅斯就發現布賴恩在讀《人類的由來》，布賴恩告訴他，這樣的學說會「削弱民主事業，強化階級自豪感和財富的權力」。(102)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樣，在這一點上，布賴恩的直覺——憑他的智識也沒有那個能力去約束自己——真的很準。
(1) 達爾文本人並不是一位確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個事實，並不影響這類訴諸達爾文的觀點的貌似合理性。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中達爾文應負多大責任的討論，參見Bernhard J. Stern, Science and Society, VI (1942), 75–78。
(2) 參見Jacques Novicow, La Critique du Darwinisme Social (Paris, 1910), pp. 12–15。海斯和巴爾贊討論了達爾文主義對歐洲文化中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Carlton J. H. Hayes,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pp. 12–13, 246, 255 ff.; Jacques Barzun, Darwin,Marx, Wagner, passim.
(3) 「The Philosophy and Morals of War,」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IX (1889), 794.
(4) 普拉特在《美國擴張的意識形態》一文中引述了此話。Julius W. Prat,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xpansion,」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E. Dodd (Chicago, 1935), p. 344.
(5) Albert J.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chap. vii.
(6) 參見W. Stull Holt, 「The Idea of 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 (1940), 352–362。
(7)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1874), p. 23.
(8) The Letters of Henry Adams, II, 532.
(9) Edward Saveth, 「Race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XIV (1939), 421–441.
(10) A Short History of Anglo-Saxon Freedom (New York, 1890), p. 308.
(11) Ibid. , p. 309.
(12) Political Science a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 vi, 3–4, 39, 44–45.
(13) 參見A. B. 哈特（A. B. Hart）為《西奧多·羅斯福著作集》寫的前言，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III, xiv.
(14) Ibid. ,VIII, 3–4, 7. 羅斯福意識到了許多常見的「種族」術語（如「雅利安人」「條頓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空泛無聊，但他無法擺脫種族主義魔障。參見ibid. ,XII, 40–41,以及他對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的評論，ibid. , 106–112。1896年，他公開贊同勒龐（Le Bon）的種族主義，稱其「非常好，很真實」。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 (New York, 1925),I, 218.
(15) 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 II, 256 ff.
(16) Ibid. , II, 263. 另請參見The Destiny of Man, pp. 85 ff. 。
(17) 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 II, 341.
(18) 參見Civi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xiii;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assim。
(19) A Century of Science, p. 222;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p. 43–44.
(20)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 135.
(21) Ibid. , pp. 140–145.
(22) Clark,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Fiske, II, 139–140.
(23)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 7.
(24) Clark, op. cit. , II, 165–167.
(25) Our Country, p. 168.
(26) Ibid. , p. 170, 引自The Descent of Man, ed. unspecified, Part I, p. 142;達爾文參考的是辛克的Last Win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68), p. 29。
(27) Strong, op. cit. , pp. 171–175. 另請參閱比較斯特朗的The New Era (New York, 1893),chap. iv。
(28) Claude Bowers, Beveridge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Cambridge, 1932), p. 121.
(29) Roosevelt, op. cit. , XIII, pp. 322–323, 331.
(30) Tyler Dennett, John Hay (New York, 1933), p. 278.
(31) John R. Dos Passos, The Anglo-Saxon Century, p. 4.
(32) 「The Problem of the Philippines,」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VII (1898), 267.
(33) 「The Economic Basis of Imperialism,」 ibid. , (1898), 326.
(34) 「Can New Openings Be Found for Capital?」 Atlantic Monthly, LXXXIV (1899), 600–608.
(35) A. Lawrence Lowell,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bid. , LXXXIII(1899), 145–154.
(36) George Burton Adams, 「A Century of Anglo-Saxon Expansion,」 Atlantic Monthly,LXXIX (1897), 528–538; John R. Dos Passos, op. cit. , p. x; Charles A. Gardiner, The Proposed Anglo-Saxon Alliance (New York, 1898), p. 26; Lyman Abbot, 「The Basis of an Anglo-American Understanding,」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VI (1898), 513–521;John R.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Forum, XXV (1898), 14–26.
(37) Hosmer, op. cit. , chap. xx.
(38) Schurz, 「The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 Atlantic Monthly, LXXXII (1898), 436.
(39) Atlantic Monthly, LXXI (1898), 577–588. 試比較Dos Passos, op. cit. , p. 57。
(40) 參見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p. 27, 107–134。
(41) 參見Dennett, op. cit. , pp. 189, 219; Dos Passos, op. cit. , pp. 212–219, passim;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 I, 446;An American Response to Expressions of English Sympathy; Charles Waldstein,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Ideals and the World’s Peace (New York and London, 1899)。
(42) Waldstein, op. cit. , pp. 20, 22 ff.
(43) William R. Thayer,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Boston, 1915), II, 234.
(44) 最好的討論來自George L. Beer,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New York, 1917)。
(45) Stephen B. Luce, 「The Benefits of War,」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III (1891), 677.
(46) 參見Merle Curti, Peace or War, pp. 118–121; Harriet Bradbury, 「War as a Necessity of Evolution,」 Arena, XXI (1891), 95–96; Charles Morris, 「War as a Factor in Civilization,」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LVII (1895), 823–824; N. S. Shal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Warfare,」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II (1896), 328–340。
(47) Mahan, op. cit. , p. 267.
(48)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p. 85.
(49) Letters, II, 46.
(50)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pp. viii ff.
(51) America’s Economic Supremacy, p. 192.
(52) Ibid. , pp. 193–222.
(53) 「The New Industry Revolution,」 Atlantic Monthly, LXXXVII (1901), 165.
(54) Mahan, op. cit. , p. 18.
(55)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op. cit. , XIII, 220–222;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ibid. , XIII, 242–260.
(56) 「Race Decadence」 (1914), op. cit. , XII, 184–196. 試比較「A Letter from President Roosevelt on Race Suicid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XXXV(1907), 550–557。
(57) 參見J. F. Abbot, Japanese Expansion and American Policies (New York, 1916), chap. i。
(58) Payson J. Treat,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v. ed., Stanford, 1928), p. 187.
(59) 一位西海岸作家的觀點，參見Montaville Flowers, The Japanese Conquest of American Opinion (New York, 1917)。
(60) Sidney L. Gulick, America and the Orient (New York, 1916), pp. 1–27.
(61) 「The Yellow Peril,」 收錄於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10), pp. 282–283。
(62) 「The Real Yellow Peril,」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XXVI, (1907), 375–383. 試比較一種更溫和的觀點，J. O. P. Bland, 「The Real Yellow Peril,」 Atlantic Monthly, III(1913), 734–744。
(63) Abbott, op. cit.; S. L. Gulick, The American Japanese Problem (New York, 1914), chaps. xii, xiii. 有關戰後危言聳聽方面的例子，參見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George Brandes, 「The Passing of the white Race,」 Forum, LXV (1921), 254–256。洛斯羅普·斯托達德（Lothrop Stoddard）擔心，適者生存學說正開始讓西方人自食惡果。參見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pp. 23, 150, 167, 181–182, 219–221, 307–308。
(64) The Valor of Ignorance, pp. 8, 11.
(65) Ibid. , p. 44; 試比較p. 76。
(66) The Day of the Saxon, passim.
(67) Defenseless America, pp. v, 27–41, 240.
(68) 尤見亨利·A. 懷斯·伍德（Henry A. Wise Wood）為W. H. 霍布（W. H. Hobb）的《倫納德·伍德傳》一書所寫的序，Leonard Wood (New York, 1920)。
(69) Proceedings, Congress of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New York,1917), p. 16.
(70) Hermann Hagedorn, Leonard Wood (New York, 1931), II, 173.
(71) Congressional Record, 5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p. 1424.
(72) 「Human Faculty as Determined by Race,」 Proceeding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XLIII (1894), 301–327.
(73) 參見James M. Baldwin, Mental Development in the Child and in the Race (New York,1895), chap. i。
(74) 參見Adolescence (New York, 1905), Vol II, chap. xviii, 尤見pp. 647, 651, 698–700,714, 716–718, 748。
(75) 參見Swords and Ploughshares (New York, 1902), p. 54, passim。
(76) Perry,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311.
(77) Arena, XXII, 702.
(78) Merle Curti, op. cit. , pp. 178–182. 代表性的反帝論爭，參見David Starr Jordan, Imperial Democracy (New York, 1899); R. F. Pettigrew, The Course of Empire (New York, 1920),參議院發表的講話重印稿；George F. Hoar, Autobiography of Seventy Years (New York,1903), Vol. II, chap. xxxiii。另請參見Fred Harrington, 「Literary Aspects of American Anti-Imperialism,」 New England Quarterly, X (1937), 650–667。左翼觀點見Morrison I. Swift, Imperialism and Liberty (Los Angeles, 1899)。
(79) Perry, op. cit. , II, 311.
(80) 引自ibid. , II, 311–312。
(81) 「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 收錄於War and Other Essays, p. 334。
(82) 參見The Blood of the Nation (Boston, 1899); The Human Harvest (Boston, 1907); War and Waste (New York, 1912), chap. i; War’s Aftermath (New York, 1914); War and the Breed (Boston, 1915)。
(83) 參見Theodore Roosevelt, 「Twisted Eugenics,」 op. cit. , XII, 197–207; Hudson Maxim,op. cit. , 7–18; Charmian London, The Book of Jack London, II, 347–348。
(84)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Saturday Evening Post, CXCIV (August 20, 1921)，20.
(85) 參見William Archer, 「Fighting a Philosopher,」 North American Review, CCI (1915), 30–44。「貼切地說，我們鬥爭的對象是尼采哲學。」
(86) 「The Lust of Empire,」 Nation, XCIX (1914), 493.
(87) 引自Out of Their Own Mouths (New York, 1917), pp. 75–76。
(88) 引自ibid. , p. 151。
(89) Germany vs.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16), pp. 80–81; Volleys from a Non-Combatant(New York, 1919), p. 20; 試比較他為Out of Their Own Mouths寫的前言，p. xv。另請參見Michael A. Morrison, Sidelights on Germany (New York, 1918), pp. 34 ff. 。英國人的一種看法，參見J. H. Muirhead, German Philosophy in Relation to the War (London,1915)。馬克斯·伊士曼的《了解德國》是當時一部很有趣的為德國辯護的著作，Max Eastman, Understanding Germany (New York, 1916), 尤見pp. 60 ff. 。
(90) 「Blaming Nietzsche for It All,」 Literary Digest, XLIX (1914), 743–744; 「Did Nietzsche Cause the War?」 Educational Review, XLVIII (1914), 353–357.
(91) Archer, op. cit. , pp. 30–31.
(92) J. Edward Mercer, 「Nietzsche and Darwinism,」 Nineteenth Century, LXXVII (1915),421–431.
(93) 參見弗雷德里克·惠特里奇引用的G. 斯坦利·霍爾的話，Frederick Whitridge, One American’s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War (New York, 1914), pp. 37–39。另可參見Halls Morale (New York, 1920), pp. 10–14。
(94) The Present Conflict of Ideals, pp. 425–428。
(95) Ibid. , p. 145.
(96) Curti, op. cit. , pp. 119–121.
(97) 參見Novicow. op. cit. , and Les Luttes entre Sociétés Humaines (Paris, 1893)。
(98)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Darwinian Theory, pp. 21, 29, 53–60, 64–68, 79, passim.
(99) Ibid. , p. 115.
(100) Headquarters Nights (Boston, 1917).
(101) 參見Wayne C. William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New York, 1936), p. 449。
(102) Seventy Years of It, p. 88. 試比較布賴恩的In His Image (New York, 1922), pp. 107–110, 12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