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 · 第八章　社會理論中的各種趨勢，1890—1915

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社會領域的理論探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又將怎樣擺脫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幽靈是否會借屍還魂？ 除了可能向一種以效仿觀念和身份觀念為鮮明特徵的文化狀況復歸外，從邏輯上講，體現在基督教兄弟情誼原則中的古老的、在種族問題上的偏好，我們應該繼續加以肯定，而放棄競爭性商業的金錢道德。 ——托斯丹·凡勃倫 人生百態，生存鬥爭不過是其中倏然而逝的體驗之一，此刻在許多人看來，它卻是宇宙中居於支配地位的事實。究其緣由，主要是大量有趣的解釋，讓其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在這一緊要之處，既然匯聚了大量前人，也就肯定會有諸多來者。 ——查爾斯·霍頓·庫利 一 進化論對心理學、民族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卻未能促使經濟學發生類似轉變。在眾多可以看成是經濟學家的人物中，只有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一個人曾試圖將進化論融入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概念。當他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陸續提出自己社會哲學的基本原理時，其他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思考要傳統得多。 大家一致認可，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缺乏靈活性，其最合理的解釋是，它的那些代言人確信，他們的科學從生物學中幾乎學不到什麼。政治經濟學的公認功能，就如美國大學裡教的和輿論場合中宣傳的那樣，是辯護。它一直以來就是對競爭性的財產制度和個體企業制度下的經濟過程的一種理想化解釋；越出固有模式軌道的嘗試，由於違背了自然法，一直都受到阻攔。正如弗朗西斯·阿馬薩·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談到美國經濟學會成立之前那段時期的自由放任原則時所言，「在（美國）這裡，它不僅僅是用來檢驗經濟學的正統性，更是用來確定一個人究竟是不是經濟學家」。(1) 薩姆納所宣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同正統經濟學家所設想的自己這門科學的功能明顯十分般配，而他們竟然普遍未能接受，箇中緣由，同進化論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尚未得到解決是有一點關聯，但這更多只是一種巧合。更重要的原因是，古典經濟學已經有了自己的社會選擇學說。既然是古典經濟學傳統的一處偉大部分領著斯賓塞、達爾文和華萊士邁向了他們的進化理論，經濟學家也許便有幾分理由聲稱，生物學只是把他們早已掌握的一個真理普遍化了而已。 自然選擇模式和古典經濟學模式極其相似，(2)這說明達爾文主義只是增添了傳統經濟理論的詞彙，而沒有增加實質性的內容。兩者都假定，動物從根本上是以自我為本位的，按照古典經濟學模式，動物追求的是快樂；按照達爾文的模式，動物追求的是生存。兩者都假定，將享樂衝動或生存衝動付諸行動時，競爭是常態。在兩者那裡，存活下來的或興旺發達的都是「適者」（通常都是用這個詞的褒義含義）：要麼是最令人滿意地適應了環境的有機體；要麼是最有效率、最節約的生產者，最節儉、最克己自製的工作者。這裡應該補一句，經濟學更適合用來對現狀進行寬和的解釋，因為它把當下的環境視為天然的論據並理所當然地加以認可；達爾文的那些一絲不苟而又洞察敏銳的追隨者則看到，「適者」可能被理解為適合低劣的、有辱人格的環境。凡勃倫（寫於1900年）發現，「對常態（normality）範疇和正當（right）範疇的識別，是斯賓塞先生倫理與社會哲學的首要特徵，後來古典學派中的經濟學家很容易成為斯賓塞主義者」。(3)此外，古典經濟學和自然選擇理論都屬於自然法學說。在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古典經濟學更有利於助長智識的穩定性，因為它的均衡概念是牛頓式的，因此是靜態的；(4)而動態社會理論則提出，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具有各種可能性。 人口數量對生存的壓力這個概念，在生物學同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聯繫中極其重要，它不僅在馬爾薩斯的學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與經典的工資基金學說也密切相關。根據工資基金理論（該理論在美國自由放任主義的極端支持者中甚是流行(5)），勞動報酬是從資本基金中支付的，資本基金在任何時候都是固定的；勞動者的平均工資是由求職的工人人數與工資基金的總額之比決定的。按照工資基金理論的邏輯，無論是立法規制，還是勞動者的任何行動，都不能改變這種狀況，並由此示意要恪守默許之道。競爭通常被看作是財富分配的最佳手段。根據這一學說，工人階級人數的增加，使有限的工資基金捉襟見肘，就像全部人口給生活資料形成的壓力一樣，無法擺脫。沃克道，該學說「為有關工資方面的現存秩序提供了充分的正當理由，這使得它頗受青睞」。(6)然而，在他1876年出版研究性著作《工資問題》（The Wages Question）後，工資基金理論的聲望卻急速下降。 美國經濟學思想的內容並沒有迅速改變。在內戰後的幾十年里，最流行的大學教科書是弗朗西斯·韋蘭牧師的修訂版《政治經濟學原理》（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該書最初寫於1837年。薩姆納和凡勃倫都是用這本書來學習他們大學的經濟學課程的。韋蘭當初的目的就是把斯密、薩伊和李嘉圖的學說用條理化的方式進行重述。韋蘭和古典傳統的其他代表性人物，如弗朗西斯·鮑恩、阿瑟·萊瑟姆·佩里（Arthur Latham Perry）和J. 勞倫斯·勞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在經濟科學的基本前提這個問題上，意見基本一致：人是一種欲望動物，普遍受到自我利益的驅動；競爭機制如果自由、公正，就會把經濟人的自我追求轉化為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服務的行為。但這一機制很微妙，必須允許它在「正常」條件下運轉，而且政府不能凌駕在它的頭上進行干涉；要享受天生良善的自然經濟法則的果實，就必須允許它不受阻礙地運轉；人們必須勤勞、節儉、克制、自力更生；拯救經濟的辦法是自助自救，而不是軟弱地求助於國家干預。(7)因此，就薩姆納這一方來說，不必費多大力氣就可以把這種模式與達爾文主義的個人主義匹配起來。 19世紀80年代中期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表明，傳統經濟思想正在逐漸失去對年輕學者的控制力，這其中部分原因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理察·伊利剛從哈雷大學（Halle）和海德堡大學畢業，便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治經濟學的過去與現在》（「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在文中，他抨擊古典經濟學的教條主義和簡單化，抨擊它對自由放任的盲目信仰，抨擊它堅信利己主義可以對人類行為作出充分解釋。伊利稱讚歷史學派是一劑解毒的妙方，爭辯說歷史的方法不會導致這些脫離實際的極端情況。 ……這種較為年輕的政治經濟學不再允許科學成為貪婪之輩手中用來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它不認可以自由放任為藉口眼睜睜看著人們忍飢挨餓而無所作為，也不允許將充分競爭作為壓榨窮人的藉口。(8) 第二年，在哈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來自中西部的農家子弟西蒙·帕頓（Simon Patten）出版了一部批評性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The Premises of Political Economy），對無限制競爭的社會效用提出了質疑，並表達了他對馬爾薩斯、李嘉圖和工資基金學說的不滿。帕頓說，一般認為達爾文證實了馬爾薩斯的定律，但達爾文的理論在一個關鍵地方恰恰與馬爾薩斯主義相左。馬爾薩斯認為，人有一套固定不變的屬性，但達爾文認為人是可塑的，並且環境決定了人的特徵。按照真正的達爾文學說的前提，人們不能假設有永久的自然增長率這麼一件事物，因為人口的增長率會根據自身周圍的環境和各種條件發生變化。(9) 1885年，一群年輕的經濟學家在伊利的領導下成立了美國經濟學會。其原則聲明的部分內容如下： 我們認為國家是一個機構，它的積極協助是人類進步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 我們認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仍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我們感謝昔日經濟學家們的工作，但我們不太指望依靠推測，而是更期待通過對經濟生活的實際情況進行歷史研究和統計研究，來圓滿地實現經濟學的發展。(10) 經濟學會的成員作為一個整體，絕不像伊利那樣對傳統持批評態度，而伊利本人也並不是競爭原則的激烈反對者。(11)這一聲明表達的毋寧說是對墨守成規的辯護那種簡單的教條主義日益增長的不滿。雖然達爾文學派對年輕的叛逆者比對大多數正統觀念的代言人來說意味著更多；但對這些年輕的叛逆者來說，其主要意義在於它是一個寬泛的變化學說或發展學說；他們的榜樣是德國歷史學派而不是達爾文主義。「我們頭腦中有兩樣最根本的東西，」伊利寫道，「一是進化論思想，一是相對性觀念。」對他們來說，這些東西比任何有關經濟學方法的爭論都更重要。「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到來，如果這個世界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知道，我們必須有一種新的經濟學與之相伴。」(12) 二 無論達爾文主義對經濟理論的影響怎樣微乎其微，人們無疑還是可以列出長長的一大串附論。這些附論用薩姆納式的方法證明，競爭是生存鬥爭的一種特殊情形。在這所有言辭中，最令人難忘的，恐怕是沃克對貝拉米反對競爭的批評。民族主義者認為適者生存是一項十足野蠻的準則，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對於這種說法，沃克嗤之以鼻。他評論說：「我必須認為，任何人對生活事實的認識都是非常膚淺的，他覺察不出競爭所蘊含的那種力量。這種力量正是人類的智力、道德力和體力從一個階段提升到另一階段的主要原因。」(13) 這樣的聲明通常都伴隨著更大範圍的討論而來，達爾文主義在這裡沒有扮演什麼特別的角色。然而，有這麼兩位經濟學家，西蒙·帕頓和托馬斯·尼克森·卡弗（Thomas Nixon Carver），可不想如此漫不經心地使用達爾文主義，而是試圖將經濟學和生物學合為一體。帕頓首先從分析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入手，指出其首要的失敗之處是對人類經濟抱持靜態觀念：「環境對人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致人的主體素質可以忽略不計。大自然是如此的吝嗇，它留給人類的剩餘是如此之少，以致社會關係不可能發生根本變化。」大自然看上去是很吝嗇，直到經濟環境隨著人的變化而發生改變。新的階層的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看待世界，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取決於他們的心理特徵。某一社會的法則不僅僅是自然法則；它們更是「由社會所利用的自然力量的特定組合而產生的法則」。 環境的改進，又反過來影響人類，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每一次降低成本，就創造出另一種消費秩序，一種新的生活標準；而這往往又會誘發新的競賽心，激發新的生產動機，鼓勵採用新的設備，促進成本的再次降低。這就是動態經濟的運行方式：進步是以穩定的、螺旋上升的方式發生的。(14) 在一篇名為《社會力量論》（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1896）的論文中，帕頓進一步詳述了他對流行的社會理論的批評。當時的思考仍為18世紀的哲學所主導，幾乎沒有受到進化論的任何影響。在帕頓這裡，環境總是在不斷變化而非靜止不動的理念，占據了其理論體系的中心位置。經濟學中的商品理論實際上是對有機組織的環境研究。每個有機體所處的環境是其各種經濟狀況的總和，隨著這些狀況的改變而改變。現實世界中，存在著無數的環境。任何一種既定的環境，一旦有生物體在其中居住，很快就會塞滿掙扎求生的生命。「逐步前進的演化取決於從一個環境轉到另一個環境，從而避免競爭壓力的能力。」一系列不同的環境會導致出現越來越複雜的各種狀況，每次為了變遷，都需要來一趟新的心智演化。一個逐步前進的民族，即使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不變，也要經歷一個完整系列的不同環境。在漸進的演化中，高級動物作出調整去適應新的環境；低級動物之間則為現存的有限資源進行滯態的競爭。因而，進步的本質就是擺脫競爭。 像沃德一樣，帕頓也對生物學的進步和社會學的進步兩個階段作了明確的劃分。除此之外，他自己還特地加了一個區分，即感覺才能占優的生物體和運動才能占優的生物體。感覺才能占優的生物體對環境有更清晰的認識；運動才能占優的生物體則「精力充沛，動作迅速」。在生物學的進步階段，「生命被推入一個局部環境」，在這個局部環境裡，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幾乎不要求生物體具備什麼思考能力。運動能力的發展決定了誰可以在這塊土地上活下去，而那些運動能力差的則被趕出這塊土地。然而，這些運動能力差的生物當中，有些生物更適合居住在一個更一般的環境裡。在這種環境中，高度發達的感覺能力更有用。被打敗的一方找到新的地方生活，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在這裡活下去，又需要具備各種新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新社會的居民中，擁有更好運動能力的生物又將在這裡生存下去，那些運動組織有缺陷但感覺能力變得更好的，又再次被趕入一個比這更加一般的環境。在那裡，生物體又需要具備新的社會性本能，並形成新的秩序。與生物進步的特性不同，社會進步的特性取決於這種從一種環境轉到另一種環境的突破能力。 帕頓把他的概念應用到現代社會，認為人類對環境的主宰、自身各項官能的發展，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這兩者推動人類走出了痛苦經濟——李嘉圖經濟學所描繪的那種原始經濟，步入了快樂經濟。快樂經濟的本質不是完全沒有了痛苦，而是恐懼已經不復成為經濟追求的主要動機。這樣，人類慢慢失去了痛苦經濟的本能，獲得了最能適應新情況的本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快樂經濟的過剩人口將被誘惑、疾病和邪惡帶走，從而孕育出一個「具有抵禦被這些手段滅絕的諸本能」的人種——一個生活在社會共同體中真正卓越的人類種族。 與總體上強調消費的重要性相一致的是，帕頓認為，飲食多樣、需求多的人比飲食簡單、需求少的人具有明顯優勢。「後一類人需要大片土地來養活一定數量的人，因而在經濟生存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消費本身成為前進性演化的槓桿。(15) 帕頓未能使許多人接受他新穎的社會理論。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不是沒有理由，因為他對古典經濟學的批評無論多麼值得讚揚，他自己的實證理論總歸是原創有餘紮實不足。在方法上過度演繹，在區分上人為痕跡明顯，他的含糊其辭令人惱火，他的心理學受制於享樂主義的種種局限。但他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師，給許多學生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16)他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進步主義時代的表征。他試圖把進化論徹底吸收到經濟理論中去，並據此對古典經濟學進行相應的修正；他還試圖開闢新的視野，去研究建立在豐裕而不是匱乏基礎上的生活的可能性。(17) 如果說帕頓力圖在社會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為生物學尋找新的一席之地，托馬斯·尼克森·卡弗的任務就是竭力維護早期的個人主義。卡弗的思想主要出現在威爾遜時期，就像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由於薩姆納的努力而為人所熟悉的那些學說的蒼白回聲。在一部名為《值得擁有的宗教》（The Religion Worth Having）的通俗小讀物中，卡弗用傳統的語言宣講了富有美德的生活。他宣稱，最好的宗教是那種最有力地激發能量，並最有效地引導能量的宗教。最適合為生存而鬥爭的人們的宗教將笑到最後，擁有這個世界，就像人生哲學中「工作檯」哲學（「workbench」 philosophy）註定要戰勝「豬食槽」哲學（「pig-trough」philosophy）一樣。生存鬥爭主要是群體鬥爭，但個體之間的鬥爭仍然繼續存在，而且提高了群體在更大的衝突中的效能。獎勵那些把個人主義競爭強化到極致的人，用貧窮和失敗來懲罰那些最不能加強個人主義競爭的人，以此來規範個人主義競爭，這樣的團體就是能夠生存下去的團體。那種迫使人高效工作的最佳方法，就是嚴格篩選出來的競爭方法；而對有用的公民的最好獎賞，就是私有財產。卡弗斷言：「自然選擇法則無外乎是上帝表達其揀選和嘉許的常規手段。」「由自然選擇的人就是被上帝揀選的人。」為了在生存這一根本事務上發揮些作用，教會應該宣揚通過追求高效的生活來服從上帝的律法。(18)在隨後的著作中，卡弗繼續站在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立場上為競爭辯護。(19) 托斯丹·凡勃倫比其他任何經濟學家更關心後達爾文主義科學對經濟理論的影響。凡勃倫將達爾文主義應用於經濟學的構想，在他那一代人中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但從長遠來看，卻可能是最持久的。雖然凡勃倫有幾分像進化人類學家，他這方面的理論在《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和《技藝的天性》（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1914）中都表現得最是出彩，但他與自己研究主題最相關的成就，是另外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工業巨頭就是「適者」的傳統印象大加抨擊，另一個是從進化科學出發對古典經濟學展開激烈批評。 儘管，興許也是因為，他是在耶魯大學獲得的博士學位，同薩姆納多少有一些淵源，凡勃倫幾乎從未使用過薩姆納傳授的那種類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凡勃倫曾在一篇關於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社會主義與實證科學》（Socialisme et Science Positive）的書評中評論道，菲利「以比通常為社會主義進行科學辯護的人更令人信服的形式」讓人們看到，社會主義學說的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同生物學的事實並不衝突。凡勃倫還對萊斯特·沃德的《純粹社會學》表示由衷的贊同，認為這部著作出色地把「現代科學的目標和方法有效地帶入了社會學研究」。(20) 凡勃倫對有閒階級的批評，斷然反駁了薩姆納所信仰的富裕階層可以等同於生理學上的適者的觀點。凡勃倫著作的大部分地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推理的方式，對那種把個人的生產能力等同於獲得財富的能力、把個人性格上的適合與否同其金錢地位相提並論的理論體系進行批評。在薩姆納看來，積累是對個人成就的獎賞，百萬富翁是「自然選擇的產物」；在凡勃倫看來，商業階層不管是在觀念上還是在習慣上本質都是掠奪者。他描述「理想的有錢人」的個體品質時所使用的術語，通常是專門用來描述道德上有問題的人的。(21)人們傳統上認為工業巨頭髮揮的是一種生產性的作用，凡勃倫則把發達的商業社會所使用的方法描述為蓄意破壞的一種弱化形式；人們按常規把金錢的獲取視為提供社會服務的報酬，凡勃倫則把工業的產品生產功能同商業本身的那部分欺騙特性作了區分，將前者看作技藝的表現，而把後者看成推銷術和欺詐的表現。像薩姆納、沃克和卡弗這類人，他們把競爭主要看作生產性行業中存在的一種較量，凡勃倫則認為只有在過去工商業沒有分離時才是這樣。競爭一度以生產者之間為提高工業效率而進行的較量為中心；但當商業凌駕於工業之上時，它就變成了主要出現在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角逐，其間還夾雜著大量的欺詐性剝削。(22) 《有閒階級論》問世前不久，凡勃倫寫了一篇對馬洛克《精英與進化》的評論，預示了後來凡勃倫思想的提出和發展。凡勃倫說，他當初是想用「馬洛克先生又寫了一本蠢書」這樣一則評論來駁斥馬洛克的經濟觀點，後來他發現可以利用馬洛克對工業巨頭之價值的各種鼓吹，來進一步詳細闡述自己的論題——商人不勞而獲的特性。(23) 在《有閒階級論》中，凡勃倫將制度、個人和思維習慣解釋為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但商業社會中被選中去統治和支配別人的究竟是哪些類型的性格，在這個問題上，他與斯賓塞、薩姆納很難說得上意氣相投。凡勃倫申辯說，他無意進行道德判斷，從事實角度看，野蠻文化那種純粹的侵略品質已經讓位於「精明的操作和欺詐這種公認的最好的財富積累手段」。這些已經成為進入有閒階級的門檻。「對金錢生活的偏好，總的來說，就是保存野蠻人的性情，只不過是用欺詐和精明，或者說管理能力，來取代早先野蠻人鍾愛的對身體的傷害。」在現代社會條件下，選擇的過程導致上層階級擁有精英和資產階級的美德——「也即破壞性的、金錢上的品質」；而工業的美德，也即和平的品質，主要存在於「已獻身給機械工業的諸階級」。(24) 凡勃倫對達爾文主義的使用，體現在一個更具根本性的方面，即他對經濟理論方法的批評。他就此問題寫的一篇最好的論文發表在1898年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題為《經濟學為什麼還不是一門進化科學？》（「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凡勃倫問道，將後達爾文科學同前進化論科學區分開來的是什麼？兩者的差別不在於對事實的堅持，也不在於對增長或發展圖式進行系統闡釋的努力，而在於一種「精神視角的差異……在於為了科學的目的對事實進行評價的基礎不同，或是鑑別事實的興趣各異」。進化科學「不願背離因果關係檢驗或定量序列檢驗」。去問「為什麼？」這個問題的現代科學家，要求用因果關係作答，拒絕越出因果關係的範疇去探討任何終極體系、任何宇宙目的論概念。區別的關鍵就在這兒，因為早先的自然科學家並不僅僅滿足於機械的序列公式，而是力求在「自然法」的框架內，將事實進行某種終極的體系化。他們固執地堅持某種「精神上合法的目的」觀念，認為這種「精神上合法的目的」存在於他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之中，並且構成這些事實的基礎。他們的目標是「用絕對真理來闡述知識，而這個絕對真理乃是一個精神事實」。 凡勃倫堅持認為，主導現代經濟學諸觀念的，仍舊是這種前達爾文主義視角，而不是進化論科學。古典經濟學家系統闡述的「終極法則」，是依據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一切事物在本性上都趨向於自身的目的」，來規定的何為正常或者說何為自然的那些法則；而這種先入之見「把事物歸因於一種趨向，就是要得出那個時代被所教導的常識視為恰當或有價值的人類努力目標而予以接受的什麼東西」。然而，進化自然科學只關注累積的因果關係，而不涉及對某種「正常情況」的構想——這種所謂的「正常情況」不是根據任何現有的事實，而是根據研究者對經濟生活的理想構建出來的。傳統經濟學遵循先入為主的「正常」觀念，將抽象出來的享樂主義者表述為「一個追求幸福的同質小球」，這個小球被痛苦與快樂兩種刺激推來搡去。相反，進化科學把人看作「在一個逐漸展開的活動中謀求實現和表達自己的、由各種偏好和習慣連貫起來的一種結構」。真正的進化經濟學不是在一個假想的、正常的、享樂主義的個人的存在中去尋找正常的情況，而必須是「一種由經濟利益所決定的文化成長過程理論，一種用過程本身來說明的經濟制度累積序列理論」。(25) 其他經濟學家此前在達爾文科學中只是找到了合理類比的來源，或者說支持傳統假設與規範的新說辭，凡勃倫則把它看作一台織布機，整個經濟思維結構都可以在這台機器上重新編織。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家流派說，現存的就是正常的，而正常的就是對的，這種正常的過程是以一種有益的秩序朝著其內在的目的不斷自然展開的，人類之所以出現各種問題，根源就在於干預這種正常過程自然展開的各種行為。 由於他們抱持享樂主義的先入之見，習慣了金錢文化的生活方式，公開宣稱自然乃站在正義與真理一邊這種靈物論信仰，古典經濟學家確信，一切事物本性上趨向於達到的完美狀態，就是那種沒有摩擦、效果也好的經濟體系。因此，這種競爭性的理想狀態，足以成為絕對經濟真理的正常狀態，並且對照其各項要求，為絕對經濟真理提供檢驗標準。(26) 經濟學家以往嘗試使用達爾文主義，只是強化了這一理論結構。既然制度的確在演化，從此以後，經濟學應該拋棄那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致力於發展出一種制度演化理論。 凡勃倫的批評，雖然也吻合整個社會抗議運動的普遍氛圍，但卻往往遭到誤解；他的批評雖然也會奏效，但起效的速度很慢。有一陣子，他的作品竟在他不甚以為然的激進分子中最受歡迎。然而，在他有關經濟科學中的進化論方法方面的諸論文發表二十五年後，凡勃倫的一位同事發現他實際上是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有自己的一大幫門徒；還有更大的一群人，在他毫不留情地顛覆正統觀念的鞭策下，重新思考他們的前提假設，調整他們的努力方向」。(27) 三 雖然社會學仍在努力為自己在美國各大學爭取一席之地，但社會學的方法和概念，已經經歷了遠較經濟學廣泛的轉變。1890年到1915年間，社會學既受到了社會場景變化的影響，也受到了其他學科領域特別是心理學領域變化的影響。社會學的發展異常迅速，文獻也極其豐富，因此無法對達爾文主義社會學的命運進行充分描述，只能指出其理論方面的主導趨勢。 傑出的社會學家要麼遵循斯賓塞—薩姆納模式，要麼遵循萊斯特·沃德模式。沃德本人在1893年以後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1906年當選為美國社會學會首任主席，便是對他在該領域領導地位的承認。E. A. 羅斯和阿爾比恩·斯莫爾都認為自己是他的門徒。斯莫爾尤其關注社會科學的歷史和方法論，對推廣沃德的著作特別感興趣。羅斯娶了沃德的侄女，是沃德的熱心追隨者。 斯賓塞主義者的領導人仍然是薩姆納。只是，他已經從自己的個人主義的說教轉向從事大規模的研究，撰寫出《民俗論》和死後出版的《社會的科學》（Science of Society）。薩姆納的主要弟子阿爾伯特·加洛韋·凱勒（Albert Galloway Keller）將達爾文的變異、選擇、傳播和適應等概念用溫和的方式應用於研究人類的民俗，從而拓展了老師的研究。凱勒的方法是制度化的而不是原子式的，反映了薩姆納本人後期階段的理論發展。凱勒和自己的老師一樣，對各種急速的或激烈的社會重建建議甚感懷疑，同樣醉心於嚴格的社會進化決定論觀點。在對待適應問題的態度上，他的這種觀點表現得最明顯。凱勒寫道，「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樣一個結論……即每一項確立起來的、固定的制度，作為對其自身環境的一種適應，是完全正當的，無可非議」，「在我看來，我們由此也就接受了把達爾文理論延伸到社會科學領域」。(28) 斯賓塞的分化和平衡概念以及類似的各種宇宙原理，早已被大多數作家拋棄，但富蘭克林·H. 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在哥倫比亞大學卻還在繼續研究這些理論。(29)不過，他也欣然承認社會學是一門心理科學而非生物科學，並毫不猶豫地指出，他的社會理論的基石，構成一切社會組織之基礎的「同類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kind），是一種心理狀態，而不是一種生物過程。(30)作為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吉丁斯對社會中的選擇原則抱持保守觀點。儘管他認識到適者並不總是優者，但他認為社會進程的特徵就是使之一模一樣。然而，社會在擇優時，也會看重同情和互助等品質。它通常淘汰「無能之輩和不負責任的人」。(31)自從政治經濟學成為自己的主要興趣以來，吉丁斯一直致力於研究競爭原則，他和斯賓塞一樣認為，競爭原則在經濟過程中的永久存在，可以從能量守恆定律和各種遺傳事實中推導出來。(32)他引據生物學來支持有關一種所謂自然精英的古老學說，並因此主張對純粹民主進行修正。(33) 在社會學方法方面，最重要的變化是與生物學疏離，以及將社會研究置於心理學基礎上的趨勢。斯賓塞在完成《社會學原理》不久之後，這股潮流就開始席捲而來，對他發起了猛烈衝擊，對其方法的各種批判是如此極端，甚至無視斯賓塞本人對自己的方法所作的各種限定。阿爾比恩·斯莫爾1897年寫道： 赫伯特·斯賓塞先生真是福禍參半，亦喜亦憂。……他可能比近代任何人都更熱衷於建立一種半學術性的思想風格，但他卻活著聽到那些曾是其門徒的人宣布他已經過時。……斯賓塞先生的社會學屬於過去，不屬於現在。……人們認為，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就是擴大生物學原理的使用範圍，將其覆蓋到社會關係領域。但社會關係中的決定性因素，在今天的社會學家看來，是心理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34) 斯莫爾的這種態度就是當時的主流態度。西蒙·帕頓曾宣稱：「我認為，生物學方面的成見導致了對社會現象的錯誤看法，並刺激了沿著徒勞無功的調查路線開展的活動。」(35)甚至斯賓塞主義者吉丁斯也動搖了，承認「所有對社會現象進行嚴肅調查的人，都放棄了用類比生物學的方法來構建一門社會科學的嘗試」。(36)羅斯的《社會學基礎》（Foundations of Sociology，1905）收錄了對斯賓塞主義和相關傾向的專文評論。阿爾比恩·斯莫爾認為，社會學中方法論上的進步，其呈現出的總體路線是，「逐漸從對社會結構的類比描述轉向對社會過程的實際分析」。(37)斯莫爾與喬治·E. 文森特（George E. Vincent）合編的《社會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1894），曾適度使用了類比的表現手法。二十年後，斯莫爾坦承，「這類工作之空洞，令我現在咬牙切齒……」(38)查爾斯·A. 埃爾伍德（Charles A. Ellwood）在《物種起源》發表五十年後撰文，發現達爾文主義對社會學有極大幫助，但抨擊斯賓塞將物理和機械原理引入社會的努力：斯賓塞的解釋「從根本上說，與社會生活格格不入，註定要失敗」。(39)詹姆斯·馬克·鮑德溫（James Mark Baldwin）對此表示贊同： 在斯賓塞的影響下，人們一度流行用物質性有機體的嚴格類比來解釋社會組織，這種嘗試……現在已經遭到了懷疑。只要考慮到最基本的心理學原理，這種觀點便站不住腳。(40) 藉助心理學而不是生物學的趨向，與沃德呼籲對文明中的精神因素給予恰當評價是一致的，也是在他的領導下出現的。但社會理論領域最富成效的創新者此時採用的心理學，無論是與沃德的還是與斯賓塞的相比，都不那麼傳統。激發這種心理學的動力，主要來自詹姆斯和杜威的工作。在詹姆斯和杜威之前，心理學一直受制於傳統的享樂主義。斯賓塞式的和沃德式的人類動機觀，就像凡勃倫所批評的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一樣，實質上是以快樂—痛苦、刺激—反應為自己的視域。新心理學——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杜威和凡勃倫——把有機體描繪成一種由諸多脾性、興趣和習慣組成的結構，而不僅僅是一架接受和記錄快樂—痛苦刺激的機器。 此外，新心理學確切地說是一門社會心理學。杜威和凡勃倫強調個人反應模式的社會性條件作用；堅持認為與社會環境隔絕的個人心理不具有真實性，則是查爾斯·H. 庫利（Charles H. Cooley）的社會理論和詹姆斯·馬克·鮑德溫心理學的中心原則。(41)老心理學是原子式的。譬如斯賓塞，就把社會多多少少看成是其個體成員的性格和本能帶來的自動結果，這樣，他的結論，即社會的改善必定是一個緩慢的進化過程，需要等著「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生活環境的那種個人品質逐漸增進，就顯得更可信了。新心理學樂於見到個體人格與社會制度結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正在摧毀老心理學的這種單向社會因果觀念，並對構成其根基的個人主義展開批評。「個人，」鮑德溫寫道，「是其社會生活的產物，而社會則是這些個人形成的組織。」(42)庫利的社會心理學命題是「人的整個心理無法被分割為社會的和非社會的；但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他完全就是社會的，完全就是普遍的人類生活的一部分……」(43)約翰·杜威分析了這種人性觀對社會行動的影響： 我們或許希望廢除戰爭、實現工業正義、讓所有人機會更加平等。但是，再怎麼宣揚善意，再怎麼宣揚黃金規則，或是再怎麼宣揚培育愛與公平的情感，都達不到目的。必須在各種客觀存在的安排和制度問題上作出改變。我們必須在外部環境上發力，而不僅僅是著眼於做人類心靈的工作。(44) 不過，我們也不應誇大社會理論變革的速度。威廉·麥獨孤（William McDougall）《社會心理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1908年問世後，多年來一直是該領域最受歡迎的著作，而麥獨孤本人則是「思維固定結構論」最典型的倡導者。麥獨孤從人類的本能推演出人類稟賦的顯著特徵，而本能則又可以一直追溯到種族的生物學過去。對許多受到麥獨孤本能論影響的人來說，要對社會現象進行文化分析，與上一代聆聽斯賓塞教誨的那些人一樣困難。(45) 受當時的人道主義和平民大眾在政治上的復興的影響，新社會學也被進步主義潮流裹挾著一路向前。從業者不再認為這門學科是在用一種複雜的方式為自由放任辯護。羅斯和庫利等人拒絕將窮人視為不適合生存的人，也不願在適者生存的廟堂里念經拜佛。(46)最受歡迎的社會學代言人羅斯就是進步主義思想家的典範，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47)羅斯來自中西部地區，早年是平民主義擁護者，後來又是許多黑幕揭發者的朋友。在正式寫作中，羅斯表達了自己銳意進取的抗爭精神和改革精神。「我接受了萊斯特·F. 沃德實踐主義的哺育，」他解釋道，「我毫不在乎那種『走著貓咪步』畏首畏尾的社會學家。」(48)在其早期作品中，羅斯逐條駁斥了自然選擇和經濟進程之間的類比，譴責它是「對達爾文主義的誇張歪曲，把它發明出來就是為了證明商人殘酷無情的做法是正當的」。(49)在其《罪孽與社會》（Sin and Society，1907）一書中，羅斯批評流行的道德準則未能穿透現代社會冷冰冰的企業關係的霧障，且把社會弊病歸咎於缺席審判的「罪犯」。那門斯賓塞一直希望能教會人們對事物放任自由的學科，就在它的內部，掐住改革精神不放的手也終於鬆開了。 四 同樣，在這些年裡，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遭到社會理論家越來越強烈的批評時，又以某種新的表現形式在優生學運動（eugenics movement）的文獻中重新上演了。在這項運動中，由於眾多醫生和生物學家進行了大量富有價值的遺傳學研究，優生學更像一門科學而不像是社會哲學。但在大多數優生學提倡者的心目中，它對社會思想具有重大意義，需要認真對待。 自然選擇理論假定親代變異的代際傳遞，極大地促進了遺傳學研究。人們對遺傳特性的範圍之廣和種類之多的普遍輕信，已經到了幾乎無邊際的程度。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奠定了優生學運動的基礎，並在達爾文主義被兜售給普通大眾的那些年裡，造出了「優生學」這個新詞。在美國，理察·達格代爾（Richard Dugdale）於1877年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朱克斯家族》（The Jukes）。儘管該書的作者比後來的許多優生學家更看重環境因素，(50)但這本書支持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疾病、貧窮和傷風敗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遺傳支配的。雖然高爾頓的首批遺傳學研究成果——《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人類官能研究》（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1883）和《民族的遺傳》（National Inheritance，1889）(1)—— 一直都大獲好評，但直到世紀之交優生學運動才開始首先在英國，然後在美國採取有組織的形式。此後，優生學便迅猛發展，到1915年已經風靡一時。雖然自此之後優生學再也沒有引起過如此廣泛的討論，但事實證明，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數優生學最耐久。 1894年，阿莫斯·G. 沃納（Amos G. Warner）在他的一項權威研究《美國慈善事業》（American Charities）中，曾就貧困背景下遺傳與環境的相對重要性問題進行了一番苦心孤詣的探討。(51)世紀之交，人們對遺傳特徵的社會意義的興趣顯著上升。(52)1903年成立的美國育種家協會（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很快就設立了一個陣容強大的優生學分部，到1913年，該分部已經舉足輕重，改名為美國遺傳學會（American Genetic Association）。1910年，一群優生學家在E. H. 哈里曼夫人（Mrs. E. Harriman）的資助下，在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創立了優生學檔案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該室後來變成為優生學實驗室以及優生學宣傳的源頭。 1914年召開的全國人種改良會議（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表明，優生學理想已經完全邁入醫學界、大學、社會工作和慈善組織。(53) 1907年，優生學運動的諸構想開始付諸實踐，印第安納州率先正式通過一項絕育法令；到1915年，已經有12個州通過了類似的立法措施。(54) 毫無疑問，美國生活迅速城市化，滋生了大量貧民窟，在那裡聚集著眾多患病者、殘疾人和精神病人，優生學的興起與這種情況關係頗大。人們對慈善事業的興趣越來越大，對醫院和慈善機構的捐贈、對公共衛生的撥款也越來越多，這些都推動了優生學運動。1900年後美國精神病學的迅速發展，尤其推動了對精神疾病和精神缺陷的研究。隨著大城市裡越來越多的病患家庭和殘疾人家庭引起醫生和社會工作者的注意，人們很容易把不斷增加的大量現有病例與實際新增的病例混淆起來。大量湧入美國的中歐和南歐農業國家的移民，由於鄉下的習慣和語言方面的障礙，很難被同化，這讓移民正在拉低美國智商水準的看法顯得更加真實可信。至少在那些認為流利的英語是衡量智力的自然標準的本土主義者看來，情況就是這樣。許多觀察人士還認為，19世紀末出現的經濟明顯減速，是國家衰落的開始。從這種顯著的社會衰落中，尋找與「美國樣式」（the American type）的消失相關聯的生物退化，符合達爾文主義化時代的習慣。(55) 生物學上的幾項發現，令從事這一運動的科學家和醫生備受鼓舞。魏斯曼的種質學說激發大家將一種遺傳論研究路徑用於社會理論。(56)德弗里斯（在1900年），以及其他人對孟德爾在遺傳學方面研究的再發現，使遺傳學家掌握了他們此前的研究中所缺乏的組織原則，並讓他們對將自己的研究用於預測和控制的可能性增添了新的信心。 很少有優生學家會越出自己的邊界，妄想成為社會哲學家或是提出一份完整的社會重建方案；他們有時還小心謹慎地談到環境的作用，從而對他們與遺傳論有關的命題加以限制。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採用生物學方法來進行社會分析——其時社會理論領域的領軍人物恰正在摒棄這種方法。威廉·E. 凱利科特（William E. Kellicott）的下面這句話，可能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看法。他說：「優生學家認為，在決定社會環境和實踐活動的重要性方面，任何其他單一因素都趕不上種族結構的完整性和種族心智的健全性。」(57) 舊社會達爾文主義把「適者」同上層階級畫上了等號，把「不適者」同下層階級畫上了等號。早期的優生學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這種做法。他們警告說，社會這架天平上，低的那一端低能兒越來越多；他們習慣於把「適者」說得好像都是土生土長、家境殷實、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公民。這些又反過來支撐了那種老觀念，即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受制於生物學上的缺陷，而不是外在環境條件的壓制。他們將關注點幾乎完全聚焦在人類生活的身體和疾病方面，從而推動了公眾對廣泛的社會福利問題的注意力的分散。他們還要對下述問題負極大責任，那就是強調要把保存「種族血統」作為拯救民族的手段，與西奧多·羅斯福這樣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真可謂十足地氣味相投。(58)然而，與早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不同，他們沒能得出全面自由放任的結論。事實上，他們自己的一部分計劃還指望著國家來行動。儘管如此，他們在總體偏向上，同早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幾乎一樣保守；而他們的生物學數據看上去又非常權威，以致像E. A. 羅斯這樣徹底否定斯賓塞個人主義的人也深為信服。 弗朗西斯·高爾頓爵士的社會成見沒有遭到早期優生學家的嚴重質疑。高爾頓也像鮑恩、薩姆納、阿瑟·萊瑟姆·佩里一樣，假定了自由競爭秩序，在這種秩序中，大家按能力分配回報。他深信，「那些到達顯赫地位的，同那些天生就有能力獲得這種地位的，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同一批人」。「如果一個人天生具有超乎尋常的智力，對工作充滿渴望，又有工作的本領，」他補充說，「我無法理解這樣的人如何該受到壓制。」高爾頓堅持認為，「社會障礙」無法阻止能力高超的人出人頭地；此外，「社會優勢也不足以讓一個能力平平的人獲得那種地位」。(59) 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估計，人的全部能力中遺傳占了十分之九，這就為優生學定下了基調。(60)亨利·戈達德（Henry Goddard）從對卡里卡克家族（the Kallikaks）的調查得出結論，弱智是窮人以及罪犯、妓女和酒鬼的「主要產生原因」。(61)戴維·斯塔爾·喬丹（David Starr Jordan）宣稱，「貧窮、骯髒和犯罪」可以歸因於人的質地不行，並補充說，「釀成剝削和暴政的，不是強者之強，而在弱者之弱」。(62)名醫盧埃利斯·F. 巴克拉（Lewelys F. Barker）認為，國家的衰亡可以用適者和不適者的相對生育率來解釋。(63)美國優生學領軍人物查爾斯·B. 達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對主導當時社會實踐的環境論假說提出了質疑，並認為「當今社會科學進步，最緊要的是更多有關人的整套品質特徵及其遺傳方式的精確數據」。(64) 愛德華·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在教育工作者中大力宣傳優生學家關於智力遺傳的觀點。桑代克認為，人的絕對成就，或許受到環境和訓練的影響，但他們的相對成就，他們在彼此競爭中的相對表現，只能由原初的能力來解釋。(65)從根本上說，是種族血統的可靠性與合理性創造了環境，而不是相反。「改善人類環境的最可靠、最經濟的方法，莫過於改進人的本性。」(66)就教育政策來說，這種觀點要求開發那些擁有傑出才能的少數人士的心智，對平常人給予有限的職業培訓即可。(67) 波普諾（Popenoe）和約翰遜（Johnson）在他們廣受歡迎的教科書《應用優生學》（Applied Eugenics）中，花了很長篇幅來從優生學的角度闡述這種考慮對社會政策的影響。他倆支持的社會改革，有徵收高額遺產稅、回歸農莊運動、廢除童工和義務教育等。農村生活可以抗擊城市社會帶來的非優生後果。廢除童工可以限制窮人生育。義務教育也會產生同樣效果，因為這樣一來父母就要承擔孩子上學的花銷；但這樣的義務教育不得輔之以給窮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費午餐、免費課本或其他可以降低兒童保育費用的補助。兩位作者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和工會，理由是這兩種做法都有利於次等的工人，在工廠里大家工資都是固定的，不考慮個人業績，這是在懲罰優等的工人。他們也反對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堅信環境的改變會帶來益處，並抱持人類平等信念；但就優生學所追求的社會目的要求將個人置於某種次要地位而言，兩位也確實同個人主義決裂了。(68) 雖然優生學家沉湎於攻擊傑斐遜主義者的自然平等學說，但很少有人願意走得更遠，去挑戰民主政府理想。當以民主批評見稱的阿萊恩·艾爾蘭（Alleyne Ireland）在《遺傳學雜誌》（Journal of Heredity）上發表文章說，魏斯曼的種質學說排除了通過教育和訓練使次等人一代一代得到改善的可能，從而削弱了民主的知識基礎時，生物學家立即對他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自然不平等和民主政府之間並不必然存在矛盾。(69) 有些生物學家對自己用科學方法解決政治問題的能力信心十足。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愷撒主義」（Kaiserism）的威脅推到聚光燈下時，研究皇室家族遺傳問題的學者弗雷德里克·亞當斯·伍茲（Frederick Adams Woods）就曾指出，最暴虐的羅馬皇帝一直以來彼此都是近親。他總結說，如果暴君相當大程度上是遺傳力量的結果，「那消滅暴君的唯一辦法就是控制暴君產生的源頭」。只要暴君是在他們祖先的那個模子裡鑄出來的，「就可以通過控制暴君所從何而來的婚姻源頭來減少他們的數量」。(70) 這場運動的觀念形態，引起了社會學中那股文化分析潮流的代表人物們的猛烈抨擊。萊斯特·沃德早就一直在反駁高爾頓。他看到了優生學的觀念形態對自己理論所構成的威脅，因而在《應用社會學》中，用了大部分篇幅來攻擊這位遺傳論者的論點。沃德通過分析高爾頓用來證明天才來自遺傳的案例，讓大家看到，對這些天才來說，機會和教育也無處不在，無一例外。(71) 1897年，查爾斯·H. 庫利受沃德本人早期作品的影響，(72)發表了一篇對高爾頓論文的批評性評論，指出其「遺傳的天才」的所有個案，手頭都有某些不折不扣的賴以成才的工具——識字、接觸書籍。沒有這些，再怎麼天才也無法成功。說起19世紀中葉英國普通百姓中奇高的文盲率，庫利問道，這群文盲當中的天才，無論天資多麼聰穎，他們怎麼能夠成名？(73)阿爾伯特·加洛韋·凱勒也提醒優生學家，他們的建議涉及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的徹底轉變，首當其衝的是影響強烈而又根深蒂固的各種傳統的性風俗和性道德觀念。(74)庫利用一段最直言不諱的文字，總結了深思熟慮的社會學家對優生學家的社會因果觀念的反對意見： 撰寫優生學著作的，大多是生物學家或醫生，他們從未學會從這麼個角度看問題：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社會上存在一種有著自己生命過程的心理有機體。他們一直以為人類的遺傳過程就是一種指向確定不變的行為模式的趨向，以為環境就是可能有助或有礙於這種趨向的某種事物，他們甚至都不記得從達爾文那裡學到的東西，即只有通過在某種程度上放棄預先規定的這個適應功能，在環境面前具有可塑性，遺傳才能呈現出獨特的人類性狀。(75) 五 儘管根基是保守主義，但優生學狂潮在自己周圍生成了一股「革新」的空氣，因為在它出現的時候，大多數美國人都喜歡把自己認作改革者。像那些改革運動一樣，優生學接受了為實現共同目標採取國家行動的原則，談的都是群體的集體命運而不是個人的成功。 進步主義時代思想潮流的大趨勢也是這樣。對生活集體性層面的日益重視，是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模式發生轉變的突出特點之一。新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不是社會主義式的，其基礎是大家日益認識到社會中人們心理上和道德上的關聯。它在豪奢與赤貧的共存中看到的，不僅僅是上蒼無意中的眷顧或貶斥。人們不再依靠個人的自我伸張作為適當的補救辦法，轉而採取集體的社會行動。 普通人政治風貌的變化，也導致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基本思維方式發生了改變。19世紀的形式主義思維一直建立在原子式的個人主義之上。人們一直認為，社會是一個個個體的鬆散集合；社會的進步取決於這些個體個人品質的提高，以及他們增強的活力和儉省；這些人當中，最強、最好的升到了最高層，領導著其他人；他們的英雄業績是歷史的理想主題；最好的法律是為他們的活動提供最大空間的法律；最好的國家是產生這類領袖最多的國家；拯救世界的方法是讓自然進程暢行無阻——正是自然進程讓這些領袖應運而生，並把這個世界的事務交到了他們手上。 這種思維模式是靜態的；它似乎鼓勵演繹式的猜測，而不是深入的調查研究；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對現存制度作合理化闡釋。安於這種模式的人覺得，相對而言沒有多少必要去進行具體調查，甚至沒有多少必要去追求讓自己的抽象概念有多大的新穎性。 在美西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美國社會出現了極大的躁動，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思辨性思維的模式。那些贊成進步主義時代新精神的批評者們對老式的思維體系發動了再三攻擊。由這種不滿所引起的知識上的分歧與爭執，點燃了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等領域新思想的能量，釋放了這些新思想的批判才華。其結果是美國社會思想出現了一次小小的復興。在這場復興中，查爾斯·A. 比爾德、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托斯丹·凡勃倫、約翰·R. 康芒斯、約翰·杜威、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路易斯·D. 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和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在相對較短的幾年內便嶄露頭角。 列舉這次復興的成就要比描述其各種理論假設容易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領軍人物確實都有一種共同的意識，即社會是一個集體的整體，而不是單個原子的聚集。他們還都認識到需要進行實證研究和精確描述，而不是用某個傳統模型來澆鑄理論推測。 查爾斯·比爾德對憲法起源的研究與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從環境和經濟方面來解釋美國發展的探索，標誌著歷史學領域對祖先崇拜的徹底背離。布蘭代斯起草的實際上是屬於社會學的辯護狀，旨在為國家立法規範私營企業的勞動條件進行辯護，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從而為法學開啟了新的可能。弗朗茲·博厄斯引領一代人類學家從單線進化論走向文化史，在對種族理論的批判上邁出了開拓性的步伐。約翰·杜威讓哲學成為其他學科的工具，將其卓有成效地運用在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和政治學領域。凡伯倫揭露了主流經濟理論在知識上的貧瘠，並為對經濟生活的實際進行制度分析指明了途徑。 與這種時代精神相一致，社會科學中那些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已不再把他們的主要目標定格為推動現存社會方方面面的合理化和永久化。他們力圖精確地描述現存社會，用新的術語去理解它，並改進它。 (1)　「Recent Progres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V(1889), 26. (2)　約翰·M. 凱恩斯（John M. Keynes）作了一個比這更窄的類比，Laissez-Faire and Communism (New York, 1926), pp. 39–43。 (3)　「The Preconcep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IV (1900),257 n. (4)　一個人不必是古典學派的正統追隨者，就能理解這種思維方式在知識上是安全的。「平心而論，完全競爭可以被視為經濟世界的命令，就像引力是物質世界的命令一樣，而且在運行中也是一樣和諧、有益。」Francis A. Walker, Political Economy (3rded., New York, 1888), p. 263. 對已成俗套的自然法經濟學的精心整理，參見Henry Woo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Law (Boston, 1894)，另請參閱比較John B.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1907)。 (5)　Francis A. Walker, The Wages Question, pp. 240–241 n. (6)　Ibid. , p. 142. (7)　Francis Wayland,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ed. 1883), Aaron L. Chapin 改寫，pp. i, 4–6, 174; Francis Bowe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ed. 1887), p. 18; Arthur Latham Perr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80),pp. 52, 60, 75, 100; J. Laurence Laughli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1888), p. 349. 多夫曼的《托斯丹·凡勃倫傳》對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社會在經濟學方面的觀點和看法作了全方位的敘述。Dorfman, Thorstein Veblen, passim. (8)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II (1884), 64, passim. (9)　The Premis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87–79. 約翰·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其職業生涯早期也曾尖銳批評過古典經濟學，參見The Philosophy of Wealth,尤見pp. iii, 32–35, 38 ff., 48, 65–67, 120, 147, 150, 186–196, 207。 (10)　引自Ely, Ground Under Our Feet (New York, 1938), p. 140。可將此處同伊利起草的原稿作一比較，p. 136。有關伊利對學會的描述，參見pp. 121–164。另請參見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 (1886), 5–36。 (11)　關於競爭的一種模稜兩可的說法，參見Ely, 「Competition: Its Nature, Its Permanency,and Its Beneficence,」 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hird Series, II(1901), 55–70。多夫曼強調指出了「新學派」（New School）領導人本質上的保守主義， op. cit. , pp. 61–64。 (12)　Ground under Our Feet, p. 154. 試比較「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II (1884), 45 ff. 。另請參見F. A, Walker, 「Recent Progres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V (1889), 31–32。 (13)　「Mr. Bellamy and the New Nationalist Party,」 Atlantic Monthly, LXV (1890), 261–262. 然而在其他地方，沃克卻斷言，家庭的團結阻止了適者生存在人們中間運行，Political Economy, pp. 300–301。關於生存鬥爭的其他用處，參見Arthur T. Hadley,Economics (New York, 1896), pp. 19–22; John B.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p. 274。赫伯特·達文波特對此持批評態度，具體見Herbert Davenport, The Economics of Enterprise (New York, 1913), pp. 20–21。 (14)　The Theory of Dynamic Economics (Philadelphia, 1892), chap. i–viii, 尤見pp. 18, 21, 24,37–38。帕頓對消費作為經濟變革源泉的興趣，是由邊際效用理論的主觀態度激發的，參見pp. 37–38。試比較The Consumption of Wealth (Philadelphia, 1889)。 (15)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尤見pp. 5–17, 22–24, 52–53, 76–90。 (16)　參見Rexford G. Tugwell, 「Note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Simon Nelson Patt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XXI (1923), 153–208; Scott Nearing, Educational Frontiers, a Book about Simon Nelson Patten and Other Teachers (New York, 1925)。 (17)　參見其最受歡迎的書The New Bas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07)。 (18)　The Religion Worth Having, passim. (19)　參見Essays in Social Justice, pp. 18, 19, 91–98, 103–104, 259。 (2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 (1897), 99; ibid. , XI (1903), 655–656. 關於沃德和凡勃倫之間的關係，參見Dorfman, op. cit. , pp. 194–196, 210–211。 (21)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4), pp. 237–238. (22)　Ibid. ,chaps. viii–x. 凡勃倫對待企業的態度在另一本書中遠不如此處苛刻，具體見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than in Absentee Ownership, 尤見chaps. iii–vi。另請參見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1921)。 (2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I (1898), 430–435. (2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chaps. viii–x, 尤見pp. 188–191, 236–241。 (25)　「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II(1898), 373–397. 試比較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p. 363–365。 約翰·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後期的經濟學在凡勃倫的方法面前尤其易受攻擊，其《經濟理論精要》（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就是這種事物觀念的極佳例證。在該書中，自由競爭即被克拉克視為「自然法」的一大特徵。參見「Professor Clark’s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II (1908), 155–160。凡勃倫把卡爾·馬克思的社會理論也看作是前達爾文主義的，儘管其預先形成的觀念——該觀念假設了事件朝著一個既定目標發展的內在趨勢，屬於「黑格爾左派」觀念——從表面上看與古典經濟學不同。凡勃倫認為，馬克思關於自覺的階級鬥爭概念其簡明性，即因其同享樂主義之間的從屬關係而起，因而具有與後者相同的效果；其基本觀念即實現階級團結這一「正常情況」以追求個體利益，與功利主義非常相似。參見「The Socialist Economics of Karl Marx and His Followers,」 ibid. , XX(1906), 409–430, 尤見411–418。凡勃倫批評歷史學派的成員「滿足於列舉材料和對工業發展進行敘述性描述」，不敢「就任何事物提出理論或是將他們的成果闡述成一個連貫的知識體系」，沒有達到現代科學的要求。Ibid. , XII, 373. 另請參見「Gustave Schmoller’s Economics, ibid. , XVI (1901), 253–255。本條注釋參考論文均收入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19)。 (26)　「The Preconcep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Part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XIII (1898), 425. (27)　John M. Clark, 「Problems of Economic Theory—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V, Supplement (1925), 56. (28)　Keller, Societal Evolution (New York, 1915), p. 326; 試比較pp. 250 ff. 。 (29)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 (1904),172;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Human Society (New York, 1922), 136–141. (30)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 v. (31)　The Responsible State, p. 107;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Human Society, pp. 16–17, 206–207, 226, 以及chap. xiv; The Elements of Sociology, pp. 234–235, 293–295; Inductive Sociology, p. 6。 (32)　「The Persistence of Competi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II (1887), 66. (33)　The Responsible State, p. 108; The Elements of Sociology, p. 317. (34)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I (1897), 741–742. (35)　「The Failure of Biologic Sociolog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IV (1894), 68–69. 然而很遺憾，帕頓的文章弄錯了方向，他指責的不是別人，而是沃德，說沃德一直都在培育生物社會學。 (36)　Democracy and Empire (New York, 1900), p. 29. (37)　General Sociology, p. ix. (38)　「Fif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XI(1916), 773. (39)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Soci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N. S., XVI (1909), 189. (40)　Darwin and the Humanities, p. 40. 另請參見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897), pp. 520–523。 (41)　參見Dewey, 「The Need for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XXIV (1917);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尤見chap. i。庫利對威廉·詹姆斯和鮑德溫的指導表示感謝（p.90 n.）。試參閱比較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chap. i; Baldwin, 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 pp. 87–88;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chap. i。許多作家深受法國社會心理學尤其是塔爾德（Jean Gabriel Tarde）的影響。對舊心理學和心理學新趨勢的分析，參見Fay Berger Karpf,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 pp. 25–40, 176–195, 216–245, 269–307, 327–350。 (42)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p. 118. (43)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p. 12. (44)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pp. 21–22. (45)　當然情況並非完全是這樣。E. A. 羅斯就用了麥孤獨的本能理論而又沒有拋棄他自己以前的觀點，參見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21), pp. 42–43。 (46)　試比較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pp. 120, 258–261, 291–296; Social Process, pp. 226–231。 (47)　據羅斯敘述，他的24本書已經售出超過30萬冊。Seventy Years of It, pp. 95, 299. (48)　Ibid. , p. 180. (49)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p. 108–109;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pp. 341–343; Sin and Society (New York, 1907), p. 53; Seventy Years of It, p. 55. (50)　參見The Jukes (New York, 1877), pp. 26, 39。 (51)　American Charities, chaps. iii–v. (52)　這一時期一種典型的大驚小怪的看法，參見W. Duncan Mckim, Heredit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1899)。從環境主義者角度觀察得出的溫和看法，參見John R. Commons, 「Natural Selection, Social Selection, and Heredity,」 Arena, XVIII (1897), 90–97。 (53)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 (Battle Creek, 1914). (54)　有關優生學立法進展的評論，參見H. H. Laughlin, Eugenical Sterilization: 1926 (NewHaven, 1926), pp. 10–18。 (55)　參見John Denison, 「The Survival of the American Type,」 Atlantic Monthly, XXXV (1895)。16–28. 參見Charles B. Davenport in Eugenics: Twelve University Lectures (New York,1914), p. 11。 (56)　參見Paul Popenoe and Roswell H. Johnson, Applied Eugenics, chap. ii。 (57)　The Social Dire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p. 44. 對優生學理論中這種傾向的批評，參見斯皮勒（G. Spiller）這篇漂亮的文章，「Darwinism and Soci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VII (1914), 232–253; 另有Clarence M. Case, 「Eugenics as a Social Philosophy,」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VII (1922), 1–12。 (58)　繼高爾頓之後的優生學領域國際領軍人物卡爾·皮爾遜，在其撰寫的一本小書《從科學立場看國家生活》（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London, 1901）中，勾畫了自己的一種殘酷無情的社會哲學，其嚴酷程度足以同德國軍國主義者迸發出的那些最有害的強烈情感相提並論。 (59)　Hereditary Genius (rev. Amer. ed., New York, 1871) pp. 14, 38–39, 41, 49. (60)　轉引自Harvey E. Jordan, Eugenics: Twelve University Lectures, p. 110。 (61)　The Kallikak Family (New York, 1911), p. 116. (62)　The Heredity of Richard Roe (Boston, 1911), p. 35. (63)　「The Importance of the Eugenic Move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Social Hygie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LIV (1910), 2018. (64)　「Influence of Heredity on Human Socie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XXXIV (1909), 16, 21. 試比較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pp. 254–255和Edwin G. Conklin,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n(Princeton, 1915), p. 206。 (65)　「Eugen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llect and Character,」 Popular Science Monthly,LXXXIII (1913), 128. 試比較桑代克的Educa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1914), III,310 ff. 。 (66)　「Eugenic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LXXXIII (1913), 134. (67)　關於遺傳在桑代克教育哲學中的地位，參見Curti, The Social Ideas of American Educators, pp. 473 ff. 。另請參見桑代克對萊斯特·沃德的《應用社會學》的評論，「A Sociologist’s Theory of Education,」 Bookman, XXIV (1906), 290–294. (68)　Popenoe and Johnson, op. cit. , chap. xviii, 「The Eugenic Aspect of Some Specific Reforms」. (69)　Alleyne Ireland, 「Democracy and the Accepted Facts of Heredity,」 Journal of Heredity,IX (1918), 339–342; O. F. Cook and Robert C. Cook, 「Biology and Government,」 ibid. ,X(1919), 250–253; E. G. Conklin, 「Heredity and Democracy, a Reply to Alleyne Ireland,」ibid. , X (1919), 161–163. 波普諾和約翰遜認為，生物學事實要求社會實行某種「亞里士多德式民主」，保留民主議會制，但要給予專家發揮技能和教育、培養人才的機會。op. cit. , pp. 60–62. (70)　Frederick A. Woods, 「Kaiserism and Heredity,」 Journal of Heredity, IX (1918), 353. (71)　Applied Sociology passim. 沃德的數據主要依賴阿爾弗雷德·奧丁《偉人的起源》，Alfred Odin, Genèse des Grandes Hommes (Paris, 1895)。該部著作以6000多位法國文人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外部環境因素在他們職業生涯中的影響。 (72)　Cooley to Ward, April 28, 1898, Ward MSS, Autograph Letters, VII, 8. (73)　「Genius, Fame, and the Comparison of Ra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IX (1897), pp. 317–358. (74)　Keller, op. cit. , pp. 193 ff. (75)　Social Process, p. 206. * * * (1)此處似應為《自然的遺傳》（Natural Inheritance，1889）。——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