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 · 導言

達爾文主義是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最具啟發性的見解之一。只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維方式已經具備清晰可辨的形式之後，才有人陸續步入競技場，力圖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那裡奮力奪走達爾文主義。 1959年是達爾文《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100周年。自該書問世以來，人類已經在進化科學近百年的光輝照耀下生活了如此之久，以致我們習以為常，往往將其各種見解視作理所當然。我們很難全然領會啟蒙給達爾文那一代人帶來的無比興奮，更難理解他們當中那些信奉宗教的正統人士所經歷的恐懼。儘管如此，還是美國進化論者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說得好。他說，活著看到昔日的迷霧消散，是「幾個世紀以來少有的一大幸事」。 與進化論相比，許多科學上的發現對人類生活方式的影響要來得更加深遠，但沒有哪一項對人類思維方式和信仰方式產生的影響超過了進化論。在這方面，即便是太空時代也遠不能相提並論。其實，在整個現代史上，也只有少數科學理論對人類智識的影響，遠遠越出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其自身內部發展的界限，而徹底改變人們的根本思維模式。這等重大的發現打破了舊有的信仰和哲學，並提示有必要去樹立新信仰、創立新哲學（實際上，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強制世界接受這種必要性）。它們為知識的各種新的、更加完備的體系化提供了可能，這對有些人可是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它們在有文化的群體中激起了巨大的興趣，獲得了極高的聲望，幾乎每個人都覺得至少應該讓自己的世界觀同他們的發現協調一致，而某些思想者則迫不及待地逮住這些發現，將其用在離科學領域相距十萬八千里的話題上，藉助這些發現來形成、宣揚自己在這些話題上的觀點和看法。 在現代，第一件這樣的事，是哥白尼體系（Copernican system）的系統闡述，它要求對宇宙學作出重大修改，並向飽學之士敞開了一幅既令人著迷又令人恐懼的前景：許多長期為人們所接受的關於世界的觀念，可能需要徹底修正。第二次是在牛頓和後牛頓（post-Newtonian）時代，各種力學解釋模型開始被廣泛運用於人學理論和政治哲學，一種關於人的、關於社會的科學理想呈現出了全新的意義。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則確立了一種研究自然的新路徑，並為發展的觀念注入了新的動力；它推動人們嘗試利用其諸多發現和方法，通過尋找各種進化發展方案和進行有機類比來理解社會。第四次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弗洛伊德（Freud）的深刻見解來自臨床心理學領域和神經症治療，同時也在這方面具有最可靠的價值；如今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也已經開始被用於社會學、藝術、政治學和宗教。 在西方文明的幾乎每個角落，達爾文時代的思想家紛紛抓住這一嶄新的理論，試圖闡明其對社會學科的意義，儘管他們由於智識傳統和個人脾性不同而在程度上各有所別。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都在開始思考，達爾文主義的概念對自己的學科要是真有什麼意味的話，那究竟意味著什麼。倘若在訪求達爾文主義帶來的後果的過程中，出現大量的智識上的笨拙舉動（我相信肯定有），我們應該準備好給予其一定程度的包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代——我們姑且如此稱呼，是不得不學會忍受並通過改變自己以適應那些被暴露出來的、可能具有深遠含義的、令人吃驚的真相的一代。而這些真相的全部含義究竟是什麼？限度又在哪裡？沒有大把大把的思想家在黑暗中摸索、跌撞甚至可能摔倒，皆不可求遇。 本書的主題是達爾文的研究成果對美國社會思想的影響。19世紀最後30年和20世紀初的美國，從某些方面看，就是那個達爾文主義國家。英國把達爾文獻給了世界，而美國則以異乎尋常的迅捷和共鳴接受了達爾文主義。1869年，達爾文成為美國哲學會榮譽會員，這比他自己的母校劍橋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早了十年。美國科學家不僅迅速接受了自然選擇原則，而且對進化科學作出了重要貢獻。開明的美國讀者大眾在南北戰爭後不久，就對進化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大方地接受了那些部分建立在達爾文主義基礎之上或與之相關聯的哲學與政治理論。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那個眾人之中最富宏圖偉志，雄心勃勃地力圖將進化在生物學本身之外的其他各領域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加以系統化的夥計，在美國遠比在自己祖國更受歡迎。 達爾文和斯賓塞的思想在美國普及的時代，是一個經濟變革快速而又引人注目的時代，同時卻也是一個政治上保守氣氛十分盛行的時代。對這一占主導地位的保守主義的各種挑戰，從沒少過；但當時社會上普遍的看法卻是，這個國家在內戰之前已經見證了太多政治上的騷動，現在是該默然認命、悶頭髮財的時候了，也是這塊生生不息的大陸和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大量新興產業發展與快活的時候了。 慎重而保守的人們把達爾文主義當作一種值得歡迎的新增思想甚至是最強大的新增思想，把它拿過來充實自己的思想寶庫，是可以理解的。當他們希望讓自己的同胞甘於接受生活中的一些苦難與艱辛，並勸告他們不要去支持那些倉促推行、考慮不周的改革時，這些人就可以訴諸包括達爾文主義在內的這些思想武器。達爾文主義是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史上這一漫長階段中最具啟發性的見解之一。正是那些希望捍衛政治現狀的人，尤其是主張自由放任的保守派人士，在社會論爭中率先拿起了從達爾文的一系列概念中鍛造出來的各種工具。只有到後來，只是在一種可以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思維方式已經具備了清晰可辨的形式之後，持不同意見的人才從這個角度出發，帶著棘手的論點步入競技場。那些最著名的持不同意見者，尤其是像萊斯特·沃德（Lester Ward）和各位實用主義者，大都將批評直接指向社會達爾文主義提出的哲學問題，而對新觀念對關於人的、關於社會的理論具有深遠意義這一基本假設，並無異議。他們只是力圖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那裡奮力奪走達爾文主義，向世界昭告：解讀達爾文主義在心理上和社會上產生的後果，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表達方式，而不必使用該領域中先於他們進場的那些更為保守的思想家的措辭。時至今日，他們的論點即便沒有高出所有人一籌，至少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也是針對他們所批評的那些人的似是而非的論點開出的一服不可或缺的解藥。但是，他們的許多批評雖然獲得了人們的認可，我們卻不應由此忘記，多少年來，他們代表的只是少數人的觀點。而且，當一個全新的問題開始出現時，他們也幾乎未能成功向世人表明，將達爾文主義用於各種個人主義的競爭性用途是值得懷疑的。這個全新的問題就是：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對達爾文主義的各種借用，到底有沒有真正正當的理由。在由這個問題引發的討論中，他們自己也無法達成一致。 達爾文主義從兩個方面進一步加強了保守主義世界觀。第一，達爾文主義最流行的口頭禪「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用在社會中的人的生活上，即表明，自然規定：最佳競爭者在競爭環境下將笑到最後，而競爭過程將帶來社會的持續改進。就其本身而言，這種說法也不是什麼新鮮玩意，經濟學家本可以早早指出這一點，但它確實給競爭性鬥爭概念賦予了自然法則的威力。第二，世界的發展歷經萬古這種看法，為保守主義政治理論中另一種非常熟悉的觀念注入了新的力量，這種觀念就是：一切良好的發展都必須緩慢而從容。社會可以被設想成一個有機體（或是一個類似於有機體的實體），它只能以極其緩慢的速度發生變化，自然界的新物種就是以這種速度產生的。人們或許會像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那樣，對達爾文主義的重要性持悲觀態度，認為達爾文主義唯一能做的，只是促使人們正視生活鬥爭中固有的艱難；人們或許也可以像赫伯特·斯賓塞一樣去展望，無論大多數人眼下究竟有多艱難，進化總歸意味著進步，從而保證了整個生命過程都朝著某種非常遙遠但又全然輝煌的圓滿狀態發展。但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達爾文主義起先下的結論都是些保守的結論。他們認為，所有變革社會進程的努力都是為了補救無法補救的問題，都干擾了自然的智慧，都只能導致退化。 作為保守主義思想史上的一個階段，社會達爾文主義值得矚目。就其捍衛現狀，為攻擊改革者和攻擊幾乎一切有意識、有針對性地改變社會的做法提供力量支撐而言，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內，無疑是美國保守主義思想的主導力量之一。不過，社會達爾文主義缺乏保守主義身上常見的諸多顯著特徵。首先，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幾乎沒有什麼宗教信仰的保守主義，對世俗主義者比對虔敬的信徒更有吸引力。再則，作為一套信仰體系，社會達爾文主義差不多是無政府主義，其主要結論就是國家的積極功能必須被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與眾多保守主義體系不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這裡，政權也不是敬畏的焦點和權威的中心。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試圖摒棄情感關係或感情聯繫的保守主義。我們且以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經典著作《自掃門前雪——社會各階級彼此應該為對方做什麼》（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為例，聽聽他怎樣解釋人們走出以身份為基礎的中世紀，步入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現代社會時的情況： 在中世紀，人們依據習俗和慣例結成各式各樣的公會、等級、行會和團體。只要人活著，這些聯繫便一直存在。因此，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取決於身份，而這種聯繫，或者說紐帶，是講情感的。在我們現代，尤其是在美國，社會結構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身份反倒是最不重要的。然而，契約是理性的，甚至是唯理的。同時，契約也是現實的、冷酷的，它只是就事論事。契約關係建基於某一充足的理由，而不是基於習俗或慣例。它不是永久性的。維持契約關係的理由一旦消失，它便不復存在。在一個以契約為基礎的國家裡，在任何公共的或共同的事務上，情感都是不合時宜的。它被貶入了私人關係或個人關係領域……我們中間那些感時傷懷的人，總是抓住舊秩序的殘餘不放。他們想挽救這些殘餘，復原這些殘餘…… 無論社會哲學家認為是值得嚮往還是不值得嚮往，都絕無可能退回到那種曾經把領主與家臣、主人與奴僕、教師與學生、夥伴與夥伴結合在一起的身份關係或情感關係。我們已經失去某些體面和優雅，固然不可否認；生活曾經擁有更多詩意和浪漫，也是千真萬確。但是，任何研究過這一問題的人，似乎都不應懷疑，我們已經獲得了不可估量的好處，要想進一步獲得更多的利益，我們所要做的在於前進而不是後退。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在整個思想史上，是否曾經有過像這樣十足進步的保守主義？如果把薩姆納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作比較，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一種保守主義的理論依據，其某些獨特之處就變得很清楚。當然，作為思想家，兩人不乏共同之處：他們都對打破社會模式和加速變革的企圖表現出同樣的抵制；都討厭激情的改革家或革命者，討厭自然權利觀，討厭平等主義。但兩者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伯克篤信宗教，對待政治憑藉的是直覺方式和本能智慧；薩姆納則是世俗主義者，是自豪的理性主義者。伯克信賴集體的、長遠的才智，信賴群體的智慧；薩姆納則期望自我伸張（self-assertion）成為大自然的智慧唯一令人滿意的表現方式，並要求群體所做的只是對這種自我伸張放任自流。伯克尊重習俗，頌揚同過去之間的連續性；薩姆納則對契約取代身份時造成的同過去之間的斷裂印象甚好。在其著作的這一塊，人們看到了他對過去的蔑視，這種蔑視是某一文化的明顯標記，而這一文化擁有的最大才能，便是技術天資。在他看來，只有「感時傷懷的人」才想挽救和復原舊秩序的殘餘。伯克的保守主義似乎相對來說不分時期，也不限地域；薩姆納的保守主義則似乎格外屬於後達爾文時代，格外屬於美國。 當然，在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角色一直以來經常是混在一起的，而且在某些方面還發生了對調，因此從未形成各種明確的傳統。這不僅足以說明為什麼我們的非保守派人士在今天總是如此難以解釋自己，也足以揭示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一種保守的社會哲學，為何擁有一圈如此奇特的光環。在美國政治傳統中，「右」的一方——也即講求發財致富、對公眾熱衷的事情比較冷漠、不甚願意傾向民主的一方——在我們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卻是急不可耐的創新者和敢於冒險的推動者。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到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再到卡內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摩根（Morgan）及其同儕大亨，這些在政治性事務上主張精英政治甚至財閥政治的人，也是率先引進新的經濟形式、新型組織和新技術的人。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我們現實政治的歷史，去尋找那些贊成恢復或維護舊有價值觀的人，我們會發現，他們——當然不只是他們，但他們最典型——是些具有溫和的「左」傾傾向的人士。我們發現傑斐遜派人士在試圖挽救唯農論，捍衛種植園主的利益；我們發現某些傑克遜派人士在呼籲恢復共和的簡明純樸；我們發現平民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在試圖恢復一種他們認為古已有之的大眾民主和競爭型經濟。當然，事實並非全然如此簡單，因為改革者們在努力實現那些自認為古老的目標時，採用了一些無可否認的新技術。但直到富蘭克林·D.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及其「新政」（New Deal）時代，美國政治中的「自由派」或者說「進步派」，方才也成為熱誠認同經濟社會創新與試驗的那一方——直到國家在憲法之下經歷了近150年的發展之後，舊有的模式才被徹底打破。 我前面已經說過，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世俗主義哲學，但我們在一個重要方面需要有所保留。因為像薩姆納這類人所代表的鐵石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體現了對生活的一種看法，並——當然人們不一定接受這種說法——展露了某種值得我們關注的世俗虔誠。薩姆納，以及那些曾經被他的觀點所打動而願意追隨他的人，都認為極有必要正視生活的艱辛，正視不可能為人類的疾病找到輕而易舉的解決辦法的現實，正視勞動和克己的必要性，正視痛苦的不可避免。他們持有的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加爾文主義，其中，人同自然的關係就像加爾文主義體系下人同上帝的關係一樣冷酷而嚴苛。這種世俗虔誠在某種經濟倫理中找到了自己切實可行的表達方式，而這種經濟倫理又似乎是一個日益發展的工業社會所極為迫切地要求的。這個工業社會正在召集它所能聚攏的所有勞動力和資本，來開發其尚未開發的巨量資源。人們似乎必須努力工作，拚命存錢，休閒和浪費則越發受到質疑。在這些情況下產生的經濟倫理，特彆強調那些對約束勞動者大軍和小投資者隊伍來說似乎必不可少的品質，對這些品質給予了高度評價。在系統闡述這些不可或缺的要求時，薩姆納吐露了一種從前人那裡傳承下來的經濟生活觀。即使到了今天，這種觀念在美國的保守人士中也依舊相當普遍。依據這種觀念，經濟活動首先被看成是發展和提升個人品行的領域。經濟生活被理解為一套安排，這套安排給品格高尚的人提供種種優待，同時也懲罰那些——用薩姆納的話說——「馬虎隨便、胸無大志、效率低下、愚昧無知、魯莽輕率」的人。 今天，我們已經走出形成上述道德的經濟機制。我們要求休閒；我們要求免遭經濟上的困苦；我們捧出了一個重要的行業——廣告業，鼓勵人們消費而不是儲蓄；我們制定了諸如分期付款之類的制度安排，允許人們花掉他們尚未掙到的錢；我們採用了凱恩斯（Keynes）的經濟理論，用一種新的方式來強調消費在經濟上的重要性。我們從福利和豐裕而不是從匱乏的角度來考慮經濟秩序；我們更關心組織架構和效率，而不是品行和懲罰與獎勵。我們時代關於「福利國家」優缺利弊的爭議，其關鍵之一是，「福利國家」這個觀念本身，即冒犯了那些即便不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具體信條、至少也是在它所表達的道德規則下成長起來的眾多男男女女的傳統。對我們中間那些認定老的經濟倫理對其仍然具有很大意義的少數堅定分子來說，如今經濟過程同可以用來約束人的品行的各種因素日益分離，真是令其精神備受折磨；對他們來說，更糟糕的是，我們不管是在哲學上還是在實際生活中，還都越來越接受了這種分離。今天，任何一位認為自己完全不贊同這種道德觀念的人，都應該問問自己：在思忖可能出現一種幾乎人人都不工作，由原子能來提供動力、管理實行自動化的經濟秩序時，是否從來沒有，哪怕那麼一刻也沒有疑慮過，生活在一個職業道德規範完全消逝了的社會裡的人，其命運將會如何。 還必須承認，像薩姆納這樣的人，如果說他們似乎在以鐵石心腸看待人類的苦難，而且極度武斷地確定人們對這種苦難無能為力的話，那麼，在需要獻身於崇高的信條時，他們往往也是自己嚴苛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身上有著那種一以貫之的品德。薩姆納本人在耶魯大學曾三次因為在爭議中站在不受歡迎的一方，並堅持毫不妥協，而將自己置於險境。一次是在教學中使用斯賓塞的著作，一次是反對保護關稅，還有一次是譴責美西戰爭。雖然他們的哲學得出的實際結論通常讓財閥們感到身愉心悅，但這類人並不是單純在為財閥辯護；也不能把他們最看重的價值觀描述為財閥價值觀。薩姆納本人也認為，太多的時候財閥總是貪得無厭、不負責任。斯賓塞和薩姆納宣揚的美德——深思遠慮、忠於婚姻、重視家庭責任、工作勤奮、管理精心，以及引以為傲的自立自足，都是中產階級秉持的美德。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思想內含了某種令人頗有感觸的諷刺意味：當諸如此類的作家宣揚緩變，並敦促人們去主動適應環境時，那些被他們認定為生存競爭中的「適者」，也就是那些億萬富翁，恰恰正在急速改變環境，使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斯賓塞們和薩姆納們的價值觀越來越不適合生存。 理察·霍夫施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