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 · 第一章　達爾文主義來了

這是一幅進化論在美國攻城拔寨的宏偉畫卷。這裡既有進化論與舊科學之間的較量，又有進化論與基督教之間的血雨腥風。最終的結果既有預料之中，亦有意料之外…… 活在這個偉大的真理從提出，到大家對它爭論不休，再到它最終得以確立和鞏固的年代，是幾個世紀以來罕有的一大幸事。看到昔日一團一團的迷霧消散，並顯露出各科知識的匯聚，這種鼓舞，是後一代人，這個時代所掙下的一切財富的繼承者，很難懂得的。 ——約翰·費斯克 一 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時，在美國並沒有像它在英國那樣立即引起怒潮。1860年6月赫胥黎同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之間那場赫赫有名的衝突在英國轟動一時，但這種情況在美國卻了無可能。彼時的美國，一場關鍵的選舉正在拉開大幕，其結果將使聯邦陷入分裂，並把美國拖入一場可怕的內戰。《物種起源》在美國發行的第一版，雖然在1860年也曾得到廣泛的評介(1)，但戰爭的到來掩蓋了科學思想的新發展，除專業科學工作者和少數不離不棄的知識分子外，在其他所有人那裡，它都面目模糊。 然而，那些終將改變這個國家思想生活的觀念，開始在各處遠離政治光芒的零零星星的清冷研習中逐漸形成。達爾文的好友、哈佛大學植物學家阿薩·格雷（Asa Gray）在收到作者寄給他的《物種起源》樣書後，苦苦研讀了一番，而後為《美國科學與人文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精心撰寫了一篇評論，並以令人嘆服的遠見，備好了一系列文章，以捍衛進化論免受即將到來的無神論指控。幾位熟悉前達爾文時代赫伯特·斯賓塞的進化猜想的人士，為一場代表進化科學的大眾運動打下了基礎。塞勒姆（Salem）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居民愛德華·西爾斯比（Edward Silsbee），試圖激起美國人對斯賓塞創建系統哲學這一宏偉計劃的興趣。很快，他便在兩個人那裡找到了回應，這兩位終有一天將帶頭重塑美國的思想。第一位是哈佛大學的本科生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其人對科學和哲學文獻的鑽研已經比他的一些教授還要深入，他一看到斯賓塞那宏大的計劃任務就心醉神迷。第二位是愛德華·利文斯頓·尤曼斯（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一位頗受歡迎的科普工作者，也是一本被廣泛使用的化學教材的作者。他通過與D. 阿普爾頓公司（D. Appleton and Company）之間的聯繫，成為一名對斯賓塞作品極富好感的美國出版家。(2)當公眾的注意力轉向由達爾文主義引發的棘手問題時，費斯克和阿薩·格雷領導了這場讓進化論變得備受尊重的運動，而尤曼斯則自命為科學世界觀的推銷員。 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在驟增。宗教期刊和大眾雜誌上刊發的文章都顯示，內戰後的幾年時間裡，美國讀者很快就投入到進化大論戰中。然而，進化的概念雖然在一般人那裡極不尋常，但對文化人來說並不新鮮。比如說，像惠特曼（Whitman）這樣的人，就能夠寫出這樣的詩來：「敏感如斯進化論喲，陳釀入新瓶，小酌驟變萬人宴，其功皆曰達爾文。」很多美國人都熟悉思辨進化的歷史傳統，這種傳統在居維葉（Cuvier）、傑弗羅伊·聖—希萊爾（Geoffroy Saint-Hilaire）和歌德（Goethe）時代，已經到達了激烈爭論的地步。(3)查爾斯·萊伊爾爵士（Sir Charles Lyell）那部為發展假說鋪平了道路的《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2），在美國已經被廣為閱讀；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Chambers）匿名出版的《創造的遺蹟》（Vestiges of Creation，美國版，1845），以一種廣受歡迎的宗教形式介紹了進化論，也獲得了廣泛關注。 聖經批評學和比較宗教學的興起，自由派神職人員推動下原教旨主義信仰的普遍放寬，讓眾多美國人作好了接受達爾文主義的準備。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為各大世界性宗教所做的一項自由主義性質的研究《世界十大宗教》（Ten Great Religions）自1871年出版後，14年里發行了22版。與此媲美的另一次新式聖經學術的大規模普及，是1891年華盛頓·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出版《誰寫了〈聖經〉 ？》（Who Wrote the Bible?）。(4) 我們在約翰·費斯克的早期著作中，可以明顯看到令有主見的思想家接受進化論的各方面影響。費斯克雖然來自新英格蘭地區一個傳統宗教家庭，但其正統宗教觀念已經被歐洲科學所削弱。在進入哈佛之前，他已經如饑似渴地閱讀了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多卷本著作《宇宙》（Cosmos），一本用自然主義語言寫成的、對當時科學成就所作的百科全書式的回顧。對費斯克而言，這本書就是近乎宗教般的啟示，讓他產生了一種足以把內戰納入其中加以審視的極其強烈的情感體驗。他在1861年4月寫道，「當一個夥計把《宇宙》（Kosmos）放在書架上，把《浮士德》（Faust）放在書桌上時」，「戰爭又是什麼？」(5)費斯克把洪堡和歌德放在一起，就他來說是恰當的。他比那個時代其他任何美國人都更具有一種浮士德式的強烈欲望，恨不得讀盡天下書，把整個知識領域一網打盡。正是這種強烈的衝動，激發他刻苦鑽研英國科學作家密爾（Mill）、劉易斯（Lewes）、巴克勒（Buckle）、赫歇爾（Herschel）、貝恩（Bain）、萊伊爾和赫胥黎（Huxley）的著作，驅策他進行最艱苦的語文學訓練（他在20歲時即已掌握了八門語言，已經開始學習另外六門語言），並督促他跟上聖經批評學的最新進展。當達爾文主義問世，就物種之謎給出有力回答，斯賓塞有望對科學的含義給出深刻而權威的解釋時，費斯克早就換了崇拜的對象。 達爾文主義吸引了許多不像費斯克那般熱情奔放和對知識的追求變幻莫測的人。對那位被自己最近在內戰期間的外交經歷弄得大惑不解的年輕人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來說，達爾文主義首先為近期發生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清晰易懂的理論說明： 他感覺對進化論十之八九有一種本能的信仰……自然選擇往回導出了自然進化，最終往回導出自然的整齊劃一。這就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在劃一的狀況下發生的不間斷進化會讓所有人高興——除牧師和主教而外。這是替代宗教的最好選擇，它是安全、保守、實用並且完全符合習慣法的神靈。這樣一個對宇宙行之有效的體系很合這麼一位年輕人的心意，他剛剛幫著消耗了500億或1000億美元以及100萬人左右的生命，來把完整和劃一強加在反對它的人身上。這個觀點如此完美，太誘人了，它散發著藝術的魅力。(6) 另一些人則對進化的樂觀含意更有信心。在他們那裡，《物種起源》成了一部神諭，翻閱時都帶著通常只有對《聖經》才有的那份敬畏。查爾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一位傑出的社會工作者和改革家，讀了十三遍《物種起源》，並且確信進化確保了人類美德的最終成果和人的可完美性。「因為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自然選擇法則就適用於全部自然史，同樣也就適用於人類的全部道德史。惡在與善的鬥爭中，作為較弱的一夥，最終必定消亡。」(7) 進化論在能夠控制公眾的頭腦並在大家普遍接受的思維模式中找到一席之地之前，首先必須在科學領域占得上風。甚至連科學家也發現適應進化論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在老一輩科學家中那些受到傳統思維方式束縛的人身上，就尤其如此。達爾文在1844年首次跟約瑟夫·道爾頓·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提起他相信物種的突變性時說，「這就像是在坦白自己殺了人」。查爾斯·萊伊爾爵士的地質學距離提出發展假說只有半步之遙，但他躊躇了將近十年，最後才決定冒險一試。(8)不過，在達爾文之前，科學家們就一直為物種固定性這一古老概念的不妥之處大傷腦筋，因為這一概念同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的事實、同已知的化石標本、同種類繁多的物種以及同活的有機體的分類，都極不吻合。他們照例認為已經發生了一系列特殊的創造行為。接受過訓練的新一代科學家認為自己的天職就是去探索自然原因，因而，雖然特殊創造這一膚淺的假設也許一貫符合他們的宗教信仰，但他們懷疑，所謂的特殊創造乃是知識界湊合出來的一個蹩腳的權宜認知。在這一代人中，發展假說和自然選擇理論迅速傳播開來，一批著名的達爾文主義倡導者很快出現在這個領域。 在美國那些傑出的博物學家中，只有劉易斯·阿加西茲（Louis Agassiz）自始至終都在苦苦支撐，堅持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達爾文主義或進化論。(9)阿加西茲的老師喬治·L. 居維葉（Georges L. Cuvier）是19世紀初進化論的主要反對者，以前老師怎麼反對拉馬克，現在學生就怎麼反對達爾文。對阿加西茲來說，達爾文主義是對那些永恆真理的一種粗暴侮慢的挑戰，作為科學令人反感，在宗教方面又褻瀆神明，令人憎惡。在他死後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中，阿加西茲認為，人類已知的所有進化都是個體發育，即個體的胚胎髮育。除此之外，就不可能再往前一步了，因為完全沒有證據表明後來的物種是從早期物種派生下來的，也完全沒有證據證明人類的祖先是動物。阿加西茲說，動物的分類證明，動物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地質演替的歷史表明，構造方面最低等的並不必定是時間上第一個出現的，可能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種類繁多的動物。因此，人們所稱的物種，更有可能是通過作為個體的不同有機體彼此不相關的逐次創造行為產生的，而不是通過自然選擇或任何其他純自然發展的模式產生的。(10) 阿加西茲確信，達爾文主義就是一時的風尚，就像他年輕時奧肯（Oken）的《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一樣。阿加西茲唐突地斷言，他會「活得比這種狂熱時間久」(11)，但當他於1873年去世時，美國科學界失去了最後一位新理論的著名反對者。即使阿加西茲多活許多年，他是否可以憑藉自己的影響力減緩進化論在科學界的傳播，也值得懷疑。在他生前，他自己的學生都一個個離他而去。其中，約瑟夫·勒·孔蒂（Joseph Le Conte）認為，發展理論的輪廓潛藏在阿加西茲自己的動物形態分類之中，只需要對其進行動態的解釋，便可產生一幅令人信服的關於進化往事的圖畫。(12)曾經同阿加西茲過從甚密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現在是他最辛辣的批評者。在1868年寫給弟弟亨利（Henry）的信中，威廉·詹姆斯寫道：「我越去想達爾文的各種想法，它們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雖然我的意見當然沒什麼價值，但我仍然相信，無論在知識上還是在道德上，我們繼續替那個無賴阿加西茲擦鞋，都不值當。有了這種感覺，我竟找到了某種樂趣。」(13)阿加西茲死後不久，有位作家指出，阿加西茲在哈佛最傑出的八名學生，包括他自己的兒子，都是相對比較早的進化論者。(14)1874年，美國地質學泰斗詹姆斯·德懷特·丹納（James Dwight Dana）出版了其《地質學手冊》（Manual of Geology）最後一版，在這版手冊中，他終於放棄了長期堅持不懈的抵制，也認可了自然選擇理論。 阿薩·格雷很快發現，自己在美國已經成為大家公認的科學意見的解釋者。格雷身上既有鬥士的那種信念，又有科學家的那份慎重，特別適合領導達爾文主義者隊伍。他對《物種起源》最初作出的評介，是一篇關於整個問題的精彩論文，對美國生物學家就達爾文的情況所給出的各種說法，作了一個稱許但又非常有分寸的總結。針對自然選擇理論，格雷誠心誠意地提出了一條他認為在科學上最具有說服力的反對意見，但他稱讚這一理論從嚴格的科學角度為生物學作出了貢獻。他小心謹慎地寫道，達爾文「提出了一個與以前的說法相比，不可能機率要低得多的（物種）起源理論……這樣的理論與自然科學的既有學說相吻合，但在得到證明之前不太可能被廣泛接受」。在攻擊阿加西茲的物種理論時，格雷的膽子則更大一些，直指其為「過分有神論」，並稱讚達爾文的理論是針對它的一服解藥。結尾處他以蔑視的口氣談到了可能出現的來自宗教方面的批評，宣稱達爾文主義與有神論完美相容；他並承認，達爾文主義也與無神論相容，但「自然科學理論一般都是如此」。自然選擇理論遠非對自然意匠論（the argument from design）的攻擊，上帝的計劃如何實施，有各種可能的理論解釋，我們可以把自然選擇理論視為其中之一。(15) 到19世紀70年代初，物種演化和自然選擇已經主導了美國博物學家的見解。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第二十五屆會議上，該會副主席愛德華·S. 莫爾斯（Edward S. Morse）對美國生物學家在尋找進化證據方面所作的貢獻作了一番引人注目的回顧，這表明美國博物學家遠非被動接受達爾文主義。(16)其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耶魯大學奧思尼爾·查爾斯·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1831—1899）教授的研究。馬什認識格雷、萊伊爾和達爾文，是那個時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馬什在19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尋找化石標本，以證實發展假說。到1874年，他已經收集了備受矚目的一組美國馬類化石，並發表了一篇論文，追溯了馬類在各個地質年代的發展，達爾文後來稱讚這是《物種起源》問世20年來出現的對進化論的最好支持。(17) 二 科學家們的轉變有望在大學取得初步成功，在那裡，空氣中滿是激昂的情緒。一場更加強調側重設置科學類課程的課程改革運動正在進行，為滿足國家對技術人員日益增長的需求，一所所理科院校正在紛紛建立。(18)在一個急需科學來為工農業生產服務，而且完全負擔得起科學事業發展的國家，對科學專業化的嚴重忽視（這導致在一些規模較小的學院出現了「自然哲學、化學、礦物學、地質學教授和動物學、植物學講師」這樣的異形巨物），現在已是一個明顯的時代錯誤。 1869年，化學家查爾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被任命為哈佛校長，哈佛成為大學改革的先行者。在艾略特的就職典禮上，約翰·費斯克私下表示，希望這一任命標誌著哈佛「守舊」的終結。費斯克的這個願望，其實現不僅在時間上比他期待的要來得更快，在方式上也更加貼近他本人。沒過多久，艾略特就邀請他在哈佛主講科學哲學方面的系列專題講座。八年前，費斯克還是本科生的時候，曾遭到哈佛威脅，如果被逮住談論孔德哲學（Comtism），學校就要開除他（彼時，孔德主義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無神論）。現在他則受邀在學校主辦的講座上詳盡闡述實證主義哲學。費斯克早就拋棄了孔德，而選擇了斯賓塞。因此，他現在肩負起了為斯賓塞辯護的任務，要替其洗刷剽竊孔德的罪名，但這並沒有怎麼減弱人們對其辯護的歡喜程度。這些講座經報紙報道，引起了一些批評，但來聽講座的人數眾多，而且都滿腔熱情。(19)若干年後，當威廉·詹姆斯把斯賓塞的《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作為哈佛的教材時，人們再也聽不到興奮的低語聲。新哲學迅速打入了美國最古老的大學，而且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爭議。 在耶魯大學，引發爭議的又是斯賓塞而不是達爾文，只不過直到1879年8月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與諾亞·波特（Noah Porter）校長發生衝突，問題方才出現。波特是公理會的一名神職人員，但他並不是各種形式的進化論的堅決反對者。波特受馬什教授發現的影響，又得考慮自身名望，並且耶魯大學自己的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Museum）里精心收藏的標本也令他印象深刻，因而在1877年已經對進化論作出了讓步，他在一篇演說中聲稱，他發現「這個角落的博物館裡的結論同另一個角落的學院教堂里的教誨之間，沒有不一致的地方」。(20)儘管如此，他還是認為，美國大學應該「鮮明地、熱誠地」保持「基督教本色」。當薩姆納也因馬什的工作信奉了進化論，試圖在他的一門課上用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做教材時，波特對這部著作的反有神論和反神職人員調子提出了異議，堅持要薩姆納放棄使用這本書。一場廣為人知的爭執隨之而來，最終以波特代價高昂的勝利告終。(21)薩姆納在嚴厲指責了波特之後，威脅要辭職，最後還是經好說歹說留了下來。此番爭執過後，薩姆納不再使用斯賓塞的書作為教材，理由是這場爭執從根子上破壞了該書作為教材的價值。但在其他方面，他則繼續我行我素。波特自己則開了一門課程「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來駁斥斯賓塞的思想。在這門課上，他也用了這位進化論者的一些著作。但令他沮喪的是，斯賓塞的著作對許多學生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波特煞費苦心要推翻斯賓塞的學說，學生們竟成了該學說的信徒。(22) 在其他一些高等學府中，一些名氣稍小的學者和神學教師，既沒有費斯克和薩姆納那麼安全，也沒有兩人那麼成功。地質學家亞歷山大·溫切爾（Alexander Winchell）於1878年被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開除，其他學校也時有侵犯學術自由的事件發生（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都出現了此類事件），吸引了整個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公眾的注意。(23)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或許不是抵制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而是新思想在較好的學院和大學裡開疆闢土的速度有多快。進化論不僅滲透到了教師隊伍里，同樣也滲透到了學生中間。「十到十五年前，」懷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1873年在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一次演講中稱，「在我們這裡，大家在學習時間之外，閱讀和談論的主題，基本上是英國的詩歌和小說。現在是英國科學。赫伯特·斯賓塞、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赫胥黎（Huxley）、達爾文、丁達爾（Tyndall）已經取代了丁尼生（Tennyon）和布朗寧（Browning），以及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和狄更斯（Dickens）。」(24) 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立。這是一所致力於科學研究的機構，不受任何宗教派別的約束，它的創立，標誌著高等教育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為了表示對蒙昧主義的蔑視，學校首任校長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邀請託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赫胥黎當時正在美國巡迴演講——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講。赫胥黎的演說受到了熱烈歡迎，但他的出現卻引起了人們預料當中的「神學憎恨」（odium theologicum）。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對蒙昧主義做出了象徵著反抗的舉動。「邀請赫胥黎真是糟糕透頂的一件事，」一位神學家寫道，「還不如把上帝請到場，那樣倒會更好。要是把他倆都請過來，那可真是荒誕不經。」(25)然而，諸如此類的公開反對，並沒有阻礙這所新辦大學的發展，它很快就躋身少數幾所科學研究方面居於領先地位的大學之列。各種呼籲警惕的聲音也沒有蓋住或是削弱赫胥黎的人望，講座邀請數不勝數，他不得不接二連三地予以推辭，新聞界對他的行蹤報道更是巨細無遺。 大眾雜誌迫不及待地為進化論論戰開闢了專欄。十年的時間裡，從敵對到懷疑，再到小心謹慎的贊同，最後到全面讚揚，在新英格蘭知識分子的傳統論壇《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各卷文章中，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過程。1860年，一位不具名的《物種起源》評介者認為，自然選擇需要永恆的時間才能完成它的任務，他拒絕接受達爾文的理論，認為其「不切實際，異想天開」。(26)四年後，一位作家指出，發展假說作為一般性的概念，「對於鍛煉人們的思辨很有裨益。知識界一直期望在自然界中找到某種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就是對大家期望找到的這種秩序的一種抽象陳述」。(27) 1868年，自由思想家弗朗西斯·埃林伍德·阿博特（Francis Ellingwood Abbot）提出，儘管大家在發展假說的一些次要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但該假說將極有可能在公認的科學真理中占有一席之地。(28) 1870年，查爾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將自然選擇譽為「本世紀最偉大的科學事件之一，它影響著每一個科學研究領域」。第二年，該雜誌發表了昌西·賴特（Chauncey Wright）的一篇論文，為自然選擇辯護。這篇文章給達爾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讓人印成小冊子的形式重新出版，供英國讀者閱讀。(29) 經尤曼斯提議（尤曼斯認為有必要創辦一份以科學新聞見長的通俗雜誌），D. 阿普爾頓公司於1867年創辦了《阿普爾頓雜誌》（Appleton’s Journal）。該雜誌率先刊載了大量有關斯賓塞和達爾文的文章，並定期出版尤曼斯和費斯克撰著的普及讀物。作為一本既非完全文學性質也非完全科學性質的雜誌，《阿普爾頓雜誌》讀者寥寥。(30)相對而言，尤曼斯1872年創辦的《大眾科學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倒是更加成功。考慮到這本月刊某些主題的難度，其受到的好評還是出人意料，而且其銷量很快就達到了每月11000冊。為了滿足大眾的好奇心，刊物會發一些頗具譁眾取寵意味的科學小品文，如《大火和暴雨》（「Great Fires and Rainstorms」）、《動物中的催眠術》（「Hypnotism in Animals」）、《迷信的起源》（「The Gensis of Superstition」）、《地震及其成因》（「Earthquakes and Their Causes」）等；接著就是科學哲學方面的學術文章、對傑出科學家的稱讚性介紹、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諧和的討論、反對蒙昧主義的論辯文章，以及有關研究的最新進展方面的報告。月刊編輯水平高，擁有大量忠實的讀者，是科學振興在期刊方面的重大成就。此外，尤曼斯還做了一件事，也須書上一筆，那就是代表阿普爾頓組織出版了頗負盛名的「國際科學系列叢書」（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這套叢書是由當時傑出的科學家編寫的，幾乎涵蓋了自然和社會知識的全部範圍，撰稿人當中，有來自社會科學領域的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約翰·W. 德雷珀（John W. Draper）、斯坦利·傑文斯（Stanley Jevons）、斯賓塞和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來自心理學和生物學領域的亞歷山大·貝恩（Alexander Bain）、約瑟夫·勒·孔蒂、達爾文和亨利·莫茲利（Henry Maudsley），來自自然科學方面的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l）以及其他人等。通過「國際科學系列叢書」、《大眾科學月刊》以及對美國版斯賓塞著作的出版控制，阿普爾頓主導了這場新的知識分子運動，並踏著進化論的浪潮上升為出版界無可爭議的領導者。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也參加了這場論戰，刊載了阿薩·格雷早期為達爾文主義辯護的一系列文章。(31)在整個19世紀60年代，為了保持對達爾文主義不置可否的調門，編輯們也曾刊登了阿加西茲的一篇反擊文章來加以平衡。但在1872年，該刊就法蘭西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拒斥達爾文之事發表了一篇社論。社論談及自然選擇理論已經 ……在德國和英國迎接勝利的到來，在美國也差不多快要贏得勝利。如果說最高級別的科學頭腦，是那種把開創偉大歸納理論的能力同驗證這些歸納時無盡的耐心和謹慎結合在一起的頭腦的話，自牛頓去世以來，還沒有哪位比達爾文先生更完美地表現出了這種級別的頭腦。這種說法並不為過。(32) E. L. 戈德金（E. L. Godkin）的《國家》（Nation）給評介進化論作品的文章提供了一處並不引人注目但也算是蠻有利的地方。給它寫這些評介文章的，都是第一批讚揚達爾文、華萊士（Wallace）和斯賓塞的人士。格雷不署名的短評也會時不時地光臨它的專欄，他對倔強的自然主義者和自以為是的牧師進行的最強勁的攻擊，有一些也刊登在這裡。就在神職人員手下的雜誌對達爾文《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一片譁然之際，《國家》將該書描述為「對有關人類的起源及其與低等動物的關係的科學研究現狀最清晰、最公正的闡述」。(33) 對科學發展和新理性主義的巨大興趣，最好的證明就是，報紙每天都有對科學或哲學講座連篇累牘的廣泛報道。在編輯曼頓·馬布爾（Manton Marble）的建議下，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報道了費斯克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宇宙哲學》（「The Cosmic Philosophy」）。《論壇報》（Tribune）轉載並討論了赫胥黎在紐約的演講，他在造訪《論壇報》時受到的接待，其隆重程度不亞於王室。(34)喬治·雷普利（George Ripley）是新聞界那些更加直言不諱的達爾文主義擁護者中的一員，(35)他借《論壇報》新大樓落成典禮之機，對19世紀科學的形上學含義進行了一番晦澀的討論，也沒有引起人們的驚訝。(36)《群星》（Galaxy）的一位編輯被自然選擇「普遍浸透」了純文學和報章雜誌給逗樂了：「新聞行業竟然被它浸染得這麼深，頭條文章最愛用的邏輯是『適者生存』，最愛用的俏皮話是『性選擇』。」這位編輯還留意到，《先驅報》（Herald）駐華盛頓的一位記者最近為參議院畫了一幅素描，用達爾文的表達方式把參議員畫成公牛、獅子、狐狸和老鼠。在最近的紐奧良狂歡節上，「缺失的一環」（Missing Link）已經被用作服裝上的裝飾圖案。(37) 三 最後一批被攻陷的堡壘是各大教會組織。在那裡，進化論在思想更為開明的新教教派中贏得了重大勝利。當然，大量虔誠的信徒，不管是來自新教的還是來自天主教的，並未被達爾文主義觸動。布道家德懷特·L. 穆迪（Dwight L. Moody）可能是鍍金時代最受歡迎的宗教領袖，他的追隨者肯定對新科學提出的所有惱人問題一無所知。基督教基要主義直到邁入20世紀還在堅持，便是達爾文主義未能徹底征服基督教的憑證。然而，在19世紀晚期喜歡思考的會眾中間，隱約存在著情緒上的騷動和智識上的不滿，這種情況促使他們樂於去接受某種支持變革、擁抱進化概念的開明神學。(38) 達爾文主義從不止一個方向劍指傳統神學的核心。近一個世紀以來，由英國神學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所推廣的意匠論一直是證明上帝之存在的標準驗證。如今對許多人來說，達爾文主義對這塊神學基石的狂轟濫炸，必然導致無神論。新理論也打破了關於罪的傳統觀念和以往與之相隨的道德約束。至少，它讓人們不相信《創世記》中關於創世的說法，明顯損害了《聖經》的權威。這就是宗教正統人士的最初反應。(39)《人類的由來》（1871）的問世，令神職人員的憤怒更是火上澆油，(40)因為人類的尊嚴本身也公然受到了傷害。篤信宗教的讀者驚恐萬狀地指出，達爾文竟然如此活靈活現地把人類祖先描述為「多毛的四足動物，長著尾巴和尖耳朵，習性可能是樹棲的」。 達爾文的著作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在整個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激起了不共戴天的仇恨。牧師們從神職人員知識分子立場出發進行的論證，可謂相當可觀。他們聲稱，只有當科學家可以從動物園取出一隻猴子，並通過自然選擇使之變成人時，達爾文主義才能成立。(41)他們的口吻，甚至讓當時的一位神職人員，也即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W. N. 賴斯（W. N. Rice）教授都看不過去，以致他和他的同事們一起抗議他們對達爾文的態度，建議他們把批評的範圍限定在科學問題上。(42) 神職人員方面最重要的反對理由，當然是達爾文主義同有神論格格不入。這是最受歡迎的闡述反達爾文主義觀點的著作，查爾斯·霍奇（Charles Hodge）的《達爾文主義是什麼？》（What Is Darwinism?）（1874）的中心主題。霍奇是一個老派牧師，寫起文章來氣勢磅礴，那個時代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神學論文中，有一篇就出自他的手筆。此外，他還是《普林斯頓評論》（Princeton Review）的編輯。因此，霍奇可以用權威的口氣為一大批教徒說話。霍奇在他的論戰冊子中提醒讀者：「 《聖經》對那些拒絕它的人幾乎不發慈悲。它宣判，他們要麼喪失理智要麼道德敗壞，或者就是兩者兼而有之。」(43)霍奇稱，所有輕率地玩弄著進化論的人都面臨著踏上兇險的無神論之路的威脅，並列舉了令人嘆為觀止的一大串所謂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其中包括達爾文、海克爾（Haeckel）、赫胥黎、畢希納（Büchner）和福格特（Vogt）。霍奇幾乎毫不顧及事實，(44)指責達爾文仔仔細細地把任何有關意匠（design）的跡象都從自然界剔除而根本不予考慮，最後以斷言達爾文主義就是無神論的同義詞為全書的收尾。(45) 天主教的批評家們往往也是同樣決不妥協。儘管我們必須記住英國天主教徒、自然選擇的有力批評者聖喬治·米瓦特（St. George Mivart）是位進化論者，但奧雷斯蒂斯·A. 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在敦促對進化生物學採取不妥協的政策時，可能表達了天主教的普遍反應。布朗森對新教徒和許多反對達爾文主義的天主教徒軟弱無力的否定甚是不滿，他呼籲無條件拋棄19世紀的地質學和生物學，稱其代表著從阿奎那（Aquinas）科學的倒退。萊伊爾、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甚至阿加西茲，都遭到了他的猛烈抨擊。他在對《人類的由來》一書所作的亞里士多德式的分析中寫道：「在類人猿那裡沒有人的種差（differentia），因此人的種差不可能通過發展從類人猿那裡獲得。這足以駁倒達爾文的整個理論。」他最後說，《創世記》中關於創世的說法依然穩如泰山，必須堅持，直到相反的情況被完全證實為止；因此，舉證的責任在達爾文。(46) 最正統的教徒在絕望中掙扎，覺得自己的事業註定失敗，但其他人相對有序地撤退到了防守位置。早在1871年，當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美國長老會的半官方發言人詹姆斯·麥科什（James McCosh）承認他在《基督教與實證主義》（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sm）一書中接受了發展假說時，毫不妥協地反對進化論這種情況就已經蒙上了最終崩潰的陰影。作為當時以蘇格蘭學派或者「常識」現實主義著稱的宗教哲學的傑出倡導者，麥科什地位顯赫，是一個公認的基督徒，誠實正直，普林斯頓大學專門把他從蘇格蘭引進過來擔任校長。因此，當他在一本從意匠論出發來捍衛有神論的著作中接受了發展假說，並承認自然選擇至少是真理的一部分時，這一刻便成了舉足輕重的時刻。麥科什寫道： 達爾文主義不能被視作已成定論……我傾向於認為，這個理論包含了大量重要的真理，我們看到，這些真理在有機自然界的每一個部分都表現出來了；但它並沒有囊括全部真理，它所忽略的比它察覺到的還要多……自然界表現出了這一原則（自然選擇），並且對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動植物的發展進步產生了作用，這一點我毫不懷疑……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表明沒有其他原理在起作用。(47) 麥科什誠然不願意將自然選擇應用到人類身上，理由是一種特殊的創造行為可以更合理地解釋人類獨一無二的精神特徵，但現在他已經把正統觀念挖開了一個缺口。尤曼斯在1871年致斯賓塞的信中寫道： 這裡的進展異常迅猛。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人類的由來》已經印行了10000冊，我猜這些也差不多都賣完了……自由主義思想取得了顯著的進展。每個人都在尋求解釋。牧師們心神不寧。麥科什告訴他們不要擔心，不管有什麼發現，他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意匠，在它身後安放上帝。布魯克林教區25位牧師叫我找個星期六晚上同他們見個面，告訴他們該怎樣做才能得救。我告訴他們，可以在生物學中、在《人類的由來》里找到生活的道路。他們說「很好」，並請我下次再去參加牧師俱樂部的會議。我去參加了會議，又受到了盛情的接待。(48) 《獨立》（Independent）周刊是美國最有影響的宗教報刊，訂閱者中有6000多名神職人員。該刊是第一批相對贊成進化論的報刊之一。其最初針對《物種起源》寫的書評，暗示這本書傾向於把造物主從「生機勃勃的宇宙」中挪移出去，但也承認其中包含有寶貴的科學素材。文章接下來推薦說，這本書可供「神學家和科學工作者細緻研究」。這篇文章的立場雖然已經退卻到認為達爾文主義不會影響有神論，從而一直都被人們用作撐開裂口的楔子，但文章下筆謹慎，並且依然處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阿加西茲的影響之下。然而，差不多也是在這個時候，進化論與《聖經》之間開始出現微弱的和解嘗試。「只要《聖經》沒有明確肯定物種確實是由一項權威的命令創造出來的，我們就可以聽聽動物學家的猜想，而不必觸動我們的神學神經。」一位評介者寫道。(49)到1880年，《獨立》周刊的立場完全轉變了過來，開始發表聲嘶力竭地為進化論代言的辯論文章。(50)其他刊物調整自己觀點的步伐相對較慢，但在達爾文主義引入美國20年後，即使是最保守的刊物，也有一些明顯的變化。(51)《新英格蘭人》（The New Englander），新英格蘭「揚基佬」（Yankee）牧師把持的一個重要論壇，起初指控達爾文復活「一個已被推翻了的陳舊理論」，在1883年則發表了一篇有趣的調和文章，承認了有些基督教辯護者的歇斯底里。作者聲稱：「我們對不朽的期待，多了一個新的信念之源。對於進化論者來說，否定一種更高級的未來生活之可能，是最無趣的自相矛盾。」(52) 在為使同道中人順利接受達爾文主義的工作過程中，自由派牧師得到了來自科學工作者的幫助與安慰。阿薩·格雷孜孜不倦地試圖證明自然選擇理論對意匠論不會產生根本影響，並且達爾文本人是個貨真價實的有神論者。(53)對於那些堅持認為物種的起源應該留在超自然領域的人，格雷回答說，他們是在任意限制科學領域，而又沒有擴大宗教領域。約瑟夫·勒·孔蒂在他由查經班講座集成的《宗教與科學》（Religion and Science）一書中，跟在格雷後面堅持認為，過去是否存在物種演變，或者說進化過程可能是什麼樣的，無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是什麼，都改變不了意匠論。他強調，科學不應被視為宗教的敵人，而應被看作是對第一因（First Cause）在自然世界中運行方式的補充研究。無論科學能認識到什麼，我們永遠都可以設想上帝作為第一因的存在。(54)自由派神學家充分利用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許多進化論的提倡者，如勒·孔蒂、丹納和麥科什，都是對基督教無比虔誠的人。他們作為個人，象徵著宗教與科學之間實現調和的可能。(55) 當亨利·沃德·比徹（Henry Ward Beecher）在達爾文和斯賓塞的共同影響下皈依進化論時，美國最重要的基督教道壇也被納入了進化論的行列。通過比徹的發行量曾一度達10萬份的《基督教聯合會》（Christian Union），和他在普利茅斯公理會（Plymouth Church）的繼任者萊曼·阿博特（Lyman Abbott）編輯的《展望》（Outlook），比徹新神學的自由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剛剛從清教神學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的比徹，興致勃勃地利用自己在全國的聲譽、藉助自己高超巧妙的修辭，為調和宗教與科學盡心竭力。他的主要理論貢獻是仔細闡述了神學科學（science of theology）和宗教藝術之間的區別，這樣神學可以得到進化論的修正、擴充，被進化論所解放，但宗教作為人類品質中一種固定的精神事物，將依舊原封不動。(56)比徹宣稱自己是「一個真誠的基督教進化論者」，公開承認斯賓塞是他知識上的養父。正是比徹將意匠問題（the design problem）的解決轉化為商業文明的習慣用語，並提醒人們「批發的意匠比零售的意匠更偉大」。(57)萊曼·阿博特不僅對此表示同意，還發誓放棄傳統的關於罪的觀念，認為其不僅侮辱了人，也侮辱了上帝。他建議，用進化的看法取而代之，因為在進化論中，每一個不道德的行為都被視為向動物性的倒退。這樣，罪惡還是會像以往一樣令人憎惡，但原罪論中所暗含的對上帝的誹謗，將隨原罪論一去不返。(58) 到19世紀80年代，被吸收到科學與宗教的調和之中的論證方式已經清晰。宗教已經被迫與科學分享其傳統的權威，美國思想界也極大地世俗化了。進化論已經進入教會自身之中，在新教神學中，沒有一個傑出的人物敢對此提出異議。但是，進化論已經被轉換成神學議題，而且在老到的牧師手中，宗教注入了來自科學領域的權威思想，煥發出勃勃生機。(59)隨著雙方人馬匯集到同一桿大旗下，共同向對美國生活前景抱有悲觀主義或懷疑主義的隊伍發起憤怒的反對，這對老冤家不久就很難被區分開來了。無神論的幽靈已經不再構成威脅，對那些最有可能找到不信神者的大學的調查顯示，沒有信仰的人少之又少。美國不信神的人當中沒有產生「一位享譽世界甚至是享譽全國的鬥士」，(60)神職人員這麼說，算不上誇張。菲利普斯·布魯克斯（Phillips Brooks）對此解釋道：「『知其不可故而信之』（Credo quia impossible），發出如此吶喊的那種對信仰堅定不移的英雄般的精神，深深地根植於人性之中，沒有哪個世紀可以根除這種精神。」(61)之所以如此，按照比徹告訴他的普利茅斯公理會會眾的話說，原因乃在於「人類心靈的道德結構中必須有宗教的一席之地」，難道不是這麼回事嗎？比徹接著說： 它必須擁有迷信，或者就必須擁有靈性的宗教。宗教之於人的必要性，即如人之必須擁有理性、想像、希望和欲望一樣。對宗教的渴望，是構成人的重要部分。即便你拆掉所有神學體系——比如說，倘若你拆掉羅馬教會，東一頭西一頭地亂扔材料；或是把新教信仰一個一個地拆得七零八落，然後扔得東一塊西一塊——人還是宗教動物，不僅需要，而且也不得不著手為自己建立某種宗教體系。(62) 對其一流神學家的這些看法，鍍金時代沒有異議。 (1)　參見Francis Darw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 51, 99。參考文獻部分（本書邊碼205—216）已經列出的作品，出版地和出版時間在注釋中不再重複。 (2)　有關費斯克和尤曼斯的早期活動，參見John Spencer Clark,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Fiske, vol. I; Ethel Fisk, The Letters of John Fiske; John Fiske, 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 (3)　Henry Fairfield Osborn, From the Greeks to Darwin,尤見chap. v。 (4)　參見Arthur M. Schlesinger, 「A Critical Period in American Religion, 1875–1900,」 Proceedings,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LXIV (1932), 525–527。 (5)　Clark, op. cit. , I, 237. (6)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1), pp. 225–226. (7)　Emma Brace, The Life of Charles Loring Brace (New York, 1894), pp. 300–302. (8)　參見Bert J. Loewenberg, 「The Reac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to Darwin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VIII (1933), 687。 (9)　著名進化論者愛德華·德林克·柯普支持拉馬克主義而非達爾文主義，參見H. F. Osborn, Cope: Master Naturalist (Princeton, 1931)。許多生物學家雖然相信用以支撐達爾文發展假說有效性的數據，但對其將自然選擇理論作為對發展的一種解釋持批評意見。在一般大眾的爭論中，並不總是把這兩種看法之間的區別分得很明確。 (10)　Agassiz, 「Evolution and Permanence of Type,」 Atlantic Monthly, XXXIII (1874), 92–101. (11)　C. F. Holder, Louis Agassiz (New York, 1893), p. 181; 另請比較參閱Agassiz, op. cit. ,p. 94。 (12)　Le Conte,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13), p. 287. 「一直以來都有一種說法，」阿加西茲承認，「說是我本人已經為演化理論提供了最強有力的證據。」Agassiz, op. cit. ,pp. 100–101. (13)　Ralph Barton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 265–266. 但請參閱詹姆斯後來對阿加西茲的褒揚，Memories and Studies (New York, 1912)。 (14)　「Scientific Teaching in the College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VI (1880)，558–559;另請參見愛德華·S. 莫爾斯教授的演說，Proceeding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XXV (1876), 140。 (15)　Darwiniana, pp. 9–16; 另請參見格雷的文章「Darwin and His Reviewers,」 AtlanticMonthly, VI (1860), 406 – 425。 (16)　Morse, op. cit. ；莫爾斯的總結囊括了全國幾乎所有傑出博物學家，如E. D. 柯普、約瑟夫·雷迪（Joseph Leidy）、O. C. 馬什、N. S. 謝勒和傑弗里斯·懷曼等。 (17)　Charles Schuchert and Clara Mae Le Vene, O. C. Marsh, Pioneer in Paleontology (New Haven, 1940), p. 247. (18)　Charles W. Eliot, 「The New Education-Its Organization,」 Atlantic Monthly, XXXIII(1869)，203–220, 358–367. (19)　Clark, op. cit. , I, 353–376; Fiske, 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 preface, p. vii. (20)　Schuchert and Le Vene, op. cit. , pp. 238–239. (21)　Harris E. Starr, William Graham Sumner, pp. 345–369. (22)　Henry Holt, Garrulities of an Octogenarian Editor, p. 49. (23)　Schlesinger, op. cit. , pp. 528–530. (24)　「The Scholar in Politics,」 Scribner’s Monthly, VI (1873), 608. (25)　Daniel C. Gilman, The Launching of a University (New York, 1906), pp. 22–23. 原文為斜體。 (26)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North American Review, XC (1860), 474–506; 另請比較參閱置疑性文章「The Origin of Species,」 ibid, XCI (1860), 528–538. (27)　Chauncey Wright 「A Phys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North American Review, XCIX(1864), 6. (28)　「Philosophical Biology,」 North American Review, CVII (1868), 379. (29)　Charles Loring Brace, 「Darwin in Germany,」 North American Review, CX (1870),290; Chauncey Wright, 「The Genesis of Species,」 ibid. , CXIII (1871), 63–103; Francis Darwin, op. cit. , II, 325–326. 有關懷特在進化論論戰中的影響，參見Sidney Ratne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Philosophy of Science, III(1936), 104–122。 (30)　John Fiske, Youmans, p. 260. (31)　參見Gray, Darwiniana, passim。 (32)　Atlantic Monthly, XXX (1872), 507–508. (33)　Nation, XII (1871), 258. (34)　New York Tribune, September 19, 21, 25, 1876; 比較參閱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1876), 236–240。 (35)　參見其文章「Darwinism,」重印稿，Tribune in Appleton Journal, V (1871), 350–352。 (36)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IV (1874), 636. (37)　「Darwinism in Literature,」 Galaxy, XV (1873), 695. (38)　參見「Is the Religious Want of the Age Met?」 Atlantic Monthly, XV (1860), 358–364。 (39)　對正統觀點的典型闡述，參見John T. Duffield, 「Evolutionism Respecting man, and the Bible,」 Princeton Review, LIV(1878), 150–177。 (40)　參見Bert J. Loewenberg 「The Controversy over Evolution in New England, 1859–1873,」New England Quarterly, VIII (1935), 232–257。 (41)　參見John Trowbridge, 「Science from the Pulpit,」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I (1875),735–736。 (42)　「The Darwinian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Englander, XXVI (1867), 607. (43)　Hodge, What Is Darwinism? p. 7. (44)　參見阿薩·格雷Darwinian一書中的批評，同書p. 257。 (45)　Hodge, op. cit. , pp. 52 ff., 64, 71, 177. (46)　Brownson, Works (Detroit, 1884), IX, 265, 491– 493; 布朗森論述宗教與科學之間衝突的著作，參見ibid. , IX, 254–331, 365–565。 (47)　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sm (New York, 1871), pp. 42, 63–64. (48)　Fiske, op. cit. , p. 266. (49)　Independent, February 23; April 12; July 16, 1868. (50)　「Scientific Teaching in the College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VI (1880), 558–559. (51)　Bert J. Loewenberg, in 「Darwinism Comes to America 1859–1900,」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VIII (1941), 339–368, 該文將1859年至1880年視為美國對達爾文主義的考察期，將1880年至1900年視為見證美國對達爾文主義的態度發生直言不諱的轉變的時期。 (52)　Rev. J. M. Whiton, 「Darwin and Darwinism,」 New Englander, XLII (1883), 63. (53)　Gray, Darwiniana, pp. 176, 257, 269–270, passim. (54)　Religion and Science (New York, 1873), pp. 12, 25–26. (55)　Henry Ward Beecher, Evolution and Religion (New York, 1885), p. 51. (56)　Ibid. , p. 52. (57)　Ibid. , p. 115; 參見Paxton Hibben, Henry Ward Beecher: An American Portrait (New York,1927), p. 340; E. L. Youmans, ed., Herbert Spencer on the Americans and the Americans on Herbert Spencer, p. 66。 (58)　Lyman Abbott, The Theology of an Evolutionist (Boson, 1897), pp. 31 ff.; 參見Beecher,op. cit. , pp. 90 ff. 。 (59)　「Agnosticism at Harvard,」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IX (1881), 266; 另請參見William M. Sloane, The Life of James McCosh (New York, 1896), p. 231。 (60)　Daniel Dorchester,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888), p. 650. (61)　A. V. G. Allen, Phillips Brooks, 1835–1893 (New York, 1907), p. 309. (62)　Beecher, op. cit. , p.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