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史話 · 五、今天所見到的《尚書》
先秦的《尚書》亡於秦朝，西漢初年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亡於晉朝，西漢中葉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亡於唐朝，只有劉宋時期出現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保留到了今天。因此，儘管我們明明知道這個本子包含了許多篇偽書，還是不得不用它作為研究《尚書》的唯一的藍本。
這部《尚書》按朝代次序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大部分，共五十八篇。我們現在把各部分的篇數以及其中偽古文和真古文所占的比例列表如下：
偽古文在全書中的比例將近半數，而《商書》中的偽古文篇數比例最大，超過了一半。《周書》總篇數占全書一半以上，除去其中的偽古文，餘下二十篇在全部真古文中將近三分之二，顯然是全書最重要的部分。我們現在撇開偽古文不說，先來介紹一下真古文三十三篇的內容大要。
《虞書》四篇記載的是我國上古唐、虞時代的歷史傳說，包括唐堯禪位給虞舜、虞舜的政治活動、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關政治的談話等情節，這四篇都以虞舜為中心，所以稱為《虞書》。
《夏書》二篇中的《禹貢》記載禹治水以後全國的地理面貌，另一篇《甘誓》記載禹的兒子啟征討諸侯有扈氏的誓師詞，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據傳說，夏朝經歷了四百多年，這兩篇所涉及的只是夏朝歷史的點滴而已。
目前學術界大多數人認為，上述《虞書》和《夏書》六篇文獻都不是虞代和夏代當時的歷史記錄，而是戰國時期，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其中唯有《甘誓》一篇已見於戰國前期學者墨子的著作中，文字與今本《尚書》大同小異，因此，這一篇的來源較早，至少在戰國時期以前即已存在。至於它是否確係夏後啟的誓師詞，人們還有爭論。《虞書》四篇中的個別詞句也曾被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引用過，但當時人所見的篇文是否與今本相同，很有疑問。此外，從不同角度考察，這四篇似乎仍保存了不少有關堯舜時代的可靠傳說，所以仍不失為研究我國上古歷史的重要資料。《禹貢》一篇的內容，未見徵引於先秦任何著作，可能出現時間最晚，但它是我國古代對全國地理面貌做出綜述的第一部文獻，學術價值極為重要，人們現在普遍把它作為戰國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獻看待。
《商書》七篇，除第一篇《湯誓》記載商湯伐桀的事情以外，其餘六篇都是商朝後半期的史料。其中《盤庚》三篇記載盤庚遷都於殷的時候告諭臣民的講話。其餘三篇都記載商朝末年的事，有兩篇與商紂王有關，和《周書》中前一部分的內容是直接相連的。這七篇中，只有《湯誓》被人們認為是後來追敘的歷史傳說，其餘六篇都是比較直接的檔案。
《周書》二十篇可以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包括從《牧誓》起到《立政》止的十四篇，這十四篇內容最為豐富，是全部《尚書》中的精華所在。它們集中地報道了周朝滅殷（即商朝）以及周人如何鞏固其對殷人的統治等情況。其中包括這樣一些主要情節：武王伐紂、武王死後周公攝政、周公和成王再度東征徹底征服殷人和東方其他各國、周公為了鎮壓殷人的反抗運動所做的種種政治布置、周公和另一位大臣召公奭之間的談話、周公還政給成王等等，全部內容以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為中心人物。後一部分包括《顧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顧命》和《康王之誥》從性質和內容、文字看來，本是一篇，所以，也可以說是五篇。這五篇的時代和內容性質各不相同。時代早的屬於西周前期，時代晚的屬於春秋中葉。前三篇是周朝中央王室的檔案，後兩篇則分屬於魯國和秦國。一般認為，《周書》二十篇大體都是可靠的真實檔案文獻，其中唯有《洪範》一篇記載箕子對答武王的談話，內容全系五行學說，似應是戰國時期五行學家興起以後的作品，但也有人認為五行學說起源很早，《洪範》即其淵源。總之，拋開這一篇不說，其餘十九篇都是我們研究周代歷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將全部內容綜合起來加以分析，可以歸納成三組。第一組是關於堯、舜、禹、皋陶、啟等人的遠古歷史傳說；第二組是關於周朝建國初年的重要文獻，尤其重點地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動；第三組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檔案，所屬時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沒有直接的關聯。
《尚書》各篇的文體也不盡相同，大多數篇章是「記言」，但也有些篇章是「記事」或「記言兼記事」。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把《尚書》的文體分為十類，未免過於瑣碎。我們現在歸納一下，可以分為六類。
第一類是「典」，例如《堯典》。「典」字在古代文字中寫作「」，上半部的「」就是「冊」字，代表「書冊」，下半部的「」像几案之形，將書冊放在几案上表示尊重的意思。所以，凡是受人們尊重的書冊就稱為「典」，「經典」「典範」這類意義都是由此而來的。《尚書》中的「典」即「經典」之意。像《堯典》記載堯、舜的事跡和言論，古代史官認為這篇文獻應當受到人們尊重，把它奉為經典，所以稱之為「典」。這種「典」的體裁實際上並非當時的實況記錄，而系後代人所追敘，所以文字比較明白易懂。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在《尚書》中所占的比例是極小的。
第二類是「謨」，例如《皋陶謨》。「謨」字讀音和字義都與「謀」字相通，「謨」就是「謀議」的意思。像《皋陶謨》記載舜、禹、皋陶等人討論政治的談話，互相謀議，所以稱之為「謨」。「謨」體敘述彼此的問答對話，也比較容易讀懂。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在《尚書》中也很少見。
第三類是「訓」，例如《伊訓》。「訓」就是「教訓」的意思。原有的古文「逸篇」《伊訓》據說是記載商朝大臣伊尹教訓商王太甲的話，所以稱為「訓」。但該篇現已亡失，我們所見到的《伊訓》是偽古文，不能作為代表。不過，現在《商書》中的《高宗肜日》一篇也是記載大臣祖己教訓商王的話，雖然它不以「訓」為名，實際上屬於「訓」體。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現僅保存這一篇，我們不可能詳細討論它。
第四類是「誥」，例如《大誥》。還有一些篇雖不以「誥」為名，實際上也是「誥」，如《盤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等。「誥」的意思就是「告諭」，無論從口頭上或用書面告諭別人都叫作「誥」。《尚書》中的「誥」大多是上級對下級的指示或統治者對臣民群眾的講話。例如，《盤庚》三篇記載的是商王盤庚先後三次向他的臣民所做的講話，內容都是為了告諭臣民服從遷都於殷的行動；又如《康誥》記載的是周公告誡他弟弟康叔的講話，內容是教導康叔怎樣去統治被征服的殷人。「誥」體的篇名不大一致，有的以講話者為名，如《盤庚》《康王之誥》；有的以接受告諭的人為名，如《康誥》；還有以講話的中心內容為名的，如內容談戒酒的名為《酒誥》，內容告誡不要貪於逸樂的名為《無逸》；還有抽篇內某一詞彙作為名稱的，如《梓材》《多方》等。在這三十三篇中，屬於「誥」體的文獻占了半數左右，是《尚書》中最重要的部分。「誥」體大多記錄講話者的口語，一來由於商、周時代的口語和近代口語距離很遠，二來由於口語本身不能像書面文字那麼有條理，往往重複瑣碎，所以「誥」體文獻特別生澀難懂，也是《尚書》中最難理解的部分。唐朝的大文學家韓愈評論《尚書》的文體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周誥殷盤，詰屈聱〔áo〕牙」，「周誥」指《周書》中的各篇「誥」辭，「殷盤」指《商書》中的《盤庚》，合起來統指「誥」體而言，「詰屈聱牙」形容這種「誥」體文章讀起來結結巴巴很不順口的樣子。因為「誥」在《尚書》各種體裁中占的比例最大，人們一提到《尚書》難讀，就會想起韓愈這句話。
第五類是「誓」，例如《湯誓》。「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時或交戰前所宣布的誓師詞。屬於「誓」體的文獻在《尚書》中所占的比例僅次於「誥」體，是比較多見的。各篇「誓」的名稱也不一致，如商王湯伐夏桀時的誓師詞稱為《湯誓》，而周武王伐殷紂時的兩篇誓師詞卻分別稱為《泰誓》（意義等於「大誓」）和《牧誓》（牧是地名）。《費誓》和《牧誓》一樣也是以誓師的地址為名的；但《秦誓》卻是以國名為名，並且也不是誓師詞而是秦穆公在戰爭後向國人所宣告的誓詞。「誓」詞大多有韻節，例如《孟子》所引用的一段《泰誓》（這是先秦的真《泰誓》，既不是漢朝晚出的偽《泰誓》，也不是今天所見到的偽古文《泰誓》）是這樣：
「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
「揚」「疆」「張」「光」叶韻，字句整齊，韻律鮮明，像詩歌一樣。其他各篇「誓」雖然不像《泰誓》那麼音韻鏗鏘，但大體上也有韻節可循。我們猜想，因為「誓」是在群眾集會上宣布的誓詞，當然力求簡潔明了，便於記憶，所以詞句多半簡短，有節奏，有韻律，頗像我們現代的口號。也正因為這樣，所以「誓」是比較容易讀懂的。
第六類是「命」，例如《文侯之命》。「命」本來就是「命令」的意思。《尚書》中的「命」是古代常見的一種「命辭」，它們大多是君主獎勵或賞賜某個臣子時所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對晉文侯所發布的一道獎令。屬於「命」體的文獻在《尚書》中很少，但在其他書籍或考古資料中比較習見；它們的格式基本上類似，也比較容易理解。
《尚書》中所有的文獻大體上都包括在上述六種文體之內，我們通常用「典謨訓誥之文」來代表整個《尚書》的文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誥」體。
除了經文以外，《尚書》還有一個重要的附帶部分，那就是《書序》。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書序》大約是西漢時代講授《尚書》的學者所寫的，它只用幾句話簡單地說明某篇文獻是某人因為某事而作的，例如，《甘誓》篇的《序》是這樣：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秦誓》篇的《序》是這樣：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有的《序》比較詳細，甚至還記載了年代；有的則非常簡略，僅只提到作者的名字。《書序》有助於我們研究各篇文獻的歷史背景，但它們究竟是後人的講解，並不是絕對可靠的。從西漢以來，人們把《書序》編入《尚書》之內，又誤傳它們為孔子的作品，於是《書序》長期和經文並重，被學者奉為不可懷疑的經典。這種態度是不對的。事實上，《書序》對某些篇文獻的說明顯然不十分準確，我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
《金滕》篇所記載的事實內容大略是這樣：周武王生了病，周公向上帝禱告，請求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並將他的禱告書收藏在金滕中（金滕就是金屬做的柜子，大概是周王用來保藏重要文件的，平時鎖得很嚴）。不久，武王死去，成王繼位，年紀還小，由周公攝政。有人散布謠言，說周公將對成王不利。成王相信謠言，和周公發生了矛盾，周公曾一度避居東國。後來天上雷電狂風大作，成王和大臣們大為恐懼，就打開金滕，發現了周公從前的禱告書，深深感到慚愧，於是重新迎接周公回來輔政。在這裡，我們不談這段故事的真假問題，單從上述記載來看，可以知道《金滕》這篇文獻顯然是武王死後才會產生的。可是，《書序》卻說：「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似乎在武王生病的時候周公就寫下了這篇文章，豈不是明明錯誤了嗎？即使說這不是由於作《序》者過於糊塗，至少也說明這篇《序》的詞句欠妥，寫得不明不白。由此可見，我們對於《書序》要抱著批判的態度來接受，不能完全信任它。過去已經有一些學者並不根據《書序》來解釋各篇文獻的來歷，例如，《文侯之命》的《序》上說這篇書是周平王賞賜晉文侯的「命辭」，但有些學者不同意《書序》的看法，認為這篇書是周襄王賞賜晉文公的「命辭」。如果後面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這篇書的時代就要比《書序》所說的時代晚一百年左右。
《書序》包含了一百篇的篇名，但並非每篇都分別有《序》，有幾篇合《序》的情況，例如，《康誥》《酒誥》《梓材》這三篇就只有一篇合《序》。凡是沒有經文的《序》，我們無從知道它們的說明是否有根據，更無從判斷它們是否正確。作偽古文的人就是根據這種《序》的指示去創造經文的。但《序》文過於簡單，學者們對於其中的字句也有不同的解釋，所以作偽者有時也未必能真正符合《書序》作者的本意。例如，《旅獒》篇本沒有經文，只有《序》，《序》也只有這樣兩句不清楚的話：「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西旅」據說是西方一個部落國家的名稱；「獒」字據馬融、鄭玄的說法應當讀作「豪」字，「豪」就是「酋豪」「酋長」的意思；「西旅獻獒」就是說西方旅國的酋長到周朝來獻禮物。可是，偽古文的作者並不採納這種說法，他認為「獒」字用的是本義，就是「大犬」的意思，因此他就根據西方旅國獻大犬的解釋創造了一篇偽經文。既然原來沒有經文，《書序》的說明究竟從何而來呢？《序》中的「獒」字究竟應當作何解釋呢？這些問題實在是一個謎。從這裡可以看出，《書序》不僅未必可靠，而且，《書序》本身的含義有時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們在研究《尚書》各篇的時候還是應當根據經文本身以及其他可靠的歷史記載來判斷它們的作者和寫作原因，《書序》的價值僅在於供參考而已。
我們已經一再說過，《尚書》是很難讀懂的一部古書。究竟難懂的地方何在呢？主要在於它的時代太古，它所用的字眼、詞彙、語義和語法結構都是屬於殷、周時代的上古漢語系統的，不僅和我們今天的白話文大不相同，就是和我們所常見的一般文言文也不相同。一般的文言文，我們通常叫作「古文」，這種「古文」基本上是以戰國、秦、漢時代的古漢語作為典範的，但《尚書》中的漢語比這種漢語時代更古，形式更有所不同，所以又比一般的古文更難懂了。
試從詞彙來看，《尚書》中常用的某些字在一般的古文中是少見的，例如，「迪」表示「引導」，「誕」表示「大」，「厥」表示「其」，「攸」表示「所」，「克」表示「能夠」，「乃」表示「你的」，「台」（讀作「怡」）表示「我」，「罔」表示「沒有」，「允」表示「真正」，等等。像這種詞義，有的也保留在今天所用的個別成語中，譬如：「大放厥詞」就等於「大放其詞」，「生死攸關」就等於「生死所關」，這樣的用法仍是從《尚書》等古籍中繼承下來的，但為數已經不多了。
《尚書》中還有許多常用的語氣詞也是一般的古文中少見的，例如，「曰若」「惟時」「乃惟」之類，這些語氣詞本身是沒有實義的，它們只用來表示一種發語的口氣，和一般古文中的「夫、且夫、蓋、蓋聞」等差不多。
此外，《尚書》在語法上也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我們通常一提到古文，就會聯想到「之、乎、者、也、矣、焉、哉」這些虛字眼，這些字在一般的古文中的確是不可少的，但在《尚書》中卻極為罕見。這似乎表明殷周時代的漢語語句音調很促，句末很少有表達語氣的詞。因此，當寫成文字以後，在斷句方面就比較困難。
總之，我們在研究《尚書》時，除了需要首先了解它的歷史以外，還需要對古文字學和殷周時代的古漢語具備基本的知識。這部重要的古代歷史文獻迄今還有許多問題等待我們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