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家傳 · 司湯達

過去我是什麼人？現在我是什麼人？我全說不清。 司湯達：《亨利·勃呂拉的一生》 說謊的興趣和說真話的快樂 我最好是戴上假面具，並更名改姓。 書　簡 說謊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司湯達說得更多；說真話，同樣很少有人比司湯達說得更好，更徹底。 他的假面具把戲和欺騙人的行徑，簡直是數不勝數。你剛剛翻開他的一本書，一件騙人的事實便從封面和前言躍入你的眼帘，因為作者從來都不直截了當地承認亨利·貝爾是他的真名。他時而給自己加上一個貴族頭銜，時而化裝成「愷撒·邦貝」或者給他姓名開頭字母H.B.添加一個神秘莫測的A.A.。連惡魔也猜不到他原本是一個極其卑微的「法院助理辦案員」；只有使用假名字，謊報事實，他才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有一次，他裝扮成奧地利的退休者，還有一次裝扮成古代騎兵隊的軍官。他最喜歡的是冠以連他的同胞也不理解的名字司湯達（這是根據普魯士一個小鎮的名字取的，那裡因他突發奇想而變成不朽的城市）。如果他寫出日期，你要堅信，那不是真的。如果他在《巴馬修道院》的前言裡說這本書寫於一八三〇年離巴黎一千二百里的地方，這種可笑之舉也掩蓋不住真實的情況：實際上，這部長篇小說他是一八三九年在巴黎寫成的。在許多事實中種種矛盾也是混亂不堪，糾纏不清。在一部自傳里他誇誇其談地說，他曾在瓦格蘭、阿斯佩倫和埃勞打過仗；這裡沒有一個字是真的，因為他的日記無可爭辯地證明：在這些戰役期間，他正舒舒服服坐守在巴黎。有幾次他講到他跟拿破崙的一次重要長談，但真是罪惡啊，就在下一卷里你就會讀到他的極其令人信服的自白：「拿破崙才不跟我這樣的傻瓜談話呢。」因此，對司湯達的每一個論斷你都必須小心考證，最可疑的是他的信件，據說他是為了逃避警察的追蹤，才標註假的日期，用不同的假名字落款。本來他是在羅馬信步閒蕩，他卻註明發信地點是奧爾維埃托，他自稱信是在貝桑松寫的，實際上那天他是在格勒諾布爾，有時是年份的標註，大多是月份的標註起著誤導的作用，署名幾乎是有規律地變化著。但這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他幹這種蠢事僅僅是為了逃避奧地利警察局的牢房，他這樣做也是出於他對使人上當以及偽裝和隱蔽自己有一種天生的興趣。司湯達讓神秘的東西和虛假的名字旋轉，就像使一柄閃光的花劍圍著他人飛舞，目的無非是不讓任何一個好奇的人靠近他，因此他從不隱瞞他對存心欺騙和施展詭計的酷愛。當一個朋友在信里憤怒地責怪他可恥地說謊時，他竟心安理得地在責備他的句子旁邊寫上「一點不假」——「正確！不錯！」他笑容可掬地懷著嘲弄的滿意心情在他的供職證件上填寫假的履歷，時而忠於波旁王朝，時而忠於拿破崙。像在沼澤里飄浮著的魚卵一樣，在他所有的文章里，包括已複印的文章和私人的文件里，都充滿著種種矛盾。他的最後一次故弄玄虛——簡直可說是一切謊言的最高紀錄！——是根據他遺囑里特彆強調的願望，被雕刻在蒙馬特公墓的碑石上的文字。在那裡至今仍可讀到這樣騙人的碑文：阿里果·貝爾，米蘭人，受過典型法國式洗禮、（令他惱火地）出生在外省寒酸小城格勒諾布爾的亨利·貝爾的長期住所。就是面對死，他也要著假面具出現：他為死披上了浪漫的外衣。 但是，儘管如此，這位經常披著偽裝的藝術大師像這樣對世人敞開心扉、吐露真言，還是為數甚少。必要時，司湯達會像他喜歡說謊那樣講真話。他的坦率開始是令人吃驚的，甚至常常是令人恐懼的，隨後才是動人心魄的，他初次就以這樣的坦蕩胸懷勇敢地說出最隱秘的經歷和對自己的觀察，別人卻在意識到這種情況之前趕快掩飾這一切，或像變戲法似的把它們變走。司湯達說真話和說謊話一樣勇敢乃至膽大包天。他毫不躊躇地越過社會道德的一切障礙。他通過一切國界和國內檢查的所有關卡進行走私；他生活上膽小怕事，面對女人羞怯退縮；但只要一拿起筆，他立刻就變得無比勇敢；於是便沒有任何「障礙」阻擋他了。相反，無論在哪裡，只要在自己的心裡發現有這樣的阻力，他就抓住它們不放，把它們從內心掏出來，以便用最嚴格的客觀態度解剖它們。恰恰生活中的最大障礙，他在心理上控制得最好。一八二〇年前後，他就直覺地以真正的天才的幸福感撬開了那心靈機械上的一些精製的扣鎖，一百年以後心理分析學才以其複雜而精巧的儀器，拆開和改造這種心靈機械。——他那天生的、在體育鍛煉中獲得的心理學家的膽量，使緩慢發展的科學的一個原理提前出現了一個世紀。因此，當時司湯達除了自己的觀察沒有任何別的實驗室：他惟一的工具一直是一種無比強烈的、極端精明的好奇心。他觀察他所感到的一切，凡是他所感到的東西他都坦率而大膽地說出來，而且說得越大膽便越好，說得越深刻便越熱情。他最喜歡透徹研究他的最壞的、躲藏得最深的感覺：我只記得他是多麼經常多麼狂熱地炫耀他對父親的憎恨，他多麼傲慢地說他曾白白浪費了一個月時間去竭力體味聽到父親死訊時的痛苦。他對性生活障礙的最痛苦的自白，他的極端虛榮遇到的危機，他在女人當中的接二連三的失敗——這一切他都像擺出一張總參謀部的地圖一樣那麼客觀精確地擺在讀者的面前。人們在司湯達那裡發現一些最隱私最微妙的坦誠報告，寫得像臨床記錄那樣冷靜，從來沒有一個人對他的這種坦率真誠感到厭惡，也沒有人認為他的這種坦率真誠是被迫流露出來的。這便是他的功績：在他的聰明才智凝結的清澈透明、利己冰冷的結晶體裡，永遠為後世存留著對精神的最寶貴的認識。沒有這位披著偽裝的神奇的大師，我們就不會了解到這麼多感覺世界和他所處的底層社會的真實情況。因為誰曾坦誠地對待自己，他就會永遠坦誠。誰悟得出自己的秘密，誰就發覺了所有人的秘密。 肖　像 你很醜，但你氣度不凡。 加尼翁舅舅對年輕的亨利·貝爾說 暮色蒼茫，黎塞留街的小閣樓里。寫字檯上點著兩支蠟燭，從中午開始司湯達就在寫他的長篇小說。現在他突然扔下了筆：今天就到這兒了！現在要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好好吃一頓飯，去參加聚會，快活地談天說地，與女人周旋，湊湊熱鬧！ 他開始做準備，穿上外衣，理正了假髮，又趕快照了照鏡子！他仔細端詳了一下自己，立刻嘲諷地撇了撇嘴：不，他對自己並不滿意。這是一張多麼粗俗的哈巴狗似的面孔，略圓，紅紅的，肥胖市民階級的面孔，那個寬大的鼻子多麼像討厭的短粗塊莖鑲嵌在這張外省人的臉上！那雙眼睛談不上令人討厭，很小，黑黑的，閃閃有光，充滿不安的好奇的神情，但它們在陰沉的方額頭的兩道濃眉下面卻顯得太深太小。在這張臉上還有什麼是好的呢？司湯達氣惱地端詳著自己。沒有什麼是好的，沒有什麼是柔和的，沒有充滿生氣的線條，一切都是笨重的、粗俗的，最醜惡的資產階級的庸人相。這個鑲在棕色鬍鬚框裡的球形腦袋說不定算得上這個令人討厭的身軀上最好的部分。因為下巴往下一動，脖子便顯得太短，壓出一個小腫塊，下巴再低一些，他簡直連看都不敢看了，因為他恨透了他那蠢笨的、極不相稱的大肚皮，那長得太短的難看的腿。這兩條腿如此吃力地支撐著亨利·貝爾沉重的身子，以致他的同學總是把他叫做「能移動的塔」。司湯達還在鏡子裡尋找某種安慰。充其量也就是這雙手，是的，它們算得上是一種安慰，這手像女人的手似的細嫩，因為有那些磨得很光滑的長指甲而顯得頗有彈性，從這裡透著些許才智和高貴。還有這皮膚，是少女般敏感的、柔軟的皮膚，它溫情脈脈地顯露出少許上流社會的特質，給人以高雅的印象。但是誰會注意這個男人身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女人特徵呢？女人只問面貌和身材，根據五十年的經驗他知道，女人都是不可救藥的粗俗。奧古斯丁·費龍稱他的這副嘴臉為裱糊匠的腦袋，蒙塞萊特則說他是一名「長著藥劑師面孔的外交家」；但即使是這樣的評定似乎對他也太友好了，因為司湯達現在惱怒地凝視那面沒有憐憫心的鏡子，自我斷定：一張義大利屠夫的臉。 但他這個肥胖笨重的身體，至少是粗野的，有男子氣概的！——確實也有這樣的女人，她們鍾情於有寬闊肩膀的男人，在她們眼中，一個哥薩克人往往比一個花花公子更體貼。不過，他知道，用下流的話來說，這種粗壯的農夫身形，他身上的這種血液旺盛的紅色只是肉體的一種假象。在這個巨人的身體裡面閃爍著一個微妙的甚至病態的敏感性的神經束，所有的醫生都像注視一個「敏感的怪物」似的驚訝地注視著他。而這樣一個蝴蝶的靈魂——說來罪惡！——竟被嵌入如此肥厚的肉體裡：想必是某種夢魔在搖籃里更換了肉體和靈魂，因為在它粗糙的外殼裡面，每當激動時那病態的超等敏感的靈魂都要不停地打寒戰。看見鄰室有一扇開著的窗戶，劇烈的顫抖便爬過他脈絡交錯的皮膚；一扇門自動關上了，神經立刻在粗野的撕扯中抽搐起來；嗅到一種難聞的氣味，於是他感覺有些頭暈；在一個女人的身旁，他會心亂如麻，謹小慎微，或者相反，變得粗暴，不講禮貌。這種矛盾的心理真是難以理解！幹嗎長了這麼多肉，長了一個大肚皮？長了這麼些粗笨的趕車人的骨頭，內心卻有如此精細和脆弱的感情？幹嗎有這樣一個沒有吸引力的、粗笨的身體，裡邊卻是一個如此複雜、如此敏感的靈魂？ 司湯達轉過身來，不再照鏡子，外形的不可救藥，這一點他從青年時代就知道了。在這方面，就連魔術大師似的裁縫也幫不了什麼忙，儘管這位裁縫給他的馬甲下面加了一件緊身胸衣，巧妙地從上面壓住大肚皮，還給他做了里昂絲的出色的長僅及膝的褲子，以便掩蓋那可笑的短腿。生髮劑雖然能使那早已花白的絡腮鬍子變成更具男人特質的棕色，但也無濟於事，時興的假髮雖然能護住禿頂，但也無能為力。鑲金邊的領事館制服和精細磨光、閃著微光的手指甲同樣幫不了他。這些器具和小手法只起到少許虛飾和裝扮的作用，它們能掩蓋肥胖和衰老，但是在林蔭大道上，還是沒有一個女人轉身瞧他一眼，什麼時候也沒有一個女人像德·雷納爾夫人朝他的於連，或者像德·夏斯特萊夫人朝他的呂西安·婁凡那樣深情地看過他。不，她們從來都沒有注意到他，身為年輕的少尉時沒有人注意過，到了現在，他的靈魂已深藏在一身肥肉里，年齡已在他額頭上刻上皺紋了，還是沒有人注意到他。過去了，好時光都在嬉戲中虛度了！一個人長了這麼一張臉，是不會走桃花運的，從來沒有例外！ 這樣，就只剩下一個辦法了，那就是要聰明，機智，有吸引力，招人喜歡，把人們的注意力從臉上轉到他的內心，靠令人驚異的言談舉止吸引人和誘惑人！「有才能遮三分丑」，在必要時才能可以代替美。一個人其貌不揚，便不得不靠才智打動女人，因為他不能從美的方面使她們見了動心。在多愁善感的女人面前要裝出憂傷的樣子，在輕薄的女人中要顯得玩世不恭，有時要正好相反，保持警覺，總是顯得才華橫溢。「把一個女人逗樂，你就會得到她。」如果人家冷淡，你就機敏地抓住每一個弱點裝出熱情的樣子，如果人家滿腔熱情，你就冷若冰霜，變著法兒使人驚詫，耍耍手腕使人心慌意亂，永遠表現得與眾不同。首先是不要錯過機會，不要害怕失敗，因為女人有時會忘卻一個男人的臉，就連提坦尼亞也在一個奇妙的夏夜親吻過一個醜陋的蠢人。 司湯達戴上那頂時興的帽子，拿起那副黃色的手套，對著鏡子試演了一個冷嘲熱諷的微笑。好，今天晚上他就這樣出現在德·T.夫人家裡，要擺出嘲弄、譏諷、玩世不恭和冷冰冰的樣子：這恰好可以使人驚異，使人感興趣，使人迷惑，這正好可以用閃光的假面具一樣的言詞掩蓋他醜陋的外形。只是要使人大為驚愕，要做到一出現就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來，這是把內心的沮喪隱藏在大言不慚的吹噓背後的最好的方法。當他走下樓梯時，他便虛構出一個人聲鼎沸的前廳：僕人將通報商人愷撒·邦貝先生到達，然後他才走進來，裝作喋喋不休高談闊論的羊毛商人，不讓別人說話，誇誇其談地講述他編造出來的生意情況，直到他撩撥起人們的好奇心，女人們習慣了他的面孔為止。然後再用一連串有趣感人的軼事趣聞使她們感到輕鬆愉快，一個昏暗的角落成功地把他的體形罩在陰影里，喝上一兩杯潘趣酒，也許，也許到了午夜，女人們會發現他很迷人呢。 他的生活掠影 一七九九年。 從格勒諾布爾到巴黎的郵車在奈穆爾停下來換馬。激動的人群，各式的標語牌，各種報紙都集中在一條新聞上：年輕的波拿巴將軍昨天在巴黎扼殺了共和國，踢開國民議會，自己做了執政官。所有的旅行者都在熱烈地爭論，只有一個寬肩膀、紅臉膛、年僅十六歲的小伙子對此不大關心。共和國或執政任期跟他有什麼相干，他到巴黎去，說是為了進綜合技術學院學習，實際上是為了逃離外省，去體驗巴黎的生活。巴黎呀，巴黎！這個響亮悅耳的名字充滿了五彩繽紛的夢想。巴黎，意味著奢華，優雅，輕鬆愉快，繁華，自由，特別是女人，許多女人。他夢想著，隨便哪一個年輕、漂亮、溫柔、時髦的女人（也許與他在格勒諾布爾從遠處偷偷地愛過的那個女演員維克托里娜·卡布利相似），他都將會以一種浪漫的方式突然結識。他夢想著，他將迎面沖向受驚的馬，從破損的雙輪馬車裡把她救出來，為她去做出某種偉大的壯舉，而她則將成為他的情人。 郵車繼續顛簸向前，無情地碾碎了這些為時過早的夢幻。這個孩子幾乎沒看一眼風景，幾乎沒跟他的同行者說一句話。車夫終於把車停在一條道口橫木前。車輪隆隆地從高低不平的街道滾過去，進入那些高大房屋之間的狹窄、骯髒的深巷，腐敗食物和窮人汗臭的氣味嗆得人喘不過氣。這個失望的孩子吃驚地看著他的夢鄉。原來這就是巴黎，巴黎就是這個樣子嗎？日後他將一再重複這句話，在他參加第一次戰役以後，在越過大聖伯納山口的時候，在頭一個愛情之夜。在這些狂熱的夢想化為烏有之後，與這種非分的浪漫要求相比，現實總顯得無力而乏味。 在聖多米尼克街一家很平常的旅館前面，他們讓他下了車。旅館六層的閣樓，沒有窗戶，只有一個小天窗，那是地地道道的滋長憤怒傷感的溫床，小亨利·貝爾就在這裡住了幾個星期，沒有看過一眼他的數學書籍。他總是一連幾個小時信步走在街頭，欣賞女人，研究她們身穿袒胸露背的新羅馬時裝是多麼迷人，她們跟追求者開玩笑又是多麼熱情。她們多麼會笑，笑得又誘人又輕鬆。但他不敢接近任何一個女人。這個粗手笨腳的少年身穿外省人的綠色大衣，一點也不時髦，怎敢上前搭訕。連那些圍著路燈轉悠的只給幾個小錢就行的姑娘他也不敢問津，只有憤怒地妒羨那些更勇敢的同伴。他沒有朋友，沒有交際，沒有工作。他像一個夢遊人似的愁眉苦臉地穿過一條又一條街道，期待著羅曼蒂克式的艷遇，完全沉浸在內心的幻想中，有幾次差點被馬車撞倒。 終於，在完全被拖垮了以後，在他渴望說話、溫暖和親密關係時，他去拜訪了他的親戚，那個富有的達呂一家。他們對他很友好，他們請他搬到他們漂亮的房子裡來住，但——亨利·貝爾的原罪在作怪！——他們出身於外省，而這正是他不能原諒他們的；他們過著資產階級的富有舒適的生活，而他卻囊空如洗，一文不名，這使他非常氣惱。他厭煩、沉默、笨拙地跟他們坐在一起用餐，簡直像他們的一個隱蔽的敵人。他把他追求親切體貼的熱烈願望深藏在鬱悶的嘲諷的倔強性情的背後。大概正如達呂家老一代人私下斷言的那樣：這是一個討厭的忘恩負義的傢伙。晚上很晚的時候，這家的英雄人物，威力無比的波拿巴的得力助手——皮埃爾·達呂（後來封了伯爵）才從國防部回來，他是那樣的疲憊，睏倦，沉默不語。按照他內心的愛好，這個軍人是可以成為這個小詩人的可愛的同行的（因為他一直用沉默來封閉自己，這位軍人便認為亨利·貝爾是一個不開竅的蠢貨，特別像一條鯉魚似的沒有教養）；因為這位軍官在閒暇時翻譯賀拉斯的詩，寫哲學論文，而且準備在退役後撰寫一部威尼斯的歷史。但現在他在波拿巴的庇護下肩負著重要的使命。他是一個永不疲倦的老黃牛，他夜以繼日地坐在參謀部的秘密工作室里做計劃，思考問題，寫公函，但誰也不知道目的何在。小亨利憎恨他，因為他想幫助他發達，而他不想發達，他只想隨心所欲。 但有一天，皮埃爾·達呂把這個懶漢叫去，要亨利立刻跟他一起到國防部去，說他為亨利謀到了一個差事。在達呂的強迫下，這個胖乎乎的小亨利只好從早上十點鐘到夜裡一點不停地寫信，寫報告，直寫得他手腕酸疼難忍。他一直不知道，所有這一切沒完沒了的抄寫是幹什麼用的，但不久以後全世界卻都知道了他所抄寫的一切。他萬沒想到他竟參與了義大利戰役，這個戰役從馬倫哥[1]開始，以帝制的建立而告終。這位「導師」終於講出了秘密：宣戰了。小亨利·貝爾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現在這個折磨人的達呂必須出發到司令部去了，惱人而乏味的書信抄寫結束了。他鬆了一口氣。儘管戰爭仍然是世上最可怕的東西，但比起他所憎恨的工作和寂寞這兩件事來，他更喜歡戰爭。 一八〇〇年，五月。 波拿巴的義大利軍團後衛隊在洛桑。 幾名騎兵隊的軍官並轡前行，大笑不止，筒狀軍帽上的羽飾不停地搖晃。一個逗人發笑的景象出現在眼前，前面，在一匹不馴順的老馬的背上，坐著一個短腿的胖少年，他像一隻猴子似的笨拙地緊緊抓著韁繩，服裝是半軍半民；那匹老馬想讓這個業餘騎手來個嘴啃泥，那少年一直在跟這匹不聽話的老馬搏鬥。他的重劍斜綁在腰間，對著馬的臀部不停地搖擺，使得這可憐的馬癢得難受，最後它便抬起前蹄，突然急速狂奔起來，橫越田野和溝壑，搖動著那憂慮不安的騎手。 幾個軍官樂不可支。「騎過去，」隊長比雷爾維耶終於同情地命令他的勤務兵道，「幫幫這個半吊子！」那勤務兵催馬疾馳，緊緊跟在後面，向那陌生的老馬狠狠地抽了幾鞭子，直到它站住為止。然後他抓住韁繩，把那個生手拉過來，那生手的臉憤怒和羞愧得像鍋里的螃蟹一樣紅。「你們要幹嗎？」他激動地問隊長，這個永遠的夢想家已經想到拘捕或決鬥了。但這位愛開玩笑的隊長一聽說他是位高權重達呂的表弟，便立刻對他十分客氣。隊長請他加入他的團體，並且問這個可疑的新兵此前都在什麼地方混事。亨利臉紅了，心想：不能向這些凡夫俗子供認，他曾在日內瓦眼含淚水在讓－雅克·盧梭誕生的那所房子前佇立過。他裝出敏捷而大膽的樣子，以一種蠢笨的方式捉弄這些勇敢的人，倒使他們大家都很喜歡他。軍官們首先以同志的情誼教他騎馬時把韁繩抓在二、三指之間，皮帶上扣緊軍刀的高超技巧，此外還教了他一些當兵的秘訣。亨利·貝爾立刻就覺得自己成了士兵和英雄了。 他覺得自己是英雄，至少他不容許別人懷疑他的勇敢。他寧可撕下自己的舌頭也不提出一個愚蠢的問題，也不因恐懼而唉聲嘆氣。在跨越舉世聞名的大聖伯納山口以後，他在鞍橋上漫不經心地轉過身來，近於輕蔑地向隊長提出一個他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就是一切嗎？」當他在巴爾特要塞附近聽到幾門大炮的轟鳴時，他又驚奇地問：「這是戰爭嗎？僅僅如此嗎？」至少，他聞到了火藥味。面對生活的一種天真無邪的心理現在消失了，他越發不耐煩地用馬刺踢了一下馬，便疾馳下山奔向義大利。這時其他人都失散了，惟獨他通過短時間的冒險，迎著愛神的無限的艷遇奔馳。 一八〇一年，米蘭，沿著東方港口乘船遊覽。 戰爭把義大利皮埃蒙特地區的婦女從被監禁的狀態中喚醒了。自從法國人到了這個國家，她們每天都乘坐自家低矮的貴賓車在藍天下沿著閃閃發光的大街行駛，時而讓車停下來，跟她們的情人或跟她們丈夫家的世交閒聊幾句，也很願意面帶微笑注視年輕放浪的軍官，用扇子和鮮花做傳情的遊戲。 在稀疏的陰影的籠罩下，一個十七歲的士官貪婪地看著那些時髦的女人。是的，亨利·貝爾沒參加過一次戰役，就突然成了六個龍騎兵中的一個士官；作為大權在握的達呂的表弟，幹什麼不是輕而易舉呀！法國龍騎兵亮晶晶的鋼盔上的黑色馬毛在前額上飄動搖擺。大軍刀在他白色的騎兵隊大氅後邊發出響亮的丁當聲，馬刺在皮靴的翻口上丁零作響。這個守舊的矮胖粗壯的小伙子，看上去的確透著尚武的精神。 他不應該在這裡四處閒蕩，成天挎著重劍走在石子路面上貪婪地端詳女人，他本應該待在連隊里，為把奧地利人趕到明韶河彼岸出把力。但這個十七歲的少年不喜歡干平庸的事。他已經發現，「用馬刀劈砍廝殺根本不需要什麼才智」。既然他是大人物達呂的表弟，那他就不要去做粗俗的大兵該幹的事，他最好留在這個繁華的後方駐地米蘭。因為在臨時宿營地沒有這麼美麗的女人可以追求，首先沒有斯卡拉歌劇院，那裡正在上演奇馬羅薩[2]的歌劇，聘有著名的女歌唱家。就在米蘭，而不是在北義大利偏僻沼澤地的一個帳篷里，亨利·貝爾建立了自己的真正的大本營。晚上，每當斯卡拉歌劇院的五層樓包廂里漸漸亮起燈光時，他總是第一個到達。小姐太太們走進來，看得見個個薄紗衣下面「比半裸更裸露的」身體，而那些身穿閃閃發光的軍服的人都對著她們光亮的肩頭屈身鞠躬。啊，這些義大利女人，她們多美呀！她們是多麼快活，多麼招人喜愛呀，多麼幸福地享受著這一切，因為波拿巴把五萬名年輕小伙子帶到了義大利，給這些女人的義大利丈夫減輕了負擔，也增加了痛苦！ 遺憾的是，在所有這些女人當中一直沒有一個女人想到，在這五萬青年人里選擇來自格勒諾布爾的亨利·貝爾。這個驕矜的安吉拉·皮特拉格魯瓦，這個豐滿的布商的女兒，她喜歡在客人面前袒露她那白皙的胸脯，在軍官的小鬍子上溫暖她的嘴唇，她怎麼能知道，這個長著一對黑黑的閃光的眯縫眼的小圓腦袋——「他是中國人」，她多少有點冷淡地戲稱他是中國人——會愛上了她？他怎麼能知道，他像夢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一樣日夜想著她這個並非硬心腸的人，而她，這個固執的資產階級的姑娘怎麼會因為他的羅曼蒂克的愛情而一下子就墜入情網呢？當然，他每天晚上都來跟別的軍官玩法老牌，他默默地羞怯地坐在角落裡，她一跟他說話，他的臉就變得蒼白。但他那時握過她的手，悄悄地把膝頭向她的膝頭移過去，或給她寫過一封信，甚至對她小聲地說過「我愛你」嗎？這個胸脯豐滿的安吉拉對法國龍騎兵的其他明確的表示早就習以為常了，她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位小個子士官，所以這個笨拙的傢伙錯過了得到她恩寵的機會。他沒有想到她多麼喜歡和願意把她的愛給予每一個追求者。儘管亨利·貝爾佩帶大號重劍，腳穿翻口大馬靴，但他仍然像在巴黎一樣靦腆。這個怯懦的唐璜一直像少女一樣拘謹。每天晚上他都打算冒險衝擊一番。他小心地在筆記本里寫下年長的朋友們怎樣用暴力戰勝一個女人的貞潔心理。但剛剛來到那個可愛的聖潔的安吉拉身邊，這個空談的卡薩諾瓦立刻就手足無措，神思慌亂，滿面通紅，像一個少女。為了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他決意拋棄他的忸怩心態。某一個米蘭的職業妓女（「我完全記不得那是誰，她長得什麼樣了。」他後來在他的筆錄中這樣寫道），在他看來就是聖壇，但遺憾的是，她卻以相當不雅的禮貌回報他最初的奉獻，她把她的病傳給了這個法國人，據說這種病是法國波旁王族的康奈塔布爾元帥的人帶到義大利的，從那時起就叫法國病。所以，這個尋求維納斯溫柔服務的戰神馬爾斯的僕人，就這樣供奉嚴厲的商業神墨丘利達數年之久。 一八〇三年，巴黎。又是在六層閣樓里，又是身著便裝。 軍刀沒有了，馬刺和韁繩也沒有了，少尉委任狀被拋進了角落。士兵的經歷使他嘗到了足夠的甜酸苦辣，他已經厭煩了軍旅生活——他用法語說：「我已經煩透了。」那些傻瓜還沒來得及嚴格要求亨利·貝爾認真地在那些骯髒的村子裡執行衛戍任務，要求他洗馬，要求他服從命令，他就逃跑了。不，服從命令不是這個任性的人該幹的事，他的最大的幸福是「既不命令任何人，也不當任何人的部下」。於是，他給那位部長寫了一份辭職書，同時給他的嚴父也寫了一封信，希望父親能給他點錢。亨利在他的書里曾以最粗野的方式誹謗過他的父親（說父親是以笨拙的隱忍的態度愛自己的兒子，就像亨利愛那些女人一樣）。亨利在他的筆錄中，總是譏諷地稱他的父親為「神父」，「私生子」，但父親卻真的每個月匯錢給他。當然錢不多，但也夠用，足夠他為自己做一件說得過去的上衣，買幾條很講究的領帶，買一些白紙供他寫喜劇劇本用。因為現在亨利·貝爾有了一個新的決定：他不想學數學了，他想做一名戲劇家。 他首先是採取進法國喜劇劇院看戲的方式向高乃依和莫里哀學習。其次，對一名未來的劇作家十分重要的經驗則是：必須了解女人，必須愛女人和被女人愛，找到一個「美的靈魂」，一顆「有吸引力的心靈」。他向小阿黛麗·勒布菲特獻殷勤，得到的卻是那種不幸情人的充滿幻想的樂趣；所幸這位小姐的耽於享樂的母親每周都以塵世的方式給他幾次安慰（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的）。這雖然很有趣，很有效益，但總不是真正的、熱狂的、偉大的愛。所以他堅持不懈地尋找高尚的崇拜偶像。最後，路阿松，法國喜劇劇院的一個嬌小的女演員縛住了他那不斷高漲的激情；她接受他向她表示崇拜而無需首先得到允許。但在遭到一個女人的拒絕時亨利會愛得更熱烈，因為他只愛永遠得不到的崇拜偶像。可是不久以後，這個二十歲的青年人便墜入情網了。 一八〇三年，馬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這真的是亨利·貝爾，拿破崙軍隊的編外中尉，巴黎的紈絝子弟，明日的作家嗎？這個批發兼零售殖民地農副產品的莫涅－希耶公司狹小的一層樓里腰束黑色圍裙的店員，這個在馬賽港口左邊這個骯髒的小胡同里一個充滿油煙和無花果氣味的鬱悶的地下室，坐在寫字高凳上的夥計，果真是他嗎？這確實是那個崇高的人嗎？昨天他還以最高尚的情懷合轍押韻地作詩，今天卻在這裡零售葡萄乾、咖啡、白糖和麵粉，給顧客寫催款單，在稅務所跟那些官員討價還價。是的，這就是他，就是那個圓腦袋，那個倔強的傢伙。既然特里斯坦為了接近心愛的伊瑟裝扮過乞丐，既然公主為了跟隨那個知心的騎士參加十字軍東征換上過宮廷侍童的服裝——那麼他，亨利·貝爾也是完成了一項英雄壯舉。為了陪伴他的情人，陪伴那個被聘到馬賽演戲的路阿松，他在一家殖民地商貿公司當了雇員，當了麵包師助手和站櫃檯的店員。白天手指上沾滿了白糖和麵粉，晚上卻能去劇院把一個女演員接回家來，領這個情人上床，這有什麼不好啊？ 多美妙的時刻，多美妙的滿足！但遺憾的是，對一個耽於幻想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離他的理想太近更危險的了。後來他發現，馬賽這個夢寐以求的南方城市，其實跟格勒諾布爾一樣土氣，到處是南方人的喧鬧和裝腔作勢，街道像巴黎的街道一樣又髒又臭。即使他跟他心中的女神一起生活，他也只能得到這樣一種令人失望的體驗：這個女神儘管一直很美麗，但實在是愚蠢至極，於是他便開始覺得無聊了。假如有朝一日劇院解聘了這個女神，她像一片雲似的飄到巴黎去，他甚至會很高興呢。他將擺脫幻想，明天又不知疲倦地去尋找下一個女神。 一八〇六年，不倫瑞克。又一次改變服裝。 又穿上了軍服，不再是粗糙的士官服，不再是那種只在隨軍女販和縫紉女工眼裡才受尊敬的服裝。現在，每當這位偉大軍隊的軍需官代表亨利·貝爾先生，同封·施特羅姆貝克先生或同隨便哪一個不倫瑞克社會的傑出代表，穿過街道時，那些德國小鎮士紳便畢恭畢敬地刷的一聲把帽子從腦袋上摘下來。不過，他現在已經不是簡單地稱作亨利·貝爾了；我們應該做一個小小的更正，自從他到德國身居要職以後，他便在簽名時寫「封·貝爾先生」，法文為「亨利·德·貝爾」了。雖然拿破崙沒有封他為貴族，甚至連一個小榮譽勳章或其他榮譽飾物都沒有賞給他，但亨利·貝爾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他發現老實的德國人傾慕頭銜就像燕雀喜歡飛向黏膠。在貴族社會裡，總有各式各樣嫵媚的金髮美女吸引人們去跳舞，他不願意在這種場合被視為庸俗的平民：字母表中的de（德）這兩個字母極巧妙地使華麗的制服變幻出一種特殊的光輪。 原來種種惱人的使命都加在了貝爾先生身上。上司要他從劫掠一空的管區搜到七百萬戰時特種稅，要他在管區建立和維持秩序；對這些事他仿佛只用左手便可應付自如，騰出右手可以打檯球，拿起獵槍練習射擊，參加別的文雅的消遣活動。德國也有討人喜歡的女子。他可以對一個金髮貴族女子明欣表示他的柏拉圖式的愛情；一個朋友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克納伯爾胡伯，對這個朋友的可愛的女友他卻傾瀉出更粗野的情慾，滿足夜間的需要。這樣，亨利就又使自己的日子過得很舒適了。所有的元帥和將軍都在奧斯特里茨和耶拿的露天下熬湯，貝爾一點也不羨慕他們，他在沒有戰爭的地方靜靜地讀書，讓人給他翻譯德文詩篇，而且又給他的姐姐保琳娜寫了一些優美的書信。他越來越有意識地、越來越出色地成長為一個善於生活的人，他是一切戰場上遲到的旅行者，一切藝術的有才智的業餘愛好者，他越能廣泛地認識世界，越能正確地觀察世界，他便感到越自由，越接近他本人。 一八〇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維也納。清晨。 紹滕教堂，昏暗，只坐了一半人。 有幾個老頭和老太太身穿襤褸的黑色喪服跪在第一排凳子上，這都是來自羅勞的善良的海頓老爹的親戚。法國的燃燒彈突然呼嘯著飛進他可愛的維也納，把這位風燭殘年的正直老人嚇死了。這位人民頌歌的曲作者臨死時滿懷愛國主義熱情結結巴巴地說：「上帝保佑弗蘭茨皇帝！」於是他們便不得不在進駐軍隊造成的混亂局面里急急忙忙把這具像孩子一樣輕的屍體從貢噴多爾夫郊區的那所小房子送到教堂墓地。現在是維也納的音樂家們事後在紹滕教堂里為他們的大師舉行隆重的安魂彌撒。相當多的人從被占領的家中挺身而出，前來悼念死者。說不定在這些人當中也站著貝多芬先生，那個留著頭髮蓬亂的獅子頭的短腿怪人。說不定在上面那個合唱隊的男孩當中就有一個來自利希滕塔爾的名叫弗蘭茨·舒伯特的十二歲的小男孩。但沒有一個人注意別人，因為突然進來一個身穿制服的法國高級軍官，陪同他的是身穿音樂學院刺繡禮服的副主持人。所有人都不禁大吃一驚：難道法國入侵者禁止大家在這裡最後一次悼念善良可親的海頓嗎？根本不是，這是封·貝爾先生，大軍的高級法官，他完全是以個人身份來到這裡的。他在城區某處聽說，這裡要為這次紀念活動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為了聽莫扎特或奇馬羅薩的音樂，這個可疑的戰爭的奴隸可能騎馬跑了一百里地，因為在他看來，這位可愛的大師的四十小節音樂比歷史上消滅達四萬敵人的威武的步兵營更有價值。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教堂長凳前，傾聽此刻緩慢開始響起的音樂。這個安魂曲他非常不喜歡，他發現這個曲子「過分喧鬧」，不是「他的」那個輕柔的無憂無慮的莫扎特。只要藝術超越了清晰的歌唱的界線，只要它越出人的嗓音使永恆因素達到野蠻、放縱的程度，他總覺得它陌生。晚上，在凱倫特納托劇院裡，他覺得唐璜也是慢慢地才變得可以理解。有一次，在大廳里，他的鄰座貝多芬先生（關於這位先生他一無所知）衝著他大發脾氣。在這種一點也摸不著頭腦的混亂中，司湯達感到的驚異真是不亞於他的那位魏瑪的偉大詩人兄長，那位歌德先生。 彌撒結束了。亨利·貝爾身穿閃閃發光的軍服，愉快而高傲地走出教堂。他沿著壕溝漫步，發現維也納這個美麗清潔的城市十分迷人，這裡的人都能創作美好的音樂，不像北方其他各地的德意志人那樣在創作音樂時要冥思苦索地先寫出草稿。這時他本應到辦公室里為大軍的給養操勞，但他似乎覺得這種公務並不怎麼重要。達呂表兄工作時像一匹馬，拿破崙即將取勝，感謝上帝，是他創造了這麼一批怪人，工作使他們感到樂趣無窮，他們靠自己的收入可以生活得很好。貝爾表弟更喜歡承擔比較舒適的工作，在他表兄狂熱工作的情況下安慰表兄在維也納的妻子達呂夫人。從青年時代起，貝爾就熟知以怨報德的魔鬼心術，他想，對恩人的報答，有什麼能比以感情和溫存善待他的妻子更好的呢？他們一起騎馬出城到普拉特遊樂場去，在被毀壞的別墅亭榭里，他們倆各種各樣的親昵行為開始發展起來。他們參觀畫廊、珍寶館和貴族美麗的鄉村府邸，直到乘坐有軟墊的四輪帶篷馬車向匈牙利疾馳。就在這期間，士兵們在瓦格蘭被擊穿頭蓋骨，她正直的丈夫達呂正在揮汗謀劃戰爭。他倆下午談情說愛，晚上去凱倫特納托劇院看戲，他們最喜歡聽莫扎特的音樂，凡是音樂會他們都去聽。這個身穿軍需官外衣的古怪的人漸漸明白了，對他來說，生活的一切意義和甜美都存在於藝術之中。 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二年。巴黎。帝國的光輝年份。 生活越來越美麗。他有錢而不必工作（眾所周知，他並沒有功勞！），他卻通過女人溫柔的手變成國務委員會的成員和皇室家具的管理者。所幸拿破崙並不當真需要他的國家顧問。他們這些國家顧問有的是空閒時間，可以隨意散步——不，可以隨意乘車兜風！亨利·貝爾的錢包由於突然獲得的高官厚祿而變得鼓鼓囊囊的，現在他可以駕馭自己漆得閃光發亮的雙輪活篷轎車了，他在富瓦咖啡館用餐，雇用上等裁縫做衣服，跟他的表嫂要好，還養了一個名叫貝萊特的舞女為情人（這是他青年時代的理想！）。真離奇，人到三十竟比二十歲時更走桃花運！多麼難以解釋，他越冷淡，她們越熱情；現在，對這個貧苦的大學生來說曾經如此醜陋的巴黎，也開始慢慢使他中意了；真的，生活變得美好了。而最美的則是，他有錢了，也有時間了，時間甚至多得使他為了消遣，一再回憶起可愛的義大利，寫了一本那個世界的書，一本繪畫史。 啊，撰寫藝術史，這確實是一項無拘無束的令人愉快的娛樂，特別是當一個人像亨利·貝爾這樣舒舒服服地去寫，即四分之三的內容直接從別的書里抄錄，而剩餘的部分則用軼事和笑話鬆散地填充，就坐享作家一樣的成就，是多麼幸福呀！亨利·貝爾想，也許他到老年才能寫書，才能在回憶中描寫已逝的時光和那些女人。但現在幹什麼好呢？現在生活這麼富有，這麼充實，這麼美好，可不能把時間浪費在寫字檯上呀！ 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三年。 一個很小的干擾，拿破崙又進行了一次戰爭，這一次是遠征好幾千里。但是，俄國，那個十分遙遠的國度，吸引著這位永遠好奇的旅行者，去看一看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人，公費到東方去逛一趟，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呀！當然是隨著後衛部隊，舒適又沒有危險，就像當初在義大利、德國和奧地利一樣。事實上，他帶著瑪麗·路易絲給的一個大皮包，裡面裝滿了寫給她偉大丈夫的信，她鄭重委託他乘坐快速專用馬車和鋪著毛皮的雪橇把這些秘密郵件送到莫斯科去。貝爾憑經驗知道，因為他將在近處看見戰爭，他會越來越覺得百無聊賴，所以他便私下裡帶上了一些別的東西供個人消遣，這裡有用綠色摩洛哥羊皮裝幀的《繪畫史》十二卷手抄本，還有他早年開始寫作的喜劇；因為一個人為自己工作，哪裡能比在大本營更好呢？最後，連塔爾瑪和大歌劇團也得來到莫斯科，那時他就不會太感寂寞無聊了，隨後將有新的異性：波蘭女人，俄羅斯女人…… 半路上，什麼地方演戲，貝爾就在什麼地方停留，即使在戰爭時期，即使在旅途中，他也不能沒有音樂。不論在哪裡，總得有藝術做他的伴侶。但還有更令人驚詫的一幕劇在俄國等待他呢，莫斯科，這個世界聞名的大都會，自尼祿以來沒有一個詩人看到過它壯觀的全景。亨利·貝爾在這激動人心的時刻並沒有創作出一首頌歌。他的書信也很少寫到這個令人不快的事件。在這個難以捉摸的、會享受的人的眼裡，世界的軍事征討，早已不如十拍音樂或一本明智的書重要了。心的微弱顫動比波羅金諾大炮的轟擊更使他感到震驚，因此他覺得除了他個人的生活，其他的歷史都沒有多大的意義。所以他在大火中挑出一部裝幀精美的伏爾泰著作，打算把它帶在身邊作為到過莫斯科的紀念。但這一次戰爭卻狠狠地傷害了這位戰地的空想者。在別列西納河畔，這位軍事法官貝爾還從容不迫地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在軍隊里他是惟一想到要刮鬍子的人），然後才急急忙忙越過那座吱嘎作響的大橋，否則就沒命了。日記本，《繪畫史》，精美的伏爾泰，馬匹，皮衣，旅行包，全都留給了哥薩克人。他只穿著撕破的衣服，塵土滿面地疲於奔命，逃回了普魯士，皮膚都凍裂了。又是歌劇使他得以喘出第一口氣，為了恢復精神，他像別人跳進澡盆一樣立刻跑去聽音樂。對亨利·貝爾來說，這次遠征俄羅斯，偉大軍隊的被殲，只不過是兩個晚會之間的一個間奏曲而已，撤退時在柯尼希貝格看的是歌劇《狄托的仁慈》，出征時在德勒斯登看的是《離婚》。 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一年。米蘭。 又穿上了便服，亨利·貝爾受夠了，徹底受夠了戰爭的磨難。從近處看，一次戰役跟另一次戰役沒有什麼不同，一個人在每次戰役中看到的都是同樣的情形，「也就是虛無」。他已經厭煩了一切任務和官職，厭煩了祖國和爭戰，厭煩了文件和軍官。如果拿破崙由於嚴重的戰爭狂發作，又一次征服法國，那也好，他這麼幹好了，但他不會再得到軍事法官先生的支持。亨利·貝爾絕不想再命令誰，也絕不想再聽命於誰了。除了最自然的事和最艱難的工作，他什麼都不想做了，最後他終於要過他自己的生活了。 早在三年前，在兩次一般性的拿破崙戰爭之間，他腰包里還有兩千法郎的時候，他幸福愉快得像個孩子似的南下義大利度過假。在青年時代之後，鄉愁就在他的心裡涌動了，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這種鄉愁一直沒有離開日益衰老的貝爾。——義大利便意味著他的青年時代，義大利啊，他作為士官羞答答愛過的安吉拉·皮特拉格魯瓦啊，自從馬車向南駛過那些老山口以後，他便突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她。晚上，他到了米蘭，急忙洗了洗手和臉，換了一套衣服，便走進心靈的故鄉，走進斯卡拉歌劇院去聽音樂。的確，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音樂喚醒愛情」。 第二天早上，他就趕到她那裡，通報自己已經到來。她出現了，仍然是那麼美，她客客氣氣地跟他打招呼，但顯得很陌生。他自我介紹道：亨利·貝爾，但這個名字沒有引起她任何反應。現在他開始回憶儒安維爾和其他朋友。終於，那張可愛的、他多日朝思暮想的臉泛起一絲微笑。「哦，您就是那個中國人。」——這個帶鄙視性的綽號便是安吉拉·皮特拉格魯瓦對她的羅曼蒂克的情人所知道的一切。不過，亨利·貝爾現在已不是十七歲的青年了，也不再叫布拉肯堡了，他勇敢而貪婪地承認他當時和今天的激情。她不勝驚異地說：「是啊，為什麼您當初不告訴我呢？」這麼一點小事她本來是很樂意接受的，這在一個慷慨的女人看來根本算不得什麼，但所幸還有時間，於是，在十一年以後，這個耽於幻想的人的背帶終於繡上得到安吉拉·皮特拉格魯瓦愛情的日期：九日二十一日，中午十一點半。 但是後來，他們又把他召回了巴黎。一八一四年，他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那個戰爭狂科西嘉人管理外省事務，保衛祖國。但很幸運——確實很幸運，這個卑劣的法國人亨利·貝爾樂得要死，戰爭儘管失敗了，但軍事指揮事宜也幸好結束了——三個皇帝進了巴黎。現在他可以完全徹底地到義大利去了，永遠擺脫了任何職務，也永遠離開了祖國。這是最美好的歲月，他全身心地把自己獻給音樂、女人、談話、寫作和藝術。這是跟情人在一起的歲月，當然是跟那些寡廉鮮恥地欺騙他的情人在一起，如過分慷慨大度的安吉拉，或者為了保持貞潔而拒絕他，如美麗的瑪蒂爾德。但在這些年裡，他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和認識到自我，每天晚上在斯卡拉歌劇院藉助音樂淨化自己的靈魂，有時跟當代最高貴的詩人拜倫先生談談話，從那不勒斯到拉文納把整個山川的美景、一切有藝術才華的名人的財富都盡收眼底。他不從屬任何人，不受任何人阻礙。總是自己做主，不久便成為自己的老師，這是無可比擬的自由的年月！「自由萬歲！」 一八二一年。巴黎。 自由萬歲？不，在義大利再也談不上什麼自由了，奧地利的統治者和當局一聽到這個詞就大發雷霆。他也不能寫書，因為，即使這些書純屬剽竊，如關於海頓的通信，或四分之三內容抄襲別人的《義大利繪畫史》和《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他也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往字裡行間撒鹽和胡椒粉，讓奧地利官方鼻孔發癢想打噴嚏，不久後那位嚴格的書刊檢查官瓦布魯舍克（誰也捏造不出一個更好的名字，但他確實叫這個名字，的確如此！）就會向維也納的警察總監塞德爾尼茨基匯報，說書刊中有「無數該受指責之處」。於是，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一個自由遷徙者，便很容易陷入危險境地，被奧地利人當作燒炭黨人，被義大利人看成奸細——因此，還是走為上計，不能再抱幻想了。此外，為了自由，還有一件東西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錢。父親這個「私生子」（貝爾很少更客氣地稱呼他）便完全證明了他是一個多麼愚蠢的傻瓜，因為他連一小筆微薄的年金都沒留給他這個冷酷無情的兒子。那麼到哪裡去呢？回到格勒諾布爾吧，那裡能把人悶死。可惜，自從波旁王朝那些又胖又懶、傻裡傻氣的人頭像被刻在硬幣上以後，在後衛隊里乘坐馬車悠閒自在地遊逛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那就回巴黎吧，回到那間閣樓里去，從事他迄今只當作娛樂和業餘愛好的工作：寫書，書，書。 一八二八年。巴黎。 在一位哲學家的妻子德·特拉西夫人的客廳里。 午夜。蠟燭幾乎已經燃盡。先生們在打惠斯特牌，德·特拉西夫人，一位年紀稍長的太太，坐在沙發上跟侯爵夫人及其女友聊天。但她並沒有全神貫注在談話上，她一再不安地豎起耳朵傾聽。從她座位的後面，靠近壁爐的另一個房間，傳來各種可疑的聲音，一種尖利的女人的笑聲和一個男人的響亮的模糊的怪聲大叫。然後又是憤怒的呼喊：「啊，不，這太過分了。」接著又是這種奇特的大笑爆發並迅速被憋回去。德·特拉西夫人變得神經緊張起來。這肯定又是那個討厭的貝爾，他總要刺激太太小姐們。一個聰明而又善解人意的人，同時又很放肆很有趣，跟女演員交往，特別是跟這個名叫巴斯塔的義大利女士交往，這樣做他就有失風度了。她道了聲歉意，就小步跑到一邊去了，她這樣做，是要求對方注意禮貌。果然，正是他站在那裡，俯身躲在壁爐的陰影里，為了掩飾那個大肚子，手裡拿著一杯潘趣酒，講著一些名人軼事，即使是一個舊式步兵聽到這些趣聞也會臉紅的。女士們好像要逃跑，她們大哭，她們表示抗議，但她們卻被這位出色的講故事的人吸引住了，一再感到好奇和興奮。他看上去很像錫侖[3]，滿臉通紅，全身胖得滾圓，兩眼閃閃發光，性情溫和，十分聰明；現在，當德·特拉西夫人走近他時，他一看見她那嚴峻的目光便趕緊停止了講述，其他女士趁機趕快笑著溜掉了。 不一會兒，燈燭熄滅了，僕人們換上蠟油直滴的枝形吊燈送客人下樓。三四輛馬車等在那裡，女士們和她們的丈夫上了車，貝爾獨自一人情緒沮喪地留下來。沒有一個女人帶他走，沒有一個女人邀請他。他的名人軼事講得夠好的了，他在女人面前還能做什麼呢？居里亞爾伯爵大人中斷了與他的關係；像以前一樣占有一個舞女，他沒有足夠的錢。他慢慢地變老了。他情緒低沉無精打采地在十一月的苦雨中走回他在黎塞留街的家；衣服弄髒了，又能怎麼辦呢，已經付不起裁縫的錢了。總之，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應該有個結束了。他怏怏不樂地（連呼吸在他的短脖子裡都有時變得很困難）爬上樓梯，走進最高一層的閣樓里，點上燈，翻閱那些票據和賬單。多麼令人悲哀的結算呀！財產都耗盡了，書籍沒有一點收入，《情人》幾年來只賣出二十七本（他的出版商昨天譏諷地對他說：「大家都把它稱作一本聖書，因為沒有人敢碰它。」）。這樣一來，他每天就只有五法郎的社會保險金了，也許這對一個漂亮的精力旺盛的青年並不算少，但對一個喜歡女人和自由的肥胖老人卻是少得可憐。最好是結束生命。亨利·貝爾取了一張賬簿紙，在這個憂傷的月份里第四次寫他的遺囑：「我，遺囑的簽署者，把我在黎塞留街七十一號旅館裡的一切物件都留給我的表兄羅曼·科隆。我希望把我直接運送到公墓，安葬費不得超過三十法郎。」此外還有一段附言：「我請求羅曼·科隆原諒我給他帶來的一切不快，我特別要請求他不要為這個不可避免的事件悲傷。」 「為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件」，第二天如果人們把他的朋友喊來，發現子彈不是放在軍用左輪手槍里，而是留在頭骨之間，他們就會理解這些謹慎地寫出的字句了。所幸今天亨利·貝爾累了，他還要等一天才自殺，而在第二天早上，朋友們來了，他的心情頓時快活起來。一個人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看見桌子上有一張空白的賬簿紙，上面寫了一個標題：《於連》。他好奇地問，這是什麼意思，哦，司湯達答道，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朋友們都很興奮，都鼓勵這位過度憂傷的人打起精神來，於是他果真開始寫這部作品了。這個標題被抹掉了，換上了一個後來成為不朽著作的標題《紅與黑》。事實上，從那天起，他作為亨利·貝爾已告終結，另一個名字開始出現並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湯達。 一八三一年。奇維塔韋基亞。又有了新的變化。 炮艦莊嚴地發射禮炮，信號旗匆匆揮動表示致敬，因為這時有一位身穿華麗法國外交官制服的矮小肥胖的先生從輪船上走下來。致敬！——這位身穿刺繡馬甲、金銀邊褲子的先生，便是法國的領事亨利·貝爾先生。一次變革又一次把他推上了台，從前是戰爭，現在則是七月革命。當初作為自由黨人堅定不移地反對愚蠢的波旁王朝，是很值得的。幸虧有女人們為他說情，新政府立刻任命他為駐可愛的南方即的里雅斯特城的領事，但遺憾的是，那裡的封·梅特涅先生鑒於他是令人惱怒的書籍的作者，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而拒絕給他簽證。因此，他很不高興地來到奇維塔韋基亞做法國的代表，但這總是在義大利，所以他的薪金是一萬五千法郎。 難道一個人因為不能立刻在地圖上找到奇維塔韋基亞就感到羞慚嗎？根本不必，在義大利所有的城市當中，這大概是最可憐的小巢，一個到處是石灰岩的、氣候惡劣的蒸籠，待在裡邊像在非洲一樣炙熱烤人。這裡是一個古羅馬帆船集散的現已衰敗的狹小運貨港口，一個土地貧瘠的城市，荒涼、寂寥、空蕩蕩，「一個人會因寂寞無聊而憋死」。在這個被放逐者的驛站，最使亨利·貝爾滿意的是通往羅馬的大道，因為這條大道只有十七里長，貝爾先生立刻決定更多地利用它來為個人服務，而不是為他的要職服務。他本來應該工作，編寫報告，從事外交活動，留在工作崗位。但外交部的那些蠢貨壓根兒就不看他的報告，幹嗎要把精力浪費在這些無用功上呢。因此，他寧願把一切文件都交給他的部下，即那個無賴呂西瑪丘斯·卡夫唐留酒店老闆去辦。此人是一個憎恨他的可惡的畜生，但為了讓這個流氓對他的經常缺席守口如瓶，他不得不為他弄到一個榮譽勳章。即使在這裡，亨利·貝爾也喜歡輕鬆愉快地干他的差事，一個國家竟然把一個詩人放在這樣可憎的泥沼里，他欺騙這個國家似乎就是一個誠實的利己主義者的光榮義務了。難道跟羅馬的聰明人一起參觀畫廊，找個藉口乘車駛向巴黎，不比在這裡緩慢地註定變成呆子更好嗎？難道能總到那個古玩商布基先生那裡去，跟這個無聊的半貴族閒談嗎？不，還不如自言自語呢。他可以從舊的藏書室里買來幾本編年史材料，據此寫出一些最美的小說，他現在可以在五十歲時描述自己了，他人雖然已經老了，但內心裡仍然是年輕的。是的，這是對的，為了忘卻時間，他回顧自己，這位肥胖的領事覺得他所描述的那個羞怯的男孩離他已經很遙遠了，以致他一邊寫一邊以為自己「發現了另外一個人」。亨利·貝爾，別名司湯達，就這樣寫他的青年時代，用暗號在厚厚的本子裡寫，讓任何人也猜不到這個H.B.，從前的這個亨利·勃呂拉是誰。他在自我年輕化的騙人的藝術遊戲中忘記所有人早已忘記的那個自己。 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九年。巴黎。 又一次——奇妙地！——復活了，又一次回到光明里來。上帝保佑女人，一切好運都是她們帶來的。她們如此之久地討好現在已擔任部長的德·莫萊伯爵，直到他情願閉目不看那個敵視國家的事實：奇維塔韋基亞的領事亨利·貝爾先生私下裡大膽地把他的三周假期延長為三年，而且不想回到原來的崗位就職。是的，這位領事不是在他的那個泥沼里而是在巴黎待了三年，他讓手下那個希臘騙子替他辛辛苦苦地工作，而他卻在這裡領他的薪水。他時間充裕，心情良好，可以參加社交，又一次非常羞怯地試著談情說愛。他能夠做他願意做的事，尤其是能做他認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在旅館中自己的房間裡來回踱步，口授長篇小說《巴馬修道院》。他不工作便可從國家領取豐厚的工資，是完全可以過著豪華的生活的，他不用親自動筆就可以寫成一部沒有糖果和香味的長篇小說，因為他現在確實是完全自由了。在人世間，對亨利·貝爾來說，除了自由就沒有別的天堂。 但這個天堂不久便分崩離析了。那位正直、寬容的部長德·莫萊伯爵，他的保護人（他說，真到了為他建一座紀念碑的時候了！）被拉下台了。一位新的法老進了外交部，這就是陸軍元帥蘇爾特，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個司湯達，只在職務名單上發現一個亨利·貝爾領事先生，他以駐教皇國家法蘭西代表的身份領取薪俸，但三年來沒有在駐地辦理公務，而是優哉游哉地在巴黎的各個劇院裡閒坐。這位將軍大人先是感到驚奇，接著便對這個只顧享樂而不辦公務的懶惰的官員感到憤怒。一道嚴厲的命令馬上下達，要求貝爾立即赴任。亨利·貝爾愁眉苦臉地穿上制服，結束了詩人司湯達的生活，這個五十四歲的人不得不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到南方的流放地去，他很不情願，而且已經心力交瘁了。他感覺到，這是最後一次了。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巴黎。 一個相當肥胖、身子沉重的人吃力地拖拖拉拉地走過那條可愛的林蔭大道。他在這裡像一個花花公子手搖纖巧的手杖打情賣俏地張望女人的時光到哪裡去了？現在則是每走一步，那顫抖的臂膀都要用力拄一下手杖啊。他，司湯達，怎麼就老成這個樣子了呢？去年一年中，他那閃閃發光的眼睛就開始萎靡不振地藏在透著微藍陰影的沉重的眼瞼下邊，神經質的裂紋在嘴角不停地抽搐。幾個月以前，他第一次得了中風，他憤怒地回憶起在米蘭的第一次愛情禮物；醫生給他放了血，使用了藥膏，他吃了不少苦頭，最後外交部便批准這個病人離開奇維塔韋基亞，他回國了。但現在，巴黎又能對他有什麼幫助呢？巴爾扎克寫的那篇論述《巴馬修道院》的文章有什麼助益呢？這種剛剛綻出第一批花蕾的榮譽對一個「行將就木」、已經觸到死神冷手的人有什麼好處呢？這個陰鬱的影子疲憊地拖拖沓沓地繼續走向他的住宅，幾乎沒有抬眼看一看那些華麗的燈火閃爍的四輪馬車，那些邊走邊聊的閒人，那些衣裙窸窣的妓女——這個不幸的人像一個慢慢離去的黑點，走在夜晚人來車往的街道忽隱忽現的燈光中。 突然起了一陣騷動，人們好奇地擁來擠去，這位肥胖的先生昏倒在交易所大門跟前了，現在他就躺在那裡，兩隻眼睛呆滯地凸起，臉色發青，第二次致人死命的中風向他襲來。人們撕開卡住這個呼吸微弱的病人脖子的衣領，先是把他抬到一家藥房裡，後來又把他抬到他住的樓上那個小房間裡去。房間裡到處都是紙片、筆錄、剛開頭的作品和很多日記本。在其中的一張紙上寫著這樣一句奇妙的有預見性的話：「我認為，死在大街上一點也不可笑，只要不是故意這麼做。」 一八四二年。大木箱。 一輛車從奇維塔韋基亞出發，橫穿義大利，向法國駛去，車上那個裝著不值錢東西的大木箱被顛得搖來晃去。人們是要把這些東西送到羅曼·科隆，司湯達的表兄即遺囑執行人那裡去。（誰會關心這個死者呢，各家報紙連六行的訃告都不肯登載！）可是，這位遺囑的執行人卻出於對死者的崇敬，希望編輯出版這位怪人的作品全集。他讓人們撬開這個箱子——哦，天呀，多大一堆紙，用暗號和密碼寫得多麼雜亂，一個孤寂的著書人多麼混雜的遺物啊！他從中找出幾篇最容易辨認的已經寫就的作品，抄成副本，隨後這位忠實的執行人自己也累垮了。他在長篇小說《呂西安·婁凡》上面寫了一句泄氣的話：「沒法辦。」就連自傳《亨利·勃呂拉》也被判定不合宜而被放回原處，一放就是幾十年。現在怎麼處理這一大堆東西，這些無用的雜物，這些雜亂無章的紙片？科隆又把這一切捆起來裝到箱子裡去，送給了司湯達青年時代的朋友克羅澤，克羅澤又把箱子送回格勒諾布爾圖書館永久保存。在那裡，按照圖書館的古老慣例，這些紙片都編了號，貼上案卷標籤，重重地蓋上圖章，登錄造冊。安息吧！六十大卷手稿，這是司湯達的畢生著作和自我記述的生活札記，全部由官方裝箱封存，放在圖書館的書庫里，除了積滿灰塵不受任何干擾。一放就是四十年，沒有人想到碰一碰這些沉睡的大部頭的書稿。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巴黎。 人口在增長，城市在擴大，巴黎已經有八百萬條腿了。這八百萬條腿也不能總步行呀。於是，汽車公司便計劃開闢一條通往蒙馬特地區的線路。可惜道路上有一個令人煩惱的障礙：那就是蒙馬特公墓。現代技術倒是有辦法對付這個弊端，人們只要修一座橋，讓活人從死人上邊跨越過去。當然也不得不挖掉幾座墳，就在這時，人們在第四排第十一號發現一個完全無人過問的衰敗的墳墓，碑上寫著稀奇古怪的題詞：「貝爾之墓，米蘭人，愛過，寫過，活過。」這個墳墓里葬的是一個義大利人嗎？奇怪的碑，奇怪的人！偶然有一個人路過，他想起有一個法國作家亨利·貝爾謊稱自己是義大利人，埋葬在這裡。人們迅速組建了一個委員會，湊了一點錢，買了一個新的大理石墓碑，換掉了舊的墓碑。這個已經消失的名字突然又在這腐爛了的屍體上空放出異彩，這是一八八八年，在他被人遺忘了四十六年之後。 就在人們想起他的墳墓，把屍體掘出重葬的同一年，又發生了一個古怪的偶然事件。當時有一個年輕的波蘭語言教師，名叫斯坦尼斯拉斯·施特里恩斯基，他流落到格勒諾布爾，因為閒極無聊便到圖書館裡去，想找點東西閱讀，他看見有各種各樣落滿灰塵的手寫書冊堆在角落裡，便開始閱讀和辨認那些潦草的字跡。他越讀，便越感到這些閱讀材料有趣。他找到了一個出版商。日記，《亨利·勃呂拉》，《呂西安·婁凡》都問世了，真正的司湯達也第一次見了天日。他這個真正的同時代人熱情地讚頌司湯達的博愛精神，因為他不是把他的作品獻給他的真正的、同時代的人，而是獻給未來的、下一代的人。「我將在一八八〇年聞名於世」，這句話多次出現在他的書里，那時的一句無可奈何的空話，現在則是一種令人驚異的現實。在與他的屍體被掘出檢驗的同一個世界性時刻，他的作品也從昔日的陰影里走了出來，直到這一年，過去那麼不值得信任的人復活了，他的每句話都證明他永遠是詩人，而他的這句話則證明他是一位先知。 * * * [1]義大利北部的一個村莊，一八〇〇年五月拿破崙在此大敗奧軍。 [2]奇馬羅薩（1747—1801），義大利作曲家。 [3]又譯西勒諾斯，希臘神話中的精靈，形象是禿頂老人，經常醉酒，能預見未來。 我和世界 他不能使人滿意，他太特殊了。 亨利·貝爾的創造性的矛盾性格，是從父母身上承襲來的。就他父母的精神而言，他們本來就是兩種不同性情的勉強相配。謝呂賓·貝爾——你不要一聽見這個前名就想到莫扎特，千萬不要！父親，或這個被憤怒的兒子和敵人一向咬牙切齒地稱為「私生子」的人，完全代表著那種頑強、吝嗇、精明和滲透銅臭氣的外省資產者，福樓拜和巴爾扎克都把這種人憤怒地揮拳拋向文學的絕壁。亨利·貝爾從他父親那裡繼承的不僅有粗壯肥胖的體形，而且有浸入頭腦和血液的利己主義。他的母親亨利埃特·加尼翁正好相反，她來自耽於幻想的南方，她的氣質屬於羅曼語民族。拉馬丁很可能寫詩讚頌她，讓－雅克·盧梭很可能為她感傷：這是一種溫柔而有音樂感的、感情飽滿的、南方人的天性。從這位過早離開人世的母親那裡，亨利·貝爾繼承了性愛的激情、充盈的情感、痛苦的幾乎是女人式的神經過敏。這個奇特的造物，在血液里一直被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氣質搖來晃去，始終具有相互矛盾的性格，一生中都搖擺在父親的遺傳和母親的遺傳之間，搖擺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因此，這個未來的詩人亨利·貝爾永遠是不統一的、雙重性格的人。 小亨利在感情上很早就有傾向性，他愛母親（甚至像他自己承認的那樣，他有一種危險的早熟的激情），他懷著嫉妒和鄙視的心理恨這個「父親」，那真是一種西班牙式冷酷的孤傲譏諷的、像審訊般一追到底的恨啊，恐怕什麼地方也找不到比司湯達自傳《亨利·勃呂拉》頭幾頁里更無可指摘的戀母情結的描寫了。但是，這種過早的緊張心情突然中斷了，因為母親在他七歲上就死了。這個男孩十六歲時乘坐郵車一離開格勒諾布爾，就在內心裡把這個父親看成離開人世的人了。從這一天起，他就用沉默、憎恨和鄙視把他徹底埋葬在心底了。然而，儘管他嚴厲譴責父親、冷嘲熱諷地貶低父親，這位頑強、冷酷、講求實際的資產者父親卻又在他的血肉之軀中活動了五十年之久。他的兩種精神品格，父母的先輩，貝爾的先輩和加尼翁的先輩，講究實際的精神和耽於幻想的精神，在他的內心裡一直不停地鬥爭，二者沒有一方完全取勝。在這一刻，司湯達是他母親的真正的兒子，在下一刻，往往在同一刻，又是他父親的兒子，時而靦腆畏縮，時而死硬譏諷，時而熱狂浪漫，時而又猜疑心重，工於計算，甚至以轉瞬即變的間隔一秒鐘又一秒鐘地嘶嘶作響地冷熱交替。感情淹沒理智，理智又粗暴地堵塞感情。這個矛盾的造物從來都不完全屬於這一方面，也從不完全屬於另一方面。在精神和感情的永恆的戰爭中，很少見到比我們所說的司湯達的偉大的心理鬥爭更壯麗的戰鬥。 立即可以預見到，這裡沒有決戰，沒有毀滅性的戰役。司湯達沒有被戰勝，沒有被他內心的矛盾撕碎，這種享樂主義的天性可以保護某種倫理的冷淡，保護一種冷眼靜觀的有警覺性的好奇心，免遭任何真正的悲劇命運。這位本質上清醒的人一生一世都小心地躲避一切破壞性的自然力，因為他奉行的第一條準則便是保存自我，正如他在拿破崙的戰爭中每時每刻都理解的那樣，要待在後衛隊里，避開槍林彈雨，所以司湯達在他的精神戰鬥中寧願選擇觀察家的安全地點，而不選擇有生命危險的決一死戰的陣地。他完全缺乏帕斯卡爾、尼采、克萊斯特那種道德上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些人都強行把他們的每一個矛盾提高到生命攸關的地步。而他，司湯達，在他直覺地忍受內心矛盾的同時，卻滿足於從精神上的安定出發，把這種矛盾當作美學的活劇來享用。因此，他的自相矛盾的本性任何時候都沒有被完全動搖過，他從來都沒有認真地恨過他的這種二重性，他甚至還愛這種特性呢。他把他的這種鋒利而精密的理智當作寶貴的東西來愛，因為是理智使他理解了世界。另一方面，司湯達也愛他的充盈的感情，愛他的過分敏感，因為是過分敏感使他脫離日常生活的遲鈍和麻木。他同樣也認識到了走極端的危險：一種是理智的危險，恰恰是過分理智使他在熱情高漲的時刻變得冷靜，清醒；另一種是感情的危險，過於感情用事會誘使他的思維進入極其模糊失去真實的境界，從而破壞他藉以生存的清醒理智。所以他最希望這兩種精神類型的任何一種都具有另一種精神類型的特性。司湯達不斷從理性上闡明他的感情，又不斷向理智注入感情——他一生都是一個存在於同一個緊張而敏感的機體裡的浪漫的理智主義者和理智的浪漫主義者。司湯達的每一個公式總是導出一個兩位數，從來不會產生一個一位數：只有在這種雙重的精神世界裡，他才能實現自我。每逢他感到自己強有力的時候，他都把這種精神狀態歸因於他天生的內心矛盾的交錯和並列。「沒有情感的迸發，就沒有理智。」有一次他這樣談到他自己，意思就是，在沒有直覺地產生內心激動的情況下，他不能很好地思考，而在沒有立刻測出自己激動的心跳時，他也不能有準確的感覺。他一方面把夢想尊為他生活感情的最寶貴的條件（「我喜歡夢想勝過一切」），同時沒有夢想的對立面，即沒有頭腦清醒，他也不能生活（「如果我不親眼目睹，我心中的整個世界就會化為烏有」）。正如歌德曾經承認的，人們通常稱為享受的東西對他來說永遠飄浮在感情和理智之間，司湯達也是由理智和感情的充分混合而感覺到世界的意義深遠的美。他知道，只有他內心的矛盾不斷地摩擦才能產生心靈的電，才能產生神經網絡的每一次刺激和火花，才能產生我們今天一觸及司湯達的一本書一張紙就感覺得到的各種緊張的、不斷被激勵的、噼啪作響的生命活力。多虧這種生命活力從一極到另一極的跳躍，他才感受到強有力的熱量，他的天性中創造性的、開拓光明的強有力的熱量。他那永遠清醒的自我提高的直覺激發了保持這種高度緊張的一切熱情。在他從心理學角度所進行的無數異乎尋常的觀察中，他曾說出一次最突出的觀察：正如我們身上的肌肉需要不間斷的鍛煉才不會變得軟弱無力，精神的力量也必須得到不斷的訓練、提高和完善。司湯達比任何人都更加堅持這項完善化的工作。為了進行認識上的鬥爭，他愛惜和保護他性格中的這兩個極端，像音樂家珍惜自己的樂器，像士兵愛護自己的武器。他也不斷地鍛煉他精神中的「我」。為了保持感覺的高度緊張，保持「精神堅挺」狀態，他每天晚上都在歌劇院裡通過音樂來激發他的官能，極力鼓勵自己在年紀較大時不斷投入新的情網。他已覺察到自己記憶力衰退的跡象，為了加強記憶力的準確性，他自己進行特種訓練。像每天早上磨刮臉刀一樣，他通過自我觀察來磨練自己的感知能力。他每天通過讀書和談話獲得「數倍新的思想」。他充實自己，他激動，他緊張，他約束越來越靈敏的感覺；他不斷強化他的理智，不斷地豐富他的感情。 由於有了這種實現自我完善的熟練而精湛的技巧，就心靈感知而言，司湯達在理智和情感上都達到了不同尋常的高度。必須在世界文學中上溯幾十年，才能找到一種類似的感覺細微、理性深邃的意識，一種既有皮膚細膩、神經震顫的敏銳感覺，又有像水一樣清晰、冷靜的理智。誠然，他的神經末梢如此輕柔，不停地震顫，緊挨在皮膚下面又是那麼會意那麼欣喜，這是無可指摘的。感覺細膩總要造成輕微的傷害，凡是對藝術恩賜有加的東西，幾乎永遠成為藝術家的生活災難。這種超常結構的本性使司湯達在自己的環境裡受了多少苦啊！他在這種感傷而充滿激情的時代里感到多麼格格不入，多麼不快！這樣一個有知識講禮貌的人必定把任何野蠻行為都看成一種傷害，這樣一個浪漫的靈魂必定認為庸碌之輩的麻木和怠惰是一種精神壓力。正如童話里的公主在上百層的鴨絨和羽毛的下面發現了豌豆，司湯達也痛苦地感覺到了每一句假話，每一個虛偽的姿態。一切虛偽的浪漫，一切愚蠢的誇張，一切怯懦的模稜兩可，對他意識清醒的直覺的影響，就像冷水對病牙的作用一樣。因為他的真誠和自然的感覺，他在精神上的識別能力，都因別人感覺太多和太少而受到傷害，無論是陳詞濫調還是矯揉造作都會造成傷害（「我最憎恨庸俗和矯飾」）。只要有一句話，或者因為感情過分親切，或者因為激情含有過多的酵母，都可能毀掉他的一本書的名聲，一個不相宜的動作就可能損壞最美好的艷遇。 有一次，他懷著激動的心情觀察拿破崙的一次戰役：相互殘殺的混亂場面，地動山搖的大炮的轟鳴，在腥風血雨中，落日的色彩變幻照得天邊一片通紅——所有這一切都不可抗拒地影響著他的藝術家的心靈，使他的神經猛然變得麻木。他站在那裡，懷著同情的緊張心理全身瑟瑟發抖。不幸的是，這時，站在他身旁的一位將軍突然心血來潮，竟用一句狂妄自大的話形容這宏大的場面。「真是一場巨大的會戰！」他高興地對身旁的人說。這句粗魯的裝腔作勢的話立刻擊碎了司湯達心裡任何同情的希望。他趕快走開了，嘴裡罵著這個笨蛋，心中備感氣憤、失望和悲涼。每當他高度敏感的味覺器官感覺到感情表達中有些許空話或謊言的怪味時，他便會產生強烈的反抗。思想的模糊，言詞的誇張，感情的誇耀和做作，都立刻從美學的角度使這位敏感的天才感到厭惡。這樣，他也就很少從任何同代人的藝術中獲得有興味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藝術當時具有特別甜美的浪漫主義（夏多布里昂）和假英雄主義（維克多·雨果）的色彩，所以他能接納並與之相處的人就很少。不過，這種過分的敏感也同樣妨害了他本人。無論在哪裡，只要他發現感情上的少許偏差，不必要的語聲漸強，陷入多愁善感，或因膽怯而含混不清和不夠誠實，他就會像一個嚴厲的小學教師懲罰學生那樣責罰自己。他的永遠清醒的、無情的理智偷偷進入他那怪癖的夢想里去，無情地撕去他的一切遮羞布。一個藝術家很少有被教育得如此正直的，一個靈魂的觀察家很少這樣嚴厲地監視自己最秘密的內心偏差和迷誤。 因為他如此熟悉自己，所以司湯達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白，這種過高的神經上和精神上的敏感性是他的突出的才能，他的美德，也是他的危險。「我總因那些傷害他人的事而感到痛苦。」凡是對別人有一點傷害的事，都會刻骨銘心地傷害這位超級敏感者。因此，從青年時代起，司湯達就直覺地把「他人」視為自己的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視為另一種類靈魂的成員。當這個笨拙的小男孩在格勒諾布爾看到他的同學無憂無慮地喧譁打鬧時，他就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了這種異類的存在。後來，這位朝氣蓬勃的下級軍官亨利·貝爾在義大利更痛苦地體驗到了這一點，他當時心懷嫉妒，無可奈何地模仿其他軍官，讚賞他們，他們都善於使米蘭的女人順從，善於誇海口，故意把佩刀甩得丁當作響。不過，那時他總因自己的柔弱、窘迫和敏感而感到羞愧，認為這是一個男人的缺點，一種一文不值的卑賤。多少年當中他都——極其可笑而又徒勞無益地！——試圖抑制他的這種天性，學這些喧擾不休的暴徒拚命吹牛，以便跟這些粗魯的夥伴一樣胡來，讓他們佩服。這個愛動感情的人漸漸地十分吃力地，非常痛苦地在自己的不可救藥的另類本性中發現了一種多愁善感的美——這個心理學家覺醒了。司湯達漸漸對自己產生了好奇心，開始發現自己。他首先認定，他與眾不同，身體組織比別人更細密，感覺更敏銳，聽力更靈敏。周圍沒有一個人像他感受如此強烈，思維如此清晰，像他有這樣的混合的天性，使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感覺到最細微的東西。儘管如此，他卻不能在實踐中實現他的感覺之萬一。毫無疑問，肯定還會有另外一些具有這種奇異特徵的人（「優越的人」），因為，如果不能根據自己的特性像莫扎特那樣去感覺，如果在他心裡沒有同莫扎特一樣的輕鬆靈魂主宰一切，他怎麼能理解蒙田，怎麼能理解他這位辛辣、聰慧、蔑視一切平庸的高人呢？大約在三十歲的時候，司湯達才頭一次想到他並不是一個不幸類型的人，而是屬於極少數高貴的「享有特權」的人，這種人總是零星地散布在不同的民族、種族和國家裡，正如寶石隱在普通的礦石里。他覺得，他就定居在他們中間（不是法國人中間，他像扔掉一件穿著顯小的衣服一樣拋棄了這種屬性），定居在另外一個看不見的祖國，定居在那些具有更細密的精神器官和更敏感的神經的人中間，這些人從不聚合成粗魯的人群和庸碌的幫派，他們只是間或向時代派遣一名使者。他寫書，只是獻給那些耳聰目明者，獻給那些無需強調、無需暗示，由於內心的直覺立即就能讀懂的明白人——他超越他本人所生活的世紀，把他的書獻給這樣的人，他通過鏡子般的書把個人情感的秘密透露給這樣的人。自從他終於學會蔑視以來，他便這樣想：周圍那些眼裡只有塗著粗大刺目的廣告字體、嘴裡只有可口的辛辣香料和油膩烤肉的說大話的粗人又關他什麼事呢？他讓他的於連驕傲地說：「別人跟我有什麼相干？」不，一個人在這樣一個下流、庸俗的世界裡沒有任何成就不必感到慚愧。「平等是使人愉快的最高準則。」要取悅這個庸俗下流的世界，一個人必須與他人採取平等的態度。但是，謝天謝地，他是一個「特殊的人」，一個「優越的人」，一個特殊體，一個與群體有細微差別的人，而不是愚蠢的羊群中的一隻。因其貌不揚而遭受的一切侮辱，在仕途上發展緩慢，在女人面前屢屢出醜，文學上成功無望——司湯達自從發現自己的特殊以來，便把這一切看作自己高人一等的證明。他的自卑感突然勝利地變成了強烈的高傲，變成了司湯達的那種明顯歡快而無憂無慮的高傲。現在他故意遠離各種團體，只關心一件事，「塑造自己的性格」，把自己的性格、心靈的面貌獨具一格地塑造出來。特殊只在一種美國化的即泰羅制世界裡才有價值。他認為，「只有少許不同凡響的事物才會使人感興趣」。那就讓我們不同凡響吧，讓我們保持和加強我們身上這個不同凡響的種子吧！沒有一個酷愛鬱金香的荷蘭人，培育最寶貴種類的雜交體時，比司湯達保養他的矛盾性和特殊性更細心周到。他把這種特異性保存在他稱之為「貝爾主義」的獨特精髓里，保存在使亨利·貝爾永葆亨利·貝爾本色的、只能稱之為藝術的一種哲學裡。為了使自己更堅定地與他人相隔離，他有意識地與他的時代相對立，像他的於連那樣生活：「向全社會開戰。」作為詩人，他鄙視美的形式，宣稱資產階級的法典是真正的詩藝；作為士兵，他譏諷戰爭；作為政治家，他挖苦歷史；作為法國人，他嘲笑法國。他處處在他自己和別人之間挖壕溝，拉鐵絲網，防備別人接近他。當然這樣一來，他也就失去了任何飛黃騰達的機會，無論是當士兵還是當外交官或當文學家，他都一事無成，但這卻使他變得更加自豪了：「我不是畜群里的牲口，我什麼也不是。」不，只對這些粗俗的人而言什麼也不是，在這些微不足道的人而前始終什麼也不是。他很幸福，沒有什麼地方需要他去適應，不需要適應他們的階級、他們的種族、他們的階層和祖國，他熱情地提出用自己的腳走自己的路的怪論，而不是在奴性十足的愚蠢公僕中間走通向成功的康莊大道。他寧可停步不前，站在局外，孑然一身，但始終保持著自由。對這種自由自在，對擺脫一切束縛和影響的自由行動，司湯達有獨到的見解。如果他有時出於需要不得不接受一種職業，穿上一種制服，那麼，他為了保住飯碗，去做他非做不可的事，但不為此多花半點精力和時間。如果他的表兄給他披上一件輕騎兵的外套，他絕不會覺得自己便是一名士兵；如果他寫長篇小說，他也並不因此而就說自己是在從事專業的寫作；如果他必須戴上外交官刺繡的金銀絲帶，那麼，他就得在工作時間內把一個貝爾先生拴在寫字檯前，而這位貝爾先生跟真正的司湯達僅僅有共同的皮膚、滾圓的肚子和骨骼。但不論對藝術，還是對科學乃至對公務，他都沒有獻出他真正生命的一份。事實上，他的一個同事一生也沒想到，他是跟法國最偉大的詩人在同一個連隊里進行操練，在同一張寫字檯上處理公文。即使他的文學界有名望的同行（巴爾扎克除外），也只把他看作一個有趣的閒談者，一個星期天偶爾騎馬越過田間的退役軍官。也許在他的同代人當中，只有叔本華像他的心理上的偉大兄弟司湯達一樣生活和工作在一種類似封閉的精神孤立的狀態中。 司湯達獨特本質的最後一部分始終在於袖手旁觀。從化學上探究這種稀奇的因素則是司湯達惟一實際的深入細緻的活動。他從來都不否認這種內向型生活態度的自私自利，自我欣賞，相反，他還誇耀他的自私自利，並給它取了一個新的挑釁性的名字：自我中心。自我中心——這個詞不是印刷錯誤，千萬別跟它的平庸而粗健的混血兄弟利己主義相混淆。因為利己主義是想要把別人的一切東西都粗暴地據為己有，它有一雙貪婪的手和一副嫉妒的扭曲的嘴臉。利己主義是猜忌的，心胸狹隘的，貪得無厭的，即使它具有某種精神動力，也不能使它擺脫那沒有幻想的粗野感情。與此相反，司湯達的自我中心則不想從任何人那裡掠取什麼，他以高貴的傲氣讓那些奪取金錢的人去抓他們的錢，讓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去搶他們的官職，讓那些追逐名利的人去奪他們的勳章和綬帶，讓文學家去做他們獲取榮譽的美夢——但願他們因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安享幸福！從上面輕蔑地向他們微笑，看他們怎樣圍著貓金[1]伸長脖子，低三下四地弓腰屈背，身上掛滿各種頭銜，塞足各種身份，看他們怎樣拉幫結派，誤以為可以統治世界——很好！很好！他對他們付以嘲諷的笑，沒有嫉妒，也沒有貪慾：讓他們裝滿衣袋，把肚皮填飽吧！司湯達的自我中心只是熱情的防守，它不邁進任何人的管轄區，但它也不讓任何人跨進自己的門檻，它只希圖在亨利·貝爾這個人的內部創造一個完全孤立的空間，一個小暖房，有個性的熱帶稀有植物能在裡邊不受阻礙地生長。因為司湯達只想從自身為自己一個人培育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愛好，自己的歡樂。一本書，一件事，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他人，在他都無所謂，都不重要。一件事對現代、對歷史或對千秋萬代能產生怎樣的影響，他都不予理睬。他喜歡的，他就說好；他眼下視為重要的，他就說是正確的；他所蔑視的，他就說是可鄙的。即使他因為有這種看法而陷入完全孤立，他也不會感到不安，相反，孤立能滿足並加強他的自尊自信。「別人跟我有什麼相干？」於連的這句座右銘在美學方面正好符合這位真正的、成熟的自我中心主義者。 「但是，」這裡也許有人輕率地提出異議，「這一切都是絕對不言而喻的，有什麼必要使用自我中心這個誇張的詞語呢？一個人認為美的東西便稱之為美，一個人只按照個人的感覺安排生活，這是再自然不過的！」誠然，人們可以這樣想，但仔細看來，有誰能做到完全獨立地感覺，完全獨立地思考呢？在那些仿佛憑藉個人的判斷形成對一本書、一幅畫、一件事的看法的人當中，有誰敢于堅持不懈地反對整個時代，反對整個世界？我們承認，時代的空氣就藏在我們的肺腑里，我們的心房裡，我們的判斷和觀點在無數同時代的判斷和觀點中磨礪，不知不覺地磨掉了稜角，眾人看法的諸多聯想像無線電波一樣通過這種氛圍振動，這時，我們就會在無意中受到超出我們想像的影響。人的自然的反射絕不是堅持己見，而是個人觀點對時代觀點的適應，是向多數人感覺的投降。如果多數人，絕大多數人，不是軟弱地順應人類，如果他們千百萬人不是出於本能或惰性放棄私人的、個人的觀點，那麼，人類社會這個龐大的機器早就停止運轉了。這就每每需要完全特殊的力量，需要一種高度的反叛勇氣——能認識到這一點的人是多麼少啊！——才能頂住來自千百萬人的精神壓力而堅持自己的孤立見解。一個人的身上凝結了非常稀有的、經過考驗的力量，他才能具有特殊的品格：對世界準確無誤的認識，精神上高度敏銳的感覺，對各類人不可調和的鄙視，大膽的無視道德的果決，特別是勇氣，三倍的勇氣，毫不動搖地堅持個人信念的勇氣。 司湯達這個最徹底的自我中心主義者是有這種勇氣的。從這一點出發可以更好地觀察這個人：他是多麼勇敢地猛烈攻擊他的時代，一個人反對所有的人，他是怎樣不用盔甲而只靠個人鋒芒畢露的高傲或閃爍不定的佯攻或直截了當的攻擊鬥爭了半個世紀，他受了傷，從許多看不見的傷口往外流血，但一直到最後一刻，也絲毫沒有放棄他的特性和成見。敵對是他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獨立自主是他的快樂。我們可以從上百個例子裡看出，這位堅定不移的反對派是多麼無畏多麼義無反顧地對抗普通的觀點，他是多麼勇敢地向它們挑戰。在一個所有的人都熱衷於談論戰鬥的時代里，正如他所說的，在法蘭西都認為「英雄主義這個概念必然與軍樂隊的指揮密切相聯」的時代里，他把滑鐵盧戰役描寫成烏合之眾的一場混戰；他毫無顧忌地承認，在遠征俄羅斯期間（歷史學家把這次戰役頌為世界歷史的偉大史詩），他本人感到無聊之極。他不羞於承認，在他看來，到義大利去跟他的情人再見一面，比關懷他祖國的命運更重要，欣賞莫扎特的詠嘆調比關心政治危機更有趣。「他不在乎被征服，」法國被外國軍隊占領跟他有什麼關係，他早已是名譽上的歐洲人和世界主義者了，他一分鐘也沒關心過戰爭命運的急轉直下，他不關心時興的觀點，「可笑而又愚蠢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只關心他的精神本性的保存和實現。他在世界歷史的可怕的崩落期間，如此自負而溫柔地強調他的這種個性，以致人們在閱讀他的日記的時候不時懷疑他是否真的目睹過所有那些重要史實。不過，就某種意義而言，司湯達根本就不在場，雖然騎馬通過了戰區或坐在機關里，但他只干他自己的事，他從來沒有感覺到因為自己參加了行動而有義務從精神上參與那些不使他心動的事件。正如歌德在他的編年史里提及的年代只記錄了他閱讀過的譯自中文的作品，司湯達也只在他的時代震驚世界的時刻里記下了他私人的大事：他的時代的歷史和他本人的歷史仿佛有不同的字母和詞彙。因此，司湯達便成了他所處的世界的一個不可靠的目擊者，同時又是他的個人世界的傑出的見證人。對於他這個完美無缺的、值得稱讚的、無與倫比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來說，一切事件只能還原為司湯達—貝爾個人從世界發展進程體驗到的內心衝動。恐怕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像司湯達這樣為他的這個「我」更頑強、更果敢、更狂熱地生活過，把這個「我」更巧妙地發展成「獨特的我」，成為這個英雄的自我和堅信不疑的自我主義者。 不過，正是由於有這種竭盡全力的與世隔絕，這種小心謹慎地拔出軟塞並密封地塞緊，司湯達的精華才毫不摻假、毫不減少地、連同其本性的芳香留給了我們。他並沒有染上時代的色彩。我們看到，他是一個傑出的人，是在心理上完全不同的稀有敏感類型的永恆的個人。事實上，在他所生活的法蘭西的這個世紀裡，沒有一部作品在形式上如此生氣勃勃，保持著如此新穎和如此完好的精神。因為他讓時代遠離他，所以他的作品是不受時代限制的；因為他只過最內在的生活，所以他的影響充滿活力。一個人越是跟著他的時代隨波逐流，他就越會隨著時代一起死亡。一個人越是在自己身上保留真正的本性，就越能憑藉其本性流芳百世。 * * * [1]即黃色雲母。 藝術家 老實說，我不敢說我自己能讀書。我往往更喜歡寫作。這就是全部。 司湯達致巴爾扎克的信 司湯達這個不遺餘力保存自我本性的人，沒有完全獻身於任何事情，沒有投靠任何人，沒有獻身於任何職業，也沒有獻身於任何職務。如果他寫作，無論是創作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還是撰寫心理學著作，他都把自己融入書中。這種激情也只是為了滿足他的個人樂趣。他在自己的悼文里說「凡是他不喜歡的事他從來不做」，把這頌為他一生最大的功績。司湯達只在藝術這一行使他振奮的時候才是藝術家，只有藝術服務於他的最終目的，使他愉快，滿足他的自我歡樂時，他才服務於藝術。他的遺囑執行人簡直是一意孤行，是他故意歪曲司湯達的最後意願，把這種文學上的過高評價刻在了石碑上。「愛過，寫過，活過。」他把這句話刻在大理石上，而遺囑明確規定的則是另一種順序：「活過，寫過，愛過。」因為這個忠於自我選擇的司湯達，希望憑藉這個順序讓人們在他死後知道，他是把生活放在寫作前頭的。他認為享受比創作重要，所有的寫作只不過是他的自我發展的一種有趣的補充，一副對付煩悶的強身劑。如果人們認識不到，在這個充滿激情的生活享樂者的眼裡，文學只不過是他性格的一種偶然的而非決定性的表現形式，那就是對他很不了解。 當然，作為年輕人，初到巴黎這個理想的墳墓時，他也想過要成為詩人，自然是成為一個著名的詩人，不過有哪一個十七歲的少年不這樣雄心勃勃呢？當時他用心寫了幾篇哲學論文，還用詩體寫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劇；在後來的四十年當中他完全忘記了文學，他不是坐在馬背上就是坐在寫字檯前，或在大馬路上閒逛，或抑鬱地徒勞無益地向意中的女人獻殷勤，關心繪畫和音樂遠遠超過關心寫作。一八一四年，在經濟拮据時刻，更加令人不快的是他甚至不得不賣掉他的馬，這時他急急忙忙用一個陌生的名字出了一本書：《海頓的生平》，說得準確些，他是厚顏無恥地剽竊了該書的義大利作者即那位可憐的卡帕尼的原文。卡帕尼後來竟面對這位不知名的邦貝先生大呼救命，因為他驚訝地看到他的書被這個邦貝先生洗劫一空。隨後，司湯達又東拼西湊地寫了一本《義大利繪畫史》，同樣是摘自別人的書，往裡邊塞了一點名人軼事。他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書能給他帶來點錢，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這裡能找到樂趣，他讓手中的筆疾書不止，以各式各樣的假名字戲弄世人，今天他稱自己是藝術歷史學家，明天則充當國民經濟學家（《一個針對工業家的陰謀》），後天又變成了文藝美學家（《拉辛和莎士比亞》）或心理學家（《論愛情》）。在偶然做了這些嘗試之後不久，他認識到，寫東西並沒那麼難。如果一個人聰慧，能很快把心中所想形成語言，那麼在寫作和交談之間就不會有很大的區別，而說話和口授筆錄之間的差別就更小了（用什麼形式，司湯達都覺得無所謂，他寫書或者是用鉛筆亂塗一氣，或者口授，讓人用手指輕鬆地打出來都一樣）。他認為文學只不過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消遣。要知道，他從來都不覺得有必要把他的真名亨利·貝爾寫到他的著作上，這充分證明了他對一切功名的冷淡。 四十歲他才更經常地坐下來工作。為什麼？是因為他已經變得更看重功名，更充滿激情，更熱愛藝術了嗎？不，根本不是，只是因為他變得更肥胖了，因為他——可惜！——更不能得到女人的青睞，重要的是錢更少了，而時間卻充裕得填不滿了。一句話，因為他需要找到代替的東西，「為了消愁解悶」，以免在煩悶中度日如年。正如用假髮代替以前厚密蓬鬆的頭髮，現在對司湯達來說是用寫長篇小說代替生活，他用各種各樣虛擬的夢想補償現實奇遇的減少；最後，他甚至認為寫作是很有趣的事，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比沙龍里一切平庸的雄辯家更令人愉快更精神飽滿的談話對象。是的，假如一個人不像那些巴黎的文人墨客那樣採取不太認真的態度，不像他們那樣用汗水和功名弄髒自己的手指，寫長篇小說真是無愧於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清白而高尚的樂事，一種完全無拘無束的精神消遣。這個日漸衰老的人在這種消遣中越來越多地找到誘人的美。這種事幹起來倒也不很吃力，沒有草稿，而是通過口授讓報酬微薄的書記員筆錄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只需三個月時間，確實無需花費太多的精力和時間。此外他可以嘲笑敵人，譏諷世人的粗俗，以尋開心。他可以戴上假面具，不暴露自己，把最溫情的靈魂的衝動推給年輕人，以此表達自我懺悔之心。他可以表現得激情滿懷而不丟面子，作為老年人像孩子似的充滿幻想而不害羞。這樣，司湯達的創作就變成了一種享受，逐漸變成這位善於享受者個人的隱秘的自我陶醉。但司湯達從來也沒有意識到要創作出偉大的作品，甚至進入文學史。他坦率地向巴爾扎克承認：「我過去總愛講我喜歡的事情，從來沒有想到運用藝術手法來寫小說。」他不考慮形式、批評、讀者、報紙和千古流芳。他作為一個完善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在寫作中只考慮自己和自己的樂趣。最後，很晚很晚了，在五十歲的時候，他才有了一個奇特的發現：人們甚至能夠靠寫書賺錢。他感到更愉快了，因為亨利·貝爾的最高理想一直是孤寂和獨立。 但是，書沒有獲得真正的成功，讀者的胃不習慣這種枯燥的、不抹黃油不加香料的食物，於是他便不得不為自己的人物形象想出一群讀者，那是未來的什麼時候，在另一個世紀裡的一群精英，「一些幸運者，」一八九〇年或一九〇〇年的一代人。但同時代人的冷淡對司湯達的傷害並不嚴重，最後，那些書甚至只是寫給他自己的書信。「別人跟我有什麼相干？」司湯達只為自己寫作。這位衰老的享樂主義者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新的、最後的、可心的樂趣：在上面閣樓里就著木桌上的兩支燭光寫作或口授，而這種跟自己的靈魂和自己的思想的完全的自我談話在他生命終結前變得比所有的女人和歡樂都更重要，比富瓦咖啡館，比在沙龍里的討論，甚至比音樂都更重要了。孤獨中的享受，享受中的孤獨，他的這種頭一個和最早的一個原始理想，終於被這個五十歲的男人在藝術中發現了。 不過，這是一個遲來的歡樂，一個已被斷念遮蔽的陰沉的歡樂，因為司湯達的創作開始得太晚了，以致不能使他的生命得到創造性的發展，他的創作是在用音樂伴送和實現他緩慢的死。司湯達四十三歲開始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與黑》（早年的《阿爾芒斯》略而不計），五十歲寫《呂西安·婁凡》，五十四歲寫第三部長篇小說《巴馬修道院》。三部長篇小說耗盡了他的文學才華，從主題來看，三部長篇小說只是一個主題，是同一個原始的基本生活經歷的三個變種，即亨利·貝爾青年時代的精神歷史。這個日漸衰老的人不讓它在自己心中泯滅，而是想一再地更新它。所有三部作品都可以冠以他的後輩人和蔑視者福樓拜的標題：《情感教育》。 因為這三個青年人，受虐待的農民的兒子於連，嬌生慣養的法布里斯侯爵和銀行家的兒子呂西安·婁凡，以同樣熾熱的不受限制的觀念走進一個感情日漸冷漠的世紀。他們都是拿破崙的熱情擁護者，都是英雄業績、偉大事業、自由的嚮往者；他們都是首先從充沛的感情出發尋找一種比現實生活所允許的更高、更明智、更輕鬆的形式。他們三個人都對女人充滿隱忍的激情，都有一顆迷亂的童貞的心。他們三個人都深刻地認識到，一個人即使在一個冷冰冰的、與人敵對的世界裡也必定隱藏著一顆熱烈的心並拋棄他的尋歡作樂的情愫，所以他們才猛然醒悟過來。他們懷著純潔的心所作的初次嘗試都因遇到「他人的」（即司湯達的永久敵人的）心胸狹隘和市民恐懼而徹底失敗。他們漸漸都學會了對手的陰險狡詐，耍小權術，詭秘地打小算盤，他們變精了，變得虛假、世故和冷冰冰的了。更討厭的是，他們變得像年老的司湯達一樣聰明、機智和自私，他們成了傑出的外交家、商業天才和高級主教。一句話，他們向現實妥協了，只要他們從自己真正的靈魂王國，從青年時代和純潔觀念的王國產生一種被摒棄的痛苦的感覺，他們就會適應現實。 為了這三個青年，或說得確切些，為了曾悄悄地活在他心中、後來下落不明的那個年輕人，為了「他二十歲的生活」，為了自己的緣故，為了再一次熱情地體驗那個二十歲的人，這個五十歲的亨利·貝爾寫了這些長篇小說。作為一個博學、冷靜而失望的英才，他通過他們敘述了他內心的青年時代；作為通曉藝術的頭腦清醒的理智主義者，他開創了不朽的早期浪漫主義的先河。於是，這些長篇小說便把他本性的原始矛盾奇妙地統一起來；在這裡，也把老年時期的清醒與青年時代的迷惘描述出來。司湯達一生中在精神與感情之間、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的鬥爭，在這三次令人難忘的戰役中勝利地解決了，每一次戰役都像馬倫哥、滑鐵盧和奧斯特里茨戰役一樣長久留在人類的記憶里。 這三個青年，雖然命運不同，階層和性格各異，但在感情上卻是兄弟，他們的創造者促使他們繼承和發展了他本性中的浪漫主義成分。同樣，他們的三個對立角色也是一個人，莫斯卡伯爵，銀行家婁凡和德·拉·莫勒侯爵，又都是貝爾，但在這個完全精神化的理想主義者身上，在這位後來變明智了的老年人的身上，所有的理想主義觀念都被理智的靈光漸漸燒盡和消滅。這三個對立角色象徵性地指出，生活把這個青年最終造成了什麼樣的人，他怎樣「體驗了一切歡樂，然後感到厭倦了，漸漸變得清醒了」（《亨利·貝爾談他的個人生活》）。 英雄主義的狂熱消亡了，老謀深算的伎倆代替了美妙的陶醉，一種冷靜的消遣代替了火熱的激情。他們統治著世界，莫斯卡伯爵統治著一個侯國，銀行家婁凡控制著交易所，德·拉·莫勒侯爵控制著外交界。但他們都不喜歡由他們任意操縱跳舞的木偶，他們看不起這些木偶，正因為他們太了解身邊這些人的卑劣。他們對美色和英雄業績還是有同感的，但也只是有同感而已，他們都把履行自己的義務換成了一事無成、永遠耽於幻想的青年時代的朦朧而不切實際的夢想。正如那位冷靜聰明的國務大臣安托尼俄對待年輕熱情的詩人塔索一樣，那些表現生活的散文作家也是又樂於幫助又心懷敵意、又瞧不起又暗含妒意地面對這個年輕的對手，像精神面對感情，清醒面對夢境。 司湯達的世界就是在這種男人命運的永恆的兩極之間，即在孩童般對美色的朦朧的渴慕和對現實權勢力量堅定自信而又嘲諷冷靜的追求之間周旋。女人們所面對的就是這些青年人，這些羞怯而熱情似火的追求者，她們穿著窸窣作聲的美麗的衣裙，婉然拒絕他們強烈的渴念，她們用柔美的輕聲細語平息他們得不到滿足的憤怒。司湯達的這些溫柔的、即使充滿激情也不失高尚的女人，德·雷納爾夫人，德·夏斯特萊夫人，桑塞維利納女公爵，人人都懷著一顆純真激動的心。不過即使是虔誠的獻身，也不能為她們的情人保持靈魂的處女似的純潔，因為這些年輕人每向生活邁進一步，就在人的卑劣性泥潭裡深陷一寸。這些大智大勇的女人具有高尚的品質，她們能使人的心胸寬廣，她們與齷齪的現實和低劣的實用主義世道是相對立，她們有別於蛇一樣狡猾的渺小的陰謀家和鑽營者——一句話，就是有別於司湯達以蔑視和憤怒的態度所面對的那些平庸者。司湯達以青年時代浪漫主義的眼光美化這些女人，作為一個年老的人依然蹚進愛的旋渦，這時，他便以鬱積心頭的全部憤怒把那伙卑劣的強盜推上了斷頭台。他以憤怒的態度和不潔的言詞塑造了那些法官，檢察官，部長，儀仗隊軍官，沙龍里的饒舌者和背後講人壞話的卑鄙小人，每個人都像糞土一樣黏滯和鬆軟，但改變不了的厄運使所有這些無足輕重的人成群結隊地膨脹，數量多得驚人，像通常在人世間一樣，他們總能成功地悶死崇高的人。於是，在他的史詩風格的作品裡，不可救藥的夢想家的痛苦憂傷便與失望者匕首般犀利的譏諷交替出現。司湯達在他的長篇小說里懷著憎惡的心理描寫真實的世界，不亞於他懷著火熱的激情描寫虛構的理想世界，他是兩個領域裡的藝術大師，在精神方面和感情方面都十分熟悉，能夠駕輕就熟。 正是這一特點使得司湯達的這些長篇小說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地位，因為它們都是晚期作品，感情是青年人的，思想卻是深邃的。只有間距才能創造性地闡釋每種激情的意義和美。——「受感動者本人在被感動的那一剎那並不知道自己感情的細微差別。」他也許會以抒情詩和讚歌的形式任意頌揚他的狂喜，卻絕不會解釋它，不會以敘事的形式說明它。真實的、敘事的分析永遠要求洞察秋毫，心緒安寧，頭腦清醒，要求有一種超越激情的立足點。司湯達的長篇小說就極具這種內涵和外延；在這些作品裡，藝術家恰恰是在男人生涯浮沉之間的界限上意識清醒地描述了這種感情；他又一次心情激動地感受到他的激情，但他已經理解它並能從內心裡抒寫它，從外部約束它。僅只這一點就說明司湯達的這些長篇小說里存在著觀察他的新生激情內幕的動力和強烈的渴望——外部發生的事情恰好相反，藝術家並不重視小說手法方面的東西，他只以相當即興的方式草率從事（他自己承認，在一章結束時還不知道下面的情節該怎樣安排）。他的作品只從內心的波濤起伏上看具有藝術魅力和動人心弦的特點。他的作品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為人們覺察到他們在內心裡也有同感，最不可比擬的是因為司湯達自己的羞怯和隱蔽的靈魂湧入了他心愛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中，他讓他的人物為他自己的雙重性格而受到痛苦的折磨。在《巴馬修道院》里關於滑鐵盧戰役的描寫是他青年時期旅居義大利全部生活的精湛的縮寫：像他本人奔向義大利一樣，他的於連奔向拿破崙，想在戰場上建立功勳，但現實卻不斷地奪走他關於義大利的想像。他經歷的不是地動山搖人喊馬嘶的騎兵進攻，而是現代戰爭喪失理智的混亂，他找到的不是大軍，而是一群罵罵咧咧、玩世不恭的僱傭兵，不是英雄而是人，是跟穿著五顏六色或普通服裝沒有什麼兩樣的平庸的人。這種清醒的時刻只能出現在他這個大師的筆下。在我們這個凡人的世界裡靈魂的狂喜一再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化為泡影，還沒有一個藝術家把這種心態描述得如此盡善盡美，他才會成為超出自己的藝術理念的藝術家：「誰沒有激情，誰就沒有精神。」 但是奇怪的是，司湯達這位長篇小說作家竟不惜任何代價隱藏他的這個感同身受的秘密。他羞於讓一個偶然的、最終冷嘲熱諷的讀者猜到在虛構的於連、呂西安和法布里斯身上赤裸裸地暴露了多少他靈魂中的秘密。因此，司湯達在他的這些敘事作品中故意裝出不動聲色的冷冰冰的態度，他故意使他的文筆冷氣逼人：「我盡力使人感到枯燥乏味。」寧可顯得堅強也不顯得感傷，寧可沒有藝術性也不慷慨激昂，寧可要邏輯也不要抒情！於是他便把這期間反覆說過的話令人作嘔地傳播於世，他每天早上工作之前都讀民法，以便習慣於這種枯燥的務實的文風。但司湯達絕不認為枯燥是他的理想。事實上，他僅僅是憑藉他的「過分理智的愛情」，憑藉他的清醒的熱情尋找那種在描寫的背後顯得霧蒙蒙的難以察覺的文風：「寫作風格應該像清漆一樣透明：它不應該改變事物的本色，不應該改變反映這一風格的事實和思想。」這句話不應該藉助巧妙的聲樂花腔，藉助義大利歌劇的「裝飾音」抒發出來，相反，它應該消失在具體東西的背後，它應該像一位紳士剪裁合體的西服那樣不引人注意，只準確清楚地表達心靈的活動。因為司湯達的主要著眼點是明確，他的高盧人的清醒的知覺使他憎恨任何模糊不清、遮遮掩掩和臃腫累贅，尤其憎恨盧梭帶進法國文學的那種自我享樂者的感傷情緒。即使在最混亂的感情里他也要求清晰和真實，直至罩在內心陰影中的迷宮都清晰可見。「寫作」對他來說便是「解剖」，也就是把混合的感情分解成幾部分，各部分可以按照度數測知熱情，可以像臨床觀察疾病那樣觀察激情。只有清楚地測出自己感情深度的人才能真正以男子漢的氣概欣賞自己的深奧感情。只有觀察到自己的混亂感情的人，才能認識自己感情的優異之處。因此他願意遵守古老波斯的美德，用這種道德精神認真思考，看他的這顆在幻想中自我陶醉的狂喜的心究竟暴露了些什麼。就精神而言，他是受精神驅使的最幸福的奴僕；就邏輯而言，他同時又是他的激情的主人。 認識自己的內心，通過理解增加激情的奧秘，同時對激情加以研究——這就是司湯達的公式。他的精神上的兒子們，他的那幾個主人公，都有跟他完全一樣的感覺。就是他們也都不願意被盲目的感情欺騙；對自己的感情他們要檢查、監視、研究和分析，他們不僅想要感覺他們的感情，而且還要理解他們的感情。他們經常心懷猜疑地檢驗他們的情感是真是假，在這種情感後面是否還隱藏著另一種更深的感情。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就總要在這中間中止內心的這檢驗飛輪的運轉，查一查它的統計結果。他們不斷地捫心自問：「我愛上她了嗎？我還愛她嗎？在這種情感下我感覺到了什麼？為什麼我沒有什麼感覺？我的傾慕是真實的還是被迫的？是我自己追她，還是我在逢場作戲？」他們不斷地把手放在激烈跳動的脈搏上，只要他們在激動時體溫曲線停頓一個節拍，他們立刻就會覺察到。即使在事件的發展猶如湍湍急流一往直前時，永遠出現的「他想」，「他自言自語」等等就會使敘述的急不可耐的進程中斷。他們像物理學家或生理學家一樣試圖對每一次肌肉的推拉和每一次神經的撕扯從知識上加以評註。在這裡我以《紅與黑》里那個著名的愛情一幕的描寫為例來說明，司湯達讓他的人物形象在一個少女獻身於他的激情似火的時刻表現得多麼理智，多麼機警清醒。於連竟然冒著生命的危險，在夜裡一點鐘用一個立在母親房間開著的窗戶旁邊的梯子爬進德·拉·莫爾小姐的房間裡去——這本是一顆浪漫的心想得出來的、受激情支配的舉動；但在他們熱烈地相親相愛時，二人都立刻變得理智起來。「於連很尷尬，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行動，他壓根兒就沒感到這是愛情。他在窘迫中認為必須大膽些，於是他便試圖擁抱她。『別碰我。』她說，伸手把他推開。對這樣的拒絕他倒很滿意，他趕快掃視了一下四周。」司湯達的主人公在冒險的艷遇中頭腦還這麼冷靜，神志還這麼清醒。現在請看這一幕的繼續發展，看看經過心情激動時的各種思考，這個驕傲的少女最後怎樣投入她父親的這個秘書的懷抱。「瑪蒂爾德對他以『你』相稱是費了很大氣力的。因為這個『你』說出來沒有一點溫柔的情調，於連聽了一點也不高興；他驚奇地發現，他一點幸福感都沒有。為了體味這種幸福，他最終只好求助於思考：他看到自己受到一個少女的寵愛，不過她平時從不不無保留地稱讚人。多虧這麼一思考他才為自己締造了一種虛榮心得到滿足的幸福。」多虧有「這麼一次思考」，也就是多虧有「這麼一種發現」，這個滿腦子情慾的人才在完全沒有溫情沒有熱情的情況下誘姦了這個浪漫的情人。她反而一字一句地直截了當地自言自語道：「我必須跟他談一談，一定要談，一個人應該跟自己的情人談一談。」難道說一個女人在這種心境中就得到解脫了嗎？難道我們在這裡必須用莎士比亞的話來問一句嗎？在司湯達之前有哪一個作家敢於讓人在被誘騙的時刻如此冷靜地受到檢驗和考慮一己的私利？再說，這些人就像司湯達筆下的所有人物一樣根本不是像魚一樣冷淡的性格？但我們在這裡已經接近了他的心理描寫藝術的核心技巧，這種技巧本身就把熱情分在不同的溫度中，把感情分在不同的刺激範圍內。司湯達從來不曾整體地觀察激情，他永遠都是觀察激情的局部，他是用放大鏡甚至用快速攝影機追尋激情的結晶。凡是在現實的領域裡作為惟一的衝擊和搐動的運動，都被他天才的分析精神精細地分成許多時間小段，他人為地在我們面前放慢心理活動的速度，使我們更容易理解它。司湯達長篇小說的情節只發生在心理的時間內，而不是塵世的時間內（這是它的創新之處！）。由於有司湯達的創作，敘事藝術第一次（而且預見到一種發展地）轉向揭示無意識的官能行為。《紅與黑》開創了「實驗小說」的先河。這種試驗後來使心理科學與文學創造徹底結為兄弟。司湯達長篇小說里的一些段落事實上總使人想起實驗室的客觀或教室的冷靜。儘管如此，司湯達熾烈的寫作熱情仍然與巴爾扎克一樣充滿創造精神，不同的是，司湯達更注重邏輯，更狂熱地追求明確，更有決心揭示心靈世界。刻畫世界對他來說只是通向把握靈魂的間接途徑，在整個壯觀的宇宙里他的熱烈的好奇心總是緊緊盯著人類，而在人類中卻又總是盯著那個他無法理解的獨特的人，那個人的縮影是司湯達。要探究這個人，他才成了詩人，成了只是為了刻畫他這個人的創造者。雖然司湯達由於天資聰慧成了一位最完美的藝術家，但他本人卻從來沒有獻身於藝術；他只是把藝術當作最精密最有靈氣的工具來利用，目的是測知靈魂的振動，把這種振動轉化為音樂。藝術從來都不是他的目標，藝術永遠只是達到他惟一的永恆目標的途徑。他所追求的目標是：發現自我，認識自我的樂趣。 令人愉快的心理學 我真正的激情是認識和感受的激情。它們永遠都得不到滿足。 在一次社會聚會上，有一個很老實的市民走到司湯達身邊，彬彬有禮地問這位陌生先生的職業。一絲不懷好意的微笑掠過亨利·貝爾這個玩世不恭者的嘴角，兩隻小眼睛閃著狂妄自大的光，他故作謙遜地回答道：「我是人類心靈的觀察者。」當然，這是一種嘲弄，出於喜愛虛張聲勢，他朝著一個大惑不解的資產階級眨著眼睛，但在這種貌似戲弄人的遊戲中卻攙雜著相當一部分的坦率，因為事實上，司湯達一生中有目的地從事過觀察心靈的活動。 司湯達是具有心理學家神秘愛好的人，這種人為數不多，他們沉湎在「令人愉快的心理學」之中，幾乎是罪惡地沉湎在精神類型人的享樂者的激情里；但他以高尚的態度陶醉於探索心靈的奧秘是多麼意味深長啊，他的心理學的藝術運用得多麼輕鬆自如，多麼扣人心弦啊！在這裡，好奇心從敏感的神經，從耳聰目明的感官把它們的觸角伸到前面來，懷著微妙的貪慾從有生命的東西里吮吸甜蜜的精神的精華。這種靈活的才智無需抓住手邊的任何東西，他從來都不用暴力手段把奇特的現象擠壓在一起，折斷它們的骨頭，以便使它們適合死板的普洛克儒斯忒斯的床。司湯達的分析使人感到有一種突然發現的驚異和愉快，一種偶然相遇的新鮮和欣喜。他的那種男人的、貴族的貪得無厭過於驕傲，不可能氣喘吁吁、大汗淋漓地去追求知識，也不可能用一連串論據把它置於死地。他憎恨過分咀嚼事實並像哈魯斯佩克斯那樣在事實的內臟里翻尋這種叫人大倒胃口的手藝：他的敏銳的感覺，他的手指尖對美學價值的感覺，從來都不需要野蠻貪婪的抓握。各種東西的芳香，它們的本質飄浮著的氣息，它們像乙醚那樣輕的精神影響，向這位品嘗的天才泄露出它們內在本質的全部意義和秘密，他從微小的刺激認識到一種感情，從軼事中了解歷史，從格言中辨別一個人。只要有轉瞬即逝的、幾乎抓不住的細節，只要有「縮短的」、梅花草那麼大的感覺，對他說來就足夠了。他知道，正是這些對「細小的事實真相」的觀察，在心理學裡具有決定的意義。他的銀行家呂西安·婁凡說：「細節中存在著獨創和真實。」而司湯達本人則自豪地把這贊為一個時代的方法，「這個時代是喜歡細節的，而且完全有理由喜歡細節」，它已經預示著下一個世紀，這個未來的世紀不再憑藉空泛、艱深和漏洞多的假設來推動心理學的研究，而是要從細胞和芽孢桿菌的分子情況來研究身體，從過細的觀察，從振動和神經的震顫來計算出心理活動的強度。當康德的門徒謝林和黑格爾等人在他們的講壇上還變戲法似的把整個宇宙都變到他們教授帽子的下面時，這個孤獨的人已經知道了，哲學家稱霸的高尖塔的無畏艦隊的時代徹底結束了，現在只有悄悄接近的潛水艇施放的細心觀察的魚雷控制著精神的海洋。但他是多麼孤單地在片面的專家和怪癖的詩人中間從事這種機智的猜謎藝術啊！他是怎樣的孑然一身，他是怎樣走在當時那些片面的權威心理研究家的前面，他是怎樣由於背上沒有被學識束緊的假設而跑在他們前面。他說：「我既不指責，也不贊同，我是在觀察。」他把知識當作遊戲，當作運動，他追求知識僅僅是為了自得其樂！正如他精神上的弟兄諾瓦利斯，諾瓦利斯像他一樣通過詩人的感覺走在一切哲學的前面，他只愛知識的「花粉」，這些偶然吹來的，但包含著生物內部最核心意義的花粉內部卻是假想中的盤根錯節的廣闊體系。司湯達的觀察總是局限在細小的、只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變化，局限在感覺初次結晶的那短暫的一剎那。只有到那時他才會感覺到從肉體到靈魂都接近生活的那種內在聯繫的時刻，那些經院哲學家傲慢地把這種時刻叫做世界之謎，他正是從最小的感知預測到最大的感知。所以，他的心理學初看只不過是思想的金銀絲編織品，是一種雕蟲小技，一種有敏感性的遊戲，但他具有一種不可動搖的（和正確的）信念：認為最細小精確的感知比任何理論都能賦予感情世界更重要的認識。「人心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容易被感知。」心靈的科學除了這些偶然中斷的感知以外沒有其他任何通向黑暗的安全通道。「只有感覺才有可靠的真實性」，因此，「一生中注意觀察五六種思想」也就足夠了。從中可以——不是強制地而是符合個人意願地——形成規律，這是一種精神的法則，理解這種法則或哪怕只意識到這種法則，便體現出每種真正心理學的興趣和熱情。 這樣一些小的大有益處的觀察，司湯達進行過無數次，難得的罕見的發現也不在少數。從此便使每一次藝術家的心理說明變得十分肯定，甚至完全徹底。但司湯達本人卻從未利用過他的這些發現，他只是把這些在腦海里閃現的思想漫不經心地寫在紙上，但不加整理，更不使它系統化。在他的書信、日記和長篇小說里人們可以發現這些散在的繁殖力很強的種子，一任將來在偶然中被人發現。概括說來，他的全部心理學的成果是由一二百個警句和長篇小說段落組成的，他很少下功夫把幾個部分組合在一起，從來都沒有對它們做一次真正的整理，使之成為一種完整的理論。就連那篇論述激情的專題文章，即那篇論述愛情的文章，也只不過是傳奇、警句和軼事的一個大雜燴。他十分謹慎，並不把這篇研究文字稱為《愛情》，而叫作《論愛情》，我們最好還是譯成《關於愛情的一些研究》。他至多勾勒出了幾個結構鬆散的基本區別，把愛情分為「激情的愛情」、「肉體的愛情」和「情趣的愛情」，或者他草草地寫出了一種愛情的產生和消亡的理論，但實際上只是用鉛筆來寫的（事實上他寫書也是使用鉛筆）。他的目光只局限在暗示、猜測、不負責任的假設，這一切都貫穿在他閒談時講到的一些逸事趣聞里。因為司湯達絕不想成為深邃的思想家、徹底的思想家、服務他人的思想家，他從來都沒有下苦功夫去繼續深入探究偶然碰到的東西。這個心靈歐洲的懶散的「旅行者」，寬宏大量、滿不在乎地把具體安排、擴大和充實故事的辛勤踏實工作留給那精神領域的趕車人和粘貼者。事實上，整個一代法蘭西人已經對他順便提到開頭的大多數主題做了詮釋。從他的關於愛情結晶的著名理論中產生了十幾部心理分析的長篇小說（他的愛情結晶論是把感情覺醒跟一個在礦山鹽水中浸泡很長時間後突然在一剎那間生出看得見的結晶的「薩爾茨堡的樹枝」相比）。從他的一段倉促潦草寫就的關於種族和環境對藝術家影響的評註中泰納[1]引出了一個對奠定他的哲學的基礎十分重要的假說。但司湯達這個不工作的人和即興作者從來都是把他的心理學寫在斷簡殘篇和格言中。他的法國祖先在這方面的門徒帕斯卡爾、尚福爾、拉羅什福科和沃維納克，他們和司湯達一樣，出於對一切真理髮展的敬重，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觀點壓縮成一種堅實而持久不變的真理。他只是零散地拋出自己的見解，根本不關心它們是否能夠被人接受，不關心它們今天已被認作真理，還是一百年後才被承認為真理。他不關心它們是某人先於他寫出來的，還是別人將在他之後把它們寫出來：他像呼吸、說話和寫作那樣毫不費力地自然而然地進行思考和觀察。尋找同道者從來都不是這位自由思想家所操心的事。觀察，更深刻地觀察，思考，更透徹地思考，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像尼采一樣，他不僅敢於想，而且有時會像著了魔似的毫無顧忌地想。他堅強而果敢，甚至把真理置於手掌上把玩，愛知識猶如懷著一種肉慾的喜悅。這個人充滿生活情趣，像冒著泡沫的香檳酒，酒珠欲滴，晶瑩透明！他的警句永遠只是他內心財富偶然超出酒杯的邊緣噴灑出來的零散的水滴。司湯達原來的精神財富兼有冷靜和火熱的兩面，始終保存在他的內心中，猶如保存在透明的高腳杯里，只有死才能把這個杯子打碎。但是這些潑灑出來的水滴卻具有極大的振奮精神的麻醉作用。它們像名牌香檳酒一樣加速心臟的跳動，使憂鬱的感情煥然一新。他的心理學不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大腦里的幾何學，而是一種生活濃縮了的精華。這使他的真實變得如此逼真，使他的觀點變得如此具有遠見卓識，使他的知識如此廣泛運用，而這一切既是無與倫比的，同時又是持久不變的，因為沒有任何一種勤于思索像一個信心十足的人無憂無慮地敢于思索，能充分地理解這種活生生的東西。思想和理論，就像《荷馬史詩》中冥府的陰影一樣，永遠只是鬆散的模型，沒有形體的鏡中影像；當它們吮足了人的血液時，它們才會有聲音有形體，才能夠與人來交談。 * * * [1]依波利特·泰納（1828—1893），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文藝理論家。 自我描述 我從前是什麼？我現在是什麼？我很難說清。 只有司湯達本人才有這樣令人驚異的描寫自己的匠人之筆，這是任何別的大師都辦不到的。「要了解人，只要研究自己；要了解眾人，卻要接觸他們。」他說，並立即添加了一句，說他只是從書本上了解人，他的所有學業都是通過自學完成的。司湯達的心理觀察總是從自己出發。它的目的僅是返回自身。但這條個人道路周圍卻是人的整個精神世界。 童年時代司湯達就經過了觀察自我的第一個學程。他熱愛他的母親，但母親的早逝使他成為棄兒以後，他就看到周圍充滿著敵意和陌生的心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內心活動全部隱藏越來，不讓別人看到他的內心，他很早就以各種偽裝的方式學習說謊「這種奴隸的本領」。他躲在角落裡，用不滿和怨恨的目光窺視父親、姑媽、老師、一切折磨和統治他人者。憎恨把他的目光磨礪得充滿無限的憤怒。在進入社會實際生活之前，他就由於迫不得已的自衛，由於受人誤解的精神壓力，熟諳對人的心理分析。 這位如此冒著風險地接受預備教育的人，他的第二學程持續了很久，實際上持續了一生。這個學程就是愛情，女人成了他的高等學校。人們早就知道——他本人也不否認這個令人憂傷的事實，司湯達作為追求女人的人並不是英雄，不是征服者，只不過是一個愛裝作唐璜的人。梅里美寫道，司湯達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自己被愛，很遺憾，他幾乎永遠是不幸地被愛。「在愛情方面我幾乎永遠都是不幸的，」他不得不承認，「在拿破崙的軍隊里像他這樣占有極少女人的軍官寥寥無幾。」他從他肩膀寬闊的父親和本性溫和的母親身上繼承了一種非常迫切的情慾：慾火旺盛，雖然司湯達總是急不可耐地檢驗每一種情慾表現，看她對他是否「忠誠」，但他一生始終都是相當悲哀的愛情騎士。在家裡，在寫字檯旁，在遠離危險的情況下，這個典型的享樂者在性慾戰略方面總是出類拔萃的（遠離了她，他總是很勇敢，什麼都敢做）。他在日記里十分精確地寫著他使自己眼下的女神完全墮落的時間（「我要在兩天後得到她」）。不過剛剛來到她身邊，這位自封的卡薩諾瓦立刻就變成了一個靦腆的中學生。第一次向女人進攻通常（他本人也承認）以男人在開始表示順從的女人面前感到內心羞愧而告終。每當他必須主動獻殷勤的時候，他就變得「又羞又窘」。每當他應該表現出溫存體貼的時候，他就變得玩世不恭。在需要進攻的時候，他卻優柔寡斷。一句話，他由於左思右想和言談拘謹而耽誤和錯過最佳時機。他由於窘迫，由於畏懼，顯得多愁善感和「易於上當受騙」，為了避免這一切，這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耽於幻想的人便「披上輕騎兵的外衣」，表現出十分粗暴無禮和哥薩克人般直率的樣子，從而藏匿起他的溫情。因此他在女人那裡屢遭慘敗，這是他一生中那種隱蔽的、最終被無意中透露出的絕望。司湯達一生中只盼望有明顯的愛情上的勝利，他說：「對我來說，愛情始終是最大的事，更確切地說是惟一的大事。」對任何人，對任何哲學家、任何詩人，甚至包括對拿破崙，他都沒有表現出像對他舅舅加尼翁或對他表兄馬齊亞爾·達呂這樣真心的敬佩，他的舅父和表兄沒有使用過任何精神的或心理的手段就征服了無數女人的心，也許正因如此，司湯達才逐漸認識到，只要一個人真動感情，就沒有任何東西妨礙他受到女人的青睞。「只要一個人像對待一場檯球戲那樣不在乎輸贏，他就一定會博得女人的歡心。」最後他就是這樣規勸自己，「我特別需要有色鬼的手段。」他對任何問題都不曾較長久較深入地思考過。恰恰由於他（以及我們和他一起）對性慾進行過神經過敏、猜疑心重的自我解剖，他才對他最細膩的感情脈絡有了完整的認識。他自己說過，沒有任何東西像戀愛的屢屢失敗這樣教會他進行心理分析，他追逐女人的失敗次數也不算多，一共也就六七次吧；如果他能像別人那樣有艷福，他也就不必這樣堅持不懈地探測女人的靈魂，了解她們最精巧最溫柔的意識流向了。他在女人那裡學會了怎樣考察自己的靈魂，正是在這裡屢遭拒絕的感受把這個觀察者訓練成了一個嫻熟的心理學家。 司湯達的這種系統的自我觀察老早就發展成自我描述了，這裡還有一個特殊的、極為奇妙的原因：司湯達的記憶力很壞，準確地說，他的記憶力非常任性，變幻莫測，總之他的記憶力很不可靠，所以他總是手不離筆。他從不間斷地做記錄，記在讀物的書眉上，記在零散的紙張上，記在信上，特別是記在日記里。他害怕忘記重要的生活經歷，中斷他生活的連續性（即害怕中斷他有計劃地長久寫作的這惟一一部藝術作品的連續性），他總是立刻把每一次感情的波動和每一個事件固定在書面文字上。他給居里亞爾伯爵夫人寫了一封動人心弦、沾滿淚痕的愛情書信，在信上他以一個記錄員冷漠的客觀態度記下他們的關係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的日期，他記錄了他是在幾月幾日幾點鐘終於征服安吉拉·皮特拉格魯瓦的。人們通常都有這樣的印象：他把筆拿在手裡才開始思考。我們最終應該把那六七十卷以一切想得到的創作的、書信的、軼事的形式所做的自我描述歸功於這種神經過敏的書寫癖好（到今天為止發表的還不到一半）。不是一種愛虛榮好表露的自白願望，而是擔心名為「司湯達」的這種不可能再造的特殊物質從他那沙漏般的記憶中滲漏一點一滴的利己的恐懼心理，為我們如此完整地保存了司湯達的傳記材料。 像對待他的所有其他特性一樣，司湯達以具有先見之明的明確態度分析了他的記憶力的這種特殊性。首先他承認他的記憶能力是具有極端自我中心特點的。「我不感興趣的東西，我一點也記不住。」因此他很少記住心靈以外的東西，他記不住數字，記不住日期、事實和地點；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的一切細節他都忘得一乾二淨；他不記得他在什麼時候見過某些女人和朋友（甚至包括拜倫和羅西尼）。不過，他從不否認這個缺點，他毫不猶豫地承認：「我只在那些觸及我的感覺的東西裡面探究真實。」只要他的感覺是準確的，他就敢保證事情是真實的。在一部作品中他堅決地表示「抗議」，說「我從來也不敢描寫事物的真相，而是只描寫它們留給我的印象」。事實再清楚不過地證明，對司湯達來說，「事情本身」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當這些事情引起他心靈震盪時，這種絕對片面的感覺記憶才空前敏銳地發生作用。他也完全不記得他是否跟拿破崙說過話。他不知道，他是真的記得自己曾經越過聖伯納大山口，還是只根據一幅銅版畫記得這件事。同一個司湯達，只要內心深受感動，卻對一個擦肩而過的女人的聲音笑貌和婀娜多姿的體態記得一清二楚。無論在哪裡，只要他沒有感情，他的記憶就像靜止的黑暗的雲層一樣模糊不清，靜止的黑暗的霧層會儲藏幾十年以上——使人們往往弄不清他幾十年的生活狀況。更奇怪的是，在感情太強烈的時候，司湯達的記憶能力也會遭到破壞。他恰恰在他生活的最緊張時刻（在描述越過阿爾卑斯山口，描述巴黎之際，描述第一次愛情之夜時）上百次地重複這個論斷：「我再也想不起那件事了，因為感受太強烈了。」在這個狹隘的有局限的感情領域以外，司湯達的記憶（也包括他的藝術家的氣質）從來都不是很完善的：「我認為我只是一個人類的畫師。除此以外，我什麼也不是。」只有那些使靈魂產生最強烈印象的東西才能經受得住被司湯達遺忘的考驗。因此這位最堅決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寫自傳時從來都不能成為世界的見證人；他其實不能回想自己的經歷，他只能重新感受往事。他在心靈中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反射的曲折途徑再現事情的經過。「他虛構他的一生」：他不是根據感覺的回憶找到事實，而是根據感覺的回憶杜撰和虛構事實。這樣，他的自傳便有點像小說，他的小說有點像自傳。人們不能指望在他那裡看到一種類似歌德在《詩與真》里所做的對個人世界博大精深的描述。作為自傳作者，司湯達按其天性也必定是斷片作品的作者，是印象主義者。事實上他描述自己的畫像只是以鬆散的偶然的筆觸和他那些「日記」里的記錄開始的，他的日記幾十年都不曾間斷，不言而喻，他寫日記完全是為個人的需要。首先只是記錄，只是抓住那些微末的令人激動的感情，只要它們是熱烈的，只要它們像一隻被捉到的小鳥在手心中不安地跳動！只不過不讓它們飛走，抓住和留住一切，不信賴記憶這條不安定的河，它在整個流程中會把一切都沖走和淹沒！不怕把無關緊要的東西，把感官上的純粹的小玩藝兒雜亂地堆散在大衣箱裡。誰知道，也許這個成年人恰恰最喜歡觀察這些曾經使他心動的古怪而平庸的東西呢。因此，這是一種使這個少年能夠收集和保存感情的霎時圖像的天才的本能。這個成熟起來的人，這個嫻熟的心理學家和傑出的藝術家，終將懷著感激之情，像專家那樣熟練地把它們安排在那幅描述他的青年歷史的大型繪畫裡去，即安排在他取名《亨利·勃呂拉》的自傳里。那是以晚年奇異而浪漫的眼光來看他的童年。 像寫長篇小說一樣，司湯達很晚才在有意識地撰寫的自傳體作品裡闡明他青年時代的思想狀況。一位日漸衰老的人坐在羅馬城裡蒙托里奧的聖彼得教堂的台階上回想他的一生。再有幾個月他就年滿五十周歲了；過去了，青年時代已完全消逝，女人也好，愛情也好，都不復存在了。現在也許正該發問：「我過去是什麼人？我現在是什麼人？」那個為更有準備更有戰鬥力的晉升和冒險、而對人心進行仔細研究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現在需要的是總結和回顧。有天晚上司湯達百無聊賴地從公使的晚會剛剛回來（感到寂寞無聊，是因為再也不能占有任何女人，厭倦了一切輕浮的交談），便突然決定：「我必須把我的生活記錄下來！如果這件事在兩三年後完成了，我也許就會知道我過去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了：愉快的還是憂傷的，聰慧的還是愚蠢的，勇敢的還是怯懦的，說到底，是一個幸福的人還是一個不幸的人。」 下決心容易，做起來就難了！司湯達已經下定決心在《亨利·勃呂拉》這本書里寫出純粹真實的東西（這個名字是用代碼寫的，這是為了使那些好奇者認不出他來）。但他知道做到真實，一反自我常規寫出來這種真實的存在，是很難的！怎樣在這鬼影憧憧的往昔的迷宮裡找到路徑，怎樣區別鬼火和明燈，怎樣擺脫那些戴著假面具蹲伏在各個彎路岔道後面的謊言！司湯達這位心理學家在這第一次，也許是惟一獨創地發明了一種方法：為了讓自己不至於被令人愉快的回憶的假象所蒙蔽，奮筆疾書，不重讀，不深思。（「我的原則是不使自己為難，也不讓他人忘卻。」）乾脆丟掉羞臊，拋棄疑慮；在內心的自我法官和檢查官醒悟之前，令人驚奇地突然出現他的自白。不是像畫家那樣細描，而是像攝影師那樣抓拍！永遠及時抓住特徵動作原始的激動心情，不讓它形成藝術的戲劇的模式。司湯達快筆如飛地寫他的自我回憶，一蹴而就，事實上就是沒有再通讀一遍這些筆錄，完全不在乎風格、統一性和有條理的表現力，整個就像一封寫給朋友的私人書信：「我寫這些，沒有說謊，也不抱幻想，心情愉快得像給朋友寫信。」這句話里的每一個詞都是重要的，司湯達做自我描述，「正如他希望的那樣」，是按真實的面貌寫，沒有幻想成分，「懷著愉快的心情」，「像寫私人信函」，這一切「都像盧梭那樣不做藝術的渲染」。他有意識地為了真實而犧牲回憶錄的美，為了心理分析而犧牲藝術。 事實上，從純技巧角度看，《亨利·勃呂拉》和它的續篇《一個自我中心者的回憶》一樣，是很成問題的藝術成果。此外，兩部作品都寫得太匆忙，太鬆散，太沒計劃。某種回憶的事實浮現在司湯達的腦際，他便閃電般快地把它寫進書里，不管它是否適合於安插在那個地方。正像在他的筆錄里，最崇高的東西與最淺薄的東西並列，不恰當的泛泛空論與最秘密的個人私事混雜在一起。不過正是這種無拘束地信筆寫來，這種隨隨便便的敘述自己才透露出各種各樣的真實情況，這當中的每一件真情都比平時的一頁書更能發揮心靈文獻的作用。那類關鍵性的自白，如關於他對母親的頗具危險的傾慕的那段留有罵名的自白，關於對他父親的兇殘的不共戴天的憎恨，這些自白在別人那裡，只要一位檢查官有時間監督它們，總是在膽怯地躲進下意識角落不冒出來：這些深藏心底的東西——只可以這麼說——是在勉為其難的道德方面的疏忽大意的情況下故意偷運出來的。司湯達從來都不給他的感受留有時間把自己修飾成「美的」或「有道德的」東西。僅僅是由於有這種絕妙的心理學家做法，他才在這些感受最敏感的地方抓住它們。而這些感受在別人那裡，在那些蠢人和慢性子人那裡，他們往往大叫一聲跳起來就跑。這些被當場抓住的罪行和非常顯眼的事情赤裸裸地，靈魂完全赤裸裸地，而且全然不知羞恥地突然出現在光潔的白紙上，人們第一次看見它們無不目瞪口呆。這時從一顆小小的赤子之心裡爆發出的，是多麼奇異的悲劇般怪誕的驚恐不安，是怎樣惡魔般的無比強烈的憤怒感情啊！人們怎能忘記，他切齒痛恨的姑媽死去時的那一幕（「她是降臨到我的可憐的童年時代的兩個魔鬼中的一個」——另一個是他的父親），當時那個小亨利，那個痛苦的無比孤獨的孩子是「怎樣雙膝跪地感謝上帝呀！」緊挨著這句話（在司湯達心裡多種多樣的感情是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便是那句簡短的注釋：就是這個魔鬼也曾在（被精確描寫的）一秒鐘內撩撥起這個孩子早熟的性愛。在司湯達以前人們幾乎不曾探尋過人類有多少不同的層次，不曾探尋過最對立的東西和最矛盾的東西的神經末梢怎樣相互觸動，不曾探尋過不成熟的孩童的心靈怎樣包含著卑劣和高尚，殘忍和溫柔，它們都層層疊疊地存在於極薄的層面上。正是有了這些完全偶然的不經心的發現，自傳里的分析才真正開始。 對形式和風格，對後世和文學，對道德和批判的這種不留意和漠不關心，這種嘗試的顯著的個人特點和自我欣賞特徵使《亨利·勃呂拉》成為一個無與倫比的精神文獻。儘管司湯達總想通過他的長篇小說成為藝術家，但他在這裡只是一個受好奇心驅使而挖掘自我靈魂的人和個體。他的自畫像包含著零星事物所引起的難以言表的刺激和即興創作的天然的真實。人們既不能從他的作品中也不能從他的自傳中徹底認識他。人們不斷地感覺重新受到誘惑，希望去破解他的那些猜不透的謎，在辨認中理解他，在理解中辨認他。這樣，他的雙重色彩的、又冷又熱的、受著神經和精神震盪的靈魂才會至今仍然對活在世上的人產生強烈的影響。通過塑造自我，他把他的好奇的興致和觀察靈魂的藝術傳給了新的一代，教給了我們大家怎樣從自我詢問和自我探察中尋求激動人心的樂趣。 司湯達的現代特徵 我將在一八八〇年聞名於世。 司湯達 司湯達跳過了十九世紀這一整個世紀，他開始於十八世紀狄德羅和伏爾泰的樸素的唯物主義，結束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心理物理學，即已成為科學的心理學。正如尼采所說的，「無論如何也需要兩代人才能追趕上他，揭示使他陶醉的謎」，他的作品裡很少有過時和受到冷遇的東西，一大部分預見性的發現早已成為共有的精神財富，他的某些預言在不斷實現的長河中依然生氣勃勃。在長時間落在他的同時代人的後面之後，最終他竟然超越了巴爾扎克之外的所有的人，因為巴爾扎克和司湯達這兩位作家在藝術作用方面儘管是互相對立的，但他們二人都創造了超越自己時代的作品，巴爾扎克是通過現行的社會關係，把社會各階層及其結構的改組、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的金錢至上和政治機器，放大成畸形怪物，司湯達卻是「藉助於他比他人更有預見性的心理學家目光，藉助於緊緊抓住的事實真相」，把個人研成碎末，從中研究細微的差別。社會的發展證明了巴爾扎克觀點的正確，新的心理學也肯定了司湯達方法的合理。巴爾扎克的修正世界的觀點預見到了現代，司湯達的直覺觀點預見到了現代的人。 司湯達的人就是今天的我們，在觀察自我方面更熟練，在心理分析方面更訓練有素，生活上更自得其樂，更不受道德規範的約束，精神上更敏感，對自己更好奇，討厭一切冷靜的認識論，只渴望認識自己的本質。對我們來說，與眾不同的人不再是巨大的怪物，不再是特殊情況，這位孤身獨處於浪漫主義者之中的司湯達就是把自己視為特殊情況，因為心理學和心理分析這門新科學從此為我們提供了各式各樣探清奧妙、分析紛繁事物的精密工具。這個乘郵車來到巴黎、穿過拿破崙軍服的「極有預見性的人」（尼采又一次這樣稱呼他），我們是多麼熟悉他啊！他的非教條主義，他早期的歐洲人自由選擇身份的主張，他對世界的不由自主的客觀化的厭惡，他對一切浮誇的群體英雄主義的憎恨——所有這一切跟我們的看法多麼一致！他對同時代人多愁善感的無病呻吟採取極端蔑視的態度，是多么正確，他對他的那個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區別的認識是多麼深刻啊！他以自己文學上的怪癖的試驗開闢的道路和走過的足跡是數不勝數的：沒有他的於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尼科夫便不可想像，沒有司湯達關於滑鐵盧戰役第一次真實描寫的古典主義典範，便不會有托爾斯泰所描寫的波羅金諾戰役。尼采進行思考的無上快樂是在閱讀了司湯達的作品以後逐漸形成的。這樣，司湯達尋找了一生也沒找到的「親如手足的傑出的人」、「最優秀的人」，終於來到他身邊了。一個惟一承認他的自由的世界主義者精神的遲到的祖國，也就是那些與他類似的人的祖國，永遠給了他公民權利和公民桂冠。除了巴爾扎克這位惟一以手足情敬重他的人以外，在他同代人中沒有一個人像司湯達這樣在精神和感情上與今天的我們更為接近。通過心理分析的媒質出版物，通過冰冷的紙張，我們感到與他的形象聲息相聞，脈搏相通，深不可測，雖然像他這樣探究自己的人寥寥無幾，雖然他總是在矛盾中搖擺不定，帶著鬼火一樣難解之謎的色彩，透露秘密又隱蔽另一些秘密，看似完成卻又沒有結束，但這一切永遠是生動的，逼真的，有生命力的。下一代人最喜歡呼喚到自己中間來的，正是前一個時代的這些有怪癖的人。正是靈魂的最柔弱的振動具有時代的最遠的波長。