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史話 · 三、今、古文《尚書》的相繼失傳和偽《孔傳古文尚書》的代興
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戰爭使文化教育事業大受摧殘，直到三國鼎峙的局面形成以後，各國才分別恢復教育制度和學術活動。當時的文化中心在魏國。魏文帝曹丕時，不僅重新設置五經博士，還修復了洛陽的熹平石經。關於魏國立於學官的《尚書》究竟有哪幾家，我們不能具體地知道。但我們可以肯定，這時候與東漢不同，古文《尚書》已經立於學官了。而且我們還知道，在古文《尚書》中，立於學官的肯定有鄭玄一家，此外大概還有賈逵、馬融等家。至於今文《尚書》是否仍舊立於學官已難斷言。不過，不論制度如何，總之這時盛行的只有古文《尚書》，並且只是古文《尚書》中的鄭玄一家。鄭玄從東漢末年以來已經成為經學界的最高權威，他的弟子人數眾多，遍于海內，其中有不少的人在魏朝做了大官。因之，鄭玄所著的《尚書注》風靡一時，壓倒了其他各個學派，甚至連他的老師馬融的《尚書傳》也相形失色。
然而，我們也曾說過，鄭玄的《尚書注》有許多地方違背賈逵、馬融的舊注，而且他的註解中也有一些錯誤和講不通的地方。所以，儘管他的學派在政治上和學術界都居於統治地位，仍然有個別的學者對他的說法提出異議。例如，魏國的王粲、吳國的虞翻都曾反駁過鄭玄《尚書注》中的意見和糾正了他的錯誤。稍後，蜀國的李〔zhuàn〕為古文《尚書》另外作注，也依從賈逵、馬融的說法而不同意鄭玄的《注》。但這些零星的攻擊並未能動搖鄭玄學派的浩大勢力。〔關於王粲，見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隋書·經籍志》和元行沖《釋疑》；關於虞翻，見《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虞翻別傳》；關於李，見《三國志》本傳。〕
極力反對鄭玄學派而曾經一度取得勝利的是魏國後期另一位重要的學者，這人名叫王肅。王肅不僅是一個博學多才的古文學家，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勢力。他著了許多書，其中也有替古文《尚書》所作的《注》。這個人喜歡爭強好勝，他最反對鄭玄，在他的著作里，儘量提出與鄭玄不同的解釋，儘量反駁鄭玄的說法。他的《尚書注》也是有意和鄭玄的《注》針鋒相對，凡是鄭《注》不同於賈逵、馬融舊說的地方，王肅大多採用賈、馬的說法來反駁鄭玄，此外還提出了一些自己獨創的見解。於是，在古文《尚書》學中除了賈、馬、鄭三家以外出現了異軍突起的王肅一派。
可是，王肅是後起的晚輩，他想和鄭玄一派對抗不是很容易的事。鄭玄的弟子們在各方面為他們的老師進行辯護。王肅為了爭勝，就不擇手段而偽造一些古書來證明自己的說法和反證鄭玄的錯誤。這當然不是正當的學術討論方式而是一種卑劣的手法，但因王肅有一定的才學，他所偽造的書一時沒有被人們識破，居然起了相當的作用。對王肅更為有利的是由於他和當時執掌魏國大權的司馬氏有著姻親關係，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王肅逐漸成了學術界的權威。他關於各經的註解（包括《尚書注》在內）都立於學官，設有博士。他的弟子也布滿於朝廷，和鄭玄一派分庭抗禮。
既然古文《尚書》這時已經成為官學，而東漢末年所刻的熹平石經卻只有今文《尚書》，因此，魏國於正始年間（240—249）又刻了一次石經。這次所刻的石經不僅採用了古文《尚書》本子，而且還用三種不同的字體將各經重寫三遍。這三種字體就是先秦的古文、秦朝的小篆和秦以來通行的隸書。所以這部石經稱為「魏石經」，又稱為「正始石經」或「三體石經」。三體石經中各經所有的古文字體統統是以古文《尚書》的字體為根據的。前面說過，一般的古文《尚書》家所用的古文《尚書》本都是隸定本，其中並沒有古文字體的原貌。可是，自從杜林得到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後，就重新研究起古文《尚書》中的古文字體來了，例如衛宏、許慎等人都在這方面寫過著作。東漢末年有一個書法家名叫邯鄲淳，他既學過古文《尚書》，又精通古文字體的書法藝術。他曾用古文字體寫過一部《尚書》，當時很受人珍視，也為一些書法家所模仿學習。因為這種字體每一筆都是頭大尾小，形狀有些像科斗（即蝌蚪），所以又被人們稱為「科斗文」。當正始年間刻三體石經的時候，其古文字體部分就是以邯鄲淳所寫的古文《尚書》里那種科斗文作為範本，但寫經的人模仿得很壞，失掉了邯鄲淳原有的筆法。邯鄲淳的寫本究竟是否完全符合於孔安國所得的古文《尚書》的原貌，這已經成為問題，而現在的三體石經又失去了邯鄲淳寫本的原貌，只能算是一種不高明的仿古貨，可見古文《尚書》經過多次摹寫很難保存本來面目。但是，儘管字形可能走了樣，其字句卻仍然保持了當時流行的古文《尚書》本，因此，這部三體石經保存至今的殘字，仍為研究漢魏時期古文《尚書》的珍貴資料。
古文《尚書》既已立於學官，又刻上了石經，就完全取代了今文《尚書》舊日的地位。這時候，今文《尚書》家寥寥無幾，早已不足與古文《尚書》家對抗了。但是，在古文《尚書》家內部又興起了鄭玄、王肅兩派之爭。隨著司馬氏政治勢力的日益強大，王肅的古文《尚書注》也就日益壓倒鄭玄的著作。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很可以說明當時的政治鬥爭在《尚書》學界也有所反映。
魏朝晚年的一個皇帝曹髦（歷史上稱為高貴鄉公）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統治者，這時朝廷的大權完全操縱在司馬師兄弟手中，曹家與司馬家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曹髦在宮中請了兩位學者教《尚書》，一位是鄭玄的孫子鄭小同，另一位是大臣中以學問著稱的鄭沖。曹髦兼學鄭、王兩家之學，看來給他講授鄭玄《尚書注》的應當是鄭小同，而講授王肅《尚書注》的當然是鄭沖了。有一次，曹髦親臨太學，召集了各經的博士討論學術，當講到《尚書》的時候，曹髦有意反駁王肅的某些說法，而博士庾峻卻堅持王肅的說法是正確的。顯然，曹髦正因為王肅是司馬氏的親戚才反駁他；庾峻也正是為了阿附司馬氏才擁戴王肅。後來，鄭小同被司馬昭所殺害，而鄭沖、庾峻在司馬氏建立晉朝以後都做了大官。這就充分說明，在古文《尚書》學中的鄭、王兩派之爭也暗含了曹氏和司馬氏兩家政權的鬥爭。
就在魏末晉初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稀奇的事，這就是所謂孔安國《尚書傳》的出現。我們已經說過，孔安國本人並沒有寫過《尚書傳》，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沒有見到孔安國的著作，直到東漢末年也從來沒有人提到過孔安國寫過什麼書籍。可是，在三國時期，首先出現了孔安國所著的《論語注》，當魏國的何晏和鄭沖等人編輯《論語集解》的時候就採錄了孔安國的註解，這已經是一件可怪的事。接著，到魏國末年，又出現了孔安國的一部《尚書傳》。這部書出現的年代，大概在孔安國的《論語注》出現以後，而且還應當在曹髦和庾峻討論《尚書》的事件以後。它和孔安國的《論語注》一樣，肯定是後人偽造的。
這部偽造的《尚書傳》是怎樣出現的，歷史上沒有保留任何記載。近代有些學者認為它就是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偽《孔傳古文尚書》（關於後者，留待下面再談），這種看法似乎很成問題。我們搜集各方面的資料，仔細加以分析，可以證明這部偽書和後出的偽《孔傳古文尚書》還不是一回事。為了區別起見，我們不妨暫且名之為「前偽《孔傳》」。前偽《孔傳》所注釋的經文只有三十四篇，和當時流行的賈、馬、鄭、王四家的經文相同；它並沒有偽造經文，只等於在四家舊有的註解以外另寫了一部註解而冒充是孔安國所著的罷了。它既沒有偽造經文，對於《尚書》的版本並沒有發生過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它的突然出現在學術界竟沒有引起什麼懷疑和爭論，而且很快地就取得了官方的承認。
從曹髦討論《尚書》到晉朝的建立，不過短短的十年，前偽《孔傳》應當就產生在這十年當中。當晉朝初年開始建立博士的時候，已經把這部偽書立於學官，這更是一件可怪的事。當時設立的博士員額共十九人，《尚書》這一門占了五人，其中賈逵、馬融、鄭玄、王肅四個學派各占一人，還有一個博士就是講授這部所謂《孔氏傳》的。前偽《孔傳》的內容，我們不大清楚，但從點滴的資料來看，其中某些說法是和王肅的註解相呼應的。再從它之很快地立於學官而沒有遭到任何學者的反對來看，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這部偽書是司馬氏授意某個（或某些）學者造出來的。偽造這部《孔傳》的目的可能是為了進一步打擊鄭玄一派而替王肅一派聲援，也還可能是為司馬氏篡位製造某些有利的理論證據。差不多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另一部偽書，叫作《孔叢子》。《孔叢子》裡面有好多地方是專門為前偽《孔傳》做宣傳的，還有好多地方是專門替篡位問題做宣傳的。看來，這兩部偽書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都是為司馬氏奪取政權服務。
前偽《孔傳》就這樣糊糊塗塗地登上了學術之壇，但在晉朝初年的學術界畢竟不大流行。當時在《尚書》學界最占勢力的是王肅一派，其次仍是鄭玄一派。至於今文《尚書》這時幾乎無人過問了。
晉朝建立不久，中原就發生了各族軍閥的大混戰。永嘉五年（311），匈奴族軍閥劉聰攻進晉朝的首都洛陽，活捉了晉懷帝，這就是歷史上所謂「永嘉之亂」。在這次變亂中，晉朝中央從漢、魏以來接收的中秘書又遭到一次嚴重的損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的今文《尚書》全部喪失，當時民間也沒有人研究今文《尚書》，於是，從西漢初年伏生流傳下來的今文《尚書》學派經過四百多年的發展演變終於徹底失傳了。同時，漢朝中秘書里的古文《尚書》本子經過董卓之亂可能已經受到部分損失，再遇到這次戰禍，也完全被毀了。從此以後，人們再也見不到古文《尚書》中那些「逸篇」的內容。唯一剩下的《尚書》就是晉朝立於學官的古文《尚書》，也就是漢朝古文《尚書》家所傳下的那三十四篇。永嘉之亂對於《尚書》這一門學問的影響是極其嚴重的。
永嘉之亂以後，中原一帶進入長期混戰的局面，晉朝統治集團就在金陵（南京）建立了偏安江左的東晉政權。東晉初年沒有力量恢復以前的全部學術機構，在精簡的條件下，將原先的十九名博士員額裁減為九名，其中《尚書》僅占兩名：一名是鄭玄學派，一名是前偽《孔傳》。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一個顯著的變化，那就是到了東晉初年，不僅賈逵、馬融兩派趨於衰微，就連王肅一派也不行時了。始終沒有動搖的仍是鄭玄的《尚書注》。至於前偽《孔傳》之所以能夠保留，並不見得是由於它很流行，恐怕還是因為它打著孔安國的招牌。事實上，鄭玄的《尚書注》雖經王肅一派的打擊，這時又恢復了它的權威地位。像東晉末年研究《尚書》並寫過一些著作的重要學者范寧就非常推崇鄭玄。范寧對於傳授《尚書》起過很重要的作用，而他講授《尚書》完全依從鄭玄的說法。前偽《孔傳》雖然也偶然被人們引用，但究竟不如鄭注的重要。到了南齊時候，前偽《孔傳》又失傳而只有鄭注單獨流行。這說的是東晉和南朝前期的發展情況，至於北朝則始終只通行鄭玄的《尚書注》，完全不提所謂孔安國的《尚書傳》，就連賈、馬、王各派也都無人理會。
以上這些情況都是就《尚書》學本身來談的。如果從整個學術界的狀況來看，那麼，整個東晉、南朝都是玄學清談流行的時代，人們重視的只是《周易》《老子》《莊子》等書，像《尚書》這種樸素的經學是不合當時人胃口的。當時太學和博士等制度都時斷時續，沒有正常化。北朝所盛行的是崇拜佛教，經學也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尚書》又是經學中不受重視的一門。因此，無論南朝或北朝，《尚書》學遠遠不如漢、魏時期那樣發達，研究《尚書》的人越來越少，人們對於《尚書》的版本流派等問題越來越生疏，這就為後來偽《孔傳古文尚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這種不重視經學的情況到了南朝梁武帝時代有了轉變。梁武帝蕭衍本人原先是一個通經學的學者，他做了皇帝以後，曾一度大力恢復學術事業，重興太學，重建五經博士，從此以後，南朝的經學又復興起來。就在這時候，在《尚書》學界忽然出現了一部標榜為孔安國真本的古文《尚書》，並且很快地流行起來。
這部所謂《孔傳古文尚書》不僅與當時流行的鄭玄注本大不相同，而且與魏末晉初出現的前偽《孔傳》也不一樣。這部《尚書》的經文共有五十八篇，其中三十四篇的篇名完全與鄭注本相同，其餘多出的二十四篇篇名是：
舜典（一） 大禹謨（二） 益稷（三） 五子之歌（四） 胤征（五） 仲虺〔huǐ〕 之誥（六） 湯誥（七） 伊訓（八） 太甲上（九） 太甲中（十） 太甲下（十一） 咸有一德（十二） 說〔yuè〕 命上（十三） 說命中（十四） 說命下（十五） 武成（十六） 旅獒（十七） 微子之命（十八） 蔡仲之命（十九） 周官（二十） 君陳（二十一） 畢命（二十二） 君牙（二十三） 冏命（二 十四）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與鄭注本相同的三十四篇中，《泰誓》三篇的篇名雖然相同，內容卻完全不同。而在這多出的二十四篇中，《舜典篇》實際上就是鄭注本《堯典篇》的後半，《益稷篇》實際上就是鄭注本《皋陶謨》的後半，這兩篇只是分篇題名有所不同，實際內容並非新添。因此，從實際內容來說，這部《孔傳古文尚書》中有三十三篇是鄭注本原有的，另外比鄭注本多出的只有二十二篇，加上改換的《泰誓》三篇（鄭注本原有的《泰誓》三篇被它拋棄了），共有二十五篇不同。這是這個新本最大的突出之點。此外，這部《尚書》除了《舜典》一篇以外，其餘五十七篇全有註解，都作為是孔安國所寫的。前面已經說過，前偽《孔傳》為三十四篇作注，其中也有《泰誓》三篇，這時出現的偽《孔傳》大概除了《泰誓》以外，把其餘三十一篇前偽《孔傳》基本上都照抄了，但把《皋陶謨》的前偽《孔傳》拆分為二篇（《皋陶謨》和《益稷》），變成三十二篇，另外又偽造了其餘二十五篇的《孔傳》，湊成了五十七篇注釋。這就是後人被欺騙而誤認以為真本的《孔安國尚書傳》（簡稱《孔傳》）。書前還有一篇自稱孔安國所寫的《序》，《序》中敘述他得到這部古文《尚書》以及替它作《傳》的經過。還有一點不同之處：過去各種本子的《尚書》都把《書序》綜合在一起放在全書的後面；而這個本子卻把各篇的《書序》分別列在各篇的前面，把沒有篇文只保留篇名的《書序》也按排列次序分別插在書中各處，同時，所有篇目次序也與賈逵《別錄》所排列的次序有些不同。這樣一部《尚書》真是從西漢以來從未聽說過的奇書。如果你相信它的《序》，那麼你就會認為這才是孔安國所得到的古文《尚書》真本，而西漢以來古文《尚書》家所流傳的本子，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等學者所傳授的本子根本不是孔安國的真傳了。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事實並非如此。這部奇書所有不同於鄭注本的二十五篇經文全是偽造的，那五十七篇的註解全是假冒孔安國所作的，其《序》也是偽作更不在話下。所以，我們現在稱這個本子為「偽《孔傳古文尚書》」。
偽《孔傳古文尚書》雖然從梁朝以後才開始流行，但據說早在梁朝以前即已出現。關於這部偽書的出現也有一大段離奇的傳說，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傳說複述一下：
據說，在東晉元帝（元帝是東晉第一代皇帝）時候，有一個官居豫章內史的人，名叫梅賾。梅賾向元帝獻上了這部《孔傳古文尚書》，當他獻書的時候，經文雖有五十八篇而註解只有五十七篇，其中《舜典》一篇有經無《傳》。根據梅賾本人所說，他這部書最初是從魏末晉初的那位名學者鄭沖傳出來的。鄭沖傳給了扶風人蘇愉，蘇愉傳給了天水人梁柳，梁柳傳給了城陽人臧曹，臧曹就傳給了梅賾。又據說晉朝初年的一位名氣很大的學者皇甫謐〔mì〕就是梁柳的表兄，他也曾從梁柳那裡見過這部《尚書》，還曾在他所著的《帝王世紀》中引用過它的內容。至於鄭沖又是從什麼地方得到這部書的，這部書為什麼會缺少《舜典》一篇的《傳》，梅賾對這些問題都沒有交代。
後來，據說東晉末年的學者范寧曾替這部《孔傳古文尚書》作過註解，但當時仍找不到《舜典》一篇的《傳》。直到南齊建武四年（497），有一個吳興人叫姚方興的忽然在大航頭發現了一篇有孔安國註解的《舜典》，就立刻獻給朝廷。原先梅賾所獻的《孔傳古文尚書》中的《舜典》篇經文相當於鄭注本的《堯典篇》的後半，它的第一句就是「慎徽五典」。可是，姚方興所獻的《舜典》經文在開端的「慎徽五典」前面多出了「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這十二個字。南齊朝廷對姚方興所獻的《舜典》進行審查，當時梁武帝正充任博士，他提出理由予以反駁。不久，姚方興又犯罪被殺，這篇《舜典》及其《孔傳》就沒有人理會了。因此，直到這部《孔傳古文尚書》在梁朝流行的時候，《舜典》一篇依然沒有孔安國的註解，人們就採用王肅對《堯典篇》後半所作的註解以及范寧替《舜典》所作的註解來彌補這個缺陷。
以上都是有關這部偽書的傳統說法。
關於偽《孔傳古文尚書》的出現和發展的傳說，我們暫且說到這裡。以前所有討論《尚書》版本的學者，無論相信這部《孔傳古文尚書》的也好，無論揭發它是偽書的也好，基本上都相信以上這些傳說。因此，某些揭發偽書的學者簡直就把這部偽書稱為「梅氏古文《尚書》」。很少有人對這些傳說的本身進行過考察。我經過仔細的研究，發現這些傳說本身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其中一部分問題是在邏輯上自相矛盾和在情理上說不通，另一部分問題是與歷史實況不相符合。我們撇開許多煩瑣的細節不說，在這裡只提出五點就夠了。
第一，如果說這部《尚書》是從鄭沖傳出來的，為什麼他當時不把它公開傳播而只私下傳給蘇愉？如果說它是鄭沖偽造的，那麼他更應當公開拿出來，否則便不能達到他作偽的目的；因為鄭沖絕不能有先見之明，預料到他所偽造的書在身後會流行起來。再有，如果皇甫謐已經在他的著作里引用過這部《尚書》的內容，那就等於說它在西晉時期已經公開，何以與皇甫謐同時代以及比他更晚的晉朝學者從無一人引用過它？而且，何以又要等到東晉初年才由梅賾獻出來呢？
第二，我們細考晉朝的歷史，便知道東晉時期只有豫章太守而沒有豫章內史這個官職；東晉時候做過豫章太守的是梅賾的弟弟梅陶而不是梅賾本人；梅陶做豫章太守是在成帝時候而不是在元帝時候。由此可見，傳說中的重要人物梅賾的事跡便大成問題。
第三，如果梅賾在東晉初年便獻出了這部《孔傳古文尚書》，應當從東晉以後就會有些學者見過它。何以東晉和南朝前期的人從來沒有引用過這部書里偽造的經文？這期間，雖然偶爾有個別學者提到《孔傳》，其內容卻與這部偽《孔傳》有所不同，那顯然指的是前偽《孔傳》，前偽《孔傳》在西晉時已經立於學官，與梅賾在東晉初獻書的事又不相符合。
第四，范寧的孫子范曄〔yè〕就是《後漢書》的作者，他曾經特別提到他的祖父講授一切經學都極端崇拜鄭玄，完全依照鄭玄的註解。這部《孔傳古文尚書》無論在版本上或在注釋上都與鄭注本大不相同，何以范寧竟會替它去作注？而且，如果范寧的確替它作過注，何以范曄在《後漢書》中所有談到《尚書》的地方從來沒有提過這部書，竟好像他根本不知道這回事一樣？
第五，梁武帝在做皇帝以前雖然曾以學者的姿態出現過，但卻從來沒有在南齊朝廷里擔任過博士之職。所以，傳說中所謂梁武帝駁斥姚方興所獻的《舜典孔傳》一事也是值得懷疑的。況且，如果梁武帝在南齊時期已經駁斥過這部書，何以會在自己做了皇帝以後反而任其流行？
我們列舉上面五點，目的在於說明，這部偽《孔傳古文尚書》出現的時代和經過迄今還是一個謎，舊有的傳說破綻很多，未必可信。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今後的深入研究。以前所有的學者在這方面沒有進行過縝密的考察，因此，他們追究這部偽書作者時所提出的種種假定都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
不管這部偽書是怎麼出現的，總之，它在梁朝開始取得學術界的信任而公開流行起來了。當時研究《尚書》的蔡大寶、巢猗〔yī〕、費甝〔hán〕等人都替這部偽書作過《疏》。於是，偽《孔傳古文尚書》不僅在短期內取得了和鄭注本並行的地位，而且越來越在學術界占優勢，使鄭玄一派大受打擊。那時的學者由於不明了《尚書》版本上的根底，竟為這部偽書所迷惑，甚至懷疑鄭玄所注的《尚書》根本不是古文《尚書》而是今文《尚書》（因為今文《尚書》久已失傳，人們對今、古文的問題已經不大清楚）。從此以後，鄭玄所注的《尚書》不再稱為古文《尚書》，只有偽《孔傳古文尚書》才專稱為古文《尚書》；而學鄭注本的人也就一天比一天少了。
至於姚方興所獻的那篇《舜典孔傳》雖沒有被收進偽《孔傳古文尚書》之內，依然單獨存在。這篇《舜典》經文原來多出十二個字，到梁朝時候，忽然在這十二個字之後又多出十六個字，那就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總共多出二十八個字。梁朝人阮孝緒已經見到這種《舜典》，在他所著的《七錄》中提到後出的這十六個字來歷不明，或以為也是姚方興獻書時所加的。這就是所謂姚本《舜典》。
到了陳朝，有一位學者名叫陸德明，他著了一部《經典釋文》，這部書在學術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經典釋文》的主要內容是為各種經書及其他幾種古書里的某些單字和詞彙注音，偶爾也附註字義。陸德明對各書都採用某一家的註解本作為定本，他不僅為各書的正文標註音義，並且也為注文標註音義。這時候，鄭注《尚書》既已不如偽《孔傳古文尚書》之流行，陸氏便也採用後者作為注音的對象，這對於偽書日後之成為官定本具有一定的影響。不過，他所用的《舜典篇》仍是偽《孔傳古文尚書》中原來的本子，經文既不多出二十八個字，也沒有《孔傳》。所以，對於這篇書，陸氏採用的註解是王肅的舊注而不是姚方興所獻的《孔傳》。由此可見，姚本《舜典》在南朝始終沒有取得學術界的公認。
《經典釋文》雖然以偽《孔傳古文尚書》五十八篇為主，但對其中的三十三篇卻都附註上馬融、鄭玄、王肅三家本子不同的文字作為對照。幸虧有了他這部書，我們今天才能對馬、鄭、王三家所注的古文《尚書》原本有所了解。陸德明在這方面的功績是很大的。但《經典釋文》也有一些錯誤，例如，它的《序錄》中把漢末的熹平一體石經誤認作三體石經；又認為馬、鄭等人所注的《尚書》是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等等。這些顛倒錯亂的記載使後人對《尚書》的版本歷史弄得糊糊塗塗，使偽《孔傳古文尚書》得以公行無阻，其不良影響也是很大的。
南朝後期的學者逐漸排斥了鄭注古文《尚書》而代之以偽《孔傳古文尚書》，這對於北朝後期的經學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前面說過，北朝的經學家一直是尊崇鄭玄的，起先從不提所謂前偽《孔傳》，後來也不知道所謂偽《孔傳古文尚書》。可是，後來南朝和北朝之間在經學方面的交流逐漸密切，而南朝的經學逐漸占了優勢。於是北朝的經學家紛紛舍舊從新，改用南朝所盛行的各種經文本子和各家註解了。偽《孔傳古文尚書》就在北齊末年傳到了北方。北朝的學者接受了這部偽書，並有不少人替它作《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劉炫和劉焯〔zhuó〕。劉炫和《尚書》的關係尤為重要，我們需要提出來單獨談一談。
劉炫是北齊和隋朝時期的學者，他的學問淵博，名氣大，弟子多。但這人品質很壞，學術態度不老實、不嚴肅。隋朝初年，曾下令購求遺書，凡獻書者有賞。劉炫就偽造了各種古書一百多卷獻給朝廷，騙取了一大筆賞。後來有人告發這件事，劉炫受到嚴重處分，他所獻的偽書也統統作廢了。隋朝就在這次購書時收進了南朝的姚本《舜典》。姚本《舜典》在南朝雖不流行，到了北朝卻被視為真正的古本。後來劉炫在隋朝做學士，他就採用姚本《舜典》，將它收進偽《孔傳古文尚書》之內，並替這部拼湊起來的偽書寫了一部「疏」，即《尚書述議》。劉炫在當時學術界有相當的勢力，他的著作流行很廣。所以，偽《孔傳古文尚書》中的《舜典篇》正式以多出二十八個字的姚本作為定本，並且拋棄南朝人所用的王肅等人的舊注而代之以姚方興所獻的《孔傳》，這都是從劉炫開端的。當隋朝統一全國以後，這部偽《孔傳古文尚書》本也就在全國通行起來了。
不久，到了唐朝初年，唐太宗為了儘量籠絡知識分子，就大規模地整理經籍。他於貞觀四年（630）命學者顏師古考訂五經，糾正文字上的錯誤，定為標準的讀本，這就是所謂「新定五經」。新定五經於貞觀七年（633）開始頒布，全國的讀書人都要以這部標準讀本作為依據。其中《尚書》所採用的定本就是劉炫所編定的偽《孔傳古文尚書》。後來，唐太宗又感到經學界各個學派的說法太繁雜，分章斷句不一律，不便於學習，就命孔穎達與其他許多學者共同撰集《五經義疏》，每經都選定某一家的註解做標準注本，然後再替這家注本作疏。《五經義疏》撰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共一百八十卷。其中的《尚書義疏》當然也以偽《孔傳》作為標準注本，具體執筆作疏的是王德韶、李子云。它的內容大體上甄錄南北朝後期以來各家舊有的疏，如費甝、劉炫、劉焯等人的著作，加以綜合發揮，對於二劉的舊疏採用得最多。《五經義疏》寫成以後，遭到當時某些學者的批評，屢經討論修改，直到高宗永徽四年（653）才正式公布，定名為《五經正義》。從此以後，經學界通行的經文只有統一規定的新定五經，通行的學說只有統一規定的《五經正義》。由於當時已經建立了科舉取士的制度，參加科舉考試中的「明經科」必須遵照新定五經和《五經正義》，因此，其他各種不同版本的經文、各種不同學派的說法便統統不再流行了。偽《孔傳古文尚書》竟僥倖在這個鬥爭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而孔安國所傳下的古文《尚書》原本從此也和今文《尚書》同樣地失傳了。
《五經正義》的缺點很多，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應當採用偽《孔傳古文尚書》。當時，馬融、鄭玄、王肅等人的注本都還存在，他們所用的經文雖然略有出入，基本上是從西漢一脈相傳下來的古文《尚書》。而孔穎達等人竟完全相信偽《孔傳·序》中的謊言，把偽品當成了真貨，反將馬、鄭、王等人的注本一律拋棄，加以排斥，使它們全部失傳，這真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孔穎達的《尚書正義》中有不少的地方敘述了《尚書》版本的歷史和討論了《尚書》分篇的演變情況。這些記載和說法錯誤極多，前後自相矛盾，而且文字敘述也極端紊亂，令人讀去如墮五里霧中。例如，其中最荒謬的是把鄭玄所注的三十四篇說成是今文《尚書》，而把原本古文《尚書》中的「逸書」二十四篇說成是東萊張霸偽造的書，又把西漢時期的張霸說成是比東漢末年的鄭玄時代更晚的人。只要稍微了解《尚書》歷史的人就能看出《尚書正義》這些顯著的錯誤。為什麼孔穎達等人會寫出如此錯誤的著作來呢？推其原因，主要在於他們首先肯定了偽《孔傳古文尚書》是可靠的古文《尚書》，而想極力貶低鄭玄注本的價值。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對於《尚書》的歷史自然會做出歪曲的敘述，以致陷入不能自圓其說的境地。《尚書正義》成為《尚書》學界的正統讀本以後，使人們對於《尚書》各種版本的真正面目認識不清，其錯誤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當然，《五經正義》的一切錯誤不能完全歸咎於孔穎達，孔穎達只是以他的聲望充當了領銜的負責人，實際負責的人很多；而且這部書又經過修改，已經不是初寫時的原貌了。總之，自從陸德明以來，一大批隋朝和唐初的學者都迷信偽《孔傳古文尚書》，終於把它抬上了《尚書》學界唯我獨尊的寶座，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當然，偽《孔傳古文尚書》中還是保存了一部分真的古文《尚書》，那就是它從鄭注本抄來的三十一篇（在偽書中分成了三十三篇）。而且，它既然要冒充是孔安國的本子，就必須保存隸古定的字體。因此，偽《孔傳古文尚書》全部五十八篇都是用隸書寫的，其中有許多字還保留了古文字體的結構。但是，到了唐朝以後，隸書又早已不流行了，代之而起的通用字體就是我們今天所用的楷書。唐朝人對於隸書已不習用，對於隸古定的字體更不容易辨認。古文和今文這兩個名詞本是相對的：漢朝人把先秦文字稱為古文，把隸書稱為今文；對唐朝人來說，隸書成了古文，而楷書才算今文了。為了使一般的讀書人方便起見，唐玄宗於天寶三年（744）又命一個學者衛包把偽《孔傳古文尚書》全部改為楷書。從此以後，《尚書》便變成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這個樣子。後來，唐朝又於開成二年（837）刻了一次石經，這就是所謂「開成石經」。「開成石經」完全是用楷書寫刻的，其中的《尚書》就遵照衛包改寫的本子。到五代時期，我國發明了印刷術，開始用刻板印行五經，又以「開成石經」作為根據。由於有了印刷術，書籍的版本比較固定，不再容易有錯亂改變，於是，衛包改用楷書所寫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便一直保存到今天。《尚書》版本的演變到此才告一結束。
我們總結以上三章所敘述的事實，可以看出《尚書》本身的歷史經歷了幾個最大的變化：自從秦始皇焚書以後，先秦的《尚書》原本被毀，這是第一個大變化；自從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以後，西漢初年所出現的今文《尚書》全部喪失，這是第二個大變化；自從唐朝初年頒布「新定五經」和《五經正義》以後，西漢中期所出現的古文《尚書》又逐漸失傳，這是第三個大變化；最後只剩下了東晉、南朝之間出現的偽《孔傳古文尚書》，然而，這部《尚書》經過姚方興等人添入了二十八個字，又經過衛包的改寫，也失去它的原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