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巨變 · 十、途中
鄧秀梅和李主席正在談論李盛氏，區裡的通訊員送來一個緊急的通知，叫他們明天一早，到天字村去開碰頭會。信上寫明，要求他們趕到那裡吃早飯。
當天晚上，鄧秀梅開過鄉上的匯報會以後，叫住劉雨生，要他明天調查謝慶元的那個互助組，看他們全組入社，是否有虛假，或者有強迫？鄧秀梅臨了，囑咐劉雨生留神考察李盛氏家裡的情況。
把明天的工作布置完畢，鄧秀梅回到了亭面胡家裡，連夜趕材料。她統計了申請入社的農戶，整理了全鄉的思想情況，不知不覺，窗外雞叫了。她吹熄燈盞，和衣睡了。
才一小會，雞叫三回，她連忙起床，匆匆抹了一個臉，梳了梳頭，就出門去找李主席。
「急么子啊？別的鄉包管沒有我們這樣早。」李主席一邊穿衣，一邊這樣對鄧秀梅說。
一路上，李月輝直打呵欠。
「沒有睡足嗎？」鄧秀梅走在後邊，這樣問他。
「家裡吵了一通宵。」
「哪個跟哪個吵？」
「我堂客跟我伯伯。」
「為什麼事？」
「我伯伯雲裡霧裡，自己不爭氣，又愛罵人。他罵別人不成器，自己又沒做個好榜樣，賴一世的皮，討過八個婆婆，沒有一個同老的。」
「都去世了？」
「有的下世了，有的吵開了。如今上年紀了，傍著我，吃碗安逸飯，不探閒事，不好過日子？他偏偏不，不要他管的，他單要管。平素愛占人家小便宜，又愛吵場合，一口黑屎腔。這回搞合作化運動，他捨不得我們那塊茶子山，連政府也罵起來了。他說：『政府搞信河[1]。十個手指腦，都不一樣齊，說要搞社，看你們搞吧！只有你這個蠢豬，自己一塊茶子山，都要入社，豬肏的傢伙。』我婆婆聽到，馬上答白了：『你罵哪一個？你嘴裡放乾淨一點。』他大發雷霆，跳起腳來罵：『混賬東西，你有個上下沒有？』兩個人都不兒戲，我兩邊勸，都勸不贏。」
「你真是個婆婆子，太沒得煞氣。」鄧秀梅笑道，「要我是你，就不許他們吵鬧。」
「一邊是伯伯，是長輩，一邊是婆婆，是平輩，叫我如何拿得出煞氣？」
「我看你對晚輩也沒得煞氣，後生子們都不怕你。」
「要人怕，做什麼？我不是將軍，不要帶兵，不要發號施令。我婆婆不畏懼我，對我還是一樣好。」
「聽亭面胡說，你們兩公婆的感情好極了。」
李主席聽到這裡，回頭一笑，從他笑容里，鄧秀梅看得出來，他完全陶醉在經久不衰的，熱熱和和的伉儷深情里。他稱心如意地說道：
「我們的感情不算差，十多年間，沒吵過架子。她脾氣犟……」
「她脾氣犟，你沒得脾氣，配得正好。」
「她時常跟人家吵架，也發我的氣，我的老主意是由她發一陣，自己一聲都不做。等她心平氣和了，再給她來一個批評。她這個人氣一消，就會像孩子一樣，溫溫順順，十分聽話。」
「她有好大了？」
「拍滿三十，十四過門，接連生四胎，救了兩個，走了兩個，她在月里憂傷了，體質很壞，又有一個扯豬欄瘋的老徵候。」
「這病是怎麼得的？」
「不曉得。她有病在身，愛吵架，愛發瓮肚子氣，今年又添了肺炎。我總是勸她：『你不慪氣，體質會強些，病也會好了。』她哪裡聽得進去？我那位伯伯，明明曉得她體質不好，喜歡慪氣，偏偏要激得她發火。」
李月輝說到這裡，嘆了一口氣，頓了一下，才又說道：
「我總怕她不是一個長命人。今年春上，給她扯了一點布料子，要她做件新衣穿。可憐她嫁過來十好幾年了，從來沒有添過一件新衣裳，總是撿了我的舊衣舊褲子，補補連連，改成她的。我那回扯的，是種茄色條子的花嗶嘰，布料不算好，顏色倒是正配她這樣年紀。她會剪裁，我想她一定會做一件合身的褂子。隔了好久，還不見她穿新衣，我時常催她。有天看見她縫衣，心裡暗喜，心想，總算是領我的情了。又過了幾天，我要換衣，她從衣櫃裡，拿出一件嶄新的茄色條子花嗶嘰襯衣，我生了氣了，問她：『這算是什麼意思？』她捧住胸口，咳了一陣，笑一笑說道：『你要出客，要開會，我先給你縫了。』她就是這樣一個固執的人。」
兩個人邊走邊談，不覺到了一個岔路口，李主席說：
「我們抄小路好吧？小路不好走，但是近一些。這一回，我們定要趕到各鄉的前頭，叫朱政委看看，搞社會主義，哪個熱心些？」
鄧秀梅自然同意走小路。他們走過一段露水打得精濕的茅封草長的田塍，上了一個小山坡。山上長滿松樹、杉樹和茶子樹。路邊一些平陽地，是勞改隊開墾出來的新土，有的秧上了小麥，有的還荒著，等待來年種紅薯。李月輝一路指點，一時說，這個山坡里，他小時候來看過牛；一時又說，那個山頂上，他年輕時來撿過茶子。他忘記了堂客的病況，好像回到孩童時代了，輕快地講個不休。
「說起來，真正好像眼面前的事。發蒙時，我死不肯去。媽媽在我書包里塞兩隻煮熟的雞蛋，勸誘半天，我才動身。在李槐卿手裡，讀了兩年老書，又進小學讀了一年半。我靠大人子，扎紮實實過了幾年舒舒服服的日子，無掛無礙，不愁衣食，一放了學，只曉得貪耍，像大少爺一樣。十三歲那年，我開始倒霉，春上母親生疔瘡死了，同年夏天，資江漲大水，父親過橫河，盪渡船，一不小心，落水淹死了。父親一死，我好像癲子一樣，一天到黑，只想在哪裡，再見他一眼。那時候幼稚，也不曉得做不到。為了見見父親的陰靈，我想到茅山學法，其實茅山在哪裡，我也不曉得。我看《封神榜》，看《西遊記》，一心只想有個姜太公，孫大聖，施展法力，引得見父親一面，就是一面，也是好的。
「父親過世，我伯伯勉強把我收養了，不久又叫我去給人家看牛。後來一親事，我婆婆和這老駕過不得，分了家了，為了口，挑了幾年雜貨擔子，解放軍一來，馬上參加了工作。看我有了些出息，伯伯火燒牛皮自己連，傍起攏來，又跟我們一起了。」
「解放以來，你一直在這裡工作？」鄧秀梅插嘴問他。
「是的。搭幫上級的培養，鄉里的事，勉勉強強能夠掌握了。有些幹部，嫌我性緩，又沒得脾氣，有點不過癮。我伯伯也說我沒用，他說是『男兒無性，鈍鐵無鋼』。我由他講去。幹革命不能光憑意氣、火爆和衝動。有個北方同志教導過我說：『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對革命是害多益少。』革命的路是長遠的，只有心寬，才會不怕路途長。」
「也不能過於心寬，毛書記說過，過猶不及。」鄧秀梅笑著跟他說。
「我覺得我還不算『過』。」
「你是這樣覺得嗎？」
「是呀，要不，今天我就不會抄近路。這條小路，茅封草長，不好走極了。」
「上半年，有人批評你太右，有這回事嗎？」鄧秀梅點破他一句。
「這倒是有的。」李主席說，「三月里，區上傳達上級的意見，指出我們這一帶，辦社有點『冒』，要『堅決收縮』。我當時也想，怕莫真有點『冒』吧？我們，說是我們，其實只有我一個，好漢做事好漢當，我不牽連別的人，大春他是不贊成這個說法的。我一力主張響應上級的號召，堅決收縮了一個社，全鄉通共辦了一個社，全部乾淨收縮了。」
「那你不是百分之百地完成上級的任務了？」
「是呀，上級表揚了我們，還叫我們總結收縮的經驗，好拿去推廣。陳大春大叫大鬧，吵得鄉政府屋都要塌下來了。社是他辦的，說要解散，他不甘心。年輕人感情衝動，當時他指了我的鼻子尖，罵得好兇啊！這個傢伙，這樣厲害，偏偏有好多女子追他。他走桃花運。」
「當時，你總結了一些什麼經驗？」鄧秀梅好奇地問他。
「經驗倒不算什麼。我只有個總主意，社會主義是好路，也是長路，中央規定十五年，急什麼呢？還有十二年。從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條路走中間一條，最穩當了。像我這樣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薩，靈是不靈，就是穩。」
「你這是正正經經的右傾。」鄧秀梅笑了。
「老鄧你也俏皮了。右傾還有什么正經不正經？說我右傾的，倒不只是你一個。毛主席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在《新湖南報》發表時，省委還沒有召開區書會議，我就在全鄉的黨員大會上，把文件讀給大家聽，念到『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陳大春趁火打劫，得意洋洋，扯起大喉嚨，指手畫腳，對我喚道：『李主席，你自己是小腳女人。』我放下報紙，半天不做聲。別人也都不做聲，以為我生了氣了。」
「我想你不會生氣。」鄧秀梅笑道。
「我氣什麼？我只懶得氣。小腳女人還不也是人？有什麼氣的？」
「是呀，婆婆子們本來都是小腳嘛。」鄧秀梅笑著打趣，接著又認真地說道：「我看你這緩性子，有一點像盛佑亭。」
「你說我像亭面胡？不像，不像。首先，他面胡，我不面胡；其次，他愛發火，我不發火。他總以為人家都怕他發氣，其實不然。他跳進跳出，罵得嚇死人，不要說別人，連他親生兒女也都不怕他。這樣的人真可憐。」
「我倒覺得很可愛。」鄧秀梅說。
「至於我，」李主席還是只顧說他的，「跟他相反，根本不願意人家怕我。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你想想看，從土改起，我就做了鄉農會主席，建黨後，又兼黨支書。黨教育我：『共產黨員一時一刻都不能脫離群眾』，我一逞性，發氣，人家都會躲開我，還做什麼工作呢？脫離群眾，不要說工作沒辦法推動，連撲克牌也沒得人跟我打了。」
「你愛打牌，我看得出來。」
「不瞞你說，秀梅同志，解放前，我也算是一個賴皮子，解放後，才歸正果的。那時節，伯伯和我分了家，還是住在一屋裡，他一把嘴巴討厭死了，家裡存不住身子，只好往外跑。這一帶地方，麻雀牌，紙葉子[2]，竹腦殼[3]，隆日隆夜，打得飛起來。舊社會是這個樣子，沒得法子想。有味的是我那位伯伯。他自己是一個賭痞，輪到我一出去打一點小牌，他就罵我是『沒得用的壞傢伙』。只有他有用，他愛打牌也成有用了。我心裡高興的時候，就這樣頂他一句：『我學得你的。』把他氣得像雁子一樣。我想：『你何必生氣？有角色自己不賭，做個好榜樣。』」
他們翻了一個小山坡，在一片梯田中間的一條田塍上走著。李月輝指著田裡的翡青的小麥說：
「如今這種田，一年也要收兩季。解放前，這一帶都是荒田，就是因為賭風重，地主老爺押大寶，窮人打小牌，像我們這樣的人也卷進去了。解放後，不等政府禁，牌賭都絕了。心寬不怕路途長，我們邊走邊講，不知不覺，趕了八里路。那個大瓦屋，就是區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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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搞信河：亂來。
[2] 一種長方油紙牌。
[3] 一種竹片做的牌，頂大的牌是天牌，九點和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