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存稿 · 貞祐南遷後的河北砦寨與九公分封
金貞祐二年（1214年）五月，宣宗南遷汴京，明年五月，蒙古軍占領中都。那時河北地區州縣大都仍屬金有。以後蒙古軍雖曾攻占或降下中都以南許多城邑，卻沒有占領。《親征錄》甲戌年（按實為乙亥年，即金貞祐三年）稱：「上遣脫脫欒闍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蒙古兵力雖強，在短時期內征服這片廣闊土地是有困難的。而且成吉思汗這時還要對付蔑兒乞和乃蠻殘部，繼之以大規模西征，不能以全力經營中原。
宣宗南遷時，河北軍隊大部分南撤，拒守黃河。《金史》卷四四《兵志》稱「初南渡時，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院及帥府」，留在河北的兵力很微弱，不可能依靠這些殘兵來守衛疆土。所謂「金人復取之」的「金人」主要是指另外一種軍事力量，那便是在蒙古南下時形成的大小地方武裝集團。這種武裝集團大致在貞祐二年蒙古軍大掠兩河、山東時就已開始組織起來。他們的向背對於蒙古、金朝雙方力量對比有很大關係，因此雙方都以官爵競相招徠。姚燧《牧庵集》卷二五《磁州滏陽高氏墳道碑》：
金既播汴，太祖徇地，北人能以州縣下者，即以為守令，僚屬聽自置，罪得專殺。
這是蒙古方面的招徠。被蒙古招降的人物及其後裔很多成為滅金亡宋功臣，大至萬戶、元帥，小至縣令，歷見《元史》和元人所撰碑誌，別見《七萬戶考》，今不贅述。
同書卷二二《金故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事榮公（榮祐）神道碑》：
在金叔世，宣宗蹙國播汴，河朔豪傑，所在爭起，倡糾義兵，完保其鄉。金訹以官，冀賴其力，復所失地。聞公有眾逾萬，以為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府事。
這裡說的是金朝方面的招徠。金朝招徠的人物也很多，他們大都隨著金的滅亡而消失，沒有文人替他們作碑誌家傳，所以事跡不詳。其中最強大的集團首領所謂「九公」和早期的苗道潤《金史》有傳，這些傳基本上由元代史臣據《宣宗實錄》所載排比成文，除《武仙傳》採取其他記載，敘他的晚期活動較詳外，其餘都很簡略，甚至歸宿也不知道。然而他們卻是金朝與蒙古爭奪河北以及河東、山東的重要力量，甚至主要力量。蒙古與金朝在這片廣大地區的角逐，在頗大程度上是歸附蒙古的與歸附金朝的武裝集團間的混戰。
這些武裝集團一般利用山水深阻的複雜地形，建立山砦水寨，蒙古軍騎射馳逐的特長到此無所施其技，消除這些砦寨就有賴於依附他們的熟悉地形的地方武裝。河北地區內附金集團的活動西傍太行，東臨渤海，中包白溝巨濼，有險可據，侯摯曾說「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1)西山（河北西部的太行山）砦堡和白溝水寨曾是附金集團長期據守以進行戰鬥的場所。
早在南遷以前，金朝就曾派遣侯摯往西山招撫「義軍」。貞祐三年（1215年）八月又命侯摯以參知政事行省河北，《金史》卷一〇八《侯摯傳》：
（貞祐）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逈秀分詣西山招撫……三年……八月，權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為要地，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其為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
他說的「舊部西山忠義軍」必是貞祐二年他往西山招撫之眾。《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潤傳》說他「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靖安民傳》稱「貞祐初，充義軍」，靖安民是苗道潤部將，他們的據點即在涿、易以西的太行山東麓。《元史》卷一四七《張柔傳》：
易州定興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
張柔後來降蒙古，為七萬戶之一，早先也是苗道潤的部將。還有後來和苗道潤不和，刺死道潤的賈瑀，他所據的砦寨也在這一帶。《元朝名臣事略》卷六「萬戶張忠武王（即張柔）」條引王鶚所撰《墓誌》稱賈瑀「據孔山台」，《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易州易縣有孔山，雲「在州西南四十五里」。由此往南，真定以西的西山也是砦堡林立。《金史》卷一一八《武仙傳》：
武仙，威州人……貞祐二年，仙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眾。
威州控扼井陘之險，後來這一帶的山砦都隸屬武仙。上舉諸人當然不一定都是侯摯招募的舊部，但西山「義軍」多少和侯摯有一點關係。《金史》卷一〇九《陳規傳》：
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參政侯摯……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政，蓋欲責其報效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
據此知侯摯行省河北，三個月來一直逗留在西山一帶。據《侯摯傳》，他本來就想依靠「西山忠義軍」安撫由於真定守帥棄城南奔而危懼的州縣，「盤桓西山」自不足怪。他於十一月還朝，十二月即又「行省河北」，可能由於陳規彈劾他「恬然安居」才迅即復任。這時他是否仍在西山一帶，不明。四年五月他以尚書右丞行省東平，始離河北。
河北另一個著稱的據點是信安水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韃靼款塞」條：
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韃兵不能入，金將張甫、張進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又《親征錄》甲戌（實乙亥事）年稱：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眾來降，唯張復、張柄、眾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2)
王靜安校云：
某氏云：張復即高陽公張甫，眾哥即河間公移剌眾家奴，張柄（王校據《說郛》本「鑊」作「」）疑即張進，與甫同守信安，唯也思無考。屠敬山以也思為楊壽之譯音。右並見《金史·移剌眾家奴傳》。(3)
按《親征錄》本自蒙文譯出，譯音與漢文姓氏自必參差不合。《金史》卷一一八傳贊別見「河間公移剌中哥」，以為正大間繼封，也可能即眾家奴。張鐶柄與也思是否即張進、楊壽難以確定，卻可以肯定張復之即張甫。《牧庵集》卷二一《懷遠大將軍招撫使王公（王興秀）神道碑》雲「時恆山公武仙壁真定西山，滄海公張福柵信安水中」，又訛「甫」為「福」，且與滄海公張進相混。姓名雖訛，而信安水寨與西山砦壁並舉，足見這兩處是附金武裝集團的著名據點。
這種建砦立寨，有事入守，無事出耕的情況在這個時期是帶有普遍性的，可以舉出若干例證，今只引兩條記載。《金史》卷一〇二《蒙古綱傳》：
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澗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御。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
按山東地區附金的燕寧所居的天勝寨，附蒙古的嚴實所盤據之青崖都是據險自守的砦寨。本條蒙古綱所奏，是要把尚未立寨的水濼加工開浚以便備御，而且打算把州民遷去。那就不是人民自動避難而是官府的防禦措施。卷一六《宣宗紀》元光二年（1223年）八月丙戌：
遣官分行蔡、息、陳、亳、唐、鄧、裕諸州，洎司農司州縣吏同議，凡民丁相聚立砦避兵，與各巡檢軍相依者，五十戶以上置砦長一員，百戶增副一員，仍先遷一官。能安民弭盜勸農者論功注授。
到了這時，河南已岌岌可危，這是在河南境內普遍推廣和鼓勵立砦據險的措施。據此兩條就可以知道依據深險，建立砦寨已被認為防禦蒙古軍以及所謂「盜賊」的有效措施。
早期河北附金集團中最強大的是苗道潤，《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潤傳》：
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群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鬥，能得眾心。比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為朕決道潤事。今即以其眾使為將，肯終為我盡力乎？」擴對曰：「……道潤得眾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眾，何所不可為。」……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
金朝授予道潤的官職先是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順天乃保州（今保定）軍號，繼授同知中山府（今定縣）事，並在西山東麓，道潤應是貞祐二、三年間組織起來的所謂「西山忠義軍」首領之一。同時起來的小股「義軍」逐漸歸附，在他獲得金朝官位後，小股義軍首領即由他委任為當地守令，張柔即由他以中都經略使名義授予定興縣令之職。(4)由此也可知道潤所以要求金朝給予官位，不僅為了虛名，而是為了藉此擴大他的勢力。傳稱「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可想而知，五十餘城的長吏多半即由他委任。在道潤盛時，北自涿、易，南達雄、霸諸州都受他節制。
但是在苗道潤的管區內，各據州縣砦寨的將領，有的是他的部下，有的卻是別的武裝集團首領。為了爭權奪地，彼此經常發生戰鬥。早在貞祐四年就有人建議分封諸將，劃定地界，以免紛爭，但有人認為這樣做將會全部喪失汴京政權對地方的即使很有限的官吏任免權和賦稅徵發權，竭力反對，因而沒有實行。(5)
興定元年（1217年）苗道潤和順天軍節度使李琛相攻，李琛奏請：「河北州府官不相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6)所謂帥府是朝廷在一些路分設置的元帥府。李琛的建議分明是要求削弱苗道潤中都經略使的職權和兵力。(7)當時沒有被採納。但明年終於下詔，命道潤、賈同、王福、武仙、賈瑀分屬各路元帥府。增減兵力這點是辦不到的，只是承認了勢力大體相當的不同集團首領間「不相統攝」。就在這一年，道潤被賈瑀派人刺死。道潤死後，他的部將靖安民、張柔分領其眾。本年八月，朝廷命涿州刺史李瘸驢為中都經略使，張甫、張柔副之。(8)即在本月，蒙古軍出紫荊關，張柔被擒降蒙古。(9)張柔之降對金朝有嚴重影響。四年來藉以抗拒蒙古軍的所謂「西山忠義軍」相當大的一部分轉為蒙古效力。以後消滅河北附金集團中最強大的武仙集團，張柔起了很大作用。不久，張柔攻滅了易州的賈瑀，盡有其眾。(10)
興定三年（1219年）金以李瘸驢為中都東路經略使，節制雄、霸以東，靖安民為中都西路經略使，節制易州以西。不久張甫消滅了永定軍（雄州軍號）節度使賈同。(11)李瘸驢也降蒙古。(12)
興定二年九月蒙古軍占領太原，三年正月朝廷認為「河北形勢非復向日」，命百官集議。貞祐四年曾經提出來的分封諸將之策重又被提起，建議設置公府。明年（1220年）二月終於分封九公。《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潤傳》：
興定三年，以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宰臣欲置公府……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眾家奴為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恆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征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九公劃分所管地界具見於卷一一八本傳，今錄如下：
一、滄海公王福 領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相當於今河北東南部、山東北部濱海地區。
二、河間公移剌眾家奴 領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相當於今河北中部，白洋淀以南。
三、恆山公武仙 領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相當於今河北西部太行山中段東麓諸縣。
四、高陽公張甫 領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相當於今河北北部京、津、保三角地帶，白洋淀、文安窪周圍。
五、易水公靖安民 領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相當於今河北西北部太行山北段東麓諸縣。
以上五公並在河北路。
六、晉陽公郭文振 領河東北路諸州，相當於今山西北部諸縣。按文振公府實在遼州（今山西左權縣），屬河東南路。
七、平陽公胡天作 領平陽、晉安府，隰、吉州，相當於今山西西南黃河與汾河間諸縣。
八、上黨公張開 領澤、潞、沁州，相當於今山西東南上黨盆地和沁河、汾河流域諸縣。
以上三公在河東路。
九、東莒公燕寧 領益都府路，相當於今山東東南部益都一帶，東達膠東半島諸縣。
以上一公在山東路。
興定四年（1220年）二月分封九公，即在本年，河北五公中三公已或亡或降。卷一一八《王福傳》：
（興定）四年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為眾所止，遂納款於張林。
張林本金益都治中，興定三年逐走權知益都府事田琢，降宋。(13)張聚來歷《金史》卷一六《宣宗紀》和《田琢傳》與《王福傳》互異，(14)今不具論。傳稱王福「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知王福降張林後，仍守滄州。《宋史》卷四〇《寧宗紀》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1221年）十月癸丑稱：「京東、河北節制司言復滄州，詔以趙澤為河北東路鈐轄，知州事。」(15)疑王福去滄州在此時，但下落也不明。
王福敗亡是由於歸宋各種力量的進攻。
就在本年八月，九公中最強大的武仙降蒙古。《元史》卷一《太祖紀》十五年庚辰（金興定四年）稱：「秋，木華黎徇地至真定，武仙出降，以史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按武仙降蒙古之先，曾被張柔擊敗，喪失許多城邑砦寨。《元史》卷一四七《張柔傳》：
徙治滿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以兵數百，出奇迎戰，大破之。乘勝攻完州，下之……己卯，仙復來攻，敗走之。進拔郎山、祁陽、曲陽，諸城寨聞之，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圍之。與仙將葛鐵槍戰於新樂，流矢中柔頷，折其二齒，拔矢以戰，斬首數千級，擒藁城令劉成，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為流矢所中……柔不為動，開門突戰，皆敗走。略地至鼓城……城遂降。又敗仙於祁陽，進攻深澤、寧晉、安平，克之。分遣別將攻下平棘、藁城、無極、欒城諸縣，闢地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真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狸等寨相繼降附。一月之間，與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戰輒勝。
按本傳乃據王鶚所撰《張柔墓誌》及王若虛所撰《勛德碑》寫成，(16)戰績不免鋪張，但興定二、三年間張柔曾戰敗武仙，一度攻降若干城邑砦寨，不致全出虛飾。戰爭中，張柔兩中流矢，滿城被圍，可知戰鬥之激烈。兩年來的會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武仙的力量。
擊敗武仙的力量還有附蒙古的藁城董氏集團，《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
己卯（金興定三年），以勞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金將武仙據真定；定武諸城皆應仙。俊率眾夜入真定，逐仙走之，定武諸城復去仙來附。庚辰春，金大發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俊軍時屯曲陽，仙銳氣來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獻捷於木華黎。由是仙以窮降。
按本傳全錄元明善所撰《藁城董氏家傳》，(17)同樣不免誇飾。後來正大二年（1225年）武仙背蒙歸金，董俊又有一次夜襲真定（見下），未免可疑。但說明迫使武仙投降的有藁城董氏這份力量。
木華黎進軍真定時，武仙的力量已為張、董兩家所削弱，所以木華黎一到滿城，他就不戰而降。(18)《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傳》說木華黎至真定，天祥說降武仙，那時武仙所領城邑已大部喪失，處於困守孤城的處境了。《史天祥傳》又說：
引兵南屯邢西遙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于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攜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扳援而上，盡掩捕之。(19)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
據此則永清史家也參與了這次戰役。武仙之降雖由於木華黎大兵壓境，而與武仙激戰，削弱其勢力的實是滿城張氏和藁城董氏兩家的土兵。攻下武貴所據山寨的則是永清史家的土兵，所謂「黑軍」。
本年十月易水公靖安民被部下殺害。《金史》卷一一八《靖安民傳》：
（興定四年）十月，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檐車寨。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眾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
據此知靖安民雖領涿、易等州，實際控制的只有一些山寨，他的公府也設在寨中。苗道潤的部眾本由安民與張柔分領，張柔降蒙古後，大概又吸收了安民所領的部分土兵，所以他的力量很弱，沒有真正作戰就被消滅了。所謂「大元兵」無主將名，那時木華黎所統蒙古大軍已東下濟南，此外分兵南略黃河北岸的懷、孟二州，沒有留兵在涿、易一帶，而這時張柔鎮滿城，史天倪鎮真定，疑此大元兵仍是張、史所統的土兵。
興定五年（1221年）東莒公燕寧戰死，這個公府也就消失。
燕寧事跡很少記載，卷一一八本傳說他於興定五年與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有功。卷一六《宣宗紀》興定五年正月庚戌記「山東行省報東平之捷」。按《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師魯國忠武王」條引《世家》稱木華黎於庚辰（1220年）圍東平，又云：
王以東平久不下，(20)召嚴實囑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唆魯呼禿以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
《燕寧傳》所謂「保全東平」，《宣宗紀》所謂「東平之捷」，並指木華黎「久圍不下」及其北返，其事實在興定四年冬，(21)東平形勢暫時緩和。五年四月蒙古綱奏燕寧戰死，「寧所居天勝寨據險，寧死，眾無所歸，變在朝夕」，要求任命部將「撫其眾」。五月，東平食盡糧絕，行省蒙古綱放棄東平，撤軍到邳州。
燕寧既死，東莒公府也就不復存在。
以後一、二年間即金宣宗元光元、二年間，河東三公和河間公移剌眾家奴相繼或降或南撤。
平陽公胡天作於元光元年（1222年）被擒降蒙古。卷一一八《胡天作傳》：
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術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誅忽失來子之（在）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
按本傳不雲蒙古軍進攻，忽雲「青龍堡危急」，又胡天作此時在青龍堡還是在平陽也含糊不明。考《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傳》云：
壬午（元光元年）秋七月……大兵道雲中，攻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於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清岩，入霍邑山堡，遷其人於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裨將蒲察定住、(22)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作於平陽。
此傳全本《東平王世家》。(23)據此知本年七月木華黎親統大軍由雲中南下，破所經寨堡，遂攻青龍堡。(24)胡天作的公府即在堡內。《世家》於青龍堡降後，稱遷天作於平陽，可知平陽先已陷落。胡天作降後，接受蒙古官職，不久，又想脫走歸金，為蒙古所殺。
金朝不殺天作子，原想招他還來，天作既死，乃命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明年五月，史詠軍也遷解州。(25)
晉陽公郭文振在元光二年（1223年）徙軍孟州。卷一一八《郭文振傳》稱：
（元光）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於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為文振副，護沿山諸寨。
按卷一六《宣宗紀》元光二年四月癸酉朔，記「復霍州汾西縣」，五月乙卯記「權平陽公史詠復霍州及洪洞縣」，傳所云「應援史詠復河東」或在其前，然五月辛酉記「徙晉陽公郭文振兵於孟州」，甲子又記「徙權平陽公史詠兵於解州、河東府」。此時未見蒙古軍在河東有軍事活動，郭文振的徙軍實因糧食困難之故。本傳記「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又記「文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大概也沒有給。同卷《張開傳》末稱：
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沖，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愈孤，以至於敗。
正說明文振南徙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糧食，張開不但不援助，而且還以厚賞招誘文振將士，最後兩敗俱傷。
文振徙孟州不久，又因所部和孟州守將不和，再徙衛州。傳稱「然亦不可以為軍，迄正大間，寓於衛而已」。實際上元光二年五月徙孟州時，公府名號雖然保留，業已「不可以為軍」了。
元光二年五月後，河東三公只張開仍在潞州，但形勢已很危急。《金史》卷一一八《張開傳》說「元光二年，潞州危急」，張開上奏說「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時間當在五月後。卷一六《宣宗紀》元光二年十一月戊午說：「以上黨公完顏開（即張開賜姓）之請，諭開及郭文振、史詠、王遇、張道、盧芝等各與所鄰帥府相視可耕土田，及瀕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種之，以給軍餉。」據此知元光末張開仍在潞州，而且還計劃與諸將帥分界屯田以給軍糧。大概這時糧食問題更為嚴重。《張開傳》接著說：「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與匹夫無異。」潞州究於何時丟失，史無明文，唯卷一七《哀宗紀》正大元年（1224年）九月，書「樞密判官移剌蒲阿復澤、潞」，潞州之失應在本年九月前。張開到南京閒居，亦即在此時。移剌蒲阿雖復澤、潞，不久又為蒙古奪取，所以正大六年蒲阿與武仙又再度收復（見下文）。
到了這時，河東三公全部喪失了封土。
河北的河間公移剌眾家奴與高陽公張甫兩個公府存在的時間較長，但移剌眾家奴早在元光元年就失守河間，以後只是依靠張甫，共保信安。卷一一八《移剌眾家奴傳》：
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1222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內……詔改信安為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祿大夫。二年，眾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總領提領（控？）(26)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
河間及諸州並於興定、元光間失守。卷一六《宣宗紀》元光元年八月癸巳記：「河間公移剌眾家奴、高陽公張甫兵復河間府，是日，報捷者始達，上以道途梗塞，報者艱虞，命厚賞之。」則河間之復早在其前，失而復得為時不久。然眾家奴仍與張甫共守信安，沒有還去，大概還是守不住，不妨說河間這一據點元光間已經喪失。
自興定四年分封到哀宗正大元年首尾五年（1220—1224年），九公中就只剩高陽公張甫仍堅守信安。
張甫受封后的事跡，《金史》本傳一無所述，他的歸宿怎樣也沒有說，實際上關於張甫、張進的末路倒是頗見於史的。《金史詳校》卷九《張甫傳》後曾搜集資料為之補缺，今錄如下：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劉慶福在山陽，與李福（李全兄）互相猜貳。福偽病，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約同往問疾。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而身已至床前，床頭見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福拔刀起，傷慶福。甫救之，被害。甫者，金元帥、高陽公，金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濼，大元兵不能涉，後歸李全者。(27)
按張甫之死在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以益都降蒙古後。其歸李全不知何時。據《移剌眾家奴傳》，元光二年（1223年）他與張甫同守信安。《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於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春稱「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疑張甫即於此時歸李全，次年夏間即被殺。
張甫雖歸李全，自己到了楚州，信安卻沒有放棄，由張進留守。關於張進事跡，《詳校》也有輯錄：
《元史》卷一五二《楊傑只哥傳》：己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1229年）阿術魯攻信安，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不降。傑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不若往說之。」……凡二往乃降。卷一六六《張榮實傳》：霸州人，父進，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壬辰歲（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率所部降。卷一五〇《何伯祥傳》：太宗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張進堅守不下，伯祥生擒子昌，進聞之，亦遁。又卷一六五《張禧傳》：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為金守，其主將用之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率敢死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逾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內附。案進為元臣張榮實之父，困守信安逾十年，皆在完顏。(28)不終張甫入宋後事。進雖不與九公之列，而北平之號，必是正大繼封，史贊復引他書載滄海、易水二爵，或傳聞異辭耶？(29)
施考甚詳。然《張榮實傳》稱張進於壬辰降蒙古實誤。據《楊傑只哥傳》，張進之降在正大六年己丑，主將為阿術魯，《元史》卷一二三《阿術魯傳》稱：「西夏勢蹙，其主懼，乞降，執之以獻，太宗殺之，賜以所籍資產。繼領兵收附信安。」按西夏主之降在太祖二十二年丁亥（金正大四年）六月，七月，太祖卒，拖雷監國，己丑八月太宗始即位。《楊傑只哥傳》首稱「己丑，睿宗（即拖雷追尊廟號）賜以金幣，命從阿術魯攻信安」，知阿術魯受命攻信安，尚在己丑八月前拖雷監國時。信安豈得於壬辰始降。又《張禧傳》稱其父仁義金末徙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李全以益都降蒙古，事在金正大四年，所云「國兵圍信安」，仁義出戰云云，即指正大六年阿術魯攻信安事。仁義在信安不過二年，所云「守信安逾十年」乃指主將即張甫、張進，傳文敘述不明，遂以仁義亦守信安逾十年，則降蒙古更推遲到金亡以後了。
施氏收輯張進事略備，但不及張進之死。按《金史》卷一一七《國用安傳》：
北大將阿術魯聞安用（用安原名）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謀於德全（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
其事在金天興元年（1232年），距張進之降不過三年余。
信安四面阻水，不但蒙古騎兵無能為力，而且習慣於平原及山地作戰的漢將如楊傑只哥也感到為難，所以能堅守十餘年之久。而更大的原因則由於這一四面環水之地對於全部軍事形勢關係不大，而正大二年武仙重又背蒙歸金，河北的戰爭重點在於西部山區，區區信安就暫且置之不問了。
正大二年（1225年）二月，降蒙古已六年的武仙殺真定主將史天倪，重又歸順金朝。《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傳》：
甲申（正大元年）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搗其巢穴，盡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遂為仙所殺。
武仙背蒙歸金，《金史》本傳說是由於金的招納，上引《史天倪傳》說是由於天倪剿滅了他的西山黨羽，這兩個原因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由於正大元、二年間河北、山東形勢的巨大變化。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1222年）歸宋紅襖軍李全逐走張林，據有益都，(30)另一紅襖軍首領彭義斌統兵北伐，攻降附蒙古集團首領嚴實的老巢青崖堌，(31)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夏間占領大名，(32)河北震動。《遺山文集》卷二九《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宋將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33)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為勁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懾焉。
據此知義斌取大名後，兵鋒曾至真定南。武仙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乘機起事。上引《史天倪傳》說他在恩州戰後還師，立即對武仙部下在西山的砦寨採取行動，必然由於聽到或者估計到這些砦寨的活動與雄踞大名的彭義斌有聯繫，而且必然也會猜疑到武仙，所以武仙立即發動事變。
武仙占據真定，鄰近州縣很多歸附，但史天倪的部隊卻多散在郊外，並未消滅。不久，天倪弟天澤返自燕京，重新組織隊伍，在蒙古軍與張柔所派援軍的支援下，本年六月復取真定。(34)武仙退入雙門寨。(35)
彭義斌這時近在大名，正是進攻的時機，但在史天澤復取真定以前，他卻沒有迅速北進。這可能由於武仙發動事變之際，他的兵力正用於包圍東平，四月中才迫使嚴實投降，當然他不能解圍而去，在後方留下禍患。還有一個也許是更大的原因，原來也正在二月里李全在楚州發動兵變，迫使宋淮東制置使許國自殺。彭義斌認為李全這一越軌行動必須制裁，因此雙方矛盾尖銳。(36)這年五月李全竟然進攻義斌，戰於恩州。義斌雖然擊敗李全，並通過繼任制置使徐晞稷的調解，雙方講和，(37)卻耽誤了北上進軍的時機。七月，義斌提兵北上，降將嚴實也帶領自己的部隊從征。史天澤與蒙古大將笑乃（即《元史》卷一二〇有傳之肖乃台）在贊皇迎戰，嚴實臨陣倒戈，(38)義斌戰敗被擒，英勇犧牲。(39)
武仙撤出真定，實力並沒有受太大損失，幾個月後他夜襲真定，(40)史天澤狼狽越城，東奔藁城，在董家武裝集團的援助下，再次奪取真定。(41)《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澤傳》云：
至藁城，求援於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寨。
按這裡說董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其實不是「夜赴」，而是「夜入」。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就說「久之，公復夜入真定，仙走死，(42)內（納）史帥之弟天澤」，又以為董俊親自參加這次夜襲。董俊是否親自參加，難以斷言，卻可以肯定夜入真定，開城納天澤的是董家土兵，笑乃也是開城後才進去的。不但夜入真定是董俊的功勞，《史公家傳》說「公（天澤）跳走藁，守帥董俊以全軍授公」，並非只是夜襲的「銳卒數百」。
正大三、四年間，武仙儘管被逐出真定，他的勢力不僅嚴重威脅太行山東麓諸州縣，而且遠達河東。《元史》卷一九三《攸哈剌拔都傳》：
丁亥（正大四年）五月，奸人夜獻太原東門於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鏖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於陣。
又《牧庵集》卷二八《河東檢察李公（李懋時）墓志銘》亦云「真定同知總管武仙將兵襲下太原，殺興（攸興，即攸哈剌拔都），傍縣皆附」。這是正大四年（1227年）五月的事，武仙當已撤出真定，他攻太原，必是通過井陘西下。平陽則是上一個月被金將攻下的。《元史》卷一九三《李伯溫附子守忠傳》：
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43)
擊敗按察兒軍而取平陽的不是武仙部隊，但按察兒之敗，給予武仙奪取太原的時機。
和過去一樣，這些暫時歸金的州縣不久重又喪失，(44)只是說明只要西山砦寨沒有消滅，武仙就有進行軍事活動的基礎。大致即在正大四年，史天澤攻下了武仙的幾處據點。《元史·史天澤傳》說天澤再奪真定後，武仙走保西山抱犢砦，「以抱犢諸砦仙之巢穴，不即剪覆、恐貽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大致在這年冬天，武仙到了汴京。明年，金哀宗命他以恆山公的封號「置府衛州」。(45)衛州是河北岸的河防要地，武仙在那裡扼守三年，直到正大六年（1229年）還曾一度攻克潞州，給予蒙古軍重大創傷。《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附孫塔思傳》云：
庚寅（金正大七年，1230年）秋九月，叛將武仙圍潞州，太宗命塔思救之。仙聞之，退軍十餘里……是夜五鼓，金將移剌蒲瓦來襲，我師與戰不利，退守沁南。賊還攻潞州，城陷，主將任存死之。冬十月，帝親征，遣萬戶因只吉台與塔思復取潞州。仙夜遁，邀擊之，斬首七千餘級。
又《元史》卷一二二《按札兒傳》云：
歲庚寅，孛魯由雲中圍衛州，金將武仙恐，退保潞東十餘里原上。孛魯馳至沁南，未立鼓，乞石烈引兵襲其後。孛魯戰失利，輜重人口皆陷沒，按札兒妻奴丹氏亦被獲。
按這次戰事實在正大六年己丑，《金史》卷一七《哀宗紀》於正大六年八月記「移剌蒲阿再復澤、潞」，卷一一二《移剌蒲阿傳》同。上引兩傳並作「庚寅」，《金史》卷一一八《武仙傳》亦作正大七年，均誤。(46)又《按札兒傳》稱孛魯亦為塔思之誤，孛魯時已死。
這次戰役，金方武仙、移剌蒲阿、石紇烈真會師合擊蒙古軍，取得勝利，攻克重鎮潞州，最後卻仍被蒙古軍擊退，潞州再陷。
七年秋天，史天澤會合蒙古軍圍攻汲郡（本衛州治），金大將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統兵救援，擊敗史天澤，解了衛州之圍。但是武仙也無力堅守，隨即撤走。《秋澗集》卷四八《丞相史公家傳》云：
庚寅（正大七年）冬，圍武仙於汲，小大凡十餘壁。金將合達以眾十萬來援，鋒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
按《金史》卷一六《哀宗紀》正大七年（1230年）八月書「大元兵圍武仙於舊衛州」，「冬十月，平章合達、副樞蒲阿引兵救衛州，衛州圍解」。卷一一二《完顏合達傳》：
河朔諸軍圍衛，內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
這次戰役，史天澤集合了蒙古、漢軍，兵力是強大的，但卻攻圍二月不下，遭到了挫折，終於解圍，但衛州已是孤城，所以解圍後，武仙全軍撤出，徙屯胡嶺關，扼金州路，撤出了河北。
武仙撤出河北後，史天澤對西山砦寨再次發動進攻。《遺山文集》卷三〇《西寧州同知張公（張榮祖）之碑》云：
庚寅冬，河平失利，(47)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戶。恆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中缺）宣。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獈（？）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御，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盪，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為齎助，以舒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眾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
按武仙第一次自真定撤出，是「奔雙門」，第二次是「奔抱犢砦」，正大四年，史天澤曾攻下抱犢（見前），衛州解圍後，武仙即徙屯胡嶺關，不可能仍在雙門及抱犢，這裡必是追溯前事，下有缺文，致文意不明。從碑文中可以看到衛州戰後，仍有許多西山砦寨繼續抗拒蒙古政權。張榮祖是史家部將，他的官銜是總統巡山軍民千戶，所巡之山當即是這一帶的西山，他攀登險峻的山嶺，攻下山砦十八所，但「依太行山為巢穴」的「山軍」還是在所有之。這種情況還得繼續一個時期。
自正大二年二月武仙殺史天倪據真定，到至大七年十月衛州戰役，經過了六個年頭（1225—1230年）才被逐出河北。
武仙是九公中最後一個喪失其封土的。先後和他作戰的主要力量是永清史家、藁城董家、定興張家的土兵。
武仙撤離河北後，天興元年（1232年）曾參加鄧州和三峰山之戰。戰敗後他在南陽留山重又組成數達十萬的隊伍。由於給養困難，率眾就食鄧州。天興二年，金哀宗在蔡州，下詔要他領兵救援。他認為道路梗塞，未必能到達，即使到達，蔡州也守不住，沒有去，卻覬覦宋朝的金州山寨。他對部下說：
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為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為根本，然後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
他企圖在南方重新建立「西山砦寨」，就這樣由淅水逆流而上，水流湍急，又逢霖雨，老幼溺死的不可勝數，糧食竭盡，士卒大量逃亡。武仙無計可施，只好東還，卻沒有可以屯駐的據點。他進退失據，遂謀北返。那時將士全部散亡，只有十三人隨他渡河。次年（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五月被澤州戍卒所殺。這年正月蔡州破，金朝已亡。
武仙自徙河南後除了參加鄧州和三峰山大戰外並沒有較大規模的戰爭，三峰山戰後鳩集的十萬之眾是在蒙古軍席捲兩河的形勢下，糧盡援絕，托足無地，終於不戰自潰。
武仙北渡時雖只剩下十三人相隨，陸續散亡的他的西山舊部卻很多還到了故鄉。郝經《陵川集》卷三五《中書令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楊公（楊惟中）神道碑》：(48)
金亡，恆山公武仙潰於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國開興年號，眾至數萬，出沒劫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
武仙餘黨散入的太原、真定間正是太行山，所云「眾達數萬」必定包括如前引元遺山《張榮祖碑》提到的「依太行為巢穴」的武仙「未盡餘黨」。
以上我們敘述了河北砦寨和九公始末。自興定四年分封到正大七年武仙撤出衛州，前後不過十年（1220—1230年），除了張甫與再起的武仙以外，其餘七公到正大元年（1224年）均已降、遷、死亡，存在的時間很短暫。但他們以及其他據險立砦的大小頭目大都在貞祐二、三年間（1214—1215年）蒙古軍在黃河北岸大掃蕩時就已崛起，他們的活動時間最短的也有七、八年，像武仙那樣加上他最後在河南的活動就長達二十年，也就是說從蒙古進軍中原到金朝滅亡，九公一直是金朝恃以抗拒蒙古的一份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牽制蒙古部分兵力，保衛殘土，汴京政權得以苟延，他們起了一定的作用。
九公中最強大的武仙及其西山砦寨是河北幾個附蒙古武裝集團合力消滅的。大致清除涿、易諸州砦寨的主力是從「西山義軍」中分化出來的定興張柔集團，清除中山、真定一帶砦寨張柔在打擊信安張甫的戰鬥中也出了力。其他地區山砦水寨的清除我們不太清楚，卻可以推知主要倚仗出自地方武裝集團的「漢軍」，蒙古騎兵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地方武裝集團雖有附金、附蒙古之別，本質上並無不同。他們的首領不外是地主豪強、鄉里宗主，以及武勇材力之徒。他們所要維護的無非是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儘管集團之間相互敵對，在鎮壓所謂「盜賊」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所謂「盜賊」固然也有土豪惡霸以及流氓歹徒之輩，有時還是敵對集團間相互指責的名辭，但主要是指既不附金又不附蒙古，反抗民族壓迫、封建統治的農民起義隊伍。史籍上一致譴責的「紅襖賊」，便是當時最強大的農民軍，也是宋、金、蒙古三個政權以及附從這三個政權的諸武裝集團共同鎮壓的「盜賊」。
如果說當時的大小武裝集團首領對歷史也起過一點積極作用，那就是以他們為首的山砦、水寨曾經為大量避難人民暫時提供了免於橫遭屠殺的場所，並且客觀上有限度地維護了農業生產的繼續，比如郭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獲」。(49)這種措施是帶有普遍性的。但是由於九公管區內局勢異常不穩定，除了蒙古軍與敵對集團的進攻以外，附金集團間也經常發生戰事，因此在維護農業生產方面本來已很有限的積極作用也歸消失。早在苗道潤與他將相攻時，朝廷曾經下詔，說「士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50)就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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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史》卷一〇八《侯摯傳》。
(2) 《親征錄》記張復等守信安事在甲戌，乃牽連敘述，凡乙亥事均繫於甲戌。然據《金史》卷一一八《張甫傳》稱「甫初歸順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驢招之」，則乙亥（貞祐三年）已降蒙古，大致在同年或次年復歸金，非如《親征錄》所云自始即據守信安不下。
(3) 王校並據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三《太祖紀》十年乙亥（金貞祐三年）本條下注，某氏據屠注乃莊賡熙。
(4) 《元史》卷一四七《張柔傳》。
(5)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礪傳》、卷一一八《苗道潤傳》。
(6)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潤傳》。
(7) 李琛是順天軍節度使，順天是保州軍號，保州屬中都路。
(8) 《金史》卷一五《宣宗紀》興定二年八月，卷一一八《張甫傳》。
(9) 《元史》卷一《太祖紀》十三年戊寅八月，卷一四七《張柔傳》。
(10) 《元史》卷一四七《張柔傳》。
(11) 《金史》卷一一八《張甫傳》。按《元史》卷一四七《張柔傳》稱柔降蒙古後，「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則雄州已被張柔攻下。但當時州縣旋得旋失，無可究詰，且賈同雖是雄州節度使，也未必占有州城。
(12)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潤傳》稱「無何，李瘸驢歸順大元」，而卷一六《宣宗紀》元光二年（1223年）正月記「四方館使李瘸驢以罪罷，宰臣請以散地羈縻之。上曰：『此輩豪傑，正須誠待，若以術制，適使自疑，但不畀軍政，外補何害。』授瘸驢恆州刺史。」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九本條以為或先「召與內職，迨改授後始降元耳」。按也可能降元後復歸金。
(13) 《金史》卷一〇二《田琢傳》、《宋史》卷四〇三《賈涉傳》、卷四七六《李全傳》。
(14) 《金史》卷一一八《王福傳》稱：「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而卷一〇二《田琢傳》稱：「是月（興定二年八月），棣州裨將張林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眾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丑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聚僅以身免。」卷一六《宣宗紀》同《田琢傳》，所載與《王福傳》大異。
(15) 取滄州疑是歸宋紅襖軍，故趙澤無官號，也不出主帥名。
(16) 見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六「萬戶張忠武王」條所引。
(17) 見《元文類》卷七〇。
(18)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師魯國忠武王」條稱「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知武仙降時，木華黎實駐滿城，未入真定境。
(19) 按《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傳》云：「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名臣事略》卷一引《世家》云：「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聞大軍至，棄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武貴自己恐沒有在遙水山被掩捕。
(20) 《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傳》實采《世家》，而刪去「久不下」語。
(21) 《金史》卷一六《宣宗紀》興定四年十一月記「是月大元木華里國王以兵圍東平」，北返當在歲末。
(22) 降蒙古金將之一，《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傳》作「術虎忽失來」，《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傳》及《東平王世家》作「蒲察定住」。據《胡天作傳》，宣宗殺忽失來子，疑作忽失來是。
(23)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師魯國忠武王》條引。
(24) 蒙古取青龍堡，《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傳》在十月，《元史》卷一《太祖紀》在九月。《世家》上承七月，下文稱八月，似以為七月事。其實乃歷敘攻下諸堡寨，牽連敘述，不可拘泥。九月、十月各據奏報，不知孰是。又《胡天作傳》二將在城外，《木華黎傳》及《世家》稱「二將開壁降」。
(25) 見《胡天作傳》及卷一六《宣宗紀》。
(26) 按《金史》卷四四《兵志》「元光間……外設一總領提控」。傳作「提領」，誤。
(27) 詳校《金史》錄《李全傳》稍有刪節。
(28) 句下必有脫文，讀不可通。
(29) 《金史》卷一一八傳末贊云：「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按易水公張進必另有其人，易水與信安遠不相及，移剌中哥，即見於《親征錄》之「眾哥」，疑即移剌眾家奴。信安張進封公時，或張甫尚在，故不繼高陽而別封滄海或北平。
(30)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
(31) 《元史》卷一四八《嚴實傳》、《遺山文集》卷二六《東平行台嚴公神道碑》。
(32) 《宋會要稿·兵》一七之三九嘉定十七年（1224年），「六月二十八日，詔蘇椿補授武功郎、河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大名府……以京東河北節制司言，京東西路副總管彭義斌申蘇椿等系北京大名府偽行首，舉城歸順，故有是命」。《宋史》卷四〇《寧宗紀》同，但僅記「大名府蘇椿舉城來歸」，不及義斌。按《元史》卷一五二《王珍傳》云：「宋將彭義斌帥師侵大名，椿戰不利，降之。」知蘇椿降宋之時亦即義斌占領大名之時。
(33) 碑文以破東平在據大名之前。按彭義斌占領大名在宋嘉定十七年六月，降東平實在次年。《遺山文集》卷二六《東平行台嚴公神道碑》云：「乙酉（金正大二年、宋寶慶元年，1225年）四月，（義斌）遂圍東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借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碑文諱降為連和，姑不論，記東平之降在乙酉是對的。《喬公碑》之「破東平」，當作「破青崖」。
(34)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澤傳》不記天澤復取真定月份，卷一《太祖紀》二十年己酉繫於三月，王惲《秋澗集》卷四八《丞相史公家傳》、《遺山文集》卷三〇《龍山趙氏新阡碑》並作「六月」。按天澤在燕京聞訊，傾資置器仗而南，至滿城收兵，又請蒙古軍援助，然後擊敗武仙驍將葛鐵槍，攻下中山、無極等城，始敗武仙，一月余的時間決不能辦到，作「六月」是。又《金史》卷一七《哀宗紀》正大二年四月辛卯記「恆山公武仙自真定來奔」，更不可信。
(35) 《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附孛魯傳》稱「同知真定府事武仙叛，殺都元帥史天倪，脅居民遁於雙門寨」，則武仙這次撤退，還攜帶了城中居民一起入山。蒙古軍經常屠城，居民之隨武仙出奔，恐非脅從。
(36) 當時宋朝猜忌出自紅襖軍的李全，許國竭力壓制李全及其將卒，李全發動這次兵變，不能完全責備李全。這一問題不屬本文範圍，今不贅論。
(37) 見《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
(38) 《元史》卷一四八《嚴實傳》云：「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急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宋兵潰，擒義斌。」據此可知這次義斌之敗，嚴實的背叛是個重要因素。
(39) 見《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澤傳》。
(40) 武仙夜襲真定的時間，《金史》本傳說「閱月，乘夜復入真定」，應在七、八月間。《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澤傳》於彭義斌敗死後稱：「未幾，仙復令諜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曆寺為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則亦當在本年秋天。王惲《丞相史公家傳》稱「後數月，仙潛約謀者」云云，似乎要遲一些，但也在本年。唯《元史》卷一九三《耶律忒末傳》稱「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又雲「明年，仙復犯真定」，則以為在正大三年丙戌，疑誤。
(41) 史天澤再次奪取真定究在何時，史無明文。《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紀》繫於二十一年丙戌（金正大三年，1226年）秋，不知何據。
(42) 武仙死於蒙古太宗之六年甲午，金已亡，此時未死。
(43) 《元史》卷一二二《按札兒傳》不記為紇石烈真所敗及平陽失守事，應是諱言其事。
(44) 《金史》卷一七《哀宗紀》正大四年三月記「以銀贖平陽虜獲男女，分賜官軍者聽自便」。則平陽之復在本年三月前，與《元史》卷一九三《李守忠傳》不合，而是月即書「大元兵復下平陽」。據《李守忠傳》則四月平陽始歸金，豈有先一月蒙古收復之理，記載參差，不可究詰。唯平陽旋即復為蒙古攻下，應是事實。
(45) 見《金史》卷一一八《武仙傳》。
(46) 《蒙兀兒史記》卷四《斡歌歹汗紀》及卷二七《木華黎附孫塔思傳》、卷五七《按札兒傳》均繫於己丑，但未言其故。按七年秋，史天澤已圍武仙於衛州，十月，蒲阿救衛州（見下），武仙豈能於九月擊敗塔思攻克潞州。
(47)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衛州下，河平軍節度，宋汲郡……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於宜村新城。」衛州本治汲郡，貞祐徙治，所以《金史》卷一七《哀宗紀》稱汲郡為「舊衛州」，又衛州屬縣有蘇門，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為河平，今輝縣。正大七年之戰在汲郡。「河平失利」即指上述衛州之戰。
(48) 《金史詳校》卷九《武仙傳》下已引，但誤以為《秋澗集中書令楊惟中碑》。
(49) 《金史》卷一一八《郭文振傳》。
(50)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潤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