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存稿 · 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
漢代以來，出玉門、陽關通向西域的道路被稱為「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經過西北邊境，跨越蔥嶺以達波斯、大秦。伴隨著絲綢的輸出，中國內地的養蠶技術也逐漸傳播到西北各族，傳到國外。這已人所熟知，無須贅述。但是來自內地的絲織手工業在西北各地傳播的記錄卻很少見，那裡是否自己生產絲織品，也不清楚。新出吐魯番文書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珍貴資料。本文將就這些資料，對上述問題進行探索。我對於絲織技術的發展和東西交通所知甚淺，談不上什麼研究，希望同志們指正。
哈拉和卓八八號墓出有《北涼承平五年（447年？）道人法安弟阿奴舉錦券》，(1)錄如下：
1 承平五年，歲次丙戌，正月八日，道人法安
弟阿奴
2 從翟紹遠舉高昌所作黃地丘慈中
3 錦一張，綿經綿緯，長九五寸，(2)廣四尺五寸。
4 要到前年二月卅日，償錦一張半，
5 若過期不償，月生行布三張。民有私
（沽）
6 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為信。故各半，
7 共員馬一匹，各〇了。倩書道人知駿
8 時見 道智惠(3)丞安
承平本是北涼殘餘勢力割據高昌的沮渠無諱及弟安周年號，其五年是丁亥，與本件的五年丙戌不合，很可能這個承平乃高昌王麴嘉的年號，這一疑問，《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已有說明。年號問題不屬本文討論的範圍，總之本件年代至晚也在公元506年。
契券告訴我們，道人法安及弟阿奴所舉的錦稱為「高昌所作黃地丘慈中錦」。「丘慈」即龜茲，今新疆庫車。據券，這張黃色為地的錦是高昌當地生產的，仿照丘慈製作的，其特點是「綿經綿緯」。這裡可以知道，高昌、丘慈都生產錦，大概這種「綿經綿緯」的錦始於丘慈，因此即以丘慈命名。丘慈錦似乎在高昌銷行較廣，所以為高昌所仿製。哈拉和卓九九號墓出有《北涼承平八年（450年？）翟紹遠買婢券》，(4)錄如下：
1 承平八年，歲次己丑，九月廿二日，翟紹遠從石阿奴
2 買婢壹人，字紹女，年廿五，交與丘慈錦三張半，
3 賈（價）則畢，人即付。若後有何（呵）盜仞（認）名，仰本
4 主了，不了，部（倍）還本賈（價）。二主先和後券，券成
5 之後，各不得返悔，悔者罰丘慈錦七張，入不
6 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為信。
7 券唯一支，在紹遠邊，倩書道護
本件的承平八年己丑同樣與沮渠安周的承平八年（450年）庚寅干支不符，《吐魯番出土文書》編者疑為公元509年，亦是麴嘉年號，晚於上件止三年。據券，買婢人翟紹遠與上件舉錦券的錦主姓名相同，賣婢人石阿奴之名亦與上件舉錦人名同。本件出於墓道，很可能原來與上件同為哈拉和卓八八號墓物，後來經盜擾混入此墓道。本券載明，婢價以丘慈錦償付，悔約也以丘慈錦賠償，可知丘慈錦在本地區相當流行。
丘慈錦的特點是「綿經綿緯」。所謂「綿經綿緯」，即指用以織錦的蠶絲不是治繭抽絲，而是治繭為綿，自綿抽絲。《周書》卷六《武帝紀》下建德六年（577年）九月戊寅稱：「初令民庶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余悉停斷。」《通鑑》卷一七三陳太建九年（577年）記此事，胡註：「綿綢，紡綿為之，今淮人能織綿，緊厚，耐久服。」紡綿為綢至今有之，五、六十年前江浙鄉鎮常常可以見到。「綿經綿緯」的錦亦即紡綿為絲織之。哈拉和卓九〇號墓出有《高昌永康（？）十年用綿作錦絛殘文書》(5)記「須綿叄斤半作錦絛」。本件年號已殘缺，據同墓出有《永康十七年殘文書》擬定。「永康」是柔然受羅部真可汗年號。永康十年相當於公元473年。(6)正是闞氏高昌時代。假使上引兩券的承平為麴嘉年號，則此件尚在其前四十餘年（475—506年），那時用綿作錦絛的。
哈拉和卓九九號墓經過盜擾，出有擾入文書三件，其中之一為《某家失火燒損財物帳》，據共出的擾入文書有高昌延昌二十二年（582年）紀年，本件年代當在麴氏高昌中期。文書首稱，「九月十四日家人不慎，失火燒家」，下列被燒財物，除房屋的梁、椽及少量生活用具外，絕大部分是各種衣服、紡織製成品和紡織所用的原料。這些原料計有「綿經緯二斤」、「布縷八斤」、「綿十兩」、「疊縷兩」。此外還有「蠶種十薄」和「絹姬（機？）一具」。這一失火人家簡直像是「紡織手工業作坊」。這些種類不同的原料表明當時高昌地區在生產一般的錦、絹、疊布、麻布之外，還生產「綿經綿緯」的紡織品。由此得知，早自闞氏王朝，晚至麴氏王朝中期，高昌地區百年間一直在紡織這種具有綿經緯特點的錦或其它綢之類。
這樣一種紡織技術在西域有它的特殊意義。《北史》卷九七《焉耆傳》：「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纊。」焉耆和高昌一樣，火祆教與佛教並行，但佛教顯然居優勢。《法顯傳》記法顯於後秦弘始元年（399年）到夷，稱「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又《大唐西域記》卷一記阿耆尼國云：「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夷、阿耆尼並即焉耆，法顯稱僧徒「法則齊整」，玄奘也說「戒行律儀，潔清勤勵」，其養蠶不取絲，當由佛教戒殺之故。這一點《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那（于闐）」條記載甚明。本條在記鹿射僧伽藍時敘述了蠶種西傳的故事。據說當地本來「未知桑蠶」，後來得娶「東國君」之女，這位王女私自「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避免了關防的搜查，傳入瞿薩旦那。這段故事中的「東國君」是誰？是何朝何代發生的事可以不管，總之表明于闐蠶桑之業傳自東方。在記敘這一故事後，接著有如下一段話：「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采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雲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于闐「上宜五穀及桑麻」，亦見《北史》卷九七本傳。其地一直是西域崇信大乘佛教的重鎮，內地第一個西行求經的僧人朱士行即在於闐求得大乘經《放光般若》。《法顯傳》說于闐「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大唐西域記》說此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妃刻石為制，要待蛾出繭破才得治繭，當然亦因戒殺之故。《續高僧傳》卷二七《釋道休傳》記載道休「不服繒纊，以傷生也」，同卷並記釋道宣云：「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氈而為袈裟，都無繒絹者，縱用，以為余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於遁（闐）諸國，見今餋蠶，唯擬取綿，亦不殺害。」道宣親自詢問西域諸僧，知道龜茲、于闐諸國養蠶只取綿，和玄奘所說相符。龜茲也是「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亦見《大唐西域記》卷一），佛法甚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稱玄奘到屈支（即龜茲），「將近王都，王與群臣及大德僧木叉毱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玄奘所以受到這樣厚待，應與高昌王麴文泰作書二十四封，「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有關（亦見上引傳）。傳又云：「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可知高昌與龜茲宗教上的關係密切。高昌人仿製丘慈錦，與這種「綿經綿緯」的錦在高昌流行，疑亦與宗教有關，不僅貿易往來。
據上所引諸書記載，西域的焉耆、于闐、龜茲都有蠶桑，由於遵守佛戒，不願殺生，所以一定要待繭破蛾出，方才治繭取綿。話說到這裡為止，似乎西域各地養蠶只滿足於將繭製成綿絮。但據吐魯番所出文書，知道至少龜茲在取綿之後，還紡綿成絲，織成「綿經綿緯」的錦。既能織錦，當然也能織絹綢之類。那就說明養蠶不僅取綿，而且也取絲紡織。
當然，我們目前只知道龜茲有這樣綿織的錦，並為高昌所仿製，焉耆、于闐是否也以綿取絲作錦呢？我們不知道。從高昌仿製這點看來，其他各地也未必不能仿製。哈拉和卓九〇號墓出有《高昌主簿張綰等傳供帳》，(7)其中有云：「張綰傳令，出疏勒錦一張，與處論無根。」上面已提到此墓大致在闞氏高昌時期。疏勒在《法顯傳》中為竭叉國，稱「有千餘僧，盡小乘學」。《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稱「佉沙國」，那時佛教比前更為興隆，玄奘說其地「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據《法顯傳》，那裡因為山高地寒，「不生余谷，唯產麥耳」，假使這樣，那就很難種桑養蠶了。但玄奘卻說其地「稼穡殷盛，花蒐繁茂」。《北史》卷九七《疏勒傳》也說「土多稻、粟、麻、麥」。疏勒即今新疆喀什市，氣候雖寒，當時未必只能植麥。從上引文書看來，那裡不僅有蠶桑，而且還生產以疏勒命名的錦。疏勒也崇佛教，是否也是綿織的呢？我們不清楚。假使如此，那麼龜茲錦所以命名的特點可能別有所在。但不管疏勒錦是否用綿抽絲織成，紡織手工業傳入疏勒並生產具有自己特點的錦是毫無疑問的。
此外，哈拉和卓九〇號墓還出有《高昌□歸等買鍮石等物殘帳》，(8)記有「缽斯錦」。缽斯疑即波斯，鍮石也正是波斯的產物，(9)這樣，紡織手工業技術的傳播就目前所知，起自高昌，經過焉耆、龜茲、疏勒，由此西越蔥嶺，以達波斯。這一條傳播的道路和漢代以來著名的北道相符。
高昌地區大概早就有蠶桑和紡織手工業。《北史》卷九七《高昌傳》說「其地宜蠶」，大概本之《魏書》，(10)以後《周書》、《隋書》的《高昌傳》都這樣說，想也沿襲《魏書》，但卻是實況。前引文書正說明了這一點。下面我們將再作一些補充。
阿斯塔那一號墓出有《西涼建初十四年嚴福願賃蠶桑券》，(11)內稱「嚴福願從闞僉得賃叄薄（簿）蠶桑」，(12)同墓又出《某人條呈為取及買毯事》，內稱「楊奣從劉普取官四斛，為絲十三兩。□□得十一斛，作絲二斤三兩半」；又出《劉普條呈為綿絲事》，稱「都合綿七斤」，「楊瓜生絲一斤、索盧來絲十兩」。(13)這二件條呈中所見的絲、綿是和官府有關的，條呈內有「請副內紀識」語，可以為證，但這是征納物呢，還是交換、折價物品，還不明白。根據文書，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麴氏高昌期間綿、絹確是某種賦稅的徵發對象。阿斯塔那一五五號墓出有《劑俗絹殘條記》二件，(14)其一云：
其二云：
按本墓所出文書有紀年者早自高昌重光二年（621年），晚至延壽十年（633年）。此二條記亦應為高昌後期文書。又阿斯塔那三六六號墓出有《高昌某年永安等地劑僧俗逋絹錢條記》，(15)內稱：
1 永安五月劑俗逋絹錢七十一文半。次十月劑
2 逋錢七文。
3 寧十月劑俗逋絹錢卌文。 次僧逋錢
〔後缺〕
本墓文書止出此一件，據內容與前引條記類似，亦當是高昌後期文書。像這類「劑僧俗絹、練錢條記」還有一些，今不悉引。所謂「劑僧俗絹」的確切解釋究竟是什麼，尚待研究，這裡只能肯定其為一種賦稅，其征納本來是絹，高昌後期已折錢交納。又阿斯塔那九二號墓出有《高昌諸寺田畝官絹帳》，上記諸寺田畝數及樹數，下記絹、綿數，(16)例如「絹半綿半」，「絹二半、綿二半」等。末稱「合計得絹」云云。本件似是據田、樹征納絹綿，但舊畝多少和征納絹綿多少並無必然關係。同墓所出還有一件《高昌某歲諸寺官絹捎本》，「官絹捎本」是原件標題，意義不明，內記諸寺名及絹、綿數，多的「絹五綿五」，少則「絹半綿半」，卻沒有田畝及樹的數量，與上件不同。這些絹、綿是否就是所謂「劑僧俗絹」的僧絹呢，還是對諸寺的布施，不明。
阿斯塔那九二號墓為合葬墓，出有《高昌延壽十六年（639年）陽保久妻張氏墓誌》及《唐總章二年（668年）楊保久墓誌》，這二件文書均拆自女屍紙鞋，應在延壽十六年前，但也不會太早。
根據上引文書，麴氏高昌時期曾經以絹、綿作為賦稅征納物是無疑的，既然被作為賦稅征納物，當然也反映當地的絹、綿生產較為普遍。即使在後期，絹、綿已折錢交納，但從寺院文書中（且不管是征納或者布施）仍反映當地的絹、綿生產。完全可以證實史籍關於高昌「宜蠶」的記載。
關於高昌「宜蠶」的記載，兩《唐書·高昌傳》已不見，只稱「有草名白疊，國人采其花織以為布」。(17)唐代西州的調據貞觀戶籍是緤布而不是絹或麻布，(18)也表明當地以種白疊，織疊布為主，(19)養蠶織錦、絹的手工業已經衰落，但也還不是完全不見記載。《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隴右道西州交河郡條下記「土貢絲、布、氈、刺蜜、蒲萄、五物酒漿、煎皺干」，絲仍列為土貢物品的第一位。《唐六典》卷三《戶部郎中員外郎》條記隴右道厥賦稱「西州白」，《通志略》《地理略》引《開元十道圖》河西道貢物稱「西州白氈」，《元和郡縣誌》卷四〇隴右道西州貢物稱「開元貢毛、(20)刺蜜、干蒲萄」，《通典》卷六記諸郡土貢，交河郡（西州）是「貢布十端」。歷考諸書，均不見貢絲的記載。但《六典》以下所述都是開元制度，《通典》稱郡，更是天寶時制，《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所述也可能別有所據，源出唐初記載。
最後，附帶提一下，阿斯塔那二一四號墓，出有《唐汜貞感等付綿練當青科（稞）帳》，內容是列記諸人姓名及付綿若干屯或練若干匹，計當青科若干斛斗。付綿最多二十屯，少則兩屯；付練多至二十匹，少則五匹，與應納青科多少相當。內「綿拾屯」與「練伍匹」都「計當青科（稞）陸碩伍（斗）」，則綿兩屯相當於練一匹。本件只付綿、練，卻沒有絲。本件紀年已缺，同出有《唐麟德二年（665年）張君妻麴勝墓誌》，本件當不晚於本年，據書法和內容也不能早於唐代。征納青稞是什麼稅目，經常性的賦稅還是臨時徵發，我們難以確定，但知這不是對個別人戶的征納，以綿練當青稞也不是個別人戶的特殊處理。是否可以反映唐代西州仍然有較普遍的蠶桑和紡織手工業呢？
附記：本文寫成後，承新疆博物館武敏、吳震二位同志見告：新疆出土的北朝織物中有「綿經綿緯」所織之，又阿斯塔那三〇五號墓所出屍衾亦系「綿經綿緯」織成，但較粗疏。今附記文後志謝。
（原載《出土文獻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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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181頁。
(2) 「九」字下當脫「尺」字。
(3) 「道」下脫「人」字。
(4) 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187頁。
(5)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冊第7頁。
(6) 《北史》卷九八《蠕蠕傳》稱北魏文成帝之和平五年（464年）為柔然之永康元年，則十年為癸丑，公元473年，據吐魯番所出《蓮花經》殘卷題記稱「永康五年，歲在庚戌」，則永康十年為公元476年，與《魏書》不合。詳《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冊第4頁注。
(7)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冊第17頁。
(8)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冊第24頁。
(9) 《北史》卷九七《波斯傳》。按波斯錦亦見於《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滑國」條。傳稱：「普通元年（520年），又遣使獻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時間晚於哈拉和卓九〇號墓。
(10) 《魏書》卷一〇一《高昌傳》，原缺，後人以《北史》卷九七《西域傳》補，而刪去魏以後事。
(11) 本墓出有《建初十四年八月韓渠妻隨葬衣物疏》，建初是西涼李暠年號，李暠卒於建初十三年（417年）初，子李歆嗣位，隨即改元為嘉興，建初十四年實為嘉興二年。按西涼占有酒泉、敦煌，高昌雖說僻遠，由酒泉，經敦煌、伊吾以達高昌，不出十日，不應遲至次年八月尚不知改元，且所引條呈乃官府文書，更不應惘然不知改元。這批出土文書具有建初紀年的有兩種情況，一是確知為西涼「建初」，哈拉和卓九一號墓的《西涼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對策文》即是；也有很可疑的，哈拉和卓八八號墓所出《西涼建初二年（406年）功曹書佐左謙奏》即是（以上兩件並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第17～20頁）。本墓所出的建初紀年文書也難確定其為西涼，但從文字內容和書法看，應早於麴氏高昌時期。
(12) 這裡所云「蠶桑」，實即指蠶，所以用「簿」計算，但不解蠶怎樣租賃。
(13) 以上所引阿斯塔那一號墓所出文書並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第17～20頁，又查原文「絲」並作「系」。
(14) 並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第293、294頁。
(15) 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第335頁。
(16) 本件共有五段，除第一段絹、綿為墨書外，其他四段均朱書，與下件並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五冊第175～179頁。
(17)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高昌傳》此句作「擷花可織為布」。此用《舊唐書》卷一九八。
(18) 見哈拉和卓三九號墓所出《唐貞觀二十一年帳後□苟戶籍》，《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第101頁。
(19) 按《梁書》卷五四《高昌傳》已云：「草實如蠒，蠒巾絲如細，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前引哈拉和卓九〇號墓所出《高昌主簿張綰等傳供帳》多處記載「行緤」，多至四十匹，這是較早時期的墓，可知疊（緤）布的生產早已有發展。但高昌文書還未見普遍征納疊布的記載。
(20) 「毛」可能是「氈」之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