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巨變 · 十三、父子
「我勸你少想私事！」鄧秀梅在鄉政府的廂房裡，碰到劉雨生，看見他還是有些萎靡不振的樣子，談了幾句工作上的話，就這樣說他：「全心全意，投身到工作裡邊，你的生活就會充實和快樂。李盛氏的情形怎麼樣？」
「去過一回，她不容易講話。」劉雨生回答。
「不容易講話，就多去幾回。對這號人，要有耐心，又要細緻。」
「頂好你去，你去比我方便些。」
「你有什麼不方便？」
「叫一個男人去勸堂客們，總有一些不大合適的地方。」
「你這樣封建？依你說，我該打起背包回去了，在這裡淨和你們男人打交道，這還了得。」鄧秀梅隨即催促劉雨生：「去吧，去吧，不要忸忸怩怩，像個姑娘了。」
「請你同我一塊去，好吧？」
「對不起，我有我的事，不能奉陪。」鄧秀梅要去研究陳先晉的材料，辭別了劉雨生，當即首先找到陳大春，含笑責備他：
「看你這個團支書，怎麼連親老子都勸不轉啊？」
「他太頑固了。」陳大春生氣地說。
「我同你去看看如何？」
「隨便哪個去，都是空的。」
「這話說得太死了。」
「不管他怎樣，反正我懶得勸他。你歡喜去，自己去吧。我一跟他談起來，看見他那副頑固樣子，就要上火。」
「太愛上火要不得。你看人家李主席，從不發氣，工作反而打得開。」
從陳先晉的親人和鄰舍的口裡，鄧秀梅曉得了這個頑固老倌子的好多的事情。她知道他不愛多話，卻非常勤奮。從十二歲起，他下力作田，到如今拍足有四十年了，年年一樣；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照得舊，總是一黑早起床，做一陣工夫，才吃早飯。落雨天，他在家裡，手腳一刻也不停，劈柴，研米，打草鞋，或是做些別的零碎事。他時常說，手腳一停，頭要昏，腳要腫，渾身嫩軟的。左鄰右舍，看見他這樣發狠，都叫他做「發財老倌子」，不過，一直到解放，他年年歲歲，佃地主的田種，財神老爺從來沒有關照過他家。
陳先晉的祖業，只有一座小小的後山，和後山坡上他跟爸爸開出來的一畝不算肥沃、土肉發紅的山土。
人們公認，先晉鬍子是村里數一數二的老作家，田裡功夫，門門裡手。只有一宗，在耕種上，他墨守成規，不相信任何的改變會得到好處。比方解放前，他佃一個五斗丘，每年作五個凼子[1]，漚十擔大糞，二十擔草皮；年年一樣，不多也不少。他認為十擔大糞，二十擔草皮是這一丘田的恰到好處的肥量，少了田太瘦，多了禾會飄[2]。解放後，上頭號召大家點安蔸灰，他不相信這會得到任何的益處。他說：「我作了四十年田了，從來沒有點過安蔸灰。」硫酸亞更不用提了，只要聽到這個稀奇古怪的名詞，他就枯起眉毛來，表示非常地厭惡。這幾年來，上頭提倡的四犁四耙，小株密植，架子禾等等，他一概不信。農村裡的無論什麼新變動，他都看不慣，互助組和合作社，在他心目中，更是稀奇事。他對人說：「積古以來，作田的都是各干各，如今才看見時興，么子互助、合作，還不都是亂彈琴！」又說：「樹大分杈，人大分家，親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鍋里吃茶飯。如今說要把二三十戶人家扯到一起，搞得好，我不姓陳。」
土改時，先晉鬍子分進了五畝水田，只有這變動逗他歡喜。據他婆婆說：「領回土地證的那天夜裡，老駕一通宵翻來覆去，沒有睡落覺。二天一早，他挑了一擔丁塊柴，上街賣了，買回一張毛主席肖像，恭恭敬敬，貼在神龕子右邊的牆上。」
陳先晉平空添了五畝上好的水田，連他作熟了的那丘五斗丘在內，這是他祖宗三代，夢想不到的一件大喜事。他盤算著，分進的五畝水田，加上他原有一畝山土，一共是六畝田土，可以作他發財的起本了。
他的那一畝山土，來得實在不容易。這是他跟他爸爸，吃著土茯苓，半飢半飽，開出來的。山荒有樹蔸、石塊，土質又硬，捏著鋤頭開墾時，手掌磨得起了好多的血泡。
如今，晴天裡響起了一個炸雷，上頭說是要辦社，說田土要歸併到社裡，這使他吃驚和苦惱。有好幾天，他想不開。到後來，他想，田是分來的，一定要入社，沒得辦法；土是他和老子，吃著土茯苓，忍飢挨餓，開起出來的，也要入社麼？政府發給他的土地證，分明是兩種。分的五畝田，發的「土地使用證」，開的一畝土，領的「土地所有證」，如今為什麼一概都要歸公呢？
鄧秀梅剛一入鄉，就結識了陳大春。為要了解這位剛強暴躁的青年，鄧秀梅向李主席問起了他的家庭，自然而然談及了他的爸爸陳先晉。「陳先晉，」當時她笑道，「這名字多好，想必他很先進吧？」李主席笑道：「不，他最保守。」「怎麼名字叫先進，實際很落後？」「是呀，這叫有其名，無其實。這還不稀奇，頂有味的是他們父子兩個時常鬧矛盾，吵場合。陳大春左得嚇人，老倌子右得氣人。父子兩人，一個采左，一個偏右，死過不得，但又非在一起過不行。他們沒分家，大春還沒有親事，他想搬出來，脫離家庭，在後山坡上搭個茅棚子，手頭沒得錢，他的這個小小的志願還沒有實現。」
鄧秀梅又作了進一步了解，曉得陳先晉的舅子，共產黨員詹永鳴是革命烈士。「馬日事變」後，他逃到華容，在那裡被捕，犧牲於長沙瀏陽門外。詹永鳴的遺體抬起回來時，陳先晉夫妻去送了葬。揭開棺蓋，親眼看見了哥哥的鮮血淋漓的屍首，陳詹氏哭得死去活來。陳先晉落了眼淚，卻沒有做聲，往後他更不愛說話，不問世事，只曉得低著腦殼，做田裡功夫。
聽到解放軍來到了縣城，共產黨人又回來了，陳詹氏又喜又愁，喜的是這回晴天了，哥哥的冤讎好報了；愁的是自己的兒女也出去革命，萬一變了天，他們都會遭受哥哥同樣的悲運。陳先晉還是跟往常一樣，不大做聲，只認得作田，長年的艱辛和窮苦，使他變得有些麻木了。
一個難忘的日子到來了。解放後不久，一個響晴天，村里來了一位白馬的騎者，一路詢問到陳家。這位北方幹部是來打聽詹永鳴的家境和遺族們的。他在陳家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響。陳先晉坐在堂屋裡，只顧抽旱菸，不大說什麼；陳媽把幹部當做自己的親人，裝煙、篩茶，親熱地回答他的各樣的問話。陳大春那時才十五，他媽媽不准他旁聽，罵道：「你還不死得去砍柴火呀？」大春拿著扦擔柴刀走出去，又從後門溜回來，躲在灶屋竹壁下，偷聽他們的談話。聽到工作幹部誇讚自己的舅舅，他心裡浸滿了榮譽的感覺，並且立志要走舅舅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對於他是平坦而且順暢的。他首先參加了民兵中隊，不久入了團，剛滿十八歲，就被吸收入黨了。
在陳大春身上，鄧秀梅清楚看出兩種不同的氣質。一種是父親薰陶出來的勤勞的刻苦的精神，一種是母系傳來的豪勇的革命的氣概，兩種氣質，在他身上，都顯得十分強烈而鮮明。而且，人們一下就能洞察它們的淵源。看見他克勤克儉，老輩人說：「有種有根，無種不生，他跟他爸爸，真正是分毫不爽。」看他工作捨得干，大公無私，幹部們說：「外甥多像舅。」惟有他的躁性子，人們還看不清源頭，知道他的家系的人說：「他的外祖父的性子很暴烈。」如果是這樣，難道真有隔代遺傳的情況？但作興是從小生活苦，辣椒吃多了，下力又太早的緣故吧？搞不清楚，謹此存疑，以待賢明的考證。
大春下力的那年，是十三歲，比起爸爸當年來，還遲了一年。這是老駕體恤自己的兒子，怕他出力過早了，傷損了筋骨。這孩子，卻像一句俗話所說的：「沒毛鳥子天照應」，他吃得不好，睡的不多，日曬夜露，功夫又重，卻像一株松樹一樣地發育起來了。剛滿十六歲，他長成一條魁梧奇偉的猛漢，擔子能挑百二三。自從參加了民兵，他往往夜裡放一夜的哨，白天還是照樣做功夫。
他長一身黑肉；衣服總是補疤馱補疤；一條藍布腰圍巾，扯常四季沾滿了泥漿。他說話直套，粗魯，發起脾氣來，有時還拍桌打椅，奇怪的是一般的人都不討厭他，村里好多姑娘們還偷偷地愛他。調皮的盛淑君也是這樣的姑娘中間的一個。她一見了他，又是畏懼，又是歡喜，小圓臉總是一下子紅了。
陳大春嫌他爸爸思想太落後，給他丟臉，父子兩個，不是吵架，就是成天不說一句話。他對媽媽一味順從爸爸的好性格，大不以為然。
「我媽媽是個古板人，」有一回，陳大春對鄧秀梅說，「講究的是三從四德。她算辛苦一世了，一天到黑，不是績麻，就是紡棉花，還要做飯、洗衣、潑菜，不是在菜園裡，就是在灶屋裡。她從不出大門，一生一世，沒上過街，沒見過河裡的木船，更不用說輪船了。她省省儉儉，只想發財。她怕我爸爸。真是奇怪，我舅舅那樣不怕場合，媽媽卻這樣懦弱，一娘生的，完全兩個樣。」
「這和環境、經歷和思想都有關係，你舅舅是共產黨員，自然和一般人不同。」鄧秀梅接著又問：「你舅舅家裡，還有一些什麼人？」
「舅媽去世了，表弟也死了，表姐出了閣，如今他家只剩表哥詹繼鳴。他是我姐夫，我們是親上加親。」
鄧秀梅聽了這話，很感興趣，連忙問道：
「你姐夫思想如何？」
「他是黨員。」
「他跟你爸爸談得來嗎？」
「爸爸蠻聽他的話。」
鄧秀梅掏出懷裡的小本子，記下詹繼鳴的名字。
又有一次，鄧秀梅向李主席打聽大春家裡其他成員的思想狀況。李月輝笑笑說道：
「他們家裡，先進和落後，擺了一個插花的陣勢。大春爸媽是那樣，大春自己是這樣，二弟孟春跟爸媽一鼻孔出氣，只認得作田，不肯探閒事。妹妹雪春思想好，如今是少先隊中隊長，快要入團了。」
「按理，這樣的家庭，不應該還有落後分子。」鄧秀梅說。
「是呀。他們家的思想這樣不齊整，要怪我們工作沒有做到家。」李主席檢討自己。
「趁這次運動，我們補它一下火。」
「就怕來個兔子不見面，日裡他們到田裡、山里去了。」
「夜裡去。」
「吃過夜飯，他們就關門睡了，為了省燈油。」
「落雨天去。」
「老駕落雨天，也要出去做功夫，賣柴火。只有吃夜飯時節，他們都在屋。」
鄧秀梅把陳家裡的底細探聽明白了，訂出了一個計劃。她想首先親自到那裡去探探虛實，看看苗頭，然後派兵遣將，爭取這個守舊的老倌子，做農業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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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凼：音盪，田裡漚糞的小坑。
[2] 飄：禾苗光長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