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史話 · 四、《尚書》的辨偽工作
從上面幾章的敘述中，已經知道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尚書》是一部拼湊起來的本子，它的來源很多，成分很雜。其中有許多篇文獻是不可靠的，特別是晉朝以後出現的偽古文二十五篇和偽《孔傳》更是時代很晚的偽造品。可是，這部偽《孔傳古文尚書》從唐朝初年定為標準讀本以來，已經流傳了一千三百多年。它曾經一度被學術界公認為先秦時代的《尚書》真本，後來逐漸引起少數學者的懷疑，經過局部的抨擊，發展到全面的考察。近三百年來，有不少的學者在《尚書》的辨偽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最首要的成就是對偽古文經二十五篇和偽《孔傳》的揭發，這一部分偽造品現在已經在學術界成為定案了。但其他三十三篇經文從來被認為是真正的原始文獻，直到近幾十年來，才陸續受到一些史學工作者的懷疑。對於這一部分文獻的考察工作，目前還正在進行，沒有得出最後的結論。
現在，我們首先談談偽古文經和偽《孔傳》是怎樣被揭發的。在談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對偽《孔傳古文尚書》的全貌做一番簡單的分析。這部《尚書》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經文五十八篇；第二是書序百篇，其中四十二篇有序無經文，凡有經文的序都分別列在各篇的前面，沒有經文的序則按照次序分插在各篇之間；第三是孔安國的註解，即所謂《孔傳》；第四是孔安國所寫的序，這篇序記載孔安國得書和作傳的經過，它列在全書的最前面，為了區別於百篇小序起見，我們稱之為《孔傳·序》。
以上這四個部分中，《孔傳·序》和《孔傳》完全是偽造的。不過，這兩個部分的作偽性質有所不同。《孔傳·序》是用來證實這部書的真實性的，它的敘述大多抄襲前人的記載，再摻雜一些捏造的成分。所以，它是毫無價值的偽品。《孔傳》的作用在於解釋經文，經文本來人人可以解釋，無所謂真偽的問題。我們之所以稱它作偽《孔傳》，只是因為它冒充孔安國所作的緣故。如果拋開這一點不說，它仍不失為有用的註解。如前所述，我相信這部偽《孔傳》並不是同一人在同一時候造出來的，而是分兩個階段形成的。先有「前偽《孔傳》」，後來又增補了若干篇。不過，不論是哪一個作偽者，在造偽《孔傳》時，都曾大量採用了前人現成的說法，它實際上保存了不少古注，所以，它的學術價值，可與鄭玄、王肅等人的註解相提並論。我們今天閱讀《尚書》時，仍不得不首先參考這部註解。它對詞義和文義的解釋，也可以作為研究古代漢語的重要參考資料。但在引用它的時候應當稱之為「偽《孔傳》」。標一個「偽」字倒並不貶低它的學術價值。
至於百篇書序，早在漢朝即已出現，並非偽《孔傳》作者所偽造的。但是，以前各種本子都把書序合成一篇，列在全書的末尾。這位作偽者卻把它們拆散，依次分放在各篇之前了。
全書中問題最複雜的是五十八篇經文。其中的三十三篇是舊本中原有的，它們同書序一樣不是這位作偽者的作品。為了區別於偽古文二十五篇起見，近代學者往往稱之為今文三十三篇。這樣的稱呼實際上是不恰當的。因為在漢朝，《尚書》本有今文、古文兩種不同的本子。今文《尚書》在西晉末年已經失傳，只保存古文《尚書》一種本子，馬融、鄭玄、王肅等人所注釋的都是這種本子。作偽者就是從這個古文本子中採用了三十一篇，又將其中的兩篇各拆分出一篇而組成三十三篇的。因此，我們只可以將這三十三篇稱為真古文以別於偽古文，而不應當稱之為今文。它們在版本來源上與漢朝的今文《尚書》沒有關係。這三十三篇雖說是真古文，也經過了作偽者的加工。其中的《舜典》篇原是《堯典》篇的後半部，《益稷》篇原是《皋陶謨》的後半部，這兩篇的經文是真的，但經文和篇名的聯繫卻是假的。而且，《益稷》篇的篇名原作《棄稷》，也被作偽者改動。此外，《舜典》篇開頭的二十八個字則是南朝中期另一個作偽者後來添上去的。
另外的二十五篇就是我們所謂的偽古文了，這一部分是作偽者最主要的作品。其中的《泰誓》三篇，在鄭玄等人所注的舊本中原是有的，但作偽者卻拋棄了原來的《泰誓》而重新另造三篇。為什麼他不採用原來的《泰誓》呢？因為原來的《泰誓》比其他各篇晚出，內容與先秦人所引用的《泰誓》大不相同，很可能是漢朝人偽造的，馬融早就懷疑過這一點。作偽者受到馬融的啟發，抓住了這一個破綻，大膽地拋棄掉可疑的《泰誓》，而把先秦人所引用的《秦誓》篇的詞句儘量搜羅齊全，再拼湊一些有關的文字，加以組織，編成了三篇新的《泰誓》。原來的《泰誓》是假的，這三篇《泰誓》也是假的，但作偽的伎倆卻比前者高明，因為它吸收了真《泰誓》里的詞句。這樣一來，從表面看去，新造的偽《泰誓》就顯得比原有的《泰誓》可靠得多，它很容易騙取學術界的信任。後來的學者正是主要由於比較這兩種不同的《泰誓》而相信偽《孔傳古文尚書》的。由此可見，作偽者拋棄舊《泰誓》而另造新《泰誓》的做法十分巧妙，他依仗這一手法替自己的偽書紮下了取信於人的根據。作偽者仿照同樣的辦法另外又偽造了二十二篇經文，在這二十二篇中，他也儘量搜集先秦人所引用的《尚書》逸文，凡先秦人引用時提到篇名的，自然就列入該篇之內；如沒有提到篇名的，就根據作偽者自己的猜測判斷，將它們酌情分配在各篇里，這樣一些零散的句子不能構成完整的文章，於是作偽者就模仿《尚書》的文筆寫一些文句把它們聯繫起來。所以，總的說來，這二十五篇完全是偽造的，但每篇中都有不少個別的句子確實是先秦《尚書》中的原文。作偽者在搜輯先秦《尚書》逸文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果他老老實實地把這些逸文按原貌編輯成書，而稱之為《尚書逸文》，那倒不失為一項重要的貢獻。但作偽者的目的是為了作偽而不是為了輯佚，所以他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我們根據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作偽者的手段非常高明，無論是偽造的經文或偽造的《孔傳》都很容易使學術界人士受到矇騙。因此，這部偽書出現以後不久，就取代了舊有的《尚書》本子而成為唯一的讀本，它從唐初流傳到北宋末年，五百多年間，一直被人們當作神聖的經典，沒有人敢對它表示懷疑。
然而，偽書終究是偽書，它總有被人揭發的時候。最先對它提出懷疑的是南宋初年的一位學者。這人姓吳，名棫〔yù〕，字才老，曾著過一部《書裨〔bì〕傳》。他在這部書中，指出《尚書》原有的三十三篇和後來多出的二十五篇在文體上有顯著的差別：前者文辭古奧，很難讀懂；而後者文從字順，很容易了解。因此，他懷疑這二十五篇的真實性。《書裨傳》一書現已失傳，我們只見到一些間接的介紹，對於吳氏的其他論點已不清楚。
年輩比吳棫稍晚的著名學者朱熹很贊同吳氏的看法。他說：「以今考之，則今文（指原有的三十三篇）多艱澀，而古文（指多出的二十五篇）反平易。」他不僅懷疑這二十五篇經文是偽書，而且懷疑《孔傳》和《孔傳·序》都不像西漢時代人所寫的作品而像「晉、宋間文章」。朱熹除了從文體上提出疑問以外，還根據歷史記載，指出東晉以前沒有人見過這二十五篇經文。朱氏在學術界的地位比吳棫高得多，他的揭發比吳氏的影響大。他的一個弟子蔡沈按照他的意旨另寫了一部《尚書》註解，我們通常稱之為《蔡傳》。《蔡傳》在那三十三篇篇目下標明：「今文、古文皆有」，而在偽古文篇目下標明：「今文無，古文有」，將兩者明顯地加以區別，對後來的學者進一步進行揭發非常方便。
到了元朝，又陸續有人繼承吳棫、朱熹的論點，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吳澄，吳澄為《尚書》寫了一部新註解，名為《書纂言》，他只注釋真古文，而將偽古文抽出來，另外列在一起，不加注釋。他還把百篇書序重新合成一篇，列在書後，以恢復原貌；又把《孔傳·序》附在最後面，表示不相信的意思。他這種做法在當時說是很大膽的。
儘管從南宋起，開始有學者懷疑偽《孔傳古文尚書》的真實性，可是，還沒有人下過切實功夫來揭發作偽的證據。直到明朝中葉，才有一位學者做這項工作，這人姓梅，名〔zhuó〕，字致齋。他寫了兩部有關《尚書》的著作，一部叫《尚書譜》，一部叫《尚書考異》。他在這兩部書中搜集了相當多的材料用來證明偽古文和偽《孔傳》是偽品。梅所提的證據，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下面幾個方面：（一）在漢代人的記載中，從沒有提到孔安國替《尚書》作註解的事；（二）東漢以來的記載，對古文《尚書》家的傳授記敘得很清楚，可以知道賈逵、馬融、鄭玄等人一貫相傳的古文《尚書》就是孔安國所得的本子，更不會有什麼另外的古本到晉朝才被發現；（三）二十五篇的篇數與記載中所說的古文《尚書》「逸篇」篇數不符，有些篇名也不符；（四）漢朝的古文《尚書》家從來沒有人引用過這二十五篇中的句子；（五）這二十五篇的文體風格與那三十三篇不同；（六）二十五篇中的某些文句是從某些先秦古書中搜羅剽竊來的，它們的出處可以清查得出來。由此可見，梅所進行的揭發工作規模相當廣泛，方面很周到，有許多證據是非常有力的。我們可以說，他已經初步給偽書下了結論。儘管他的工作做得還不夠細緻，揭發得還不夠徹底，有些證據說服力還不夠，並且還存在一些錯誤；但是，他已經找到了主要的論據，並為後繼者開闢了途徑，這種創造性的功績是不可埋沒的。
自從梅以後，學術界對《尚書》版本真偽的問題開始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雖然大多數人還偏於保守，不敢相信梅氏的意見，但贊同他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到了明朝末年，竟有人向朝廷建議把《尚書》里的今文（即真古文）和古文（即偽古文）分開，考科舉只用今文。當時因明朝政權正處於崩潰的前夕，沒有時間考慮這個問題。
到了清朝初年，考據的風氣漸漸興盛，對《尚書》辨偽的問題討論得更為熱烈。康熙年間，淮安府地方出了一位重要的考據學家，姓閻，名若璩〔qú〕，字百詩，別號潛丘。他在少年時代，讀《尚書》遇到偽古文就發生了懷疑。後來努力從事這方面的考證，專心工作了二十多年，寫成了《古文尚書疏證》一書。這部著作有八卷，把偽古文和偽《孔傳》的作偽證據詳細羅列出來，分為一百二十八條，包含了極其豐富的資料和非常有力的論斷。自從這部書問世以後，揭發偽書的工作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學術史上一宗大疑案終於水落石出，閻若璩是給它做出正式定案判詞的人，人們一提到偽《孔傳古文尚書》，首先就想到他的名字。
我們如果把《古文尚書疏證》里的材料歸納起來，基本上並沒有超越梅所進行的那幾個方面。但是，閻氏在淵博和精密方面都超過了梅。他所列舉的某些證據已經取得學術界的公認，我們用不著詳細介紹，在這裡只用舉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辨偽工作的一斑了。
例如，他在第六條中舉出，西漢末年的劉歆無疑見過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原本，劉氏曾引用過古文《尚書》「逸篇」《伊訓》中的一句話：「誕資有牧方明。」晚出的二十五篇中也有《伊訓》，但篇文里卻沒有這句話。由此可見，晚出的二十五篇不是孔安國所得的古文《尚書》「逸篇」，而是後人偽造的。
又如，他在第八十七條中指出，《禹貢》篇的《孔傳》注釋積石山時說：「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根據《漢書》的記載，金城是郡名，這個郡是漢昭帝時建置的，郡名也是當時新取的，以前沒有這個地名。而孔安國本人死在漢武帝時期，沒有活到昭帝時期，怎麼會預先知道「金城」這個郡名呢？由此可見，《孔傳》絕不是孔安國寫的而是後人偽造的。
像上面這類例子都是作偽者疏忽大意而露出的破綻，經閻若璩揭發以後，成為判定偽古文和偽《孔傳》的鐵證。閻氏對偽古文各句話的來源出處也努力搜尋，成績不小。
此外，他也和前人一樣，著重從文體方面證明偽古文是後人偽造的文章。先秦的文章，特別是殷、周時代的文章，包含當時的口語成分，相當古奧難懂。作偽者雖然盡力模仿，寫出來的文句畢竟要平易通暢得多。而且，六朝時代的文章總脫不了對仗工整的駢體文氣息，作偽者不自覺地也時常露出這種文筆，使得偽古文的文風與真古文迥然有別。閻若璩極力支持這一證據，他還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來說明它。閻氏的一位朋友馬驌〔sù〕，也是當時博通古文的學者。有一天晚上，閻氏向馬驌談起《尚書》真古文和偽古文文風大不相同的問題。馬驌過去不曾注意到這一點，聽了很感興趣。於是，立刻拿出兩部《尚書》，一部是沒有註明今、古文區別的本子，一部是蔡沈註解的本子（蔡傳本分別註明今、古文的有無，見前文）。他把後者放在閻氏面前，自己閱讀前者，專就文風對各篇一一進行鑑別，請閻氏根據蔡傳本覆核。結果，他所指出的古奧的篇章完全是真古文，他所指出的平易的篇章完全是偽古文，與蔡傳所注的區別統統符合。
我們一方面著重介紹閻若璩揭發偽《孔傳古文尚書》的貢獻，另一方面也要指出他的著作中存在著若干缺點。《尚書古文疏證》這部書雖然羅列了許多材料，但卻沒有經過歸納整理，沒有組織成有系統的論述，顯得雜亂無章。同時，閻氏頗好炫耀自己的淵博，引證過於龐雜，時常拉扯到一些不相干的論題上去，從而使自己的主要論點不夠突出。有些論證在邏輯上不謹嚴，說服力不強。這都是閻氏整個工作美中不足之處。
就在閻若璩那個時代，關於《孔傳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學術界的意見分歧還很大。揭發它是偽書的也不止閻氏一人，當時還有一位名叫姚際恆的學者對偽古文和偽《孔傳》的看法與閻氏大體相同，並曾寫過辨偽的著作，閻氏在自己的書中就引用過他的意見。另一方面，則有不少保守的學者反對閻、姚等人的主張，同他們兩人進行過口頭和書面的辯論。這種人的觀點大多是從維護封建正統的「衛道」精神出發的，他們把官方規定的《尚書》讀本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認為那裡面的文章都是古代「聖君賢相」傳下來的「至理名言」，誰要是對它表示懷疑，就是「非聖無法」，就是「離經叛道」。像這類反動的觀點，根本不考慮客觀證據，也就不值一駁。但其中也有個別學者是為了計較個人名氣、好爭強鬥勝而與閻、姚等人故意為難的，如替偽古文辯護得最力的毛奇齡便是一個例子。毛氏和閻、姚都是朋友，他因為閻氏揭發偽古文的功績在學術界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心中不服，便想出奇制勝來反駁閻氏。他為此寫了一部《古文尚書冤詞》，專為偽書申「冤」。他所引用的許多證據以及他的論點雖然未能真正反證《孔傳古文尚書》之不偽，但在挑剔閻著的破綻方面倒有相當的成績。如前所述，閻著本來是有缺點的，所以毛氏就抓住了這些缺點加以攻擊。甚至閻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毛氏對某些地方攻擊得很合理，於是在《尚書古文疏證》的最後定稿中暗地刪去了那些不妥當的地方。這一場學術上的角斗並沒有替偽書翻了案，而只算是替辨偽工作進行了一番修訂。
緊接著閻氏以後，對《尚書》的辨偽工作更有進一步的開展。特別值得我們介紹的有兩位學者，一位是惠棟，一位是程廷祚。
惠棟的年輩稍晚於閻若璩，他在清初的考據學家當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繼承閻氏的主張，著了一部《古文尚書考》。這部書可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論述偽古文和偽《孔傳》的作偽證據，大致和閻氏相同，但也有一些很好的證據是閻氏所未曾提到的。後一部分將偽古文二十五篇中的文句凡有出處可循的一一列舉出來，分別註明某句抄自某書，某句竊自某文，搜出它們的根底。這項工作，閻氏雖然也曾做過，但遠不如惠氏搜羅得這麼齊全。經過惠棟這一番剔刷，就把作偽者怎樣取材、怎樣加工的伎倆徹底暴露出來了。因此，惠氏對於揭發偽古文的功績也不在閻氏之下，在這方面，人們往往把他們兩人相提並論。自從惠氏的著作問世以後，《孔傳古文尚書》就更加牢固地被加上「偽」字的頭銜了。
程廷祚和惠棟是同輩的朋友，他在經學界的名氣不大，以往很少有人重視他在《尚書》辨偽工作中的貢獻，所以我們需要特別提一下。程氏著了一部《晚書訂疑》，也是專門揭發偽古文和偽《孔傳》的。這部書在論證作偽痕跡和搜求偽古文出處方面都有其精闢獨到的地方；而尤其有價值的是，他對這部偽書的來源和出現時代進行了比較精密的研究。在他以前，所有揭發偽書的人很少考察這個問題，他們基本上都相信偽書是東晉初年梅賾所獻的。程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主要論點如下：（一）東晉時代的人並沒有見過這部偽書，凡是證明晉朝人見過偽書的材料都是不可靠的，因此，梅賾獻書之說本身大可懷疑；（二）假定梅賾真有獻書之事，那麼，他所獻的並非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這部偽書，而是另一部偽書；（三）南朝劉宋初年的三位重要學者徐廣、范曄、裴松之（這三人都死在元嘉年間）都沒有見過這部偽書，而裴松之的兒子裴駰在他所著的《史記集解》中卻開始大量引用偽《孔傳》，因此，這部偽書的出現時代不是東晉初年而是劉宋元嘉年間。程氏這些論點都是很有啟發性的。我們如果廣泛搜集魏、晉、南北朝時代有關《尚書》的資料，加以分析考訂，就會看出程氏的意見相當精確。特別是他舉出裴松之父子兩代所見不同作為明顯的分界線，對於我們考察偽書來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可惜的是，程氏的書在他生前未能刊行，死後雖被刻板流傳，也未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
自從閻若璩、惠棟等人猛烈攻擊偽《孔傳古文尚書》以後，許多著名的學者如王鳴盛、江聲、戴震、段玉裁、孫星衍、焦循等人都相繼承認了閻氏的看法，並從否定偽古文的角度對《尚書》撰寫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還有一位名叫丁晏的學者，為了追究偽書的作者是誰而寫了一部《尚書餘論》，他列舉了十九項證據，企圖證明偽古文和偽《孔傳》是王肅所偽造的。丁氏的著作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甚至有不少學者認為他提出的王肅作偽說已經算是定論了。但實際上，丁氏的論據不足，漏洞很多，他的主張很難成立。不過，《尚書餘論》一書畢竟為探索作偽者的問題啟導了先聲。這個問題，近幾十年來雖曾有人陸續在研討，迄今尚未獲得圓滿的解答。我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還需要重視程廷祚所提供的線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前人都不曾發現在魏、晉時期還曾有過一部「前偽《孔傳》」，而始終把這兩部不同的偽書混為一談，因此在考證作偽者的時候總會遇到這樣的或那樣的矛盾。如果我們認清了這一點，便會知道「前偽《孔傳》」自有其作偽者，那部偽書早先已公開流行過，但卻不等於後出現的偽《孔傳古文尚書》。後一部偽書又另有其作偽者，他抄襲了前一部偽書的內容，又添進了新的偽品。我們在考察此書作偽者的時候，必須與前偽《孔傳》分別開來對待，才能辨別清楚。
總之，偽古文二十五篇、偽《孔傳》、偽《孔傳·序》這幾個部分到了清朝中期已經為學術界絕大多數人公認為魏、晉以後人所偽造的作品了。儘管以後仍有少數人繼續替這些偽造品進行辯護，但他們最大的效果也不過和毛奇齡一樣，僅只對舊說法提供一些修訂而已。《孔傳古文尚書》的辨偽工作到此可以說基本上告一結束。
然而，清朝中期以前的學者對於所謂真古文三十三篇都是深信不疑的，他們力求把《尚書》的版本還原成馬融、鄭玄所注的本子，認為那就是真正可靠的古本《尚書》了。但是，從清朝中葉起，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學術潮流。某些學者不願意受到這箇舊框框的限制，他們對於漢朝的古文學家表示了進一步的懷疑，而偏向於相信今文學派。就《尚書》而言，他們對真古文三十三篇的信任也發生了動搖，對東漢古文《尚書》家的學說也進行了攻擊。其中比較重要的學者，如龔自珍，首先在他的《泰誓答問》一文中提出新的看法，認為西漢時期的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中根本都沒有《泰誓》（他指的是馬、鄭等所注的《泰誓》，不是今天所見到的《泰誓》）；另一學者魏源則在他的《書古微》一書中否認東漢古文《尚書》本子的可靠性，認為這個本子並非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這樣一些新穎的見解引導人們對漢朝的《尚書》版本問題進行深入的考察。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有一些學者，如劉逢錄、陳喬樅〔cōng〕、皮錫瑞、王先謙等人都曾先後致力於研究整理漢朝今文《尚書》家的學說，與清朝前期那些推崇古文《尚書》家的學者恰好成為對比。
清朝末年的維新派學者康有為又在這種影響下對《尚書》提出了更進一步的新穎意見。他認為：孔安國獻古文《尚書》的事實根本不存在，這是劉歆捏造的假話；漢朝的古文《尚書》，包括「逸篇」在內，統統是劉歆一手偽造的。只有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才是唯一可靠的《尚書》真本；而這個《尚書》真本也並非古代真正的歷史文獻，它和其他儒家經典一樣，都是孔子為了「托古改制」才私自杜撰出來的。康氏這種說法，不是單從學術上著眼，而主要是為他的變法維新活動服務，但是，在學術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當然，我們如果根據歷史事實來加以考察，便可以知道康氏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絕不是孔子的作品，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也不是劉歆偽造的。然而，康氏的攻擊不僅否定了所謂真古文《尚書》的權威性，事實上也否定了今文《尚書》的真實性。在這種影響下，學術界開始感到對《尚書》的全部材料，不論它是古文本或是今文本都有重新加以審查的必要。
近幾十年來，史學工作者已經著手這一工作，並做出了一定的成績。目前雖然還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大體上的差歧不大。關於漢朝的《尚書》版本問題，我們用不著抱有今文家或古文家的門戶偏見。無論哪一種本子都未必是先秦《尚書》的原貌。孔安國獻古文《尚書》固然確有其事，並非劉歆的謊話；但孔安國本人究竟會不會作偽，或者說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偽書，這是誰也不敢保證的。不過，古文《尚書》中的「逸篇」現已喪失，我們無從詳考；而其中傳下來的三十三篇又與今文《尚書》基本內容相同，所以，漢朝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已經沒有多大的重要性。我們現在所要辨別清楚的就是今、古文家所共同有的這三十三篇究竟有哪些篇是真正的原始文獻，哪些篇是後人追敘的或偽造的作品。
我們在前面早已說過，這三十三篇並非完全可靠的，其中如《堯典》《禹貢》等篇顯然是晚出的作品。這些晚出的作品可能是戰國末年的儒士把古代歷史加以理想化的描寫，也可能是秦朝政府為了統一學術思想而偽造的歷史文獻。這幾篇作品是怎樣被吸收進《尚書》里來的，我們還無法肯定。但是並不因為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中也有這些內容，我們就對它們不表懷疑。我們對於伏生本人，也可以提出像對孔安國那樣的疑問：伏生從壁中得到《尚書》殘本的故事是可靠的嗎？伏生會不會作偽呢？伏生所傳的《尚書》會不會摻有偽造品呢？事實證明，我們對於伏生的《尚書》本子很有必要予以重新審查。
當然，辨偽工作有一定的目的，絕不是無休止地為辨偽而辨偽。我們之所以要徹底地、細心地對《尚書》進行辨偽，是為了辨別真正的古代歷史檔案文獻，為了我們更好地利用這些材料來研究古代社會的面貌。毫無疑問，真正的歷史檔案文獻在這三十三篇當中還是占大多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