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春秋 · 洋場雜話

黃浦灘頭 漫把鴻溝畫界深，路環雉堞太相侵。 鄆權歸我知何日？一寸江灘一寸金。 渠渠夏屋位番酋，關稅紛紛納海陬， 烙漆鈐書最機密，都從「加比納」中投 ——沈慧孫《海市雜詩》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循環日報》創辦人王韜隨父初到上海，他所見的上海黃浦灘，我們看來，恍如夢境。他寫道： 上海與泰西通商，氣象頓異。余入黃歇浦，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歷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縹緲雲外，飛甍畫棟，碧檻珠簾。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幾如海外之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泰西亦設官以理商事，辦事處亦有公署。北門外雖有洋行，然殊荒寂，野田 荒地之餘，壘壘者皆冢墓也。其間亦有三五人家零星雜居，類皆結茅作屋，種槿為離，多村落風景，殊羨其幽。 這是百二十多年前上海英租界的風景。接近北門這一帶，還是荒寂曠地，只有黃浦灘，已經有了洋樓，我們從圖片中看去，所謂渠渠夏屋，所謂飛甍畫棟，大致都是二三層樓，外白渡橋南邊，那座洋樓，便是當日的英國領事館。其他則有怡和洋行、哈德洋行、東方銀行，還有美商的羅賽爾洋行，散散落落，並未連成一片的。怡和洋行南邊有一條橫街，叫「派克弄」，便是後來最熱鬧的商業中心南京路了。 王韜到上海，他個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家機器印書館，叫「墨海書館」。「以活字版機器印書，竟謂創見。余特往訪之，竹籬花絮，頗有野外風趣。入其室中，縹緗插架，滿目琳琅，西士麥都思主持。麥君有二女，長曰瑪利，幼曰亞蘭，皆出相見。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勸，味甘色紅，不啻公瑾醇醪也，又為鼓琴一曲，抗墜抑揚，咸中音節，雖曰異方之樂，殊令人之意也消。後導觀印書車床，以牛曳之，車軸旋轉如飛，雲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矣，書樓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無纖翳，字架東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 秀水（嘉興）孫次公《洋涇浜雜詩》云： 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宇內傳。 忙殺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種書田。 海鹽黃韻瑞《海上蜃樓詞》云： 榜題墨海起高樓，供奉神仙李鄴侯。 多恐秘書人未見，文章光焰借牽牛。 對於當時的士大夫，西法印書，自是最感興趣的新事之一。王韜的接近西方文化以及新聞事業，也就是從這一瞬開頭的。 黃浦灘頭的銅像 館崇翬鳥傍金台，鐵券重頒口禁開。 迢遞仙津探又熟，飛輪時向日邊來。 ——沈慧孫《海市雜詩》 黃浦灘頭，英國總領事館南邊，南京路口，從前人們可以看到一個面西背東站立的銅人（那一碼頭，就叫銅人碼頭），這銅人便是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Harry Parkes），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4月8日所建立的。巴夏禮，他最初在北京英國公使館做參贊，1862年（清同治元年）初到上海來。那時太平軍進攻上海，江蘇巡撫薛煥商借洋兵抵擋，就是他代表英國接洽的。到了1864年（清同治三年），他做了上海領事，後來所推行的租界會審制度，也是他所經手訂立的。1865年，他調到日本去做公使，一做十八年。到了1883年（清光緒九年）才回到北京來做駐中國公使。可是他只做了兩年，到了1885年3月22日，就在北京病逝 了。那時他五十七歲，洋人懷念他，立了這麼一個銅人像在黃浦灘邊。 從巴夏禮銅像抬頭一看，便可看見江海關的大自鳴鐘。鍾前站著一個銅像，低著頭，背著手，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可是我們不要忽視他，這是總握我國海關行政權四十八年之久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的銅像。（先前滬西也有紀念他的赫德路。）像基上有一方銅碑，刻著如次的話： 前清太子太保尚書銜總稅務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鷺賓，生於道光乙未，卒於宣統辛亥，享遐齡者七十七年，綜關榷者四十八載，創辦全國郵政，建設海燈樓，資矜式子邦人，備諮詢於政府，誠懇謙忍，智果明通，立中華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譽，爰鑄銅像，以志不忘。 他這份中西合璧的頭銜是真的，他也愛穿中國的朝衣朝服。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人極精明幹練。他愛好東方文化，還請了翰林公替他兒子教八股，希望他的兒子入北闈取得中國的功名呢！他1835年2月20日生於愛爾蘭亞爾馬郡波達當，十八歲畢業於王后高等學校。1854年派到中國充領事館翻譯學生，最初在寧波副領事署，以後調到廣東，在海關做總巡。1859年（清咸豐九年），粵海關改組，他就做稅務司。1861年，總稅務司李國泰（H. N. Lay）請假回國，由他代總稅務司。又過二年，他正式升了總稅務司。英政府很信任他，1885年特任他為駐華公使，他辭了不做。不過英政府訓令歷任駐華公使，重大事件都得向他請教。1908年，他已經七十四歲。年老多病，請假回國。到了1911年9月21日，在倫敦逝世了。 工部局 19世紀中葉，上海的社會經濟中心在租界。那時，有一最高的行政機構，叫作「工部局」。（今日上海市政府，就在先前的工部局的房子。） [1] 照這一名稱表面看，仿佛是一個建築委員會，實際上有點像租界裡的國會，也有點像今日的聯合國。在當日，也可說是國中之國。 當年的公共租界，由外人納稅會產生了董事會，董事會再組織各項事業的委員會，如「警備委員會」「工務」「財政稅務及上訴」「衛生」「銓敘」「公用」「交通」「學務」「音樂」「圖書館」「房租估價」「電影檢查」等委員會。董事會以下，設有「總裁」，主持總辦間，與外間辦理各種事情。工部局的最高權力是董事會，董事會主席最有權，除了他，就是總辦間總裁最有權。總辦間所屬事務，有「商團」「警務處」「火政處」「衛生處」「工務處」「學務 處」「財務處」「圖書館」「音樂隊」「情報處」「華文處」，這些機構，以「商團」「警務處」「火政處」為最有權力，每年所收稅捐，三分之一都用在「警務處」。（警務處的警察叫巡捕，乃是沿用清政府的官署所用原名，其實清政府衙門，不僅有武巡捕，也有文巡捕，由於上海租界用了巡捕之名，一般人就以為巡捕就是警察。） 洋人在上海，組有外人納稅會，其會員是要憑他們的地產與納捐多寡而定資格的。假定那洋人每年繳入「巡捕捐」或地稅達十兩銀子（執照不在其內），本人所有地產估價在五百兩之數，就有資格做會員了，否則便不行。要做董事會的董事，也要每年納稅達五十兩銀子才行，沒有地產的話，每年房租付到一千二百兩之數也行。董事會設董事十四人，其中華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由這十四人選出一位董事長，做會中主席。華人納稅會，直到1920年才成立，不過華人要做會員或董事，必須居住上海滿了五年才行，不滿五年就不行。 董事會每年4月間開大會一次，討論預算、決算以及徵收捐錢等。看起來，工部局等於一個市政府了。不過，在治外法權的特殊情形下，工部局乃是中國的「化外」。他們根據領事裁判權，就有他們的領事法庭。到了1882年，根據1869年土地章程，成立了領事公堂，其關於華人的訴訟，則有會審公堂。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收回了一部分司法權，成立了臨時法院，後來又收回了一部分司法權，改為特區法院，直到租界收回為止。 * * * [1] 指原上海市政府，地址在江西路漢口路口。——編者注 『領事裁判權』 前幾天，《新晚報》（香港）刊載了一段敘記《上海——冒險家的樂園》譯者包玉珂的文字。這部有名的諷刺文學，其中寫「上海，特權者的都會」，刻畫「領事裁判權」旗幟下的鬼魅活動，真是使人拍案叫絕。不過，這位諷刺作家，只是敘寫了一些引人入勝的故事，如包先生所說的，還缺少一些分析。另外有一位安徽人王揖唐，他是北洋政府的代表，南來住在哈同花園，和南方代表磋商和議，結果沒有下梢，他卻寫了一本似筆記非筆記的上海租界問題。他所寫隨筆，除了愛儷園那一篇以外，實在不很高明。但他研究了「領事裁判權」「租界」「會審公堂」。這一串問題，倒可作研究「租界」問題的參考。 「領事裁判權」這名詞，我們不必太學究式地去討論，即是說洋人犯法，洋人自理，洋人審判，依的是洋人法律。弄到後來，華人在租界犯法，在公堂審判，英國領事也來會審。過去一百年間，你可以拿一張紙一支筆去遍記十九個外國駐華按察署的審 訊過程。那些形形色色的案子，雖然不一定夠你編成一部萬寶全書，可是至少可以寫成一部洋洋大觀的眾生變相。 我們這位王代表舉了幾件有趣的例子：太平軍戰事初定，有某華商負欠某洋商絲款若干萬。洋商控於上海道衙門。（在上海，和洋人的總領事或領事處於對等地位的是上海兵備道。）上海道派委員提訊，那被告華商哀訴因戰亂受損失，一時實無力償還，供畢，大哭不止。那委員把訊供情形轉陳滬道，滬道立提該華商到案，諭之云：「你的負欠，既因戰亂損失，你能對外國領事去大聲痛哭嗎？如能，本道將送你到某國領事處一審，此案便可了結了。」那華商一一遵諭而退。滬道果然把全案人卷移送領事署，某領事果將前欠勾銷，還憫憐該商窮無所歸，送了一點旅費，讓他可以回鄉，此事見某外使筆記。王氏乃謂當年的治外法權，就是這麼由清廷官吏送給外人的。 此外，還說了一件諷刺清廷官吏顢頇失常的事。清光緒初年，某英人漫遊上海，看見英國領事干預華人訴訟，及其他侵權舉動，乃以六事上書英政府。其三，即謂租界商人不歸中國地方官管理，而由英領事自理，袒護不公，洋洋數千言。一面上書英政府，一面把副稿送給中國駐英公使館；中國駐英某公使，反以婉言卻之。倫敦新聞界，刊此消息，著論譏評，傳為笑談。 總之，一百年前的洋人，由「洋鬼子」變成了「洋大人」，清廷官吏，不識大體，治外法權被人侵奪而不自知。「領事裁判權」鬧大笑話，其懦弱無能如此。 會審公堂 [1] 過去一個半世紀，許多法律名家，用很多篇幅來討論租界問題。當代政治家只用一句話就說明了這件事：「我們是房東，住戶是房客，主權是我們的。」「租界」，並不是只在中國有過，在日本也有過，在暹羅也有過。在日本的叫作居留地。而且，我們在日本也有過領事裁判權，到了《馬關條約》以後，才收回的。 租界的主權，既屬於我國，租界中又住有大量華人，那就發生租界地區的司法審判權問題，乃有清同治七年訂立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這一章程，原是英國領事巴夏禮所建議商訂的。當時所謂會審，由中國一員同知，會同外國副領事一員在英國領事館內問案而已。有時就在英國領事館草地上設一公案，治事規模，十分簡略。後來，才在大馬路小菜場上設立公廨，這是初期的會審。到了清光緒二年，《煙臺條約》中有「所派委員，往往 未能認真審追」之語，該約又云：「中國各口審斷交涉案件，兩國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視被告者為何國之人，即赴何國官員處控告，原告為何國之人，其本國官員，只可赴承審官員處觀審。倘觀審之員以為辦理未妥，可以逐細辯論。」說起來，這一制度發端於清咸豐八年的《天津條約》，詳記於同治七年的會審章程，到了光緒二年《煙臺條約》又重新申明一筆的。 會審公堂的職務，可分為三：（1）為審理巡捕房所解訊之華事案，（2）為審理洋人控告華人之民事案，（3）為華人控告華人之民事案。前二者須由副領事會審，亦稱會審案。而後者則由華官單獨審理，向稱為晚堂案，亦稱華案。至刑事之被告為洋人，而華人為被害者，及民事之原告為華人，而洋人為被告者，照約雖由領事審理，但華官也當會審，可是實際上華官多不問事。至於職權上未分明的，如一華案之控訴及審理，與上海縣的職權相混，章程中雖說徒刑以上交上海縣審判，但輕罪的審判，上海縣亦未嘗無權。因此，有時原告已向公廨控訴，而被告卻向上海縣起訴。又公廨審理之華案，上海縣亦可移提。至華人的刑事案，除由捕房解訊外，被害人或告發於巡捕房，或告發於公廨，亦不一律。又傳提被告之權，照章除洋人所雇用之華人，須將案情移知領事，由領事交案外，其餘概由廨選差辦理，因此縣差廨差，都得在租界內自由傳提被告。其後廨差提人，往往以提票知照巡捕房派捕協提。再後則此提票內，又須經領袖領事簽字，再後則非經領袖領事簽字，不能協捕，非協捕不能提人，而華官遂無提被告之權了。這本來是會審章程所無，到了光緒二十年以後，又成為慣例了。至判決執行之權，原本屬於華官，後來關於會審案之判決關押，也由捕房執行了。 * * * [1] 又稱會審公廨。 黎黃氏案 ——大鬧會審公堂 上海會審公堂（可看吳友如的畫本）六十年變遷史是一部大書，到1926年8月31日，訂立了收回會審公廨，成立了「上海臨時法院」。到了1932年，法租界公廨一併收回，成立了上海第二特區法院。租界中的司法權，總算先後收回了。 我們說閒話的，回溯往事，1905年12月間，由黎黃氏案所引起的大鬧會審公堂案，倒是一段掌故。那時有一位四川官眷廣東婦人黎黃氏，攜帶女孩十五名，行李百餘件，乘長江班鄱陽輪到上海。捕房方面據鎮江來電，說是拐匪，便將氏等拘捕，向會審公堂控告，承審委員關炯之 [1] 、金紹成會同英副領事德為門審訊。審訊完畢，捕頭起稱，黎黃氏系拐犯，須帶回捕房。關氏以串拐證據不足，擬判押公廨女所候訊。德為門卻說此案固應查問，但必須由捕房帶回。關氏不得已，再行聲稱：「女犯押於西 牢，洋涇浜設官章程無此條例，且又未奉道諭，不能應允。」德為門卻說：「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領事的命令。」領捕房帶回人犯。關氏處此局勢下，也憤然道：「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領事。」即飭廨役將黎黃氏等帶下，押交官媒。接上來便是捕役與廨役的爭奪，德為門和金委員爭吵，廨役鎖大門，巡捕挾人役不得出，向關氏索鎖匙，關氏怒道：「毀門可，毀公堂可，即殺官亦無不可！」巡捕終於把一應人犯押往西牢。這便是上海租界史上最有名的大鬧會審公堂案。 此案既發生，廣肇公所即召開同鄉大會，上海縣紳商也赴商務公所集議，群情大憤，向上海道陳情據理抗爭。這件事，不僅鬧到南京，由兩江總督周馥出面交涉，並已成為國際大事件，由北京外務部向上海領事團提出抗議。捕房方面，依奉領事團命令，於15日下午3時將在押西牢的黎黃氏等及曾送濟良所女孩十五名，用皮篷馬車送至廣肇公所釋放完案。接著又引起了18日上午群眾遊行罷市，巡捕開槍衝突的大風波。結果，還是不了了之。不過這位有膽識的會審委員關炯之，一直任職到1928年，時人有關老爺之稱。那位英國副領事德為門，第二年春天，調職到鎮江去了。 黎黃氏案系華人案，與外人毫不相干，滬地系租界，主權仍在中國。英按察司蘇馬利便說：「旅滬西人，皆為華人之客。」既謂之客，何有地主之權而干預其司法之事乎？上海領事團自知理屈，所以黎黃氏案的結局，只是放人了事。其後乃有最激盪人心的「五卅慘案」，那就迫近租界史的尾聲，連著領事裁判權都送入博物館去了。 * * * [1] 見本書《人物》篇。 巡捕 ——紅頭阿三 我們鄉下人到上海，第一個印象便是「面黑如漆、頭纏紅巾」的紅頭阿三，後來知道這叫作「巡捕」，現在的警察。有人以為巡捕是洋名，非也，乃是道地的國貨。 它的來源倒很早，元代上海初立縣時，設置縣尉和巡檢司。這兩種官員的職掌，史書上明白寫著，前者系「巡捕」，後者系「巡捕盜賊奸宄」。到了明清兩代，除巡檢司外，設縣丞和主簿，史書上也說系「分掌糧馬巡捕等事宜」。然而，這還不過是說明職掌罷了，並非「職官」或「衙門」的稱謂。到了19世紀，租界當局雇用「巡捕」，洋人當然只知道是「Policeman」，「巡捕」還是中國人譯出來的。為什麼譯作「巡捕」呢？當時，北京設有巡捕營，掌理「詰禁奸宄、平易道路、肅清輦轂」等事項，長官是「提督九門巡捕五營步軍統領」，那麼，所謂「巡捕」原是現在所謂「警察」，在「警察」這一日本名詞沒搬過來以前，譯作「巡捕」，原本不錯的。（上海俗語：「到行里去」，「行」便是巡捕房。） 租界設立之初，僅雇用華人數名為更夫，以鳴警報更，屬於領事管轄。到了1854年太平軍興，小刀會占了上海縣城，租界方面，由英、法、美三國共同組織了工部局，統一管理三國租界事務。那年7月間，租地會通過工部局組織巡捕事件，接著，就決定聘請香港巡捕房職員克列夫登到上海，擔任總巡之職，並羅致一批巡捕同來，這是上海租界設巡捕之始。當時，巡捕職務性質範圍頗為紛雜，而且和領事官的職權有所衝突。到了1855年2月間，小刀會退出縣城，這才由三國領事會議決定設立巡捕房為常備機構，這才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制的正式開始（巡捕房屬於工部局管轄）。法租界另組公董局，董事由法領事委任，巡捕房屬於公董局。 1886年，工部局又於四馬路胡家宅松嵐閣茶館南面，添設一處巡捕房，專居從印度招來的新捕，面黑如漆，頭纏紅巾，即華人呼為「紅頭蒼蠅」是也。初到上海的印捕只有四人，1886年所招的印捕，共有六十五人。（那時，西巡三十三人，華巡一百八十二人。）印捕的命運，幾乎和租界相終始的。 1900年，法捕房雇用安南巡捕，第一批二十九名。到1916年日本駐滬總領事有吉明建議日本巡捕隊的特別組織由日本東京聘來警官三人，巡捕二十七人。上海的巡捕，就有這麼幾種：西巡、華巡、印巡、越巡、日巡。 天主堂舊話 天主教在中國的勢力，到了18世紀，受了一段時期的挫折，耶穌會也遭一度解散，不久又復活了。中國的天主教，要求教皇再派耶穌會修士來華傳教。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派了法國巴黎耶穌會會士南格祿、艾方濟、李秀芳三人先來，1842年7月12日，才到上海。南格祿神父那時受任上海耶穌會會長，原選定佘山，設修士療養院，以路遠而罷。（今佘山有天主堂。）1846年，梅德爾修士及主教羅伯濟選定董家渡做主教駐節大堂。 董家渡天主堂的地基，那是我國政府讓給天主教會的。1842年，五口通商之約既訂。1844年，法派賴格納來華，訂立黃浦條約，乃有準許人民自由學習天主教道理的上諭。其明年，賴格納到上海，向滬道進行收還雍正年間所沒收的教產。（1731年，敬一堂被沒收，改建為關帝廟，廟西於1748年設置申江書院，天文台始廢。）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諭：「……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 原有房屋尚存者，如勘明屬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他們當時所要收回的，是指明代郭居靜神父時代的上海城內老天主堂和公所，以及大南門外的聖慕堂。那時老堂已改為關帝廟，公所已改為學宮，所余者，只有一處聖慕堂可還了。1845年，西人索回潘國光所建天主堂產業，滬道宮慕久因其已改為關帝廟，許以董家渡一處地基相償。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天主教西人以中法互訂之追加條約為援，又索回已改為關帝廟之天主堂，並及申江書院（那時已改名為敬業書院了）。1862年（清同治元年），關帝廟與書院遷讓，天主教會乃重行建造天主堂，俗稱老天主堂，簡稱老堂，老堂所在之街稱天主堂街，即梧桐街是也。 1847年11月21日，董家渡天主堂奠基，由羅伯濟主教主持，他那天晚上，便回羅馬去了。1853年3月20日，建築完成，舉行開幕禮，由法國兵船賈西義號派武裝小艇直駛董家渡。天主堂儀仗，一直排到黃浦灘，觀禮者萬餘人！這一天主堂，定名為聖沙勿略天主堂，在當時，是中國最大的天主堂。 至於來到上海的耶穌會修士，卻要另覓董家渡以外的地方做住所。在距上海城外八公里處，有個徐光啟 [1] 墓，便是徐氏生前的別莊所在地，墓旁還有徐氏的後裔住著。南格祿會長於是決定在徐家匯建立耶穌會會士院。梅德爾神父奉命籌建，並在院屋旁邊修建徐家匯大教堂。於是上海的西南角上，有了另一所巍峨的天主教大教堂。 * * * [1] 見本書《人物》篇。 洋場花絮 ——黃協塤《淞南夢影錄》 叢樹陰森外國墳，旅居應自愴離群。 東來竟不歸西土，夢斷鄉關萬里雲。 此無名詩人詠外國墳山詩也。外國墳山在三馬路 [1] 望平街口，我們登《申報》崇樓，俯視歷歷在目。黃協塤《淞南夢影錄》說：「綠樹蔭濃，不見天日，雖曰義冢，亦一清淨世界也。西例，飾終之禮，俱從簡略，棺制甚小，亦有以鉛為者，既葬，即平其土，不封不樹，唯立一小石碣，書其生平事跡而已。」後來，租界範圍擴大，又有靜安寺路上之外國墳山 [2] 面積也大得多。到後來，大西路 [3] 的萬國公墓開闢，那規模就更大了。 黃氏最讚許車利尼的馬戲團。光緒年間，曾在外虹口廣場 上演出。他說：「戲台之式，與中國迥異。客座環四面，中留一圓池，鋪以砂土，其平如砥。先是二西人立騎馬背，駛行池中，忽聳身一躍，則馬已互換焉。繼而一人躍登騎馬者之頂，疊登六人，高與屋齊，而馬不停蹄，人不顛蹶。又二人拉一白布橫亘台上，馬由布下馳過，人則躍從布上，連跳數次，累忝不差。又數十人各執擎竹圈一，如栲栳大，人馬俱從圈中鑽過，如織錦之梭，輕靈無匹。時眾人方齊聲喝彩，忽一女子怒馬突出，口銜三十餘磅之銅炮，攀機一發，石破天驚，而炮仍不墮，其齒力真不可以數計矣。又一人以帕埋土中，牽一馬至。附耳與語，馬即以前足掘土銜帕而出。又二人引二馬於池中，其馬善解人意，命之坐則坐，命之立則立，命之鳴則鳴。末後，四人拉一大鐵籠出，籠畜二虎，一黃一黑，黑者尤猛，大聲怒吼，聲震林木。有豢虎名手長生者，能入籠中，使演諸劇，虎皆帖耳垂頭，略不奮怒。待演畢，已以夜半三更，遊人漸散了。這一馬戲班，共演月余，每夜觀者二三千人。」這種鏡頭，我們近年在影片中還可看到的。 《夢影錄》中，黃氏還寫了一段雜技鏡頭。說：「過了白渡橋半里許，遙望有高台座，上支布篷，若雨傘，大可蔽十餘畝，那便是洋人演雜技之處。」洋人演雜技，也時常到上海，他認為瓦納的技巧最高明：「只見台上障軟墨簾，西樂嗚嗚，動人傾聽。少焉樂止，戲士登場，手持火槍一支，長二尺許，管粗若酒杯，借看客所佩時表，搗之成粉碎，納槍管中，攀機一發，響若大炮，忽見所碎手錶卻正掛在屏風上，絲毫無損，既而又將所戴之帽取下，帽中取出風爐一個，小銅鍋一隻，放在地上。忽空中飛下麻雀六七頭，捉而殺之，捋其毛，破其腹，放鍋中煮了好久，香氣蒸騰，使人饞涎欲滴，等到開鍋來看，那幾隻麻雀，一一飛去，無一存者。既又取紅白綢帕二方，縷縷剪碎，一抖擻間，忽五花八門，紅白相 間，恰無補綴疤，遍示座客，略一披拂，又恢複本形，若無縫天衣。最後則是少女入箱，頭斷腳碎，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放入箱中，一剎那又亭亭玉立而出，向觀眾微笑了。」 這些海「內」奇談，當年士大夫也都是土老兒呢！ 黃氏對於西人的保險事業，也引為異聞，他說：「西人於滬上設保險行數家，凡輪船、房屋及動用什物、衣服、首飾之類，俱可托保。歲取保費約百中之一，設遇不測，無不照值賠償。聞西人之出外經商者，亦可托醫生保險，或十年或二十年。倘在保限內病故，則醫必視保價之大小償銀，唯偶有疾病，不能延他醫診治耳。」今之常事，在當時正是異聞。 《夢影錄》中還有一段如次文字： 擇巨室設長木台長丈許，闊半之，覆以哆呢，而高其邊。碾象牙為圓子，如鴨卵大者四枚。撥以木棒，兩相撞擊，以角輸贏，謂之打彈子。初唯寓滬西人藉以消遣，猶中國之圍棋、馬吊也。自一品香設彈子房，繼之者有洪園華眾會、閬苑第一樓諸家。好事之徒無不邯鄲學步。青樓妙伎，亦間一至焉。又有大彈子者，鋪長木為槽，縱約六七丈。槽盡處，立小樁十枚。一人遙立，以彈投之，能盡將木樁擊倒，即可奪彩。斯真遊冶之外篇，消閒之別調矣。 西風東漸，聲色犬馬，最易流傳；不過，黃氏把木球和彈子房並稱，上海人一定不會同意的。 黃氏也說到西人的總會：「滬上法總會在法大馬路，英則在四馬路東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馬高車，如雲而至。簪裾冠蓋，座上常盈。或打彈子以消閒，或彈風琴而奏曲。或杯邀紅友，別 尋酒國之春；或幾倚青妃，共索花間之句。以至圍棋蹴踘，跳躍高歌，任意嬉娛，毫不拘檢。唯華人之寓滬上者，雖意興飛揚，終不能問津而至。」所說大體是對的。 黃氏初到上海，才吃到荔枝。他寫道：「向嘗讀杜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之句，以為嶺南十八娘，定當別有風味。惜措大窮酸，不能與楊太真分瓊漿一滴耳。自海禁開後，輪船往來，幾于飛行絕跡。荔枝之來自天南者，玉潤珠圓，尚覺鮮紅可愛，霞膏乍咽，沁入心脾。南村諸楊北村盧，果是壓倒一切。彼滬之水蜜桃，洞庭之盧橘、楊梅，烏是專美於前哉！」這種嘗新的快感，我也有同感。黃協塤是位識多見廣的人，也說了像我們一樣有趣的話呢！ * * * [1] 今漢口路。——編者注 [2] 今靜安公園。——編者注 [3] 今延安西路。——編者注 洋場感事詩 ——袁翔甫 黃協塤《淞南夢影錄》，推許錢塘袁翔甫《洋場感事詩》，文言通俗，纖悉無遺。詩云： 雲髫新編腦後拖，時新衣服剪紗羅。 傾瓶香水渾身灑，風送芳香撲鼻過。 刺花短襪窄鞋幫，褲腳重重黑緞鑲。 裝束雙趺嬌俏甚，行來絕似女兒妝。 鑽石深嵌約指空，黑油牙柄扇搖風。 個人贈物分明在，排 鮫綃出袖中。 一段洋菸插口斜，黑晶銀鏡避塵沙。 同游欲博如花笑，親手拉韁坐馬車。 京都式樣學遍難，學到天津意亦安。 大袖寬袍搖復擺，旁人不贊自家看。 今朝難得擺雙台，請客尤難個個來。 月滿花芳春不賤，便傾家產也心開。 迷香終日醉昏昏，團得新衣盡縐痕。 猶自津津向人說，昨宵光景最銷魂。 諸逋呼逐集門前，一避居然計萬全。 任爾滿階搜索遍，已如黃鶴渺雲煙。 百年前，洋場仕女風情大抵如此。袁氏又曾寫《望江南》詞三十首，黃氏謂「採風問俗，固不第作海天之閒話，甄香國之新聞也」。詞云： 申江好，萬國競同口。海舶幾多渾莫辨，地球何處不相通。人巧奪天工。 申江好，勝境說吳淞。曉日暮霞光燦燦，朝潮夕汐勢洶洶。過客願留蹤。 申江好，小縣作名邦。買賣生涯推第一，風流澤藪嘆無雙。豪傑望風降。 申江好，鐵廠最清奇。自古公輸無此巧，其中靈妙有誰 知。從此廢工師。 申江好，行樂易忘歸。處處珠圍兼翠繞，家家燕瘦又環肥。金盡手猶揮。 申江好，莫嘆食無魚。赭尾銀鱗終歲足，雕蚶鏤蛤及時儲。鮮美有誰知。 申江好，戲館列通衢。集秀崑腔來茂苑，名優丹桂屬京都。晝夜供歡娛。 申江好，妓室等瓊閨。舊好新知分冷熱，長三么二判高低。身價也難齊。 申江好，最異是新街。夜火寒丁門戶密，春風容易鳳鸞諧。大半產秦淮。 申江好，高駕馬車來。浪子閒遊朝幾度，人家遣興日多回。迅疾似奔雷。 申江好，愛富不愛貧。庫積雄財驚頓失，街棲乞丐忽更新。同是一般人。 申江好，妓女著紅裙。邑廟燒香拖幅幅，新年出局看紛紛。貴賤不能分。 申江好，最好廟花園。堂列點春兼萃秀，人來蟻聚更蜂屯。茶話玉泉軒。 申江好，風雪不知寒。煤火通紅燒屋角，煙囪高聳出檐端。坐臥十分安。 申江好，南北兩雄關。百貨金錢征似海，萬邦稅餉積如山。財賦重區寰。 申江好，巧絕火輪船。轉磨製同燈走馬，登程疾似箭離弦。萬里往來便。 申江好，書館姓名標。屏卻鬚眉重巾幗，只談弦索不笙簫。暮暮又朝朝。 申江好，酒肆滿佳肴。昔日膏粱矜飲啖，而今市井解烹炮。是處有良庖。 申江好，水蜜有名桃。黃歇浦西生最好，黃泥牆畔品尤高。紅暈認鵝毛。 申江好，滄海不揚波。局啟招商其利溥，船兼轉漕未嫌多。齊唱太平歌。 申江好，貿易重絲茶。湖客章身爭炫耀，徽商侈口逞豪華。強半自矜誇。 申江好，馬路說洋場。萬戶千門皆孔道，四通八達盡康莊。示我詠周行。 申江好，電線疾雷霆。萬里語言同面晤，重洋信息霎時聽。機括竟無形。 申江好，最樂是游僧。酒肉場中全不諱，煙花隊里各爭能。入定問所曾？ 申江好，高爽指洋樓。聳出重霄雲欲接，洞開八面景全收。四顧豁雙眸。 申江好，男女不防嫌。榻上橫陳同椅枕，車中共載弗垂簾。一任眾觀瞻。 袁翔甫《望江南》詞的最後一首是： 申江好，市儈肆貪饞。布地金銀供計較，熏天酒肉別酸咸。風雅一齊芟。 這可以說是上海洋場的總序。 滬上繽紛錄 有關上海的掌故書，繽紛繁多。這裡還是先介紹黃協塤的話。他說：「稗官野史，專記滬上風俗者，不下數家，而要以王紫詮（韜）之《海陬冶遊錄》為最。詠既去之芳情，摹已陳之艷跡。鴛鴦袖底，韻事爭傳，翡翠屏前，小名並錄。其於紅巾之擾亂，番舶之縱橫，往往低回三致意，固不僅記花月之新聞，補水天之閒話也。近日瀟湘館侍者所編《春江小志》，差足媲美。他若袁翔甫大令之《海上吟》，則專采韻語。朱子美茂才之《詞媛姓氏錄》，則第敘青樓，梨棗未謀，難傳久遠。至《滬上艷譜》《滬上評花錄》《冶遊必覽》《廣滬上竹枝詞》等書，皆系書賈藉以牟利，凌躐蹈駁，頗不足觀，置之勿論可也。」這是他對於當時記敘滬上風月的詩文的評介。 上海通志館，也曾搜集上海掌故叢書，提及褚華的《滬城備考》（褚華字秋萼，清乾隆、嘉慶初時上海人），黃楙材《滬游脞記》（黃楙材字豪伯，江西上高人），俞世才《匯考錄》（俞世才字 樹岩，浙江上虞人）。此外上海掌故叢書，收錄元明清三朝有關上海文獻十四種，上海通社輯刊，中有元陳椿《熬波圖》一卷，明張鼎《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清葉夢珠《閱世編》，清褚華《木棉譜》一卷，《水蜜桃譜》一卷，清光輔《淞南樂府》一卷，清張春華《滬城歲時衢歌》一卷，清曹晟《夷患備嘗記》《紅亂記事草》《覺夢錄》，清黃本銓《梟林小史》，清王萃元《星周記事》二卷，清曹驤《上海曹氏書存》。 他有葛元煦的《滬游雜記》，王韜的《海陬冶遊錄》《談艷》《歇浦芳叢志》，箐江詞客的《紅豆蔻軒薄倖詩》，花下解人的《百艷圖》（有鄒韜序文），詹子渠的《柔鄉韻史》，鄒韜的《游滬筆記》，指迷生的《海上冶遊備覽》，吳友如繪的《申江勝景圖》，徐潤的《上海夷場景致》和《上海雜記》，餘姚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汪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張春帆的《海上青樓沿革記》，王定九的《上海門徑》。有的是隨筆，有的是遊覽指南，在我們眼底，都可作史料看的。 在這一類掌故書中，黃協塤的《淞南夢影錄》，可說是第一流的隨筆，取材、識力、文筆，可與王紫銓相伯仲的。文士風流，那是那一代的風尚，詩酒往還，他們的生活正是如此。 金融世界 上海的華爾街 紐約有華爾街，那是美國的金融中心。上海也有「華爾街」，也是金融集中的地區，有成林的銀行、錢莊、信託公司、交易所；也有矗立雲霄的大廈，凸肚子的銀行老闆，發光的金條，成捆的鈔票，在我們鄉下人眼中，這是「高山仰止」的天堂。有一天，招商局總經理和我說到招商局的故事，他說：「你看見滙豐銀行門口的大獅子嗎？獅子大開口，它就把招商局整個吞下去了！」過去一百年間，招商局方面總是把道契一箱一箱扛到滙豐去抵押的，利上滾利，永遠翻不過來。直到抗戰勝利，招商局在上海復員，徐氏趁機把那些抵押在滙豐的道契贖了回來。滙豐總經理要招商局方面依官價結算。徐氏笑道：「可以，不過，要寫在記錄上！」滙豐老闆就讓步，那十多箱道契便依市價贖回了。滙豐方面，何以突然讓步呢？因為滙豐方面所吸收的華人存款實在太多了，不僅上海的滙豐完全是華人的錢，那時的軍閥，如江蘇督軍李純，他臨死時，只在手心上寫了一個「伍」字便斷氣了，他存 在滙豐銀行的當然不是五萬元，至少是五百萬元。這筆錢，就此爛在滙豐銀行，沒人去提了。其他財閥、大地主、大商人，存在滙豐的錢，也不知有多少呢！你看，這兩隻獅子的口多大！ 黃浦灘頭，都是大銀行，當年，除了中央、中國、交通、通商四家本國銀行以外，其餘都是洋人的銀行。英商的除了獅子大開口的滙豐以外，有麥加利、有利、大英三家；法商的有東方匯理、中法、工商，日商的有正金、台灣兩家；美、比、荷商的有友邦、華比、荷蘭各家；比法合辦的有義品一家。從九江路折入，有金業交易所、華商證券交易所，本國銀行有華僑和聚興誠兩家；外國的有美國的花旗、大通、運通，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朝鮮，荷蘭的安達，德國的德華等九家。銀號有中源、仁德、順興、雙盛等四家。 其他在北京路上，本國銀行有浙江興業、鹽業、上海煤業、中國實業、中國農業、中華商業儲備、明華商業儲備、嘉華商業等八家，信託公司有中央和通易兩家。此外有銀號三家，錢莊一家。到了寧波路上，那是上海錢莊的大本營，大小錢莊二十餘家，銀號十餘家，信託公司一家。至於直貫的河南路上，本國銀行有中國、農工等六家，錢莊十一家，銀號一家。以上六條路，金融機構大小一百八十餘家，占全市的十分之六，可以算得上海的「華爾街」。 洋錢（銀圓） 這幾年，香港流行了一大批鎳制的一元輔幣，仿佛我們幼年時所通用的「洋錢」（銀圓）。這種鎳輔幣初流行時，大家愛用得很，搶著放起來；到了後來，大家就十分冷淡，覺得沉甸甸的，放在袋裡，非常討厭。我們且回想幼年時用洋錢，究竟有什麼不同呢？且說，用洋錢時期，一樓一底的三層洋樓，月租不過二三十元，而今在香港，總得七八百元。帶三五十現洋在身上，還不算什麼，多至七八百元，那就一大包，非用一隻袋來裝不可了。先前十一二元的魚翅席，現在要二百元上下，也是一個比例。所以七錢二分一塊的銀洋，在我們也通用了三四百年，那時也叫作「番餅」，相當以前我們慣用的「元寶」。 最初用到中國來的是西班牙銀圓，又稱「本洋」，亦稱「雙柱番餅」，西班牙查理一世占領美洲中西部時所鑄，重402.5厘，直徑1.56英寸，形式一面是國王肖像，一面是兩根柱子，當中夾著冕和王室徽章，所以叫作「雙柱番餅」。到了查理王子 菲律王二世，他占了菲律賓以後，就與我國往來貿易；1575年（明萬曆三年），西班牙人來中國，西班牙銀圓就流入我國。上海市面用這種銀圓，當在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左右。到了1860年，太平軍戰爭時，西班牙銀圓市價大漲，高於本值十之七八，成為市場上的標準通貨，銀行匯率，以此為準。可是1876年（清光緒二年）以後，上海本洋已絕無僅有，只是錢莊掛著本洋行情，成為他們的盤剝工具了。 到了我們祖父那一代，墨西哥銀圓（鷹洋）流入我國了，我在幼年間，鄉間契書所載田地價，有時值鷹洋若干字樣，商店賬本也是這麼寫的。鷹洋重416厘，背面鐫一自由帽，帽的四緣，有日光三十二線，下面刻幣值、造幣廠標記及發行年份；正面刻一隻飛鷹，嘴裡銜著蛇，作倒視狀，這是墨西哥國徽，所以叫作「鷹洋」。1856年（清咸豐六年）流入上海，代替本洋的通貨地位，成為其後五十年間的市面貨幣本位。到了1919年以後，我國自鑄銀圓，所謂「袁大頭」「孫大頭」，和鷹洋等價使用，鷹洋才慢慢少下去，一部分也改鑄為「袁大頭」「孫大頭」了（因為鷹洋的含銀成色較高）。 此外，還有美國、日本、英國的銀圓流行到上海來。美國的有兩種，一種是1792年所鑄的，和西班牙銀圓一同流入。一種是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所鑄的，重420厘，成色九成。到了1878年，美政府停止鑄造，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美政府大量收回，上海市場上便絕跡了。日本銀洋稱龍洋，鑄於1870年，刻有蟠龍花紋，重416厘，成色九成，和美銀圓一同流行，我幼年還看見過。英國銀圓共有印度幣（西藏行用）、香港幣和貿易銀圓；香港幣亦稱「鬼頭幣」，或稱「人洋」，我們也曾用過。說起來，鷹洋的印象最深。 一塊銀洋值多少錢？ 我說了當年上海用銀洋錢的事，有人問我：一塊銀洋值多少錢？這也是早晚時價不同，時有起落的。目前 [1] 在香港一塊銀洋，大約可換港幣五元上下。但在抗戰前，黃金三十換，即一兩黃金換銀洋三十元，如今黃金每兩港幣二百八十元上下，照說，每塊銀洋要換港幣九元上下，時價僅值一半，可見銀洋時價，一直早晚不同的。 「錢」是我國貨幣的通稱，外圓內方。我們小孩時，還是用錢時期，後來換用銅圓（當十或當二十都有），已經是民國初年了。在中國錢幣史上，「銅」錢、「鐵」錢，都有；再古一點，「布」「刀」「貝」都是「錢」，所以貨字從貝，財字也從貝。宋元各代，也用過鈔貫，即是紙幣。銀本位的時期很長，也有用黃金的，卻非金本位。「銀」本位時期，大元寶五十兩一錠，小元寶一兩一錠，也有五 兩十兩的，也可以打碎後，稱了散用的。晴雯生病，寶玉私自請了醫生，找出一包碎銀，他們都不識秤，胡亂找了一塊大的，總有三五兩，那是用碎銀的情況。用了銀洋，才定在「七錢二分」上下，卻也不是純銀，九成銀，其他是銅。當年廣東福建地區用銀洋，每經一人的手，便打上一個硬印，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塊爛板，甚至碎成數片，除了這兩省，別處就不通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一位外江佬到香港，把一塊光板銀圓去買東西，那店伙拿在手裡，看了又看，摜了又摜，十分不放心似的。原來外江佬不知道在爛板圈子中，光板是要升水的，外江佬不要店家升水，店伙就不放心了。 上海的洋價，在一百三十年前，每圓換不到一千文，後來換到一千三百文，到了1850年9月13日（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八日），每圓換一千五百三十文（時有上下），到了1855年（清咸豐五年）已兌到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文。到了民國初年，已經換到三千元上下了，可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銅錢，銅質好，錢身大，比之道光以後，咸、同、光年間的銅錢，每一千文重一倍上下，銅質也差遠了。後來，改制銅圓，表面上是一當十，實際上，一塊銀洋，可換雙毫銀洋（或一毫銀洋）十多枚，大約七八折樣兒，即是說一塊銀洋，可值百四五十枚銅圓。至於各地的劣質銅圓，那又相差很多的。 到了抗戰時期，銅的本身漲價了；這一來，不僅和紙幣脫離了聯繫，和銀圓也分手了。於是貨幣標準，又回到物物交換路上去，「米」和「布」成為一切貨幣的比例尺了，而今的幣制，其變化和社會制度有關，我們已經說明白「信用本位」的主要意義了。 * * * [1] 指1960年代初。——編者注 滙豐銀行 上海的外國銀行，哪一家最早呢？徐愚齋《上海雜記》說：「上海首創銀行為『麗如銀行』，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開始交易。」而《銀行周報》五二五期，說到可注意之英國在華銀行勢力，說上海最早的外國銀行乃是東方銀行。而若干銀行史，又說上海最早的外國銀行，乃是麥加利（1853年）。後來經過考證，原來，麗如銀行便是東方銀行。不過東方銀行何以稱為「麗如銀行」，正如香港上海銀行何以稱為「滙豐銀行」，那就不可得而知了。 至於上海的外國銀行，最大的是滙豐銀行，那幾乎人人知道的了。這一銀行，應該譯為香港上海銀行是無疑的，總行設於香港，1864年（清同治三年）設立，系英國的怡和仁記，美國的旗昌洋行，德國波斯等商人所共同發起的。開設之初，也有華商的股份，可以說是國際合作。後來華商股份陸續出讓，美德商人也因利害衝突，分道揚鑣，所有股份，依次歸於英商，大權乃為英人所 獨占。 1865年，滙豐設立上海分行。最初行址在南京路匯中飯店舊址。十年以後，才搬到外灘去。該行資本總額，原定為港洋五百萬元，分四萬股，每股一百二十五元；以後屢次增加，資本總額為五千萬元，分四十萬股，後來實收資本二千萬港洋。其經營目的，在於振興英國的東方貿易，以匯兌及存放款項為主要業務。後來和中國政府發生關係，如賠款金的輸送、鐵路借款的收付，以及關稅鹽稅的存放，都由該行特許經營，這就把這隻獅子養得很肥很大了。 滙豐銀行，1874年在外灘建造新宇，那是三層樓的磚屋。那時人記載道：「……計高三層，每層俱高大之至，其內房屋，亦皆高敞廣闊，迥異尋常。房外磚柱涼台，皆雕飾壯麗，陸離滿目，此誠為黃浦灘上所創見也。」把我們鄉下佬的眼看花了。（那時地皮花了六萬兩，建築費七萬兩。）到了1921年，他們又花了一千萬元建造了新的希臘式大樓，1923年6月23日落成。由英國馬克來舉行落成典禮，該行總董藍恩起立致辭，說：「……本行所以不惜巨資造此華廈者，實因深信中國將來甚有希望，其商務必發達至無可限量。今日中國政治及社會情形，雖多可悲，致受外人之干涉……倘至必需之時，則外國雖以武力為後盾，亦無不可。蓋非此不足以恢復中國安全之秩序。且此乃大多數受害之中國人所歡迎……」 這一番話，今日讀了，我們又將作何感想呢？ 上海中國銀行 香港德輔道中、大道中交叉口上，有一所巍巍矗立的大廈，那是中國銀行；在上海外灘，也有這麼一所巍巍矗立的大廈，傍滙豐銀行而立著的，這是中國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它的前身便是大清銀行。 1904年，清廷準備改革幣制，設立國家銀行來統制全國各地的錢莊銀號，乃由戶部籌集資金，設立國家銀行以為貨幣流通總匯之所，額定資本四百萬兩，分四萬股，由官民兩方募集；當時，商民觀望，應募甚少，乃由戶部繳納官資四分之一，即五十萬兩，以張允言為總辦，瑞豐為副總辦，在北京設立總行，1905年9月（清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成立。那年10月，上海分行成立，這是我國設立國家銀行之始（實在是中央銀行）。1908年，度支部訂立銀行則例，謂國家銀行，由國家授予特權，凡通用國幣、發行紙幣、管理官款出入、擔負緊要公債，皆由該銀行負責。因此增加資本為一千萬兩，所增加六百萬兩，分六萬股，每股一百兩。銀 行名稱，即為大清銀行。 辛亥革命後，改大清銀行為中國銀行，就上海中國銀行加以整理（其他各地大清銀行，多已受了戰禍兵災，名存實亡），2月5日，草創成立，以吳達銓、薛仙舟為正副監督。到了1913年4月15日，財政部才公布中國銀行則例三十條，熊內閣時期，由湯明水任總裁，大清銀行原有各分行，次第舉辦，這才有了基礎。到了1917年，梁啓超任財政總長，王克敏任中行總裁，張嘉璈任副總裁，呈請財政部修正則例，縮小股額，確定股本，總裁一職，由董事中選舉，政府任命，不得任意更換，這才和動盪的政局減少牽連，中國銀行的基礎大定。到了1927年，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來上海，由財政部改訂條例，規定資本總額二千五百萬元，內官股五百萬元。一變其原有的性質，成為國際匯兌銀行，經政府特許，有下列四項特權：（1）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還本付息事宜。（2）經理政府在國外之各項公款之收付。（3）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項。（4）代理一部分國庫及發行兌換券。到了1935年3月，財政部增加該行官股二千五百萬元，合以前資本為五千萬元，宋漢章任總經理，宋子文任董事長。於是成為國家四大銀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之一了。 而今上海、北京等地，仍有中國銀行，其業務仍是國際匯兌事宜。 中國通商銀行 說起上海的中國人辦的銀行，（國民政府設在南京，而中國的國家銀行設在上海，也可見當年中國的經濟中心在上海，國家社會經濟，非仰洋人的鼻息不可的。）下意識地會說出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來。其實，農民銀行的歷史很淺，中央銀行也早不了多少年，歷史悠久一點的，還是中國和交通二家。可是最早的中國人辦的銀行，卻是中國通商銀行，創始於清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 中國通商銀行，開設在外灘路廣東路朝北那一角上，在當年是一件大事。那時，政府陸續向洋人借了一些外債，數字累積得越來越大，國人感到洋人的經濟壓力已經受不了了，說是「非振興實業不足以圖存」。究竟該如何振興實業呢？有一位太常盛宣懷，他向清廷建議，謂：「要振興實業，非把那些資本小、範圍狹的金融機構、錢莊、票號、銀號改革一下不可。」他擬定章程向朝廷請示，要仿外國銀行辦法，設立銀行以挽回利權。光緒二十二 年十月八日，上諭下來了，說是允許了他的請求。接著就在上海設立籌備處，由楊文駿、葉成忠、劉學訓等十人，指定為總董。到了二十三年正月，公議了二十二條章程，大體上都是仿著滙豐成例，並請了美得倫為洋大班，陳笙郊為華買辦，完全和外國銀行相同。當時清廷，特別優待，給予三種特權：（1）存官款，由戶部撥存官款一百萬兩，周息五厘，前五年只還利息，第六年起，每年撥還二十萬兩，五年還清。（2）發行紙幣，鑄造銀洋。（3）經理國家證券，所以名義上是商辦的私立銀行，它的權力，就等於國家銀行。廷諭一下，接著就催促成立；因此，那年四月二十六日，黃道吉日，隆重開張了。 那時洋商銀行資本雄厚，通商也得和他們看齊，資本額定五百萬兩，分作五萬股，每股一百兩。先收一半，當時由盛宣懷認捐一百萬兩，楊文駿等各總董認捐一百萬兩，其餘五十萬兩，由各地商民投資。創辦後，曾在天津、漢口設兩分行，天津分行毀於庚子，漢口分行毀於辛亥。因此，這家銀行也只限於上海一地。到了民國十年以後，才先後在南京、寧波、漢口成立三分行，定海倒有一家辦事處。民初，這家銀行的董事長是傅筱庵，常務董事是徐聖禪、孫衡甫、謝光甫和朱子奎，事務局理事厲樹雄，業務理事俞佐庭，這就成為寧波人的天下了。 本來這家銀行英譯，上有「IMPERIAL」字樣，顯然是官辦的，民國元年三月，才議決改為「COMMERCIAL」，算是「商辦」。 標金買賣 ——金業交易所 說到上海金業買賣的歷史，由來久矣。清光緒初年，已經有了金業，當時的金號，有大豐永、同豐永、天昌祥、恆孚、大豐恆等數家；到了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始有金業公所的組織；後來又在所中設立金業商會，專做金貨買賣。其後由公所而公會而交易所，便是上海的金市場了。 最初，上海的金業交易，並無一定，到了1902年，才賃屋於仁記路，這是最早的固定地點。到了1905年，金業組織了公所，會員有三十餘家，所址設于山西路北無錫路鑄范里，金貨市價，乃由公所議訂。1907年，印度發生罷工風潮，銀價暴落，上海金號因做定期買賣（空盤交易），受影響而倒閉者很多。當時滬道瑞澂（他就是辛亥革命在武昌做將軍的人）因為空盤買賣，影響市面，呈陳明令禁止，於商會總匯處，勒碑永禁。其照會云： 照得上海金業，常有買空賣空情事，其買進者，名 曰「多頭」，其賣出者，名曰「拋盤」。至期非真實買賣，並不各交現金現銀，但以金價高低，核其輸贏之數，互相找給。前數年此風雖有，尚未大長。上年逐漸放大，即有金店倒閉，夥伴逃亡，並聞有因此自盡者。本年愈做愈大，近日金價陡漲，聞一人有輸贏至數十萬金者，核計通市輸贏，不下數百萬兩，非僅關一人一家之身家性命，實於上海市面大有掣動。查買空賣空，大幹例禁，本道訪查得實，亟應嚴行禁止，以維市面而保身家。為此飭諭，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一律永遠禁絕。 我們看了這照會，就可以明白標金買賣是怎麼一回事，由於炒金傾家蕩產的，五六十年前的上海人，已經吃到苦頭了。（十多年前，所謂「上海人」在香港，又發生了炒金的悲劇，有一家舞廳的大班，他的全盛時期，還是幾家金號的經理呢！） 金業商會會址，最初設於麥加利銀行，以後又遷入道勝銀行，其後在九江路自賃會所，關於買賣手續，也已有詳細規定了。1917年，農商頒布工商同業公會，乃改為金業商會，入會金號共三十八家。1920年，金業公會改組為金業交易所。交易所大風潮後，上海交易所僅存「金業」及「證券物品」二家。到了1929年，交易所法公布，到了1934年，上海金市場就集中在金業交易所這一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