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春秋 · 張學良與中原戰爭資料舉要
蔣永敬
鄒魯自述來往瀋陽與太原之間
近期《傳記文學》連續刊載《張學良進關秘錄》（劉心皇先生輯注，王鐵漢先生校訂）及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趙正楷先生筆記，沈雲龍教授校注）以及王禹廷先生以前連續發表的《中原大戰》長文，對於有關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的中原戰爭資料，大有發現。對於這次戰爭的起因及其影響，尤其是雄據關外的張學良率軍入關參加這一戰爭，對於一年後的九一八事變，具有重要而密切的關係。因此，張學良與中原戰爭，及其與南京中央之拉緊，加以直接資料的陸續出現，顯將成為熱門的研究課題。
為了從多方面了解這一史實，徑就所見，提供一些資料。
關於鄒魯（海濱）代表張學良與閻錫山「簽字」對南京中央「打仗」事（《傳記文學》二九九號所載徐永昌《求己齋回憶錄》之十二），即是十九年（一九三〇）的所謂中原戰爭。此事即當時之徐永昌聞之，亦大為驚異。認為鄒魯與張學良並無深厚的關係，如何能代表這樣大事？
今檢閱鄒魯有關自述，此事亦並非無因。在鄒的自述中，雖未提及代表張「簽字」的事，但鄒當時確實在張學良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來往奔走。其間鄒與張之間聯繫的人物，似為羅文幹。以下摘錄鄒魯《回顧錄》中有關此事的自述，並注釋之。（「引號」內為鄒自述，「按」為注釋）
「馮玉祥先生派代表王鴻一先生到上海來見我（按鄒自稱，下同）和其他同志，說馮先生很願意和我們會談，堅請我們前往河南新鄉一行。」
按：鄒自西山會議後，在國民黨內極不得意。上記時間，應在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春。
「於是我便前往河南新鄉會馮先生。……於是我住了幾天，彼此談話感情十分融洽。」
「談後我由新鄉赴天津。……在天津住了不久，我覺得那兒終是個是非之場，決定前往日本。」
按：鄒在日本，只記其「山居」，未記有其政治方面的活動。
「不久，東三省發生中俄事件，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中東路事件，我靜止的血液，復沸騰起來，便離日回國。臨行的前一天，適居正先生寄了一包玉版宣紙來。……」
按：中東路事件，發生在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七月，八月以後，中俄即發生邊境衝突。居正亦曾參加西山會議。此時閒居上海，與日本方面，素有關係。
「當時我由釜山搭火車，取道朝鮮到東三省。……在瀋陽，我住的是一家僻靜的旅館。……那兒我的朋友中，過從最親密的是羅文幹先生。」
按：羅文幹，字鈞任，廣東番禺人。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任顧維鈞內閣司法總長。十七年（一九二八）六月，革命軍將入北京，文幹力勸奉軍首領（時稱大元帥）張作霖退兵關外。張韙其言。羅時任張學良之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顧問。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復委為調查中東路事件專員。
「我旋往見張學良先生，表示此來系因中東路事件，願往前線觀察對俄戰事。張氏堅決拒絕。並說：『他人可去，你獨不可去。』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回旅館後，羅文幹先生來訪，我便問他原因。他解釋道：『因為傳聞秘密有賞格拿你，假使發生意外，恐怕外人要說他（按指張學良）故意想出花樣，貪此賞格，所以不肯讓你去。』」
按：據鄒自述：在東北遊歷吉林、齊齊哈爾後，再回瀋陽。大約在十一月間，中俄戰爭正緊。鄒返天津。
「適逢馮玉祥先生率領第二集團軍，聯合閻錫山先生對中央作戰。馮先生有個親信，前來天津，邀我前往，正在車上遇著。我問他：『此次你來，是馮先生的意思呢？還是閻先生的意思呢？』他答：『是馮、閻兩先生的意思。』我又問：『這次用兵的意義怎樣？』來人說：『中央無緣無故與蘇聯鬧出亂子，出了亂子，又不派兵出關抗敵，只是天天要裁異己的軍隊，排除異己的人才，迫不得已，才有此次的用兵。』……於是又問：『馮、閻對中央的指摘，就是這些嗎？關於他們的政治主張又怎樣？』來人說：『就是要請你去商量。』我到了太原見馮、閻兩先生後，就提出黨權歸諸全黨和訂定基本法與民共守的原則。他們都滿口應允。」
按：自十一月八日後，馮在太原被閻「保護」，不得自由行動。鄒即陪馮住在一起，兩人友誼更深。馮氏在河南的軍隊被中央軍擊敗，退回陝西。
「閻錫山先生準備對中央興兵，馮玉祥先生也贊成，且和唐生智先生（時駐鄭州）約好，取一致行動。馮、閻兩先生要我赴東三省晤張學良先生，請他合作。十九年元旦（按：是農曆元旦，即陽曆一月三十日。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五四二頁），大風大雪，我從太原動身，經雁門關赴遼寧。既到瀋陽，就約張（學良）晤談。有一天，深夜十二時，張派人派車來約見。那時我患感冒，帶病冒寒前往。……我們談話的房間隔壁，一陣陣的興高采烈的聲音，由隔壁斷斷續續地送過來，好像在舉行賭會模樣。我們談了約一小時完畢。我對張所說的大意是：『我希望你幫的忙很簡單。因為你處於強鄰逼迫的東三省，對國內政治只要不偏袒何方，守著中立，把中國的國土保護得好好的就完了。我對內政的改革固切，而對強鄰的逼迫，尤為注意。所以希望你這樣。』張贊成我的意見。」
「我從東三省回到山西，閻要起兵，已約集汪派人物在一起。大家都以為張學良先生能夠信守諾言。」（鄒魯，《回顧錄》第二冊，三一七—三二四頁）
從鄒魯的自述看來，鄒並未提到代表張學良與閻「簽字」。如非鄒魯自述有所隱諱，即是閻氏以此話來堅定徐永昌等共同反抗中央的決心，而後者尤屬可能。檢閱鄒的自述，這次中原戰爭的發動，閻之主動成分極多。彼等只求張學良保持「中立」，亦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此對張而言，既是惠而不費，也是符合張的利益和需要。故彼等相信張氏「信守諾言」，不派兵進關襲其後，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唯張氏初雖保持「中立」，但後來竟然偏向中央方面而舉兵入關。如非張氏改變了念頭，就是受到其他更為重要因素的影響，或者是這兩者原因都兼而有之。
蔣介石《自反錄》中致張的電文
張學良之改變「中立」的態度而偏向南京中央方面，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是閻錫山與日本方面有所結合，馮玉祥與蘇俄方面有所聯繫，這對於張在東北的地位有嚴重的威脅。根據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在南京刊印的蔣主席的《自反錄》中有關電文，可以看出在中原戰爭中南京中央爭取張氏的若干細節。《自反錄》分一、二兩集，流傳不廣。第一集以收集北伐時期[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至十七年（一九二八）]文件為主，國內的圖書館藏有少數。第二集以收集民國十八、十九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內戰時期的文件為多，計十六卷，一千七百多頁。島內的圖書館或資料機構未見收藏。此一、二集曾由吳相湘教授在美國影印一份，寄給島內。其中尤多中原戰爭時期的文件。自十八年（一九二九）五月二十日至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二十日致張學良的電報有二十九通，是有關中東路事件及中原戰爭的重要文獻。
按照當時的情況，中原戰爭的發生，是來自閻方所挑起。他在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日首先致電國民政府主席兼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中正先生，要以「共同下野」。這等於是一項挑戰書，以閻氏一向小心謹慎。非有制勝把握，決不輕舉妄動。這次竟然挺身而出，必有其可恃的制勝條件。據當時的立法院長鬍漢民氏在南京一項演講詞中指出：據所得報告，閻氏對外得了某種默契與暗示，才不顧一切地奮勇向前。因為某帝國主義者的浪人軍人，向來是希望我國統二統三的，最近在我國南邊走不通，北邊也走不通，只好走閻先生的唯一的路。而閻先生又恰恰非有這種力量來壯膽不能有為，於是彼此又互相利用起來了（見拙著《胡漢民先生年譜》，四七六頁）。胡氏所指「帝國主義者」，當然是指日本而言。
至於日本軍人或浪人對閻氏活動的實際情況，在蔣主席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八日致張學良的電文曾指出：「邇來反動派及外人造謠挑撥，無所不至；甚或故做反面文章。確聞閻購日械四萬杆。上星期政府曾向日方責問，彼或知其事泄露，故特做此反宣傳以為抵賴之計。」此處所謂「反宣傳」，是指北平閻方面傳說：南京之「中日交涉極順利，其極注意之處，與東北有極大關係等語」。張學良對此傳說，極為注意，特派其南京辦事處處長秦華（伯秋）向蔣主席打聽。蔣主席告知張學良這是閻方的「反宣傳」。蔣主席且告張氏：「日軍部自去年板西（應為坂西利八郎）到晉與馮、閻晤面後，即派幹部數人駐並（太原）聯絡。此次閻敢毅然出此舉動，必系另有背景。此點亦應注意。」（《自反錄》第二集，六一四—六一五頁）
如果閻與日本勾結，此對東北的張學良而言，真是一大威脅；加以張對日本深懷殺父之仇，對此尤難容忍。此外，在去年五月東北方面搜查俄駐哈爾濱領館時，已發現馮玉祥與蘇俄方面有所聯絡。如此，張在東北，外有日俄之威脅，內有閻、馮與日俄之相結。就「遠交近攻」的戰略需要而言，在閻、馮發動中原戰爭之際，其偏向南京中央，對其本身的利益，亦較符合。此點應是張之以後舉兵入關，襲閻、馮之後重要的因素之一。
當閻向南京中央抗爭之際，張學良於三月一日公開拍了一個電報，居然以調人姿態要求「介公」與「百公」（閻字百川）雙方息兵，電文曾謂：「二公救國之願未償，亡國之禍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學良之所忍言也。」這是張把「介公」和「百公」二人同等看待，但對馮玉祥隻字不提。而「介公」和「百公」對張均有復電，「百公」復電多堆錦、敷衍之詞；「介公」復電，不僅提出條件，且希望張「諒不至視此為中正與百川兄私人意見之爭」。儘管如此，張和閻的關係，仍然維持下去。據司馬桑敦（王光逖）《張學良評傳》記述：張之初步斷去和閻合作的念頭，是當馮玉祥由山西秘密回到潼關的時候，閻曾把各方聯名「討蔣」的電報發給張學良，請他過目簽名後便由瀋陽發出。豈知閻發出電稿後，因受趙戴文和徐永昌等的勸說，一時動搖起來，便又致電張學良，要張暫緩發出通電。張不解閻之用意，乃派王樹翰到太原探問究竟，方知閻事不可為，由此初步斷了和閻合作的念頭。
在蔣主席自十九年（一九三〇）三月三日復張的三月一日通電後，在《自反錄》中有兩個半月以上的時間，未再有致張的電文。一直到五月十八日，蔣主席始有電致張，陳述對馮軍的歸德戰果。其中說道：「歸德城垣至堅，逆敵集眾死守，僅一晝夜圍攻，即破城而入，實賴炮火之威。此兄之厚賜，中所銘感無已者。」張所供炮火，並非白送，而是中央備款購買的。所以同電中又說：「所請各項炮彈，務希飭軍械處趕速配運。未繳之款，當令即行匯奉也。」（《自反錄》第二集，六二〇頁）
當六月初，中原戰爭緊張之際，中央軍來自晉軍在山東方面的壓力頗為嚴重。此時蔣主席即希望張學良進兵入關。特派李石曾先生赴瀋陽，以「全權」與張「奉商一切」。其在六月一日致張電云：「我軍全部陣線，均極鞏固。決俟敵氛再挫，即行反攻。唯魯北方面，稍有顧慮，各軍因此未便挺進。請兄即日調遣雄師入關討逆，敵軍決不敢頑抗，戰局可早日解決，免使人民多受痛苦。」（《自反錄》第二集，六二一頁）張氏雖有復電，只是報告中東路對俄談判問題。對出兵事，顯無表示。到了六月中，李石曾和張學良的代表胡若愚離沈南下。二十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議特任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司令，並任張之南來代表胡若愚為青島市長。（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五九一頁）但張學良來電謙辭。蔣主席則以極懇切的電報勸其勿辭。並在六月二十三日電文中改稱張的官職為「副司令」，過去的電文均稱之為「司令長官」（即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電文中說：「奉讀禡電，深佩謙沖，唯我輩以身許國，危難不容避，責任不容辭。」又云：「兄以蓋世英才，負全國重望，實為黨國眾望所歸。」這時張才三十初度，以今日眼光視之，算得上「世界級」的「傑出青年」了。同時，蔣主席在電文中，要張履行去年七月在北平的諾言。故云：「猶憶去歲北平握別，承許以中正果有危難之日，兄必慨然相助；且謂交誼誠偽，於此乃見。今正其時矣！」（《自反錄》第二集，六二二—六二三頁）據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說：這年六月三日張學良的三十歲生日，南京中央方面方本仁、吳鐵城，閻、馮代表賈景德、薛篤弼，石友三代表門致中以及為張祝壽專使的黨國元老李石曾等，都麇集在瀋陽，可謂冠蓋雲集，盛極一時！接著張群亦奉命攜帶副司令特任狀及印信親送到瀋陽，力說張氏出兵入關。在張群和吳鐵城等一再遊說下，張學良終於口頭上答允，待中央軍拿回濟南時，他可以考慮出兵。直到八月十五日，中央軍始克濟南。而這時張學良正和張群、方本仁、吳鐵城在北戴河「度假」，卻發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即東北騎兵師長鄭澤聲、駐山海關之于學忠部旅長馬廷福以受陶敦禮煽動，被張學良在北戴河拘扣。而其中馬廷福則系受到南京方面的收買，準備進兵入關的（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六〇八頁）。張為此事，對於南京頗有不滿，他表示：「南京這樣做法不應當，但我仍以國內大團結為重，不計私怨。」（《張學良評傳》）事實上，這時的軍人都視軍隊為私有，張亦不能例外也。
到了九月初，中央軍在隴海路的戰事極為得手，加速了張學良出兵入關的決心，這時東北方面的軍政要人如萬福麟（黑省主席）、張景惠（東省特區督辦）、湯玉麟（熱省主席）等多以張學良的意見為依歸，唯吉省主席張作相（輔丞）始終反對參與關內的事（《張學良評傳》）。所以在九月八日這天，蔣主席給東北方面兩個電報，都請「司令長官」張學良轉的，一封是轉給萬主席福麟、湯主席玉麟、張督辦景惠三人的合電，一封是單獨轉給張主席作相（輔丞）的。前者較短，後者較長。後者說到「漢兄既拒絕參加偽政府（指閻等在北平組織之國民政府），以破閻之陰謀；尤望實行出兵平津，以阻馮之流毒。現馮逆部隊，紛向後撤，我軍正追蹤跟進」。致張作相之電，特別點出馮玉祥，乃為前者所無，顯然是針對張作相的心理而言。同時對於張作相的「保全」東北主張，蔣主席亦告訴他說：「東北雄師一出，逆部必聞風瓦解。戰事即日結束和平統一立可進行，其所保全，實至偉大。」因此也特別請他「敦勸漢兄克日就職（副司令），以靖亂源」。（《自反錄》第二集，六二三—六二四頁）
到了九月十五日，大勢已定。這天蔣主席給張學良的電報，又以「副司令」稱之了。要張「從速遴保一人，令其負責全權辦理軍政善後一切事宜」，而以「不為閻所利用者」為原則，並要他「先占領太原，再定善後處置」（《自反錄》第二集，六二五頁），顯然張對閻氏仍有「保全」之意。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出所謂有名的「巧電」，一般認為此電促成中原戰爭的迅速結束。特將此一「歷史性」的文獻，全文附錄（如附錄一）。
「巧電」的文字表面上，隻字未提到東北軍進關事。似乎仍是表示其「中立」態度，但緊要的一句話，則是：「凡我袍澤，均宜靜候中央措置。」此外，張也取得了閻錫山的諒解，決定了以下幾項軍事範圍：（一）東北軍接收平、津兩市和河北省。（二）以晉、綏、察為閻錫山之地盤。（三）山東省歸韓復榘，石友三軍移駐豫南。（《張學良評傳》）
九月二十日，蔣主席對張學良的「巧電」亦有答覆。文雖簡短，而內容卻很具體。特附錄全文（附錄二）。以與「巧電」互相對照。
至於中原戰爭結束，張學良初履南京情形，尚有若干重要資料可資參考，容再撰文補充。
附錄一：張學良的「巧電」
竊以企圖建設，首宜力弭兵爭，綏定邦家，要在曲從民意。當國內戰端初啟時，良曾規勸各方，勿以兵戎相見，東電所述，中外共聞；其喑音苦口，未經宣示國人者，稿本之多，幾於盈尺，卒以力薄言輕，未能挽回劫運，戰端一起，七月於茲，廬里丘墟，人民塗炭，傷心慘目，詎忍詳言，戰局倘再延長，勢必致民命滅絕，國運淪亡，補救無方，追悔何及，此良所為慄慄危懼者也。人之好生惡死，既有同情，厭亂思治，終無二致。以良所見，無論戰區內之身遭禍難者，固已憔悴難堪，即戰區外之倖免顛連者，亦無不和平是望。良委身黨國，素以愛護民眾，維持統一為懷，不忍見各地同胞再罹慘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諸東電所述，與夫民意所歸，籲請各方，即日罷兵，以紓民困。至解決國是，自有正當之途徑，應如何補救目前，計劃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饜人心者，凡我袍澤，均宜靜候中央措置。海內賢達，不妨各抒偉見，共謀長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隨時獻納，借補壤流，眾志成城，時艱共濟，庶幾人民生活，得免流離之苦，國際地位，可無墮落之虞，是則區區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陳，唯希亮察。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原錄自《國聞周報》七卷三十八期，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附錄二：蔣主席復張學良的「巧電」
瀋陽張副司令漢兄勛鑒：巧電及通電全文奉悉，無任欽佩，維持統一以鞏固國基，縮短戰禍以解除民困，胥賴兄之熱誠毅力。聞閻已通電下野，但其企圖尚未明了。馮尤未必遽能覺悟。我輩態度稍有游移，轉恐予以徘徊觀望之機，大局仍難收拾。務望兄即日就副司令職，並促於、王兩軍克日進占北平保定與石莊，所有大河以北一切善後事宜，謹以全權托兄處置。臨電神馳，佇候賜復。蔣中正叩。印。號巳。（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自反錄》第二集，六二五—六二六頁）
《傳記文學》第五十一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