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春秋 · 「九一八」前後與張學良的接觸
顧維鈞
赴歐小住張學良急邀去東北（1928—1929）
張作霖死後，少帥統治著東北。張學良無疑是個愛國者，對日俄兩國的政策都特別懷疑。根據報紙上的報道和從我個人所收到的書信來看，張少帥關於蘇俄對他在東北的積極政策可能做出的反應的估計是相當不現實的。記得有一次我和貝特洛先生談話，他是法國外交部的政務司長，對法國外交政策有很大影響。不論政府發生什麼政治變化，換了多少個外交部長，他能夠多年繼續保持職位。可以說，他是制定並執行法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人物。他在回答我提出的關於蘇俄的潛力問題時，他明確地告訴我說，他完全知道東北當局和莫斯科之間的爭端，也知道少帥對蘇俄的態度。然而他暗示，中國應當小心謹慎，少帥更應該特別小心，因為他首當其衝，並負責處理涉及蘇俄的問題。他說蘇俄的軍事潛力還很小，不能用歐洲任何一個強國的標準來衡量。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情況特別是東北的軍事準備情況，如果採取任何行動挑起與蘇俄的戰爭，那就是個錯誤。由於西歐和美國對蘇俄仍舊抱有成見，蘇俄必然採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蘇俄一定不會挑起任何衝突。但是蘇俄對遠東特別是對東北的態度就不同了。據他從官方和非官方所得到的報告，蘇俄的現有實力，在遠東特別是東北製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勢是綽有餘裕的。但是，就莫斯科的心理方面而言，如果蘇維埃政府由於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動的話，它是會毫不遲疑地做出明確有力的反應的。因此，作為一個中國的朋友，他要我理解：少帥方面以保持小心謹慎比勇往直前為佳。他告訴我一些關於蘇俄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形勢的情況，結論是蘇俄國內現在比以前更加鞏固得多了。
我的一些朋友肯定了他的意見。我覺得少帥正在迫使蘇俄做戰爭嘗試，這種嘗試不是故意的而是為了準備對付敵對行動的爆發。因為我擔心任何這種可能發生的事件的後果，便給以前的同事羅文幹博士發了一封電報，請他轉告少帥千萬小心。我本想事情已經到此為止，但是當我離開法國去加拿大避暑時，抵加後不到三天，羅博士就給我一封信，說少帥邀請我立刻回到瀋陽會商，並且要我迅速答覆。羅博士又說，他本人建議我應該儘快趕回。我不願意去東北，因為我感到需要再休息一些時間。我寫信給羅博士和少帥，說明我不能立刻回國的理由。在這封信沒有到達之前，我又收到一封電報，說少帥非常急於和我見面，而且已經叫人把住處都預備好了。鑒於這封電報，我才離開加拿大去瀋陽。
我隨身帶的護照是北方的中國政府發的。那是外交護照，即使在北京政府已不復存在，國民政府業已建立的情況下，我還是能使用它。我記得那時候沒有什麼有關護照的麻煩，當時對護照和簽證不像現在這樣認真。但在日本，我遇到了一些困難，原因是日本有一條非常奇怪的規定。下關的檢查員來到我搭乘去朝鮮釜山的船上時，要看我的證件。我認為一切符合規定，可是他要我填一張每個在日本的旅客都必須填的表。他堅持要我在表上籤中文名字，不簽英文名字。這使我感到生氣，因為這次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是誰。我確信這位檢查員明知故問，簡直是有意刁難。他說那是規定。我拒絕用中文簽名，他說那麼我就不能在朝鮮登陸。我覺得更加氣憤，問他別的手續是否無誤。我說如果他弄不清我的英文簽名，他可以向東京查對，因為他的外務省收到了我途經朝鮮的通知（那時外相是幣原喜重郎男爵）。我說他應該打電話給東京向外務省查問Wellington Koo是誰。大概他也覺得他的傲慢並不妥當，於是把問題撂下就突然離開了。這時來了另一位官階較高的人，他一臉目中無人的神氣，說我必須簽中文名字。我仍然拒絕。他說所有東方人必須用自己的文字簽字。我說我走遍歐洲、加拿大、東京，從來沒有遇到過困難（這張表一部分用日文一部分用英文）。他還是一味堅持。因此我說，或者由他打電話給東京，或者安排讓我和外相通話，他就會知道我是誰。我堅持要他打電話。他說他不願意打，如果我要打我可以自己打。我請一位和我一起旅行的加拿大朋友何士先生去看看是否他們能夠上岸打電話，並且問一下他們能否安排在釜山打電話。他回來說他們可以試一試，但是那是十分困難的。當船在釜山靠岸時，我原來以為會被拘留，但是一個檢查員也沒有出現。這件事表明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
中央使張學良陷入對蘇俄的困境（1929—1930）
我應張學良之邀，經陸路如期到達瀋陽。當天晚上和他見面。一起談話的有羅文幹博士，我想還有湯爾和先生，他曾經在王寵惠博士內閣中當過教育總長，那時我當外交總長，這時他像羅文幹博士一樣，是少帥的高級顧問。少帥要我詳細說明我對蘇聯的印象和我對蘇聯的估計以及蘇聯的國內國外形勢。我對他說了我在歐洲的外國朋友們談論的要點，我並不指望我的說明會得出任何結果或結論，也沒有自己做出任何結論。我談話的目的只是要使他知道我所聽來的一切。他非常注意聽，但是我認為他並不相信我的歐洲外國朋友們估計的準確性。他要儘可能和我多見面，要我也當他的高級顧問。我當然婉言謝絕了。第二天，他派秘書長王樹翰送來一封聘書，邀請我當他的高級顧問，並且帶來口信說少帥已經發出指示為我準備住處。這在他固然是好意，但是我沒有接受。我說考慮到我們的私誼，少帥不必給我官銜，任何時候只要想和我談話，我都樂意去談。至於住處，我告訴他我自己找到一處私宅，已經安排好了，謝謝他的盛情厚意。
幾乎是每天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請我和他打高爾夫球。通常是四個人一起打，除我以外還有端納先生，他一度當過墨爾本和雪梨幾家報紙駐北京的記者，後來他接替著名記者莫理循當了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第四個人是少帥的英文秘書，我們徑呼之為李。他人很健壯，在這四個人中球打得最好。那時少帥身體不很強健，所以在高爾夫球場上每進兩三個洞之後，他總要在為他個人使用而特別修建的有遊廊的平房裡休息一會兒。
我們打球時，我和端納配對，少帥和李配對。端納常常和我說起我應該對少帥更鄭重有力地談談蘇俄的政策。據他所知，不久就會發生大事。少帥深信他的情報人員的報告，這些人把蘇俄內部描寫成為困難重重。少帥不斷對端納講，這是中國對俄國過去在東北的不義行徑報仇的機會。他確信會有出頭之日。端納感到少帥的情報是不正確的，他斷定無論如何武裝衝突的結果不會對東北有利。他力主用一種方式對少帥說明，使他感到必須改變他的政策。端納知道我在國外給少帥的信電的全部內容。他說他同意我的意見。
一天，在打進幾個洞之後，少帥請我們到他那所平房裡小憩。我們四人圍著一張擺著果汁飲料的木桌坐下，談話由我開始。我說在打球時我看到幾輛滿載軍隊的火車，一輛接著一輛向北方開去。我問道：「那些軍隊開到哪裡去？」他說：「去哈爾濱。」我說：「去幹什麼？」他說：「啊，這次我要嚇唬一下蘇俄。」他表示曾經得到報告，蘇俄向東北邊境和東北里派遣軍隊。我說：「我看見軍隊時就猜到了。他們看起來很好。我對你的虛張聲勢覺得好玩，因為你是打撲克牌的能手（在北京我和他打過幾次）。那也是玩牌的一種方法，虛張聲勢。但是，假如你發現你的對手手裡真正有好牌，你怎麼辦呢？」他轉過身去用手撐著頭，顯然是認真思考了一會兒，然後扭過頭對我說：「我自有對策。」
很明顯，他只想到了一個結局，就是在武裝衝突中徹底獲勝，而沒有想到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因此，他不能回答我的問題，只給了我一個實際不是答覆的答覆。見他如此，我不想逼他。他說：「咱們繼續打球吧！」我們就繼續打球去了。端納說他很高興看見我說得這樣直截了當。我說：「不錯，為了勸導他我說了我要說的話，為什麼你不對他說呢？」他說他一再說過，但是少帥毫不理會。
我不知道在少帥的顧問中是否有人可以算作關於俄國問題的專家。莫德惠先生是他親近的合作者之一，曾經一度當過中東鐵路督辦。有一位張景惠將軍是哈爾濱特區行政長官，中東鐵路局就設在哈爾濱。第三位是劉哲。第四位是蔡運升，官階較低。擔任駐哈爾濱的北滿特派交涉員，他負責處理俄國問題。劉和蔡都懂俄語，特別是劉哲，後來代表奉系當了北京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
南京在瀋陽的對俄政策上是否起過作用是個疑問，實權集中掌握在少帥和他在東北的同事手裡。我在瀋陽時，我的兩個朋友吳鐵城先生和張群將軍作為蔣委員長派往東北的兩個代表在那裡待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偶爾李石曾先生也被派去和少帥聯繫，討論或解決一些南京政府與東北當局之間的問題，主要是關於海關的管理、任命東北的法官、東北鹽稅收入的分配和其他行政事務等。
很可能張之所以捲入對俄問題乃是南京對付不聽號令的所謂四大集團軍的不同戰略的一部分。第一種方法據說是用財政手段對付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因為馮有財政困難。第二種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對付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第三種方法是用軍事手段對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就是以武力摧毀它。但是對付少帥則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帥誘入圈套，因為少帥妄自尊大又無充分外交經驗；吳鐵城、張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設法使他陷於對俄的困境，使之必須依賴南京，這樣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楊永泰獻策少帥因過於自信而吃虧
這種戰略如果是楊永泰向蔣委員長提供的，那正合乎楊的權術和機智，此人精通中國歷史上戰爭時期的哲學和戰略。我在北京認識他，那時他是國會中政學系的領袖。由於熟悉他的政治哲學和當政治顧問的敏銳觀察力，並且也了解蔣委員長統一中國的堅定政策，我個人認為很可能楊永泰先生在某個時候用函件提出過他的見解，委員長可能曾把它擱置一旁並未立即實行。雖然如此，他必定在制定他統一中國的策略時充分考慮過它，我認為委員長甚至有可能發現有必要用不同的手段來對付不同的集團。這往往是各朝各代的開創者，在對待傲慢專橫的軍事將領時都要考慮的課題，儘管這些人曾經為新朝代的開創者立過功勳。
少帥過於自信的對俄政策，導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書。我記得當蘇軍進入東北，去占領東北里和扎蘭屯時，少帥的一部分軍隊離開哈爾濱前往迎擊。前線部隊由梁忠甲將軍和一位韓光第將軍率領。他們指揮著兩個著名的勇敢善戰的旅。但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戰役中全部被俘，被送往西伯利亞。少帥和他的親近的顧問們都大為驚駭，垂頭喪氣。少帥立刻召開東北政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到會的人有東北各部門的領導者，其中包括張作相、莫德惠、劉尚清、劉哲、王樹翰（維宙）和一位王樹常（庭午）將軍，他後來當了河北省主席。我得到關於發生事變的緊急通知，少帥要我立即去見他。當我到達時，這些領袖們正坐在會議桌周圍。看來他們開會的時間已經很長，顯得有些疲憊了。他們極為熱情地歡迎我。少帥告訴我已經發生的事件，指出討論題目是哈爾濱特派交涉員蔡運升轉來的最後通牒。此通牒有三個條件，要求：（1）恢復衝突前中東鐵路的狀態，（2）恢復甦聯的經理和副經理的職務，（3）釋放所有蘇聯被俘人員。我認為要求中國接受作為進行談判的最後通牒中的這些先決條件是很帶侮辱性的。
但是給我深刻印象至今難忘的是那鮮明的對比：當初東北當局，特別是少帥絕對相信「捉雞」政策必勝的情緒和如今在這次會議上又完全沮喪的神態。所以我說這份所謂最後通牒所包含的內容是能夠料想到的，並且作為戰敗的結果也不是不正常的。但是在接受這些條件時，我們應當表明，蘇俄提出的那些問題是談判內容，謹慎一些是應當的，但中國全權代表不能只同意俄國人的要求。然而所有出席會議的人都如此沮喪，以致懷疑在接受時是否應表示任何意見，更不用說提什麼條件了。所以發給特派交涉員的指示是不加任何修改，完全接受最後通牒。結果簽訂了《伯力議定書》，時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按《議定書》中的條款，少帥必須派一位全權特使去莫斯科接受詳細條件，這些條件不僅涉及蘇俄和東北的關係，而且也關係到蘇俄在東北的權益。直到一九三〇年十月，被派為全權代表去談判一個正式條約的莫德惠先生，實際只和俄國代表開了第一次會議。此後談判拖延很長時間，並沒有訂出條約，待到次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件之後就不再繼續談判了。
九一八事變前我計劃在黑龍江領地開墾
我以一個在野之身住在東北。由於我已退出政界，於是對經營開墾事業發生了興趣。若干年前，我在外交部的一位同僚，也和我的家庭有點關係，由於需用錢，以二萬五千元的代價把在黑龍江齊齊哈爾附近的兩平方英里的處女地的所有權轉讓給我。他家在黑龍江擁有比這多得多的土地，準備開墾。我記得，他曾對我說，這處女地的地表下有六英尺深的黑土層，特別適於種植。少帥多少知道點我的土地，因此他命他的秘書長王樹翰先生送給我同樣數目的土地以供我開發，並且還送給我一棟房子，以便我住在東北與他經常接近。所有這些，我都以我個人對東北和東北人民並沒有做過什麼事，而數以千計的老軍人和退休的行政人員比我更有資格加以考慮為理由而辭謝了。我說，確實，我是想搞點開墾工作，但我已經有了兩平方英里土地了。他很友好，並說：他很高興聽到我的打算，但是在黑龍江，齊齊哈爾附近並不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墾殖地點是在該省的西北部，他父親早已指派鄒作華擔任靠近興安的洮安以西一個山區的屯墾督辦。一九三〇年二月，他派鄒將軍來看我，並對我說，他可以答覆我向他提出的任何問題。他說，少帥曾告訴他選擇這個地區最肥沃的土地由我領取。我問他在他管轄地區內申請土地的條件，他說，按照公布的章程，土地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等四元，乙等三元，丙等二元。以上系指每垧土地的地價數。一垧在東北當地的理解是十畝，但東北的畝比長江流域的畝要大，按照長江流域的標準，一垧大約等於十二畝。鄒說，由於向這個地區申請土地的人太多，這個比數自一九三〇年初以來已經提高了一倍，換言之，即甲等每垧要八元。他說：不過少帥曾特別關照，我的申請仍按原價。我坦率地對他講，這事系屬私人性質，我要把開墾土地作為一個企業來干，決不摻雜官方的或政治的意圖。我要按照現行規定去辦，我感謝少帥的友好情誼，但我希望照規定價格付款。這樣我便提出了申請，並且獲准購買七千垧，這是很大的土地面積。我照實價付了款。我做了開墾計劃，並且找了一位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系畢業的學生來主持其事。
我經常往來於北京、瀋陽之間，後來則是往來於少帥暑期總部所在地北戴河之間。我在北京的鐵獅子胡同房子，連同私人財產都被地方黨部沒收了，並把它改成孫中山紀念館，他是在那裡逝世的。房屋原來的樣式頗像北京的格式，牆壁都上了紅漆，但他們都把它塗上了膠水，所有牆壁都被塗上一層膠，並成了「中山紀念堂」。顧太太去到了那裡，當她第一次去時看見房子變成了這個樣子而大為震驚。他們甚至把大門全改了。因此，沒有同我商量就給北京市長打電話，對沒有同業主商量就占據私人房產等表示憤慨。她要去把這一切改變過來，並且恢復原狀。市長明確表示，如果她要辦，他絕不反對，她可以去干，但不要說是市長讓她乾的。於是房子恢復了原狀，後來也沒有任何人說什麼話。
少帥倒向中央使國民黨擴大會議垮台
一九三〇年華北政局出現耐人尋味的新發展。在一九二九年的大部分時間和一九三〇年初，蔣委員長先後捲入對馮玉祥和對閻錫山的戰爭。一九三〇年夏，反蔣各派聯合形成由汪精衛、陳公博領導，郭泰祺和鄒魯等人支持的國民黨擴大會議。我這時在北戴河休假，很喜歡游泳和釣魚。有一天晚上陳公博和郭泰祺還有另一個人來看我，要和我進行一次嚴肅的會談。他們向我公開了以下各派聯盟的計劃：即汪精衛的改組派、西山（會議）派、閻錫山和馮玉祥。他們還告訴我有一個組織政府的秘密計劃，由閻錫山當主席，汪精衛當行政院長，他們要我當外交部長。我明確加以拒絕。但是，因為我們是朋友，他們繼續催促我答應。最後，他們說：「好吧，先別考慮外長了，不要馬上做出決定，請到北京去，因為汪精衛要和你面談。」因此，第二天我去北京。記得在火車站有很多政界人物迎接我：有國民黨的領袖們，有閻錫山將軍和馮玉祥將軍的代表。我立刻被領到汪精衛家裡參加為我接風的宴會。他對我談了上述計劃，並且說他們都在等我答覆，然後公布人員名單。
但我在離開北戴河之前已經告訴陳公博和郭泰祺，我認為他們的計劃不會成功，並問他們會達到什麼長遠目的。依我之見，我們的外國朋友如美、英和更多的國家可能只會對新建立的政府感到驚訝，新政府會引起人們注意到中國不統一。人們可以預料到，英國和美國所要維護的是一個統一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分裂的中國，因為任何分裂都會引起許多國際爭端。我問他們已經取得什麼國際承認的保證。建立一個不被列強承認的政府是無用的。他們回答那就是他們要邀請我參加的緣故。我說，自從一九二七年離開政界以來，我對政治不再有任何興趣。我的興趣在外交問題上。而他們要成立的政府是非常特殊的，除非他們已經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並且保證新政府會存在下去，否則試圖組織政府是無用的。而我看他們的政府不可能維持下去。
我根據這個思路在會上發言。我說我無意使他們泄氣，而且作為一個獨立的、客觀的第三者的想法，他們可以由此理解我為什麼猶豫而不參加他們的活動。就我個人而言，我暫時還不願捲入政治，寧願繼續過平民生活。他們要我好好考慮。我說，北京（其時正當八月）太熱，很想回北戴河。他們請我再待一天，因為閻錫山將軍要和我談話。次日早晨得到消息閻已經不見了。他看到當時局勢不可能組織政府，就在八月十八日離開北京回山西去了。所以整個計劃便成為泡影。
很明顯，他們計劃組成新政府時，並未與張學良達成諒解。那時張學良和委員長的駐東北代表張群和吳鐵城過從密切，南京和瀋陽之間經常互通消息。雙方都請張學良擔任同樣的職位，即陸海空軍副司令。此事使少帥深受感動。他已經改換了他的旗幟，但要儘可能保持他在東北的實力和實權，他的易幟原來只是為了對付日本。他要求中央政府支持他，並不真想把東三省的控制權交給中央政府。但是他倒向南京一邊的決定促使擴大會議的計劃垮台。
預感日本要採取激進的軍事行動
我在北戴河時，少帥告訴我，他早已提出應當取消原來的通緝令，他覺得把我的名字列入那些惡名昭著的政客名單對我本人和對中國都是不公正的。他是一片好心，並未告訴我他正在促使南京政府採取措施。在一九三〇年中他告訴我業已安排妥當，工商部長孔祥熙博士已經任命我為中國展覽委員會成員，要張學良勸我去南京就職。我確實去了上海，但不是為了去南京，而是為了母親逝世，我要回原籍安葬，並且和家兄料理家務。上海市長吳鐵城也來參加葬禮，他要我到南京去。我在上海時王寵惠博士來看過我，也力勸我去南京，他說蔣委員長和其他同事要我諒解那項通緝令是本不應有的事，因此它已經被取消了，並且要我不必誤解政府的目的。（訪問者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禁錮令上沒有發現顧博士的名字。）政府要起用我為它服務。但是當時我還無意幹什麼事。我打算離開政界，完全放棄外交和政治生涯。然而事情往往是不從人意的。
一九三一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時，對於日本情況感到非常不安。我並沒有什麼特別情報，但報紙上發表的東西已把東北局勢的發展充分告訴了我。日本政府一直緊逼的所謂中日三百件懸案，多數都與東北或華北有關，而東北各省和華北，全在少帥統治之下。七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來自日本的新聞報道，談到有關日本政府，特別是軍事當局的部署，相當激盪人心。有群眾集會抗議中國當局特別是東北當局的行為，有軍事當局，即所謂少壯派軍人團體接連煽動群眾集會抗議幾個懸案，特別是一個野村上尉在興安被殺事件。我首先對東北來的朋友們談，他們是在那裡避暑的。尤其是在少帥把他的夏令總部設在北戴河之後，這些人都到那裡去。我看到他們當中的四位：劉尚清，他後來當了監察院副院長；王樹翰先生，他是少帥的秘書長；臧式毅先生，奉天省長；一位「北滿」特派交涉員。我提醒他們充分注意來自日本的報道和我的看法，我恐怕日本要把東北當局拒絕討論、談判和解決所謂三百懸案作為藉口，關東軍在日本軍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會採取激烈的行動。我告訴他們，我擔心如果日本這次採取行動，可能要成為嚴重事件。他們問我日本人會採取什麼行動，我說我不知道，但是大致可從所有消息來判斷，日本人這次也許會用武力奪取瀋陽，進行恫嚇，迫使我們在處理那些案件時妥協就範。他們的態度是：「你認為他們竟敢那樣幹嗎？」我說我不能肯定回答，但是我能夠從最近幾天出版的報紙上的消息整理出一個結論：我怕很可能日本人這次要採取軍事行動。他們忽然領會我所說的事情的嚴重性。劉先生說我所談的話給他的印象很深，並轉向王說，他們應該邀請我去北京和少帥本人深談。這時少帥在協和醫院治病，雖然他並沒有住院。我告訴他們這並不干我的事，我本來無須插嘴提出個人意見，但是我既然過去一直對外交問題很感興趣，我認為應當提醒他們注意當時發生的以及可能會發生的事，因為我感到擔憂。於是他們問我，如果我實在不願親自去北京，我可否把意見寫出來交他們轉遞。我說那倒是個好主意。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建議訴諸國聯並派人實地觀察
這封由我寫給少帥的信當天晚上就交給了他們，以便他們能夠派人把它送給少帥。兩天後的下午他們來訪說少帥打電話邀請我當天去他那裡。他派他的飛機來接我，他要我和他細談那封信的內容。我去了，他不在。由於他運動後出汗，全身濕透，去洗淋浴了，請我等幾分鐘。後來他出來，我們就談起來。談話持續不久。因為我不想在盛夏耽在北京，又有午宴約會，就告辭了。他說他要考慮我的意見，問我能否多住幾天，以便進一步討論。我感覺到他並不像我那樣看出局勢的嚴重性，所以我留給他一封信，表示我怕會發生大事，但願它不發生。這是七月的事。
到了九月我們都回到北京，但是我沒有和他見面，因為沒有什麼事要去見他。隨後在九月十九日早晨約六點鐘，端納打電話來，首先問我少帥是否已要我去見他，如果沒有，他說最多五分鐘後我就會得到他的通知。他說他自己剛開過會回來，開了通宵的會。因為日本人已經到達瀋陽，攻打北大營，占領了全城，他們都在等待和我商量。我說我還不知道這消息，太糟了。謝過他的提醒後，我趕快穿好衣服。兩三分鐘後，電話鈴響了，少帥要我立刻到他那兒去，因為他有極重要的事要和我商談。
我去了，那是在醇親王府，也可能是在醫院裡。與會的先生們都表現疲憊不堪。大約有十二位東北集團的領袖們。少帥坐在桌子的頂頭，他簡要地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問我該怎麼辦。他說他們從一點鐘開始討論，事情非常嚴重，他們很想聽到我的見解。我說，我所害怕的事果然發生了，對當前應採取的行動我提出兩個建議：第一，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說日語的人設法去找日本旅順總督（我想此人是兒玉），並且也找當時南滿鐵路總裁內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
少帥和會上其餘的人都立刻贊成第一個建議。至於第二個建議，少帥沒說什麼，但是有幾個人說是個好主意，後來少帥說他認為那是無用的。我說當然它不會立即產生結果，然而也會起些作用。這時有幾個人支持這個意見，並且也催快辦，少帥說沒有適當的人可以派遣。我提出一個東北人，他精通日語，叫陶先生。少帥說那是無用的。他不能見到總督，因為總督不會願意見他。我的印象是少帥不願意去找總督而只想依靠第一個建議產生某種結果；還有一部分理由，就是以這種方式把這個問題交由國民政府來負責而不是由他個人單獨負責了。但是我對他解釋說，雖然請求國聯斡旋是必要的，但他一定不要指望能有多大結果或立刻產生任何效果，因為國聯行政院這樣的機構，對東北這樣的局勢，不能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我說，訴諸國聯只是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眾輿論，間接給日本某種壓力，使之不再擴大在東北的侵略行動。
同時我認為要緊的是——事實上真正能使問題得到解決的唯一希望是——探聽出當地日本負責人士的意向，因為很明顯，此事已經準備了幾個星期，他們的藉口就是東北當局甚至拒絕會見日本派去謀求解決某些問題的負責人員。日本軍事當局特彆強調的案件就是野村事件。我對少帥說，關於「三百件懸案」的事實或細節，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懷疑是否有那麼多，但是無論數目若干，問題性質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夠經由互相妥協來解決的。解決幾個案件就會緩和氣氛，從而鋪平更全面解決的道路。他不同意這種觀點，我看出也許是由於涉及他個人的尊嚴，因為直到那時在他領導之下的東北當局全都不願和日本人接觸，他們的表現好像是能夠應付可能出現的任何局勢。
我回家時不知道有三個參加會議的人跟在我後面，包括王樹翰和劉先生。他們說他們也完全同意我的第二個建議，要我再對少帥提出來。我說他們提比我提好，我畢竟是客人，他們直接參預了這件事情，又是少帥的親信。他們求我再去一次，還說在我離開之後他們一再力勸未成，但是他們仍舊相信這個主意應當實行。我說我不單獨去，但是如果他們下午和我一起去，我願意再次去見少帥。結果我去了。這次嘗試雖未成功，但是少帥似乎有點感到派個人去也不會有害處，不過他仍舊說想不出適當的人選。我告訴他略加訪求定能找到，特別是這是個秘密使命而非公開任務，只是去觀察和探聽日本軍事當局到底準備走多遠，以之作為我們決定行動的基礎。
《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