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史話 · 一、《尚書》的前身和今、古文訟案的興起
歷史記載是隨著文字的發明而產生的。當人們有了比較定型的文字以後，不僅能隨意寫下自己的語言和當時的事件，還能追記過去的口頭傳說，歷史文獻就這樣開始出現了。我國文字究竟起源於什麼時代？這個問題目前還是一個謎。近代考古發現的最古文字是殷墟甲骨文，這種文字結構複雜，相當成熟，絕不是原始的文字。根據甲骨文可以推斷我國文字的起源必定早在殷代以前，至晚是在夏代。既然在殷代以前早就有了文字，當然也就有了成文的歷史記載。不過迄今還沒有被我們發現罷了。
我國在很古的時候就有了專門記載歷史的史官，古代史官所記載的歷史文獻在體裁上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按著年月次序逐條記錄國家大事的「編年史」；另一類是記錄國王和大臣們有關國家大事的言論和政令的檔案。《尚書》就是後面這種檔案文獻的一部匯編。最早從什麼時候開始保存這樣成篇的文獻，我們不能斷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殷代已經建立了保存檔案的制度。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曾經說過：「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所謂「冊」「典」就是指保存的檔案文獻而言。《尚書》中所保存的殷代文獻給我們提供了具體的例證。
周代接收了殷代的歷史文獻，並進一步發展了史官制度。當時，在中央王室和諸侯各國都設有史官，史官之中更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分職。這些史官除了記錄當時的事件以外，當然還要負責保管舊有的歷史檔案和整理古代的歷史傳說。歷史檔案愈積愈多，每篇都得有個篇名，例如，記錄盤庚遷都時告諭臣民的文獻就以《盤庚》為篇名。同時，為了使用方便，史官們便把屬於同一時代以及涉及那個時代的文獻編在一起而以朝代作為區別，這樣就產生了《夏書》《商書》《周書》。其中的《周書》收納當代的檔案，內容當然陸續有所增加。這些按朝代分編的歷史文獻匯編大約就是《尚書》的前身。
這種分編的形式可能出現於西周時代。到了春秋時期，它們已經成為貴族們所熟悉的讀物了。春秋中期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文化事業日益發展，當時的貴族知識分子迫切需要學習歷史和政治理論來應付實際的活動，於是，這些歷史文獻匯編便和《詩經》一同成為知識界普及的課本，其中的詞句經常為人們所引用。他們在引用這些文獻時，或直接舉出某篇的篇名，或只稱之為《夏書》《商書》《周書》，或籠統地稱為《書》，這只是各人引書的習慣不同。看來，在那時候還沒有將這些歷史文獻合編成一部定型的總集。
春秋末年，儒家的始祖孔子在整理古籍、提倡學術和普及教育方面起過很大的作用，他經常和弟子們講論《詩》《書》，使這些文獻得到更為廣泛的流傳。正因為這樣，後代的儒家才把《尚書》奉為經典。也因為這樣，後代人對孔子和《尚書》的關係才產生一些牽強附會的傳說。例如，從西漢以來，就有人認為孔子曾替《尚書》寫過《書序》，認為現在《尚書》每篇前的《小序》就是孔子寫的。又有人認為原有的《尚書》包括三千多篇，被孔子刪掉了其中絕大部分，只保留下百來篇。這些傳說曾長期流傳於學術界，成為傳統的說法，但實際上都是不可靠的。因為，在孔子的時候，可能還沒有編成定本的《尚書》呢！
在戰國（公元前475—前221）時期，各家學者的著作都曾引用過這些歷史文獻，如《墨子》《管子》《孟子》《呂氏春秋》《荀子》《韓非子》等書都直接引過《書》中的詞句。這些引文有的見於今天的《尚書》，有的不見於今天的《尚書》，有的和今本《尚書》中的詞句大同小異。它們雖然只是片言隻字，卻有助於我們了解先秦時期這部《書》的本來面目，所以具有珍貴的價值。先秦人在引用《書》以外，還引用另一種歷史文獻，稱之為《傳》，這種《傳》似乎就是「傳說」的意思。先秦人對於《書》《傳》分得很清楚，大約因為前者被認為是可靠的檔案文獻，而後者只是後人記載的歷史傳說而已。可是，《書》和《傳》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人們有時也把《書》稱作《書傳》。
《尚書》的定本究竟是在什麼時代才編成的呢？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目前還不能提出十分確切的答案。但根據《尚書》本身所提供的線索來看，它的定本很可能是在戰國末期出現的。因為，《尚書》中的《堯典》和《禹貢》等篇關於唐、虞和夏禹時期的記載與戰國中期以前所有關於上古時代的傳說都不大符合：其中所體現的是大一統國家的觀念，而且表現得十分具體，像那樣具體的大一統觀念至少應當是戰國晚期的人才會具有的；同時，這幾篇中還涉及一些地理知識和地名，根據歷史事實來考察，這些地理知識和地名也只有到戰國晚期才會被人們所知道。既然《尚書》的定本中已經收進了《堯典》和《禹貢》這樣晚出的文獻，當然也就說明這個定本的編成年代不得早於戰國晚期以前。最早編成的《尚書》定本究竟包括了多少篇，我們已經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它仍然將各篇按朝代分編，並且保留了《夏書》《商書》《周書》等類目。《尚書》定本編成以後，就有一些專門講授它的學者相互傳習。雖然一般的知識分子也能引用其中某些篇章的詞句，但要全面讀懂它就非依靠專家不可。
《尚書》定本編成以後不久，秦始皇就統一了全國，並且在當年（公元前221）頒布了統一文字的命令，以秦國所定的小篆為規定的標準文字，此後又創了一種比較簡便的隸書作為日常通用文字，而取締了先秦時代其他各種不同的字體。《尚書》原來是用先秦文字寫的，它經過統一文字以後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據我們推測，秦朝官方所用的《尚書》想必配合統一文字的命令而用隸書改寫過了，但是民間所藏的《尚書》卻未必全用隸書改寫。因此，秦朝統一文字之後，很可能使《尚書》產生了字體不同的版本。到了秦始皇晚年，為了加強思想統治，下了焚書的命令。命令規定：「非博士官所職（掌管），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統統要把書燒掉。經過這次焚毀，凡是用先秦文字所寫的《尚書》原本差不多全部被消滅。能公開保留的只有博士所掌管的《尚書》，這些《尚書》當然都是隸書改寫本而不是它的本來面目了。
此後不久，陳勝、吳廣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了秦朝的統治，接著又發生楚、漢戰爭，一連打了七八年仗。這時候，山東濟南有一個專門講授《尚書》的學者，姓伏，名勝，人們都稱他作伏生。伏生曾在秦朝中央擔任過博士，他的手頭保留下一部《尚書》。當楚、漢戰爭期間，濟南地方一直兵荒馬亂，伏生不敢留在家鄉，只好逃往外地避難，臨走以前，把他的《尚書》藏在家中的壁縫裡。等到劉邦統一全國，建立了漢朝，社會秩序穩定以後，伏生才返回故鄉，到老家的壁縫裡去找尋那部暗藏多年的《尚書》。書，居然被他找到了，但遺憾的是，這部書已經損失了一部分，只剩下二十八篇。那二十八篇是：
一、堯典 二、皋陶〔yáo〕謨 三、禹 貢 四、甘誓 五、湯誓 六、盤庚七、高宗肜日 八、西伯戡黎 九、微子 十、牧誓 十一、洪範 十二、金滕 十三、大誥 十四、康誥 十五、酒 誥 十六、梓材 十七、召〔shào〕誥 十八、洛誥 十九、多士 二十、無逸 二十一、君奭〔shì〕 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顧命 二十五、費 誓 二十六、呂刑 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
這時候，伏生年紀已老，一則記憶力減退，二則多年荒疏，對於那些遺失的篇文已經背誦不出來了，只好撿起這二十八篇在本鄉傳授門徒。伏生既曾擔任過秦朝的博士，他這二十八篇書當然是用隸書轉寫過的；漢朝仍然沿用秦朝的隸書，所以伏生晚年講授他的二十八篇《尚書》時，在文字形體方面沒有隔閡和困難。於是，這個殘本開始在民間流行起來。
可是，漢朝中央起初並沒有重視保存古籍的問題。匆匆又過了二十多年，到漢文帝即位後，才開始注意整理文化典籍。像《尚書》這樣重要的古籍，朝廷里既見不到書，也找不出能夠講授這部書的人。雖然在當時的大臣中，也有個別學者如賈誼等人能通《尚書》，但他們都靠背誦記得其中的內容，偶爾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幾句，手頭未必有書，也未必能做詳盡的講解。於是，朝廷多方打聽，想找一位專門研究《尚書》的學者，最後才知道有位在民間傳授《尚書》的大師伏生還活在人間。不過，伏生這時已有九十多歲，年老力衰，不能出門。皇帝只好命令兼管文教事務的奉常派屬下一個掌故名叫晁錯的到伏生家裡去受教。伏生口授講解，晁錯用筆記下來，帶回朝廷。從此，伏生所傳的《尚書》殘本二十八篇收進了皇家的書庫，也就成了官方承認的定本。當時在齊、魯一帶開始有一些學者講授《尚書》，他們都出自伏生一脈相傳，所用的只是這一種本子。
隨著漢朝前期社會經濟生活的日趨繁榮，學術復興的運動也逐漸展開。從景帝以後，朝廷鼓勵民間獻書，以前所未曾見過的殘篇斷簡就陸續出現了。在《尚書》方面，首先發現了一篇《泰誓》。這篇《泰誓》也是用隸書寫的，應當是秦朝官定本內的一部分。但因為它不在伏生的殘本之內，所以沒有人會講解它。朝廷聚集了許多博士共同研究，才把它講通。於是，將這篇書加到伏生的二十八篇中，成了二十九篇。後人往往把伏生所傳的《尚書》稱為二十九篇，實際上其中的《泰誓》一篇是稍晚以後才摻進去的。而且，這篇《泰誓》和先秦人所引用的一篇《泰誓》文字很不相同，它究竟是怎麼產生的也不清楚。但不管怎樣，這篇來路不明的文獻終於成了《尚書》中的一篇，在武帝初年已經被學者董仲舒當作《尚書》來引用了。
景帝時期，除了發現《泰誓篇》以外，還發現了兩批用先秦古文字寫的《尚書》殘本。這兩批古書的發現與景帝的兩個兒子——河間獻王劉德和魯共王劉余——分別有關。
河間獻王好學，喜歡古書，他在自己所封的河間王國境內廣泛徵求民間藏書，得到許多先秦舊書，都是用古文字體寫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先秦時代的《尚書》殘篇，在秦始皇下焚書令時被人私藏而得以倖免。但可惜我們對於河間獻王所得到的古書究竟有哪些內容已經無從知道了。
魯共王和河間獻王不同，他並不喜歡讀書而喜歡修建宮殿。他所封的魯國（今山東曲阜縣）是孔子的家鄉，孔子的後代一直住在這裡。孔家有一棟老房子，是孔子的故居。魯共王看上了這座故居的地址，就把它拆掉另蓋宮殿。據說，當這棟老屋被拆毀的時候，在牆壁中發現了幾部用先秦古文字寫的書籍，其中有一部《尚書》，還有《左傳》等等，似乎這些書也是孔家的人為了躲避秦朝焚書令而偷藏起來的。魯共王把這些古書交還孔家，恰好孔家這時有一位懂得古文字學的學者名叫孔安國，他原先是研究《詩經》和《尚書》的，於是這部新發現的《尚書》便歸他所有。這部《尚書》共有四十五篇，比當時流行的《尚書》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但那二十九篇卻在這部《尚書》中統統都有，只是字體不同，文字也有些出入。那多出的十六篇是：
舜典（一） 汩〔gǔ〕作（二） 九共（三） 大禹謨（四） 棄稷（五） 五子之歌（六） 胤征（七） 湯浩（八） 咸有一德（九） 典寶（十） 伊訓（十一）肆命（十二） 原命（十三） 武成（十四） 旅獒（十五） 冏〔jiǒng〕命（十六）
孔安國把這部《尚書》和他原先所學的《尚書》做了一番比較研究。對於其中多出的十六篇，因為根本沒有隸書本對照，不大容易讀懂，更無法做深入的講解，只好保留原狀，擱置在一邊。這十六篇又稱為「逸書」或「逸篇」，「逸篇」就是說「原先已經佚失而現在新收進來的篇文」。至於另外的二十九篇與當時流行的隸書本完全可以對照，而孔安國本來是一個認識古文字的學者，所以很容易把它們辨認出來。由於這種古文字體為當時一般人所不認識，於是孔安國根據自己的理解用隸書的筆法把這二十九篇重新摹寫一遍，字形結構仍舊保存古文字體的原狀，但所有的筆法都變成隸書的筆法，就好比我們今天用楷書的筆法摹寫甲骨文、金文一樣。這種用隸書筆法改寫古文字的方法稱為「隸古定」，孔安國所摹寫出來的二十九篇也就稱為「隸古定本」。但我們知道，古文字體的筆法是圓勢的，隸書的筆法是方勢的，古文字體經過「隸古定」以後，恐怕不免有些走樣，甚至會發生一些錯誤，不過孔安國當時這樣做是為了推廣這個新出現的《尚書》版本。既然這個「隸古定」本二十九篇和原先流行的二十九篇在文字上有一些差歧，當然孔安國就對這個新本做了一些新的解釋，提出了一些新的說法，從而開創了一個新的學派。
在這個時候，陸續發現的古文字書籍很多，並不止《尚書》一種。有些學者相信這些古文字書籍，對它們進行研究；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只相信從秦朝直接流傳下來的用隸書寫的古書。當時人把隸書稱為今文，所以就把隸書寫的古書稱為「今文學」，把專門研究「今文學」的學者稱為「今文家」；同時把古文字寫的古書稱為「古文學」，把研究「古文學」的學者稱為「古文家」。在《尚書》這一門中，原先流行的那二十九篇就是「今文《尚書》」；孔安國所新傳的二十九篇雖然經過了隸古定，但因它的來源是古文字本，而且因為它仍然保存了古文字體的字形，所以就被稱為「古文《尚書》」。《尚書》既有今文本、又有古文本，既有今文家、又有古文家，複雜的爭端就從此開始了。但我們在這裡要重複交代一點，那就是：由孔安國開創的古文《尚書》家所講授的只有二十九篇，至於那「逸書」十六篇是始終不在講授之列的。
到了漢武帝時候，除了繼續大量徵集古代逸書以外，還提出了統一思想、獨尊儒術的政策，因而把儒家的經典定為官方學術研究科目。原先在文帝時候，朝廷已經設立過經學博士，這時更進一步設立五經博士之職，由精通各經的學者分別擔任。後來又建立博士弟子制度。命令各郡和各王國定期選派一些青年到京都里來充當博士的弟子，分別受業，成績優異者能夠得到官職。知識分子為了想做官，就大批地學習經學，於是經學開始大為盛行。當時各經都有不同的學派，朝廷對各經只選定某一學派作為官方規定的科目，這個被選定的學派便稱為「立於學官」，博士必須按照這一學派的版本和說法來講授。因此，「立於學官」的學派在政治上和學術界都是占優勢的。《尚書》一經最初立於學官的是繼承伏生傳統的今文《尚書》。後來，孔安國也擔任了博士，於是，他就把自己所得的古文《尚書》原本四十五篇獻給皇帝，並且希望朝廷將他所創立的古文《尚書》學也立於學官，成為官方的一個學派。不巧，就在這時候（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宮廷中發生了一件巫蠱案，武帝心中十分煩惱，便把這件事置之腦後。孔安國的願望未能實現，只好把古文《尚書》私下裡傳授弟子，直到西漢末年，古文《尚書》始終是一門未得官方承認的私學。
前面已經說過，孔安國所得到的古文《尚書》雖有四十五篇，但他所講授的只有二十九篇。其餘多出的十六篇難道從來無人過問了嗎？不，並不這樣。「逸書」十六篇雖然在民間沒有人講授，可是，它們已經被孔安國獻給皇帝，藏在皇家的書庫里了。只要是能認識古文字體的學者又有機會見到皇家的藏書，就能閱讀它們，甚至加以引用，或至少能夠懂得各篇的大意。例如，年輩比孔安國稍晚的大史學家司馬遷就曾使用過這一部分文獻資料。司馬遷從小學過古文字，據說他還曾向孔安國學過古文《尚書》。當他擔任太史令的職務後，有機會閱讀皇家書庫中的各種珍本書，當然也能見到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四十五篇。因此，在他所著的《史記》中，除了外間流行的二十九篇《尚書》以外，還引用了其餘許多篇的篇名和內容；此外，他對於某些篇還依從了古文《尚書》家的說法。《史記》中關於各篇《尚書》的寫作緣由或歷史背景都做了詳略不等的提要，它們可能采自當時今文《尚書》家和古文《尚書》家的現有說法。後來，這些說法經過發展成為定型的《書序》，正式附在《尚書》後面。《書序》的內容大部分與《史記》里的提要相同，甚至一字不差，但小部分已經有所變動，與《史記》的說法頗不一致。由此可見，當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定型的《書序》還沒有出現；《書序》必然出現在《史記》以後，當然更不會是孔子所作的了。我們對於《書序》的發展情況不大了解，對於《書序》怎樣為今文《尚書》家和古文《尚書》家所採用也不清楚。
漢武帝以後，今文《尚書》家的傳授愈來愈廣，內部又逐漸產生了學說上的分歧。到了宣帝時期，有三個今文《尚書》家的大師各立門戶，自成一支派，這三個人就是：歐陽高、夏侯勝和後者的侄子夏侯建。歐陽高的曾祖是伏生的嫡傳弟子，後來家中世代相傳，所以人們稱之為「歐陽家」。另外，人們把夏侯勝的一派稱為「大夏侯家」，把夏侯建的一派稱為「小夏侯家」。這三個支派源流相同，相互之間也有關係，只不過在分章斷句和解釋方面略有各自不同的說法而已。宣帝為了籠絡更多的知識分子，增加博士名額，把今文《尚書》學的三個支派統統立於學官，各置博士一員。從此，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的弟子人數眾多，盛極一時。而古文《尚書》家仍然人數稀少，在政治上沒有勢力。
無論今文家或古文家，最初都是靠口頭傳授，並沒有寫成文字的講章。後人傳說伏生和孔安國都曾替《尚書》寫過《傳》（註解），這是不可靠的。在西漢後期，的確出現了一部《尚書傳》，這部書的來源不清楚，內容很雜亂，有的文字像註解，又有的文字像傳說，當時人也沒有指明它是何人所作。可是後來被誤認為伏生的作品，稱之為《尚書大傳》或《伏生大傳》，一直相沿到現在仍用這個名稱，但實際上恐怕與伏生無關。伏生並沒有寫過《傳》，而今文家的三個支派後來倒各自有了講章，這些講章分別稱為《歐陽章句》《歐陽說義》《大夏侯章句》《大夏侯解故》《小夏侯章句》《小夏侯解故》等等。既然說法上出現分歧，產生各種不同的註解也是很自然的事。不過，當時今文《尚書》家專門著重於「章句之學」，而不重在講解經文本身的意義。所謂「章句之學」，從字面上講，本應指分章斷句等，但實際上卻並不如此。他們的「章句之學」是把每章、每句甚至每一個詞組分別解說，胡亂髮揮，同一些不可靠的歷史傳說、陰陽讖緯等迷信、儒家的倫理思想、封建的政治理論、五行學說等等拉扯在一起，牽強附會，動不動寫上幾十萬字的講章。其中尤以夏侯建（小夏侯）一派最為突出，夏侯勝曾抨擊他的侄子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後來，小夏侯一派中有一個名叫秦恭的學者為講解《堯典》篇名二字寫了一百多萬字，對該篇開端的「曰若稽古」四字寫了三萬多字，其煩瑣的程度真正驚人。
到了漢成帝時候，又出現一種《緯書》，通常也稱為「讖緯」。這是一種借迷信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預言。《緯書》都假託為先秦時代的著作，並且分別和五經牽扯上關係。其中與《尚書》有關的《緯書》有《尚書中候》《尚書璇璣鈐》等若干種，也統稱為《尚書緯》。這些書替《尚書》的產生捏造了一些神話，並且還杜撰了一個孔子刪《尚書》的荒唐故事。《尚書緯》中說，《尚書》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被孔子加以刪除，只保留一百二十篇，以一百零二篇作《尚書》，以另外的十八篇作《尚書中候》。這明明是替《尚書中候》做宣傳的謊話，可是，《緯書》曾經一度盛行，其中的說法竟然在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此後，人們大多相信這個謊話，認為《尚書》原本應當有一百零二篇了。
於是，有人利用這個謊言進一步作偽。就在山東東萊地方出現了一部一百零二篇的《尚書》，叫作《百兩篇》；還有一個名叫張霸的人會講授它。朝廷聽到這個消息，便把張霸請到中央來，拿出皇家書庫里的古文《尚書》和他的《百兩篇》對照，內容完全不合。經過仔細審查，才發現這部《百兩篇》就是把外間流行的二十九篇拆分成許多篇，加上當時已出現的《書序》，又採用了《左傳》里的一些文字，拼湊成一百零二篇的。朝廷追問這部偽書的來源，據張霸說，是他的父親傳給他的，他的父親還有一個弟子名叫樊並。當時，大臣們認為這部書雖是偽造的，但造得很巧妙，張霸也還有些才學，不僅沒有將他治罪，反而把《百兩篇》也立於學官。不久以後，因為樊並犯了謀反的罪，才把《百兩篇》這門官學取消。但是，《百兩篇》既然曾經在民間流行過，又曾一度立於學官，自然對當時研究《尚書》的人不會沒有影響。此後出現的所謂《尚書》原有百篇的說法以及百篇的篇名和書序，很可能與《百兩篇》有些關係。
真的古本書，假的古本書，各種各樣的書接二連三地出現，皇家書庫的藏書日益增多，有必要進行一番整理。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著名的學者劉向奉旨領導一批學者開始整理這批「中秘書」，劉向的兒子劉歆也參加了這項工作。這次整理工作沒有完成就因故中止了。到了哀帝時，繼續整理中秘書，這時劉向已死，便由劉歆負責主持。劉歆將全部圖書分類編目，編成一部《七略》——這是我國目錄學上最古的一部重要文獻。根據劉歆的報道，我們知道了西漢末年各種《尚書》版本的情況。當時，今文《尚書》學三家的本子已經有些不同，大、小夏侯兩家的《尚書》仍是二十九篇，但歐陽家的《尚書》卻將其中的《盤庚篇》分為上、中、下三篇，比原來的篇數多了兩篇，內容雖然還是那麼多，目錄上卻列上了三十一篇。古文《尚書》的篇數也有了改變，它與歐陽家的今文《尚書》一樣，將《盤庚篇》分作三篇；此外，它又把《泰誓篇》也分作三篇，把《顧命篇》的後半分出來單成一篇，叫作《康王之誥》：於是二十九篇多出了五篇而成為三十四篇。至於「逸書」十六篇，也把《九共篇》拆分為九篇而增成二十四篇。於是，古文《尚書》的總篇數這時便由四十五篇變成了五十八篇。同時，又將某些篇合成一卷，這五十八篇總共分為四十五卷。但是，無論今文《尚書》三家分篇方法的不同，或古文《尚書》分篇合卷的淆亂，總之，它們的內容依舊和過去一樣，並未有所增減。
此外，當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尚書》時，又曾將古文《尚書》中和今文《尚書》相應的各篇拿來對照，發現今文《尚書》中的兩篇有脫簡，總共脫了三簡，估計掉了六七十個字。另外還有脫去的單字幾十個，以及七百多個字彼此不同。由此可知，西漢時期的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兩種版本的差異不過如此而已。
劉歆是一個偏好古文學的人，他在整理中秘書的過程中，對許多古文書感到極大的興趣，特別重視其中的《左傳》以及古文《尚書》等。因此，他向哀帝建議，把各種古文經統統立於學官，設置博士，使它們與今文經取得同等的地位。哀帝要劉歆同當時的五經博士共同商議這件事，那些博士都是今文家，他們企圖把持學術地盤，鞏固自己的利祿，當然對此表示反對。劉歆為此寫了一封信責備他們，這就是學術史上有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他在信中列舉了某些古文經的來源，說明這些書籍的珍貴价值，認為應當使它們廣泛流傳，與今文經並重。隨著，他又指責那些博士不應當懷著嫉妒的心情、抱著保守的態度來對待古文經和排擠古文家。由於他這封信替古文經力爭而措辭又很直率，激起了今文家的惱怒。當時朝廷里的大臣大多出身於今文家，在學術界占勢力的大學者也是今文家，他們都紛紛攻擊劉歆，不遺餘力。劉歆孤立無援，未能貫徹自己的主張，反而害怕在政治上遭到報復，只好自請調職，轉任外官去了。這就是西漢末年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之間第一次發生衝突的軒然大波，雖然爭端並不專為《尚書》而起，但《尚書》本身既有今、古文的分歧，當然也是這樁訟案中的一個重要項目。
劉歆的這封信是後人研究西漢古文《尚書》來源的一件重要的資料。可是，他在談到孔安國獻古文《尚書》的時候把年代弄錯了，這個錯誤成為後代反對古文《尚書》的學者的一個重要把柄。究竟事實是怎樣呢？我們有必要在這裡說明一下。
劉歆在信中說，孔安國獻書，遇到巫蠱案發生，未能立於學官，這些都是武帝天漢以後的事。但我們考察孔安國的生平，他早在天漢元年（公元前100）以前就已經死去了。劉歆的錯誤是顯然的，問題在於：他為什麼會弄錯年代？看來，只可能是由於這樣一種原因。漢武帝時期曾發生好幾次巫蠱案，其中有一次發生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而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天漢以後。孔安國擔任博士正在元光年間，他獻書時所遇到的巫蠱案應當是元光五年的那一次；但漢朝人一提到巫蠱案，就往往只想到天漢以後那次最大的巫蠱案，劉歆大概也是由於這樣想，所以才把孔安國獻書的年代弄錯了。近代學者有人指出劉歆這個錯誤，從而根本否認孔安國有過獻古文《尚書》的事，甚至認為古文《尚書》是劉歆偽造的，認為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到古文《尚書》以及孔安國獻古文《尚書》等等都是劉歆捏造的謊言。我們認為，這種偏激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孔安國之獻古文《尚書》和古文《尚書》學派之存在，在劉歆以前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劉歆絕不可能一手遮天，憑空捏造這樣一大套謊話。當時反對劉歆最激烈的今文家也從沒有一個人懷疑劉歆有作偽的嫌疑，這就足可證明他並沒有說謊；否則今文家絕不會不予以揭發。而且，如果說劉歆作偽，那麼他反而會先把孔安國的生平弄得一清二楚，把謊話說得很圓滿，以免發生破綻，而不應當在這種顯而易見的地方露出錯誤來。何況，他更沒有必要把獻書的事和巫蠱案牽扯到一處。劉歆的錯誤顯然只可能是出於疏忽而不是由於作偽。當然，我們肯定這一點並不等於肯定西漢的古文《尚書》沒有可疑之處。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尚書》究竟是怎麼來的，是不是先秦《尚書》的原本，有沒有作偽的成分：這都是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應當由孔安國負責。總之，孔安國獻古文《尚書》和創立古文《尚書》學派應當是可靠的事實。我們要考察西漢古文《尚書》的真偽，應當追究孔安國而不應當追究劉歆。劉歆雖然極力提倡古文學，但他本人所研究的古文經是《左傳》而不是古文《尚書》；在他的信中，古文《尚書》也只是作為《左傳》的陪襯而提出的。他的主張既然失敗，古文《尚書》自然更沒有立於學官的希望。但是，不久以後，王莽就掌握了政權，學術政策大變，古文《尚書》的命運也就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