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存稿 · 跋唐天寶七載封北嶽恆山安天王銘
《金石萃編》卷八八載《大唐博陵郡北嶽恆山封安天王之銘》及碑陰題名。銘文撰人李荃，碑陰題名序撰人康傑並戴千齡書。《萃編》後附顧亭林、朱竹垞、葉奕苞、錢竹汀及《萃編》編者王蘭泉跋，諸家考證雖詳，但仍有存疑未決的問題，本文將作一點補充，以資參考。
一 撰文人李荃及結銜
銘文題署「左羽林軍兵曹參軍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李荃撰，吳郡戴千齡書並題篆」。王蘭泉跋云：
此碑撰文者李荃，書碑者戴千齡，兩《唐書》俱無傳。《新書·藝文志》有李筌注《孫子》二卷，又《太白陰經》十卷、《青囊括》一卷，或即其人。但「筌」、「荃」不同耳（原註：《舊書·經籍志》無）。《金石錄》但載大曆十一年張同敬一碑，為戴千齡書，而於《安天王》則但載碑陰，雲「分書，無姓名」，則不但未見碑陽，即碑陰亦未見其全也。
知蘭泉於此碑銘撰文人李荃，與注《孫子》及著《太白陰經》之李筌是否為一人，未能斷言。
今按敦煌所出《閫外春秋》殘本撰人作李荃，與《封安天王銘》之李荃合。然《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子部兵家類》、《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子部》、《通志》卷六七《藝文略》五、《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四八》並於《兵家類》著錄，均作李筌。考署名李筌的著作尚有《中台志》、《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亦名《黃帝陰符經》、《陰符經疏》、《驪山母傳陰符妙義》）、《太白陰經》、《孫子注》等均作李筌。「筌」本來可作「荃」，《莊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荃，《經典釋辭》卷二八《莊子音義》云：「七全反，荃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雲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雲魚笱也。」釋作魚笱，則荃即筌，許多本子都徑作「筌」。(1)而且分書從竹之字常寫作從草，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從竹寫作從草的更是不乏其例。因此，《封安天王銘》撰人和敦煌本《閫外春秋》撰人雖作李荃，仍不能判斷與《孫子注》、《太白陰經》、《陰符經疏》撰人李筌為二人。前人於《封安天王銘》撰人雖少涉及，但見於記載的李筌所撰諸書均認為一人，並無異說。唯近人王重民先生對此提出了新的論斷。《敦煌古籍敘錄》卷二《閫外春秋第二》跋云：
唐同時同地蓋有兩李筌，一作「筌」、一作「荃」，羅氏（羅振玉）蓋混而一之耳。《全唐文》卷三六一載李筌《黃帝陰符經疏·自序》，(2)稱「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又卷三六四載李荃《北嶽恆山封安天王銘》一文，並系以小傳云：「荃官左羽林兵曹參軍、直翰林學士、內供奉、上柱國。」然《全唐文》所載兩文，實出於一李筌，故分之亦誤。《陰符經疏》三卷，今尚有《珠叢別錄》單本，以道家言言兵事，正與《太白陰經》合。其《封安天王銘》一文，純系道家言，而《孫子注》又純系兵家言（在吉天保輯《孫子十家注》中）。然則《集仙傳》所稱，《全唐文》所錄，著有《太白陰經》、《陰符經疏》、《孫子注》、《封安天王銘》之李筌，為以道家而言兵者。蓋取《莊子》「得魚忘筌」之意以為名，故又號達觀子，居少室山，迭任內外諸軍職。著《閫外春秋》、《中台志》之李荃，則為儒家言者。亦居少室山，終於布衣；著書擬於《春秋》，意在分別邪正，褒貶善惡。與驪山老母之徒之李筌，迥異其趣。
按王跋以李筌、李荃為二人，筌、荃可通，已如上說。王跋所云「得魚忘筌」之「筌」亦作「荃」。《封安天王銘》作者為李荃，王跋認為與《太白陰經》諸書作者之李筌為一人，《中台志》作者為李筌，王跋又認為與敦煌本《閫外春秋》題名之李荃為一人，知亦不拘守署名或「筌」或「荃」之差異，主要以內容的或儒或道為準。但是《封安天王銘》一文卻很難作出「純系道家言」的判斷。文中說恆山「可久可大，取諸恆」，說「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聰明正直，害盈福謙」，說「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於群神」，「範圍天地，幽贊於神明」，所用典故、成語大都出於《周易》、《禮記》等儒家經典，反倒可以說「純系儒家言」。當然，我們也不能據此斷言作道家或兵家言的與作《封安天王銘》的必非同一李筌。從所著書看來，《閫外春秋》敘「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雖名「春秋」，實是論兵的著作，所以除《新唐書·藝文志》外，諸書目錄都列於兵家；《孫子注》、《太白陰經》之為兵書，自不待論，因此，李筌主要是個軍事學家。《封安天王銘》一文記述玄宗崇封山嶽的所謂「盛典」，是篇應用文，體裁應當莊重典雅，其敷衍儒經是與文體相適應的。《中台志》敘列代宰輔邪正之跡，當然與仙道、兵機無關；都不能以此論李筌屬於哪一家。
關於李筌事跡，《四庫總目提要》、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子部兵家類太白陰經」條，羅振玉《雪堂校刊叢書敘錄》卷下、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敘錄》卷二《閫外春秋跋一》，都有考證，而以王跋引證最詳。他們所據的前代記載不外下列十種書：
（一）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上「南陽錄」條。
（二）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卷一「李筌」條。
（三）宋曾慥《集仙傳》（未見原書，據《太平廣記》卷六三引）。
（四）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下《史部·職官類》「中台志」條。
（五）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閫外春秋」條。
（六）《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子部》「道家類驪山母傳陰符玄義」條。
（七）《太白陰經序》及《進書表》。
（八）敦煌本《閫外春秋進書表》。
（九）《全唐文》卷三六一《陰符經疏序》。
（一〇）《全唐文》卷三六四《北嶽恆山封安天王銘》所系小傳。
（八）、（九）、（一〇）僅王重民先生《閫外春秋》跋中引用。其（七）《太白陰經自序》及《進書表》，則羅、王都以為後人偽作。
據王氏敦煌本《閫外春秋》第二跋附錄李荃《進書表》，末稱「天寶二年（743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荃上表」，知其時尚未得官，後有內宦袁思藝宣敕，玄宗對此書頗為讚賞，命付史館。很可能他就因進書得充翰林供奉，並授羽林軍兵曹參軍。這在當時不乏其例，李白即以布衣待詔翰林，杜甫獻三大禮賦，以布衣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3)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下《史部·職官類》著錄李筌《中台志》十卷，稱：
右唐李筌撰。起殷周迄隋唐，纂輔相邪正之跡，分皇、王、霸、亂、亡五類，以為鑑戒。唐相以李林甫、陳希烈附皇道。筌上元中（760—761年）乃自表天寶初迫以綴名雲。
按晁氏沒有記李筌官職，也沒有說是布衣。我想如果他以布衣私撰此書，李林甫、陳希烈似乎也不必以綴名皇道為重，大概也是進呈的書，很可能他已入翰林，身居卑官末職，李、陳才得以「迫以綴名」。考李林甫以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十四年十一月以兵部尚書兼中書令，旋改右相。天寶十一載（752年）十一月卒；陳希烈於天寶五載（746年）四月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四月遷左相，兼兵部尚書，十三載（754年）罷為太子太師。(4)林甫與希烈自天寶五載至十一載並相。《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天寶五載九月壬子記「於太清宮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明年希烈與林甫並為左右相。晁氏稱李筌於上元中自表「天寶初迫以綴名」，稱「初」則《中台志》成書應即在天寶五、六載間。如果天寶三載進呈《閫外春秋》未即授官，至遲在天寶五、六載間亦必以進呈《中台志》得官，因為據《封安天王銘》，他在天寶七載（748年）已是「左羽林兵曹參軍、直翰林學士、內供奉」了。
按諸衛參軍是本官，直翰林院學士、供奉是差遣。值得注意的是李荃的翰林職稱。人所習知，唐代翰林院本是詞章、琴棋書畫、醫術等所謂藝能之士被召所處的機構，各以專長聽候召喚，稱為待詔。玄宗嫌中書舍人草寫制詔遲緩，翰林院置在銀台門內，地處內廷，才選擇朝臣中文學之士入翰林，草寫機要制詔，稱為供奉。被選的翰林供奉如張說、張九齡都是當時第一流文人，名位俱高。翰林院中待詔與供奉地位高低不同，職司亦異。據唐人記載，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改供奉為學士，在舊翰林院之南別建學士院，為學士所處之地。舊翰林院中沒有學士，更與草寫制詔無關。雖然學士和學士院實自翰林院分出，但唐人記載卻不加翰林二字，而且強調翰林院沒有學士，其置學士要到德宗時代。(5)今據李筌題銜，則至遲天寶七載，學士院已冠翰林之名。又諸書多言翰林供奉改稱學士，(6)據此碑題銜則李荃雖是直翰林院學士，仍有供奉之號。又直翰林院學士的職稱亦不見記載，《唐六典》卷九《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置集賢學士，注云：「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知翰林學士院初置亦同集賢之例。羽林軍兵曹參軍正八品下，所以稱直學士。
李筌當時有一定文名，所以能被選為翰林院直學士、供奉，博陵太守賈循遠道請他作《封安天王銘》。
再往後，李筌有紀年的著作便是《太白陰經》。此書前有自序及《進書表》，羅振玉曾力斥為偽造。按自序題「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羅氏已指出「永泰無四年，二年十一月即改大曆，作偽之跡顯然」。今按李筌唐臣，似不當永泰上冠「唐」字，又河東節度使都虞候雖是軍中要職，卻不是官，自序雖不必題全銜，似亦不應只署軍職而不具本官。此序《守山閣》本有註：「舊抄無此序，張刻本有之，今姑存以俟考。」則錢氏刻此書時已疑其不可信。其《進書表》則注云：「張刻本無此表，今依舊抄本。」表末題「乾元二年（759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軍州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臣李筌」，署銜與當時官制符合。值得注意的是所題「乾元二年四月」這個年月。自安史亂起，幽州是叛亂集團的根據地，朝廷怎麼能任命刺史？為了志圖恢復，雖也可能命官遙領，但總覺可疑。(7)今只能就書中內容推測成書年代似當在安史亂後一段時期。本書卷三《關塞四夷篇》大體據天寶間形勢，諸道節度與《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條所載八節度合，又加上自范陽分置的平盧，自磧西分置的北庭，仍是開、天間制度，又加上黃河北道及河南道。其黃河北道稱「安北……今移在永清」。按《唐會要》卷七三「安北都護」條下稱「（天寶）八載，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城，及移安北大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初讀此文，似安北府移永清柵即在天寶八載（749條），但據《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天寶十二載十二月稱「改橫塞城為天德軍」；同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
天寶八載，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衛（軍之訛）為天德軍，子儀為之使。
據此，知橫塞軍改天德軍實在天寶十二載或十三載（753年或754年），安北都護府移治永清柵亦即在此時，《唐會要》牽連敘述，未加分別。(8)李筌既雲安北「今移在永清柵」，《太白陰經》成書必在此年後。更為明顯的是《太白陰經》卷七《祭文·總序》直稱「唐元（玄）宗」。玄宗卒於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則成書更晚在代宗時（762—779年）。(9)
《郡齋讀書志》說李筌於上元中自表申理，大概仍在當官，可能曾以郎中任荊南節度判官或節度副使（見下）。
《陰符經疏》的著作年代比較複雜。《道藏》閏一載《黃帝陰符經疏·序》稱「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說他在嵩山虎口岩石壁中獲得北魏寇謙之所藏的《黃帝陰符經》，後來在驪山遇見一位老母教導他讀懂這部書。後來他依驪山老母的傳授，作《陰符經疏》。《神仙感遇傳》李筌條和《集仙傳》「驪山姥」條敘李筌得《陰符經》事大致與序同，但文句各有增損。序也像後人所作，疑出於同一來源。《雲溪友議》的紀載則很不相同，本書卷上「南陽錄」條云：
李筌郎中為荊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傳於世……筌後為鄧州刺史。（以下敘李筌在鄧州任上，安祿山生於南陽，筌一見預知其為「假天子」。前人早經指出其說荒誕無稽。）
據此則李筌注《陰符經》在作《閫外春秋》之後，早已入仕為官。教道李筌讀懂《陰符經》的是夢中所遇的一個「烏衣人」。驪山老母和烏衣人當然均出假託，無須多說。所云李筌作《閫外春秋》是任荊南節度判官時，也是臆說，《閫外春秋》進呈在天寶二年，有《進書表》可證。而天寶二年也還沒有荊南節度。據《新唐書》卷六七《方鎮表》，荊南節度置於至德二載（757年），已在進呈《閫外春秋》後十四年了。更不論安祿山未生之先，那時節度使尚未形成制度。(10)但是說《陰符經疏》成書在《閫外春秋》後卻有確證。經疏卷上《神仙抱一演道章》稱「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顯然成書必成於安史亂後。(11)
然而問題並不那樣簡單。《道藏》閏五還收錄署名張果先生《黃帝陰符經注》一卷。《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張果傳》說張果「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張果是個煊赫的神仙，當然難以追究他究竟活到什麼年代，但本傳和他書所記他的活動大致在武則天至玄宗時，開元末入山隱居，《新唐書》卷二〇四《方伎張果傳》稱果離長安後「至恆山蒲吾縣，未幾卒」，未及安史之亂。《道藏》閏五所收《陰符經注》專駁李筌說，《序》稱：
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為注述，徒參人事，殊紊至源。不慚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道，夕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制，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
所云「妖巫」即指驪山老母。據序文可知此書旨在駁斥李筌的注釋。如果此書確是張果所作，(12)則必李筌《經疏》早經傳播，其成書年代就應當推前。但又怎樣解釋《經疏》中明見安史悖逆之文呢？不但如此，張果書中駁李筌說凡十四條，其中引李筌說不見或部分異於今傳本《經疏》者達九條之多，則張果所見的李筌書和今傳本《經疏》不同。這裡只能有一個解釋，即張果所見的是李筌的初稿本，成書至晚在開元間，那時他尚未入仕，故只署少室山李筌，今傳本乃安史亂後的改定本。在改定時刪改了一些被駁斥的論點和例證。當然，這一解釋是以《道藏》閏五的《陰符經注》確為張果著作為前提的。
綜上所述，可以列舉如下九點：
（一）李筌、李荃應是一人。
（二）李筌早年居少室山，大致在開元間著有《陰符經疏》，流傳於世。
（三）天寶二年（743年）進呈所著《閫外春秋》。
（四）天寶五或六載（746年或747年）進呈所著《中台志》。可能於天寶二年已因進書得官，至遲進呈本書時得官。
（五）天寶七載（748年），李筌官左羽林軍兵曹參軍事、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勛。
（六）上元中（760—761年）李筌上表，申明《中台志》中以李林甫、陳希烈列於皇道，出於被迫。官職不詳。
（七）大致在代宗時（762—779年）《太白陰經》成書。
（八）安史亂後某年，改定《陰符經疏》。
（九）李筌於安史亂後可能以郎中出任荊南節度判官或荊南節度副使。
二 安祿山的郡望質疑
《銘序》稱：
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郡長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府、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曰祿山，國之英也。
按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稱「（天寶）七載（748年）六月，賜實封三百戶，並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碑立在五月，故封爵仍是「柳城縣開國伯」。《事跡》載錄《進封郡公詔》，記祿山官，與碑微異，稱：
驃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按當作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當作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運、並管內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
碑失記「羽林大將軍」。「副大使」下又漏「知節度」。唐制，親王出鎮為節度大使，例以副大使知節度事。天寶七載出鎮范陽的親王無考，然祿山既是副大使，「知節度」三字不可省。「採訪處置使」上不系「河北」或「管內」字也不妥。官職次序，碑、詔參差，碑列御史大夫於最後，亦當以《事跡》所載詔書列於「范陽郡長史」之上為是。《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稱天寶九載（750年），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通鑑》卷二一六同，繫於九載八月丁巳。據《通鑑考異》司馬光是見到《事跡》的，卻不從《事跡》而同《新書》。但《事跡》縱或可疑，碑文乃當時所刊，雖有失漏，決不敢妄加官銜，何況《事跡》所載詔書還是堅強的旁證，以此知《新唐書》、《通鑑》繫於九載是錯誤的。(13)
碑稱祿山為「常樂安公」，常樂應是祿山郡望，諸家題跋都沒有說明這個郡的所在，精於地理沿革的錢竹汀也未加考釋，王闌泉跋稱：
碑稱祿山之貫曰「常樂安公」，常樂未詳。河北冀州魏齊周皆置長樂郡，別無所謂「常樂」者。兩《唐書·祿山傳》稱其為營州柳城人，則距冀州甚遠，非以「長樂」為「常樂」明矣。
按籍貫與郡望有別，南北朝隋唐稱某郡某人往往指這一姓族的郡望而非本貫。祿山雖是營州柳城胡人，仍不妨別附高望。但祿山為什麼有取於常樂，常樂又在哪裡？確是問題。
按常樂是唐代瓜州屬縣，北魏至北周時曾為郡，歷見於《隋書》、兩《唐書》的《地理志》、《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瓜州」條。其沿革比較複雜，今綜述如下：西晉惠帝分敦煌及酒泉二郡置晉昌郡，屬涼州；前涼於敦煌置沙州，晉昌為沙州屬郡。北魏太武帝廢沙州為敦煌鎮，晉昌郡亦廢。孝明帝改鎮為瓜州，分舊晉昌郡為晉昌、常樂二郡。常樂郡領涼興、廣至等四縣。北周合四縣為涼興一縣，常樂郡只領一縣。隋初廢郡，改涼興縣為常樂縣，直屬瓜州。唐初，治敦煌之瓜州復為沙州，別置瓜州於常樂縣，縣改稱晉昌，又於廣至廢縣置常樂縣。(14)
簡單地說，在北魏末至北周，常樂是瓜州（治敦煌）的屬郡，在隋唐是瓜州（隋治敦煌，唐治晉昌）的屬縣，地在今甘肅安西東南。
常樂為郡的時間較短，又非漢魏舊郡，祿山祖先和他自己似乎都沒有和這個常樂郡發生關係，以常樂為祿山族望是很難解釋的。當然，唐人稱某郡某人也往往和本人及祖先實際上並無關係，只是標識門閥而已。然而標識安氏門閥的卻並無常樂。《元和姓纂》輯本卷四「寒韻安氏」條只「姑臧涼州」一望。安氏是姑臧大姓，隋末李軌割據涼州，興亡命運，以安修仁、安興貴弟兄為首的胡人向背幾乎是決定性的因素。(15)安氏本是胡人，無所謂族望，但在唐代，武威（治姑臧）安氏官爵十分顯赫，祿山也是胡人，如果依附高門，為什麼舍武威而取久廢之常樂呢？這一點很難解釋。
安祿山的來歷非常複雜，本文不擬多談，據《文苑英華》卷六一九邵說《代郭令公（子儀）請雪安思順表》稱：
安祿山，牧羊小丑，本實姓康，遠自北番，來投中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在門闌，比至成立，假之姓氏。及祿山擁旄薊北，思順授鉞朔方，雖則兄弟，而情非黨與。
安祿山是否本是康姓，還是為了追雪由於兄弟關係而被殺的安思順，才說他冒姓安氏，無從究詰。但祿山既自稱安氏，並與思順為兄弟，則常樂這個族望必就是安波主、思順的族望。史籍並稱祿山為營州柳城胡，難道營州柳城是祿山出生地，而安波主、思順卻是世居瓜、沙的胡人麼？
三 賈循事跡
碑為博陵太守賈循所立，《銘序》稱：
明威將軍、守右威衛將軍、使持節博陵郡諸軍事、兼博陵郡太守、北平軍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
賈循，兩《唐書》無傳，(16)明威將軍為武階第四品下，又守右威衛將軍，並是武資，當以軍將起家，至北平軍使則例為定州刺史（天寶改州為博陵郡，刺史為太守）兼職。(17)《元和姓纂》輯本卷七馬韻下賈，有長樂、宛句、洛陽、廣平、樂陵五望，並祖賈誼；又有河東、河內野王及濮陽三望不詳所祖。其長樂一望稱誼「十代孫龔居武威；龔孫詡，魏太尉」；廣平一望亦稱「賈翊之後」；宛句一望則雲「誼九代孫秀玉，後漢武威太守，又家武威」；則此三望均得稱武威賈氏。(18)姓譜出於家狀，多依託名人，以賈詡為賈誼之後，本無據，賈循之稱武威更無須辨其真偽。
賈循後來升遷為范陽節度副使，末節屢見史籍記載。《通鑑》卷二一七天寶十四載（755年）二月記楊國忠、韋見素獻策云：
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
據《考異》，此段記載乃根據《玄宗實錄》，《事跡》卷上所記同，知亦本《實錄》。這一計策最後並未被玄宗採納。
同書於本年十月記祿山反，「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19)按天寶七載，因有親王為節度大使，故祿山以副大使知節度事，《事跡》載封祿山東平郡王制，其中稱祿山銜為范陽節度、經略、度支（應作支度）等使，據《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封東平郡王在天寶九載五月，其時已無親王領大使，故祿山徑為節度使，置副使當即在本年左右。賈循於何年升遷，不可考。按祿山於本年二月為了發動叛變，請以蕃將易漢將三十二人，他對漢將是不信任的。賈循當是漢人，卻在起兵時將根本重地交給他留守，可知他和祿山關係的密切不下於史思明（賈循死後，即以思明為留守）。但是很快就發生了變故。《舊唐書》卷一三四《馬燧傳》：
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祿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泄，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
《文苑英華》卷九七四權德輿《北平郡王贈太傅馬公行狀》記此事較簡。《通鑑》卷二一七天寶十四載十二月所述同《舊傳》，唯先雲「（顏）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陽招賈循」，當是據殷亮所撰《杲卿傳》。《事跡》卷下系此事於天寶十五載正月，所述稍有異文，稱：
偽節度留後賈循，右虞候程超謀以范陽歸順，為祿山偽支度副向潤客所覺，潛令送赦書使韓朝陽告之。庚寅，朝陽自洛陽致祿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循不虞朝陽之害己，與朝陽欵曲行禮。朝陽引之密語，抽佩刀斬之。遂宣偽詔，數循罪逆，並斬超，並傳首東郡（都），戮及妻子。以平盧偽持節呂知誨為留後，亦為本軍所殺。又加潤客右散騎常侍代之。
此段敘事詳悉，雲韓朝陽為赦書使，必在祿山稱帝後，故系年在十五載正月。又賈循、程超密謀歸唐，不雲因馬燧或顏杲卿之勸。呂知誨也為本軍所殺，河東留後楊光翽則先被誘殺，楊國忠曾策劃取代祿山的三漢將留後這時全被祿山清除。
附錄 張果駁李筌陰符經疏考異
《道藏》閏五張果《陰符經注》駁李筌說共十四條，其中引文與今《經疏》全同者僅二條，半同者亦二條，其他十條引文全不見今《經疏》，今列舉如下：
（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李筌以陰為暗，以符為合，以此文為序首，何昧之至也！
按《經疏》首為釋題，稱「陰，暗也；符，合也」，與引文合。
（二）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白日上騰為非也。
按今《經疏》無此語。
（三）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李筌等以五賊為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不死，誣道之甚也。
按《經疏》有「在食為五味」語，與五音、五色等並列，不雲「順之則可以神仙不死」。
（四）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以三要為耳目口，李筌為心神息，皆忘機也，俱失陰符之正意。
按今《經疏》雲「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耳目口也」，以下皆申述此意，並無三要為心神息之說。
（五）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靈，別以聖人、愚人為喻，何其失也。
按今《經疏》此條下無聖人、愚人語。
（六）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筌以度數為日月，以余分為大小，以神炁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
按今《經疏》云：「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功出焉。」張果當是概括上引文，但《經疏》未見「神炁能生聖功神明」之意，亦不全同。
（七）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筌不知師是眾，以為兵師，誤也。
按今《經疏》雲「師者兵也」，與引文合。
（八）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筌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苻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按今《經疏》無項羽、苻堅語。
（九）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李筌以天地不仁為大恩，以萬物歸於天為蠢然，與《陰符》本意殊背。
按今《經疏》云：「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無「天地不仁為大恩」意。其釋「莫不蠢然」，則雲「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亦無「萬物歸於天為蠢然」之意。
（一〇）至樂性余，至靜性廉。 筌以奢為樂性，以廉為靜，殊乖至道之意。
按今《經疏》斥絲竹之樂為奢淫，以為非至樂，未見「以奢為樂性」之意。又《經疏》但云「廉則可以致靜」，非徑「以廉為靜」。
（一一）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按今《經疏》無引上述《孫子》語。
（一二）擒之制在炁。 筌不知擒義，誤以禽獸註解，引雲玄龜食蟒，黃腰啖虎之類，為是悲哉。
按《經疏》所據本「擒」作「禽」，故以禽作注，但無玄龜、黃腰語。
（一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筌引《孫子》：用兵為生死，丁公、管仲為恩害，異哉！
按《經疏》稱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即所謂「引《孫子》以用兵為生死」，但無以「丁公、管仲為恩害」語。
（一四）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其期聖。 筌不了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
按今《經疏》但有前二句，無「人以虞愚」等二十字。解釋以聖人、愚人對舉，亦本經文，所駁「以愚昧之人而驗天道」，不知何指。
如上所舉，明顯看到張果所駁李筌說絕大部分不見今《經疏》。張果但引李筌說，不記書名，然而駁的必是《經疏》，非李筌別的什麼書，因為有兩條完全與《經疏》符合，半合的也有二條。據此我們只能說張果所見的李筌《陰符經疏》與今傳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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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王叔岷《莊子校釋》。
(2) 按此文實錄自《陰符經疏》，正統《道藏》閏一有此書。
(3) 並見《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傳》下。
(4) 李林甫、陳希烈任免並見《舊唐書》卷八、卷九《玄宗紀》。
(5) 以上並據李肇《翰林志》、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此二篇均收入宋人洪邁所輯《翰苑群書》。又《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吳通玄傳》記陸贄云：「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為名……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陸贄以為至德後，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至德」當是開元偶誤。
(6) 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
(7) 《舊唐書》卷一一〇《李光弼傳》稱「（乾元二年）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余如故」。其時幽州及河北尚未恢復。《太白陰經·進書表》也在乾元二年，但時在四月，尚在李光弼授幽州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使前。
(8) 《元和郡縣誌》卷四《關內道四》「天德軍」條稱：「乾元（758—760年）後改為天德軍，緣居人稀少，遂西南移三里，權居永清柵。」按改天德軍在天寶十二載，《玄宗紀》有明文，而改名天德軍與安北都護移永清柵為同時事，疑《元和志》紀年有誤。
(9) 此條由孫繼民同志見告。按《守山閣》本作「唐元宗」，《墨海金壺》本無「唐」字，「唐」字為後人妄加，「玄」作「元」乃清人避諱改。
(10) 據《安祿山事跡》卷下，安祿山死於至德二載（757年），年五十五，上推當生於長安三年（703年），那時並無節度使。
(11) 范攄以李筌作《閫外春秋》在任荊南節度判官時雖誤，但李筌曾在荊南當官卻是廣泛流行的傳說，《神仙感遇傳》「李筌」條稱筌「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入山訪道，不知所終」。杜光庭以李筌於開元中任荊南節度副使，誤同范攄，但也說明李筌曾在江陵（荊南節度治所）任官。《集仙傳》《驪山姥》條則雲「仕為荊南節度使、仙州刺史」。雖然所記區域不同，但三書都說他曾在荊南當官，知此說流傳較為廣泛。
(12) 《舊唐書》卷一九一《張果傳》敘張果著《陰符經玄解》。《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丙部·道家類神仙》著錄張果《陰符經太無傳》一卷，又《陰符經辨命論》一卷，無《玄解》。《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子部·道家類》著錄張果《陰符經注》一卷，又《陰符經辨命論》一卷。《陰符經注》當即《唐志》之《陰符經太無傳》。《道藏》本張果注序稱「得陰符傳」，「附而入注」，每章必首稱「傳曰」，可證。但不能知道是否即本傳所記的《陰符經玄解》。《陰符經辨命論》也可能為一書之異稱，因為駁正李筌說，所以名「辨命論」。
(13) 《舊唐書》卷二〇〇上《安祿山傳》亦云「（天寶）三載，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則天寶三載初授范陽節度，已兼河北採訪使。
(14) 《舊唐書》卷一〇三《郭知運》、《王君傳》並稱「瓜州常樂人」，即指以廣至廢縣置的唐代常樂縣。
(15) 見兩《唐書·李軌傳》。
(16) 賈循，《舊唐書》無傳，《新唐書》卷一九二有傳——編者按。
(17) 武階及北平軍使並見《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條。
(18) 《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二六馬韻下賈亦祖賈誼，武威太守秀玉作季玉，其子機徙長樂，又樂陵、河南兩望，河南一望稱「世居姑臧」，均與《姓纂》不合。
(19) 《安祿山事跡》卷中作「以節度使賈循為留後」脫一「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