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春秋 · 報壇舊話

望平街的故事 中國的報刊，最早是米鄰和梁亞發編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在馬六甲發行（1815年8月5日出版），並不在上海。香港的《華文日報》，如《孖剌西報》的《中外新報》，1858年刊出，也比上海的報紙早幾年。但說到中國的新聞事業，上海卻是一個公認的中心。上海的報紙，如《字林西報》的《上海新報》和《滬報》，並不在望平街（今山東路）；但說到了上海望平街，大家都知道這是上海的報館街。一部望平街的歷史，便是現代中國報業史。 望平街，這條名震中外和世界呼吸相通的街巷，實在短得很；南起福州路，北終南京路，全長不過五六十丈。就在望平街漢口路的轉角，矗立著兩座大廈，一所坐北向南，那是《新聞報》（創刊於1893年）。一所坐西向東，那是《申報》。它們一向執了中國報壇的牛耳。在我們鄉間，凡是報紙，都稱為「申報紙」，可見它是新聞界的老太爺了。由《申報》向南數十步，就在福州路 的轉角，巍然巨廈上有七級浮屠，微風吹動，可聞鈴聲，那便是當年和《申》《新》齊名的《時報》（創於1904年，初為狄平子的企業，繼由黃伯惠主持，抗戰時停刊了）。這條短街，就給新聞事業籠罩了一切，其他種種，都算不得什麼了。《申報》北邊，便是外國墳山（今黃浦區體育館），初期的英租界，到這兒已是極邊。一百年前的上海商業中心是棋盤街，即今福州路、廣東路一帶。當年的南京路乃是郊區，望平街已經是西邊的界路了。外國墳山北邊，那家有名的馬敦和帽莊，一直門庭若市的。那帽莊的小店東馬蔭良，正是《申報》的主要人物。 上海的報館，除了洋文報，如《字林報》等，本來都集中在望平街這一線上。抗戰前，《申報》館對面那一排，有《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當年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由葉楚傖、邵力子主持，代表中國政治的激進思想。隔鄰的《時事新報》，為研究系機關報，由張東蓀、潘公弼主辦，代表改良主義的緩進思想。這兩張報紙，針鋒相對，辯論得非常激烈。「五四運動」前後，《民國日報》附刊《覺悟》，《時事新報》附刊《學燈》，都在推動新文化、新文學運動，連帶把《申》《新》兩位老大哥都拖向前去了。直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民國日報》變成官方報紙，《時事新報》也由孔祥熙的新聞企業收購和《大陸報》《申時電訊社》《大晚報》合稱四社，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領導新文化的工作，又由史量才的《申報·自由談》來擔當，那已經是「九一八」以後的事了。 狄平子初辦《時報》，他就說：「吾之辦此報，非為革新輿論，乃欲革新代表輿論之報界耳。」他初辦《時報》，有短評，有長篇通訊，有專電，有副刊，比之其他報紙，這是一份初具現代化規模的報紙。後來，由黃伯惠接辦，首用特大標題，著重「黃色」新聞 （指社會新聞，不一定是色情新聞），也在報壇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五四運動」以後，《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在領導青年思想及文學革命上起了作用；而《時事新報》對面，有一家報紙，便是陳布雷、潘公展所主持的《商報》，其策應國民革命，鼓舞東南人心，還在《民國日報》之上。至於隔鄰那家《神州日報》，民初雖曾熱鬧過一陣，後來卻暗淡無光。它的附刊《晶報》（先為三日刊，後來也是日日刊）卻成為上海小報的先河。 從《申報》北行，跨過一條馬路，轉入九江路，那家馳聲全國的小型報《立報》（這是屬於北平《實報》、南京《朝報》型的小型報，並非帶黃色氣味的小報。）一開頭便以短小精悍的姿態出現，最大的特色是不刊載廣告，新聞精編，三個副刊，駸駸日上，與《申報》爭一日之長，乃是望平街上一件大事。《立報》（1935年創刊）的銷行數字，不僅突破了《申報》的紀錄，也曾有過超《新聞報》的紀錄。上海報業公會，小報中只有《立報》才夠得上做會員。薩空了、成舍我，確乎是報壇的怪傑！ 天津《大公報》，本來是華北新聞界的明星；它和北京《晨報》，都比上海的報紙高明些。「九一八」以後，國難嚴重，《大公報》乃於1936年4月大踏步進入望平街，居然執全國新聞業的牛耳，也是中國新聞史的新頁。不過到了抗戰前夕，望平街只是上海新聞企業的象徵名詞，也可以說是上海報紙的發行中樞。實際上，報館網已經向南移動，衝到愛多亞路去了。那時的《大公報》，正在愛多亞路的南首，和《中美晚報》館相近。愛多亞路北邊，則有《大晚報》《大陸報》《時事新報》。（《大晚報》乃是上海晚報中的先進，在抗戰初期發揮很大作用的。）報館街的地區，慢慢在擴大了。 望平街這條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躍著，四更向盡，東方未 明，街頭人影幢幢，都是販報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數千人。一到《申》《新》兩報出版，那簡直是一股洪流，掠過瞭望平街，向幾條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 我們就從這條馬路的脈搏，體會得朝野中外的動態呢！ 抗戰八年，也可說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里程碑，望平街頭也就起了劇烈的變化。我軍退出了淞滬戰線，《大公報》《時事新報》《立報》《民報》（即《民國日報》）都從上海退出，向西南大後方及海外另圖發展。孤島上愛國人士所創辦的《文匯報》《正言報》《中美日報》和敵偽報紙在望平街展開惡戰。到了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進入租界，偽方進占了《申》《新》兩報，才在漫漫長夜中，挨著等待天明。 勝利喚醒瞭望平街的希望，上海新聞界又活躍起來。不過，戰後望平街，情勢稍有變動，由縱的發展，演成橫的擴展。報業重心，稍稍東移，落在河南路與漢口路的交叉線上。《正言報》就在福州路的西首，和在四川中路的《前線日報》《益世報》遙遙相對（《前線日報》後來移往哈爾濱路）。當時政府機關報《中央日報》接收了河南路的偽《中國日報》館址。還有青年黨的《中華日報》，黃埔軍系的《和平日報》，以及《大公報》，都散布在南京路上。還有那家《商報》，接上了九江路《立報》舊址，《立報》和《民國日報》，都移到北河南路去了。《東南日報》上海版出版最遲，設在北四川路長春路轉角，地點尤為偏僻。望平街的視野，比戰前廣大得多，但一般人觀念中，依舊把望平街當作報業發祥地，視線依舊集中在那一角上。每天早晨，百川匯海，不管報館辦在哪兒，印出來的報紙，照例流向那條古老的街頭去。誰都沒有力量改變這一傳統觀念，另開市場的。《中華時報》創刊那一天，因為印刷上脫了節，遲到望平街半小時，但見街空人散，找不 到一個報販，連我買的一份在內，總共銷了十一份，也成為望平街上的趣話。 《申》《新》這兩家古老報館，自從太平洋戰後，被敵偽所強占，於是它們就永遠失去了自由，等候政府當局的支配。勝利後第三周，這兩家報館便奉命停刊整理，等待國民黨投入官股，由潘公展主持《申報》，程滄波主持《新聞報》，和馮有真的《中央日報》鼎足而三，支配了整個望平街的命運（幕後則由陳布雷在指揮著）。那時望平街的報紙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國民黨天下，所不同者，只是CC或軍統或陳布雷的政治關係不同而已。本來，《文匯報》在望平街上露過頭角，《正言報》也曾大露鋒芒，結果都被當局下令停刊。唯一可以批評黨政，帶點自由主義氣氛的，只有《大公報》。《大公報》經過了抗戰時代的歷練，已成為全國性報紙，它回到上海時，在本市雖不能與《申》《新》抗衡，在南京和京滬、滬杭兩線的城市，銷數都比《申》《新》多得多。舊時代望平街上報業，直到今日尚存的，也只有《大公報》了。 那一時期，有一份特殊四開報，便是《時代日報》，那是蘇商所辦的。要說新聞自由，只在那報上還存在。 《上海新報》 ——上海最早的中文報紙 1845年，上海英租界開埠。1850年，亨利·奚安門（Henry Shearman）創辦一種英文刊物，叫作《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 ，周刊，8月3日創刊）。後來《北華捷報》又出刊了一種日刊，名《航務商業日報》（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到了1864年7月1日，才改名《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 ）。這是上海最早的英文報。在《字林西報》前，《北華捷報》又先辦了一份中文報紙，名《上海新報》，曾有十二年歷史，比《申報》還早了十一年，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報紙。 《上海新報》發刊於1861年11月下旬，開始也是每星期一次，到了第二年5月7日，才改為每周發行三次（逢二、四、六出版）。1872年7月2日，才改為日刊，每日出一張，星期日休刊。《新報》發刊就用上等白報紙印行，比十二年後創刊的《申報》用毛邊紙（一說用竹連紙，另說用毛太紙）單面印刷講究得多。 《新報》的篇幅，僅及現行報紙的四分之一，長十八英寸、寬十一英寸，作狹長式。 《新報》的發刊，意在報道市場消息，以商業為主；因此發刊啟事中說：「所有一切國政軍情，市俗利弊，生意價格，船貨往來，無所不載。」但把它餵養成長的，卻是「戰神」。該報創刊時，正當太平軍和清軍戰爭最激烈的時期。那時上海租界，來了許多長江下游及浙閩等地的殷富之家，上海市場畸形活躍，這些流寓孤島人士，對於軍息及鄉情，非常關心，因此，這份洋人辦的中文報，就逐漸為一般人所注意了。1860年，太平軍奪取了杭州，繼又粉碎了清軍的江南大營，大軍直下東南，進迫上海。清廷勾結了洋人，組成洋槍隊，助清軍攻打太平軍。最前鋒就在靜安寺路跑馬廳（今南京西路人民公園）。上海市民，十分注意這些戰訊。《新報》所刊「第一等新聞」（即頭條新聞）都是從洋人和教會那邊得來的。 主編《新報》的西籍教士，先後有華美德（M. F. Wood，第一任）、傅蘭雅（J. Fryer，第二任）和林樂知（Y. J. Allen，第三任），都是精通中國語文的。另有一位中國助編，為董明甫。到了1868年2月1日，《新報》革新版式，充實內容，改稱新第一號，每天一張，長十四英寸、寬二十四英寸，對摺為二，兩面印刷，共四頁，每頁各寬十二英寸。內容如次： 第一版：告白。 第二版：中外新聞。選錄香港《近事錄》及《香港新報》，選錄《廣州七日報》，選錄《中國教會新報》《蘇省日報》等。 第三版：告白、船期表、銀洋物價表。 第四版：銀洋物價表，機器圖說。 到了1870年3月24日起，每條新聞上均加簡明標題，用頭 號活字排印，本文則用四號字。 這份報紙，曾獨霸上海新聞界十年之久，直到1872年4月30日《申報》出版，才碰到了勁敵。 維新派報紙 ——《時務報》 19世紀後期，發揚輿論，啟迪民智，我們還得把時間推早一點，說到維新派的報紙。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容閎（純甫）創辦《匯報》於上海，招商局總辦唐景星助成之，延英人葛理為主筆，黃子韓、賈季良等任編輯。不久，便由葛理承頂，易名《彙報》，延管才叔為主筆。到了第二年六月間，又加新股，易名《益報》，延朱連生為主筆，那年年底也就停刊了。這是國人辦報之始。（如《申報》，那是洋人辦的漢文報。）清光緒二年十月間，各省商幫辦了《新報》，後來併入製造局。 康有為公車上書，組織強學會，光緒二十年間事。在北方由文廷式主倡，設立強學會書局。光緒二十一年，在北京雕印日報，名《中外紀聞》，日銷二三千冊，這是維新派最早的日報。那年冬天，上海分會發行《強學報》，鉛字排印，每天一小冊。守舊派大為頭痛，御史楊崇伊奏請封禁，南北二報均停。（文廷式著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 《強學報》既被禁，上海強學分會乃改為時務報館出版《時務報》，由汪康年為總理，梁啓超為主筆，繼續鼓吹維新變法主張。他的言論，鋒利富有刺激性，成為時代的彗星，那是光緒二十二年七月間的事。《時務報》每旬一冊，每冊二十餘頁，以連史紙石印，清晰美觀，有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類別。域外報譯占三分之一強，對於當時士大夫，可說富有極強烈的啟發性；全國各地紛紛組織學會，討論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各地學會都有他們的刊物，因此維新運動成為全國性的社會運動。《時務報》由各方捐款開辦，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捐最多，張以報中論說太新，每加干涉。梁氏年少氣盛，不能忍耐，第二年冬天，便離開了《時務報》，報事便由汪康年一人主持。到了光緒二十四年夏，朝廷允御史宋伯魯之請，改《時務報》為官報，由康有為督辦。汪康年乃改《時務報》為《昌言報》，延梁鼎芬為主筆，另行出版，引起內部的爭執。未幾，戊戌政變起，康梁出走海外，《昌言》《時務》都停刊了。 梁啓超去日本後，又創《清議報》，以攻擊慈禧太后及剛毅、榮祿為主。清廷下令禁止入口。庚子後，梁氏又創《新民叢報》，偏重灌輸常識，風行一時。光緒三十三年，他又發起政聞社，發行《政論報》，在上海又為清廷所禁。清宣統二年，他又創《國風報》，對各個政治問題作具體的研究，灌輸國人以政治常識。他主編《新民叢報》時，又附刊《新小說報》，鼓吹革命；中有一小說名《新中國未來記》，也可說是時代的預言。（戊戌政變後，慈禧復政，下諭嚴禁報館，說「館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即飭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辦」。也是妙文。） 黨人報紙 ——《蘇報》 清末革命黨光復會所刊行的報紙以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的《蘇報》為最早。這份報紙原是胡璋（鐵梅）所經營，他的日本夫人生駒悅出面，在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註冊，由陳范（夢坡）出資購得。陳曾任知縣，以教案落職，憤嫉官場的腐敗，想以清議救天下。他的主張本來接近保皇黨，後來變為革命黨。他請吳稚暉等任主筆。那時，東南革命黨人以光復會為中心，吳稚暉、章太炎、蔡元培都是革命思想的領導人物。而會員徐錫麟、馬忠漢、陳伯平、秋瑾都是革命實行家，他們就借《蘇報》來鼓吹革命。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四川人鄒容組織愛國學社，發行《革命軍》一書，章太炎為之作序，《蘇報》也專文推介。清廷大怒，密電兩江總督及蘇撫，轉飭上海道，令會審公堂，密派干役，將單開各要犯分別嚴拿，務獲稟辦。一面立將《蘇報》館嚴行封閉。單開要犯：錢允生、陳吉甫、陳叔疇，以上《蘇報》館主筆；章炳麟 （太炎）、鄒容、龍積之，以上偽作《革命軍》匪人；陳范即陳夢坡，《蘇報》館主，以上七名，即行按名拿獲，解究毋延。那時，陳范剛到日本去，只有他的兒子仲彝和章、鄒二氏先後被獲。清廷要求引渡，外交團以此案系國事性質，不允，結果，另組額外公堂，派上海縣會審，並延律師申述案由。那時，民氣激昂，反對清廷判處章鄒「謀為不軌，大逆不道」「照律治罪，皆當處決，援照擬減，定為永遠監禁」。領事團對清廷諭旨，亦持異議，相持不能決。移京交涉。到了第二年五月，才改判鄒容監禁二年，章炳麟監禁三年，罰做苦工，限滿開釋，驅逐出境，龍積之省釋。這便是有名的《蘇報》案。（後鄒容瘐死獄中。） 《蘇報》既被封禁，《蘇報》中人又於同年六月十五日，另辦《國民日日報》，由外人高茂爾出面註冊。附刊《黑暗世界》由連橫（慕秦）編輯，攻擊清廷政治黑暗，不遺餘力。所載《南渡錄演義》，尤足喚起種族革命的觀念。清廷因為蘇案交涉上的困難，乃通令長江一帶，嚴禁售閱，又由外務部行文總稅務司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杜其銷路，絕其來源，效果也十分可憐。 和《蘇報》《國民日日報》相仿佛的，還有蔡元培等所組織的《警鐘日報》，那是光緒三十一年三月間的事。這家報紙，也是被清廷所封禁。於是革命黨的報紙，轉到日本東京去了。《復報》《民報》先後在東京刊行，前者由劉師培（光漢）主編，後者由張繼（溥泉）主編，執筆的有汪精衛、胡漢民等。章炳麟出獄東渡，繼任主編，聲勢更大，銷行更廣了。這兩種報，文字之激烈，旗幟之鮮明，比之《蘇報》《國民日日報》更進一步了。而在國內銷行之廣大，也是清廷所想不到的。 黨人報 ——《民呼》《民吁》《民立》 大陰沉沉亦可憐，眾生無語哭蒼天。 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南一墓田！ ——于右任《民呼報》出版示談善吾 1924年上巳，于右任、章太炎、張溥泉、李印泉、馮自由、馬君武諸氏，同往滬西掃鄒容墓，皆有詩。于右任詩云： 廿載而還事始伸，同來掃墓一沾巾。 威丹死後誰收葬，難得劉三做主人。 太炎詩云： 落魄江湖久不歸，故人生死總相違。 只今重過威丹墓，尚伴劉三醉一圍。 張溥泉詩云： 威丹死後無人葬，只賴劉三記姓名。 廿載復仇成大業，敢澆清酒答前盟。 《蘇報》之役，鄒容瘐死獄中。可是革命狂潮，愈演愈烈。陝人于右任以著書排滿，由陝遁至上海，與汪瘦岑、汪秉忠等組織《神州日報》。其後創辦《民呼報》（1909年），專事攻擊官僚政治的腐敗。清廷誣以吞沒陝甘賬款，拘捕房四十餘日，並判於驅逐出境。《民呼報》只辦了九十三日便中停。于氏遠走日本，於那年秋天，又請談善吾辦《民吁報》，改變論調，攻擊日本，又為上海道所封禁，出版共四十二日。于氏乃於次年九月九日，續辦《民立報》，執筆的有宋教仁、呂志伊、王印川、章行嚴，主張急進而無叫囂之習，日銷多至二萬份，印機晝夜不停，可見當時民情的激進。《民立報》發刊詞為于氏的手筆，詞云： 秋深矣！鳴蟬寂矣！草木漸搖落矣，萬籟無聲，時聞寒蛩，似斷似續，如訴如泣矣！此佳節乎？而有心人當之，頓生無窮之感。悲天歟？憫人歟？噫，如此乾坤，吾何獨為此佳節賀？我亦悲憫人也。 而孰意萬卉將寒之時，獨有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者，此何物也？吾愛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氣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豈非世人所謂晚節黃花也耶！噫嘻！噫嘻！晚節黃花。 蘭有秀兮菊有秀，懷佳人兮未能忘。當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遠！……萬花環繞，民立現矣！是為 民立發祥之日，是為民立出世之瑞！ 這是當時最振奮人心的文字！也正是迎接辛亥革命的文字。 到了民國以後，望平街上乃有「豎三民、橫三民」之稱。豎三民者便是《民呼》《民吁》《民立》。橫三民，乃是戴天仇所創的《民權》報，呂志伊所辦的《國民新聞》，鄧家彥所創的《中華民報》。在黨人報紙中，于右任也可說是一時人傑！ 《民國日報》二傑 ——葉楚傖與邵力子 在《申報》的對面，一家看似很可憐而又顯露時代光芒的報紙，便是國民黨的黨報，上海《民國日報》。它有一份代表「五四運動」以後前進的文化思想的副刊《覺悟》（還有《星期評論》），我們且看新近出版的《五四運動前後報刊目錄》索引，就可以明白這種副刊如何和時代脈搏相呼應。 這家報紙，因為國民黨在野工作的艱苦，宣傳費實在可憐，寫稿子的沒有稿費，且不必說了；有時，新聞各版已排好，印報的紙頭還沒有著落，葉楚傖先生脫下皮袍送往當鋪，換下幾十令白報紙，才把那天的報紙印出來。這該是多麼令人欽佩的革命精神。 有一年陰曆年底，報館實在窮極，債戶交集，楚傖先生就寫了一張字：「前債未清，免開尊口。」債戶只好幽默地一笑走開了。那時，邵力子先生主編《覺悟》，要找電訊；以《民國日報》之窮，除了廣州大元帥府有通訊專電外，其他如北京、天津，都派不出 特派記者。有時，邵先生到《新》《申》兩報編輯部閒談，帶便也偷看一點電訊回來。報界朋友，傳為笑談。有一回，路透社的電訊稿加價了（本來每月三百元，後來加到每月八百元），《民國日報》實在付不起，無可奈何，只好割愛不用。好在那時讀者，不十分注意國際消息，《民國日報》一年不用路透社電，也沒有人向報社探問過。 國民黨苦鬥時期的《民國日報》，不獨葉、邵二氏十分賣力，其他工作朋友也很起勁。寫稿的不拿一文錢，也寫得十分精彩。起先這家報館開在三茅閣橋（河南路口，面對楊慶和銀樓），並不是望平街上。那兒是流鶯地區，楚傖先生做了許多有趣的諧詩。我到上海的第二年，1923年，《民國日報》才移到望平街的東首，和《時事新報》貼鄰。《時事新報》乃是研究系的機關報，兩派政見衝突，因此罵街的文字就刊在貼鄰的兩張報紙上。那時《民國日報》代表急進的革命派，《時事新報》代表緩進的改良派，梁啓超、張東蓀的文字，便針對著葉、邵的言論來鬥爭，有如清末的《民報》與《新民叢報》。 《民國日報》兩巨頭，葉楚傖和邵力子，一肥一瘦，相映成趣。楚傖先生蘇州人，字小鳳，看起來倒像關西大漢；他酷愛杯中物，一面寫稿，一面喝酒，酒瓶就放在抽屜中。他的評論，沉著有力。但他是南社詩人，修辭造句，典重富麗，近於李商隱，他也寫小說，淺近的文言，寫文士生活，可說風流儒雅。在國共合作初期，《民國》內部首先起了分裂，楚傖接近西山會議派，嚴慎予、陳德征成為他的左右手。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楚傖便參加黨政工作，做過江蘇省主席，就和新聞事業脫離了。 邵力子先生，浙江紹興人，他早年慧敏，中過舉人；到了上海進南洋公學和震旦學院，同於右任留學日本，得識孫中山先生， 便參加革命的同盟會，做宣傳工作。「五四運動」時期，在孫中山還沒注意新文化運動時，他所編的《覺悟》已成為新思潮的陣營。沈玄廬、劉大白、沈仲九、陳望道諸先生，都是他的好友；他們所刊行的《星期評論》，提倡文化、社會文學革命，成為東南的思想燈塔。他是中國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國共合作，他主張最力。因此，他在《民國日報》，乃是左派的領袖。北伐以後，他也參加黨政工作，和新聞事業分手了。抗日軍興，他一度又出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部長。 國民黨興，而《民國日報》衰，這也是望平街上的一段故事。 《晨報》的故事 國民黨當權以後，《民國日報》（《民報》）黯然失色，只能算是苟延殘喘，在望平街上起不了什麼作用。黨的宣傳中心，已經移到中央社和《中央日報》方面去。但CC幹部潘公展卻辦了《晨報》，胡建中也辦了《東南日報》，頗有點特色，為其他黨老爺所不及的。 潘公展在「五四運動」前後，參加全國學生運動，一直在宣傳方面做工作，他進《商報》，和陳布雷一同工作，那時的《商報》相當活躍，他們都不是國民黨。後來，他們到南昌去走了一趟，被蔣介石吸引了去，才成為國民黨員，後來，潘氏便為CC的要角之一。1932年5月1日，《晨報》在望平街產生，這是潘公展現身手的一頁。在《晨報》（宓季方任經理）工作的，如何西亞、許性初、王新命，都想有所作為。他們認為，新聞貴精不貴多，凡是不重要的新聞，可以儘量刪，他們認為重要的稿件，可以儘量登。他們要在一張對開紙內，編出別人所不能編的新聞，其志不在小 （附刊是《小晨報》）。他們雖沒做到如《立報》的精練，也可說面目一新。 （CC當時以潘公展為中心，在上海組織了「干社」，以丁默邨為總幹事，以丁默邨、陳白、董行白、蔣建白、方煥如、唐惠民和王新命為七幹部。他們志在抓上海教育文化大權。） 《晨報》本來由陶百川任總編，繼由陳澤華擔任，其後由王新命接任。而主筆室的人選有陶百川、陳澤華、何子恆、梅龔彬和王新命。（《晨報畫報》由葉淺予主編，有名的「王先生」，便是那一時期的產物。）在《晨報》的本身說，可以說是相當有朝氣，但在CC的政治鬥爭中，他們所爭取的青年運動，實在是可鄙而又可笑的，而且成為潘公展與吳醒亞的內部鬥爭。 到了1935年12月間，一件突發事件發生了。那年11月3日，政府宣布實行法幣政策，給上海交易所一個極大的刺激。所有和上海寧波幫有關係的人物，如虞洽卿、王曉籟，掉進了金業交易所，杜月笙也被拖進，他們全做的是空頭。後來又參加了紗布的交易，也做的是空頭。他們自以為一定會有利益。那時日本的三菱公司以雄厚的實力來對仗，你有多少拋出，它就有多少吸進。等到要交割時，三菱公司操有必勝的把握，絕非寧波幫能抵擋得了的。 在這吃重關頭，潘公展就和那些上海大亨一鼻孔出氣，由《晨報》寫社論來支持空頭的大亨。這篇社論一發表，當日上午十時左右，財政部長孔祥熙已得上海中央銀行秘書處的簽呈，說《晨報》意在破壞法幣政策，應請中央即予封禁。孔氏立即稟明蔣介石，嚴辦此案，《晨報》便在如日中天之際，被封掉了。只留下了孤兒：《小晨報》。 早期《申報》 餘生也晚，等我有知識之日，《申報》已經從單面有光紙變成雙面印的白報紙了。不過，我們鄉間，凡是報紙，都叫作「申報紙」，一個專有名詞當作普通名詞用，可見這家報紙的權威。（六年前，在一處新聞工作同人集會中，毛澤東主席還問起這份報紙的情形，也可見這份報紙銷行之廣。）徐家匯藏書樓珍藏這一份報紙，就占那麼龐大的一層樓。我在這兒要插說幾句：用木料做的報紙，它的壽命只有二十五年，過此以往，它就變黃色，脆弱易破，因此舊報紙經不起我們翻讀的。當年，我也懂得該教堂主教之意，不曾去翻動過。我這兒所談的，乃是胡道靜先生細看了以後，根據他所說的，加上我自己在杭州文瀾閣所見的來談一談的。 《申報》創辦於1872年4月30日，迄今九十年。比它更早的報紙，只有香港《中外新報》《循環日報》《上海新報》（1861年11月創刊）。創辦《申報》的是四位英國人，主要的是安納斯 脫·美查（Ernest Major）兄弟，股本一千六百兩，先一年5月間組成公司，美查兄弟（哥哥費烈立克·美查）本來是做茶葉生意的，在中國年數久了，精通中國語文。有一年，他們的茶葉生意虧本了，想改行，他們的華人經理陳莘庚（江西人）勸他們辦報，他們看了《上海新報》的生意不錯，就集資辦了起來。事先派錢昕伯到香港調查報業情況。這位錢昕伯和香港《循環日報》創辦人王韜有密切關係，《申報》的創立，王韜也是助成人之一。 《申報》初刊時，趙逸如任經理，蔣芷湘任主筆。隔日出一號，每號一張，用中國毛太紙單面印刷，分八版，每版高十英寸又八分之一，寬九英寸又二分之一。（當時的毛太紙，和抗戰時的土報紙不同，只能單面印。我在杭州文瀾閣工作，曾收買過這幾份《申報》，因為是毛太紙，所以不妨翻動的。毛太紙可以有五六百年壽命。）第一版是本館告白，次論說序文，又次本埠新聞，外埠新聞，選錄香港新聞，譯錄西字新聞，並載京報及宮門抄，末為廣告及各貨價格表，輪船進口日期表。全用四號排印，標題也是四號字。（今日香港各報用六號，南洋各地仍用新五號；抗戰時，內地多用五號及新五號，戰前上海各報用新五號。） 那時報紙每份本埠錢八文，外埠錢十文，批發六文。廣告以五十字起碼，每刊費二百五十文，兩天以上，每天百五十文。字數加多，每加十字，每天加錢五十文，兩天以上，每天照加三十文（星期日休刊）。這樣的報紙，不知讀者看到過沒有？我收藏過一份，後來也丟了。 雙日刊的《申報》，只出了四號，到了第五號，便改為每日出版了（星期日依舊休刊）。那是1872年5月7日的事（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編務方面：增加了何桂笙、錢昕伯兩人，他們都是熟於「洋務」的人。《申報》創刊時，便公開徵求騷人韻士 的竹枝詞、紀事詩等，免費刊載，不收「廣告費」。稿費二字，在那時是談不到的。這是後來副刊的雛形。美查是英國人，比較懂得言論自由，他自己也寫社論，如議建鐵路，議建水池，其意即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申報》六十周年紀念，《申報》月刊特辟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這一傾向，可以說是這六十年中的主要傾向。「現代化」，在清末即為「洋務運動」。《申報》社論一直支持修建淞滬鐵路及電信事業的。卻也有英人葛理所辦的《匯報》著論駁斥，替守舊的中國人在辯護。當時，租界的工部局，表面上是一種建築工程管理處，實際上乃是政府。美查著論，工部局應有華董參加議事權（1873年8月27日社論），也和一般洋人觀點不同。後來，工部局設華董三人，已是四十年以後的事了。 到了1874年，日人藉口台灣生番殺琉球人及日本人，派兵到台南進攻番社；美查親往台南探訪戰訊，這是中國報紙刊載戰地新聞之始。國人才知道新聞的重要性，《申報》銷數驟增。那年9月11日，改用賽連紙印刷，每天刊行一張，仍分八版，每版高十一英寸又四分之三，寬十英寸又八分之一。這樣刊印了十三年之久，到了1897年12月20日，才改用油光紙。又刊行了十二年之久，到了1909年1月25日，才改用白報紙。我自己家中，閣樓上所積存的《申報》，便是油光紙的一種。《申報》初刊行時，只銷六百份；到了1876年，增至兩千份；到了1877年，已增至五千份；到了民國元年（1912年）已增至七千份了。民初那十年間，銷數增加，到了1922年，已經銷行五萬份，每天四大張。到了1925年，又增加到十萬份以上，其明年，增加到十四萬多份，其後就一直保持在十四五萬份之間，這是抗戰以前，中國報紙銷行的最高數字。 我們常把上海《新聞報》比作「老爺」，一直那麼牛步化；《申 報》則是「少爺」，有時清清醒醒，腳步很健，有時也在那兒踱方步，一步一回頭。到了1879年4月間，便打破英國人的星期休息的慣例，星期日也出版了。那時，美查兄弟的茶葉生意頗有轉機，他就把報業的盈餘投在幾種副業上。1876年，他們發行了一種用通俗化白話文寫的《民報》。逢周二、四、六出版，各發行一張，每日取費六十五文。其發刊告白，有云：「此報專為民間所設，字句如尋常說話；每句及人地名，盡行標明，庶幾稍識字者，便於解釋。」此報發行，上海《字林西報》（等於香港《南華早報》）鄭重加以推介。另外，他們發行過《瀛寰瑣記》《四溟瑣記》《寰宇瑣記》等一連串的日刊，（前一種四開本，後二種六開本，每價八十文。）1877年9月間，又刊《瀛寰畫報》，載世界時事風俗山川圖說，為不定期刊，每本十餘頁，共出五卷。到了1884年5月間，又創刊畫報，旬日一本，售洋五分，「選擇新聞中可驚可喜之事，繪製成圖，並附事略」。每本八圖，便是有名的《點石齋畫報》，由點石齋所印刷，故名。 上海是吃母狼奶成長的羅謨魯斯，我們只要看商務印書館、五洲大藥房、《申報》這些象徵產物，便可明白資本主義如何在東方生根。在美查兄弟說，他們辦一家報館，真是無心插上的柳枝，這柳樹卻是欣欣向榮，一片綠陰了。1881年12月24日（清光緒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天津上海間，有線電報初通，美查便叫駐天津的訪員把清廷諭旨用電報傳了過來。當天能看到北京的上諭，對東南人士是了不得的驚人之舉。（本來，得有七八天才可以看到京報。）到了1884年8月，北京天津間電報線路續成，美查就要駐京記者拍發京中的朝野大事，這才完成了報紙爭取時間的理想任務。那時，主筆蔣芷湘中了進士，離滬入京，由錢昕伯繼任主筆。錢氏頗有新聞眼光，他就把報上那些不必要的 花絮刪掉，儘量增加政治性的國際新聞，《申報》企業便發展得更快了。那年，中法戰爭起，法軍侵入安南。美查特派俄人入法營探取戰報，消息詳盡正確，引起讀者注意。第二年，法艦侵入寧波，他又派人前往觀戰，還創刊《點石齋畫報》，報道戰訊，附有插圖。這是我國報紙有軍事通訊員的開始。那一回的新聞競爭，比《字林滬報》還高了一著。銷路大增，廣告也激增；他們每天添了附張，還容納不了。他們用機制油光紙印報，就從那時開始的。 要記敘冒險家在上海的成就是一部大書；美查兄弟也是「英雄傳」中的人物之一。1889年10月間，美查兄弟把所營事業改組為美查有限公司，包括（1）江蘇藥水廠及肥皂作；（2）燧昌自來火局；（3）《申報》新聞紙；（4）申昌書局；（5）《申報》館房屋地皮，總計資本銀三十萬兩，分作六千股，美查兄弟原來的一千六百兩，算作三千股，即合資本銀十五萬兩，即是十五年之間，他們已獲利數十倍之巨。他們都變成了巨富，回到英國享福去了。從那以後，這一公司便由董事四人、經理一人來主持了。（董事之中，三個英國人，一個中國人，即梁金池。）經理芬林，也是英國人。大權都在英人埃波諾脫（E. O. Abulhnot）之手。那時華經理趙逸如已去世，由席裕祺（子眉）代行，主營業部分。編輯方面由黃協塤（式權）主持。 就在《申報》穩步前進的時期，他們碰到了第一個勁敵，便是《新聞報》。《新聞報》創刊於1893年，經營了四年，便打穩了基礎。《申報》的讀者對象是「官」與「紳」，《新聞報》的讀者對象是商人。上海是商業中心，《新聞報》也就隨著上海的發展而蒸蒸日上。《申報》那位主筆政的黃協塤，以迎合官紳之故，態度穩重，辭句整飭，除了江浙鄉試發榜加倍努力外，其他方面便一天 天和社會脫節了。 當時，國內外最重大的變化，有1898年的戊戌政變，1900年的庚子事變，1904年的日俄戰爭。青年知識分子思想激進，穩健的言論，已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梁啓超的《新民叢報》、章太炎的《民報》，儼然為言論界的彗星，在青年心目中，《申報》已為「老爺」了。就在望平街那一角上，《中外日報》創立於先（1898年），《時報》繼起於後（1904年），它們都以新的風格出現，而且在副刊上，吸引了知識青年。這一來，顯得《申報》是老大昏朽，不是奮發有為了。 後期《申報》 「辦報如逆水行船，不進則退」，望平街上的風浪，那是比印度洋的驚濤還要險惡，看你怎麼支撐下去了。1905年1月下旬（即清光緒三十年臘盡），《申報》首腦人物面對著《時報》社長狄平子的挑戰，非著手更新不可。經過了兩晝夜的討論，重新布置，由金劍華任主筆，張蘊和專寫社論。2月7日，《申報》年假後出報，便以新面目相見，他們標出新宗旨，說是「世界進化，理想日新，無取襲故蹈常，不敢飾邪熒眾」。把迎合政府、詈斥康梁的舊面目揭去。張氏第一篇社論，便引用飲冰室（梁啓超）言論，掛起維新派旗子了。從那時起，《申報》每天兩大張，上下橫截，分列短行，別刊大字，擇要標題。（新聞要用大小標題，今日讀者，看作是常事，要知道三十年前的省報，還是不講究版面的。）新版既出，觀感一新。《申報》本來在爭取新聞上下功夫，美查在運用電訊工具上，每每先人一著。新版後格外在這一方面爭勝，專電報道京中政治外交動態及關外日俄戰爭軍訊，那是《時報》 《中外日報》所不及的。在新聞網布置上，除了翻刊日本、歐美各國報刊，還在東京、巴黎、倫敦、紐約各主要城市，選任特約通訊員。一方面，在各省大城市聘請特約記者。這才達成規模完整的全國性報紙。他們對著另一勁敵《新聞報》在商業界的新發展，也著重商情行情、土產外貨、銷市情形。至於交通運輸的詳細報道，那是《申報》一貫的特色，和《字林西報》相伯仲。從那年起，他們才著重本地新聞，開闢了本埠版。所以，1905年，在中國新聞史上倒是重要的一頁。這一年的《申報》銷數，驟增至一萬份以上。（那年，滬寧鐵路正醞釀借款風潮，其秘密檔案，先後由《申報》刊行，頗使讀者驚異不已。） 上面，我所說的《申報》華人經理趙逸如退職後，由席裕祺繼任，他任職二十六年，1897年12月13日中風病逝，即由其弟席裕福（子佩）繼任。就在《申報》革新時期，美查公司股權，屬於《申報》部分，有意轉讓。（股董方面，建議擴充江蘇藥水廠。）席裕福便以七萬五千元的代價購得全部產業，1909年5月31日簽約轉移產權。洋商報紙改歸國人所有，也是望平街上一件大事。恰巧《申報》創辦人安納斯脫·美查於1908年3月病逝倫敦，也可說是這一大事的終結。 1909年1月25日（清宣統元年正月初四），《申報》開始用白報紙兩面印刷，這才和我們今日的報紙大體相同；在篇幅上，可說增加了一倍了。到了辛亥那年夏間，編輯方針又有改進。同時增加了《自由談》，這是《申報》的副刊，（《時報》初刊，便有副刊，影響及於各報。）在政局上，也正臨到大變動的前夕了。 有人問我：像《申報》這樣的大報館，那時職工的生活如何？我且節引雷瑨（他是《申報》編輯部主要人物之一）的記述以供參考。雷氏說： 當時《申報》房屋，本甚敝舊，唯西人辦公處，尚軒爽潔淨，若吾輩起居辦事之室，方廣不逾尋丈，光線甚暗。而寢處飲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則寒風砭骨，夏則熾熱如爐。最難堪者，臭蟲生殖之繁，到處蠕蠕，大堪驚異，往往終夜被擾，不能睡眠。 薪水按西曆發給，至半月不過銀幣四十元，余則以次遞降，最低之數，只有十餘元。而飯食、茗點、茶水、洗衣、剃髮，與夫筆墨等等，無不取給於中，生涯之落寞，蓋無有甚於此者。 當年的「無冕皇帝」，也是這麼清苦的。 前半截的《申報》，從營業方面說，可以說是席家的王朝，席裕福（子佩）從美查公司把這份企業承受下來，可說是他的遠見。可是不到三年，他又把這份企業轉售給史量才，這又是他的短見，他以為他們席家把《申報》撫育成長，既然有利可圖，（售價十二萬，三年之中得四萬五千元的純利。）不妨轉了手，重新來打開別的局面。他們另辦《新申報》。殊不知《申報》二字，乃是歷史的積累，那不是金錢所能計算的。《申報》一轉手，席家企業也就黯然無光了。轉售訂約，乃是1912年9月底的事，10月20日全部移交。 史量才和他的那些朋友：張謇（他是憲政派領袖之一）、趙竹君（他是張之洞的親信），都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們明白報紙不僅是一種企業，而是有著政治作用的工具。《申報》到了他們手中，這才步上新的階段。1915年冬天，席氏忽然醒悟過來，又向史氏要求補償，經法庭判決補償前主銀二十四萬五千兩。史氏還是一力承擔下來，他明白再多的補償，也還是值得的。 史家的《申報》，一開頭便延請陳冷血（景韓）為總主筆。他聘創辦《時報》的張竹平為經理，自己任總經理。在舊的基礎上發展開去，采新法，引用新人，這才成為望平街上的霸主，與《新聞報》《時報》鼎立為三。 《申報》本來的印刷機器，每小時只能印三千份（每份四張）。這對於日銷二三萬份，要趕上火車、輪船時間的「實際」是應付不了的。《申報》新址，1918年10月落成，在這五層大廈中裝了新印刷轉輪機，每小時可出報三萬餘份。其明年，又添購了一架印報機。到了1921年，又添購了兩架，十餘萬份的日銷數，才可以在兩小時中完畢。那一時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激變中，國人對國際情勢的關心，也刺激了讀者對看報的興趣。世界上的報紙，都是用戰爭的腥血餵大的，《申報》也不在例外。而報紙發展的歷史，正是機器工業發展的歷史，這部《申報》發展史，也是最好的註解。當《申報》大廈矗立在望平街時，大家覺得這一五層高樓，百餘間房間，未免太舒適了。哪知，他們企業的發展，比預想還要快。到了1930年，史氏在山東路添築五樓館屋，這才應付了這樣的大場面。在我們那一代人的心目中，《申報》《新聞報》和棋盤街上的「商務」「中華」兩書局一樣，都是了不得的。 在史氏的《申報》時期，又碰上了「五四運動」的文化狂潮，守舊的壁壘是守不住了。1919年8月間，增刊《星期增刊》，中載《國際時事專欄》，並譯述國外報刊的論著與要聞，已經有了《申報周刊》的輪廓。1920年，又辟《常識》欄，內容分常評、經濟、衛生、科學、市政、禮俗、雜錄各門，每日並有插圖一幅。1921年11月，增刊《汽車增刊》，每周一張，刊載建設公路及汽車性能構造專題介紹文字。1924年，辟《本埠增刊》，刊載集會、遊藝市 場專訊，每天出版。在當時，也是吸引讀者的新面目。1925年9月間，增闢《藝術界》《教育消息》《商業新聞》各欄，多方面爭取讀者，也就開了報紙版面的新風格。 在「五四運動」的新文化、新文藝傾向中，望平街上激進領導的原是《民國日報》的《覺悟》和《時事新報》的《學燈》。《申報》和《新聞報》反應得很遲鈍、緩慢。可是，《東方雜誌》和《申報·自由談》改變了作風，響應新傾向，那就影響得更大，進入文學革命社會革命新階段了。 1928年11月19日，《申報》發行二萬號，館中舉行熱鬧的紀念會。那天制定了「木鐸」的商標（即用「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的原意）。一位任職二十六年的老記者張蘊和繼任總主筆，馬蔭良繼任經理。（陳冷血、張竹坪二氏均辭職。）回看過去四十六年間的《申報》，在改進印刷、增加篇幅、爭取新聞上都做得頗有成績了；可是，在輔助讀者知識這一方面，只有《自由談》那一副刊。到了1930年，戈公振氏歐遊歸國，替《申報》主編《圖畫周刊》，（戈氏曾主編《時報圖畫周刊》）又接上了《瀛寰畫報》和《點石齋畫報》的傳統。到了1932年，那是《申報》的六十周年紀念。他們在所號召的紀念年上，有了許多新的改進。 《申報月刊》，便是那一年創刊的，是一種政治、經濟、文藝的綜合性刊物。（本來，綜合性刊物，以「商務」的《東方雜誌》為悠久；《申報月刊》出版了，和中華書局的《新中華》及《東方》鼎足而三，負一時重望。）另外還編印了《申報年鑑》，這是一種綜集一年間政治、經濟以至社會動態的史冊（附有各種統計）。那一年開始繪製的《中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圖》，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各專家編制，倒是現代文化的一大工作。此外，還編印了《申報叢書》，已出版的有《美日蘇三國軍備》《蘇聯現狀 論》《歐洲的航空》等冊。 在本埠增刊上，增加了《長篇小說》和《店員通訊》兩欄，星期日增出《業餘周刊》，另外又增出電影、經濟、建築、衛生、教育、國貨、科學等副刊。本埠新聞後邊，辟《讀者通訊》欄（後改為《讀者顧問》），《自由談》以外，增加了《春秋》副刊。大體說來，正如他們所說：「力求使國人知彼，並使自知，同時使其知彼而愈以自知，以求奮發我民族之偉力，錘碎束縛我生命自由之枷鎖，而躋我國家民族於自由平等之地位。」 從那一年起，《申報》又在南京路大陸商場設立了「申報流通圖書館」及業餘補習學校，並設立「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及服務部（代內地讀者購訂書刊）。這都是新聞企業以外，為社會文化著眼的工作。那是《申報》全盛時代的開展局面，也正接上了新文化運動的火炬。 值得提一提的，倒是那一時期的《自由談》。1927年以後的《民國日報·覺悟》和《時事新報·學燈》先後變了質，《時事新報》換了主人，成為孔家的四社之一，當然談不上新文化的革命精神。黎烈文從法國來，應史氏之邀，主編《自由談》，擔當文化運動的新使命。（那時《語絲》社文士，也紛紛南下，有的就留在上海。）郁達夫、陳子展、李青崖、黃芝岡、陶行知和我都在寫稿了，當時，《自由談》的場面是很熱鬧的。也來了種種離奇的謠言，以至於魯迅幾乎非每篇換一筆名不可。這些光怪陸離的場面，可看魯迅的雜文集，其中在前記、後記中說得很有趣的。那一年多的《自由談》，在有的人心目中，它已成為《申報》的生命要素了。（我在北京東安市場，看到過這一年多的《自由談》合訂本，討價很貴的。） 那一時期，正在「九一八」以後，「七七」以前，這是國家民族 命運最嚴重的時期。 我和《申報》的關係很淺，本來只是一個長期的讀者，連著先父生前所訂閱，先後總有六十多年。在黎烈文兄主編《自由談》時，才是半固定的寫稿人。就在那時，也曾替《申報月刊》《申報周刊》寫稿，和俞頌華、馬蔭良諸兄往來較密。張梓生兄接編《自由談》，我也替他和寫稿朋友找些關係，如此而已。等到王任叔兄接編《自由談》，我已經離開上海了。頌華兄離開《申報》，準備到廣州創辦《星粵日報》，我也是夥伴之一。我問他為什麼要離開《申報》，他說：「今天的《申報》，已是孤兒了！」並不是說史詠賡是孤兒，而是說《申報》在惡婆婆、長舌姑娘之下，已轉入孤兒的命運了。本來，《申報》巨頭寄希望於陳冷血（景韓）先生之身，連他老先生也覺得荊棘蔽途，不肯火中取栗，別人更不必說了。（在蔣介石左右中，處於師友地位的，只有黃膺白和陳冷血二人，張季鸞是友，又差一格，陳氏不曾進入蔣的幕府，蔣對他也格外尊敬些。董顯光之成為蔣的親信，還是從陳氏而來的。）江蘇省教育會派，不想放棄這一宣傳工具，那是顯然的，只好拉上海的地方勢力來做保鏢；這是《申報》成為那地方勢力的禁臠的伏因。道靜兄當年寫《申報》小史，寫到這一階段，著筆甚難，只好用「有話便長，無話則短」，一筆帶過。到了抗戰初期，淞滬線上，我軍既已「轉進」，《申報》也和《大公報》《立報》同一步驟，從孤島撤退（1937年12月15日起停刊）。依《申報》當局的推想，以《申報》歷史之悠久，聲望之高，轉到內地去，依舊可以打開場面，維持全國性的權威地位。哪知歲月不饒人，《申報》已經落後了；到了漢口復刊（1938年1月15日），不僅比不上《大公報》，連《武漢日報》都比不上。這樣無聲無息出到那年8月1日，漢口版停版，原想在桂林復刊，也不曾實現。 和漢口版同時，《申報》已發行了香港版，而香港版規模之小，營業之差，不獨比不上《星島》，連《立報》也不如，真是出乎我們的意外。那時，他們已作重回孤島老巢的打算，由洋商出面，那年10月10日又在上海復刊。一回到上海，又回復舊日聲威，營業頗不錯。這一考驗證明真正有全國性意義的報紙，只有《大公報》，香港、漢口、重慶、桂林，處處露光芒。《申報》《新聞報》，還只是東南地區的報紙。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軍進入租界；《申報》《新聞報》便成為敵偽的宣傳工具，那一段時期的內情，我相信有人比我明白得多。我們都在後方流轉，難得看見這些報紙的。就在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後那三個星期中，我在江西東北角上看到了《申報》，當然又是舊面目了。有一天，成都《中興日報》忽然發表社論，集中攻擊《申報》和《新聞報》，接上來，便是明令停版，聽候整理，於是這兩家報紙，成為CC派和官邸派的企業。一家由陳布雷的親弟陳訓雷來主持，一家由程滄波做社長，而《申報》乃為官邸派與上海地方勢力所分割，當日的望平街，就成為CC派的天下。直到蔣氏王朝結束，《申報》依舊是上海地區的報紙，一出了上海，連南京，都是《大公報》的天下。 《申報》是出版到1949年5月24日結束的，先後發行了七十七年。《申報》結束以後，望平街的氣氛也改變了，連那位坐包車的報販大王也都沒落了。今日上海派報，乃是郵政業務之一，和報販是不相干的了。 《大晚報》與曾虛白 上海之有晚報，那是清光緒八年（1882年）的事。當時的滬報，試出過夜報，不久便停刊了。因為「南市一至晚間，居民杜門不出，北市正在上市，市民無暇看報」。這樣的環境銷不得晚報。到了清宣統元年，有張《商情日報》，也出過「晚報」，沒多久便停刊了。直到1920年5月，沈卓吾獨力創辦了《中國晚報》，這在前期要算支撐得最久，幾年之間也賠了十多萬元，即是說那時上海人，還沒看晚報的習慣。不過1920年以後，東南一帶，內戰頻仍，齊盧之戰，奉浙之戰，就在蘇浙地區，上海市民比較關心戰局。因此，1924年9月間，上海有過《東南晚報》，同年12月有《江南晚報》，第二年11月有過《申江晚報》，1926年10月有了《上海晚報》，都是和戰局相關，戰局一停，晚報也就滯銷了。 直到「一·二八」淞滬戰事發生，中日兩軍就在上海近郊激戰，市民才渴望一份傳播當天戰訊的晚報，而《大晚報》應運而生，這才打定了晚報的天下。《大晚報》著眼在國內外新聞報道， 和日報相同。《大晚報》的電訊，精編綜寫，文字簡潔，為讀者所愛好。專欄刊載戰地特寫，尤為國人所歡迎，在兩路沿線城市，也有了銷路。《大晚報》和《時事新報》、《申報》電訊社、《大陸報》為孔祥熙系的四社之一，經濟上兜得轉比較有辦法，因此《大晚報》的壽命，在望平街上是最長的一家。 在《大晚報》以後，又有1933年1月間創刊的《大美晚報》（原有英文版），2月間出版的《新聞夜報》（上海《新聞報》的晚刊），1934年3月間出版的《社會晚報》（蔡某所辦，和《社會日報》無關），1936年出版的《新夜報》（《晨報》所辦）《華美晚報》《大英夜報》。晚報的風格，慢慢和日報相伯仲，銷數也頗不錯了。1938年創刊《文匯報》，也出過晚刊。1945年以後，迎接勝利的來臨，先有《聯合晚報》（1947年5月停刊），其他則有《大晚報》《新夜報》《時事新報晚刊》《新民報晚刊》《大眾夜報》（即《大英夜報》）《華美晚報》，共有六份之多。1949年春夏間，《前線日報》也發行過四個月的晚刊。到了今天，望平街上只留下《新民報晚刊》一家，其銷行數字之大，比以往所有晚報總銷數加一倍多，成為全國四大晚報之一。其內容之豐富，也放了報界的異彩了。 《大晚報》總編輯曾虛白抗戰時在重慶，任國際宣傳處處長（後任台灣「中央社」社長）。他的父親曾孟朴（《孽海花》作者），則是才華蓋代。虛白長於英文，久任國際宣傳處工作，和董顯光相處得很密切，文筆流利清新，他的社論，亦能針砭時弊。《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南北齊名，以評論著稱。《大晚報》仿佛是《時事新報》的晚刊，風格也極相近。說起了《大晚報》，就會想起曾虛白，報以人傳，人以報傳，非偶然也。 《時報》與狄平子 光緒三十年（1904年）四月二十九日，《時報》在望平街創刊，這也是中國報業史上一件大事。狄葆賢（楚青）號平子，也是維新派志士。他從日本留學回國，便和《湘學報》主筆唐才常在上海組織中國獨立協會，託名東文譯社，準備大舉。他出賣了所藏古書畫來供給志士們的行動經費。他們準備連結各秘密黨，乘間入京。恰好庚子拳變起，洋兵攻陷北京，他們就一面在上海張園召集各省代表，組織國會，推舉容閎、嚴復為正副議長，以為對外代表人民的機構；一面運軍火到漢口，準備占武漢為起義中心地；事敗，唐才常被捕就義。狄氏也就灰心武力革命，乃在上海創辦《時報》，從事文字上的鼓吹，請陳冷血（景韓）為主筆，別出心裁，不隨舊習。在他們的報上，有時評一欄，分版論評，短小精悍，脫去了長篇大論的宣傳腔調。又如譯介外國文藝，提倡教育，保存國粹，注重圖畫。到了歐戰後，增加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等周刊，也開了報界的風氣。（今在香港的 余翁包天笑先生，也是當年在《時報》擔任譯著工作的主角之一。）狄氏創報之初，聲言要著手報界革命，他倒真的做到了。 《時報》十七年紀念時，胡適曾在回顧一文中說：「前清光緒三十年二月，我從徽州來到上海，求當時所謂『新學』。我進梅溪學堂不到二個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全國人心大震動。當時幾家老報紙，仍舊做古文的長篇論說，仍舊保守那老格式與老辦法，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就是那比較新一點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產生，它的內容與辦法，確乎能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一出版，就成了中國知識階級的寵兒。我那年只有十四歲，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因此對於《時報》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我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專著，都剪了下來，分訂成小冊子……我們那些少年人，何以這樣愛戀《時報》呢？第一，《時報》的短評，當時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地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子裡發生有力的影響。第二，《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時報》出版後，每天登載『冷』（陳冷血，即景韓）或『笑』（包天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也是我國人寫新體短篇小說的先導。當日還有狄氏的《平等閣詩話》，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時報》為中國報界開闢了一種帶文學趣味的附張，也就是報紙之副刊的開始。 狄氏於《時報》外，又創《民報》及有正書局；《民報》延楊蔭抗（老圃）為主筆，文字較《時報》為激烈。 陳景韓（冷血） 日前，翻看《上海閒話》，說到左宗棠在新疆用兵，托胡雪岩替他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萬兩。上海《申報》著論批評攻擊，左氏看了大怒，寫信給友人說：「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主筆為之末路。」他所指無賴文人，就有楊乃武在其中。那時十分閉塞，朝野人士，都把報館主筆，輕之為無賴文人。到了梁啓超的《時務報》《新民叢報》，章太炎的《蘇報》《民報》出來，以學者出而辦報，聲光炳然，這才轉移了社會的視聽。可是，報紙之為社會教育事業，我說過，還得等到狄平子來到望平街，創辦了《時報》，這才合上現代世界的標準。 在《時報》上寫短評、短篇小說及譯介歐美小說的「冷」或「冷血」，便是陳景韓。以往如梁啓超、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都是政論家，直到陳景韓來了，才是一本正經的報人，陳氏是《時報》創業的人，後來也是《申報》的巨頭。他曾在天虛我生離職時，兼編《自由談》，也曾在史量才遇難後，主持《申報》董事會會 務。有很長一段時期，他主持《申報》筆政。 在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談到《時報》那一章，刊有陳氏的照片，手扶單車，身穿獵裝，頭戴鴨嘴帽，神采奕奕。前幾年，我在上海看到他，已是八十老翁，唇齒不清，雖然擔任上海政協委員，已是難於行步了。我們知道從望平街這一龍門跳上政治舞台的，代有其人。只有陳氏可以有進入國民政府，成為蔣介石的張子房的機會，卻留在望平街崗位上，並不以為鴻鵠將至的。這也是難得的了。 蔣介石的政治旅途中，陳其美可說是他的「師」，吳稚暉、黃膺白則在師友之間。邵力子、楊永泰則介乎朋友與幕僚之間。陳布雷只是幕僚，至於陶希聖、張其昀，連幕僚都不夠格了。一生是蔣的朋友的，只有張季鸞和陳景韓二人。陳氏一直不肯做蔣氏的「智囊」，蔣氏對他也格外敬重一點，每有大事，蔣氏必到上海訪陳，聽聽他的議論的。膺白死了，景韓已老，只讓陶希聖輩趨承鼻息，蔣氏的政治生命，也就日益黯淡了。 《時報》與黃伯惠 狄平子，這位新聞界前輩，他是激進的革命思想家，卻又是美術家，他所辦的有正書局，影印了許多書畫法帖，開了美術大眾化的大門。他是詩人，又是佛學家，因此他的《平等閣筆記》，一半談詩。如《游關外》詩：「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這是感時憂國之詩。而卷二，論慕、論愛、論空、談人天界說，引了法了上人詩：「到此已無人我別，更從何地說冤親，陡將亡國無從恨，化作慈悲度眾心！」又是自我否定了。《時報》大樓轉角，矗立七級浮屠，風吹鈴響，引人靜思。到了1921年，狄氏衰年病侵，把《時報》轉讓給黃伯惠，又是一回大變動。 黃伯惠愛好美術，和狄氏頗相近，但黃氏愛好攝影畫片及體育，和狄氏的愛好古書畫，又有古今之別。（狄氏主辦《時報》，曾刊行《佛學叢報》《婦女時報》《小說時報》。）這一個性注入《時報》，乃轉向畫報及著眼社會新聞的新風格。本來，紐約有一 家午報，每天在首頁印大字標題，加以黃色橫條，乃有「黃色新聞」之稱。《時報》的第一條黃色新聞，乃是「黃慧如與陸根榮」的「主僕戀愛」。黃慧如，上海晏摩氏女校學生，陸根榮乃其家中男工（並非「仆」，「主僕」云云乃新聞記者所加的帽子），兩小無猜，陷入情網。根榮以伊蘭之勸，毅然離開黃家，而慧如離家相從。中途為偵者所截，慧如乃服毒自殺，根榮也被控入獄。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黃老闆的「黃色新聞」方針下，他倆乃成為第一個犧牲者。《時報》開了頭，《時事新報》跟了上去，於是各種小報集中在這一件情痴案上。慧如自殺，陸根榮便成了千口交責的罪人了。 「黃色」的罡風，吹遍瞭望平街，連《新聞報》《申報》這兩位老大哥都站不住腳，非靡然從風不可。因此本埠社會新聞，先前只擠在里巷瑣聞中占三四行地位，而今整幅長篇，成為本埠版主要新聞。其風雖不像今日香港這麼厲害，也已泛濫得可以。那位有名的影星阮玲玉，也就在「人言可畏」的壓力下服毒自殺了。當時，自殺、暗殺、盜竊等新聞，占了極大篇幅，引起了社會問題專家的注意，於是《東方雜誌》曾編刊專號，研究上海的自殺、失業等問題，那些專家，各有議論，言之成理。當時，上海浚浦局發表了一份三十年來投河自殺統計表，恰好對那些社會問題專家是個正面的諷刺。原來投浦自殺，以1914年為最多，1923年以後，並未增加。即是說，社會問題所以變成嚴重，乃黃色新聞造成的。 上海報紙，套印紅色大字標題，也從黃記《時報》開始。「一·二八」之役，紅色「大捷」二字，總有碗口那麼大，確乎醒目，引人注意極了。 《大公報》進入望平街 無視望平街的傳統，踏著大步進入望平街的，《立報》以後，又來了在天津生根的《大公報》（湖南長沙也有《大公報》，卻不曾成為全國性報紙）。當《大公報》在上海出版的那一天，《新》《申》兩報曾經用過最卑劣的手段，要使《大公報》不能和讀者相見，結果也是枉費心機。 《大公報》三傑：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本來是望平街上人物，張季鸞本來是《神州日報》《民立報》的工作人員。因此，于右任壽張季鸞五十詩，有「豪情托崑曲，大筆衛神州。君莫談《民立》，同人盡白頭」之句。後來，張主《大中華日報》筆政，但他舒展自己的抱負，卻從天津《大公報》起。胡政之也是上海《大共和日報》總編輯，後來才到北京去做特派員。他們採訪新聞，雖比別人高一腳，也不能發展自己的抱負，直到他們三人接辦天津《大公報》，這才成為中國新聞界的權威（胡氏也辦過「國聞通訊社」）。 天津《大公報》原是滿人英斂之的報紙，他是滿族人中有頭 腦的一個，他反對西太后的擅權。後來轉到張、胡、吳三巨頭手中，其改組經過如次：胡政之說：「先是我等三人決議之初，約定五事：（1）資金由吳先生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2）我等三人專心辦報，在三年之內，大家都不得擔任任何有俸給的兼職。（3）我和張先生以努力入股，每屆年終，須由報館送與相當股額之股票。（4）吳先生任社長，我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先生任總編輯兼副經理。（5）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問題，商榷意見，決定主張，文字雖分任選述，而張先生則負整理修正之責；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各個不同時，從張先生。這也差不多是我們創業時的憲法。」那時，他們通力合作，為辦報而辦報，其聲譽不獨超過了上海《申》《新》二報，也超過了北京《晨報》；我們讀者心目中，這是倫敦的《泰晤士報》，可以說是能旋轉乾坤的有政治影響的報紙。他們的副刊，一向是一本正經，有京派的作風，而星期專論，都是一時人選，為讀者所注意的。 到了「九一八」以後，華北情勢，日趨嚴重，他們便決意南遷，在望平街上，不待競爭而居輿論的首座。「八一三」以後，上海成為孤島，《大公報》隨軍內遷，到漢口，便壓倒一切官私報紙，到重慶也是如此。其在香港創業，也成為「外江佬」辦報最成功的一家。後來太平洋戰爭發生，《大公報》在桂林復刊，聲威似乎比以往更高更遠，還得到密蘇里大學新聞獎，有著世界的榮譽。在蔣介石的辦公桌上，只有三份報：《大公報》《新華日報》《中央日報》，而以《大公報》居首。勝利以後，《大公報》回上海復刊較遲，除了在上海本市，比不上《申》《新》二報；南京及兩路沿線城市，還是《大公報》銷得最多。而望平街上報紙，隨著時代變遷，到今天依然存在的，也只有《大公報》。（今已移到北京出版，自建九層大樓，比張、胡、吳當年的規模更大了。） 報人張季鸞 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 日日忙人事，時時念國讎。 豪情托崑曲，大筆衛神州。 君莫談《民立》，同人盡白頭。 ——于右任《壽張季子五十》 望平街上的報人，張季鸞也是有聲譽的一位。大家看到了《大公報》，就會想到了張季鸞。 張氏名熾掌，陝西榆林人，和于右任同鄉；清末便到了上海，在於氏所主持的《民立報》工作，後來轉到民立圖書公司去。1913年，他到北京去主持北京《民立報》。宋教仁案起，袁世凱嫉視黨人，贛皖兵作，他被囚於軍政執法處，經三月才釋放。他又回到上海參加胡政之所主持的《大共和日報》任翻譯，兼任中國公學教職。1916年，又回北京任上海《新聞報》駐京記者。 1919年，又回上海，主辦《中華新報》。到了1924年冬天，《中華新報》停刊，他又回北京去。那時，胡政之也從上海到了天津，他們聯合吳鼎昌，三人接辦天津《大公報》，這才發揮了他們三人的才能和抱負。他一生就用全副精神辦《大公報》。他也是蔣介石的智囊之一，其影響還在陳景韓之上。邵力子的任陝西省主席和駐蘇聯大使，還是他所推薦的。不過他是影響蔣氏的政策的人，並不曾進入蔣氏的幕府。 《大公報》的社論，一向很認真，大部分出於他們三人的手筆，而張所執筆的尤多。他在《大公報》一萬號上，重敘他們接辦《大公報》時的四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他說：「曰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曰不賣，『聲明不以言論做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曰不盲，『夫隨聲附和，是為盲從，一知半解，是為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以上四端，為在當時環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厲之最小限。」 他的文字很簡練，卻富有煽動性，他所寫的社論，耐人細思。抗戰初期，南京即將陷落，他在漢口寫了一篇《低調和戰論》，堅持對日不屈，抗戰到底之義，字字有力。他寫好以後，卻要叫社中人第二天早晨拿給蔣百里去看，聽聽他的議論。百里一見，便拍桌叫絕，他就十分快慰了。蔣百里和他，也是文字知己。 《立報》三傑 1929年夏間，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在北京掛討「赤」（那時的「赤」指蔣介石、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而言）旗幟，實行恐怖統治時，北京《京報》的邵振青（飄萍）、《社會日報》的林白水，都被張宗昌槍斃掉了。刀下留人，靠孫寶琦之力，留下一條命的，只有《世界日報》的成舍我。他和薩空了都是中國新聞界的奇才。新聞記者很多都有「叛骨」的，成舍我也是有叛骨的人。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成舍我在南京辦《民生報》，又觸汪精衛之忌，入過獄。出獄的君子協定，是不許他在南京辦報。於是，他和薩空了、嚴諤聲，又在上海辦了《立報》。 《立報》是中國新聞史上最合理想的一種小型報，除了今日的《新民晚報》，中國沒有一種報比得上《立報》。依銷路說，只有當年北京的《小實報》，才比得上。《立報》是一張四開報紙，一開頭就不刊登廣告，連中縫和報頭都不載。後來，勉強讓出報頭兩方，已是破例了。第一版載國內重要新聞、社論及小專 欄，每一節新聞，都經過精編簡寫，沒有一句重複的話。第二版，國際新聞，把各通訊社稿件精編過來。下面四欄《言林》（副刊），這是知識青年讀物，由謝六逸主編。第三版為經濟新聞，下四欄《花果山》，原是張恨水主編，這是娛樂性副刊，後來由嚴諤聲接編。第四版為本市版，下四欄為《小茶館》，是通俗性副刊，由薩空了主編，真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紙在手，琳琅滿目。平常銷路約十二三萬份，在《新聞報》《申報》之間。單就西安一市，就銷了三千份，比陝西本市報還多了一倍以上。其在南昌的銷路，幾乎可以等於南昌各報的總和。假如不是中日戰爭，我軍從淞滬線上退卻，《立報》和其他愛國報紙一同撤退，它的前途真是無限的。 可是《立報》轉到了香港，以小型報形式出現，一直打不開場面。後來薩空了、茅盾想轉到新疆去打場面。《立報》在香港，變成了成舍我的場面，也是黯然無色。勝利以後，《立報》重新回到了上海，轉為工商界報紙，也就沒有起色。《立報》的朋友，到了近十年間，都成為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的新聞工作人員，他們的腳步，就和《大公報》相一致了。 成舍我夠衝勁，仿佛狄平子一樣，給望平街一種新的氣象。薩空了才氣橫溢，能寫能編，也能經理，可說是多面手。抗戰時期，以新疆之行受了打擊，局處桂林，某報準備請他做經理。胡政之聽了也吃一驚，認為空了出馬，定有辦法，其為報壇所推重如此。嚴諤聲原是上海《新聞報》老人，也在上海總商會任職，穩重而有朝氣。他本來在《新聞報》主編《茶話》，以「小記者」筆名作精練小品，為讀者所推重，其主編《花果山》，也是相得益彰的。 《社會日報》與陳靈犀 在上海的小報群中，我舉了幾種中間性的報紙：《小晨報》《辛報》《社會日報》。說到《社會日報》，就會記起陳靈犀；他是廣東潮州人，卻和鄭正秋一樣，和上海文藝戲劇界有密切關係。他近十多年來，一直在做整理評彈詞曲的工作。上回上海評彈團到香港所唱的《三笑》《三約牡丹亭》就是他的手筆。 他真是瘦小得可以，穿起了長袍，簡直是菸鬼一般。有一回，他在上海北站被憲兵檢查，他渾身只是發抖，憲兵總以為他是帶了煙土，鬧了大笑話。可是他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他寫的諷刺詩，頗有意緒，下筆成章，和高唐（唐大郎）瑜亮一時。和他詩酒交遊的，還有詩人施叔范、書法家鄧糞翁（散木）、和尚印西，而汪仲賢（優遊）、朱雙雲、徐半梅（卓呆），也是他的好友。這樣，他的《社會日報》，人才濟濟，多姿多彩了。 《社會日報》和《辛報》《小日報》《立報》一樣，是一張四開報，最高紀錄，也到過三萬六七千份。它和《晶報》一樣，是趣味 性報紙，卻又和《立報》一樣，又是論時述事的報紙。第一版有社評、通訊、綜合報道。第二版仿佛是小品散文的附刊，有時也有報告文字及鄉土人情風俗的記載。第三版仿佛當時的《晶報》，刊些諧詩、幽默諷刺文字、內幕新聞、文壇掌故、時人行蹤之類。有幾種連載小說，也就分刊在這兩版上。第四版便是娛樂版，和以前的《繁華報》差不多，有名伶名妓的私生活，街頭巷尾的小故事。那時，上海的大型報紙，不大考究版面，靈犀在這一方面最留心，這麼一來，顯得四個版面，變化多端。上海的小報，可以說除了《小晨報》（那是《晨報》的附刊），都是沒有自己的印刷所、排字房的。靈犀幾乎全副精神，都放在這份報紙上。為了版面有變化，他自己寫補白文字。《社會日報》在那一時期的小報中，一直在領先。（《立報》銷過十七萬份，那是另一型的報紙。） 報紙一涉及時事，那就會碰上政治上的禁忌，那時國民黨的政府，設立了新聞檢查所，每一種報刊，都得經過檢查，才可以發行。我記得有一個月，《社會日報》的社論，被檢去了二十一天，有幾天，只留下一個題目。可是讀者也真怪得很，在這樣情形下，銷數反而直線上升。 《社會日報》那些人的思想，並不是激進的，多少帶點文士的氣味，不肯低頭，本來可說是小市民的報紙，但外埠也有近萬的訂戶。我到內地旅行，時常會碰到《社會日報》的讀者，其銷行之遠，及於西南各地，有如《新聞報》一樣。 《晶報》及其他 上海望平街上，那幾家報館，組有報業公會，可是，必須是以報道時事為主的報紙，才許參加公會。《立報》雖是小型報，但它是一本正經的日報，因此得參加為會員。其他雖有報名的小報，都不能參加公會。這也是望平街上的不成文法。 可是，上海很早就有了小報。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李伯元創辦了《遊戲報》；那年十一月，德人鼐普辦了《奇聞報》。第二年，《蘇報》主筆鄒弢，辦《趣報》，孫玉聲辦《採風報》，都用五色紙印行。《字林滬報》也出了一種小報，叫《消閒錄》。後來李伯元出讓了《遊戲報》，又自辦《世界繁華報》。孫玉聲也辦了《笑林報》。這一類小報，旋起旋倒，只有《遊戲》《笑林》《繁華》三家支撐最久。報上材料，大致是妓女起居，遊戲生活，戲館京角動態，可以說是「花報」時期。 民國初年，小報冷落下來。到了1916年11月，新世界發行《新世界日刊》。次年，《大世界報》《勸業場日報》《新舞台日報》 出版，這都是代替「海報」的小報，可以說是「戲報」時期。本來的「海報」只有遊藝節目，並無其他文字。孫玉聲主編《新世界日報》，增加遊藝小品，風行一時，於是其他戲報，也就這麼做了。 到了1919年，《神州日報》主人余大雄，約了張丹斧、包天笑等辦了一份三日刊，名為《晶報》，那年3月3日創刊。內容包括短評、小說、筆記、俏皮話、劇談、插畫、名優名妓寫真、衣食住、新智囊、求疵錄等，原是一種新的嘗試，不料大得讀者愛好，坐穩了十年小報的江山。《神州日報》中停，而《晶報》立足望平街，成為三日刊的開山祖。接著《福爾摩斯》《大晶報》《金剛鑽》《羅賓漢》等三日刊，紛紛刊出，也都銷得不錯。（前幾年，香港有一份小報，也就是用了舊報名。） 直到1935年，小報為了適應讀者需要，改為每日出版，連三日一刊的《晶報》也變成日日刊。其中有近於小型報的小報，如《小晨報》《社會日報》《辛報》《時代日報》，第一版也有社論、特寫，時事報道，第二版也有社會新聞，頗近於香港的《成報》。（香港的《晶報》，那是大型報，與上海《晶報》又不相同。）抗戰勝利以後，《鐵報》的內容最豐富。到了近十年中，則是《新民晚報》獨霸時期，其內容在《立報》與《社會日報》之間，不像《立報》那麼嚴肅，也不像《社會日報》的軟性化，可以說是小報與小型報合體的典型刊物，銷數在三十萬以上。 在小報時期，望平街上還有過《大報》《小報》《小日報》《東方日報》等小報。《晶報》也曾改名為《今報》，不久又停刊了。 《前線日報》與馬樹禮 時序遷流，新陳代謝，經過了抗戰這一場大變動，望平街上面目一新，不獨《大公報》以勝利雄姿歸來，成為望平街上的霸主，新起的《東南日報》和《前線日報》，對原在上海孤島中生活的市民，可說是「異軍蒼頭突起」。但在抗戰後方人士看來，他們對這兩種報紙是熟朋友，在東南沿海一帶人士，沒有不看《東南》或《前線》的。至於西南大後方人士，他們心目中，一直把《東南日報》和《大公報》相比，胡健中也就以《東南日報》的聲譽，才獲得蔣介石的看重，到重慶去辦《中央日報》的。也就是說，這兩份報紙，就因為有了抗戰八年的深厚群眾基礎，才敢到望平街來爭一日之長。 《前線日報》也是四開型的小型報，在上饒時期，每天二張，以「報紙雜誌化」相號召，也實在做到了，和浙江的權威報紙《東南日報》各放異彩。《前線日報》初到上海，離開日本投降不久，上海人心目中仿佛是《立報》的新生。每份六張，內容有新聞精 編、專欄、特寫、若干專刊，保留報紙雜誌化的風格。專刊比《立報》多得多，對一般知識青年十分投合。創刊之初，日銷三萬餘份，聲勢並不小。 本來望平街那條報館街是南北伸展的，到了抗戰勝利後，變成了東北伸展。《中央日報》《益世報》和《前線日報》就在河南路上。《正言報》在福州路的西頭。《大公報》《中華時報》《和平日報》都在南京路上。還有許多晚報，都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上。《前線日報》後來移到哈爾濱路《每日新聞》（日文報）舊址，《東南日報》也在長春路創業，廣義的望平街，就是如此。 《前線日報》社長馬樹禮，江蘇漣水人，和顧祝同是同鄉，這便是他可以放手在上饒辦這份戰區報紙的主因。他的身體雖不好，辦事卻很有氣魄。他在上饒時期的報業，乃是小型托拉斯，有他們自己的竹林、紙廠、石灰窯、日報、周刊、通訊社、出版社，在戰時能有此規模，是很少的。勝利後，他計劃在上海辦報，規模更是大極了，可惜結果只是一個幻想而已。 《前線日報》在上海打頭陣，初進望平街，還得力於本來主持編務的宦鄉。他是交大畢業生，卻有新聞頭腦和遠大眼光，所以在上海初期的《前線日報》是很激進的，以至於觸當局之忌，被迫離職。還有一位任經理的邢頌文，他也能編能寫，還是一個頂好的事務人才。他們三人，可說是相得益彰的《前線日報》三傑。 《東南日報》與胡健中 抗戰勝利以後的望平街，國民黨要造成清一色的天下，陳布雷在幕後支配著。對《申報》《新聞報》加入了官股，由潘公展主持《申報》，程滄波主持《新聞報》，連馮有真的《中央日報》、羅孰偉的《和平日報》，都變成養媳婦了。《大公報》回上海，已經遲了幾個月，這是陳布雷所不能支配的唯一報紙，王芸生還可以自己做得幾分主。胡健中的《東南日報》進入望平街，已經是1946年年底了；他們的館址，和望平街隔得最遠，遠在北四川路底的長春路上。但《東南日報》的銷數，僅次於《申》《新》《大公》三報，居於第四位，這便是胡健中的本領。 《東南日報》原是杭州的霸主，他們的館址在眾安橋，堂皇得很。後來隨著抗戰軍事行動，移到了金華，移到了江山，移到了福建南平，都是東南一霸。在戰時，乃是唯一可以和《大公報》抗衡的報紙，編排、印刷都不錯，戰時在貴州可以銷三千份。（本來《東南日報》在南昌的銷數，比當地各報的總和多一倍以上。）它 的前身，是浙江《民國日報》，許紹棣主其事。後來，改成《東南日報》，由胡健中、劉湘女主報務。他們三人，有東南三傑之稱。胡健中的樣兒，頗像胡政之。他和劉湘女都是安徽人，而以杭州市民的身份，做了浙江籍的立法委員。《東南日報》復員後，劉湘女主持杭州版，胡健中主持上海版，其在望平街，不作第二人想。 《東南日報》是CC的嫡派報紙，但社中主持編務的一些工作人員，不少是思想進步的人，這一點，頗和《大公報》《立報》相似。因此，近十多年間，《東南日報》雖已消滅，那些工作人員，依然在望平街上繼續工作，有的在《解放日報》，有的在《新聞日報》，有的在《文匯報》。除了三巨頭外，大部分工作人員都留在上海。 不過，勝利後的那四年間的望平街，銷數的多少，都是不相干的，因為銷得越多，便越吃虧。那時，報館的生命線，在白報紙的外匯分配上，如《大公報》的銷數大，外匯分配不夠白報紙的買價，還得自己賠錢。《東南日報》就只夠了本。如《和平日報》《益世報》，每天銷不到二千份，那就大賺錢了。因此，那幾年的報業公會，只是外匯分配戰的場面。其中自有狠手，留得了狠名。白報紙外匯總額抓在馮有真手中，他在香港碰上飛機出事，死在鑽石山；這筆外匯，大有不清不楚之處。總之，有人是帶瞭望平街上的白報紙外匯到香港來過「忠貞」生活的。幾乎可以說是「忠貞之士」，都是老闆階級，他們袋中的外匯賬是見不得人的。 伏唯心照不宣可也！ 《字林西報》 ——洋人的洋文報（一） 中國的新聞事業，洋人開的頭，即如最有名的《申報》《新聞報》，起先也還是洋人創辦的。 至於洋人辦的洋文報，那是《北華捷報》開頭的。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夏間，英人奚安門，他是一家商店的駐滬代表，忽然對新聞事業發生了興趣，創辦那一份周報，他自己一手主持，便於那年8月3日出版。在創刊的首頁上，他寫道： 如果可能的話，它的結果不是短促的，消滅的，或旋作旋輟的。 他就努力辦了五年，到1856年3月，他拋下最後的一張紙，在床上死去了。他的後繼者把這份報紙擴展下去，隨著英國殖民事業的擴大，又增刊了《最高法庭與領事公報》。接著又出了一種日報，名為《航務商業日報》。到了1864年7月1日（清同 治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這份日報改為《字林西報》；《北華捷報》依舊每周刊行，倒成為《字林西報》的附刊了。 上海之有《字林西報》，仿佛香港之有《南華早報》，在洋人辦的洋文報中乃是最有勢力的一種。（先後執筆於《北華捷報》的報人，如奚安門、馬詩門、詹美生、蓋德潤、海單、巴爾福、李德爾、畢爾、葛林，都是很有名的。《捷報》所載上海開埠後情形，足供治史者的參考。）《字林西報》，可以說是純英國風的報紙，在上海為工部局的喉舌，在上海租界頗占勢力；其言論，常常和我國人的觀念相反，可以看出英國紳士們的意向，直到1949年，終於停刊了，也可說英國殖民命運在中國的終結。 《字林西報》從前在漢口路，後來搬到九江路，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才搬到外灘十七號，和那炙手可熱的滙豐銀行為鄰，正代表英國在中國殖民的兩股大勢力；金融與輿論。《字林西報》事業發展時期，有一位大眾所稱的「巴柏叔」（Uncle Bob），是很重要的，他名李德立（Robolt Little），他是英人中的首要人物，做過茶商，也做過上海電力公司秘書和A·D·C劇團台柱，1880年（光緒六年）任工部局總董，1889年以後，任《字林西報》主筆。他愛在黃浦灘邊散步，呼吸江潮及四野空氣。許多洋資本家，打灘邊碼頭的主意，他以工部局總董地位，領導著反對那種損害自然美的企圖。黃浦灘頭，這一清靜環境，倒是他保留下來的。「巴柏叔」乃是上海人所熟悉的一個洋人，他愛好和街頭人士閒談，頗懂得中國人的心理。這倒是一種很好的記者風度。 《字林西報》的突飛猛進，和路透社在遠東的伸展密切相關，它是上海最先獨家採用路透社電訊的英文報紙，因此，別的洋文報都不能和它競爭了。 開樂凱：《水星》（《文匯早報》） ——洋人的洋文報（二） 1875年（清光緒元年）英人開樂凱（Mr. J. D. Clark），他生於英國薩福克，十餘歲時就隨同義大利加力波從軍於歐洲大陸，後來服役於英國海軍，再後又投身於南美共和國的海軍。1861年開始到了遠東，身經下關鹿兒島之役。其後六年，他倦于海軍生活，乃在日本經商。他的好動心理，驅使他到了上海，開始對新聞事業發生了興趣。那時，上海有一家英文晚報，名《上海差報》，由名記者費烈德·巴爾福做總編輯。1879年，巴爾福應北京同文館之聘，擔任文學教授。《上海差報》預備改夕刊為晨報。開樂凱動了辦夜報的雄心。 他的夜報名叫MERCURY [1] 。「這個字的含義非常有趣，它是解釋為『水星』，又是商業之神，見羅馬神話。把它當作普通名詞用，它又可解作『報紙』或『買報者』，如用作一種新聞紙的名 稱，可真妙極了。」開樂凱又把這份報題了一個中文名稱叫《文匯報》。（抗戰時期的《文匯報》，便是沿襲這一報紙的中文名而來，也就是今日上海《文匯報》和香港《文匯報》的初源。） 英文《文匯報》出版於1879年4月17日傍晚（清光緒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那份準備改為晨刊的《上海差報》，便受了一激，打消改晨刊之意，跟《文匯報》競爭起來，結果，還是《文匯報》取得了勝利。到了1889年，《上海差報》的館主，將它的招牌和印刷機，都出讓給《文匯報》了。開樂凱對於新聞事業特別有興趣，他以館主兼總編輯在上海做了四十多年。以他那麼愛流動的性格，卻永久地獻身於這一社會事業，也是一件怪事。 1920年（民國九年），開樂凱年老多病，辭退館務，自居顧問地位。1922年10月26日下午3時，病逝上海，葬在靜安寺路外國公墓（今改建為靜安公園）。其後八年，1930年，這家晚報，歸併給《大美晚報》，因此《大美晚報》英文版尾上，有「AND MERCURY」字樣。 一位朋友，在一家公寓，發現了一份1885年8月10日（光緒十一年七月一日）的《文匯早報》，才知道這份晚報也曾刊行過早報的，只不知發行了多久。在那一張上有一段有趣的話： 畢林啟事 經過多年之不熟慮，我已經斷定一生中三件最困難的事情：（1）帶一把活的鰻魚，上峻峭的小山而不瀉掉一條。（2）扮演一個公正人於一場狗斗時而不發瘋。（3）編輯一張報紙。 而後者較前兩者為尤難。 他們畢竟是懂得新聞工作的艱辛的。 * * * [1] 一般漢譯為「墨丘里」。——編者注 法文《上海日報》 ——洋人的洋文報（三） 上海有種種洋人，也有種種租界，大體說來，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洋人也都辦他們各自的洋文報，即如抗戰結束，日軍投降，第一個傳出這一消息的，乃是當時在法租界出版的一種俄文報。 法國人用法文出版的第一種法文報，叫《上海新聞》（LENDUVELLISTE DE CHANGHAI ），始於1870年12月5日（清同治九年閏十月十三日）。執筆者比埃，他的幕後支持者正是法租界公董局，局方決定將每次常會會議記錄交給《上海新聞》發表。第二年3月間，一位年老的巴黎天文台助理員，名蘭璧茜（他到東方來任北京同文館教授），他在上海創辦一種法文報，叫《進步》（LE PROGRESS ）。他有意和《上海新聞》吵嘴，吵得很厲害，經過一年之久，《進步》停刊了，《上海新聞》也停刊了。那是1872年1月的事。 接在《上海新聞》之後，法國人曾出過一種《上海差報》（LE COURRIER DE CHANGHAI ）的周報，只出了三期，也就不再出版了。一直到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又有法文的《上海回聲報》（L'ECHO DE CHANGHAI ）出版，出了十個月，又停刊了。其間停了十多年。到了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才有《中國差報》（LE COURRIER DE CHINE）出現。報館設在福州路，並不在法租界。主筆是卡史退拉和雷墨爾。那年9月間，《中國差報》改名《中國通信》（LE MESSAGER DE CHINE ），由雷墨爾獨任主筆；到1897年4月間，改為日報。那年7月間，由法國三德堂（三德堂乃是天主教神父的資產總機構）所收買，改名為《中法新匯報》。 這份《中法新匯報》，主要成為宗教性的宣傳刊物，他們丟開了國際性和地方性的新聞，只留著宗教性的新聞。慢慢地政治性新聞走進這份報紙，而教會掌權者，一直不歡喜這一性質的轉變，他們認為混合著政治和宗教，乃是一件困難多而不容易討好的事。於是經過了長時期衝突，乃於1927年7月10日停刊。 在上海的法國僑民，他們迫切需要一份新的報紙，走的是另一路線，即是拋開宗教路線。法國旅華商會如此決定了，乃組成另一報業公司，派黃德樂到巴黎去物色一位受過新聞學訓練的助手，他們於1927年12月間回到上海，法文《上海日報》（LEJOURNAL DE CHANGHAI ）便這麼產生了。這份報紙，在短短几年之中，在遠東的法國人群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1929年，它的銷行數只有三百五十份，到了1934年，便每天出版兩大張至四大張，銷到二千份以上。馬利賽和助理主筆樂倫司的才能是不錯的。（黃德樂原為《小巴黎人報》的遠東通訊員，《上海日報》創辦以後，乃由馬利賽任主筆。） 法文《上海日報》有一口號是：「增進良善的意念與健全的意念。」 上海早期出現的日文報 ——洋人的洋文報（四） 《上海新報》是上海最早出版的一家日文報紙，系1890年6月5日由松野平三郎組織的修文書館創刊，每周一次，每份定價十錢。其次是1892年由上海日本青年會創辦的《上海時報》。這兩份日文報均屬短命，發行不到一年就先後停刊了。 接著，乍浦路共同活版所發刊的《上海周報》出版，內容側重日中貿易交往，介紹上海商界情況；還有《佛門日報》，主筆為佐野則吾，以宣揚佛教為主旨。 杉尾勝三於1903年12月26日復刊《上海新報》周刊，又於次年3月16日易名《上海日報》，是一張相當老牌的日文報紙。宮地貫道於1914年10月1日創刊《上海日日新聞》，報道中國政局內幕及經濟事務。以上海日本證券交易所為後台的《上海經濟新聞》，於1918年11月30日創刊，以經濟紀事詳盡為特色，到1924年10月改名為《上海每日新聞》。 這是上海早期出現的一些日文報紙的大概。其目的在刺探 我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情報。 它如，在北平、天津、青島、濟南、大連、瀋陽、長春、濱江（即哈爾濱）、漢口、福州、廣州以及香港等地，均有日本人辦的日文報，有日報、有隔日刊、半周刊、周刊，最早為1905年11月25日在大連創刊的《遼東新報》日刊，較《上海新報》遲了十五年才出版。甚至在東北的撫順、營口、安東、間島、鐵嶺等一些中小城市也有日文報出版，這大概是同當年的侵略陰謀相配合的吧。 此外，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波多博，於1914年在上海自辦東方通訊社，專門搜集中國的消息，以宣傳所謂東亞主義，並於1920年開始向中國報紙發華文稿，實行其所謂「在中國表示東京的意見」的使命。 路透社在上海 路透社在舊中國設立了七個分社：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漢口、濱江及香港；上海分社，又為遠東總經理辦事處所在地，為路透社八區之一。 路透社在中國的活動，始於1872年；由倫敦總社派科林茲（Henry W. Collins）到上海組織遠東路透社分社，其主要目的在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供應給總社。趁便向上海的一張權威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發稿，這對於《字林西報》是一種獨特的權利。因此，《字林西報》在路透社電訊下，寫明「本報專稿」字樣，英文為「SUPPLIED SOLELY TO THE N. C. DAILY NEWS」。這對於上海其他洋文報是極大的痛苦，即是任何洋文報都難於和《字林西報》競爭的了。 到了1900年，上海共有四家英文日報：《字林西報》和《益新西報》（SHANGHAI DAILY PRESS ）都是晨刊，《捷報》及《文匯西報》（CHINA GAZETTE AND SHANGHAI MERCURY ）都是夕刊。 《字林西報》既有工商局的資助，又得路透社的專用電訊，洋文同業便積憤不能忍了。先由《文匯西報》出面挑釁，每天把《字林西報》的路透社電轉載過來，而且註明轉載字樣。《字林西報》便以侵害版權罪起訴，這場官司是《文匯西報》打輸了。《文匯西報》總董開樂凱就拿這件訟案向路透社辦交涉，打破了《字林西報》的路透電上海壟斷權，實際上，倒是《文匯西報》打勝了。路透社便讓上海各西報獲得平等供應權了。不過《字林西報》還保持一部分路透專稿。《字林西報》還曾刊行過一種漢文的《字林滬報》，路透社電訊的譯載，比其他上海報早一天；但那時看報的不十分留意國際新聞，《字林滬報》銷數並不好。 到了1911年，即民國元年，上海路透社才向上海華文報發稿，那是上海路透社總主筆科克司（M. J. Cox）所決定的。那年秋天，中國報紙訂用路透社電訊稿的共有十八家。到了1931年，瀋陽事變以後，中央社發展得有點規模了，路透社才把對中國的新聞發播，由中央社轉發。中央社和路透社訂立了新聞交換合同。（路透社代表鄧爾勤、張士樂二氏和中央社代表程天放、陳布雷二氏，在南京國際聯歡社簽約。） 趙敏恆任路透社南京特派員很久，他曾在回憶錄中說：「上海路透社外籍職員廁所門口，寫明『華人不得入內』，這個歧視中國人的惡例，被我打破了。外灘上海俱樂部，可以說是帝國主義大本營，從來沒有中國來賓，科克司有一天請我去吃飯，我在大廳里簽名簿上寫了我的名字，據說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可見當年洋人在上海的氣勢。而今，路透社在上海當然沒有分社了，他們的特派員一直住在北京東交民巷口的新僑飯店三樓，也屬於消息不靈通方面了。 洋人在上海的沒落，也正是東風抬頭、西風不竟的好註解。 路透社在遠東 在新聞王國中，路透社是了不得的。（前幾天，路透社總經理去世了，全世界報紙都刊了專電。）在中國，買辦式的軍政要人，對路透社記者也是另眼相看，即如趙敏恆，他的鼻子不高，眼珠不綠，但是他在南京，在上海，都是「天之驕子」，因為他是路透社的記者。1936年12月的一天上午九時半左右，中樞某要人忽然打電話給趙敏恆，問他西安有無電報來？趙說沒有。他再問路透社在西安有無記者？是否有無線電台？趙說沒有，那要人就掛斷了電話。趙一想，此中定有文章，決定向各方尋找線索，據交通當局告訴他，隴海車只通華陰。他們的判斷是兵變。於是路透社那天上午發出第一個驚人電報，是「西安兵變」。到了十一時左右，他聽說蔣委員長在西安，同時有極可靠消息，委員長不在西安，而在華清池。他就打電話給某要人，告訴他西安有問題，火車只通華陰，那要人就對他說，委員長恐怕也在西安。敏恆說：就因為路透社的地位，別人會把消息送上門去的。 路透社在中國，和英國的殖民勢力是不可分的。處處有他們的通訊網。「九一八」瀋陽事件那天晚上，路透社倫敦總社，已經接到了瀋陽記者的急電，說日軍進攻北大營。他們要趙敏恆設法向國民政府當局證實。趙君午夜訪外交部，部方說並沒有這樣的消息，怕是誤傳。再過二小時，外交部才接到北平的電報，確有此事。那時張學良正在北京。所以，「九一八」事件，倫敦路透社所接的消息，比國民政府早六小時。所以，「九一八」以後，趙敏恆不僅做了路透社的特派員，還兼了合眾社、聯合社、國際新聞社、倫敦《每日郵報》的幾家報社的特派員，連同盟社也要他代發電訊。中國之有中央社，一家正式的國家新聞機構，比路透社遠東分社遲了五十年。在20世紀前半截，路透社乃是中國的新聞權威。（路透社在上海就自設電台。） 趙敏恆的回憶錄中，說到「五分鐘見了蔣委員長」，是他的得意之作。中國的軍政要人，從蔣介石以下，如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他們都是不大見中國記者的，唯一例外，便是趙敏恆，就因為他是路透社特派員。敏恆在南昌見過蔣，抗戰初期，就在武漢危急時期，也見過蔣。那時，路透社在衡山就有無線電台，在重慶也有無線電台，至少在通訊工具，可以比得上中央社。就在重慶被日機大轟炸時期，英國兵艦替他拍發電報。當東交民巷王國統治中國時，路透社的聲威是煊赫一時的。 航運與鐵路 上海港的形成 我們到了上海徐家匯，就會想起明末那位天主教天文家徐光啟來。四百年前，那位義大利教士利馬竇到了北京，向朝廷貢獻了幾件天文儀器和科學圖書，被明廷所重視。接著葡萄牙教士羅如望也到了南京。那位進士出身的上海紳士徐光啟，先在羅如望處受洗禮，又在利馬竇指導下翻譯天文、地理、數學等科學書籍，這是西風吹到上海的第一陣。 清初，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謂「海寇」（指鄭氏父子在台灣的反清力量）完全絕滅，第二年，解除海禁；又明年，乃在上海設立江海關。從那以後，上海港慢慢繁榮起來。據嘉慶《上海縣誌》稱：「海關通貿易，閩、粵、浙、齊、遼海間及海國船舶，慮瀏河淤滯，輒由吳淞江入，城東船舶如蟻，舳艫尾接，帆檣如櫛，似都會焉。」瀏河衰而上海興，這是清初已有的新情勢。不過，那縣誌所說的船舶，乃是中國船。當時的外國船，都從閩粵經華南輸入的。那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已有中國的航路，但他們只能 到舟山群島的定海，在寧波做交易，不曾到過上海。大概從上海出帆的，都是駛往日本、安南、暹羅一帶去經營出口貿易的（時有南京船渡航長崎）。依《大清會典》所載；戶部條上海江海關稅則：安南商船進出入七折課稅，東洋商船輸出課銀百三十兩，輸入六折徵稅。所謂「東洋商船」，就是往來日本的。（日人小竹文夫《上海沿革》也說，上海開港，閩粵民船運載洋貨到了上海。） 清初上海面積，東西八十六里，南北九十里，人口約計五十多萬。衙署有了海防道、縣署、主溥署、典史署、黃浦巡檢司署、吳淞巡檢司署以及右營游擊、右營守備等。清廷只許洋人在廣州一地通商。英人東印度公司非常不滿意。（他們要求舟山、寧波、天津三地為通商口岸，清廷不許。）1816年，英國又派阿馬史特到北京辦交涉，仍無結果。1832年，東印度公司職員黎遜帶了德國生長的牧師紐拉甫，經過廣東到上海來了。那年6月21日，他們悄悄地到了吳淞，這是到上海來的第一隻西洋帆船，名叫「勞特阿馬斯特」。他們冒著吳淞炮台炮火，直駛黃浦江，在小東門外天后宮門前登陸。和上海道台鬧了一陣子，住了兩個星期多才走。他們對上海情形，才有詳細的輪廓。據黎遜所作報告：「上海城內店鋪都很小，陳列不少貨品，也有西洋貨。」 據同治年間《上海縣誌》載：嘉慶年間，上海已有了「洋行街」。到了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東印度公司又派美特哈斯到了上海，中國官廳予以接待，比黎遜他們所受到的待遇已經和氣多了。 洋船 ——孔夫子號 《淞南夢影錄》載：「公司輪船往往借用地名。嘗詢之西人，以為並無取義，不過欲其易於辨認耳，如漢陽、重慶、南京、北京、台灣、雞籠 [1] 、上海、安慶之類。就滬地各洋行而論，已屬指不勝屈，最奇者，昔十餘年前，英公司有一船，專走長江，名曰『孔夫子』。」談上海掌故，都說到這艘孔夫子號。（據另一記載：清咸豐三年，美國羅塞爾公司，調孔夫子號來滬營業。孔夫子號，也就等於威爾遜總統號也。） 洋人輪船，在我國海上出現的，以1835年的嘉定號為最早。其後七年，鴉片戰起，訂立了《南京條約》，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為通商口岸。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船美達薩號東來，這是外輪入上海之始。到了1850年，大英輪船公司，開始上海、香港的定期航行。美輪孔夫子號，又遲了幾年才 來的。1856年（清咸豐六年）夏天，外人比賴斯僱工用中國木材造成一艘十二匹馬力四十噸小輪船，名開路先鋒號，那是上海建造輪船之始。 那時，洋人尚未獲得內河航行權，洋貨輸入，都用民船裝載。到了1858年，《天津條約》訂立，天津、漢口、九江各埠同時開放。到了1861年，長江及各支流的航路也先後開放了。其明年，美國羅塞爾公司設立旗昌洋行於上海，從事長江及北洋的航運。其後漸次設立的，有清同治八年的中國航業公司，清光緒三年的中英航業公司。 在抗戰前，我國內河沿海經營的外國輪船公司，以英國的太古、怡和及日商的日清、大阪、日郵為最大。至於遠洋航業，都在洋人手中，中美航線，有美國的大來、福來、提督諸公司，中歐航線，有大英郵、藍煙囪、仁記、怡泰、法蘭西等公司；中日航線則有日本郵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等。這些歷史，抗戰勝利後重寫一過，近十多年又重寫一過。今日中國的內河，絕不再有洋人的輪船了。 上海既是中外輪運中心地區，黃浦江，自南市剪淞橋至吳淞止，長四十餘公里，碼頭密布。南市方面，共有大小碼頭二十一座，蘇州河兩岸，從外白渡橋起至周家橋，固定小碼頭，凡一百七十四座。目前航運更發達，只是洋人差不多絕蹤了。 * * * [1] 現名基隆。 招商局 1872年，清廷籌設招商局，這是近百年史上一件大事。 相傳太平軍戰役，楚軍既攻圍安慶城，胡林翼登山看形勢，也頗自慰，謂敵營不日可下。回頭一看，只見洋輪溯江而上，不覺昏暈過去。左右問其所以。他說：「太平軍不足畏，洋輪乃是今後的大患。」在湘楚軍政人物談堅甲利兵的洋務時期，自設輪船公局辦航運，乃是新政之一目。 「招商局」雲者，即是官商合辦之意。這一建議，乃是總辦浙江海運的朱其昂、其詒兄弟所提出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採取其議，奏設這一輪船局，委朱其昂為總辦，朱其詒為副總辦，議招「商股」一千股，每股先收銀五百兩。可是當年風氣未開，認股者寥寥。朱氏沒有辦法，只能把自己家產一併獻出，還借了許多債，可是，還是力有未足。乃由李鴻章奏借官款，才得正式組成。那年12月16日開局，先購「伊敦」「利運」等四輪，以承運漕米為主，最早航線，北達天津、塘沽，南抵香港、廣州，東至長崎、神戶， 而以上海為中心。 創辦之初，便碰到了洋商的競爭，「怡和」「太古」「旗昌」「禪臣」各公司相率減低運費，使招商局虧折，朱其昂又請李鴻章加委盛宣懷、唐廷樞、徐潤為總辦，聯絡商號，發展事業，基礎才穩固下來。到了1877年，美國旗昌洋行把在上海及各埠的房地產和輪船等作價二百二十萬兩售與招商局，輪只增至十多艘，聲勢大盛。其他洋輪公司，也改競爭為公議運費，相互協調，招商乃與怡和、太古並駕，有三公司之目。（1875年，招商輪曾駛往檀香山，其明年又開往舊金山，那是海外航運之始。）到了1900年，該局除在全國通航，各地購置大量房地產，並修建倉庫碼頭外，還增加了二十多艘輪船，又把所得利潤開發唐山等四處煤礦，並大量投資創設中國通商銀行。1933年5月，又利用中英庚款三十六萬鎊，定造了海輪四艘，江輪三艘，在抗戰前夕，該局已有四十多艘輪船了。 抗戰軍興，該局輪船擔任軍用運輸，貢獻甚大，被征沉港阻塞江流的十五艘，被毀於敵機的也有十多艘。到抗戰勝利，僅存江順、江安、江新、江華、江建、江漢等六輪。復員以後，除了接收各地敵偽船舶，整理留用，並向美加兩國訂購新輪，大小輪只共四百六十六艘（三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噸），規模可說很大了。 近十多年來的招商局，那是新的時代了；上海造船廠之大，可與大連、塘沽媲美了。 淞滬鐵路 ——中國第一條鐵路 上海北河南路天后宮橋，道地的上海人（不是香港人口中的上海人）都稱之為「鐵馬路」。鐵馬路者，乃是九十年前（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1874年12月）淞滬鐵路的起點。這是中國第一條鐵路。 這條鐵路，系由英商怡和洋行集資組織鐵路公司所建築的，起自天后宮橋，終於吳淞鎮碼頭，稱淞滬鐵路，可以和上海輪運相聯絡的。1874年冬間鋪軌，1876年2月初旬鋪到徐家花園。「鐵路」在那裡是新奇的大事，不但上海近郊的人趕著來看，連百里外的人也趕來看新事。每天總有上千人，有的駕了馬車，乘了大轎，或者坐小車來看，人多成市，就有賣水果，擺點心攤的，如趕市一樣來做買賣。因之，火車未通車，已經是大新聞了。 那年7月3日（閏五月十二日），上海到江灣一段，正式通車，車票分上中下三等，每天開行六次。據《申報》記載：「那天，到下午一點鐘，男女老幼，紛至沓來，大半皆願坐上中二等車，頃 刻之間，車廂已無虛位，盡有買了上中等票，仍坐下等車的。到了車已開行，而來客尚如潮至，因為他們從未看見過，欲親身試試也。」那時候，游鐵路是上海人士一件大事，有人住在城內，足不出戶的，也帶了一家人來游一回的，因此，鐵路生意一直很好。 當時《申報》記者，隨車旅遊，曾寫了一篇生動的報道，文曰： 予於初次開行之日，登車往游，唯見鐵路兩旁，觀者雲集，欲搭坐者，已繁雜不可計數，覺客車實不敷所用。尤奇者，火車為華人素未經見，不知其危險或安妥，而婦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聞搖鈴之聲，蓋示眾人以必就位，不可再登車上，又繼以氣筒數聲，即聞勃勃作響者，即火車吹號，車即由漸而快駛矣。坐車者盡面帶喜色，旁觀者亦皆喝彩，注目凝視，頃刻間車便疾駛，身覺搖搖如懸旌矣。 此時所最有趣者，莫如看田內鄉民。查上海至江灣一帶，除稻田數畝外，余則半皆棉花地。當花稈已長，鄉人咸鍬以治地。但此處素稱僻靜，罕見過客，今忽有火車經過，既見煙氣直冒，而又見客車六輛，皆載以鮮衣華麗之人，鄉民有不詫為奇觀者乎？是以盡皆面對鐵路，停工而呆視。或有老婦扶杖而張口延唇者，或有少年倚望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觀之而喜笑者；至於小孩，或懼怯而依於長老前者，僅見數處。則或牽牛驚看，似作逃避之狀者，未有一人不面帶喜色也。及甫近江灣，氣筒復鳴，火車漸慢，又見兩旁人立如堵牆。 這是西風東吹的一個鏡頭。 滬寧、滬杭甬兩路 那條熱鬧而有趣的淞滬鐵路，它的命運並不很好；當時因為風水，以及中國主權關係，經過了幾次交涉，由政府向怡和洋行把鐵軌、車頭收買下來。直到二十一年以後，才重新建築連接著北站的淞滬路。我的朋友，稱之為「不平凡的曲折」。不過，西方人士，也不必笑中國人的守舊，我們翻看英國人的輪船、火車史，也是這麼有趣可笑的。英國的鄉農，也以為火車到處，雞就不生蛋，犬也不懷孕了。 淞滬鐵路試行之初，8月3日（陰曆六月十四日）忽然軋死了一名士兵，這就振振有詞了。於是雙方會議，10月24日（九月初八日）在南京議明買斷，不過讓英商鐵路駛行一年，從1876年10月31日起到1877年10月21日（清光緒三年九月十五日）止。那一年中，生意可真不錯，每次掛六輛客車，還不敷乘坐，有時掛了九輛。實際行車，還不到一年，搭客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一人。那時火車票價很貴，從上海到吳淞，上等票一元，中等票 五角，下等票二百文（一元換一千三百文）。那時米每石二元上下，你看中等票也要二斗半米的代價呢！（拆了以後的淞滬車材料，運到台灣去，今日從基隆到台北的路軌，有一部分還是從上海運去的。） 到了甲午以後，興實業，辦鐵路，便成為辦新政的大事了。一方面，列強有著瓜分中國的念頭，帝俄在東北造了中東鐵路，英國也要求在中國建造五條鐵路，滬寧、滬杭甬便是其中之二。那是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事。滬寧路，始於1902年，由盛宣懷與英國銀公司在上海訂立滬寧路建築借款合同，規定借款為三百五十萬英鎊，年息五厘，五十年後償還，以已成之淞滬鐵路及滬寧鐵路建造成後產業地基作抵。後來改為借款二百五十萬鎊，用人行政，以華人為主，唯會計處長，由英人擔任。（後來又發行了一百萬英鎊債券。） 本來清政府也允許英人建築滬杭甬鐵路，那時民情爭路，甚為激昂，乃由政府向英人借款一百五十萬英鎊，轉借給江蘇鐵路、浙江鐵路公司，分頭開工建築。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滬嘉段、杭嘉段同時築成，計長一百八十六公里，乃於是年5月間通車。可是滬寧路在滬北，稱北站，滬杭路止於滬南，稱南站；從南站到北站，就間隔了十多公里，在當年，真是旅行的苦事。地方流氓乘機敲詐搶奪，百姓視為畏途。直到1916年（民國五年）才把兩路間的聯絡線築成，經過徐家匯、梵皇渡至北站，這才把北站稱為兩路局。我們在上海上車，大都在北站；南站之名與實，慢慢消失了。（南站毀於中日戰爭。） 轎·車·路 轎子的時代 一部上海的歷史，和香港一樣，乃是從轎子到汽車的歷史。貫穿其中，乃有獨輪車（羊角車，也叫作嘰咕車）。 轎子也叫「肩輿」，雇用了人，放在肩上抬著走的。先前，由於坐轎的人，身份不同，乃有八人抬、四人抬、三人抬、兩人抬的幾種，轎頂也分金色的、朱漆的、錫的幾種。百年前，如當時的上海道台呂海寰、袁樹勛、瑞澂，他們就坐八人抬，那是最煊赫的。至如上海知縣，如吳馨、沈寶豐、危道豐，那就坐四人抬的朱頂藍呢轎，其他沒有官職的，那就坐兩人抬的藍呢轎。所以，那時富貴人家，都有轎廳，停著轎子，雇著轎夫，隨時聽候使喚。女人坐的轎子，形式較小而精緻，轎簾都有瓔珞須頭，掩映飄拂著。冬天轎簾，還用厚呢或皮毛做的，每逢新正拜年，夫人、太太、少奶們穿著披風紅裙，滿頭珠翠珍寶，自非坐轎不可。新娘坐的是花轎，繡著「鳳穿牡丹」「福祿鴛鴦」的轎簾，有的是四明彩轎（上海的寧波人用之）。至於喪轎，頂上蒙著白布，有的全蒙，有的半 蒙，就看坐轎的人和死者的親疏而分。先前犯了罪的官員，上法場時也得坐轎，那轎子是沒有頂的。上海書寓出征應堂差，坐的是飛轎，在小花園一帶（今浙江路漢口路）大出風頭，轎前掛著「××書寓」的風燈。我們重讀李伯元的《遊戲報》還可以看到它們的動態。 我到上海時，轎子時代已經過去了，我的朋友家也有很漂亮的馬車，卻也盛極而衰了，已經進入了汽車的時代。但卻還有一乘轎子留著，那是有名傷寒醫生張聾 （張驤雲）的轎子。一轎飛過，大家矚目，都知道張聾 出診了。張聾 去世後，上海的轎子也就絕跡。這也是上海的一段掌故。 鄭逸梅先生，也曾說了一段楊子京坐轎子的故事。一百年前，杭州胡雪岩，那是東南馳名的大富翁，胡慶余堂便是他們的家產。後來破產了，胡氏的上海房產就出賣給楊子京家。子京特地做了一件大長衫，好似洋女人的晚禮服一般，每天出門，雇了四個洋人替他拉著走。他有一乘呢轎，也就讓這四位洋人抬著走。這其中，當然有著排洋仇洋的心理，上海市民看了卻大為快意呢！ 我也坐過轎子，不過不是綠呢大轎，而是「過山龍」和「活杆」 [1] ，那是趕得路，上得山，可以走遠程的。 * * * [1] 「活杆」亦稱「滑干」。——編者注 黃包車 《上海通記·事物原始》：第一輛上海人力車（即黃包車），是在1874年3月24日（清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由法商米拉（Menard）從日本輸入，得法公董局核發照會。 你讀過老舍的《駱駝祥子》嗎？那就是一部人力車夫（拉洋車的）的血淚史。 黃包車，本名東洋車，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所發明的，兩輪高大，有如馬車，輪用木製，包以鐵皮，因為用手腕拉拖，也叫腕車。三年以後，便流行到上海來，那位法人米拉備了三百輛車在租界行駛，他卻因此破了產，逃到海參崴去才了結。那時一因他雇了許多日本人，言語不通，發生了許多誤會。二因木輪包鐵皮，容易損壞馬路，工部局出面干涉。三因開頭的車身大，可容兩人，男女同坐，發生風化問題。後來才改小了車身，改用橡皮輪，和我們所見的差不多了。後來，泥城橋堍，日通公司發明一種鋼絲膠皮輪三彎式車，如老舍所寫的「弓子軟得顫悠顫悠，連 車把都微微地動彈，銅活地道，雨布大簾，雙燈、細脖大銅喇叭」那一種車（包車），本來是洋人坐的貴族車，到了1914年（民國三年），鋼絲橡皮車，便通行全市，成為人力車的時代了。 拉洋車的，都是貧苦的從鄉間來的工人農民。他們自己買不起車子，也捐不起照會，就產生了許多車行，如永隆公司、亨利公司，數以千計；有的備了幾輛車，有的備了幾十輛，出租給車夫，也就成了一個大市面。1921年，上海租界照會，不過8388輛，到了1931年，便增加到68005輛（增加了近八倍）。到了抗戰前夕，上海全市，已有8萬輛以上的巨數。以二人一輛計，靠此為生的，總有二十萬人上下（連中間的車行人手）。有的車夫，積了一點錢，買了輛半新舊的車子，捐一張照會，車座比較整潔，包拉幾家固定主顧，那便是「野雞包車」，在人力車這一行中，可算是自耕農了。（這活兒駱駝祥子也干過。） 洋人到了中國，對黃包車發生興趣，我們在香港九龍就可以看到。我們該記得，1945年12月1日，一些美國兵發起黃包車皇后競賽，一輛車子載一位小姐，從三馬路（漢口路）外灘出發，自東而西，經南京路折入陝西北路，終於陝西南路。比賽結果，車工姜二毛以二十分鐘得冠軍，瓊南迦小姐成為黃包車皇后。可是，勝利以後，上海已成為三輪車時代，黃包車的七十年在朝也就結束了。想不到在香港還可以看到黃包車的行駛呢！ 亨司美馬車 我這個鄉下佬到上海第一年，便在鹽商吳家做家庭教師；吳家蓄駿馬兩匹，亨司美馬車（HANSOM）舒適華麗，夕陽西下，時常馳往龍華、滬西一帶兜風。那正是馬車代轎子而興的時代，吳家雖有汽車，總還不及馬車的風頭健呢！不過我所教的吳家公子吳福保，他的母親，原是北里名妓，歸吳家後，竟隨馬車夫私奔，潛跡哈爾濱，吳氏心中猶有餘痛雲。 騾車馬車，原是北方的交通工具，可是華麗的四輪馬車，還是從歐洲輸到東方來的。19世紀，北京已有四輪馬車，那是皇室的御用車，一般人不敢用。到了清末，一二品大員才開始乘坐。上海租界是洋人的天下，皇帝管不著，富商大賈紛紛自備四輪馬車，堂皇過市，百無禁忌的。據說：杭州人程定夷，是有名的收藏家，他首先開風氣，坐了四輪馬車。後來，江建霞、沈淇泉兩位太史公，家境雖窮，卻要擺闊，也坐四輪馬車。時人寫了打油詩： 闊得如此窮，窮得如此闊。 江浙兩翰林，江三沈十一。 不過，四輪馬車的車輪還是木輪加鐵皮包的，走起來有些顛簸，直到亨司美馬車出來，這才用了橡皮輪胎，走起來非常輕便舒適了。前面往往駕著阿拉伯種的高頭駿馬，馬身上披著錦毯，頭上戴著小笠，笠上有兩小孔，把馬耳矗露在外面。那些年輕少年郎，自己拉著馬韁，身邊伴著美貌小姐，在綠陰夾道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西飛駛，到張園、愚園兜圈子，也是他們顯威風的行當。（亨司美馬車，大都敞篷，春秋佳節，適於郊遊。） 洋人到東方，看了清朝官員的纓帽箭衣，覺得很好玩，他們就用蔑視中國人的觀念，把這種打扮當作馬車夫的服裝，除了頭上那個頂子。這麼一來，就成了洋場風氣，連滿洲人在上海做官的，也讓自己的車夫，這麼穿戴了。（滿人寶子觀，做新衙門會審官，他的馬車夫，身穿玫瑰紫的箭衣，用黃綢鑲邊，頭上纓帽，也是玫瑰紫的，纓兒是黃的，和箭衣一致。看起來，倒像是清初入關的攝政王呢！） 租界洋人，還定了一種不平等的法令，凡是華人的馬車，在馬路上行駛，速度絕對不許超過洋人的車子，否則就會被處罰款。那時有一位商人金琴蓀，好駕快車，趨乘過市，不問洋人與否，飛馳而過。有時還揮鞭抽打紅頭阿三，當然是會被判罰款，他也毫不在乎。19世紀末期，國人普遍排洋，也是民族自覺的朕兆。 馬車與馬車夫 馬車成行成市，馬車夫成群結黨，姨太太和馬車夫偷情私奔，也就成為當年的社會新聞了。 上海豪門巨富，自備馬車，公館人家都有馬車間，比後來的汽車間還要大。連著馬房得有三四人打理，要餵馬，要遛馬，一天也是很忙的。為著適應上海市民一般要求，馬車行紛紛設立，供客雇喚，也可包月或包日租。全月轎車六十元，篷車五十元，全日五元。馬車行，以龍飛為最大（白克路、派克路口，今國際飯店東面），其他如公大、公和、協大、時發……都是很大的。馬車夫，這一大集團，暗中就有了組織，也可說是流氓集團，和捕房包探也有勾結，便為非作歹，無惡不作了。鄭逸梅曾提到當時的「四大金剛」：（1）「火燒木頭」，黑而瘦長，聲勢卻很大。（2）「跑龍套」，他是跑龍套出身，在這一行雄踞一席的。（3）「癩葆生」，此人癩痢頭，頭上光禿禿，可是，他是相馬行家，關外馬來，得他看過才行。他又是騎馬能手，替闊佬駕車。（4）「老升和」，他是 小白臉，長三姑娘的大眾恩客。這部四大金剛傳，也就可以說是上海租界史的一頁。 英國人到的地方，都有跑馬場，香港人士一定明白。上海跑馬廳，占地六百餘畝，四周兜一轉，也仿佛賽了一圈了。跑馬之日，華人入場的機會很少，一般人就在馬場四圍坐著條凳看賽，每人三四銅元。要舒服一點，就一家人雇一輛馬車，在跑馬廳四周兜圈子，周而復始，看完才散，真的馬車成龍，有三五百輛那麼多。所以，賽馬那三天，馬車行生意是空前的。還有歲時節令，坐馬車兜喜神方，或是走龍華看桃花，也是馬車飛馳的日子。有的人家，遇有喪事，也要雇馬車載客送殯，對中下人家說來，就成為一種經濟負擔。後來汽車代興，上海的馬車先後淘汰（蘇州、南京還維持了一些年）。總之，亨司美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陳定山寫過一篇《快車金四父女遺事》；金四，即金琴蓀，人稱「快車金四」。上海人，曾任猶太洋行買辦。琴蓀美丰儀，好御亨司美馬車，過四馬路（福州路），一枝香、萬家春樓上，都有女郎憑欄相看，擲下茉莉花球的。琴蓀行如盪子，趨乘過市，揚鯨骨軟鞭，有前而不讓者，即掣鞭撻之，「唰」的一聲，人方呼痛，金四馬車已飛過十丈外了。巡捕見而不問，行人為之側目，呼之為「快車金四」。後為仇家襲擊，墮車而死。其女蕙雲，美丰儀，好男裝，好駛快車如其父，騎姿尤勝。每出，少年有如蜂蝶，隨其後不舍。蕙雲輒舉鞭掣之，有呼痛者，蕙雲則疾鞭更掣之，以此人稱為亨司美公主。後來，她返璞歸真，下嫁小說家吳覺迷，可惜夫婦之間，也不很相得雲。 汽車的時代 《上海通志·事物源始》：汽車第一次到上海，在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共二輛。由匈牙利人李恩時（Leinz）輸入，一輛賣給寧波商人周湘雲，另一輛歸猶太商人哈同所有。因此，周湘雲有了一張「拿波溫」（NUMBER ONE，第一號）的汽車照會，哈同也有了一張「拿波溫」的司機執照。有錢的人，當然在爭面子上想花樣，哈同就想用「拿波溫」司機執照駕駛「拿波溫」汽車，曾經托人和周湘雲情商，周呢，當然不答應。哈同便想到雇流氓搶照會的主意，只要周家汽車上街了，便擁上去搶了下來。他是拼著打官司賠點錢了事的。周家一聽此消息，那汽車就一直不上街了。後來，上海綁票猖獗，這樣彰明昭著的汽車號碼，當然更不敢使用了。 據鄭逸梅先生說：上海第一個坐汽車的，卻是杭州名士葉浩吾的兒子葉少吾。其人在上海花界頗有名聲，他父親知道了，嘆息道：「如此浪蕩，成何體統！」他就自稱為「浪蕩男兒」。他寫過 《上海之維新黨》《商界鬼魆記》一類的諷刺小說。後來任《中外日報》編輯。那時代坐汽車的，都是洋人，他就借洋人的汽車到處拜客，行人為之注目。 汽車初來時，工部局也不識貨，仍依馬車從輕徵稅。到了1910年（庚戌年），工部局始頒發汽車執照，1～500號規定為私家車。501～600號為營業車。（到了第三年，便打破這一規定了。）自備汽車執照，黑底白字，俗稱公館牌子。陳定山先生對汽車照會說了一些有趣的掌故：第一號周湘雲，第二號猶太商，第三號馬立斯，哈同則是第四號。後來，盛杏蓀諸子，老四澤丞，重價買了哈同的四號牌照，又花錢捐到了44和444兩張牌照。苹丞行七，找到了77號。杜月笙則是7777，四個7。（還有祥生汽車行找到了40000號電話號碼。雲飛汽車行的電話號碼30189，看起來不容易記，當時登報徵求諧音詩一句，應徵第一名為「歲臨一杯酒」，從此大家都記住了。我的一個朋友，特地找來「77918」的電話號碼。上海人喜歡弄這套玩意兒，將來的人，當然不明白緣由了。） 上海的「出差汽車」，民初也就上市了。照會號碼是白底黑字，取費分計時、計程及包日（或半日）三種，還沒有計程表。以二十分鐘計，車資一元，小賬二角。著名的汽車公司，除「雲飛」「祥生」，還有「利利」；「利利」失敗，繼起則為「銀色」，鼎足為三。 電車的故事 《上海縣誌》載：公共租界電車，1911年（清宣統三年）3月5日開辦，一自靜安寺路 [1] 至外灘，一自西門至滬寧車站，一自滬寧車站至外白渡橋，一自滬寧車站至提籃橋，一自楊樹浦至十六鋪，一自洋布局至十六鋪，一自提籃橋至十六鋪，一自外洋涇橋至靶子場，一自三洋涇橋至北泥城橋。其後法租界也有了電車，接著又興了無軌電車。第一天通車時，從靜安寺起，開到外灘止，乘客二十四人，一半是洋人，一半是華人，都是上海大亨，如朱葆三、虞洽卿等。兩旁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擁擠得很；可是大家不敢坐，因為里巷謠傳，電車容易觸電，不能乘坐，所以洋人特地試給大家看，表示乘坐電車，毫無危險。後來車廂上掛了「大眾可坐，穩快價廉」八個大字。那時的電車真價廉，從靜安寺到外灘，只要銅板二枚。我到上海時，已是1921年，從拋球場到 跑馬廳也只要銅元一枚。（電車分頭等、三等兩種，那時華人只能坐三等車，也是洋人輕視華人的心理。）電車開頭並不設閘門，沿途可飛車而上，飛車而下。我也自負飛車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此不敢再試了。其後裝了閘門，誰也飛不成了。 電車初行時，一位皖南名士王鍾麒，他在《神州日報》寫了反對電車的社論，說洋人搜括貧民薄利，剝奪了洋車夫的生計。語為洋人所忌，派巡捕拘捕，王氏便逃回揚州（他的第二故鄉）不敢再來上海了。他曾寫了兩首詩： 網羅遍地將焉適，披髮歸來未可嗟。 多難只緣文作祟，憂天拼會骨埋沙。 有靈欲奏通天表，無地能容泛海槎。 四海知交君最厚，可能為我作朱家。 已由亡命成張儉，拼把縑囊待杜根。 落落不辭頭可斷，云云應悔舌猶存。 敢因風浪違初志，欲駕雲霓叩九閽。 多少名流同一嘆，更無人與作崑崙。 上海電車，猶如中國舊社會的政風一般，貪污之風成行，賣票員收入，一大半是「揩油」而得，公司設了查票員，而「揩油」之風如故。於是又設了高級查票。近十多年，「揩油」之風完全肅清，可見今日社會風氣的進步。（香港電車，也沒有揩油事情，可見風氣轉變，還在社會人士的共同習尚。） 不過，再久居上海的老上海，離開上海一久，也不明白今日上海的進步了。那最有名的一路電車，而今東起江灣五角場，西 迄靜安寺，長達十七公里，比先前長了一倍呢！ [2] *　　*　　* 答老上海：承示指點拙文所說上海電車初設，分頭三兩等，頭等供洋人乘坐，華人只能乘三等，謂不合事實。頃檢查資料，確係如此，並不錯誤。我問過幾位前輩，謂初期確乎如此，此與華人不得進公園，不得進華懋飯店前門，不得進洋人俱樂部，不得進跑馬廳，用意相同。我到上海時，已是1921年，電車一門之隔，「頭」、「三」分等（並無二等），洋人心目中之華人，便是如此。老實說：我這個土老兒，一直是「排外」的，因為那時的洋人實在太可惡了。 * * * [1] 今南京西路。——編者注 [2] 行駛於南京路上的有軌電車，於1963年拆除。從魯迅公園至江灣五角場的有軌電車，於1975年末拆除。——編者注 從自行車到三輪車 香檳佳釀醉流霞，閒向天街踏日華。 夜靜人稀歸去也，倩郎扶上自由車。 ——包天笑《上海竹枝詞》 我們看了《八十日環遊世界》的影片，開場還有一種早年的自行車，前面輪子特別大，後面輪子較為低小，早期輸到上海的自行車，也就是這種樣式，那時的小姐們，怕羞，白天不敢學車，晚上才讓自己愛人扶著車子走，因此，余翁的《竹枝詞》就這麼寫，蓋紀實也。自行車，也叫自由車，也叫腳踏車；那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汽車大王福特，他就讚美自行車是最完美的交通工具，既迅速又不費汽油，而且走起來靜寂無聲，它的好處，汽車就達不到。 從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賽汽車的鏡頭，其聲響，其橫衝直撞，都是驚人的。只有自行車比賽，不僅是比快，而且可比慢，因 為「慢」比「快」更難以駕駛；上海競慢比試，得獎的是鄧秋馬（秋枚的弟弟），這是最高技巧的表演。 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日軍汽油節約，上海私家汽車絕跡，那些轎車閒下來，配上了自行車，便來了代替黃包車的三輪車。據說，首先創辦的是一位姓傅的技工，他的三輪車公司初張之日，只在上海《新聞報》登了幾行分類廣告，大家不很注意。可是一車過街，兩人可坐，坐起來又很舒服，便很快就通行了。那時，有的車身在前的，有的車身在旁的，有的車身在後的；在後的最穩妥，而且兩人車身比單人更平穩些。這樣便結束了黃包車的時期。勝利以後，我們回到上海，已經是三輪車的世界了，黃包車逐漸少去。（三輪車，以澳門為最精美舒服，管理上以漢口、廣州為最合理。上海也不錯，卻也有討價還價的。北京的三輪車，單人坐的為主，也可討價還價。據說，今後將大量改用「的士」，三輪車也將淘汰了。） 在香港流行一種時代曲，叫作《三輪車上的小姐》，原是舊上海流行過的，但香港卻沒有三輪車。到了澳門，雙雙坐上三輪車，在海邊兜風，那是神仙世界，什麼汽車、馬車都比不上。據說，三輪車早年已在南洋各地流行過，而且行客可以隨時下車搭車，這樣，產生了浪漫史，也是可能的。或許「三輪車上的小姐」是從南洋來的，也未可知。那幾年，有一影片，叫作《三輪車夫之戀》似乎可和馬車夫的「光榮」相媲美的。 幾條洋名路 上海英租界，以洋人姓名為路名的很多；到了合成為公共租界以後，用中國的城市名稱來做路名，洋名就很少了。卻也有如戈登路的 [1] ，這是一個幫清廷打太平軍的將領名，可說是一個世紀前的陳納德。還有幾條連老上海也弄不清楚的用洋人姓名的怪路。 電車過了外白渡橋，向楊樹浦這方面駛去不遠，賣票的會大聲喊道：「蓬路到了，蓬路到了！」我們下車，找找看，那兒實在沒有什麼蓬路，再小的弄堂找過，也找不出這一條路來。那路牌寫著「Boone Road」配著「文監師路」四個大字。這就是「蓬路」。原來英租界初辟，美租界沒創立時，上海的美國聖公會有一主教，姓「Boone」，名「Willima」，另起一個地道的中國名，叫「文惠廉」。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和上海道辦交涉，談妥虹口一帶為美 僑居留區的，就是這位主教。於是洋人要紀念他，定下了「文監師路」，監師者，主教也；文者，「文惠廉」也，文惠廉姓「Boone」，於是就有了「蓬路」了。 在虹口有一條很短，和塘山路（今唐山路）相接的，以洋人姓名為路名的愛而考克路。這位愛而考克，他是上海開闢租界後第二任英國領事，1846年接任，在上海留下的「事跡」是很多的。他和上海道台辦交涉，曾經用長柄摺扇去打上海道台咸齡的頭，其威風可見。在我們的史書上，很多譯作「阿利國」，稱之為「與華商感情最壞的英領事」。不過在英國卻受了讚譽，封了爵士的。他是替黃浦灘上英領事署基地，定下「永租」權的人，又是發起由英、美、法三國擅自改訂地皮章程的人，上海租界是他一手弄起來的，他自該「青史留名」的。 再說，我初到上海時住過的那條洋名頂長的「麥特赫司脫路」 [2] 那是一條頂短的馬路；有一時期，我和陶行知先生住在程霖生家中，後來的麗都花園，就在這一路上。一位熟於上海掌故的朋友說，上海的學校，有一所麥倫中學（現繼光中學，為紀念英雄黃繼光而命名），其先叫華英書院，設在山東路麥家園，後來搬到兆豐路，改名麥倫書院，到1928年，改為麥倫中學。我們看一看，麥倫中學的英文名，正是「麥特赫司脫學院」。原來麥特赫司脫（Medhurst，縮寫為M. H）有父子兩人，父親是教士，神學博士，中文名是麥都思，清咸豐年間，他是工部局的第一屆董事之一。兒子的中文名是麥華陀，先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隨著第一任英領事巴爾福到上海做翻譯，其後又於咸豐、同治年間，光緒年間在上海做了兩任領事。 我那位朋友說，紀念那父親的學院，應該叫麥都思中學，紀念兒子的路，該叫作麥華陀路。好在到了現在，不管麥都思還是麥華陀，都隨著「愛而考克」「戈登」「赫德」之類的洋名，一筆勾銷了！ * * * [1] 今江寧路。——編者注 [2] 今泰興路。——編者注 霞飛路 我在香港十多年，最頭痛的是一些以洋人姓名為名的路名（雖然這些路名，都有來由）。我到上海第一個月，就住在一條英租界中最長譯名的馬路，叫作麥特赫司脫路。而另外一位朋友，他住在法租界的一條譯名最長的白來尼蒙馬浪路。而今呢，麥特赫司脫路已改名為泰興路，而法租界那條呢，後簡稱「馬浪路」（後人想起來，一定以為「馬奔成浪」之意了），今已改為馬當路了。 上海法租界，用法國人名做路名，可分八類：（1）法國駐華大使及公使，如康悌路 [1] 、喇格納路 [2] ；（2）法國駐滬領事，如敏體 尼蔭路 [3] 、愛棠路 [4] ；（3）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如皮少耐路 [5] 、華成路；（4）公董局職員，如白賽仲路 [6] ；（5）旅滬法僑，如雷米路 [7] 、蒲石路 [8] ；（6）旅華法教士，如姚主教路 [9] 、金神父路 [10] ；（7）法國名人，如高乃依路 [11] 、莫利愛路（法國詩人劇作家） [12] 、環龍路（法國飛行家，死在上海的） [13] 、霞飛路 [14] 、福煦路 [15] 、貝當路（法國名將） [16] ；（8）其他，與法國有關的事物，如賈西義路 [17] ，這是一艘法國兵艦；愛多亞路 [18] ，即英皇愛德華七世；亞爾培路是比王后名 [19] ；愛瑪虞愛路 [20] 是義大利王；潘興路 [21] ，美國名將。 在這些法國式的路中，以霞飛路為最富有法國巴黎情調，也等於當年北四川路之稱為神秘街也。不管法國人眼中霞飛將軍如何挽救法國的命運，在我們土老兒眼中，只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的詩語而已。這條路在舊法租界的馬路中，要算最長最直的 一條，東自敏體尼蔭路，西止海格路 [22] 。現今為淮海路。 霞飛路建於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第二年完成，初名寶昌路。寶昌，法國人（Paulbrunat），做了六任法公董局總董。1914年，歐戰發生，那位以工兵士官來過上海的霞飛，任法國東路軍總司令，因為馬因河一戰救了法國的危亡。法租界當局，就把這條最重要最繁榮的寶昌路改名霞飛路來紀念他。1915年8月4日，霞飛將軍曾致函法國公董局表示謝意。那信中說： 「……我對於上海公董局董事會將我的名字來做一個界內路名，是極其感動的。我還留憶著一個我在上海時極其良好之紀念，我對於你信中所說的那一條路，還憶得很清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霞飛上將乃於1922年3月9日，特來上海觀光，那時我也到了上海了，看到過霞飛路上的盛況。至於那位寶昌先生，本來還留著一個小小的寶昌花園，而今已成為兒童公園了。今日上海，最使我滿意的一點，就是洋人姓名的怪馬路，一條也沒有了，連那條一度改為「馬浪」路的馬路，今日也成為馬當路了！ * * * [1] 今建國東路。——編者注 [2] 今崇德路。——編者注 [3] 今西藏南路。——編者注 [4] 今餘慶路。——編者注 [5] 今壽寧路。——編者注 [6] 今復興中路。——編者注 [7] 今永康路。——編者注 [8] 今長樂路。——編者注 [9] 今天平路。——編者注 [10] 今瑞金二路。——編者注 [11] 今皋蘭路。——編者注 [12] 今香山路。——編者注 [13] 今南昌路。——編者注 [14] 今淮海路。——編者注 [15] 今延安中路。——編者注 [16] 今衡山路。——編者注 [17] 今泰康路。——編者注 [18] 今延安東路。——編者注 [19] 今陝西南路。——編者注 [20] 今紹興路。——編者注 [21] 今吳興路。——編者注 [22] 今華山路。——編者注 麟桂路 [1] 在洋人的租界裡，真是屋檐下過活，華人是算不得什麼的，所以以華人姓名做路名的，只有虞洽卿路（今西藏路，阿德哥虞洽卿，寧波人），朱葆三路（今四川南路，朱葆三也是寧波人，1918—1920年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對法租界出過力）。還有一條，便是大家都不大知道的麟桂路。初看以為是洋人姓名，原來麟桂是滿洲人，他做過上海道台。他是把法租界的範圍擴充得那麼大，使法國人感德不已的滿洲官。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法國派一艘兵船BAYONNAISE號到了上海，船上管帶葛拉維愛爾（Graviere）和那時的上海道台麟桂打過交道。他回國後寫過一本中國旅行記，其中有一段寫麟桂的文字： 麟桂並不是一個八旗的粗野的軍人，也不是如那一班只知騎馬射箭，而一竅不通的官僚。雖是他在右手拇指上，常戴有玉的指環，以表示他是一個軍人；雖然他也和其他的滿洲人一樣，會知道挽著柔韌的弓，搭上尖銳的箭，向空射去。到底他那氈帽上的頂戴，卻是靠著他一步一步地應試，由秀才而舉人以獲得的。 孔子和孟子書中，最難解的章句，在他看起來，卻是非常容易的，凡是古聖昔賢的學說，他都背得出，而且還會很適當地引用它；差不多大半部的四書，都記在他的腦子裡，在他談話時，五經的精華，不斷地信口引用著，像神父們在傳教時引用《聖經》一般。 麟桂這個人，雖然學問很是淵博，到底他那高大的身軀，武士道般樣兒，好像是天生軍人，應該派到甘肅邊境去作戰，不該派到上海來管理海關，徵收稅務的。在他的步驟上，在他的舉動上，在他的一切措置上，在他的感情表現上，使人總覺得有一種剛強而威嚴的態度；使人會推想到，當滿族人征服明朝時，所使用的手段，該是怎樣的殘暴。 一件寬大的貂裘包裹著這位愛新覺羅的子孫；一副皇帝所賜的朝珠，柔婉地貼掛在他的胸前，在他那剃了頂的頭上，戴著好像中古時代步兵所用兜盔似的氈帽，在他的高貴的腳上，登著厚底廣胴的皮靴，更增加他那魁梧身軀的威嚴了。 這樣的服裝，一點都沒有文治的影子，嚴格說起來，真像個韃靼的戰士；但穿在麟桂身上，卻極其合適的。他那多筋多肉的手，不去多倫諾爾，執戈以衛國，卻用他那半透明的長指甲，來時時撫弄著玉質的鼻煙壺！ * * * [1] 已拆除。——編者注 洋涇浜 我手邊有一本談上海掌故的畫冊，其中有百年前的照片，有一幅是兩岸平房，中通小河，河上小舟搖櫓而過。我拿去問幾位熟朋友，一位說是紹興，他還說得出地點來。一位說是蘇州，也說是城內何處何處，又一位看過《春蠶》影片，說是嘉興城內。我請他們仔細看注說，原來是上海大世界門前，今日的延安東路，舊日的愛多亞路。那條河，便是一百年前的洋涇浜。 洋涇浜，乃是黃浦江支流，西接周涇，直通吳淞江（即蘇州河）。英法兩租界先後開闢，洋涇浜恰介於兩租界之間，河北英租界這一河岸稱淞江路，河南法租界那一河岸稱孔子路， [1] 等我到上海，這條河已填平，這兩條路也不見了。只留下了三茅閣橋、偷雞橋一些橋名，想見乃當年南北渡河之地。先前，上海城 內人，要向靜安寺燒香拜佛，便是坐船經洋涇浜到滬西去的。1914年6月11日，開始填浜成路，在上海租界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百年前的洋船，一部分停在小東門十六鋪，一部分就灣在老北門外。因此替洋人做帶街的，以及做水客生意的鹹水妹（當年如蘇茜黃、羅迦陵者，都聚集在洋涇浜一帶），他們之間，就流行了一種中國文法的「英文」，叫作「洋涇浜」。1934年，英國文學家蕭伯納訪華，在北平招待新聞記者，有人詢以來華後，習得華語否？蕭氏曰：「否，餘一字不知。但余對洋涇浜語，頗感興趣，蓋大半文字，太受文法拘牽，洋涇浜語則無此弊，余信此語或將成未來之世界語。」某記者告以華文實際上即不講文法。蕭氏曰：「然則，華文將來或可為世界語耳。」（蕭氏語，一種幽默口吻；某記者的說法有語病。） 洋涇浜語中有如次的一例： A boat has two eye, No eye, how can see? No can see, how can go? 譯文是： 一隻船有兩隻眼睛，（指船頭畫著的眼睛） 沒有眼睛，如何能看見？ 不能看見，如何能夠走？ 這是用中國文法來說英文的有趣例子。 洋涇浜以北後來的英租界，先前是公共墳地，劃為租界，乃被迫遷移。上海潘崇福曾有詩云： 弦管樓台倚碧空，磷磷鬼火徹霄紅。 妖姬歡笑骷髏哭，十里春風醉夢中。 * * * [1] 今延安東路。——編者注 初進金家巷 《紅樓夢》第六回，作者要寫那麼大場面，卻從一個窮親戚劉姥姥說起。我這個土老兒，初到上海，卻進了金家巷。金家巷在哪兒？連老上海都擺不出路道來，二十路電車，往西經愛文義路 [1] ，在近靜安寺有一條巷，那就是金家巷。巷口上有這麼一方石碑，那就是英租界的盡頭了。這是界石，說華英交界到此為止。有中文、英文的碑文為證。英國紳士，雖說蠻不講理，越界越得好遠，碑石後面，卻不曾越過去，碑後金家巷，依舊是華界。這條巷的西頭，便是靜安寺，早已是租界了。大西路 [2] 也是越界築路地區，正和金家巷相對著。金家巷，可以說是租界中的華界，不受租界拘束，也不必繳納巡捕捐（英人剝削我市民的一種稅捐，每戶每季要繳）。至於電燈、自來水，卻從租界中接過。 那條巷，總共不過幾十丈路，幾十家人家，別成世界。先前那兒有一位金家老頭子，他的家，真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踏出一步，便是租界，他卻咬定牙根，決不踏進租界一步。上海雖有很多「月亮外國的圓」的買辦老爺，卻也有和義和拳那樣的死硬派。我住到金家巷時，這位生死不服洋的老前輩，已經逝世了。我只認得他的孫女兒，她還是大夏大學的女學生。當然，排洋主義並不能世襲，她們說起祖父的故事，也只是當作笑話來述說。大家知道就在十里洋場，也有徐桐的同志呢！ 明末清初的志士，他們在漢族被征服以後，把反清的政治意識埋藏到下層社會去。這種意識對於新的社會環境的反應，便是反洋運動。再一轉，又變成了清朝遺老，在租界裡過他們的遺老生活。新閘路上辛家花園，就有一位文士沈寐叟，他老人家便是愛儷園古董之一，和金家巷的金老，又是好朋友。愛儷園主人哈同夫婦，從北京買了幾位太監，在園中做他們的關門皇帝。那一班遺老，又在園中發揮遺老精神。從反清到反洋，從反洋到借洋來反民國，徐桐的同志在愛儷園中投壺習禮，這一幕幕都在我的眼前映過。真所謂眼花繚亂，不知金家巷金老頭子，對此會發什麼議論。 英國紳士是聰明的，他會替我們保留更多的死硬派，也培植了一大批激進派！ * * * [1] 今北京西路。——編者注 [2] 今延安中路。——編者注 靜安寺路 上海掌故，千頭萬緒，不知如何開頭，也不知如何收結。只能說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 今日的南京西路，便是當年的靜安寺路。先前，本報香港《循環日報》創辦人王韜的蘅華館，就在跑馬廳角上，馬霍路 [1] 口。他老年時在上海寓住，蔣敦復、郭友松一班文士，時常在他的寓中聚談的，西洋畫家艾富爾曾在蘅華館中開過油畫展覽會，那是上海舉行畫展的開始。 跑馬廳（今為人民公園）北對面，有過一對巨人的翁仲石像，袍笏衣冠，望之儼然。這對翁仲，本來是滬郊某姓墳中的古物，洋人看了很感興趣，花了四十二塊銀洋買了，搬到這兒來做裝飾品。一時轟動了上海人，以為神像可敬，大家燒香膜拜，香火之盛，可與城隍廟、靜安寺比勝。那些睹花會的，就在那兒宿夢默 祝，說是非常靈驗。當局越禁，香火越盛，直到搬往閘北宋公園路才算告一段落。 在石翁仲的西邊，有過一家大觀園茶館，其中分怡紅院、瀟湘館、蘅蕪院各部，也就有了襲人、晴雯、紫鵑、雪雁、鶯兒、嬌杏這些紅樓人物，這是上海洋場所謂「噱頭」，一時引人注意而已。後來的茶館，如國際飯店的豐澤樓，規模頗大，就不用這一類小玩意了。 我初到上海時，靜安寺路上的夏令配克戲院 [2] ，可說是最宏大的，百代公司的第一張有聲影片《飛行廣告》，就在那兒演出，轟動一時。洪深導演的《少奶奶的扇子》（話劇），也在那兒上演。後來改建為大華戲院，聲名卻比不上大光明。戲院一眼看去，也不像大光明那麼突出了。 靜安寺路西頭，就在靜安寺的對門，有一萬國公墓，大體和三馬路的外國墳山相似，規模卻大得多，那兒也有中國文士的墳墓。廬江吳北山，和潮陽丁叔雅，詩文並稱於時，晚年居滬，身後埋骨其地。還有那位四川忠州的李芋仙（原名士棻，著有《天瘦閣詩集》），他是曾國藩門下士，晚年在上海賣文為生，終老於斯。 一部上海人物誌，也得從頭寫起的。可惜我們的時代，沒像王韜那麼悠久了。 * * * [1] 今黃陂北路。——編者注 [2] 後改為新華電影院，現已拆除。——編者注 服裝 大帽子 日前，一位小姐和我談起從前女人的服裝，她以為清朝時代，女人都穿旗袍的。我說：「女人穿旗袍，那是民國以後，近五十年的事；先前女人，最主要的是穿裙子，正如今日香港流行的百襉裙。」 且讓我把頭頭腳腳，先從大帽子說起。清朝時代，官吏都有一定的制服，因此男女衣服有公服、私服之分。帽子呢？也有官帽、便帽、小帽之分。那時的官帽，老百姓稱之為「大帽子」，俗語中還有「把大帽子壓下來」的話。大帽子分兩種：一種是暖帽，那是冬春兩季戴的；一種是涼帽，夏秋兩季戴的，何日換帽，得聽官家頒定日期，無論官民人等，一律遵守，謂之「換季」。暖帽也有種種。帽檐是黑色的，中間是一個紅帽緯，而今只在舊戲中可以看到了。帽檐有緞的，有呢的，有珠呢的（初冬用），有皮毛的。皮毛之中，有貂皮的，那只有高級官員才可以戴。那時，冬天和新春，都是戴皮帽的。倘若居喪，帽檐是黑布，帽緯是深紫色的。 涼帽也有紅緯，所以叫作緯帽，其形如喇叭狀。在那時，什麼帽，什麼邊，都分階級的。 大帽子上，最高部分，就是那顆頂珠。最貴的是紅頂子，其次是藍頂子，藍頂又有明藍、暗藍之分，再次是水晶頂，又次是白石頂，又次是金頂，最下是沒有頂珠。沒有頂珠，就是沒有品級，「未入流」是也。文官如此，武官也是如此，所以，那時的官員，一望而知其職位的，頂珠以外，那就要說到翎枝了。大帽子後面，拖著的孔雀毛，也有好幾種：有藍翎，有花翎；花翎之中，又有單眼花翎，有雙眼三眼花翎，也就要看官職的品級了。最低的是藍翎，大都是單眼的，雙眼花翎，非王公大臣不能戴。三眼，那就更稀少了。這種翎枝，不論哪一種，非皇帝賞賜不能戴。所以從前的履歷片上，把賞戴花翎也寫上的，表示一種榮譽。大帽子上插翎枝，裝了一個翎管，翎管有白玉的、翡翠的，頗為名貴。（居父母之喪，就沒有頂戴了。）帽子上的纓，是用紅色絲織成的，緯頂形如覆釜，其纓亦用紅色，穿孝則用黑色雨纓，緯帽上有用白色或湖色熟羅為胎的，亦有用黃花紗胎及竹絲卍紋胎的，就看時令而定了。 小帽子 我說起了上海的望平街，大家都知道那是世界聞名的報館街，有如倫敦的艦隊街。這條街最短，卻有幾處很有名的點綴：《申報》館北邊，便是那外國墳山。（先前英租界，就到此為止。）再過去便是馬敦和帽莊，一家最老的帽子店。我到上海時，已經是民國，大帽子當然不見了。那家老帽店，卻供應種種帽式。（店少主馬蔭良，倒是我們的朋友。）從他們的抽屜中，找得出阿Q的氈帽，或是祖老太太的包頭來。 這樣就先看看當年的小帽子，也叫作便帽。小帽子，冬春兩季戴的是緞做的，夏秋兩季是紗做的。《家》那劇本中的老爺、少爺，戴的就是這種帽子，小帽子照例是黑色的，夾里都是用了紅布。紗做的用單層，或者裡面用竹絲為胎。在喪服期內，用黑布做帽，夾里也用藍青色。官場中人，雖在重喪中，也不戴白結子，只戴上一個黑結。因為那時官場，忌見白色孝服，最怕丁憂。 這些小帽上的帽結，也時時有點變化：有時流行大結子，愈 大愈神氣。也曾流行過小結子，就像一顆櫻桃那麼小。民國以後，瓜皮小帽還是很流行，帽結有的用珊瑚、水晶，或者藍色、血色的料珠。小帽樣式，也有平頂、尖頂、硬胎、軟胎的。（平頂的大多是用硬胎，也有中間襯上棉花的，那是北京的樣式。）尖頂都是軟胎，天熱了，有人就折了放在袋中。後來冬天流行一種黑絨帽，可以保暖。小帽子也通行用帽飾，帽子上綴一粒紅寶石，或是一塊碧霞，在正中額上。清乾嘉年間，達官貴人，以及鄉紳人家，小帽上都有這種帽飾，晚清以及民初，流行碧霞玉。大概賈寶玉的帽子就是這樣的，我在袁寒雲頭上看到過。 小帽子外面，還有風帽，那是冬天禦寒之用，蘇州人稱之為風兜。風帽樣式，也時時有變化，普通的稱為觀音兜，好似觀音大士戴的差不多。後來又改小了，以立青緞做成，上有一孔，讓小帽結露出外面。風帽大都襯上棉花，也有鑲上皮毛的，觀音兜總是夾的，我年輕時還戴過。本來清代官制，非一二品大員，不能戴大紅風帽的，一般老百姓，戴的是藍色風帽。到了民國，當然不拘了。老太太和和尚尼姑也有戴風帽的，大體是黑色的。 長袍外褂 前幾年，有幾位香港朋友到漢口去，只見一群小孩子趕著來看，不知道他們看的是什麼。後來，才知道孩子們從來沒見過男人家穿長袍，這群香港貴客之中，有兩位是穿長袍的，所以奔走相告，趕著來看。在香港，長袍外褂不算什麼稀罕的東西，每一次集會中，總可以看到有幾位穿長袍的，只是袍、褂齊全，就十分少了。有一回，扶輪社要我在半島酒店講演中國的文化，我沒戴領帶，就不能上二樓。但穿上長袍，就不成問題。在香港，袍褂齊全，還是作禮服看待的。 在半個世紀以前，上海就通行這樣的禮服。外褂，也叫作外套。吉服用紺色，素服用青色。至於質料，從紗的到皮的，多至數十種，單說紗的，就有亮紗、暗紗之分，又依時序，有單的、夾的、棉的之分。到了皮毛之類，又有小毛、大毛之分；從珠皮、銀鼠、灰鼠、狐嵌到最名貴的海龍、玄狐、猞猁、紫貂、草上霜、青種羊、紫羔之類，我們還可以從香港的皮貨店中看到。其中紫貂一 種，在清朝非三品以上是不許穿的，而今變成女人的外套或大衣了。 此外，褂短一截的叫馬褂，大約到腰際。馬褂樣式不一，有對襟的、有大襟的、有缺襟的。對襟方袖，從前也算是半禮服，用之於行裝為多，又名「得勝褂」。那大襟右衽的，就是便服，兩袖都平，俗稱大襟馬褂。馬褂的袖子，總是比袍子的袖子短一些，袖子又很大。 馬褂之外，又有馬甲，那是沒有兩袖的。這種衣式，也叫作「坎肩」「背心」「領衣」，古稱「半臂」。馬甲有穿外面，也有穿裡面的，仿佛西裝的馬甲。（近月來，香港女人的馬甲式上衣，正和當年的坎肩差不多。）馬甲，也和馬褂一樣，有對襟的，有大襟的，而且也有各種顏色的，不一定是黑色的。馬甲總比馬褂短一寸或半寸，穿在馬褂裡面，也不會露出來。馬甲也像其他衣服一樣，從皮的、夾的到單的。單馬甲的料子，大都是麻織品，也有絲織品，有時流行過拷綢馬甲。那時男子夏日燕居，裸其上體，穿了一件單馬甲，也算半裸體了。 前清禮服，必曰袍套，袍子中最貴重的是蟒袍。無蟒袍子，顏色不一定，老年人喜深色，以藍為多，醬色次之。青年人可用嫩色，例所不禁的。袍子，有中間開衩的，稱為箭衣。 娥眉、裙釵 稱女子為娥眉，以裙釵代婦人，由來久矣。女人穿旗袍的歷史，實在太短，當年的女人，不裙不衫，總算不得閨秀似的。 先前的婦女禮服，披風是最普通的。披風仿佛男人的外套，吉服作天青色，素服作元青色，不得有他色。披風裡面，穿上短襖，愛什麼顏色就什麼顏色。披風式樣也如男子外套，作對襟，長可及膝。有兩袖，極寬博，大抵用藍緞，繡上五彩，或夾金線花朵。到了清末，太太們的披風上除了補服，還有平金的團花和水浪形金邊，她們叫作「水腳」。沒出嫁的小姐，是不得穿披風的。 紅裙也是婦女的特有禮服。紅裙有種種花樣，用綢或緞做成，加以百襉；有的還裝上各色繡花飄帶，帶配以夾里，垂直下來，以示端莊；有的帶端裝上小金（銅）鈴，前後數條飄帶，走一步就丁零作響。這都是年輕少婦的愛好。老年人雖穿紅裙，也頗樸素。倘若夫死寡居，就不再穿紅裙了。老年的穿黃裙，年輕的穿紫裙。從前婦女穿大禮服，一生只有兩次。一次是出嫁做新 娘。鳳冠霞帔，大衣方巾。又一次則是入殮下棺，也是鳳冠霞帔，但沒有大衣方巾。 婦女便服，上身是襖子，從皮襖以至夾襖，都稱為襖，那單的紗的，就不稱為襖而是衫了。下身必定穿一條裙子，裙子總是黑色的。上中人家，多是絲織品；鄉下人家，有穿黑布裙的。所謂詩禮之家，婦女們一起床，便穿上了裙子，直到晚上睡覺才脫掉。要是不穿裙而見客，那是很失禮的。小姑娘們，十三歲起就得穿裙子。妓女是不穿裙子的，這是良家婦女與娼家的區別。旗袍興而裙子廢。之後，女人的衣裳穿戴，漸受西風影響。到了近年，百襉裙又流行起來，但已不是從前的百襉長裙了。 從前婦女上衣，前垂及膝，後垂及股，衣袖非常寬博。後來，衣長漸漸短、漸漸窄，僅及腰際，也和今日的旗袍一樣，趨於流線型。有一時期，上衣下擺作圓角型，又有小圓角、大圓角之別。穿在身上，更顯衣短裙長，衣服的袖子，又從寬博到窄小，由窄小而短縮。 婦女服裝的演變，無合理可言；「時髦」統治了中外婦女，古今都一樣。 旗袍時代的到來 前清亡而旗袍興，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變化。旗袍的產生，大約在1914年到1915年間，風會中心，就落在上海這個東方城市上。 旗袍的式樣，年有不同，它是從清朝女子的服裝發展出來的新鮮式樣。最初是以旗袍馬甲的形式出現的，即馬甲伸長及足背，以代替原來的裙子，加在短襖上。到了北伐軍北進，旗袍就風行一時，下擺也漸縮短，馬甲也改成有袖子的了。1919年間，旗袍已上升到膝踝下，比之五年前，短了七八寸。袖口也隨之縮小。當時，西洋女人正流行短裝，這也是一種外來影響；那時的旗袍大概合上了新女性的風格吧！ 可是沒多久，旗袍又慢慢拖下來，到了1930年後，又拖到腳背，和初行時差不多，袖子也到適中長度。有一個時期，流行旗袍加花邊，鑲滾條，或用亮晶晶的銀片邊，有的在前襟上用銀片鑲出各種花朵來，閃爍炫目。旗袍左右兩邊開衩，其衩的高低也隨著旗 袍的長短，忽高忽低，真是年有不同，季有新式。那時旗袍的腰身，趨向狹窄，顯出全身天賦身段來，這就開出其後暴露渾身曲線的傾向。至於像現今香港女人這樣，開衩及腰際，三圍爭勝，又發展成超短旗袍，將風化與禮教丟在一邊，那又不是當年上海的婦女所能比肩的了。一部旗袍史，離不開長了短，短了長，長了又短，這張伸縮表也和交易所的統計圖相去不遠。怎樣才算時髦呢？連美術家也要搔首問天，不知所答的。 先前，上海有位詩酒文人葉楚傖先生，他是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輯。有一天，他在著名的高長興酒店喝酒，酒酣耳熱，他忽問我們：「上海什麼店的招牌最多？」有的朋友也舉了幾個名稱，他都搖頭說不是。最後他幽默地說出「蘇廣成」三個字來，大家哈哈大笑，原來他是截了「蘇廣成衣鋪」的前三字來說的。的確，上海成衣鋪總有二千多家，成衣匠四萬餘人，總有二十萬人靠此為生，差不多占那時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成衣匠標出「蘇式」「廣式」來，也可以說代表了兩種最時式的樣兒。其實，上海衣式，可分為蘇幫、揚幫、寧幫、本幫，各有各的主顧的。正如今日港九，很多浙東東陽來的縫衣匠，但一般人總以為他們是上海的裁縫呢！ 海禁既開，洋貨紛紛進口。在庚子以前，從海外輸入的，只有羽紗、呢絨。其後，洋綢、洋緞、洋絹大量輸入，比國產綢緞便宜得多。上海婦女就以用洋貨為時髦。本來土布是輸出的，18世紀，英國貴族紳士，還以穿上海土布為時尚；到了19世紀中期，大量洋布輸入中國，蘭開夏的紡織業，便以中國為最大市場，上海開風氣之先，這和上海人的衣著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雲裳時裝公司 繼旗袍之後，乃有女裝大衣的流行。從前的女人，只穿一件綢質的斗篷，民國初年，斗篷已經不大時行，有些洋化的女人，模仿西方婦女的外衣，乃有中式的女裝大衣。開頭，只是由西裝洋服裁縫兼做，逐漸才有了女裝專家。風氣一開，規模很大，當年靜安寺路、同孚路（今南京西路、石門二路）一帶，都有第一流時裝公司，其中以雲裳、鴻翔為最著。其次，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一帶，也有很多時裝店，又次，就在四馬路、湖北路一帶。 雲裳初創，那是民國十六七年的事。創辦人如唐瑛（交際花）、江一平（名律師）、江小鶼（藝術家），都是上海一流人物，登高一呼，閨秀震動，大衣便成為婦女不可少的打扮了。不過，這些創辦人，只能開風氣，而不能做事業，雲裳公司不久就轉手，給本行做去了。 大衣初流行，本來是冬季外衣，接上去就時行春秋兩季的夾大衣，初暖新寒時節的單大衣。夏夜，也可加上件白色的綢外 衣，這種大衣，只是裝飾品，不作禦寒之用。（前天，我在銅鑼灣看見一件薄綢外衣，標價七十五元，比呢大衣還貴些，這都是風氣所造成的。） 在上海，冬天，用得著皮大衣的。官禁既開，男人用不著的高貴皮貨，如灰背、紫貂都成為小姐們的寵物，從東北關外來的價在萬金以上，已不足為奇。其後外貨輸入，俄國灰背、美國紫貂、德國兔皮（這種兔皮，原是收買了我國的兔皮，運往德國，化學重做，再運到上海來的），也為太太們所愛好，價錢也頗相宜。據鴻翔老闆說，一襲黃狼皮大衣，也得銀洋一萬元，這相當於港幣六七萬元了。 貂皮當然很名貴，不過狐皮也不錯。市上流行的，以玄狐為最珍貴，純黑色。黃狐、白狐也為上品，前者毛豐厚，色黃而亮，後者毛色潔白，細軟有光。其他如紅狐、烏刀狐，以及隔山狐、西路狐，也頗流行。草狐品質差，可製成裘，也是上品，可值千金。李白所謂「五花馬，千金裘」是也。 總之，上海這十里洋場，是闊佬聚集之所，一襲衣著，千金萬金，在所不惜。這是特殊階層的享受揮霍，窮小子哪得問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