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史話 · 二、今、古文《尚書》的並行和演變
漢哀帝死後，王莽開始執掌政權，政局上的這一變化對於《尚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王莽在年輕時代和劉歆是好朋友，他也愛好古文學。當他執政以後，劉歆得到信任，於是把各種古文經一下子都立於學官了。當時在民間傳授古文《尚書》的兩個學者王璜和塗惲〔yùn〕也都被吸收到朝廷里來做了官。古文《尚書》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抬了頭，今文家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後來，王莽自己做了皇帝，劉歆做了國師，古文學派更是盛極一時。有一些學者如尹敏等人起先學的是今文《尚書》，這時也改學古文《尚書》，這就為後來這兩派的溝通開了先聲。
王莽失敗後，東漢政權建立，在學術上又恢復了西漢時期的舊制度。東漢初年設置博士的時候，仍然取消了古文學派而只承認今文學派，在《尚書》方面只保留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博士名額。但是，自從王莽和劉歆一度大肆提倡古文學派以後，學術界的形勢卻大為改觀了。這時候，古文學派的人數已經很多，足可與今文學派對抗。因此，在東漢光武帝初年，這兩個學派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爭執的中心是古文經《左傳》應不應當立於學官的問題，沒有牽涉到《尚書》。實際上，無論在西漢或東漢時期，今、古文兩派之爭，重點都在《左傳》而不在《尚書》。因為《左傳》只有古文本，沒有今文本，所以今文家根本拒絕承認這部書。至於《尚書》的情形就不同了，不管今文《尚書》家也好，古文《尚書》家也好，他們所研究的是一部共同的書，儘管版本上有所不同，說法上有所分歧，但拿著基本上相同的一部經文，說來講去，畢竟是同多異少。因此，在今、古文兩派的激烈鬥爭中，《尚書》始終是一個陪襯的題目。
光武帝時候的今、古文之爭以古文家陳元的勝利暫時告一結束。朝廷聽從陳元的意見把《左傳》這門古文學立於學官，置立《左傳》博士；但古文《尚書》並沒有援例享受同等的待遇。不久以後，今文學派繼續攻擊《左傳》，議論紛紛，結果又把這門官學取消。從此，整個東漢一朝，所有的古文經始終沒有正式立於學官，官方學術機構依然像西漢時期一樣由今文學派把持。
在東漢的今文學派中，政治上最得意的要算今文《尚書》家了。因為東漢的皇帝們特別重視《尚書》，他們都把它當作自己最主要的政治理論讀物。光武帝首先選用了一個講今文《尚書》的學者擔任教太子的職務。這個學者名叫桓榮，是屬於歐陽家一派的。後來太子做了皇帝，就是明帝。明帝特別尊重他的老師，使桓榮在政治上享受種種崇高的榮譽。桓榮家中世代傳授歐陽《尚書》，一連三代連任五個皇帝的老師，一門煊赫無比。桓家各代所傳授的弟子都數以千計，其中有不少的人做到卿相等大官，在政治上真是興旺非凡。到了東漢後期，從桓氏受業的楊氏又一連幾代都位至三公，也世傳歐陽《尚書》；楊家的門生故吏也遍於全國。因此，今文《尚書》的歐陽家一派在東漢一朝的政治舞台上是極有勢力的，其他各經各派都不能與之相比。至於今文《尚書》中的大、小夏侯兩派因為都立於學官，所以也相當興旺，傳習的人很多，其中做到大官的人為數也不少；不過他們比起歐陽家來稍見遜色罷了。
如果單從政治界來看，今文《尚書》家在東漢時期的地位比在西漢時期還要占優勢一些。但是，如果從學術界來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在西漢時期，今文《尚書》在學術界是風靡一時的，古文《尚書》只是民間私學，勢力很小。而到了東漢以後，古文《尚書》雖然一直沒有立於學官，卻在學術界愈來愈占優勢，最後竟至戰勝了今文《尚書》。
古文《尚書》之所以能在學術界逐漸取得優勢，首先當然是由於在王莽時期受到提倡的緣故。經過提倡以後，研究古文《尚書》的學者日益增多，也開始有人對它寫著作了。東漢初年，有一個名叫周防的古文《尚書》家曾寫過一部《尚書雜記》，共三十二篇，有四十多萬字。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有關古文《尚書》的第一部著作。
對古文《尚書》功績更大的是當時另一位學者，這人姓杜，名林。杜林的父親杜鄴也是一個通《尚書》的學者，家中藏書很多。杜林從小接受家學，後來又從親戚家得了許多書。他的學問相當淵博，尤其精通古文《尚書》。在王莽失敗後的混戰期間，杜林曾一度到隴西去避難。他在隴西偶然得到一卷漆書的古文《尚書》，高興極了，把它當作極珍貴的寶物，在顛沛流亡的時候，一直隨身攜帶，唯恐遺失。讀者不禁要問：既然杜林過去曾經學過古文《尚書》，這一卷漆書古文《尚書》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值得他這樣珍視呢？看來是這樣：杜林原先所學的古文《尚書》是民間古文《尚書》家所傳授的本子，也就是經過孔安國用隸書筆法改寫過的所謂「隸古定」的本子。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進行「隸古定」的時候難免不失去古文字體的原貌，甚至還不免有描錯的地方。因此，從西漢以來，民間所流傳的古文《尚書》實際上已經見不到古文字體的真跡。保留古文字體真跡的古文《尚書》已被孔安國獻給皇帝，成為皇家珍藏的中秘書而非一般學者所輕易得見的了。估計杜林所得到的漆書必定是保留古文字體真跡的本子，它也許是中秘書遭喪失而流落在外間的殘卷（中秘書可能有摹寫的副本），也許是先秦時代另一部古文《尚書》偶爾殘餘下來的部分。總之，杜林得到了這卷漆書，便可以校對他早先所學的古文《尚書》中的文字，便可以研究古文字體的書法藝術，並且，更可以根據研究的成果將全部古文《尚書》重新用古文字體寫出來。譬如今天的一個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假使他早先只見過用楷書筆法摹寫的甲骨文資料，一旦發現了一兩片真正的甲骨文，能夠不感到如獲至寶嗎？
關於這一卷漆書古文《尚書》暫且不提，且說杜林自從光武帝建都洛陽以後，就從隴西回到洛陽，在東漢朝廷里做了官。這時，朝廷里恰巧有另一位古文學家，名叫鄭興。鄭興是研究《左傳》的，名氣很大。他和杜林結成好友，兩人共同提倡古文學。古文《尚書》就在杜林的大力宣揚下盛行起來。當時又有另一個研究古文《尚書》的學者衛宏，也和鄭興、杜林等結識。他很佩服杜林，就奉杜林為師，重新學習古文《尚書》。衛宏早先的一個弟子徐巡後來也改拜杜林為師。杜林於是把他所珍藏的一卷漆書拿出來給衛宏、徐巡看，同時勉勵他們說：「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不合時務」就是說不合時代的需要，這可能是指兩點來說的。第一點，古文《尚書》沒有立於學官，只算私學，學會了古文《尚書》並不能作為進身之階。第二點，光武帝劉秀在奪取政權的時候，曾利用《緯書》上的預言來作為宣傳手段。他做了皇帝以後，特彆強調《緯書》的重要性，無論在政治上或學術上都要以《緯書》做根據。當時的今文家大多信從《緯書》，拿《緯書》上的話來牽強附會地解釋經書，因此能夠迎合統治者的歡心。但古文家卻大多不肯相信《緯書》，如鄭興等人都因反對《緯書》而得罪過光武帝，以致終身不得意。這也是古文學派在東漢初年的政治界不能得勢的原因之一。
儘管古文《尚書》「不合時務」，可是，杜林、衛宏等人仍大力提倡。衛宏曾就杜林所得的漆書研究古文《尚書》上的古文字書法，從而寫下了專門的著作。古文《尚書》畢竟在學術界流行起來，它的第一個功臣就是杜林。關於杜林所傳授的古文《尚書》，後代學者卻有一些混淆不明的說法，這是有關《尚書》歷史的重要問題，我們需要在這裡澄清一下。有人認為杜林所傳授的古文《尚書》就是他所得的那一卷漆書；從而，又有人認為東漢時期盛行的古文《尚書》是杜林所傳出來的本子，已經不是西漢時期孔安國所傳下來的本子了。這一系列的看法都是不正確的。杜林早在他得到漆書以前已經從他父親那裡學過古文《尚書》，而那部古文《尚書》只可能是孔安國所傳下的本子。杜林所得到的漆書只有一卷，其內容當然很少，絕不能包括古文《尚書》的全部篇章。再者，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在西漢時期已經流傳，經劉歆、王莽的提倡後更為盛行，也絕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失傳而由杜林用他的一卷漆書來取代。東漢一朝的古文《尚書》家全都認為他們所學的就是孔安國所傳下的本子，從來沒有人說他們所用的本子是杜林的漆書。他們的時代和杜林很接近，有些人差不多與杜林同時，對於這一點是不會弄錯的。所以，我們必須交代清楚：杜林得到漆書是一回事，杜林傳授古文《尚書》是另一回事。他所傳授的古文《尚書》仍然是西漢以來古文《尚書》家一脈相傳的本子，也就是孔安國的本子。不過，我們可以設想，杜林或許根據他所得的漆書對這個本子進行了字體上的校訂。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東漢時期的古文《尚書》本可能是經過杜林、衛宏等人校訂過的本子。此外，杜林、衛宏等人還就漆書研究了古文《尚書》中的古文字學問題，這與古文《尚書》的內容無關，屬於另一門學問。
繼杜林之後，對於提倡古文《尚書》有過極大貢獻的是賈逵。賈逵的父親賈徽是一個博學的古文學家，曾經從塗惲學過古文《尚書》。賈逵全部接受了他父親的學問，自己又兼通今文學家各派的學問，成為一個打破今、古文學派界限和貫通各經的大學者。他起初傳授今文《尚書》，用大夏侯家的本子。後來他又著重研究古文《尚書》，根據杜林所訂正的古文《尚書》本作了一部《訓》（即「註解」）。賈逵既然沒有今文家和古文家的門戶之見，他所作的《訓》當然也就不完全遵守孔安國所傳下來的舊說法，而摻雜了各家的說法和自己獨創的見解，同時還採取了一些《緯書》里的內容。自從賈逵的《訓》出來以後，為古文《尚書》家開闢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此後東漢的古文《尚書》家都遵循這條途徑，即儘管使用古文《尚書》的本子，但不一定遵守古文《尚書》家的「師法」（由每一代老師傳下來的固定說法），而可以旁采各家的解釋，發揮己見，自成一說。
東漢明帝時候，又進行了一次整理中秘書的工作，賈逵和《漢書》的作者班固等人是這次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整理完畢以後，班固根據劉歆的《七略》，再參以這次整理的結果，寫成了《漢書》中的《藝文志》，其中列有中秘書里今、古文各家《尚書》的篇數和卷數。賈逵也仿照劉向的例子，寫了一部簡單介紹各書內容的《別錄》向皇帝匯報，其中列有中秘書里的古文《尚書》的詳細篇名目次。
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我們知道東漢前期的今文《尚書》無論歐陽家或大、小夏侯家的本子都保持劉歆時的原狀，沒有變動。但古文《尚書》的篇數和卷數卻都略有變動，篇數由那時的五十八篇減為五十七篇，少了一篇，據說是因為在光武帝建武年間遺失了「逸篇」中的《武成篇》的緣故。卷數卻由那時的四十五卷增為四十六卷，多出了一卷。為什麼篇數減少卷數反而增多呢？據推測可能是這樣：《武成篇》大概原先沒有占一整卷，所以該篇雖然遺失，而卷數仍為四十五卷，此外再將《書序》算成一卷，所以增為四十六卷了。（《書序》不計在篇數之內，所以篇數不加。）我們又從賈逵的《別錄》得知，這時古文《尚書》的《書序》已經包括了一百篇，其中只有五十七篇有篇文，其餘的四十二篇只有篇名和序而根本沒有篇文，還有一篇就是原有篇文而現在也只剩下空名的《武成篇》。以上所說的古文《尚書》是中秘書里的古文《尚書》，不是外間所傳授的古文《尚書》。據各方面的材料來看，東漢時期外間傳授的古文《尚書》實只有三十四篇；至於那無人講授的二十三篇「逸書」似乎只有見到中秘書的人才偶爾引用過。
由此我們猜想，賈逵不僅為古文《尚書》寫過註解，還可能對它的篇目次序進行過整理。到章帝時期，賈逵又一再向章帝推薦古文《尚書》，說它比今文《尚書》好，於是章帝就命令他撰寫一部《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將今文《尚書》三家和古文《尚書》做了一番比較研究，這是溝通今、古文《尚書》的第一部著作。章帝又於建初四年（79）召集了許多學者在白虎觀開了一次學術討論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今文學家，有古文學家，也有像賈逵這樣兼通今、古文學說的學者。白虎觀的學術討論會在形式上好像是展開各家學派的爭論，實質上卻促進了各家學派的交流。無論今文學家或古文學家在這次會上都是進行友好的辯論，再不像西漢末年或東漢初年那樣互相攻擊了。
一方面，在學術界，今、古文學派的界限逐漸打破；另一方面，東漢王朝為了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為它的政權服務，便對今、古文兩派採取了兼容並收的政策。建初八年（83），章帝在賈逵的勸導下，指令各個學者選派一些高才生學習古文《尚書》和《左傳》等古文經，又把官職授給賈逵的弟子門生。這樣一來，古文《尚書》家雖沒有正式立於學官，但在政治上也取得了與今文《尚書》家幾乎同等的地位。這與賈逵的極力倡導是分不開的。
從此以後，今、古文《尚書》兩派的爭吵逐漸走向低潮，而對今、古文《尚書》進行綜合研究的人卻越來越多。東漢後期，有一個研究《尚書》的學者名叫劉陶，他曾把今文《尚書》家三個支派的本子和古文《尚書》本子合起來校對，按照自己的意見訂正三百多處文字，得出一個折中的新本子，稱之為《中文尚書》。這個本子雖沒有廣泛流行，但卻有代表性地說明了當時綜合研究的風氣。
古文《尚書》到了東漢後期更由於另一位大學者馬融的進一步研究而在學術界占了絕對優勢。馬融和賈逵一樣，兼通各經各派的學問，名氣很大，弟子很多。他對許多古書都作了註解，其中包括替古文《尚書》所作的《傳》。他所注的仍只是古文《尚書》家一貫流傳的三十四篇（實即相當於今文《尚書》的二十九篇），對於有篇文而「絕無師說」的二十三篇（原稱「逸十六篇」，後分為二十四篇，這時又喪失《武成篇》，實只二十三篇）也沒有作注。他的註解大體上與賈逵最為接近。馬融在《書序》的百篇篇名下，除了他作注的三十四篇外，對其他各篇分別註上「逸」字或「亡」字。「逸」是指有篇文而無註解的「逸篇」來說的，「亡」是指根本沒有篇文的篇名來說的。他將「逸篇」和「亡篇」區別清楚，對於後人研究東漢時期古文《尚書》的版本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馬融對於三十四篇中的《泰誓》三篇表示了極大的懷疑。前面已經說過，這三篇《泰誓》在今文《尚書》中原是一篇，而這一篇《泰誓》本來不在伏生所傳的二十八篇之內，是後來發現的。孔安國得到的古文《尚書》中也竟然有與此相同的一篇《泰誓》，似乎證明它的確是一篇真實可靠的文獻。可是，馬融發現先秦人在其他各書中所引用的《泰誓篇》的文句，不僅沒有一處見於漢朝的這篇《泰誓》中，而且文體也大不相同。因此，他提出了五點論據，懷疑這篇《泰誓》是不可靠的偽書。馬融可算是第一個從版本學上對《尚書》進行審查的人，他的考察方法無疑對於後代學者有過很大的啟發作用。
除了馬融以外，當時還有許多著名學者也都從事古文《尚書》的研究工作。例如，有一位博通五經而專門研究古文字學的學者許慎，就從賈逵那裡學過古文《尚書》，並對該書中的古文字進行過研究。他在自己所著的《說文解字》一書中引用古文《尚書》的字句共一百五十九處，沒有一處是在三十四篇或《書序》之外的，由此可以從旁證明東漢時期古文《尚書》家所傳授的本子只有三十四篇和《書序》，而不包括那「逸書」二十三篇在內。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明他所引的《尚書》是「孔氏」本，由此也可以證明賈逵所傳授的古文《尚書》的確是從孔安國傳下來的本子而絕不是什麼杜林的另一種漆書本。《說文解字》對於我們研究東漢時期的古文《尚書》版本是一部很重要的參考書。
古文《尚書》到了東漢末年在學術界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這應當歸功於當時另一位在我國學術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學者。這位學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山東高密人。他也是一位兼通今、古文各經的人，學問極為淵博。他早年跟從東郡的張恭祖學過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後來慕馬融的名而西入關中，又拜在馬融的門下，最後成為馬融所有的弟子中最著名的一位。他著的書極多，差不多對各經都有註解，對古文《尚書》自不例外。他的古文《尚書注》有許多地方不同於賈逵、馬融的說法。從此，在古文《尚書》家中，又形成了賈、馬、鄭三個派別，這三個派別同時並行。鄭玄所有的註解大多兼采今、古文兩派的說法，並且將各經串通起來，還喜歡採用《緯書》的內容。他替兩漢以來許多經學家的學說做了一番集大成的綜合工作，所以，自從他的各種註解流行以後，其他各家的解說都逐漸不大行時，以致一一相繼失傳。鄭玄在經學界占有權威地位達千餘年之久。不過，我們要知道，他把許多不應當摻雜在一起的東西統統加以融合，這種做法也有相當大的缺點。他所註解的《尚書》雖是古文《尚書》本，但他的說法以及研究方法卻與東漢初期的古文《尚書》家距離很遠了。
鄭玄曾有機會見到中秘書中的古文《尚書》，所以他也就見到了一般古文《尚書》家所不容易見到的「逸篇」。在他的《注》中曾零星地引用過那些「逸篇」的文字；但他沒有替「逸篇」作注，也沒有把「逸篇」推廣流行。
古文《尚書》經過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等人相繼的倡導，一帆風順地盛行起來。而今文《尚書》無論歐陽家或大、小夏侯家在學術界卻都相對地日益顯得暗淡無光。推其原因，大約有下面幾點。第一，提倡古文《尚書》的人大多是一些博學之士，在學術界的名望很高，勢力很大。而講今文《尚書》的人則大多是一些達官貴人，在政治界雖占有地位，在學術上卻沒有什麼成就。第二，研究古文《尚書》的學者在研究工作上都不墨守「師法」，而各自發揮自己的意見。他們的著作著重解釋《尚書》的詞義和文義以及它的歷史內容，所以學術價值較高。今文《尚書》家則比較保守，大多遵守「師法」，缺少創見。他們仍然喜歡搞那套煩瑣的「章句之學」，例如，東漢初年傳授今文《尚書》的一位名家牟長寫了一部《尚書章句》，又名《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多字，廢話很多，後來被人刪成九萬字就夠了。前面我們所提到的今文《尚書》家桓榮父子也曾先後刪除他們原先所學的《章句》。由此可見，今文《尚書》家的著作大多是一些煩瑣的講章，其學術價值不能跟賈逵、馬融、鄭玄對古文《尚書》所寫的註解相比。第三，如前所述，自從東漢中期以來，今、古文《尚書》之間的派系鬥爭已逐漸消除，許多研究今文《尚書》的人和研究古文《尚書》的人有著親密的師友關係。今文《尚書》家不再排斥古文《尚書》，所以古文《尚書》能在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中盛行起來。
今文《尚書》家既有上面所說的那些缺點，發展到了東漢末年，愈來愈有不振之勢。我們知道，今文《尚書》是立於學官的，研究《尚書》這一門的博士、博士弟子和太學生都必須通今文《尚書》；通了今文《尚書》就有進身做官的機會，所以，學今文學的人往往只顧爭權奪勢而根本不重視學術，終於使今文學派日趨沒落。當時，朝廷對各種今文經都有一部標準讀本，是用漆寫的，藏在蘭台，稱為「蘭台漆書」。當時的儒生應博士試，可以做官。競爭相當激烈。而他們手頭所用的經文在文字上有些出入差誤，往往發生爭執。為了在應試中有利於自己，便有人向蘭台掌管漆書的官吏送賄賂，請他們私自改動漆書上的文字，使與自己的本子符合，用來打擊競爭者。這種作弊的風氣曾一度流行，使今文學派的經文發生混亂，弄得學者簡直不知道究竟該依從哪一種本子。到了靈帝時候，有一位學者蔡邕向朝廷建議把經文的標準讀本刻在石碑上，以免人們任意作弊塗改。朝廷同意照辦，就命蔡邕負責主持，另外還集合一些學者共同校正經文，由他們親自分別抄寫，一律用隸書寫成經書七種，每一種經書中對當時立於學官的今文學派各家的本子都一併採納，以其中一家的本子為主，而將其他各家本子上不同的字附註在書後，作為校記。其中《尚書》一經採用了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本子，以歐陽《尚書》本為主，而校以大、小夏侯本。蔡邕等人將各經抄完後，於熹平四年（175）開始動工刻石，分刻在六十四塊石碑上，每塊石碑兩面刻字，每面三十五行，每行約七十字至七十八字不等，而《尚書》一經共有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刻成以後，於光和六年（183）立碑於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太學的講堂前。當時朝廷里的士大夫和許多儒生紛紛前來轉抄，車馬塞途，絡繹不絕。這就是所謂「漢石經」，又稱「熹平石經」或「一體石經」（因為只用隸書一種字體寫的，所以名為「一體石經」）。
熹平石經中所刻的今文《尚書》是經蔡邕等人校訂過的本子，它可以代表東漢末年今文《尚書》三家的定本。但是，近代許多學者認為熹平石經中的《尚書》就是西漢初期伏生所傳的《尚書》原本，這種提法是不大準確的。因為今文《尚書》從伏生傳到東漢末年早已經過不少演變，它的原貌多少有些改觀了，否則就不會出現三家不同的本子。
熹平石經建碑後不到十年，就發生了董卓遷都之亂。在這個大動亂的過程中，東漢皇室所收藏的中秘書喪失了十之八九，其中的古文《尚書》很可能遭到部分損失；同時，熹平石經也在這次變亂中遭到損壞。直到曹魏政權建立後，才逐漸恢復文化事業。但東漢末年的混亂局面對於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前途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