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 · 第四章　萊斯特·沃德：批評者

萊斯特·沃德，率先向占主導地位的斯賓塞學說發起挑戰的拓荒人，思想遠遠走在時代前列，對美國思想的解放闕功至偉。他的生命，恰似地底下的竹筍；等待他的宿命，則是拓荒者的困境。 人類真的最終會獲得對除自己而外的整個世界的統治權嗎？ ——萊斯特·沃德 一 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和斯賓塞都滿懷激情，企圖為宇宙確立秩序。兩人都把各自的社會學體系建立在一元論的假設基礎上，假定宇宙法則同樣普遍適用於人類社會。他們的工作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之一，是力圖將所有科學的題材，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從天文學到社會學，全都置於一個相互聯繫的層次體系之中，並利用迅速發展的物理學和生物學成果，因為這兩門科學也許可以給社會帶來啟示。依據這種一元論精神，孔德可以把社會學說成是「社會物理學」，而在達爾文之前他早就寫道：「顯然有必要把社會學建立在整個生物學之上。」(1)沃爾特·白芝浩依據同樣的假設，將一篇社會理論方面劃時代的文章命名為《物理與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1875）。赫伯特·斯賓塞對他的社會有機體類比作了詳盡的闡釋，他的社會學中到處都是分化、整合、平衡，以及其他種種嚴肅沉悶的形上學的抽象概念。斯賓塞甚至從萬有引力定律推導出一條新奇的社會學原理：「城市的吸引力與質量成正比，與距離成反比。」(2) 美國第一本綜合性社會學專題論著的作者萊斯特·弗蘭克·沃德，同這種一元論之間有著某種很是奇特的矛盾關係。像其他許多19世紀6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一樣，沃德在他接受的教育餐食里撒上了些許斯賓塞調料，並對斯賓塞版的普遍進化論甚是欽佩。對他來說，一元論教條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在《動態社會學》（Dynamic Sociology）一書中，他表示，希望「宇宙科學或真正的宇宙學將……在目前科學的異質狀態基礎上向前邁出一大步」。(3)「我在考慮每一事物時，自然而然就將它置於同宇宙的關係中。」他在其職業生涯接近尾聲時如是寫道。在談到自己的《純粹社會學》（Pure Sociology）時，他曾稱：「這可不僅僅是社會學，這是宇宙學。」(4)沃德的研究方法中對一元論的健全，很容易得到《動態社會學》讀者的認可，因為他們先必須鑽研大約兩百頁的物理、化學、天文學、生物學和胚胎學，然後才能採掘到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學材料。 沃德雖然形式上接受了斯賓塞主義方法，但與斯賓塞迥異的是，沃德社會系統的形成，來自他對實用的偏愛，因而無論是在結構上抑或是在具體內容方面，都與斯賓塞截然不同。因為，沃德的社會學本質上是二元論。對沃德來說，在書寫每一事物時至關重要的是，將身體性的或者說動物性的無目的進化，同經過有目的的行動而被毅然決然地修正了的精神性的人性進化，明確區別開來。沃德通過將斯賓塞體系分成兩支的方式，將社會原理同簡單直接的生物類比割裂開來。在他手中，社會學成為一門同一種新穎而獨特的組織層面打交道的特殊學科。在對種種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基於自然法的自由放任式個人主義乃是兩面一體的假設發起攻擊的思想家中，沃德是第一個，也是最令人敬畏的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沃德對美國社會學家的批評獲得了顯著的成功。沃德在他的領域，發揮了一種類似於哲學領域工具主義者的角色，即：用適應改革需要的積極的社會理論來取代舊的消極決定論。 像其他許多美國改革家一樣，沃德來自邊遠地區。(5)他1841年出生在伊利諾伊州的喬利埃特（Joliet），父親是一名四處奔波的技工，母親則是一位牧師的女兒。儘管沃德年輕時窮困艱辛，為生計終日奔波，但他還是趁著在磨坊、工廠和田間勞作的空閒時間，研究生物和生理，學習法語、德語和拉丁語，最後當上了一名中學教師。內戰期間，沃德服了兩年兵役，此間曾在錢斯勒斯維爾戰役（Battle of Chancellorsville）中嚴重負傷。兩年後，沃德於1865年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在財政部謀了一份小職員的差事。二十六歲那年，他考上了夜大學，五年之內拿到了文學、法學和醫學三張文憑。沃德的教育很多是自學完成的，為此他付出了巨大犧牲。他從無可能輕輕鬆鬆就學成名就。或許是受困於對自己卑微出身的極度敏感，他對那些虛華的拉丁語和希臘語派生詞甚是鍾愛，他的社會學中到處都是諸如「synergy」（協同增效作用）、「social karyokinesis」（社會有絲分裂）、「tocogenesis」（生殖起源）、「anthropoteleology」（人類目的論）、「collective telesis」（集體的目的性利用）之類的字眼，把男性的性選擇（male sexual selection）稱為「andreclexis」（雄性性選擇），把愛情稱為「ampheclexis」（兩性性選擇）。他在布朗大學的一門課程倒是取了一個很樸素的名稱：「全部知識概覽」（「A Survey of All Knowledge」）。 在政府部門當差的最初幾年裡，沃德為一份名為《反偶像人》（The Iconoclast）的雜誌做主要編輯，更多時候是任撰稿人，其中大部分文章甚至是由他來捉筆的。這本雜誌是19世紀70年代懷疑論風潮中冒出的一個小泡泡，滿紙都洋溢著專業揭露者們的一種稚嫩的爭強好勝，從而為我們提供了他完全贊同新思潮的早期證據。沃德後來繼續從事自己的科學研究，終於成為聲譽卓著的博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並於1883年擔任美國地質調查局首席古生物學家。也就是在這一年，沃德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專題論著，歷時十四載終告完成的劃時代著作《動態社會學》。此後，這部作品的核心概念在其《文明的心理因素》（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1893）、《社會學大綱》（Outlines of Sociology，1898）、《純粹社會學》（Pure Sociology，1903）和《應用社會學》（Applied Sociology，1906）等其他著作中，不斷得到重申和拓展。這樣，沃德在1906年終於被召到布朗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 沃德的《動態社會學》問世時，社會學尚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雖然有幾所美國大學在泛泛相關的學科中開設了一些課程，有些還把斯賓塞的著作用作教材，但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可能是當時唯一使用「社會學」這個術語來稱呼一門大學課程的老師。(6)這門學科的素材也才剛剛出現在「歷史哲學」和「文明史」一類的課程中。儘管時代迫切需要一本系統的社會學專題論著，但這片土地還沒有準備好來接受一位籍籍無名的政府公職人員的大膽的理論創新，特別是當他冒險挑戰的對象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斯賓塞主義學說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令沃德非常失望的是，他的著作問世後，開始幾乎無人理睬，之後立穩腳跟的速度也極其緩慢。阿爾比恩·斯莫爾（Albion Small）回憶說，這本書出版整整五年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只有理察·T. 伊利（Richard T. Ely）一個人知道這本書，要不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師們老早就警覺起來了。1893年，沃德告訴他，這本書勉強賣出了500冊。(7)然而，1897年，阿普爾頓公司推出了《動態社會學》第二版，到世紀之交沃德已被廣泛認為是社會學領域的第一流人物。至少美國社會科學領域另兩位拓荒先驅，阿爾比恩·W. 斯莫爾和愛德華·A. 羅斯（Edward A. Ross），均深受其作品的影響，而他也在1906年當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的第一任主席。不過，儘管職業社會學家終於學會了尊敬他，儘管斯莫爾堅信，是沃德將職業社會學家從在「被曲解的進化論」這一了無新意的荒漠裡多年徒勞無益的耕耘中解救了出來，沃德卻從未在一般公眾中獲得像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或其他具有類似地位的學者所享有的聲譽。(8) 沃德提出他的集體主義，在時間上早了將近二十年，根本就找不到可以充分接受的聽眾。甚至在美國斷斷續續地採取一些極其初級的中央集權步驟，如制定《州際商務法》和《謝爾曼法》（Sherman Act）之前十年，沃德就在鼓吹計劃社會。他的懷疑主義傾向也限制了他的影響力，那些本可以被他的社會理論吸引的基督教改革家，卻發現他的自然主義令人反感，有些支持者也敦促他在語氣上要妥協一些、再妥協一些。(9)直到其職業生涯接近尾聲時，他才在一所知名大學獲得教職，並錯過了與一流學術地位相隨的公眾聲望和職業聲望。沃德的正式著作，尤其是厚達1400頁的《動態社會學》中，冗長乏味的散文和像野蠻人說話一樣難懂的術語，也妨礙了他在公眾中獲得廣泛聲譽。然而，沃德也確實在通俗刊物上發表過一些具有可讀性的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論壇》上發表的系列文章深受歡迎。(10)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隨著持不同政見人士的聲音越來越強，沃德的思想滲透到了普通讀者這塊戰略要地，並對一些革新派團體的觀點產生了一定影響。但部分由於他的「社會政體」（sociocracy）倡議從來就沒有組織過信徒，在他1913年去世後，其聲名就迅速消退了。沃德是美國思想史上，甚至是整個國際社會學界史上最有才幹、最有先見之明的思想家之一。但對他來說，命運的奇妙之處就在於，作為一個思想家，其最中肯的地方卻正是他最否定的部分。他最大的成就，是對某些知識體系展開了批判。這些知識體系曾一度充斥著整個社會，極具影響力，如今則早已坍塌崩潰、被遺忘在角落裡無人問津。沃德用自己的方式對這些知識體系進行的尖銳抨擊，雖然對美國思想的解放厥功至偉，卻也逃不過隨這些體系一道被忘在九霄雲外的命運。 二 底層階級的出身，一直以來都讓沃德感到深深的刺痛。社會達爾文主義影射的精英政治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拋頭露面，冒犯了他對民主的情感。直到生命的盡頭，他都還記得，當年他在一所公立學校讀書的時候，每當來自他那個階級的衣衫襤褸的孩子能夠擊敗有錢人家的兒子獲得獎學金時，他是怎樣地感到稱心如意。(11)如果說他的童年經歷與激勵他充分信任普羅大眾潛在的智識能力有關的話，那麼，沃德在政府機構工作的長期經歷則可能激勵了他去反對斯賓塞主義對政府的不信任。早在1877年，在統計局工作幾年後，他就為華盛頓《國家聯盟》（Washington National Union）寫了兩篇文章，探討政府統計資料作為立法依據的可能性，認為如果社會活動的諸法則可以用統計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話，那便可以作為「科學立法」的數據。(12) 接下來的幾年裡，沃德對政治的關注越來越急切。在寫作《動態社會學》的過程中，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已經頗有進展。在1881年華盛頓人類學會上宣讀論文時，他就對盛行的自由放任主義哲學的基本前提進行了猛烈抨擊。在這裡，沃德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清晰而有條理地闡述了他晚年要為之殫精竭慮的思想。在指出日趨盛行的政府干預社會事務的趨勢與當前的社會理論完全不一致後，沃德頗有先見地預言，在社會輿論領域，很快就將爆發一場危機。 科布登俱樂部（Cobden Club）和其他「自由貿易」團體正在揮舞自由之手，四處散發傳單，希望能遏止這股潮流。維克多·伯默特（Victor Boehmert）發出了警告，奧古斯特·蒙格瑞丁（Augustus Mongredien）發出了吼叫，赫伯特·斯賓塞發出了咆哮。結果呢？德國的回答是，收購私有鐵路，設置高額保護關稅。法國的回答是，頒布法令建造1. 1萬英里的國有鐵路，並賞了法國船東一筆獎勵金。英國的回答是，通過了一項義務教育法，政府收購了電報業，通過了一項電話業務歸國家所有的司法決議。美國的回答是，通過了一項州際鐵路法、一項國民教育法，以及一場以壓倒性優勢通過的保護國內製造商的全民公投。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感染，所有國家都在採取積極的立法措施。(13) 沃德繼續說，現在是學者們停止譴責這種不可阻擋的立法干預潮流的時候了，他們應該集中精力認真研究當下究竟正在發生什麼。在社會極力掙脫君主統治和寡頭統治的年代，自然法和自由放任的信條一直都是管用的知識工具。當政府掌握在專制統治者手中時，反對政府干預是再也自然不過的事；但在代議制政府時代，人民大眾可以通過立法行動來貫徹自己的意志，這時還要堅持反對政府干預，便是愚蠢。這些假設已經過時了。「自然法與人類利益之間並不必然是和諧的。」貿易法則造成了財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在於出身的巧合或卑鄙狡猾的舉措，而不是高人一等的智商或勝過常人的勤奮。 自然法也不是阻擊壟斷的屏障。經典理論說，競爭導致價格下降，但通常的情況則是，競爭「使商店的數量成倍增加，遠遠超過了需要，而每家商店又都必須通過交易來謀利。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有商店都必須賣得比本來的價格更貴」。在經銷行業尤其如此。在其他行業，競爭催生了擁有危險的廣泛權力的大型公司組織。拆散它們就將是摧毀「社會進化的綜合有機體」這一「自然法的法定產物」。唯一建設性的選擇是政府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實行管制。(14)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府管制或管理嘗試從來就沒有構成為個人主義者所指控的災難。英國的電報行業和德國與比利時的鐵路系統就是明證。在文明史上，社會控制的範圍一直在逐步擴大，但 一個多世紀以來，英國的消極經濟學派一直致力於阻礙這種進步。自由放任學派對科學進行分類的背後是掘壕據守，他們一方面實事求是地宣稱社會現象同物理現象一樣，彼此之間是統一的，而且受規律的支配；另一方面，與這種實事求是的宣稱相伴的，則是一條虛假陳述和一個不從前提出發因而不合邏輯的推理：不管是物理現象還是社會現象，人類都無法控制；事實上科學帶來的所有實際益處都是人類控制自然力量和自然現象的結果，否則，這些自然力量或自然現象就會被浪費，或者成為人類進步的敵人。與此相對，積極經濟學派只是要求有那麼一個機會，完全按照人類利用物理力量的方式，來利用社會力量為人類利益服務。只有通過人為控制自然現象，才能讓科學為人類的需要服務；如果社會規律真的類似於物理規律，社會科學就沒有理由不能像物理科學那樣得到實際應用。(15) 在一篇題為《積極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基礎》（「The Scientific Basis of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1881）的文章中，沃德繼續攻擊社會理論中的自然法。他斷言，依照人類的標準，自然本身就是不經濟的。自然的過程已經被證明是「所有可以想像的過程中最不經濟的」，只不過這一事實被大自然運轉的浩瀚及其結果的絕對龐大掩蓋了而已。一些低等生物會釋放出多達十億個卵細胞，只有少數發育成熟，其餘的則根本抵擋不住隨之而來的生存鬥爭。生殖能力的浪費之大令人難以置信。人類之間的無序爭鬥，特別是以工業競爭形式出現的衝突，同樣也是一種浪費。在這裡，沃德區分了由人類意志和目的所支配的目的（telic）現象與作為盲目的自然力量之結果的遺傳現象。在目的對遺傳、人為對自然的巨大優勢面前，自由放任主義理論家們對自然法經久不息的熱情，就像是盧梭浪漫主義的自然崇拜，或者還可能更糟，那就是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用進化的視角來看自然，認為其在某種程度上本性就是良善的，這是純粹的神秘主義。(16)人類的任務不是模仿自然法則，而是去觀察它們，把它們拿過來為己所用，去指導、監督、管理它們。 正如存在兩種動態過程一樣，也有兩種不同的經濟學——關於生命的動物經濟學和關於思想的人類經濟學。動物經濟學，也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生物的繁殖超過了生存資料的供應導致的結果。大自然繁育了太多生物，並依賴風、水、鳥、獸來替她播種。而一個理性的人，則每隔一段適當的時間，去整地、除草、鑽洞、種東西，這是人類經濟學的方式。環境改造動物，人類則改造環境。 競爭實際上使最適者無法生存。理性經濟學不僅節約資源，而且繁育更優秀的生物。這方面最好的證據是，當競爭完全消除時，比如說當人類通過人工方式培育出某種特定的生命形式時，這種生命形式立即便大踏步前進，很快就超過那些依靠競爭獲得進步的生命形式。也就是這樣才有了優質的果樹、穀物、家畜。競爭即使採取最理性的形式，也是極其浪費的。我們在廣告這種標誌性的商業精明——「動物之狡猾的改良形式」的一個極好例證——那裡，就見證了社會浪費。最後，針對一位論者激情澎湃地提出的關鍵論點，沃德據理力爭，如果說競爭在人類事務中果真可能有什麼價值的話，自由放任實際上也破壞了它，因為既然完全的自由放任允許合併乃至最終允許壟斷，自由競爭就只能通過某種程度的管制才能得以穩固。(17) 沃德的《動態社會學》來自「一種日益增長的感覺」的激發，這種感覺就是，「社會科學領域迄今為止所做的一切，在本質上都可謂貧乏之至」。該書的寫作設計，就是要對那些「斷言大自然怎麼樣人類就應該怎麼樣」的人作出回應。(18)因此，在《動態社會學》中，沃德把他反對自然法的所有論點聚攏在一起，並詳細闡述了他對目的論式的進步的訴求。雖然他總是蔑視改革者這個名稱，堅稱自己是一位社會科學家，但《動態社會學》本質上就是在論證社會化的有組織、有引導的變革——沃德自己喜歡稱之為「通過冷靜的計算來改進社會」。沃德堅信，這種變革註定要取代迄今為止社會無意識的自動變遷。(19)因此，當初開始著手撰著《動態社會學》時，他曾計劃將書名定為《偉大的靈丹妙藥》（The Great Panacea）。 沃德對生物理論作了個讓步，即同意認為，人類是由於自然選擇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的，而人的智力則是其中最至高無上的產物。但他堅持認為，除非人類把自己的智力用於改進自身，從而以有目的的進步取代遺傳的進展，否則人類就不能認為自己終於比其他動物高級了。(20)社會的進步在於整個社會快樂總量的增加和痛苦總量的減少。 到目前為止，社會進步都一直在以某種笨拙的方式自己照料自己，但在不久的將來，它必須由別人來照料。要做到這一點並始終保持動態狀況以抗擊所有阻礙勢力——社會每取得一次新的進步，阻礙勢力就會進一步增強——是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科學所面臨的真正的問題。(21) 沃德在《動態社會學》第二卷中強調了感覺在社會動力中的重要性。他堅持認為，情感是心智的基本組成部分，理智已經進化為情感的嚮導。社會心智是個體心智的概括或合成，由社會理智和社會情感兩部分構成。發乎情感而不加制約的工作方法會導致衝突和破壞，但理智可以通過制定法律和設定理想來引導情感進入建設性軌道。隨著其自身的成長，理智終將有能力規劃出完美的標準，供作社會以及個人的指導。 那些帶來進步的行動，沃德稱之為「動態行動」。要採取這些動態行動，只有通過創造一種「動態意見」的狀態才能辦得到。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理智配備齊全，足以發揮指導作用。(22)如果整個社會要著手一項動態行動，則必須通過儘可能廣泛的知識傳播，把人民裝備起來，讓他們作好準備。 才智雖然迄今依然是一種自然生長的東西，但註定將成為批量生產出來的製成品。可以說，經驗知識是一種遺傳產物，通過教育獲得的知識則是一種目的產品。知識的來源和分布不會再聽憑偶然和自然了。它們將被系統化並由此升華為真正的藝術。通過人工方式獲得的知識仍舊是真實的知識，所有人儲存的，都必定始終主要是這種知識。人工供給的知識要比自然供給的豐富得多，正如人工供給的食物要比自然供給的充裕得多一樣。(23) 在沃德那裡，教育不僅僅是社會工程建設的手段，同時也是一種平整工具，一種給底層人民帶來機會並讓他們得以發揮才幹的手段。(24)在孩提時代，沃德就對接受了教育的人和未曾接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巨大差異印象極其深刻，因而始終都不能相信，自己已經跨越的這條天塹，可以歸因於天生能力上的差異。他慷慨激昂地強調教育，就源於他個人正是成功的典範。(25) 由於沃德相信教育是改進人類的一種長遠手段，他不願意放棄拉馬克主義和斯賓塞主義所謂後天習得的性狀可以遺傳的觀點。達爾文已經接受了這個觀點，但最初並沒有把它融為自己進化論的一部分。沃德則將其視為自己的樂觀的社會學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這個問題上，他與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等新達爾文主義者在很多場合都進行過交鋒。在1891年《論壇》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文化的傳承》（「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的重要文章中，他認為後天獲得的知識本身不能通過遺傳來傳承，但堅持認為獲取知識的能力是另一回事。有些明顯是家族流傳的藝術和才能，用自然選擇理論無法解釋，因為這些才能在生存競爭中沒有價值；自然選擇無法解釋這些才能的代代相傳。對於天賦才能的這種存續，最好的解釋是，假定人類在某種特定的追求過程中，由於心智能力的訓練和運用，從而獲得了某部分的才能，那部分才能可能會被傳下來，成為整個種族遺產的一部分。如果魏斯曼的追隨者們是對的，而且也沒有上述這樣的繼承關係，那麼「教育便對人類的未來毫無價值，它的益處只限於接受了教育的那一代人」。沃德總結說，歷史事實和個人觀察到的事實都支撐了人們對這種「使用—繼承」的普遍看法，在科學界對這一問題作出明確斷定之前，我們最好「擁抱妄想」。(26) 三 沃德有時被歸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因為他後期的理論受到社會學領域衝突學派的影響。該學派最突出的代表是兩位歐陸作家路德維希·貢普洛維茨（Ludwig Gumplowicz）和古斯塔夫·拉岑霍費爾（Gustav Ratzenhofer）。到1903年，沃德對他們的作品已經非常熟悉，他們對種族鬥爭起源的解釋給沃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稱其為「截至目前對社會學最重要的貢獻」，(27)他的《純粹社會學》有一小部分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在該部分，他把組織化社會的起源歸因於一個種族被另一種族所征服。首先是從這種征服中產生了各種社會等級系統，而後社會就先後經歷了如下五個階段：等級制度緩和，同時不平等現象繼續存在；通過加強法律鞏固各種關係；國家（政權）起源；各群體逐漸膠合為同一民族；最後，愛國主義形成，社會組織發展為國家形式。(28) 進步往往是不同因素強行融合的結果。儘管人們可能會強烈譴責可怕的戰爭，但戰爭在過去一直是種族進步的必要條件，征服落後的種族在未來也是不可避免的。(29)在先進社會裡，理性的、和平的社會同化形式可能會取代過去那種遺傳的、暴力的方式。就像斯賓塞那種尚武社會讓位於工業社會一樣，一個友好的和平時代也可能會即將到來，但世界是否已經到了戰爭消弭的時刻，卻令人懷疑。衝突的終止是否可取，對沃德來說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30) 沃德在這些方面對衝突學派的依循，絲毫沒有改變其向善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結構。在對衝突理論與他的集體主義兩者進行調和的過程中，沃德看不出有什麼困難——儘管事實上困難重重，他甚至成功地讓貢普洛維茨歸附了自己歡快的視角。(31)在沃德的著作中，確實可以發現衝突學派的思想，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地方，而且倏忽即逝，除此而外，其晚年的理論同1883年時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通觀他的全部作品，其中大部分著作都始終貫穿著一個目標，即摧毀生物社會學的傳統。 沃德的社會學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特徵，那就是同時與斯賓塞主義者令人錯愕又使人麻痹的樂觀主義和馬爾薩斯主義者同樣令人錯愕又使人麻痹的悲觀主義進行持續爭論。他認為，不管是馬爾薩斯—李嘉圖—達爾文這一脈的悲觀主義，還是斯賓塞的樂觀主義，都是在為一手造成社會壓迫和社會苦難的上層階級辯護。(32)他提出，馬爾薩斯的理論不適用於人屬動物（genus homo）。沃德說道，馬爾薩斯揭示了一條基本的生物學定律，但是在他把這條定律同人類粘連在一起時，他只將這條定律應用到就這麼一種動物身上，從而毫無成效。達爾文則有一種天才，能通過將馬爾薩斯主義卓有成效地應用於動物和植物，從而闡明整個有機世界的過程。 儘管馬爾薩斯主義在所有方面都失敗了，但馬爾薩斯主義是一條基本社會規律那種印象卻流行起來了，而且時至今日仍然被人們普遍接受，當前的社會學就是建立在馬爾薩斯主義的基礎之上的……事實是，除了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上，人類和社會並沒有受到那些控制動物世界其餘部分的偉大的動態法則的影響……如果我們稱生物過程為自然過程的話，則我們必須把社會過程稱為人工過程。生物學的基本原理是自然選擇，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則是人為選擇。適者生存就是強者生存，而這便意味著弱者的滅亡；甚至適者生存最好就稱為弱者滅亡，這樣倒更貼切一些。如果說大自然是通過消滅弱者來進步的話，人類則是通過保護弱者才進步的。(33) 沃德毫不猶豫地同斯賓塞或斯賓塞在美國的門徒薩姆納和吉丁斯展開了交鋒。薩姆納《自掃門前雪——社會各階級彼此應該為對方做什麼》收到的評論中，沃德為紐約的期刊《人》（Man）撰寫的可能是最負面的一篇。沃德說，該部著作是自由放任主義作家的「最後哀嚎」。這本書的利遠遠大於弊，因為它已經極端到成為一幅個人主義的諷刺畫。 整本書基於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即這個世界賜給人類的恩惠完全是按照人的美德來分配的。貧窮只是懶惰和邪惡的證據。富裕就顯示出了富有者的勤奮和德行。該書的絕大部分是由馬爾薩斯主義製成的，而人類的活動也被貶低到和動物活動完全處在同一個水平。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僅僅證明了他們適合生存；所有生物學家都清楚，適合生存與真正的優越性完全不同，作者自然是忽視了這個事實，因為所有社會學家都應該是生物學家，而他卻恰恰不是。(34) 在一篇針對「赫伯特·斯賓塞的政治倫理學」（「The Political Ethics of Herbert Spencer」）的超長論辯中，(35)沃德巧妙地挑選了斯賓塞著作中的文欄位落。在有的段落中，斯賓塞指望商人的仁慈，讓他們克制自己不去毫不憐憫地討價還價、不去賺取超額利潤；在有的段落中，斯賓塞捍衛私人控制污水處理系統的權益，建議通過威脅關閉頑抗的房主的排水設施，來強制他們向污水處理企業付款；在有的段落中，他談到失業者「一無是處」，工會就是「一群永久的流浪漢」；在有的段落中，他表達了對民主進程的精英式的蔑視，以及類似的個人主義式的諸極端主義。接著，沃德又繼續用上了斯賓塞的個人主義同其有機社會觀之間的自相矛盾。如果國家這個一體化的最高機關實際上沒有任何作用，那麼被斯賓塞視作一種進步標準的不斷一體化，又會如何呢？沃德問道。社會有機體的邏輯結果不是極端個人主義，而是極端的集權。「即使是國家控制論的最堅定的擁護者和最極端的社會主義者，一想到任何這類專制主義，就是由甚至可以說是已知後生動物中最低級的物種的中央神經節所施行的專制主義，也會避而遠之。」(36)只有當它涉及社會的各心理方面時，有機體的比喻才是合理的；而即使在這個層面，它在邏輯上也意味著社會控制的延伸，因為政府是公眾意志的僕人，就像大腦是動物意志的僕人一樣。(37) 斯賓塞主義者的另一個缺陷是，他們對「自然的」一詞下的定義，其中加載的信息太多，他們對這個詞的使用很是前後不一，因為他們不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他們可能發現的任何現象，而只是用來描述他們所認可的那些現象。然而，事實上，社會的惰性及其不能立即對變革的壓力作出反應，「導致出現了合理合法的，同時也是社會所必需的社會改革者。不僅如此，他們也是每個國家和每個時代的自然產物。保守主義作家如此強調『自然』一詞，卻無視這一事實，真可謂當今時代眾多逗人發笑的荒唐之一」。(38) 沃德拒絕接受古典個人主義的前提假設，這便驅策他去開闢一條尚未經過檢驗的思想路線，從心理學角度和制度角度而不是生物學角度和個體角度，去發展出一套社會理論方法。像其他大多數職業生物學家一樣，他對自然和社會之間的簡單類比不感興趣，這種類比倒是取悅了那些為競爭秩序辯護的人。由於無法在社會中找到他在自然界裡看到的那種發揮作用的粗糙的變化過程，沃德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了雙重批判。他首先揭穿了自然本身的真相，展示了它的浪費，並將它從大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上拉了下來。其後，沃德又通過展示新興的人類心智如何能夠將自然界狹隘的遺傳過程鍛造成迥然相異的形式，摧毀了一元論信條的核心特徵：存在於自然界中的變化過程和社會中的發展過程兩者之間的連續性。 達爾文主義將重點放在跨越地質年代的緩慢變化上，把變化解釋為各種「偶然性的」變異的結果，看來已經將目的論驅逐出了動物的世界。這樣，對於那些在一元論信條陰影下工作的人來說，達爾文主義也將目的論驅逐出了人的世界。如果高等物種的出現，其背後沒有更大的目的，沒有宇宙指引之手，如果進化是隨機變異的漫無計劃的結果，目的性在宇宙中沒有位置，那麼社會也一定像其他生命一樣漫無目的地生長和變化。然而，在沃德看來，從目的論而來的這種反應似乎走得太遠。如果說沒有宇宙目的的話，那至少還有人的目的。這種人的目的已經給了人類在自然界中一個特殊的位置，而且如果人類決心想要的話，還可能給其社會生活提供組織和方向。從此，有目的的活動必須被看作不僅是個體的而且是整個社會的一項正當功能。 四 沃德的興趣一向是世界性的，他從一開始就把向美國人解讀歐洲在國家干預問題上的思想和實踐兩方面的教訓視為己任。除自己作為政府雇員的洞察外，國外政府活動範圍的擴大也令他印象深刻，特別是鐵路歸政府所有或受政府管制，這在德國、法國、比利時和英國都可以觀察得到。(39)當他把歐洲的做法同美國的私人經營慣例進行比較時，結果是情況對後者不利。(40)在反對自由放任的問題上，沃德還受到了孔德的影響。孔德對自由放任持批評態度，沃德對他敬佩之至。(41) 當然，這並不是說，沃德只是又一位經濟學領域的民族主義者。他倡導國家管理是出於下層階級偏向的激發。他似乎將自己看成了學術論壇上替這群人發聲的說客。他反對對個人主義作生物學上的論證，源於他的民主信仰；他摒棄薩姆納和斯賓塞，部分動因是他嗅到了他們的精英偏好。和凡勃倫一樣，沃德對美國知識分子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人物和觀點，總是感覺有些格格不入，這無疑加快了本就居於劣勢地位的他成為最邊緣的知識分子的步伐。他曾一度抱怨過芝加哥大學的「資本主義審查制度」。在1896年的那場運動中(1)，他還寫信給因支持布賴恩而受到牽連的E. A. 羅斯，「我可能比你更傾向於平民主義。沒有誰比我更急於掐死金錢權力」，其後他只是補充道，他認為自由鑄銀是一種糟糕的社會補救措施，他年輕時經歷過一次通貨膨脹，可不想再經歷一次。(42) 沃德在1906年美國社會學會的一次會議上討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期間，對他的社會偏向作了一番發自肺腑的陳述。當時，前面有一位發言者提出了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命題，主張通過各種方法，主要是優生學諸方法，小心仔細地淘汰掉那些身體不健康和依靠別人生活的人。在回應中，沃德稱發言者提出的這種學說，是「以少數為中心的世界觀的最徹底的例子。這種世界觀在高層社會階級正日趨流行，它將把整個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人類當中那幾乎是極其微不足道的一小撮人身上，而對其餘部分佯裝未見」。沃德繼續說，他的工作不會滿足於僅僅是教育和保護精選出來的少數高層階級這樣一個如此之小的領域。「我想要一個足夠寬廣的領域去擁抱全體人類，如果我不認為社會學就是這樣一個領域的話，我就會對它毫無興趣。」未來，社會將會無限期地從基座那裡吸納新成員，並不得不從底層吸收大量未經加工的原料。他的對手也許可以由此得出結論：「社會註定會無可救藥地墮落。」然而，人們也可能持有另一種看法： ……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希望就在於真相……就高等生命的天賦能力、潛在素質、「出息和潛能」而言，那些蜂擁來去、孕育著兒兒女女的無數大眾，這些社會底層，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伐木擔水之輩」，不僅如此，甚至還有貧民窟的居民，所有這些人，同現在主宰著社會、對他們鄙夷不屑、自詡為「有頭腦的精英」的那些人，本質上都是相同之輩；除無法享有特權接受最開明的優生學教師的教育而外，他們在其他所有方面本質上都是同等之人。(43) 沃德雖然是社會規劃的先行者，是人民群眾的捍衛者，並受到那些讀過他作品的社會主義者的稱許，為他們所利用，但他本人並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甚是不感興趣。他認為，自己有一個可供選擇的切實可行的方案來代替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這個方案是從孔德那裡借來的，他稱之為「社會政體」（sociocracy），也即由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來實施的有計劃的社會控制。在社會政體下，有目的的社會活動，或「集體的目的性利用」，可以通過設計「有吸引力的法律法規」，用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和強制性的手段，來釋放人類行動的活力、促進有益於社會的行為，從而與個人的利己主義相諧和。在個人主義造成人為不平等的地方，社會政體將廢除這些不平等；在社會主義尋求製造人為平等時，社會政體將承認自然形成的不平等。一個社會政體的世界將會像個人主義者所要求的那樣，依據人們的美德來分賜自己的恩寵，但它會通過給予所有人平等的機會，來取消那些擁有不應得的權力之人、由於偶然因素獲得地位或財富之人，或者反社會的狡詐之徒所擁有的優勢。(44) 在推動社會規劃、對自由放任的局限性進行歷史考察，以及掀起反對生物社會學的運動三個方面，沃德做了大量工作，以圖將美國人的思想從滿腦子都在毫無批判地盤算著19世紀科學的各種守舊用途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在社會心理學方面，他幫助其後來者更好地理解了情感在人類動機中的重要性。沃德在試圖提供一些積極主動的方案時，是經不起批評的，因為他天真地相信教育可以促進社會重建，而且有些改革建議也含糊不清。在哲學上，他對一元論思維的批判，既算不上最堅定，也算不上最精緻。在抽象層面，他給實用主義者留下了很多尚待完成的工作。雖然沃德的遺傳二元論和目的論事實上已經背離了威廉·詹姆斯所謂的斯賓塞「塊體宇宙論」（block-universe），但斯賓塞主義病毒仍然在他的血液里流淌。在對社會學領域的自然崇拜者發動攻擊的過程中，他把大的聯合體描述為自然秩序的產物，從而不由自主地滑向了他們的語言表達方式；而且他還曾經寫道，僅集體的目的性利用就可以「再次將社會置於自然法的自由洪流之中」。(45)當他認識到自己體系中的缺口時，只是試圖把這個窟窿遮起來，說有目的的行為是一種遺傳產物。對於一個如此不斷強調社會組織和社會過程的獨特性和人為性的人來說，用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來裝飾自己的社會學，並把這種社會學置於宇宙學體系的框架內，這種自相牴牾也很稀奇古怪。 沃德的批評固然在技術層面算不得怎麼完美，但無疑屬於一個大膽的開拓性舉動。他遭到了太多不應有的忽視，部分原因恰恰在於他遠遠走在了同時代人的前面。「你不光在時間上走在我們的前面，」阿爾比恩·斯莫爾在1903年給他的信中寫道，(46)「而且我們都知道，你在科學的許多方面都遠遠超過了我們，從頭到腳都是這樣。你是小人國中的格列佛。」 (1)　參見路德維希·貢普洛維茨對孔德的討論，Ludwig Gumplowicz, The Outlines of Sociology, pp. 28–29。 (2)　轉引自Edward A. Ross,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p. 48。 (3)　Dynamic Sociology, I, 6; 試比較pp. 142–144。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p. 2. (4)　Glimpses of the Cosmos, I, xx–xxi; VI, 143. (5)　有關沃德的生平資料，可見於Emily Palmer Cape, Lester F. Ward; Bernhard J. Stern,Young Ward ’s Diary;並散見於6卷本的Glimpses of the Cosmos。 (6)　參見George A. Lundberg, et al. , Trends in American Sociology, chap. i。 (7)　Howard W. Odum, ed., American Masters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1927), p. 95. (8)　有關沃德未受重視的情況，參見Samuel Chugerman, Lester Ward, The American Aristotle (Durham, 1939), chap. iii。 (9)　Richard T. Ely to Ward, November 22, 1887, Ward MSS, Autograph Letters, II, 35; Ely to Ward, July 30, 1890, ibid. , III, 48; 「The Letters of Albion W. Small to Lester F. Ward,」Bernhard J. Stern, ed., Social Forces, XII (1933), 164–165. (10)　參見「Broadening the Way to Success,」 Forum, II (1886), 340–350; 「The Use and Abuse of Wealth,」 ibid. , III, (1887), 364–372; 「Plutocracy and Paternalism,」 ibid. , XX (1895),300–310。沃德手稿（Ward MSS）中有大量一手材料透露了沃德的影響範圍。 (11)　參見其自傳式的評論，載於Applied Sociology, pp. 105–106, 127–128。 (12)　Glimpses, II, 164–171. (13)　Ibid. , II, 336–337. (14)　Ibid. , II, 342–345. (15)　Ibid. , p. 352. (16)　Glimpses, III, 45–47;另請參見VI, 58–63。 (17)　Ibid. , IV, 350–363; 試比較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chap. xxxiii; Pure Sociology,p. 16。關於人類事務中競爭的價值限度，沃德的朋友、美國民族學局首任局長、陸軍少校約翰·W. 鮑威爾（John W. Powell）也提出了同沃德類似的看法。此外，同沃德一樣，他也主張人類的進化具有獨一無二的理性特徵。參見鮑威爾的「Competition as a Factor in Human Evolution. 」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I (1888), 297–323，及「Three Methods of Evolution,」 Bulletin,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VI (1884), xlvii–lii。 (18)　Dynamic Sociology, I, v–vi. (19)　Ibid. , I, 468. (20)　Ibid. , I, 15–16, 29–30. (21)　Ibid. , I, 706. (22)　Ibid. , II, chaps. ix–xii. (23)　Dynamic Sociology, II, 539. (24)　埃爾莎·P. 金博爾（Elsa P. Kimball）在《社會學與教育學》（Sociology and Education）一書中對沃德在教育問題上的看法作了充分討論。 (25)　參見Glimpses, III, 147–148。 (26)　Ibid. , IV, 246–252; 另請參見沃德對拉馬克和新達爾文主義的討論，ibid. , IV, 253–295。 (27)　Pure Sociology, p. 204. (28)　Ibid. , p. 204. (29)　Ibid. , pp. 237–240. (30)　Ibid. , pp. 215–216. (31)　Bernard Stern, ed., 「The Letters of Ludwig Gumplowicz to Lester F. Ward,」 Sociologus, I(1933), 3–4. (32)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chap. xi; Outlines of Sociology, p. 27. (33)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pp. 134–135. (34)　Glimpses, III, 303–304. 另請參見沃德對吉丁斯《社會學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書所作的評論，ibid. , V, 282–305。 (35)　Ibid. , V, 38–66. (36)　Outlines of Sociology, p. 61; 參見「Herbert Spencer’s Sociology」, in Glimpses,VI, 169–177。 (37)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pp. 298–299. (38)　Ibid. , p. 100. (39)　參見「Politico-Social Functions,」 in Glimpses, II, 336–348。 (40)　Dynamic Sociology, II, 576–583. (41)　Ibid. , I, 104, 137, 50. (42)　Stern, ed., op. cit. , XV (1937), 318, 320; 「The Ward-Ross Correspondence, 1891–1896」,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III (1938), 399. (43)　「Social Darwi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II (1907), 710. (44)　Applied Sociology, chap. xiii; Outlines of Sociology, pp. 273 ff., 292–293;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chap. xxxviii. (45)　Outlines of Sociology, p. 293. (46)　Stern, ed., op. cit. , XV, 313. * * * (1)此處指「自由鑄銀運動」。——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